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以诗罹祸

收入《昌耀诗文总集》中昌耀1979年以前的诗作，既是当年正式发表的，又未作任何改动的，唯有写于1957年夏季的《林中试笛》（ 二首 ）。这是让昌耀刻骨铭心的两首诗。正是这样两首加起来总共只有16行的诗，使昌耀被打成了右派。

所以，当昌耀在自己的诗文总集中只字未改地收入这两首诗作的时候，他以此见证历史的态度不言而喻。

1957年，是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一个波诡云谲的年份，一个让众多的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和民主人士刻骨铭心的年份。此后的历史教科书为之作了这样的大事件记载：“1957年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整风运动缘起于195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时所确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在这次大会上及大会召开前后，中共中央和党的主席毛泽东提出：要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技术革命上来；在我国，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以及社会中间派的各种关系，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而在这一新的形势面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还存在着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不良思想作风，并由此导致了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不良的思想作风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方面：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所谓的整风，就是要在党内切实地整治这三种不良作风。

为此，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文艺界的人士谈话时，专门提到要在党内整治三风。这应该是党的领导人对文艺界的一个事先通气。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又专门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就开展党内整风问题征询意见。热诚欢迎他们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并特意强调：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

第二天的5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正式展开。

随之以各民主党派为首，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运动，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在全国展开。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在报刊上纷纷发表，这其中的有些意见颇为尖锐，比如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在批评共产党内滋长的骄傲情绪时归纳了四个方面：一、好大喜功；二、急功近利；三、鄙视既往；四、迷信将来。另一方面，亦有极少数人提出，要共产党退出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并强调对于先前政策的失误，“根本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这样，在时间过了仅仅15天之后的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变化》一文，文章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

从6月8日开始，《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等一系列社论，这些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开叫嚣共产党下台。

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在一份文件中提出：“北京条件已成熟，《 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并进一步指出：“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随之，由初衷是整治共产党内三风的整风运动，迅速演化为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右派斗争。

事情在瞬息之间发生的这种变化，让那些以诤友身份响应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则在他7月1日撰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义正辞严地指出：“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1957年的这场反右派斗争，就在这样的快速变化中朝着极端的方向发展：6月29日，《 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给出了这样一个数字：“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大约有四千人左右。”而在时间相隔了短短10天的7月9日，中共中央又在《关于对右派骨干分子点名批判和对科学家中的右派分子组织反击的通知》中指出：右派骨干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大约有八千人。并且，这个数字所指的并不是一般性的右派，而是“右派骨干”。那么，按照惯常的比例标准，中国的右派人数将是一个以几何倍数大于这“八千骨干”的数字。更为关键的是，事情一旦涉及了要以数字概念来表述，那么，数字就成了一个指标和任务——各级单位要按照衡估中的数字，来完成右派分子的人数指标核定。

1957年春夏之交的这个季节，可谓触目惊心。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除了极少的一些“左派”之外，活跃在中国文艺界的各路精英名流，相继栽入右派的罗网，近乎全军覆没。后据资料显示，全国的右派人数，共约55万名之众。

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说，此时的昌耀是一个踏实严谨的青年，当别人在那里热血沸腾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时候，他仍沉浸在高原风土中的诗歌艺术世界。即使在青海省文联这样一个人数不多的小单位，除了由作品显示的才华外，他也是一个不事张扬、不引人注目的角色。不引人注目具有一个神奇的功效，它往往意味着生存的安全。

1957年7月初，从这一年的3月底即在贵德县河西乡下乡的昌耀回到了省文联。文联领导程秀山在听取了昌耀的下乡创作汇报后，特意叮嘱他：你是咱们文联的人，首先要想着把新作拿出来，在咱们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不要眼睛老盯着外地的刊物。

这话说得温暖。但这个时候的昌耀则心高气盛，在他的心目中，在自己的刊物上编发自己的诗作不但有“近水楼台”之嫌，并且似乎也不算本事。而只有在外地的刊物，尤其是有影响的外地刊物上发表诗作，才有一种可以证明作品质量的客观标准。当然，作品的影响和作者的名声也将会更大——昌耀很看重这种影响和名声。而他之所以能在年龄仅20岁，且以业余作者的身份加入西安作协，无疑与这一因素相关。

