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海关
事情说来有点蹊跷，尽管我不喜欢坐在炉边与亲朋好友谈论太多有关我自己的生平逸事，但是我一生中竟有过两次想把自己的生平经历写成自传公之于众的冲动。第一次[1]是在三四年前，当时在一本书里给读者描写了我住在一座“古屋”里，过着幽静孤寂生活的情景。其实，那样做实无必要，无情可原，无论宽宏大量的读者还是爱挑剔的作者都难以想象出任何实际的理由。现在这次的冲动，同上次一样，也实不该当，只是因为我非常高兴逮住了一两位听众，于是我便抓住他们不放，又谈论起我在海关的三年经历。虽然《教区司铎》[2]这种自吹自擂的榜样不再被人仿效，然而，事实似乎是这样：在作者把书稿公之于众时，他与之交谈的不是众多把他的书弃之一边的人，或是从不触摸该书的人，而是为数不多的知音读者，他们甚至比他的大多数同学或终生好友更了解他。确实，有些作者走得更远，敢于揭示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把本来只适合于讲给个别知心好友听的东西都写出来，仿佛这本印出来的书，一旦在市面上广为流传，肯定会找回从作者自己本性中分割出去的部分，通过交流，圆满完成他生活的周期。然而，把一切都说出来，即令说得很客观，也很难正派得体。但是，除非说话人与听者之间保持某种真诚的关系，否则说的内容必然是呆板的，表达起来也必然是生硬的，因此，说话人把听众想象成一个朋友，一个善解人意的朋友，当然未必是莫逆之交，也就有情可原了。有了这种亲近感，人性中含蓄保留的一面化解了，我们便会侃侃而谈，讲述我们周围的事物，甚至我们自身的情况。不过，即令此时，我们仍然要把内心深处的“我”置于面纱后面。我认为，就这个程度，在这个范围之内，作者是可以谈论自己经历的，这样既不会侵犯读者的权利，也无损于作者本人的权利。
你们还将看到《海关》这篇文章具有某种特性，一种常在文学中被公认为正当的做法，即用来解释后面篇幅中涉及的大部分内容是怎样为作者掌握的，并提供证据力陈叙述的内容确凿可靠。事实上，这一点——一种想把自己置于编辑位置上的愿望，更具体地说，把自己置于这本故事集中最长一篇故事[3]的编辑位置上的愿望——就此，非它，便是我采取与读者保持某种个人关系的真实原因。达到这个主要目的之后，似乎可以允许添加几笔，素描一下以前没有描绘过的生活模式，以及在里面活动的人物，作者本人恰巧是其中之一。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也就是在老船王德比[4]叱咤风云的时期，我的家乡塞勒姆镇是一个繁忙的码头。但是，现在码头边上却只留下一些歪歪斜斜腐朽的木头库房了，当年热闹的商业场面已不复存在，只是偶尔可以见到一艘双桅或三桅的帆船停泊在长长的码头中央，卸下些裘毛兽皮；近处一艘来自新斯科舍的纵帆船正在从船舱里抛出装来的柴火。在这个经常被潮水淹没的残败不堪的码头边上，有一排建筑物，后面长着一大片恣蔓的野草杂树，它们成了荒芜岁月的见证。就在这里，在这个我所说的破旧码头的顶端，矗立着一座砖砌的高大建筑，从它的正面的窗户里可以看到这幅毫无生气的景象，从那里还可以眺望整个港口。在屋顶的最高点，每天上午三个半小时里，共和国的国旗在微风中飘扬或因无风而低垂着；但是，这面国旗十三根横条是垂直的而不是平行的，这表示这里是山姆大叔[5]的一个民事部门而不是军事部门。大厦的正面装饰着一个由六根木头柱子组成的门廊，支撑着一个阳台。门廊底下是宽大的大理石台阶，直通街心。正门上方悬挂着一只巨大的美洲鹰的雕像，双翅展开，胸部护着一面盾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的两只鹰爪各抓着一束矢箭和倒钩箭。这只不幸的飞禽具有其同类常有的性格特征，借助它凶残的大喙和眼光以及凶猛好斗的姿势，它似乎威胁要对无辜的人们施虐，特别警告镇上的全体居民，要注意安全，不要侵入它卵翼下的这幢建筑物。然而，尽管它看上去凶悍异常，但是在这个时候许多人仍在千方百计地来到这只联邦雄鹰的卵翼下寻求庇护。我想，在他们的想象中，它的胸脯一定会像鸭绒枕头一样酥软暖和。但是，即令在它心情最愉快时，它也没有多少温柔，迟早——恐怕多半是赶早——它会甩掉刚孵出的雏鹰，用爪子抓，用喙啄，或用它的倒钩箭戳刺他们，使他们伤痕累累，刻骨铭心。
