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炼钢炉前无产者诗人的梦幻

真正的灾难开始了。昌耀被投入湟源县公安局的看守所——这个本应是拘押地痞、流氓、杀人抢劫犯、黑恶势力团伙、祸害百姓的混蛋、贪污腐化的败类们的地方。而现在，这里拘押进了一个捍卫自己人格尊严的诗人。

关于日月山下的这片土地，关于这个湟源县，给此后的昌耀留下了太多的记忆，温暖的、感伤的，综合了难以尽言的复杂情感的，此后都相继溶解进了他诸多的诗作之中，而唯有那野蛮而粗暴的一幕，似乎很难用诗歌来处理，因此，昌耀只能把它交给纪实性的文字。下边，是他写于1987年3月的《艰难之思》中的一段文字，记录了1958年5月，他被抓进看守所之后，接下来的劳役生活片断：

1958年5月，我们一群囚徒从湟源看守所里拉出来驱往北山崖头开凿一座土方工程。我气喘吁吁与前面的犯人共抬一副驮桶 （ 这是甘肃一带特有的扁圆形长腰吊桶，原为架在驴马鞍背运水使用，满载约可二百余斤 ）。我们被夹在爬坡的行列中间，枪口下的囚徒们紧张而竦然地默默登行着。看守人员前后左右一声声地喝斥。这是十足的驱赶。我用双手紧紧撑着因坡度升起从抬杠滑落到这一侧而抵住了我胸口的吊桶，像一个绝望的人意识到末日将临，我带着一身泥水、汗水不断踏空脚底松动的土石，趔趄着，送出艰难的每一步。感到再也吃不消，感到肺叶的喘息呛出了血腥。感到不如死去。而有心即刻栽倒以葬身背后的深渊……

然而我没有死。生命的本性具有先天的沉重。由此，生命演化出了古今多少深情的文章。

我是岁月有意孕成的一爿琴键。

这个北山，在湟源县城正北不到10公里的地方，而这个土方工程，则是湟源县一项重点水利工程。这也就是说，此时罪名不清、身份不明的他，随同那些情形和他类似的人，也随同那些杀人越货的歹徒们一起，被作为一支机动性的劳动力，押往任何一个需要重体力劳动者的场所。

这是昌耀人生中最为屈辱的一幕，枪支监押下的他，已经成了一个实际上的罪犯，但他却根本不是。

昌耀在1958年5月之后所从事的第二种劳动，便是大炼钢铁。“大炼钢铁”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经济建设中超现实主义想象力的典范。而1958年的大跃进，便是以大炼钢铁为核心而展开的。

在这一年2月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确定了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其中钢铁的产量为624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19.2%。但为了把大跃进推向高潮，这一年8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了一个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为首的40多项决议。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又修订了原先的钢铁产量计划，1070万吨的目标正好是1957年的一倍。但截至8月底，全国的钢铁产量仅为450万吨。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9月份发出动员令，全民性的大炼钢铁运动随即轰轰烈烈地展开。于是，诸如东北鞍钢这样的大型钢铁企业自然要当仁不让，就连湟源县小小的日月乡，这个根本不知道炼钢是怎么回事的远乡僻壤，也都闻风而动。关于这场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你只要在《车轮滚滚》这部电影中，见到华东大地上涌起的人民，以无以计数的小推车形成的后勤供给线，从而使华东野战军打赢了那场中外闻名的淮海战役，便可以想见全民大炼钢铁这一决策的想象基础。当然也不难想见，全国的人民百姓在被瞬间召唤起来后，能够生成的那种能量。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这是李白对唐代安徽秋浦县小高炉冶炼银铜场景的描写，把它扩展开来，就是此时中国广袤大地上的壮观景象。

然而，冶炼钢铁是一项专业技术。而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更需要专业技术人材。但当时这样的人材根本就是凤毛麟角。于是，就在乡村基层物色一些稍有文化基础的人进行短训，然后再把他们作为技术人员撒回去。但当时的青海乡村，能有点文化基础的人简直是少之又少，这样，在湟源县北山挖土方的昌耀就被“挖掘”了出来，送往设在西宁南滩的青海省第一劳教所的新生铸件厂，学习冶炼钢铁。于是，就有了昌耀在1991年所写的《工厂：梦眼与现实》中，下面这段追忆性的文字：

