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藏龙卧虎的八宝农场

祁连山腹地的这个流放营地，地处祁连县城两侧长约100来公里的狭长川谷中。因其首脑机关设在县城附近的八宝乡，故被称之为“八宝农场”，但它对外的正式名称则叫做“青海省八宝企业联合公司”。1957年底兴建。

这是一个在隶属关系上很奇怪的农场，它的上级部门是青海省民政厅，却由民政厅委托青海省劳改局代管。

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在最初的规划中，这个农场的从业者，属于因思想政治问题而需要“劳动教育”的社会另类，既不是被专政机关劳改的“犯人”，并且还排除了那些因打架斗殴、绺窃行骗而被判劳教的社会渣滓，显示了实际身份上的某种“纯粹性”。因此，它更像“文革”中为那些在政治上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者而设的“五七干校”。但不同的是，干校的“牛鬼蛇神”们相对比较自由，而这群人则属于比较宽泛的司法管制性质的劳动。而且，除了思想改造外，他们在国家棋盘上的明确功能就是用劳役创造财富。

而将这群人归入不带司法专政色彩的民政厅，则能对他们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安抚。

但为什么又交给劳改局托管呢？因为民政厅没有庞大专业的管理体系，而对于劳改局来说，这又恰恰是它们的强项。

然而，这最初的设想却在后来的实际运行中严重走形，“八宝农场”在事实上成了劳改局的众多农场之一。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直到1970年代末，在地域幅员上作为中国的第四大省，总面积72万平方公里的青海，以各类犯人刑徒的发配充边之地和这类农场的众多而闻名。

诗人邵燕祥在1983年深入青海西部腹地采访后，写出过一首著名的诗歌，标题就叫做《青海》。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这是一个高寒的地方

又是一个紫外线强烈照射的地方

一个干旱而渴望云霓的地方

一个孕育了大河与长江的地方

……

一个囚禁罪犯的地方

一个流放无辜的地方

一个磨砺你为宝剑的地方

一个摈弃你如废铁的地方

一个诈称有过亩产小麦八千八百斤的地方

一个确实看到小麦亩产两千斤的地方

一个饥饿夺去无数生命的地方

一个新生婴儿茁壮成长的地方

……

一个在往事的废墟上悲歌往事的地方

一个在希望的基地上铸造希望的地方

青——海——啊！

但这个“囚禁罪犯”和“流放无辜”的功能特性，只是青海从历史上一路演绎下来的一个突然粗大了的环节。由此反过去往上追溯，这条线索的脉络可谓源远流长。

在青海的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一史实的一系列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

西汉元始四年 （ 公元4年 ）：大司马王莽辅政，派中郎将平宪等诱当地的卑禾羌献出青海湖环湖地带，设西海郡，郡下设五县。

西汉元始五年 （ 公元5年 ）：王莽增立新法五十条，将犯法者迁往西海郡。被迁者成千上万。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执政者，对于地广人稀的青海，实施“囚犯实边”、垦荒种田策略的源头。也是中国历史上对于囚犯最早的流放。青海湖与昌耀1958年劳动的日月藏族乡，仅仅隔了一道日月山。而王莽新设的西海郡，就包括了此后的湟源县境。

由西汉一路往下：

清雍正十年（ 1732年 ）：清朝政府在青海“试办屯田，一年即罢”。

清光绪三十四年 （ 1908年 ）：西宁办事大臣奏请陕甘总督并获准，在青海举办垦务，于西宁设垦务总局。

中华民国七年 （ 1918年 ）；西宁道尹招募流民，在青海都兰、大河坝等地开垦荒地。

中华民国十二年 （ 1923年 ）：设甘边宁海垦务总局，设西宁等10个分垦局举办垦务。一年后撤销。

中华民国十六年 （ 1927年 ）：西宁设垦务总局，在原道属七县设分局放垦荒地。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 1933年 ）：国民政府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率部西进青海。

从这条线索上延伸下来的历史，也就是青海这一边鄙荒旷之地的农业开发史。而担负开发任务的，除了本地的土著和有组织的移民迁徙外，则是由内地发配而来的囚犯，犯了官司而逃遁到边隅的亡命徒，生活无着的百姓流民，这样几种类型的人为主体。

如果稍加探究我们就可发现，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其实就是以粮食问题为核心而展开的历史，“民以食为天”是世间所有道理中的至上大道。粮食，就是国家的基础和命脉。

