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从桃源到北京的家族迁徙

鉴于这样一大群妇女儿童在家乡因生计无着，而会成为社会负担，身为国家高级将领的王其梅构想了一个战略性的大手笔：将王氏家族中的所有孤儿寡母，从王家坪连根拔出，由他出钱提供生活费用，全部安置在北京王其榘的家中托管。

经过简洁的部署后，对于一个家族来说不可谓不庞大的这一“移民工程”，于1953年6月1日前实施完毕。

当时被转移的这一干人众计有：

昌耀的七姑王其榛，四婶李学勤及其3个子女，昌耀的4个弟妹，一共9人。

而本来却应该是10人，或者8人。

所谓的应该是10人，与前面提到的昌耀那个“啼哭不止”的幺妹有关。她于1948年出生，就在其母亲吴先誉陷入绝境之时，把她送给了本地一葛姓夫妇，痛哭着请求葛家的农妇“给女婴留下一条活命的路”。这位女婴终于活了下来，既而随葛家改名为葛惠仙，并深得葛家夫妇的疼爱，故而在王家兄妹迁往北京前夕，王家人出面交涉意欲要回幺妹时，无奈葛氏夫妇情感上实在难以割舍而作罢，此后葛惠仙便一直留在了家乡。1980年前后，她先后同昌耀等其他兄长和姐姐取得了联系，2004年春节之后，还曾在北京的王昌煜家中小住了一段时间。葛惠仙现为桃源县三阳镇三阳村村民，2004年5月我与她通电话时，从语气上听得出，她的性格颇为开朗，而且眼下一切都还不错。

前面说的“或者8人”，是因为昌耀的二弟与其幺妹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于1950年被过继给了本家的一位堂叔，也同样被改了名字。然而，他却最终被要了回来，随同兄长们一同去了北京。如果他当时如同葛惠仙一样要不回来，那么这支“移民队伍”便应是8人。

由昌耀这两个最小的弟妹被相继送人和母亲的去世，我们更可以想见什么叫做“家破人亡”。然而，这个家庭的子女们随着伯父王其梅调度下的战略性转移，随之就在首都北京过上了少年儿童衣食无虑的日子。所以，王其梅此后在给昌耀的一封信中强调：不是我，而是新中国拯救和改造了这个家庭。显然，这是一个站在省级军政负责人的角度上，用新的国家政权观念做出的表述。

在这里，且将昌耀之下5个弟妹及其此后的人生走向，作一汇总性介绍：

大弟：王昌煜。中学毕业后在北京当工人直至退休。现居北京。

大妹：王昌淑。中学毕业后在北京当教师。2002年去世。

二妹：王瑞珍。中学毕业后在北京当工人。2003年去世。

二弟：王国君。原名王国焘。1950年过继给本家堂叔后改名。1967年在北京一中毕业后，支边到新疆乌鲁木齐工作。1991年病逝。

幺妹：葛惠仙。自小过继给家乡葛氏夫妇后，一直生活在桃源乡下至今。

而在1953年的这个时候，接纳了上述9口人众的王其榘及其家庭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昌耀的父辈中，五叔王其榘是唯一一位把文化之路走到底了的人。他的名字，曾和桃源籍的文化名人翦伯赞连在一起。

王其榘曾是翦伯赞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初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南京博物院工作。不久，即被调往北京，做翦伯赞的私人秘书。再此后，就是进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员工作直至退休。

按当时的情况推想，初到北京不久的王其榘的住房，大致上也就是个仅有容身之地吧。而突然要一下子接纳9口人，应该是根本不可能的。关于此事，王昌煜曾向我特别介绍，他们到了北京后的住房，就是翦伯赞为五叔找的。此时，这套房子中一共生活着12人——包括王其榘及其夫人和儿子王念青一家3口。

王其榘的夫人和儿子在新中国成立前也一直住在王家坪，并同昌耀的父母一样，享有从祖上继承下来的房产和地产。而正是这一点，也在王其榘的心理上，形成了一层与“地主阶级”相连带的阴影。王其榘此后一直负责对少年失怙的昌耀进行人生思想上教导的任务，而从他给昌耀的大量信件中看，与一个学者本有的敏锐与严谨同时显现的，还有这层阴影投递给他的敏感与谨慎，进而又以相反向度上的激进，随时表现出“划清界限”的姿态。

昌耀的4个弟妹，四婶的3个子女，加上五叔的儿子王念青，突然间集结在一起的8个毛头儿童，使王其榘的家中顿时成了一个大杂院。你吵了，他闹了，你欺侮他了，他要为他讨回公道了，儿童的世界似乎极少太平安宁。不单是这8个儿童，即便是脱下军装进入保定荣军学校的前志愿军战士王昌耀，在1954年暑假到了北京的五叔家里后，也与五叔的儿子王念青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继而连一个招呼都没打，便愤然离去。由此而使大为伤心的王其榘，对自己的儿子王念青一通雷霆震怒。

昌耀可以耍自己的小脾气，但五叔却大人不记小人过。就在1955年春节过后，五叔又给保定的昌耀写去了一封信：“过年好吗？我们今年过得还不错，他们一直没有吵架。像这样的情形，我感觉里还是第一次……”这样的感慨，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没有吵架固然值得庆幸，但吵了架似乎也不错。因为这恰恰可以表明，昌耀的弟妹们在五叔的家中绝无寄人篱下的感觉，表明了五叔把所有的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教养的长辈气度。

而对于昌耀，五叔王其榘的态度则显然有别，在仍然把他当作侄子的同时，又在不自觉中把他当成一个同代人，一个已经达成了思想交锋的对手，从而经常以信件的形式，与昌耀作“当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式的谈话。然而，这种谈话在大多数时候不但并不融洽，甚至可以称得上别扭。比如此时在文学创作中已看见了新的洞天的昌耀，总有令自己激动的想法和打算，也自然渴望受到欣赏，获得鼓励，但在他哪怕是以抑制性的语气把这些想法告诉五叔时，敏锐的王其榘总能从中看到这个小文化人正在翘起的骄傲的小尾巴。随即便是敲打，便是泼出止热止烧的冷水，便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夹起尾巴做人”的循循善诱。

从最终的情况看，昌耀和五叔王其榘是王氏家族中仅有的两个选择了文化道路去走的人，且在各自的领域都置身于国家范围内的前沿区域。但他们并不是一类人，五叔是一个始终以国家意识形态观照自己研究领域的“正确”学者，而昌耀，则是一个以艺术为心灵对象的理想主义诗人。在这个时候，昌耀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五叔的不时敲打之于他的意义，而五叔王其榘，则从昌耀的书信中，对这个侄子的未来走向约略有了一丝不安。这自然都是后话。后话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出现。

到了1954年，王其榘北京这个庞大的家庭逐渐开始“消肿”。先是这一年的4月，昌耀的七姑王其榛从这个家庭中迁出，前往自己在沈阳工作的女儿郭宛平处。郭宛平，50年代初在辽宁日报社工作，其丈夫为志愿军军官。数年之后，夫妇俩带着母亲又调到北京，郭宛平进入了北京日报社。再后来，全家又一起去了河南郑州。

接下来的1955年2月，昌耀的四婶李学勤又带着她的3个子女，迁往四川峨眉其丈夫处——此时，昌耀的四叔王其楝已从18军转业到了这个地方。

这样，只剩下昌耀的4个弟妹，在北京继续由五叔王其榘托管养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