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到远方去

昌耀放弃了对于中国人民大学和河北省文联的选择后，接下来的去向我们都已清楚——他选择了遥远的青海。

关于这个选择，既有主观上的必然因素，又有客观上的偶然因素。但毫无疑问，主观因素大于客观因素。

所谓的主观因素，首先是他心灵深处根深蒂固的“远方”情结：弃家乡的桃源县立中学而报考常德的湘西军政干校；再从湖南弃学报考38军114师文工队径直奔赴东北，更由东北跨出国门进入朝鲜战场。他听凭自己内心盲目的“远方”指向离家乡越走越远。如果我们从昌耀一生的人生轨迹来考察，在河北保定的这近两年时间，只是他青春之路上一个盘马弯弓的休整期，他把自己充作这张心灵弯弓上的一支箭矢，而这支箭矢到底要射多远，大约他自己也不清楚。但总之一定要射出去，只要这张弯弓具备饱满的弹力，就要持续地射。

其次，在昌耀的心中，很早就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或者是宿命性的藏区边地情结。那还是在1948年，那年暑假，当时在南京工作的五叔王其榘回到桃源王家坪探亲，而从五叔带回来的画报中，他看到了著名画家叶浅予的四川康定地区藏族民俗写生画。“那些大红大绿的服饰，那些紫赯面孔，大耳环，那些裸着脚趾蹲伏路旁摆地摊的藏族妇女，让我既感亲切又觉陌生可畏。”虽然仅仅是第一次见到这些风情写生画，虽然当时的他仅仅只有12岁，但他却被一个宿命性的信息所击中，油然生出一种神秘的向往，进而形成情结。

而就在1955年于河北荣校求学的此时，他又专门从保定城里买来一张与藏区边地有关的宣传画，贴在自己宿舍的床头。这是一幅题名为《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宣传画。画面的主体，是一位侧身、正脸，肩背地质包的女勘探队员，其身后的背景则是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昌耀后来说，画中的人物当时就是他的美神、诗神；而背景中的青藏高原，则无疑就是他的心愿之乡。

假使我们再把叶浅予的那些康区藏族风情画，与眼前的这幅《把青春献给祖国》联系起来，就会感觉到两种象征因素对于昌耀的强力牵引。一种是古老神秘的边地异域风情；另一种，则是青春与时代召唤中对边地的诗意憧憬。这两种因素的合力，对此时一直“渴望着云游与奇迹”的昌耀，几乎有着不容违拗的召唤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第一种因素，它直接决定了昌耀此后的诗歌醉心于表现边地异域风情的特殊面目。

而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因素直接促成了昌耀奔赴他命定中的青海。

——1955年6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派出由省人事局牵头的干部招聘团，到了保定的荣军学校，动员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前往青海，参加祖国大西北的开发建设。此时正值新中国历史上“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第一个经济建设高潮期。而在这一高潮中，新中国的边疆建设，尤其是富含土地矿产资源的大西北的开发建设，更是成为重中之重。成千上万的农业生产建设兵团官兵、石油工人军团、地质勘探军团、铁路公路的筑路军团，相继从四面八方，进入中国的大西北。一直沉默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中的这个大西北，正逐渐拉开现代工业文明曙光照临的大幕。

而对于昌耀来说，干部招聘团其实无须作更美妙的青海开发前景的描述，也无须以“好男儿志在四方”来鼓动，他们只要再重复一下柴达木聚宝盆、未开垦的处女地、地质队员和篝火、长江黄河的发源地、牧民的帐篷和炊烟……就足够了。这是诗人关注角度上的图像和信息，虽然昌耀对此并不陌生，但他需要别人的重复——为自己心头的憧憬预热，也使自己通过各种信息拼贴的图像更加清晰。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干部招聘团的到来，给了昌耀一个偶然而又是直接的契机，如果不是青海，而是新疆或者甘肃的招聘团前来，那么，昌耀也许就去了新疆或甘肃。只是在几十年后，昌耀完全与那座高原同化并以诗歌还原了那座高原时，我们才觉得他当年就应该属于青海，就像此后的西部歌王——北平人王洛宾本该属于新疆一样。

就在1955年前后的这段时间，在中国大地上的边疆、边地和大西北，诗人们的歌声正此起彼伏。在大西南的云南边地，以昆明军区部队诗人为核心的公刘、白桦、顾工等人歌唱着“撒尼人的石林”和“西盟的早晨”；蔡其矫在福建海防前线书写着大海、水兵和“南曲”。大西北此时更是一个重镇：新疆的闻捷写下了著名的《天山牧歌》，李季在甘肃玉门油田写下了以《玉门诗抄》为代表的系列石油题材诗歌，李若冰则在青海腹地写出了散文集《柴达木手记》。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的人心，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灵，是由青春和热情组成的；或者说，那是新中国的历史上最率真的抒情时代，一首诗、一篇散文，都有可能对一个青年学子的人生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根据此后的一些回忆文章显示，1960年代诸多上海知青之所以报名奔赴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冲着闻捷的《天山牧歌》去的。

而在稍早一些的1952年，年长昌耀仅3岁，此后成为昌耀重要友人的诗人邵燕祥，就写出了在当时名噪一时的诗篇《到远方去》，“我将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我将在戈壁滩下迎来新年”、“记住，我们要坚守誓言/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由明快的抒情带出的投身时代建设洪流的自豪感，以及可作无限遐想的浪漫乌托邦空间，已足以展现远方的魅力，谁能不为之心动？

事情的确是这样，1955年6月22日，就在昌耀即将奔赴青海前夕，他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一首题名为《骊歌》的诗——“骊歌”者，离歌也，亦即告别的歌。诗中这样意气风发而又语词险僻地写道：“啊，大西北，我来了。我瞧见了你雪峰上的勘探姑娘，觉到地下石油的悸动。从前，有人说你像巫女在荒漠留下骑者的尸体，但是谁能叫我不爱？”

对于此时的昌耀，还有一个他不愿道破，但却是极为深远的心思，这就是远方，尤其是具有浓郁藏区边地异域风情的青海这个远方，应该是一个盛产诗歌的地方。

1955年6月中旬，昌耀几乎未加思索地在青海干部招聘团报名处报了名，10多天之后，便随着西行的列车到了大西北腹地的重要工业城市兰州，然后，再转乘汽车前往青海西宁。

一个诗人的光荣与梦想、灾难与屈辱，从此将在这座古老神秘的大高原，被演绎成一个残酷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