而肉食则不是。

粮食能使人吃饱肚皮，而肉食则是一种奢侈的食品，不能当粮食吃——这是农耕民族顽固的思维逻辑。

于是，不断的、进而以疯狂的热情扩大农田耕种面积，将贫瘠的荒山，也将丰沃的草原变成农田，就成了这一思维的必然结果。

而新中国成立之后青海的经济建设，更是以对农业耕地的扩大开发为主题——历史上的专业术语叫“垦务”，此时的术语叫做“拓荒”或“垦荒”。那些气候适宜于庄稼生长，而牛羊正在上面吃草的草原，这个时候便被称作“未开垦的处女地”。在处女地上下犁插铧，撒上农作物种子的，就叫做“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农业发展规划蓝图编制者的设想中，地广人稀的青海，在这一方面应该具有无限的潜力。

于是，在省内非农业区遍地开花的“青海的农场”，就成了这个西部省份，乃至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这些农场一共计有如下四种类型：

国营农场——比如位于海南州的贵南军马场等等。

部队农场——比如位于海西、海北州，作为部队粮油、蔬菜、肉食后勤供应基地的若干农场。

军垦农场——农业生产建设兵团性质的农场。比如从1965年开始，以8000多名山东知识青年、其他地方的转业军人为主体的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众多农场。这批山东知青，直到1983年才结束了他们的农场生涯，大多数陆续返回原籍，一小部分仍散落在青海。

新生农场——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劳改局系统的农场。新生农场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劳改农场”——以在押犯人，刑满释放就业人员为主体；第二种是“劳教农场”——这类人的政治身份属于公民，当时多为知识分子，并保留公职。新生农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青海最早兴建的农场，起始时间为1954年。

前边说到西宁南滩的“新生工业开发区”，几乎托起了此时西宁工业和基础建设的半壁江山。其实它也是青海省劳改局系统的“半壁江山”。它的另一半，或许还要大于工业那一半的，便是分布在青海非农业区的这个“新生农场群”。这些农场大约计有：

德令哈农场 （ 下设若干分场 ）、马海农场、诺木洪农场、格尔木农场、赛什克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塘格尔木农场、新哲农场、吴博湾农场、青海湖农场、浩门农场、甘都农场、康羊农场、八宝农场等等。

前边已经说过，黎焕颐此后就到了查查香卡劳改农场；而此时的昌耀则在八宝农场，从1967年初开始，又转到了新哲农场。

以上的新生农场中，自然条件最好的，就是祁连山腹地的八宝农场。

在中国的地形地理中，祁连山算得上一条著名的山系，也是甘肃省和青海省的界山。由祁连山脉和它向东南延伸的支脉冷龙岭，在成为这两个省份的天然分水岭的同时，甘肃省那条闻名于世的长达1000来公里的河西走廊，从起点到终点，就是一直贴着祁连山东北侧的山根而进入新疆的。在这条狭长走廊中，依次分布着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等古迹名胜和钢铁石油基地。而在祁连山西南侧的青海祁连县境，则是由祁连山及另外的支脉：托勒山、野牛山、金羊岭等重峦叠嶂形成的山地牧场和高山林地。这些形态峥嵘的群岭沟回，以大地上原始生成的复杂褶皱，保持了蔚为壮观的自然原生风景。

而地形狭长的祁连县县境，又处在东北侧的祁连山和西南侧的托勒山之间的川谷之中。一条亘贯其间的大河在川谷最底部的滩地滋育出茂密颀秀的白杨林带，以县城为中心的这条狭长河谷各约100多公里的两端，由交错的山脉群岭形成屏障。因此，我已在本书的开头作过描述，当你在九、十月份前往祁连，群岭之外已是飞雪茫茫不见飞鸟的太虚世界，而群岭之内的狭长河谷，则是一片温润迷人的小气候。

在这片小气候中，从海拔2600多米的河谷川地依次往上，则是海拔3000多米左右的矮草草甸；海拔3800米的高寒灌丛草原带；海拔4000米以上，为稀疏垫状植被与冰雪带。在从下到上由白杨、青杨、白桦、青海云杉、祁连圆柏、雪松等组成的阔叶林至针叶林的混交林地中，则分布着长芒草、紫花针茅、金露梅、杜鹃等草甸植被和野花，一派郁郁葱葱。祁连山中的这些树木高大、粗壮而且挺拔，许多乔木的直径可达一米左右。而它层次丰富的牧场草甸和茂密的森林，则是野牦牛、野驴、岩羊、黄羊、马鹿、黑熊、雪豹、猞猁、红狐、雪鸡等众多飞禽走兽的家园。