但程秀山已经作了特别的叮嘱，昌耀当然不能违拗，便颇为吝啬地在下乡期间所写的一大堆新作中 （ 可参见前边那个材料中罗列的诗作目录 ）挑出了两首短诗，并冠之以《林中试笛》的总标题，向程主任交差。

尽管只是两首短诗，但程主任看过后却颇为满意，并当即拍板，在《青海湖》第10期庆祝国庆8周年特大号上的诗歌版块头题发出。

我们此后已经知道，正是因为这两首诗，才铸成了昌耀一生的首个大冤。但在看到了昌耀前边的那个诗作目录时，我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那么多的诗歌，他为什么就偏偏挑出了那么两首交给程秀山呢？如果他选的是别的诗歌，是否就可以躲过1957年的这一劫？当然，这也从相反的方向说明，正是由于昌耀从内心认为，这两首诗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才坦然地挑选了它们。但如果不这样，昌耀是否就能避过那场灾难呢？

我想准确的答案是：此事很难说。并还应该再缀上一句：大概不可能。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在1957年7月的这个时节，青海省文联反右斗争中的材料学习和揭、批、查的各种会议，正在轰轰隆隆地推进。不能不投身其中的昌耀，从内心深处对此有些淡漠。在此前别人响应号召大鸣大放提意见的时候，他是淡漠的；在此时扭转方向揭批查的时候，他仍是淡漠的。在写于1962的要求对自己右派问题复议的《甄别材料》中，昌耀这样表述了自己的心态：“我不愿参与社会活动，不愿过问旁人的事。我将生活划分为哪一种对我的创作是有利的，哪一种是无益的。比如：我觉得逛庙会，去草原对我的创作就有好处，能启发我写作的灵感，而开会，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生活琐事似乎只对创作小说的积累素材有好处。”接着，他老实地承认：“我对政治与艺术的理解是幼稚的。这也表现了我的不成熟。”

从这种自我描述中可以看出，昌耀倒真是继承了父亲王其桂那种自由知识分子的性格。

正是由于这种淡漠，昌耀在反右斗争形势逆转的紧张时刻，也仍然一副事不关己的逍遥。每当文联下午开会时，他便时而会有因为晚上写作熬过了头，中午需要补觉睡过了头，因而迟到的现象。接下来的一天上午开会，昌耀因为身体不舒服便没有去参加。就在他正躺在床上懵懂发呆的时候，程秀山主任突然破门而入，怒不可遏地朝昌耀吼道：看来从前我对你太放任了，才引起现在这样的后果，你必须说清楚，你对这场运动究竟抱什么态度。继而撂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一定要搞清你的问题！”

此时，单纯的昌耀并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而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之最终被打成右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程秀山这句话中所潜含的决心。也就是从此开始，昌耀被程秀山琢磨上了。

仅仅过了两天的一个午后，尚未到通常的开会时间，昌耀正在宿舍延续着他“无梦的睡眠”时，被程主任派来的人叫醒，到文联会议室开会。懵懵懂懂的他进了会议室坐下来后，还想将被人搅扰了的睡眠彻底完成，但突然觉得周围的气氛不对。平时会议前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没有了，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他疑惑地朝四周一打量，猛地怔住了。这时，他看见自己交给程主任的那两首诗，被用大字报的形式抄写出来，提前“发表”在了会议室的墙壁上：

林中试笛（ 二首 ）

车 轮

唉，这腐朽的车轮……就让它燃起我们熊熊的篝火，加入我们激昂的高歌吧。

——勘探者语

在林中沼泽里有一只残缺的车轮

暖洋洋地映着半圈浑浊的阴影

它似有旧日的春梦，常年不醒

任凭磷火跳越，蛙声喧腾

车队日夜从林边滚过

长路上日夜浮着烟尘

但是，它却再不能和长路热恋

静静地躺着，似乎在等着意外的主人……

野 羊

啊，好一对格斗的青羊，似乎没听见我们高唱……请轻点，递给我猎枪，猎一顿美味的鲜汤。

——勘探者语

在晨光迷离的林中空地

一对暴躁的青羊在互相格杀

谁知它们角斗了多少个回合

犄角相抵，快要触出火花

是什么宿怨，使它们忘记了青草

是什么宿怨，使它们打起了血架

这林中固执的野性啊

当猎枪已对准头颅，它们还在厮打

1957年夏

是的，这两首诗此刻就醒目地张贴在墙壁上，但这显然不是一次范文点评性质的业务研讨会。再看看同事们严肃的面部表情，一丝不祥的感觉倏地涌上心头。然而，昌耀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事情会严重到何种程度。

