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崭露头角的诗坛新秀

从以上的家族变故格局来看，13岁时自作主张选择了投笔从戎之路的昌耀，这一步走得是何等准确！那几乎是在一种不可思议因素的牵引中，使他与一个马上就要罹难的家庭脱开，进而在一个时代黑红两种社会阵营的截然分割中，成为红色的人，“最可爱的人”。

而从王氏家族的整个背景看，昌耀在他们这一支系中特殊的人生走向，几乎与伯父王其梅在上一代家庭中的人生走向完全一致。并且，这还是这个家族的两代人中，仅有的两个异端，或者是“骄子”。最终的事实是，他们两人都进入了中国当代史的史册。只不过，一个是中国革命史，一个是中国文学史。其实，就在昌耀入伍不久，伯父王其梅就已隐约感觉到了，叔侄两人在人生道路上的这种相似。所以，1956年1月，王其梅的夫人、昌耀的大伯母王先梅在给昌耀的一封信中，曾有这样的表述：“你大伯一直是喜欢你的。”

作为这一说法的佐证，在此可以举两个例子：其一，就在1951年初昌耀刚刚到了辽宁铁岭待命入朝作战时，在四川甘孜正率先遣部队进军西藏的王其梅，便在百忙中给昌耀写去了一封信，对他的参军入伍予以鼓励。其二，在1953年初昌耀从朝鲜战场上回国轮训期间，王其梅又送给了昌耀一件在当时来看是极其贵重甚至是奢侈的礼品：一块从印度走私进入西藏的瑞士手表。这其中对于昌耀寄予的极重的心思和情感我们应不难想见。

所以，尽管家庭遭逢了如此大的变故，并且它也不可能不在昌耀的心理上留下阴影，但自己所置身的激沸的红色生活，作为红色将领的伯父在他心目中飘拂的红色旗帜，包括五叔的青年学者形象，以及两人对他的关心，这所有因素综合在一起，都足以覆盖这一阴影；并使昌耀有理由相信，在经过新时代新的分化组合之后，他又获得了一个光明敞亮的家庭氛围。所以，就在1953年即将离开朝鲜战场前夕，昌耀在给五叔王其榘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党就是我的母亲，部队就是我的家。”

也因此，进入河北荣军学校的昌耀，怀着一种饱满的人生激情。

就这样，13岁投笔从戎的他，17岁时成了这所荣军学校最年青的学员。

新的生活开始了，经历了战争硝烟洗礼的他，在松弛的和平环境中必然显示出强势的生命能量反弹。而这种反弹此时只有一个方向，这就是将战争中开始的通讯故事式的写作，提升为文学艺术性的创作，进而把这种创作，确立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女作家张爱玲曾有名言曰：出名，要趁着年青啊！

那么，立志，更应趁着年少啊。

作家的人生将是怎样的人生？他们是写出作品后，被无数的民众阅读、学习的那种人。他们代表着书、知识、思想、真理。当然，还代表着非凡、荣耀。

这无疑是一个令昌耀激动的志向，而关于这个志向的确立，他不能轻飘飘地去告诉周围的人，但压抑不住的激动，又让他不能不告诉任何人。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寄出了两张明信片。一张是寄给已在西藏昌都，作率领18军进军拉萨准备的伯父王其梅的。他在简单地谈了自己的入校情况后，节制地说出了自己下一步的打算：“想从事文学创作。”另一张是寄给近在北京的五叔王其榘的，进一步称自己愿主攻俄语，打算将来做些翻译工作。因此，现在“忙得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在极端重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并严于律己的五叔眼里，昌耀的这个“屁”，暴露了小知识分子的轻浮。