搞清了祁连山这样的地理地貌，以及如此兴旺昌盛的鸟禽动物家族，我们就不难明白，在1979年之后昌耀《大山的囚徒》《山旅》《慈航》等纪传体的长诗中，何以会有那么神奇瑰美，并且是绝对震撼人心的山河自然风景。但是，如果站在这个自然王国的领主们——那些飞禽走兽的立场上，我敢断定，它们绝不喜欢人类前来骚扰；更讨厌人类以开发的名义，对它们的家园实施毁坏。

此外，祁连县境内的祁连山，还有另外两个天然资源优势。其一是水利资源极为丰富，数条主干河流和百余条支流纵横交错。由于各主干河流的源头都有现代冰川发育，故又被称为“固体水库”。其二，它还是一个矿藏品种极为丰富的所谓“万宝山”，金银铜铁锡，铬锰镍铝磷等稀有金属、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藏达30多种，其中石棉的储量尤其丰富。而昌耀在他的《山旅》中：“曾经/我们迎着风暴齐立冰山雪岭，/剥取岩芯的石棉，心底/却为破损的希冀纺出补织的韧丝”这样的描述，即是与此相关的“生活”记写。因此，从1950年代直到1980年代，祁连县内长年驻扎着若干个地质勘探队——他们是当时祁连县主要的现代文明群体。

关于夏秋时节这个自然生态旅游园区般美丽的祁连河谷，我还必须要说清楚的一点是，它的大地上的土壤，以山地草原土和山地草甸土为主，河谷平原地带有土层厚度较深的森林灰化土和黑钙土，土壤有机质多、疏松肥沃，有利于牧草和农作物的生长。然而相反的一点是，这里无霜期短，常有冰雪和冷冻，农作物生长期间气温低。

这就是说，从土壤和水利条件来看，这是一个貌似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地方，但却因为后面的这个因素，而伏藏着一个致命的问题。此处我们暂先按下不提。

我本人曾两次到过祁连山，第一次是在1985年的秋冬时节。当时大地已经萧瑟，萧瑟时节便是萧瑟的感受。那时的我，是一位青年诗人，而那种萧瑟的感受此后便成了诸如《大雪谷想起苏武》《新垦地》这样的诗篇。当时我们一行还曾深入河谷西端的祁连鹿场，并因此又写下了《雄鹿》这样的诗歌，并在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刊出。这些，都为我今天的回忆留下了资料。

第二次，便是2003年10月2日，此时离开青海已经11年的我，早已不是诗人，却作为一个给诗人写评传的人，从山东威海专程前来昌耀的流放故地探访。此行我们的两部小车上还坐着另外四位青海诗人：肖黛、葛建中、宋长玥、杨廷成。他们都曾是昌耀的忘年朋友及其诗歌发烧友，此时每个人的额头仍余烧未退。另外两位，便是我前边一再提到的刘启增教授及其年轻的妻子。

当汽车进入祁连县八宝乡境内的河谷，公路两侧金黄的白杨林带，不断延伸着这片自然秘境让人惊愕的纵深风景时，我情不自禁地与身旁的刘老头开玩笑道：“操！在这么美妙的地方劳动还能算受罪吗？”

刘老头笑了笑，对于这条河谷，他是30多年后第一次故地重游。此时彻底换了一副心境的他，当然也应该感觉不错。

1957年祁连八宝农场的设计者，最初到此地踏勘选址时，也许和我有着类同的感受。所以，才决定在这条河谷地带铺展开一个庞大的摊子。一个亦农亦工的大型工贸联合体——亦即所谓的“八宝联合企业公司”，并将这个农场的行政级别定为县团级。也就是说，这个农场的场长和祁连县的县长官职一样大。

八宝农场的机构设置分为三个级次：最高一级的是农场，农场下边设站，站下边设队。为什么是“站”这么一个奇怪的名称呢？这大约是因为八宝农场下属的生产单元，是顺着这条狭长河谷分布的，相互间的距离约15公里左右。故此就有了驿站或兵站的那种“站”的意思。