上面描述的这座大厦——我们也可称它为这个港口的海关，其四周人行道上的裂缝里已长出一丛丛野草，表明它近年来已不再是一条商贾云集，众人踩踏的通道。不过，在一年之中有几个月，常常在上午还有一些活动，给它带来些微生气。此情此景会使上了年纪的居民想起上次与英国人打仗前的那个时期[6]，那时塞勒姆是一个重要港口，不像现在被商人和船主们那样轻视，不屑一顾，任它的码头崩坍破败；同时他们的公司企业毫无必要地，也是难以想象地一窝蜂跑到纽约、波士顿去，在那里掀起了强大的商业浪潮。在这样的上午，有时会有三四艘船同时靠岸，它们通常来自非洲或南美洲，或者是马上要起锚开往那些地方。在这种时候总可听到频频的脚步声，在大理石的台阶上迅速上上下下。在这里，被海风吹得满脸通红的船主，在他自己的妻子向他打招呼之前，你也许就在港口先行向他打过招呼。船长的腋下夹着一只失去光泽的铁皮盒子，里面放着有关他驾驶的那艘船的文件。在这里，船长的老板也赶来了，或兴高采烈，或文雅谦和，或怒气冲天，一切都取决于这次刚完成的航行所筹划的货物买卖的情况。有的货物很快就会变成金子，有的却被埋葬在一大堆无人问津的商品底下。来这里的还有满面皱纹、胡子灰白、愁眉苦脸的商人的胚芽——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他们本该是在磨坊的贮水池里玩耍航船模型，但就像让狼仔尝血腥一样，他们过早地尝到了航海的滋味，被送上老板的船出海冒险。在这个场景中的另一类人物是水手：他可能是将要出海去的水手，正在寻找护照；也可能是刚上岸的水手，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正在设法找医院。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锈迹斑斑的小帆船的船长，他们的船从英国统辖的加拿大地区运来柴火；还有跟随这些船长来的一群面貌粗野的水手，他们看上去不像美国佬那么机灵，但是他们对于我们日益衰退的贸易做出了一份不小的贡献。
把这些各色各样的人，像他们有时会做的那样，聚集起来，再加上使这伙人更为多姿多彩的其他杂七杂八的人，他们把海关一时变成了一个沸沸扬扬的地方。然而，沿着这些台阶拾级而上的时候，你往往会看到一大溜可敬可爱的人物。如果在夏天，你会在这座建筑物的大门口看见他们；如果在冬天或遇上天气恶劣的日子，你会在他们各人的房间里看到他们。他们坐在古色古香的椅子里，跷起椅子前腿，后背仰靠在墙上。他们经常昏昏欲睡，但偶尔可以听到他们在一起交谈，讲话的声音像是说话，又像是鼾声，有气无力，样子就像那些生活在济贫院里的人，以及其他一切靠施舍、靠受奴役过活的人，反正不像是那些自食其力的人。这些老先生们便是海关职员，他们像马太一样坐在那里收税，但是不大喜欢像马太那样为使徒的事让人支派差遣[7]。
再说，走进正门，在左手一边有一间大约十五平方英尺大小，又高又宽敞的房间或者叫办公室，房间有两扇拱形的窗俯视着前面说到的那个衰败的码头，第三扇窗则朝着一条狭窄的巷子，可望到德比街的一小段。从这三扇窗口望去，可以瞧见各种各样的店铺——杂货铺、木工作坊、成衣店、船具商店，等等。在这些店铺门口经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老水手，还有经常出没在城里贫民区的那些“码头耗子”，在那里说说笑笑。屋子里蜘蛛网密布，陈年的油漆使房间显得昏暗，地板上撒满了灰沙，看上去好像已被废弃不用很久了。从这个房间如此污秽龌龊的样子，很容易得出结论：这里是个罪犯的隐匿地，女性很少带着她们具有魔力的扫帚和拖把之类工具进去。在家具方面，有一个装着粗大烟囱的炉子，在一张松木桌旁边有一只三条腿的凳子，两三只摇摇欲坠的木头坐垫椅子；不要忘了还有些图书，在几个书架上有二三十本国会法典和大部头的税法精粹。有一根铁皮管子穿过天花板，成了与大厦内其他房间传声的工具。大约六个月前，尊敬的读者，你会认出一个人，他在大房间里从这一角踱到那一角，或者仰坐在那条高脚凳子上，肘部撑在桌上，眼睛扫视着晨报的各个栏目；还是这个人欢迎你进到他在“古屋”西侧的舒适的小书房里，那里阳光穿过柳枝在欢快地闪烁。但是现在，如果你要到那里去找他，你就打听不到这位民主党的海关稽查官的下落了。改革的大扫把已把他扫出了办公室，一个更般配的接班人穿上了他那一身庄严的制服，口袋里装进了他的那份薪俸。
