2. 新垦地上的磨镰人

祁连县城南侧有一座被作为县城标志的山峰，因为状似牛的心脏，故被称做“牛心山”。此峰海拔4667米，山头终年积雪，山腰林木蓊郁。站在祁连县城的任何一个位置，这座姿态雄浑敦实的山峰都会赫然入目。牛心山的藏语名称为阿米东索，意为“镇山之山”或“众山之王”。

“众山之王”自然应该有“王”的分量和内含，它真的就有。在这座山周遭的地下，就有铅锌矿、石棉矿，以及适宜烧制粗瓷大缸的高岭土，等等。在普通的金属元素中，铅的比重是最大的。因此，在这座山峰雄浑的山姿中，它还具有一种先天性的沉重。

正像此刻以它为核心，分布在这条河谷中“流汗者群”的沉重行色。

1958年11月进入祁连的昌耀，被发派到了这条河谷最西端的一个劳动营地——夏塘台站。亘贯祁连县境的这条大河以祁连县城分界，在县城的东边，叫八宝河；在县城的西边，叫黑河。夏塘台站就在黑河河谷的台地上。这条黑河，此后成了昌耀有关青藏高原的诗歌中，时常出现的一条河流。其次还有“扎麻什”或“扎麻什克”这个名称。这是一个藏族村庄的名字，地理位置与夏塘台相邻。“在醉了的早晨，/扎麻什克人迎回了自己的春神”——这是昌耀1962年11月写在《 酿造麦酒的黄昏》中的诗句。

由阿米东索 （ 牛心山 ） 延伸开去的这个夏塘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类型呢？它是一个海拔不到3000米的山地牧场。“夏塘台”在我的感觉中应该是一个以藏语为词根，由汉藏两种语言混成的地理地形名称。“塘”是藏语，亦即“草场”；“夏塘”，则是夏季游牧的牧场；再加上一个“台”，亦即河谷之上台地地形的夏季牧场。夏塘台在原生形态中，应该是一个丰沃美丽的山地牧场。

岂止是夏塘台，在大自然赋予的地理形态中，整个的祁连县境，本该就是一个美丽的天然牧场。

顺着狭长的黑河一直上溯至约180公里的河谷尽头，有一个海拔4000米名叫“托勒”的高山牧场。在《祁连县志》中，专门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物产说明：“托勒牧场是‘西宁毛’的保留地之一。”这就是说，在包括了内蒙古、新疆、西藏的四大中国牧场中，以“西宁毛”命名的青海牧场上出产的羊毛，其“保留性”的产地之一，就是祁连境内的这个牧场。

是的，历史上的祁连县境及广大的周边地区，原本就是众多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家园。“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在这首西汉时期沉郁悲凉的《匈奴歌》中，祁连山就是游牧的匈奴人的根基，他们丰沃肥美的“粮食”基地。

匈奴人在这里痛失了自己的家园，但祁连山并没有成为农耕者的土地。假如我们在此注意到了阿米东索、扎麻什克这样一类藏语地理命名，就还应该注意到这其中以及周边的诸如峨堡、托勒、阿力克、默勒等等，这样一些蒙古语或突厥语族各语支的地理命名。而祁连，就似乎是一个得名更早的匈奴语的地理命名。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呢？它首先意味的是，为这片地域最早命名的，全部都是游牧民族，它因此而一直是游牧民族的草原牧场。其二，它更意味着一种繁复的、游牧民族政权交替更迭的纵深历史图像。沿着这个图像的始端一直走下去，便是在青藏高原以至整个中国西部上演过黄金史剧的大时空。

关于祁连山和它周边的更广大地域，我在文献资料中查阅到了这样一些相关的游牧民族的政权更迭史：

西汉和三国时期，属西羌牧地。

南北朝到隋代，为鲜卑族与吐谷浑所据。

唐朝与五代，属吐蕃王国。

宋代，为唃厮啰所占。

元代，成吉思汗统一青海。

明代，蒙古人与吐蕃人共同游牧。

明末，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自新疆进入。

清代，属蒙古厄鲁特旗各部牧地。

清末，聚集于青海南部玉树草原的阿力克藏族部落移牧祁连。

对于上述的地理名称及其语族源流，昌耀无疑是敏感的。他有关青藏高原的一系列诗歌表明，他有翻阅历史文献、史志资料，从中追溯特殊人文历史信息的固执热情。但这一切对他来说并不是所谓的知识，而是一种光源和能量，是对他精神库存的扩容，是打通时空的屏障后，天地、古今、物我在大时空中的同怀和化合。