于是，八宝农场的5个站和农场总部，顺着河谷从东向西蜿蜒排开：灯塔站、阿力克站、农场总部、拉洞台站、白杨沟站、夏塘台站。每个站最少2个队，最多10个队，每个队100—200人。所有的站，都是从事垦荒种地的农业生产单元。

农场的工业部分则体现在场部直辖的庞大枝蔓上。枝蔓上延伸开去的，是副食品加工厂、石棉矿、铅锌冶炼厂、造纸厂、化肥厂、硫酸厂、陶瓷厂、基建队、汽车队，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成立了一个打渔队。接下来，就是作为附属机构的医院、学校、托儿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场部居然还设置了一个特殊的文化艺术单元——专业性的文工团。由此不难看出，八宝农场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型社会。在它的鼎盛时期，共有8000多人众。

这一切，都使这个农场显示出了与其他劳改农场的巨大差别。因此，诸如年轻的刘启增们，在经过最初为被打成右派而愤怒，为被发配到祁连山的流放而愤怒，进而做出了最坏的打算来到这个地方后，反而感觉到比原先的想象好了许多。这样，当他们在星期天节假日要去祁连县城逛一逛的时候，还要换上压在箱子中的呢料制服，还要对着镜子梳理一下自己的发型，接下来，还要擦一擦自己的皮鞋。进入县城后，他们进邮电局寄信，上商店购物，在大街上溜达时，甚至还有一种文化人或艺术家的优越感——这位1951年北京中戏的首届毕业生，先后在青海省歌舞团和青海民族学院工作。并且，此时他们的口袋里还有足够支撑这种优越感的人民币。这些右派即使被发配劳教，也仍是国家干部的身份，并一直领有工资。此时，最低级别的一级工资是46.11元，最高的五级是66元。而这个时候的物价概念是，5元钱可买一副牛下水，20元钱可以挑选一只最肥的羊。

刘启增、昌耀、肖扬等这些曾在专业艺术团体中干过的人，并没能进入农场的文工团。这个文工团在祁连县大名赫赫，综合实力极强，歌舞、合唱、京剧、地方戏，无所不能。这期间他们不但排演过秦腔大戏《三世仇》，他们自编的表演唱《逛新城》更是在祁连县风靡一时，以致惹得地质队也前来学习排练。从这里也可看出，八宝农场的确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这也是让刘启增们获得心理优越感的又一个因素。

这里说到的这个肖扬，1950年代初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从1978年初开始我在青海师院读中文系时，他是艺术系的中年教师。1986年，早已毕业离校的我，与肖扬老师共同参与了黄河九省区广播电台大型音乐广播节目《黄河》的音乐和文字撰稿。半个月的近距离接触中，使我大致上领略了这又一位右派的个性或“脾气”：幽默尖刻、爱憎分明，在快乐与倔强中，混成出一种“嘎”的气息。

而此时在八宝农场白杨沟站劳动的他，曾写过一首著名的曲子：《 我站在白杨沟的山顶上》。那样的曲子，应该是一支小提琴曲，适合站在清晨的山冈上，以荒凉的青春对着清旷的朝霞演奏。

然而，上述的这一切，却都好景不长。

1958年11月，青海已进入大雪纷飞的隆冬时节，昌耀从西宁出发，踏上了通往祁连山腹地的道路。

在他之前，除了一车又一车的右派们，这条道路上还曾经行走过历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一个是东晋时代的僧人法显，一个是民国时期的报人范长江。

法显是在公元399年秋季从长安到了西宁，继而从西宁往北经大通、门源，到达祁连县境内的交通三岔口峨堡。从峨堡穿祁连山峪口，进入甘肃境内河西走廊的张掖，出河西走廊由西域而葱岭，而天竺和南亚次大陆的爪哇，则延续着他长达14年西行求法的漫游。他的道路坎坷，他的道路漫长，但心头却因着自由和佛光的召引而花雨缤纷。

1935年，作为《大公报》记者的范长江，在青海境内重复了法显的这一路线，并对沿线地域做出了“二三百里无人烟”的记述，他此行所写的《中国的西北角》，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影响深远的名篇。