而轻浮有时是从良好的自我感觉中气化出来的。昌耀此时的确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首先是校图书馆的藏书，提供了一个使他惊奇并眼界大开的天地。他在这里读到了郭沫若的《女神》、莱蒙托夫诗选、希克梅特诗选、聂鲁达的诗文集、勃洛克的《十二个》等等一大批中外诗集。这是他继1949年前后在父亲的图书阅览室读到大量文学期刊和“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作品后，又一次大规模的阅读。不同的是，这一次的阅读则偏重于诗歌。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偏重于外国诗歌，而且是偏重于苏俄社会主义阵营体系中经典诗人的诗歌。这其中除了莱蒙托夫和勃洛克自身就是苏俄诗人外，另外的希克梅特和聂鲁达，又都分别是与苏联精神关系密切的土耳其和智利的共产党员。而聂鲁达当时更是著名的国际和平主义者。

有迹象表明，这一时期的大规模诗歌阅读，从两个基点上确立了昌耀一生的诗歌创作基座。其一是显性的，它为昌耀延伸出一条与世界现代诗歌写作现场相连接的路径，并初步昭示了其腹地的纵深景观。这样，从诗歌理念，物象取譬，构词方式等艺术形态上，都将使他的诗歌获得一种陌生、新鲜元素的注入，由此而与同时代的诗歌写作者仅只从古典文学中建立传统，或者根本没有传统，只从同时代流行作品中仿制的那种写作，显示出了区别。其二则是隐性的，上述诗人的作品，从人民性、大地情感、自然热爱、社会平等自由等内涵上，为昌耀确立了一种诗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情结。这是昌耀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支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昌耀此后诸如《哈拉库图人与钢铁》《划呀，划呀，父亲们！》《毛泽东》《一天》等等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诗歌思想踪迹，就无法理解他在《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中，那种几乎是用了一生的跋涉，终于回到“精神故乡”的大欢畅、大欣悦。

在看到这一切之后，我们就会明白，此时的昌耀为什么愿主攻俄语。当然，上述诗人对于昌耀的重要影响，并不是立竿见影式的产生作用，它有一个必然的潜伏期，必须经过消化、发酵的过程，逐渐显示“底肥”般的持久作用。

昌耀此时亢奋状态的根源还在于：朝鲜战场上丰厚的生活素材积累和情感积储；战争时期初步获得的写作经验在和平环境中更高的目标预期；以及“最可爱的人”的特殊写作身份等等。这三种因素如同三股汇合的激流，以涌耸的浪柱把昌耀拱出日常状态。

而亢奋状态最直接的宣泄方式便是诗歌。“我的诗歌创作始于1953年秋冬之际，时在河北省荣军学校……那是一个值得回味的时期，我的生活兴致极高，蓬勃的青春渴望爱情。渴望着云游与奇迹。我总是有写诗的欲念。凡所经历，凡所见闻，凡所畅想处多显示为某种诗的暗示。我当初那一卷一卷的诗稿就是蜷在宿舍床铺如此轻松草就，一觉睡醒总有所获，其得来之易于今看来几可称之为是对诗神的亵渎。”这是昌耀在1987年的《艰难之思》中的一段回忆。

由此可见，这几乎是一种寝食难安、昏天黑地的高烧状态中的写作。也难怪他在荣校期间，最终未能实现于俄语方向上有所作为的宏愿。

就是在这一状态中，昌耀写出了以朝鲜战争为素材的组诗《你为什么这般倔强》，转过年来刊发在1954年第4期的《河北文艺》上。这是昌耀的诗作第一次见诸报刊，并且是以组诗的形式。这组诗歌的第一首题名为《歌声》：

1950年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在艰苦的境地，此诗为描写当时朝鲜人民军女战士在风雪中奔赴前线的情景。