而关于上述各游牧民族的政权迁徙更迭，昌耀此后在《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这首充满游牧的王族毡膻武穆气味的诗中，做出了这样的表达：

历史太古老：草场移牧——

西羌人的营地之上栽种了吐蕃人的火种。而在吐谷浑人的水罐旁边留下了蒙古骑士的侧影……

是的，祁连县水草丰茂的河谷，原本是游牧者世世代代的天然牧场。而1958年初进入其中的垦荒者群，他们被赋予的一个历史性的使命，就是以铁锹为武器，向草原和牧场宣战！把牧场变作农田。

所谓的垦荒就是用铁锹翻地。但牧场上的翻地却比农田上的翻地多了一道工序：这就是把一铁锹生土翻起来后，接着再拍开，将随之带起来的网状草根用手除去。几十年后，给一些垦荒者们留下痛苦记忆的，恰恰就是这些网状草根。由于这些被开垦的牧场无一不植被覆盖密实，牧草地下根系发达，所以，如果垦荒者手中的铁锹锋利、腿部的下踏力沉实凶狠，那么，一脚下去便能解决问题。然而不幸的是，这却是一些拿惯了钢笔、毛笔、粉笔的手，拿惯了音乐指挥棒和弹奏器乐的手，而他们的腿部，无论如何也难以运得上劳动人民那么瓷实的内力，新配发的未经磨砺开刃的铁锹也不锋利。因之，他们脚下的铁锹一脚踩下去，就如同铲在了一张厚实的牛皮上，随之便反弹了回来。再踩，再反弹。如此者再三再四，植物的网状根系才能被彻底斩断。这时候，就听到有人突然大恸：我的手呀，我的手是拉小提琴的，这下全完了！——这是45年后，让刘启增和另外一位当事人汤正大仍然难忘的一幕。

这样的地，就被这些文人艺术家们称之为“牛皮地”。而据这两位当年的垦荒者回忆，这样的垦荒，一天拼上老命也就能开出一分的地积，但当时每人每天的定额却是四分，完不成，就昼夜兼程；还不行，就在翻地质量上施之以诡诈：浅翻、稀疏的翻、“猫儿盖屎”式的翻。

就这样，祁连河谷这一片片的新垦地，赶在1958年春播之时下种了。

我在前边已介绍过，这片牧场下面的土壤是森林灰化土和黑钙土，那的确是抓一把在手中肥沃得能攥出油来的土壤。2003年10月与我们一起到了那片土地上的刘启增，就双手掬起一捧泥土放在手帕中，然后包起来带回了家。

然而，由于这里无霜期短，地温低，作物生长期间常有冰冻，所以，在这片土地上种植出来的麦子，通常又是浆汁不能灌满，籽粒大都干瘪的苦命的麦子。

这正是我在10月份的祁连县境一些地块所看到的，地表上已经落了薄雪，黄中带青的麦子还未收割。

也正如昌耀在回忆“陕西乡党”那篇短文中的记写：“那是一些被早来的冰雪压盖住了的不会成熟了的麦子，其实是一抱麦草。”

对此，祁连县所从属的海北州在1984年出版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概况》中，作了这样的记述：“1958年开垦草地，不仅收获不多，而且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1960年的粮食平均单产只有72斤。”

在这本《概况》里，还对当时的垦荒作了这样一种总结性的记述：“1957年—1965年，海北州以农挤牧，在草原上乱垦放牧草场，牲畜大搬家。‘农业占了滩，牧业上了山’。”

也因此，在2003年祁连河谷的垦地上，当刘启增接着讲述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是如何饿得两眼发绿时，我终于忍不住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要垦荒种地而不顺势放牧呢？难道农场决策者不知道肉食比粮食抗饿吗？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但要从根本上回答它，却并不轻松。

19世纪前后，诸多的西方传教士和探险旅行家进入中国，并先后撰写了诸多记录中国自然人文状况的著作。其中有一位叫做李仙得的西方人在他的《云南游记》中这样写道：“由汉人居住的雅砻江畔由于种植粮食而使植被遭到了彻底破坏。大家还甚至根据习惯而毁坏了所有的植被，以至于夏季的暴雨就会几乎将山麓上的所有腐殖土都冲到雅砻江中去……山脚下小麦和青稞的收成微薄到了极点。”

接着，他又这样大惑不解地发出感慨：“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民族，他们无论迁居到哪里，都会在那里垦殖，创造贫瘠的土壤和制造沙漠化。”