三十多年前我从湟源看守所被当作“有文化的犯人”选拔出来，寄押省垣一家监狱工厂并在那里学习钢铁冶炼。我在化铁炉干活，任务是搬运焦炭、铸铁、废钢材到炉膛跟前，过磅配料，由升降机提升到几层楼高的投料口。这是一种简单劳动。但这种前所未有的对于参与大工业操作的体验甚至让我感到有几分豪迈：瞧，厚重的黑色原是我所追求。露天工场到处都是这种黑色：煤粉、铁屑、浓烟、灰渣、污泥，以至于雨天的黑雨、雪天的黑雪。以至于人们嘴脸黑色的汗渍。因之红色的火焰就更显得是我理想中那份撩动的样子而感人肺腑了。理智与情感都让我尽量在想象中否认这是事实上的一座监狱工厂。因之，诸如鼓风机与炉膛的吼声都让我看作是被无产者驱动的可感豪迈的自然力，一种诗意的节奏，全无今人作为噪声公害对待所怀之嫌恶。

我还记得起两个人的形影：一个是年老的工长。另一个是工地上唯一佩戴脚镣劳动的同犯，——所谓同犯，仅只是一种称谓，身陷囹圄的人互称同犯。这个同犯在我记忆里尤其印象深刻，这不只是戴镣，还在于体魄高大壮实，手操一柄重磅大锤——这一切以至包括了化铁炉、通红的火炬在内的物象呈示的含义纯是出于梦眼中的一种与我身份不适的自作多情构想：无产者诗人的梦幻。当然监狱不可能有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同犯不可能是无产者。不过，这个同犯其所以给我印象深刻还在于时时漂浮在他脸上的与其高大体魄不甚相容的温驯笑容。

这是昌耀后来在心态相对平和的情况下所作的纪实性描述。但这段经历并不平和，甚而还是狰狞的。以致使他在此后常常为此而做噩梦。在写于1986年的《内心激情：光与影子的剪辑》中，就有如下的这段噩梦：

不一定是做梦，一定是陷入了那种类似做梦的昏迷。觉得自己在拼命排泄。那火焰，红通通的，一块一块通红的火炭。我那时拼命排泄。真不好意思，排泄物是红通通的，金灿灿的，像一瓢瓢的金子沸滚、浮荡、打着旋儿……不一定是做梦，一定是我热昏看到了那些不该看到的幻境。一定是记忆作怪，也许是留下的创伤。一定是记起了那一炉没有成熟的铁。此事已经很遥远了，我以为早就遗忘了，其实并没遗忘干净。当初是那个警卫班长授意，后来那些同炉的在押犯都这么学舌。说是炉长捣了鬼，所以铁水不会出来了，说是炉长搞现行破坏……于是逼我交待，逼我弯向喷火的出铁口作九十度鞠躬。弯曲的我成了一尊活活的祭品。

按照昌耀诗文中的意象，无不具有真实原型这一规律，那么，因那一炉“没有成熟的铁”，而被喝令身体弯成九十度低头交代的，无论是他，或炉长，或他的“同犯”，都无疑是发生在化铁炉前的野蛮场景。再加上“警卫班长授意”、“在押犯学舌”这类具有监狱工厂特色的勾当，足可以想见这期间昌耀周围人际生态的恶劣。

接下来，我想把叙述的镜头，转向这个监狱工厂之外更大的区域。

中国每个省份的省政府，都有大致相同的下设厅局机构。比如，重工业厅、轻工业厅、轻纺厅、机械厅、农林厅、畜牧厅 （ 多见于西北省份 ） 交通厅、公安厅、司法厅、卫生厅、文化厅、教育厅、体委等等。但你知道1950年代的青海，哪一个厅局的地盘最大，在社会和经济的综合要素上分量最重，且最具全国性的影响力吗？