我的故乡塞勒姆古镇过去和现在都拥有着我对它的挚爱，虽然在我童年和成年都没有在那里居住过多久。这种爱的力量在我住在这里的那些岁月里从未觉察到。确实，就其外表而言，平平坦坦，缺少变化，铺天盖地的大多是些木头房子，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一座建筑物称得上美；它的建筑没有规则，既不优美，也不古雅，而是平庸无奇。它的街道长而懒散，无精打采地躺在半岛上。从这一端的绞刑架山和新几内亚湾一直延伸到可以看到济贫院的另一端。这些便是我故乡小镇的特点，犹如一个杂乱无章，扑朔迷离的棋盘，对它有一种依恋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在其他地方我生活得幸福愉快，但是在我内心仍保留着对古老塞勒姆镇的一种情感，我找不到更贴切的词来形容我的这种感情，我乐意称它为挚爱。这种情感很可能是分派给我们家族的，它古老的根茎深深地扎入了这块土地。从我们赫桑[8]家的最早移民，也就是原先的不列颠人在这块荒芜的、靠近森林边缘的殖民地上出现开始，至今已将近有两个世纪零二十五年了。现在这块移民聚居地已经成了城市。他们的后代在这里生生死死，他们埋下的尸骨在地下腐烂与土壤混在一起。直至他们的每一小部分都化为尘土，不辨人形之时，我才出生，并开始在街头漫步。因此，我说的那种依恋之情部分只是尘土对尘土的同情。我的同胞大都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也许正如经常的移植有利于改善品种一样，他们认为也无须知道这种感情。
但是，这种感情同样具有道德的品性。我们那位最早祖先的形象，被家族的传统赋有一种暗淡阴沉的庄严特性。我回忆起来，早在我孩提时，这形象便出现在我的想象之中，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际，导致了我对过去的一种深切感情，但我不认为这种感情与当前的塞勒姆镇有什么关系，而似乎与生活在这里的祖先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最早的祖先样子严肃，蓄着大胡子，穿着黑色的大斗篷，戴着尖顶帽。他很久以前便来到这里，来时携着《圣经》和利剑，带着庄严的姿态迈步走在人迹稀少的街道上，俨然像是这里的一个大人物，仿佛是一个能制造战争又能缔造和平的人物。他的名声远超过我，与他相比，我的名字无人知晓，我的容貌鲜为人知。他是一名军人、议员、法官；在教会里是当权者；他具有清教徒的一切特点，优劣兼而有之；他还是一名残忍的迫害狂，贵格派教徒曾在他们的历史中提到过他，描述了他严厉对待该教派一名妇女的事件。恐怕他的这一劣迹比之他的那些伟绩将要更长久地流传下去，尽管他的伟绩远多于劣迹。他的儿子[9]也继承了他这种迫害精神，在女巫的殉道案中他臭名昭彰，据说她们的鲜血在他身上留下了一个污点。这血污一直渗透到他的骨骼里。如果他埋在宪章街墓地里的寒骨还没有完全化为尘土的话，那么这个污点还一定保留在那里！我不知道我的这些祖先是否悔恨自己，祈求上帝饶恕他们的种种暴行；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另一个世界里为自己造成的严重后果饮恨痛泣。无论如何，我，一名作家，作为他们的代表，却为他们深感羞愧。我祈求，这些由他们招来的诅咒——如我听到的诅咒，也如多少年前人类凄凉悲惨的境况充分说明其存在的诅咒——从此以后消除殆尽。
毫无疑问，这两个面目森严、郁郁寡欢的清教徒谁都不曾想到苍天会对他们的罪孽做出报复。在我们家族的树系上，在那棵上面长满青苔的老树干上，隔了许多年之后，竟在它顶上的一个枝丫上冒出了一个像我这样游手好闲的不肖子孙。我胸无大志，也一无成就——如果在家庭范围之外，我的生命因成功而添美溢彩过的话，在他们看来不是十足的有失体面，也是毫无价值的。“他是干什么的？”我的老祖宗中的一个向另一个嗫嚅道，“一个写故事书的！那算什么行业——既不能给上帝增光，又不能给人类的子孙后代造福。哼！那个堕落的家伙倒真可算是个江湖骗子！”这些便是我和我的先辈们越过时间的鸿沟相互进行的攻击！然而，随他们怎么瞧不起我吧！反正他们天性中的一些特性已经和我的纠结在一起，不分彼此了。