运送昌耀们的汽车爬过海拔4000米左右的大坂到了峨堡之后，车头朝左一拐进入八宝河谷，昌耀算是和法显、范长江告别了。由此再往前80多公里，就是这位诗人的宿命之地—— 一个进去之后终端没有出口的死角。但从此后的结果来看，正是在这个死角，昌耀综合了法显和范长江身上的元素，他在这里于不自觉中证悟了生命的宗教奥义：所谓的人生就是一次漫长苦行。亦即他1989年在《仁者》一诗中的表述：“人生困窘如在一条不知首尾的长廊行进，/前后都见血迹。仁者之叹不独于这血的真实，/尤在不可畏避的血的义务。”此外，在范长江以记者的笔触，向世人展示了这荒旷一隅生态性的真实之后，昌耀则以诗人的笔触，向世界展示了这一大地秘境中魂魄性的真实。

将近30年之后的祁连八宝河谷，还能看见那群叽叽喳喳的红嘴鸦吗？

昌耀1986年在与一个电视摄制组重返故地时看到了。他指给他们说：

正是这些稀世的飞鸟在这条河谷

最初迎接了被跟踪的担囊负笈者群。

1958年11月，当昌耀们被从帆篷大卡车上卸下来的时候，那已经是一伙行色上几近于逃荒的人群。这里不但有用各种纸箱或板条木箱装着一箱箱书籍的、所谓“负笈”的右派们，更有用扁担担负着行囊和各种生活用品的三教九流。而眼前的这个农场，也已经不复原初的“纯粹”。

这些“三教九流”在八宝农场数量的逐渐膨胀，让刘启增感到沮丧。

因为最初支撑着刘启增心理优越感的，不只是农场的那个文工团，以及自己口袋中的钞票，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他周围的众多同类中，带有神秘色彩且不同凡响的经历和身份。这其中既有来自北京的高层领导人身边的警卫人员、省级领导人身边的秘书和省政府的秘书，亦有参加过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洗澡时露出浑身枪伤的传奇人物，上甘岭的英雄连长、部队中的手枪教官，更有省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省委党校的教育长、民政厅的处长……这其中还有这样两个人物：一个是从青海团省委被打成右派的李沙铃——一个青年干部型的作家，他在1980年代末期之后成为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陕西省文物局局长；另一位名叫张观生，早年的新四军战士，发配到八宝农场前任海南州委宣传部长，也是昌耀《大山的囚徒》这首长诗中的主要艺术原型。

而关于这一人群中的传奇人物，昌耀在他写于1995年的《圯上》中，还专门记述了一位：那应该是在1995年稍早一些的时候，昌耀在经过西宁大十字的过街天桥时，被一位“紫赯脸色，鹰钩鼻梁架一副老式墨镜”的离休老干部叫住。在对方双手叉腰，期待着昌耀能认出自己而昌耀的反应颇为茫然时，失去耐心的他随之报出了自己的大名。“我也记起了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和某些奇闻异事及诸如‘狂妄’，‘骗子’之类可笑恶谥相关的名字。”无疑也是祁连山流放地中，与许多传奇性经历传闻相关的名字。但当年的传闻是否可靠呢？昌耀终于有了求证的机会。“应我的请求，他向我说明了自己随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时的身份、职务、无线电台使命，等等，证明向之所传非虚。”而就是这位“延安时代”的人物，进入流放地的经历更具传奇色彩：他的上司以进修为名，用一辆“伏尔加”小轿车，“将他送到了远在大山中的垦荒地，而成为事实上的囚徒”。

以上这些人中，许多人并不是右派，而或是因为在需要统一口径的问题上坚持独立主见，或是因为脾气乖戾常与上司顶撞，或者，是因为各种生活小节问题，由此而成为需要改造的一群。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在稍后的时间内，这里还进来了一位青海东部农业县公安局的局长。他原本应是负责修理这些劳教的右派的，此时则与这些人成了同类。

再接下来，便是一群活蹦乱跳的文化艺术界人士——歌舞团的音乐指挥、作曲家、书法家、诗人、文学编辑和新闻记者……以及大专院校的青年教师。这些人物，此后起码是在一个省的范围内，成了自己专业门类的精英，乃至掌门人。进入大学执教的，1980年代末期之前大都已成为教授。其中有一个叫做欧潮泉的，侗族，“文革”后回到贵州高校而至教授，撰写出版过一部《基础民族学》专著。