她们的歌声像阵阵猛敲的战鼓，

像原野上烈火的呼啸，

像鸭绿江水的奔泻，

也像暴风雨前的雷鸣。

她们的脚冻得红肿，

她们的衣服还是夏日的军装，

风雪无情地扑打着她们的脸，

啊，她们真是钢铁塑成。

她们带着怒火前进！

她们蹚过冰河前进！

穿过熊熊燃烧的祖国村落前进！

踏着战友的血迹前进！

穿过妇人的眼泪和孩子的哭声前进！

北风盖不住她们的歌声，

零下五十度的严寒冻不住她们的歌声。

这歌声是一把火炬，

点燃了世界人民愤怒的心。

这歌声似风暴震动大地，

要让罪恶的侵略者在海中呻吟。

她们歌唱，

她们挺进。

朋友们哪，

她们心中埋藏了多么难解的仇恨。

比之一年前在上海《文化学习》上发表的散文《人桥》，这首诗在整体形态上简直就是突飞猛进。它通篇使用的排比修辞不但与急行军的节奏相吻合，而且形成了一种排山倒海的前压气势。而每一段的排比格式，上下行对应语词递进性的变化，则在对于整齐统一感的强调中，尽可能地减少了单调。虽然，整首诗歌所使用的，大都是那个时代这类题材常用的流行语词，但这其中诸如“穿过妇人的眼泪和孩子的哭声前进”、“她们心中埋藏了多么难解的仇恨”等，这些将通俗的鲜活语词揳入书面语词的艺术手段，还是让人眼睛一亮。

这些诗歌手段，此后成了昌耀一种重要的艺术方式。在这首诗作的近30年后，当我们在他《划呀，划呀，父亲们！》那首诗歌中，读到“我们的婆母还是要腌制过冬的咸菜。/我们的姑娘们还是要烫一个流行的发式”，“今夕何夕？/会有那么多临盆的孩子？/我最不忍闻孩子的啼哭了”这样的诗句，便会确凿地感觉到这种艺术手段的遥远回声。

而这种排比修辞手段，在他此后的诗歌中更是大量出现，比如《慈航》一诗中“在不朽的荒原。/在荒原不朽的暗夜。/在暗夜浮动的旋梯……/那烦躁不安闪烁而过的红狐”，那……/那……/那……/，直至“那鹿麂/那磷光”，原本用来制造整齐和气势的这种修辞手段，在他穷尽变异之能的演绎推进中，一时竟让人眼花缭乱。

这首诗作在标题之下书写一段题记的形式，此后在很长的时间内，也成为昌耀的一种标志性方式。比如《林中试笛》《高车》《水色朦胧的黄河晨渡》，直到1979他复出后的《大山的囚徒》《边关：24部灯》等等。

当然，我们在这里又一次地看到了昌耀在选材和角度上的避同求异——他在由男人们担当主角的残酷的战争场景中，却选取了朝鲜人民军女战士风雪中奔赴前线的这样一个特写镜头。

时隔不久，昌耀的作品再次在上海的刊物上出现，而这一次，不再是《文化学习》这种大众刊物，而是专业性的文学刊物《文艺月报》。这似乎可以视作昌耀已经步入了他设想中的“文学创作”轨道，并正在稳扎稳打前行的一个标志。刊发在《文艺月报》上的，仍是一组与朝鲜战争相关的诗歌，其中有一首题名为《祖国，我不回来了》。从这个标题看，昌耀已把避同求异乃至求奇的方式，当成了自己的写作法宝，进而在强化到极致时，呈现为“逆向思维”形态。对于这种方式，中国新诗史上大名鼎鼎的诗人、写出了诸多经典历史剧的郭沫若，称之为“做翻案文章”，并称他自己在历史剧的写作中，就“喜欢做翻案文章”。我们很快将会看到，昌耀在此后给其五叔的一封信中，表示自己“愿以郭老为榜样”，但并不是就这一创作方式而言。

显然，昌耀这首《祖国，我不回来了》的标题，是以他的诗兄未央那首著名的《祖国，我回来了》为前提而“做翻案文章”的。而这首诗，紧接着就给昌耀带来了一个意外惊喜——中国青年出版社发来信函，决定将它选入由该社主编的《青年文学创作者丛书.诗选》中。以当时的出版业并不发达等因素而言，这类诗选在当时国内的影响，要远远大于1990年代以来各种版本的“年度最佳诗选”。作品能进入这种诗选，不但标志着其艺术质量上的档次，还意味着其作者将进入被重点关注的行列。所以，这件事做起来便特别的郑重其事，其中具有“时代特色”的重要程序之一，便是需要作者在涉及各项个人数据的表格中填表，并经所在单位审定盖章，然后完成入选。