在这个镇子的初创时期，经过这样两个态度认真、精力充沛的男子汉的开拓经营，我们的家族从此在这里成家立业，而且还颇受尊敬；就我所知，还从未有一个不肖的成员给家族丢人现眼；但是，另一方面，在最初两代人之后，也很少或没有谁完成过可资记忆的业绩，或者提出过引起公众注意的重大建议。渐渐地，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消失了，就像街上各处的老房子快被新的尘土掩埋掉半截了。在一百多年里，我们祖祖辈辈都以航海为业。在每一代人中，当一个头发花白的船长结束甲板生涯回家安度晚年时，他的十四岁的儿子就继承其父亲船上的位置，站在桅杆下，面对着曾吹打过他父辈的狂风恶浪。儿子到了时候也从水手成了船长，度过了风吹雨打的壮年，漂洋过海，漫游四方，然后告老还乡，以终天年，让自己的骨灰回归到生养他的泥土中去。这种一个家族与一个地方，一个既是出生地又是安葬地的长期维系，在人和地之间培育起一种亲情。这种亲情与这个地方的景色美还是不美，及其周围的精神或道德环境如何并不相干。它不是爱，而是本能。新居民，一个刚从异国他乡来这里定居的新人，或者只是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都还不配称作塞勒姆人，因为他还不知道一个老居民在过去三百年悠长岁月中培养起来的对这块世世代代扎根的土地的依恋之情，那种像牡蛎依附于海礁的韧劲儿。不管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是如何大煞风景，他是如何厌倦那里破旧的木头房子、遍地的泥泞、满天的尘土、沉闷的环境和感情、肃杀的东风以及更为令人心寒的社会气氛，所有这一切，以及除此之外你能看到的和想象到的缺点和瑕疵都无关宏旨，无伤大体。相反，其魅力犹存，而且威力无比，仿佛这片故土乃是人间天堂。我的情况正是如此。我觉得塞勒姆成为我的故乡几乎是命中注定的，所以那些我们一贯很熟悉的这个古老镇子的相貌和气质永留心间，历历在目，一成不变，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就如我们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告别尘世，长眠在地下，另一个换岗接班，巡逻街道，延绵不断。然而，这种情感恰好提供了一个证据，说明最终应该切断这种已经变成不健康的联系。正如马铃薯在同一块贫瘠的土壤里连续种植要退化一样，人性原地不动同样不会成长发达。我的子女都在其他地方出生，只要他们的命运在我的控制之下，他们将把根扎在陌生的土地里。
我迁出“古屋”之后，正是我对故乡塞勒姆镇的这种奇怪的、惰性的、缠绵悱恻的依恋之情，把我带进了海关大楼，占了这个位置，而当时我是完全可以远走高飞去其他地方的。我的厄运全赖我自己。我曾不止一次离家出走——还似乎大有一走了之，永不回头的样子——但神不知鬼不觉却回来了，仿佛塞勒姆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宇宙的中心。这样，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怀揣总统的委任状，登上大理石的台阶走进大楼。我会见了一大群绅士，这些人在我担任海关主要长官期间将协助我工作，完成这一重任。
我非常怀疑——还不如说，我毫不怀疑——是否美国的公务员，无论是文职的还是武职的，都像我现在这样手下有一伙老职员，接受家族式的管理。我对他们瞧上一眼，便立即可以知道谁是这里“最老的居民”。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里，税收官的独立位置使塞勒姆海关没卷进政治变迁的旋涡里去，而政治变迁常常使官职的任期一有风吹草动便岌岌可危。我的前任米勒将军[10]是新英格兰的一名著名的英雄，他的赫赫战功使人们对他景仰万分；在他任职期间的各届政府中他又因开明贤达博得交口称赞，地位稳固；他的同僚遇到危难和焦虑时，总能从他那里得到庇护。米勒将军极端保守，世俗习惯对他善良的天性产生的影响很小。他信任熟悉的面孔，很难触动他做出变动，即令变动会带来无可置疑的进步。因此，我接任该部门时，我发现手下全是老人。