这两首诗，已被程主任初步判定，具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事情在此显得非常奇妙，将一部艺术作品放在相应的政治背景中做出价值判断，这是那个时代惯常的做法，但仅仅是若干天之前还被认定是不错的诗作，怎么就突然变质腐烂了呢？是这个时代的政治气候变了吗？既是，又不完全是。关键是程主任的思路变了。这两首诗在若干天之前的程主任的眼里，是诗人响应号召深入生活的产物。并且，与那些由流行词汇攒起来的口号式的诗歌相比，这两首诗具有鲜明的本地风土气息和艺术意蕴。程主任对诗歌的鉴赏虽谈不上多么内行，但他有自己的艺术直感。所以，它们便获得了程主任决定置放在诗歌专栏头题刊发的青睐。这其中或许还有程主任以之为参照，倡导青海的诗歌写作者们，要在深入生活中发现诗意的这么一层考虑。

但当程主任因昌耀在反右运动中的漠然，而决心搞清昌耀的思想问题时，他对这两首诗的感觉很快就变了。首先，他感觉到这两首诗的气味不对。但又到底是哪个地方不对呢？程主任暂时还没想清楚，但有一点非常明确，这就是他一定要在其中找出问题。于是，就有了这天下午的这场辩论会——昌耀一生中遭遇到的最大麻烦，就从这个下午开始了。

程主任在疾言厉色地声讨了当前全国范围内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后，接着便与青海文艺界的实际相联系，表达了自己对昌耀这两首诗的质疑。继而，声色俱厉地指令昌耀对这两首诗做出解释。并要求大家就昌耀的解释和各自对这两首诗的看法展开辩论。

昌耀能做什么解释呢？中国自古就有“诗无达诂”一说。当然，世界上的许多诗歌都是可以解释的，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诗歌——诸如记写内心瞬间莫可名状感受的那类诗歌，则又是很难解释的。比如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音乐作品，其中很多即兴式的乐段，你只能听凭心灵与之共鸣，却很难说清楚它具体就是什么。不然，中国汉语里也就不会有诸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等这些表达复杂心理感受的说法。

但昌耀还是解释了，他的解释是：这两首诗就是写景、抒情。这种解释无疑是在真诚地言说一个事实，但这又等于什么也没解释。

有事实表明，在工作中经常表现得颇为粗暴的程秀山，这次并不想粗暴，而是煞费苦心地对这两首诗进行了细读，以便确凿地抓住其要害。然而，他最终还是不得要领。

随之，程主任给了昌耀一个特殊的待遇：指令人前往印刷厂，对已经下厂开印的1957年第8期《青海湖》月刊，进行紧急的稿件调整，撤下别人的作品，换上了昌耀的《林中试笛》（ 二首 ）。这也是“反右”斗争中一个自上而下的常规性做法——“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对于此时的昌耀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待遇。这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是，导致昌耀接着被打成右派的这两首诗，原本并未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没有公开发表就不能构成事实，没有构成事实的事物则无须接受任何裁判。想来程秀山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个法理，遂做出了将它们事实化的强行变更。这期《青海湖》在按原貌刊发了这两首诗作的同时，还在后面附加了一个简短却足以致命的 “编者按”：

这两首诗，反映出作者恶毒性阴暗情绪，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它是毒草。鉴于在反右斗争中，毒草可起肥田的作用；因而把它发表出来，以便展开争鸣。

“编者按” 至此对这两首诗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定性：它们是毒草。

多少年后，在我面对这个“编者按”反复琢磨时，突然在“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这句话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它事实上还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认为它是毒草。看来，即使在当时，毕竟还有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是非标准，敢于站出来说话。用昌耀当年的难友、青海民族学院教授刘启增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有自己的脾气的！”说这句话时是在2003年10月，当时他和我正一同站在青海祁连山腹部——他与昌耀当年共同的流放地。

“毒草”是给它定性了，但怎样才能将这个结论坐实，并在道理上服人呢？紧接着的1957年第9期的《青海湖》上，刊发了程秀山总题为《斥反动诗——“林中试笛”》，其下分别以《也是“车轮”》《也是“野羊”》为题各约50多行的两首诗。