同这样一群搁浅在八宝河畔的“龙”，趴卧在河谷台地上的“虎”在一起，刘启增在心理感受上觉得倒也算没亏待自己。能跟龙们虎们在一起，自己起码也算得上一匹小雪豹吧。

然而，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刘启增的优越感逐渐开始消退。随着这个农场人员的不断扩充，进入其中的龙们虎们越来越少，而虾们蟹们则越来越多。诸如因为“生活作风”而被判处劳教的，或者在工厂上班吊儿郎当的旷工违纪者、斗殴滋事者，在社会上没有正当职业的招摇撞骗者、上海歌厅中的地下舞女、城市大街胡同中亦乞亦盗的流浪汉和盲流……这诸多属于民政厅收容所负责的“社会收容人员”，从全国各地被载卸到了这里。从这一点来说，八宝农场名义上属于青海省民政厅，倒也的确是业务对口。

而随着这种性质进入农场的，还有来历颇为有趣的一类，这就是那些弄得家里鸡犬不宁的问题少年，以及子女赡养不起的老人，被其家庭主动送上门来。前者的家庭动机自然是为了让子女在此受到调教而脱去恶习。后者的动机则同样出于“好心”，给老人找个能吃饱肚子的好地方——这应该起码是征得了老人同意的结果。但不太有趣的是，他们进来的时候容易，要想出去则不行。用行业术语叫做“收不回去了”。

“薰莸不同器而藏”，作为知识分子的刘启增很看重这个。那么，跟这样的三教九流混迹在一起，他的感受又会如何呢？2003年的此刻，他用两个字向我表达了当时巨大的心理落差，这就是——“掉价！”

而来到流放地的昌耀似乎没有这种“高贵感”，也许还是在湟源看守所与在押人“犯人”们一同在枪支监押下“劳动”时，他就体会到了人生的复杂，以及人的共同的屈辱与无助。这因而给了他另外的一个视角：从人的意义上看待形形色色的人，尤其是那些在权力摆布下的底层人群，他们处在接近生存底线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特异元素。而大约到了1994年之后，直至去世前的1999年这一长达5年的时段，这类社会底层的“民间异相”，几乎成了昌耀笔下的一个特殊题材板块。

在昌耀去世后留下的资料中，我还发现了一篇用铅笔写在一张不带格子的白纸上，字迹凌乱，涂改得几乎难以辨认的未完成的作品。此稿大约写于1998年底或1999年初，从内容看，正是属于上述板块，读来却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篇作品记写的，便是当年流放地的一位“杂色”人物，昌耀为此起了一个遥远而不无平民传奇感的标题：《 我早年记得的陕西乡党都远走他乡了》。现抄录如下：

大约在1954年，我从校图书馆借到了一本大约是一位叫做侯唯动的诗人所出的不薄的诗集《八百里秦川，黄土变成金的日子》，诗句短促松散朴实。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是陕西秦川无限可塑的泥土给我留下了印象。那泥土直接就是含着汗液的金子般凝结的麦粒。我相信我后来与陕西人有了接触后从他们的声腔里所能感觉到的“泥土气息”或许与此先验性的认识不无关系。或者说，我感受到的“陕西人”首先是扑鼻而来的具有泥土味儿的声息，试听“我 （ 读如e ） 谝闲传 （ piɑn-hɑn-chuɑn ）”，对于一个非陕西籍的人来说，陕西人的语言以其“土”，不免让人听了总觉有些喜剧色彩，暗自发笑，不过，最终是不可能笑到底的。假若我们认识到那是一位对于生活执着且真诚的人，我们无权取笑。

那年我二十二、三岁，在祁连山里一个“劳动营”做苦工，这样的工友是颇有不少陕西人。其中有一个小老头据称是因“男女关系”被抓进去的，此刻我想到了他，我们在冬季里割麦子，那是一些被早来的冰雪压盖住了的不会成熟了的麦子，其实是一抱麦草。这些倒伏的麦子极难收割，好像永远也割不完，太阳已经落下山了，带队的人还没有让人收工的意思，于是我听到了小老头在背后“嗨”了一声，几乎是唱着说道：“抽袋烟儿，解心烦儿……”这成了他的“口头禅”或开始抽烟的“宣言”。他从怀里掏出烟袋，寸把长的一根旱烟袋锅叼在嘴里，然后用一块火镰一下一下击打着火纸。

对于人的认识——从具体的人再到“共性的人”，这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抽象过程。

我心里怀疑：“莫非他真的就‘解心烦儿’了吗？”他真的解心烦儿了，固然有些莫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