他们大多是老船长，在受尽了海上风口浪尖的颠簸和历尽了人间的世事沧桑之后，最终飘进了这个安静的角落。这里很少有什么事情打扰他们，除了定期的总统选举掀起的惊涛骇浪之外，风平浪静，故而人人安居乐业，重新开始了生气勃勃的新生活。虽然他们跟其他人一样都难免生老病死，但他们显然有什么护身法宝或其他什么办法使死亡不易逼近。我相信他们中有两三个人因为痛风或风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一直卧床不起，从未梦想还会到海关上班。但是，躺了一个冬天之后，居然可以下床活动，走进了五月或六月和煦的阳光里，蹒跚着走进海关完成他们所说的“职责”，在闲暇和方便的时候再上床安卧。我必须服罪，是我使不止一个这些共和国德高望重的公仆提早咽了气。根据我的请求，他们获准摆脱繁忙的劳动，退下来休息，不久之后便仙逝西去，仿佛他们生活的唯一守则便是为国家操劳不息。我得到的慰藉是，由于我的干预，给他们留出了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去忏悔每一名海关官员据认为都非常可能犯下的腐化堕落行为。海关的前门和后门都没有朝通向天堂的大路敞开。
我那里的海关官员大多是辉格党党员[11]。新来的稽查官是一名不过问政治的人，虽然在原则上是一名忠实的民主派，但他接受和担任官职都与政治无关。他的这种政治态度对于保持他们官员之间深厚的兄弟般友情也是十分适宜的。要不是这种情况，即由一个政治上很活跃的人来担任这一要职，让他负责处理一位身体虚弱有病而不能上班的辉格党税收官的任务，那么在这位裁员天使走马上任不出一个月的时间里，那些老人兵团里的人差不多全都得退出办公室，结束上班生涯。根据办理这类事的一般规则，把那些白发苍苍的家伙送上断头台几乎完全是政治家的职责。显而易见，这些老家伙都害怕我对他们采取非礼的措施。看到伴随我的到任给他们带来的惊恐时；看到这些跟我一样无害人之心的老人，见到他们饱受半个多世纪暴风骤雨吹打的风尘仆仆、皱纹密布的脸庞顿时变得灰白时；发觉他们中这个或那个人对我讲话时声音颤抖，而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习惯于对着喇叭筒吼叫，其嗓音之大使呼啸的北风都哑然无声；看到他们的这副模样，我心如刀割，同时又感好笑。这些卓越的老人，他们自己明白根据制定的条例——就凭他们中有些人已丧失工作效率来说——他们应该让位给年龄上更年轻、政治上更正统、比他们更适合为美国政府效劳的人。我对此也十分明白，但是心里总不知道如何做才好。这样，在我任职期间，他们继续蹒蹒跚跚地走在码头上，摇摇晃晃地上下台阶，理所当然地有损我的名声，也伤害了我的公职心。他们在办公室里将椅子后背仰靠在墙上，藏在他们习惯了的角落里蒙头大睡；上午醒来一两次，相互间重复讲了千百遍的海上见闻和长了毛的笑话，这些东西都已成了他们的口令和答令，叫人腻烦。
我猜想，他们很快发现新稽查官的心不存恶意，所以，这些老先生们又开始带着轻松的心情，进出办公室，履行各自的责任，庆幸他们被继续留用——至少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如果不是为国效劳的话。他们戴上眼镜敏锐地窥视船只的货舱。他们小事精明，小题大做，但有时却大事糊涂，误了大事。经常发生这样的差错——一船贵重的商品大白天就在他们毫无警觉的鼻尖底下偷运上了岸，但是他们此时却上船无比警惕和利索地把船的各个通道上锁，套上两把锁，还加上封条和火漆！不批评他们原先的疏忽大意，倒还要表扬他们在发生差错后表现出来的仔细谨慎，感谢他们在事情已经无法弥补之后，表现的那种满腔热忱和机敏果断！
除非有人特别难相处，对一般的人我总傻乎乎地以仁相待。我通常想到的是同伴性格中的好的那一面——如果他有此一面——并依此来判断他属于何种类型的人。由于海关里大多数老职员各有优点，再由于我跟他们相处中的位置，带有家长和保护的性质，非常有利于培养亲善的感情，所以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们。夏天的中午，灼热的暑气消溶了人类亲属之间的其他的情感，向麻木不仁的器官传递的只是一股亲切的暖流。这时在后门听他们聊天是一件愉快的事。他们像平时一样排成一行，椅子靠在墙上侃侃而谈。过去几十年冻结的妙语化解了，随着笑声像泡沫似的在他们的唇间吐出，真是妙语连珠。从表面上看，老年人的喜悦跟孩子们的快活有很多共同之处，智慧的、深沉的幽默感与此毫不相干。两者都是在表面上闪烁的一缕亮光，给嫩绿的树枝和古老腐朽的树干送去了光明和欢乐。然而，一个是真正的阳光，另一个则更像是从朽木腐草中发出的点点磷光。