在狂热的诗歌写作中亢奋的昌耀，亢奋地填了表，亢奋地等待着。然而，从他眼前飞起的亢奋之鸟却扑了空。事情缘起于诗人公木的一篇文章。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时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副所长的公木，此时以权威的身份，撰写了一篇类似于“年度诗歌巡礼”的文章，其中特意提到《祖国，我不回来了》这首诗作，并对其做出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割裂”的点评。一个18岁的文学新人的诗作，能进入一个政治艺术权威的视野，并获得被“点评”的关照，倒也算得上一桩幸事。这正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成千上万的诗歌民众所期待的作品反响。尤其是来自名家、权威的点评——哪怕是批评，是骂。

然而，它对于当时的昌耀来说，却并不美妙。这应该是昌耀的诗作第一次受到来自政治角度的批评。但当时国家的政治氛围是清朗的，这个批评除了使昌耀因诗作落选而感到一丝沮丧外，并未留下其他阴影。而昌耀则认为这绝对是公木误读的结果，他不但对此不服，并始终耿耿于怀，以至耿耿于怀了37年：“1991年我在桂林全国诗歌座谈会期间曾向公木先生提及这一失之偏颇的权威意见”，然而，“听者 （ 只是 ） 颔首微笑而已”（《一份“业务自传”》，1995年12月29日 ）。

这可真是一切为时间所造就，一切又为时间所风化。此时的公木先生已是81岁的老人，也许早已不记得自己当年的那篇文章了。但依据自己此后所经历的无数的政治人生风波，以及自己并不顺畅的人生，他相信昌耀所言不虚。然而，毕竟已是往事如烟啊！所以，他这里的颔首微笑，除了出自于一个文化老人泰然蔼和的本能反应，是否还有对昌耀凡事叫真的执拗，表示了诗人对诗人的欣赏？

纵观昌耀的一生，河北荣校应该是他人生的黄金时期。他在此以几近于眺望理想的心态，为自己确立了从事创作的人生目标，而他的诗作以组诗的形式，相继在一些重要文学刊物上的集束开花，则使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诗人的人生轨道。这样良好的感觉和心态，就像被弹过的棉絮，使一个人的心情性格变得暄和，从而充满了与外部世界接触、互融的欲望。

昌耀在此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交游——与河北文学界的交游。而这种交游在30多年后仍让他保持着深刻记忆的，则是与保定师范文学小组的学子们的往来与切磋。想来中国的大中专校园一直是文学人才的生产储备基地，校园中的文学小组、文学社团，自五四以来就已形成了传统。但是，保定师范文学小组之所以能让昌耀如此刻骨铭心，还因为另外一个因素，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个文学小组中，有一位被昌耀称作小露的女生。“小露”，这无疑是一个被昌耀寄寓了某种情愫并浪漫化了的称谓，它让人轻易地想起了意大利民歌中美丽的桑塔.露琪亚海，或者昌耀的另外一位湖南常德老乡、著名的晋察冀诗人陈辉在其诗歌《十月》中，“红色的光/闪耀在露西亚的草原上”这样的诗句。联系到昌耀在1990年代，对他情感生活中的两位女性诸如SY和修篁的别称，我们可以想见，他似乎有对女性名字进行别称改造的癖好。而凡在称谓上让他如此动心思的女性，必然又是在情感上与他心思互动的女性。