这是农耕的汉民族基因遗传中的顽症和对于土地的立场。

而游牧民族也有完全相反的立场。

公元13世纪初，当强大的蒙古部族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从北方草原上崛起，继而卷地狂飙般地攻城略地，向一切敢于抗击者挥刀问斩时，他的汉族高级幕僚邱处机，曾一再地劝阻这位一代天骄力戒屠杀。邱处机曾这样向成吉思汗晓之以利害：大汗，你夺取了土地，却杀戮了百姓，那么，谁来为你在这土地上种庄稼呢？不长庄稼的土地只能是荒草丛生，你要它又有什么用呢？然而，成吉思汗听到这样的道理却大惑不解，进而气概非凡地表示：那又怎样？荒草丛生的大地难道不正好是我的广阔牧场？

昌耀来到祁连时，牧场已变成了农田 （ 但不是良田 ），这位热爱游牧文明的诗人，此时必须服从于这不伦不类的农耕文明。而1958年冬季的八宝农场，已注定不能是农闲季节。那么，干什么呢？——把第二年春季要干的田间运肥，提前到这个冬季来干。运肥这农活昌耀这一年春季在湟源已干过了，但这里的干法却不大相同，原来是农场缺少必要的工具，往田间背肥的那种背篼不够用，队部便号召大家自想办法。你能猜想得出这些右派们想的是什么办法吗？接下来的情形是这样的：有的人腾出了自己的纸箱子；有的人则拿出了自己的旧裤子，两个裤腿下面用绳子一扎，装上粪肥后，就正好成了搭在前胸后背上的褡裢——不免苦中作乐的喜剧效果。而昌耀则要来得朴实一些，他的工具，是自己的床单，用床单往田间背肥。这是他在上面睡觉的床单，现在在这条床单上，他把自己置换成了输送给大地的有机肥，在开始尚还是比较轻快，继而是越来越沉重的步幅中，和着从自己皮肉中榨出的脂肪黏汁与浊黄的汗滴，注入脚下这被他期待着嘉禾的壤土。这位曾经的湖南乡下豪门大户中顽皮的读书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少年文艺兵，新生共和国的歌手和诗人，由此开始，他22岁的青春的白骨骼，将在这样的压力和研磨中，而渐渐变黄、变硬。

昌耀在《高大坂》一诗中有过这样的诗句：“……是高山的老者，/教会我在冰原上播种，在雪地上收割，/教会我燃取腐殖土取暖。”而在《凶年逸稿》中，他更是这样写道：“我不想苏醒。但是鸡已啼明。/新燃的腐殖土堆远在对岸被垦荒者巡护，/荧荧如同万家灯火，如黎明中的城。”

那么，这两首诗中共同出现的“燃取腐殖土”或“新燃的腐殖土”，是一种极端艰难生存条件的物象比喻呢，还是有具体所指，尤其是这新燃的腐殖土又怎么会“荧荧如同万家灯火，如黎明中的城”呢？经过了解我才恍然大悟，这其中有一个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机关”——

一个堪称奇观的场景出现在了1959年早春的新垦地上。随着畜群迁徙到山顶上的牧人，那天早晨惊讶地看到，山下台地上的人群正蚂蚁垒窝般地，堆垒着一座又一座小型碉堡。他们从远处的山坡切下一方又一方带着草皮的“腐殖土”，然后肩扛、怀抱，或躬腰背着搬进田间。一座碉堡垒成了，再垒另一座，直至十数天后，这些碉堡均匀地布满新垦地。接着，人群又开始往碉堡的空腹中填送干牛粪、混合着地皮土的麦草草屑、干枯的树枝……这一切都装置停当之后，随之开始点火。接着，如同重现古代边塞战争景观般的，遍地的碉堡“狼烟”冲腾。黑色的烟，黄色的烟，白色的烟，汇合成蔽地烟雾，渐渐覆盖了祁连河谷。人和房屋消失了，树林消失了，你只能听见大声地咳嗽，粗野的起哄，兴奋的长嚎……半年前刚刚在社会主义大炼钢铁的土高炉前体会过无产者创造世界的昌耀，以及昌耀们，此时又于大山腹部被开垦的处女地上，制造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农业科技革命——能不“一时无限振奋”？他在反右运动中经受的羞辱，他在湟源县看守所经受的屈辱，此刻完全可以把它们当成郁结在肺管中的黑痰，随着这兴奋的咳嗽，而一口唾将出去！

诗人在流放地的农业革命烟火中，失去的只是一口黑痰，他所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而唾出这口黑痰之后，祁连山顶上冰雪过滤的空气是多么新鲜！

就在这样的烟火中，昌耀写出了他流放生涯中的第一首诗：《 哈拉库图人与钢铁》。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这碉堡形草皮堡垒中升腾的烟火，引发了他对半年前哈拉库图冶炼钢铁的小高炉的联想。