在《也是“车轮”》中，程秀山这样写道：

我思索得越久，

越发摸不清“车轮”的心情；

由于我的愚笨，

竟不懂得这“残缺的车轮”，

是谁来把它“燃起熊熊的篝火”？

又怎样加入我们激昂的高歌？

诗人，

请你说上一声，

这“静静地躺着的车轮”，

究竟在“等着”什么样“意外的主人”？

该不会是旧日的主人吧？

不，不对，

不明明写着“残缺车轮”的主人吗？

……

啊，啊，

那么，这个“车轮”，

是诗人自己？

还是别的什么人？

对了，

这都属于“抒情”，

“抒情”嘛，

怎能随意批评？

“抒情”万岁！

阿门！阿门！

从这首诗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昌耀此生曾拥有过怎样一个特殊的读者—— 一个怀着巨大的敌意热忱，经受着不得要领的苦恼的煎熬，在文字和标点符号的缝隙中，用眼睛，也用鼻子寻找“异味”的读者。但这首将疲累不堪的解读压力，佯装成猫玩老鼠的俏皮语气写出的诗，在思维和逻辑上实在不得要领。《 车轮》的“反动”本质，并没有被程秀山一针见血地指证出来。他最后的落脚点竟然只是“‘抒情’嘛，/怎能随意批评？”。那么，这其中的问题仅仅只是昌耀这位青年诗人太骄傲自负，听不进别人的“随意”批评而已 （ 但批评又怎么可以是“随意”的呢 ），而与这首诗作本身无关。既不能说明它是毒草，更不能证明它是“反动诗”。当然，这也是事情演绎的必然逻辑，一首原本就并不涉及政治问题的诗，要推导出它政治上反动的结论，其推论过程便必然会似是而非，语无伦次。

然而，即便如此，程秀山就是认为它们是“反动诗”。那么，他又将何以让人信服呢？这时，他已为第10期的《青海湖》，组织了两篇批判《林中试笛》的理论文章，以形成更透彻的“反动本质”的发掘。这两篇文章，把《车轮》和《野羊》称之为“向党射出的两枝毒箭”。

而就在他自己这个《斥反动诗——“林中试笛”》的末尾，程秀山特意用括号附加了这样一个他的“作者注”：“昌耀是恶霸地主家庭出身，他父亲已被劳改，他母亲在土改中畏罪自杀，残废后病死。昌耀对家庭被斗母亲死去，一直心怀不满，继而对党和人民怀恨在心。”

这个“作者注”表明，在《林中试笛》中找不出致命问题的程秀山，开始在诗歌之外给昌耀寻绳织网。他拿出了昌耀的家庭出身说事。

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此前还有这样一个蹊跷的插曲——

1956年6月，昌耀调入青海省文联，在他按干部调动登记表所列的项目逐一填写之后，省文联又专门派人前往湖南王家坪进行核实，这就是当年所谓的人事调动“政审”关。然而，令昌耀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是，他的政审在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上出了问题：昌耀在登记表上填写自己的出生年月是1936年6月。而据外调回来的人讲：王家坪一个自称为昌耀堂伯、名叫王太玉的人反映，昌耀出生于1932年。当时，当程主任把这一情况告诉昌耀并向他作进一步核实时，昌耀一霎时惊讶不已：“我很委屈，我怎么连自己多少岁了都不知道呢？”——昌耀随之在给五叔王其榘的信中这样写道。王其榘紧接着在回信中批评了昌耀的这种“委屈”情绪后，又用各种旁证材料，确认了昌耀在登记表中填写的年龄，并让昌耀以之为根据请组织再作审核，这个问题才宣告结束。

其实，对程秀山来说，昌耀的家庭出身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于自己的家庭情况，昌耀在干部调动登记表中已填写得清清楚楚，不会也不能有任何隐瞒。包括其父亲王其桂的被劳改，母亲吴先誉1951年的病故。当然还会包括“社会关系”一栏中伯父王其梅、五叔王其榘可以让他自豪的红色身份。然而，此时的程秀山，却对昌耀的家庭出身材料，做出了扩大事态的升级处理——昌耀母亲吴先誉不堪折磨的跳楼觅死，被他判定为“畏罪自杀”。于是便有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推论：昌耀必然地对此“心怀不满”。