从昌耀给予对方的这个称谓看，小露无疑是美的、文艺的、浪漫而小资的，甚或就是钢铁战士保尔.柯察金对面的那个冬妮娅式的。而18岁的昌耀此时既是身体经过战火浴洗，伤疤藏着生死传奇的年青的老兵，又是诗作正在集束开花的诗坛新星，可谓身有光华，头有光环，这在当时小露视野里的同龄人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我在前边已援引过昌耀对这段人生状态的描述：“我的生活兴致极高，蓬勃的青春渴望着爱情……”而这个时日，爱情它真的就来了。尽管它可能是含混的，但却有着朦胧状态中特有的热切和痴迷。而从昌耀此后为这种关系所使用的一个特定语词来看，这无疑便是他的初恋。18岁的年龄，按今天的标准，说他早恋也可以，但在当时却算正常。河北评剧中那个著名的刘巧儿，就是在18岁上要自己做主“找婆家呀”。农村人对于年龄的概念一般是说虚岁，因此巧儿的实际年龄也只有16周岁。或许，这也正是保定师范少女小露的年龄。

从1953年秋季入校，到1955年初夏毕业，昌耀在保定河北荣军学校的生活不足两年时间。但他刚步入青春时段的人生光华，却在这里得以充分的绽放。由于尚在朝鲜战争期间就有作品发表，所以，昌耀到保定不久，就受到了河北省文联对他以“新生力量”的礼遇。接着，由于诗歌稿件的往来，他与《河北文艺》的编辑丁江，以及编辑部主任刘文彬等，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随着几个组诗的相继发表，逐渐地，昌耀还引起了河北文学界一位重要人物——远千里的注意。

远千里 （ 1915.8—1968.6.22 ），现代诗人，河北人。1930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两年后转入北平中华中学读书，接着为了专门从事革命活动和诗歌创作而弃学。这期间，接触到马雅可夫斯基和勃洛克等人的诗歌，自己埋头创作。1940年代曾在冀中任《战地报》负责人兼“前进剧社”导演。新中国成立初到1955年的这个区间，先后任河北省文联编辑部长兼秘书长，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依照当时文联主席由宣传部长或常务副部长兼任的惯例，远千里实际上就是河北省文联的最高官员。

从这个简历看，远千里无疑是一个诗人型的文化官员。而且他之为专门从事革命活动而弃学，对外国诗人中勃洛克的喜爱，兼任“前进剧社”导演等经历，都与昌耀的履历、阅读口味 （ 勃洛克是昌耀此后经常提及的一位诗人 ） 有着多方面的吻合之处。而这样一位诗人官员对于昌耀的注意，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很快的，昌耀就开始面临毕业之后的去向选择问题。而当时可供他选择的两个去向似乎都不错。其一是报考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深造。人民大学当时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具有红色履历的青年学生，经过这所高等学府系统的政治文化熔冶后，为新政权输送干部人才。这是昌耀当时一个顺理成章的去向。其二，就是按远千里的意思，进入河北省文联。这也就意味着，昌耀由此进入了自己理想中的专业轨道。按昌耀当时的志向及潜力看，这两个去向中的任何一种，对他应该都是最好的选择。进一步地说，他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然而，他就真的拒绝了。关于这件事，昌耀在几十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终于吐露出心情复杂的后悔的信息：“也许我真应该将我的求学期再延长一些，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我仍可经常见到小露，还可进入大学以及什么可能的前程。但是——啊，我还提什么‘但是’呢……”而这次拒绝最直接的代价，则是和小露情感关系的中止。“被我唤作小露的少女日后在我西来与我决绝的信里有便宣称自己有了‘留苏预备生’作新朋友，带给我的刺痛多年才脱净。”是的，关于两人当时的关系，这里使用的是“朋友”一词。在当时中国城市青年男女情感关系的表述中，这个词语义暧昧但却指向明确——这就是青年男女之间的恋人关系。同性之间的朋友是可以兼容的，而异性之间有了新朋友则必须拒绝老朋友。昌耀就在这种情感逻辑关系中，被小露明确地拒绝了。

这是昌耀的初恋，也是春风得意时节的他首次失恋。应该说，昌耀的男女情感腺系足够发达，因为他尚不到18岁时就开始了初恋。但此后发生的一切，简直就像是命运特别的讽刺——由此直到1973年初37岁的年龄上，他才在头戴荆冠的负罪岁月中，组成了一个一言难尽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