这是一首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共约120行，充满着夸张的时代热情和瑰美乡土物象的诗作：

呜噜——噜——

海螺的吹奏。

太阳，听到这号角，出帐了。

好红火的哈拉库图山庄啊。

“哥哥，

吹得响一些，

再响一些！”

土房顶上的洛洛听到这央求

低头望望木梯站立的未婚妻。

喜娘那么地羞。

对昌耀在流放岁月中写出的，这首有关大炼钢铁运动的“欢乐颂”，此后的一些论者认为它不能抹去“粉饰”的嫌疑。关于这一点，我不认为别人没有理由质疑，但这又是脱开了时间、地点、具体场景氛围和心理情绪氛围的概念性判断。全民大炼钢铁的这种运动形式无疑是滑稽的，而钢铁强国的出发点却代表着国家的梦想，百姓们在瞬间被点燃的巨大热情既是盲目的，似乎也不乏真实和壮观。一个怀着理想主义激情的诗人，于此被引燃的，应该正是寂寞山乡那种民间节日式的狂欢。

是的，这首诗勾起我兴趣的，正是它浓郁的民俗学图像。关于这一点，兰州的新锐诗人古马，在一个被酒精烧灼得兴奋难耐的深夜，从酒场上专门给我打来电话。他先是长长地“嘿——”了一声，继而感叹道：昌耀在1959年的那个时候，就能把这首诗写得那样美；把青海的乡村 （ 风物 ），写得那么地道，实在是太……

我说，还有他不知怎么编出来的“洛洛”那么个名字。古马立即接着说，是啊，洛洛、洛洛，还有那个“绣花针”、那个“河州刀”。一看到洛洛这个名字，就让人想到了那种被叫做“憨墩墩”的人……“嘿——”

洛洛这个名字如果还原的话，大约应该叫做洛桑、或洛桑丹增。一般而言，只有汉族在对某个人表示昵称时，才会将其名字中的主体词素，用叠音的方式来表述。此处对藏族人名做出的这种汉族式的昵称表述，不仅让人感觉到陌生、新鲜，想来它还应是汉藏民族杂居区文化习俗上相互同化的结果。不但具有风俗信息上的真实性，更有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微妙感。

一个重要诗人的特殊资质，往往就表现在这种地方：尽管他遭逢厄运，身处困境，在根本就不会有写诗的心情和时间、空间条件的时候，他却能破壳遁出，在另外一个只有他自己能获得的空间里，从事他命运中被派定的工作。这是一条亘贯于昌耀一生的艺术工作长廊，它与昌耀的俗世人生长廊并列，两者之间有许多联结的通道，但各自却始终独立延伸。

于是，他在这一长廊里奴隶一样地生活，在那一长廊里上帝一样地创造！

知道这些遍地冒烟的碉堡是干什么的吗？它真的就是贯彻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土法上马这类指导思想，而实施的农业科技革命。当最初的浓烟散去，这遍地的碉堡就在黑夜的阴燃中，荧荧如同“万家灯火”和“黎明中的城”。待数日之后这灯火相继熄灭，接下来，就是用人民战争的铁锹、镢头、榔头等武器，对于这些已经烧透了的碉堡实施摧毁，将它们砸为齑粉，然后撒开，覆盖在新垦地之上。这样的功效是：其一，提高地温；其二，增加土地肥力，使生荒地尽快熟化。就像对这群囚徒们的改造。

因此，八宝农场新垦地上生长出来的麦子，与青海农村的熟土地上，与半农半牧区生荒地上那种以近乎撂荒的形式生长出来的麦子，来历大不相同。它倾注了这些流汗者群每一个体有生以来最多的汗水、智力和心思。当最初流放性的劳动，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转换成了他们对于自己劳动成果、对土地收成的关切；转换成了麦子黄熟时他们磨镰收获的期待，这麦子，就像他们创作的作品，倾注进了他们深沉的情感。

包括这条河谷中的新垦地。

包括大山腹地中这充满了他们青春汗血与幻想的雪岭、森林、鸟禽与河流……

1984年，昌耀在《巨灵》一诗中对此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在我倾心的关塞有一撮不化的白雪，

那却是祁连山高洁的冰峰。

被迫西征的大月氏人曾在那里支起游荡的穹庐。

我已几次食言推迟我的访问。

日久，阿力克雪原的大风

可还记得我年幼的飘发？

其实我何曾离开过那条山脉，

在收获铜石、稞麦与雄麝之宝的梦里

我永远是新垦地的一个磨镰人。

古战场从我身后加速退去，

故人多半望我笑而不语。

请问：这土地谁爱得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