这就是青海省劳改局。

当年这样的城市规划布局颇具象征意义：青海省会西宁市的中心城区，是以一个十字大街 （ 西宁人称之为大十字 ） 为中心，向四个方向伸开主干街道的区域。四条大街分别被称为东大街、西大街、北大街和南大街。东西大街狭长，是西宁的商业街和闹市。南北大街较短，各约一公里左右。北大街是普通居民区，在其终端往北是一个大下坡，坡下是一条与东西大街平行的大道，紧挨大道的北面，依次坐落着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青海省军区、青海省人民政府下属的西宁宾馆、五一俱乐部等青海省的首脑机关及其附属设施。与北大街相对应的南大街，则直接就是青海省公安司法机关系统的地盘。青海省劳改局机关就居于其中。但它的实际地盘绝不仅仅限于此。南大街的终端也有一条与东西大街平行的街道，叫南关街，南关街沿线以南是一片缓缓朝上的大斜坡，由此直到南山根下的广大区域，便是以南滩为核心的劳改局系统的“独立王国”，其区域恰好与中共青海省委等党政机关所处的位置形成南北对称，青海省劳改局在青海省此时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不但如此，这片区域中的下辖单位在1958年后，又向着其侧翼的一条狭长川地——西宁南川，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张延伸，于是西宁地区所有与“南”这个方位相关的地理区域：南大街、南关街、南滩、南川，都成了青海省劳改局的辖区。

而在这个“独立王国”中，除了必然的监狱和劳教所外，它实际上是一个现今意义上的工业开发区。不过除了管理人员外，所有的从业者都是劳改人员、劳教人员、劳改释放就业人员。因此，这里所有工厂企业的名字前边，都冠有“新生”这个定语。“新生”，就是犯罪人员在此经过改造，走向新的人生。这些工厂企业计有：新生皮毛厂、新生皮革厂、新生建筑公司、新生印刷厂、新生通用机械厂、新生砖瓦厂、新生园艺厂、新生机电厂、新生汽车队、新生汽车修理厂、新生木材厂、新生塑料厂、新生缝纫厂，当然，还有昌耀此刻正在其中“进修”冶炼钢铁技术的新生铸件厂，还有劳改局招待所、劳改局医院、劳改局各农场在西宁的办事处……

新中国成立前的青海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而新中国成立后青海大规模的工业发展，则是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以大西北的三线建设为起点，大批的内地工业：诸如东北、济南、上海、洛阳等地工厂的西迁来实现的。所以，据中国的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的调查考证，中国的各大城市中，青海省会西宁市普通话的普及率居全国之首。这个结论，是他在1981年的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旁边的大阶梯教室里发布的。当时，我就坐在教室里听课。偏远的西宁居然能有这样一个创了全国文明之最的纪录，正因为它是一个以工业移民、文化移民为主体的城市，这样，不但本地的西宁方言无法占统治地位，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同样如此。而为了语言交流的方便，大家便只有取普通话为公共交际语言。

以此可以想象，从新中国成立初到1960年代中期之前，青海的工业几乎就是一片空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一时间区段的青海省劳改局，就基本上独自担负着填充这个空白的任务。

从上述工厂企业的名字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生产职能类型：钢铁、机械、皮革加工、印刷、机电、建筑、建材……实际上包揽了工业基础建设时期的方方面面。当此之时，劳改局在青海省所有的厅局中，几可称得上是一局独大。这样一个小小的数字似乎颇能说明问题：1954年至1958年之间，劳改局新生汽车大队的卡车为120辆左右，而同一时期青海省运输公司的卡车仅为50辆。而卡车的拥有量，则是经济生产能量最直观的显现。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从全国各地转移到这里的劳改、劳教人员，大致上是清一色的城市人口，这里面既有所谓的盲流之类的社会收容人员，更有因历史问题、政治表现问题而被打上异类钤记的各种文化人和技术人员，不但普遍具有较高的个人能力素质，其中甚至还称得上藏龙卧虎。也正是这种人员素质基础，青海省劳改局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起如此众多的工厂企业。