这就意味着，如果昌耀不是这样的家庭出身，《 林中试笛》也就不存在问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昌耀就可以躲过这一劫。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程秀山对于昌耀动怒并下决心“我一定要搞清你的问题”之后，他在诸多不是问题的问题上，都给昌耀搞出了问题。

但程秀山眼下的这个“作者注”，就确凿地存在着问题。首先，他在这里公开地撒了一个谎，因为昌耀的家庭出身只是地主，而绝不是“恶霸地主”。所谓的恶霸地主是指为祸一方，负有血债因而被枪决镇压的地主。而昌耀的家庭则显然不是。因之，当昌耀此后在诸多的申诉材料中，要求对“恶霸地主”的说法给出依据时，却始终不见程秀山出具任何材料。

其次，所谓“昌耀对家庭被斗母亲死去，一直心怀不满，继而对党和人民怀恨在心”的说法，基本上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昏话。这个说法如果出自别人之口倒也就罢了，而出自程秀山之口则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就在仅仅是一年之前的1956年6月，正是程秀山本人，经过对昌耀这位前志愿军战士思想品质、业务能力的综合考察，在得出让他满意的结论后，才亲自将昌耀调入省文联，招至自己麾下的。说他“一直心怀不满”，岂不等于说程秀山自己有眼无珠？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根本无须拿昌耀那些“生活的赞美诗”，来为他做出“思想一贯进步”的论证，因为在当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青海省文联，程主任对其下属的创作和作品基调，可以说和当事人一样地清楚。但，那又能怎样呢？

我们在这里还不应忽视另外一个问题：程秀山的这个“作者注”，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文本呢？他在这里以一个“作者”的身份，对另一位诗人进行政审性质的裁判，这其实是只有“编者按”才能承担的功能。而对此并不外行的他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表明了他在潜意识中，完全把自己这个“个人”，等同于组织。这种违背组织观念而不能自省的行为，必然导致他在处理一系列问题上的出轨。

因此，在青海省文联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很快就有一批人中箭落马。而昌耀，仅是其中的一个“小萝卜头”而已。比如在1957年第10期的《青海湖》上，就有一个以漫画和花儿 （ 以花儿形式写成的讽刺诗 ） 合成的，批判文联内部右派的“群丑图”专辑，昌耀被排列在了“群丑”们的最末一位。讽刺昌耀的那首花儿，标题叫做《王昌耀现了原形》：“右派分子王昌耀/打着‘诗人’的幌子/‘不问政治’是假牌子/心里想反党的点子//表面上装成憨厚蛋/皮囊里塞的是毒箭/韩秋夫叫嚣他支援/‘罢工书’贴在了胸前/……”

尽管这是在最大限度地丑化这些右派们，但这其中的昌耀似乎并不怎么丑，“憨厚蛋”难道还不可爱吗？只不过，此时的这个“憨厚蛋”则已变成了“倒霉蛋”而已。而这其中的“韩秋夫叫嚣他支援/‘罢工书’贴在了胸前”，则将是另外一个八竿子也够不着的荒唐的说法，对此，我将在后面提及。

同全国的情况一样，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青海文坛上的一批精英，就这样迅速地栽进了“反右”的罗网。这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作品，而是由于自己的言论或行为。这些人，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表现也许千差万别，但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在那种人云亦云的政治风潮中，往往因为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表现为“沉默的极少数”，或者“不愿沉默的极少数”，且都有坚持自己主见的个性或脾气，决不轻易妥协。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又都是同一类人。文学史家们根据历史上诸如屈原等无数的类同事例，把这类人坎坷的人生遭遇，归纳为“性格悲剧”。当然，与之相关的，还有“时代悲剧”因素。而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群中，又都生生不息地始终存在着这么一类人。关于他们，无论其面部表情是谐谑纵浪或是拘谨寡言，但身上的确都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往往仅凭直觉就可以方便地分辨出来。

而这类人，造物主无一例外地把他们交给了命运的锤子或榔头，谁被砸得趴下了，也就那样永远地趴下了；如果他挨过了临界点，便会越砸越结实，并最终成就出自己的事业。造物主就是以这种灾难性的命运，为一个时代输送那些在人群中发亮的人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