我的老岳父，一位从某公安干校毕业，此后在该系统转行为汽车驾驶员的老司机，为我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年的劳改局系统是为青海的建设立了功的。

那一天天刚擦黑，就在昌耀们于新生铸件厂化铁炉前正轰轰烈烈冶炼的时候，从车间外面涌进了一群刚刚落脚到这里，前来看热闹的囚犯。而在这群囚犯中，就有一个手底的笔墨功夫可以与昌耀大战三百回合而不分胜负的角色。他此后出版了数量上远远超过昌耀的10多部诗歌和随笔散文集，并在他2003年出版的约30万字的纪实长篇《从人到猿》中，专门记写了南滩的这个夜晚及其前后。

这是一群来自上海的囚犯。自从在上海被装上闷罐车之后，他们只能感觉到火车一路向西，却既不知道这列闷罐车上装载了多少同类，也不清楚此行的目的地，他们懵懵懂懂的猜测是，目的地大约是道路尽头的新疆。而当火车行驶到兰州停了下来，这群人在枪支的押解下，换乘上了帆篷大卡车拐入兰州的西北方向时，这位囚犯才完全明白了过来，浩浩荡荡40多辆大卡车所要奔赴的，将是青海省的西宁。而他们这支囚犯队伍的人数，一共将近2000，接近两个野战团的人数。

他们在傍晚时分到达了中国著名的青海南滩，吃完晚饭后就在一个没有安装机器的大厂房的水泥地面上，用粉笔划出区域，以队为单位住了下来。让这群囚犯感到愉快的是，比起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来，这里的气氛比较宽松，他们在一个相对大的范围内，可以自由来往，可以随意交谈。而且，还可以吸烟，可以吃饱肚子。就像刚才吃的那顿晚饭，一人一大碗共产主义生活水准的土豆烧牛肉，粗粮面粉做的大馒头随便吃。于是，这其中的一些人便有了进一步的闲情逸致，见不远处的厂房里火光熊熊，遂相跟着过去看稀奇：“原来是老犯人在新起的土高炉前大炼钢铁……”

而这个夜晚的此时，这位上海囚犯就和昌耀这位青海囚徒处在相距不远的同一空间中，如果那天晚上昌耀上夜班，他们两人应该就在同一现场。但此时的他们，却彼此不识庐山真面目，而当他们成为挚友时，已是20多年后的1982年了。

上海的这位囚犯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甚至脾气更大，并且还是那种精神上不可冒犯的高贵的脾气。比如，当管教人员要按规定为其服装打上“劳改”的钤印，继而还要为其剃光头时，这位被判处了十年徒刑，在司法意义上标准的“劳改”犯，却为此而怒不可遏，当即向管教人员提出抗议：“这是人身侮辱！上海提篮桥从没有这样的规定，劳改条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这是一种形而上的高贵的愤怒，此事不关肚皮的饥饱，也不关肉体的伤害，仅仅就是为了自己尊严的“羽毛”。虽然他最终并未能抗争得过去，但却逼使对方换了一位工作人员，并换了一副态度来做他的工作，算是获得了一次小小的精神胜利。

这位个性峥嵘的囚犯，就是1980年代之后，在中国诗坛上大名鼎鼎的诗人黎焕颐。他出生于1930年，长昌耀6岁。1950年从部队退伍，1953年从西安调到青海日报社当记者两年，1954年底离开青海到北京，既而从北京调入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任编辑，1957年11月在上海入狱。因此，1958年再到青海时，也算是故地重游。只不过这一游就是21年，先在西宁的新生第二建筑公司建造高楼大厦——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的办公楼群；后在海西州的查查香卡劳改农场战天斗地，直到1979年返回上海。

在西宁南滩的新生铸件厂“进修”了一段时间后，昌耀被流放到了日月乡距下若约村以南不到8公里的哈拉库图村，作为“戴罪”的技术人员开始大炼钢铁。这里是垴山地区，想必是附近就有矿石，于是，便成了湟源县数个大炼钢铁的重点工程之一。从相关的信息来看，此时上升为国家头等大事的大炼钢铁运动，已略微缓释了对于昌耀们加压的力度，而昌耀这位被土高炉的炉火照亮了小脸膛的赧郎，当他平生第一次置身于社会主义乡村的工业炉火前时，不知是否还联想到了欧洲革命史上那些与炉火、铁砧相关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意象。总之，他的身心竟然为眼前这样的场景所激动，而一时竟忘了自己是谁。昌耀一生写过两首有关哈拉库图的中型规模的诗歌。1959年3月所写的标准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哈拉库图人与钢铁》，就是对这一经历的专门记写。并且用他20多年后的话来说，那还是“一次由衷的颂歌”。可见他此时心情的投入。

1958年10月4日，湟源县人民法院对昌耀终于下达了《刑事判决书》，现摘要抄录于下：

被告人：王昌耀，男，现年22岁。汉族，地主成分，学生出身、高中文化程度……

查被告王昌耀，原在青海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工作，该犯在解放后，思想一贯反动，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抗拒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1957年整风运动中该犯又公开写反动文章 （ 事实在卷 ），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不满党的反右斗争，1958年3月间将其送来本县下匿要农叶 （ “下匿要”应为“下若约”之误，“农叶”应为“农业”之误——燎原注 ） 合作社监督生产，该犯在此期间不但不悔改自新，反而说：“右派分子的帽子对我太大了”，装病不参加劳动，并在群众中冒充其是下放干部。

上述事实，已经查证属实，本院认为被告王昌耀已构成犯罪……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六项，原第六条规定之精神，判决如下：

被告王昌耀判处管制三年，送去劳教 （ 自1958年5月1日起，至1961年4月29日止 ）。

关于这份《刑事判决》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这里对昌耀家庭成分的表述是地主成分，而不是程秀山1957年9月的“作者注”中的“恶霸地主”。

其二，昌耀在与下若约村 （ 判决文书中为“下匿要”——这属于对一些藏语地名有读音而无汉字规范表述的误写。“匿”，被误以为读音为“若”；“要”与“药”在青海方言中语音相近 ） 支书发生摩擦时所说的话，在这里被略去了语言环境和语言表述的完整性，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实施罪名的强加。

其三，在这一文书中，对于昌耀的判决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六项，“原第六条”。称之为“原第六条”，就说明它在此时已被废止。而已被废止的法律条款又如何能作为判决依据？

其四，即便对昌耀的指认就是事实，但它也只是言论，而这里却把它纳入“刑事判决”。这显然是一种法盲行为。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无视国家的法律，拿严肃的法律当儿戏的判决文本。四年之后的1962年，湟源县法院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对昌耀的判决经过复审后又专门作了一个改正文书：“原判不当，故予撤销。”他们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而已被这个错误投入流放营地的昌耀，却再也没有被捞上来。

这“管制三年，送去劳教”的判决书下达后，压在昌耀身上的法码再次加重。但他仍然是人民，而不是敌人。所谓的管教，从司法性质上来说，是对一个公民做出的最高行政处罚，亦即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它与“劳改”的一个严格界线，劳改者，则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亦即所谓的“敌我矛盾”。

接下来，昌耀又被送到西宁南滩。但这一次不再是“进修”钢铁冶炼技术，而是关押在寄设于新生木材厂内的青海省第一劳教所。一边劳动，一边等待新的发落。

而关于西宁南滩，它之于1958年的昌耀最后的记忆则是这样的：

我想起自己作为“劳教犯”在那里最后一次驾在辕轭与拉作帮套的三四同类拽着沉重的木轮大车跋涉在那片滩洼起伏之途的情景。那里原是一片乱葬的老坟地，处决犯人的“法场”……我们如一群弯腰的纤夫，拉着载满红砖的大车从施工的建筑群落中穿过，路边从地层开掘出来的死人头骨不时被“无神论者”的我们飞起一脚踢得蹦起，那骷髅头滚动的声音茫然、空洞、旷远、不知所措 （ 1998年4月《故人冰冰》）。

1958年11月，昌耀离开西宁南滩这片“新生企业开发区”，与一大群同类一起，被分解到青海祁连山腹地的流放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