读者必须了解，把我的那些极好的老朋友都描写成一群年迈昏聩的老人是令人伤心和不公平的。首先，我的助手不都是老人，他们中有的年富力强，能力出众，精力充沛，全然拒绝他们不吉祥的命运给他们安排的那种懒散寄生的生活方式。再者，有时发现老人的缕缕白发是盖在一座良好的智慧公寓屋顶上的茅草。但是，就我的老人兵团的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我把他们说成是一群令人厌倦的老人也没有冤枉他们，因为从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中没有积聚起值得保存的东西，他们似乎扬弃了金色的麦粒——实用的智慧，尽管他们曾有许多次机会收获它们，但他们却把谷糠非常细心地贮藏在记忆里。他们一谈起早上的早餐或昨天、今天、明天的晚餐就兴趣盎然、津津乐道，远甚于谈论四五十年前的海难或者他们年轻时亲眼看见的世界奇观。
塞勒姆海关的创始人——不仅是这个小小的职员班子的族长，而且我敢说也是全美国登船检查人员的族长——是一位终身稽查官。他真正可以称为税务制度的婚生子，地地道道或者还不如说名门正配的婚生子。他的父亲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位上校、原先港口的税收官，他给他创设了一个官职，派他充任，当时他年纪很轻，现在还活着的人都已记不清具体的年代了。我第一次认识这位稽查官时，他已是八十高龄了，实在是你一生中难得遇到的不老松的样板。他两颊红润，身体结实，潇洒地穿着一件纽扣锃亮的蓝上装。他步态矫健有力，精神矍铄，看上去当然不年轻了，不过，倒也是大自然母亲新创造的一种人的体型，年迈体弱对他并无影响。他那不时回响在海关的嗓音和笑声丝毫没有老年人带有的颤音或咯咯声。它们从肺腑迸出，像公鸡的啼鸣或清脆的号角声。把他单单作为一头动物来瞧——也没有别的什么好瞧的——他是一件让人看了心满意足的东西，因为他的各个部位健壮匀称，并且在他这样大的年龄，还能享受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孜孜以求或梦寐以求的快乐。他在海关的生活无忧无虑，按时发给薪俸，无须时刻提心吊胆被解聘，这无疑让他日子过得轻松愉快。但是，根本的，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罕见的完美的身体素质、恰到好处的智力，加之掺入了微不足道的道德与精神成分，后面两个品质恰好足以使这位老者不至于沦为一头四足动物。他没有思维能力，没有深沉的感情，也没有令人讨厌的多愁善感；总之，除了一般的本能之外，一无所有。凭借这些本能，而非一颗心，加上他健全的体魄必然产生的乐呵呵的脾气的帮助，他体面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且为众人所接受。他曾先后娶过三个妻子，但很久前都已死去；他还是二十个子女的父亲，但其中大多数在童年或壮年的不同年龄命赴黄泉。有人会以为这么多的哀伤定会给欢快开朗的心情一遍又一遍蒙上阴暗的色彩。我们的老稽查官并非如此！一声短叹便把这些令人不快的回忆一笔勾销。不一会儿，他像一个还光着腚未穿裤子的婴孩一样玩耍起来，情绪变化之快远甚于税收官的年轻书记员，他才十九岁，看上去却远比上司更年长、更老成持重。
我一直在细心观察和研究这位非同寻常的族长式人物，他比我见到的其他人具有更奇特的品性。他确实是一个奇才。从一个角度看，他是那么尽善尽美；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又是那么肤浅，那么虚妄，那么难以捉摸，是一个完全不足取的窝囊废。我的结论是他没有灵魂，没有心肝，没有头脑；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他除了本能之外，一无所有。然而，他性格中为数不多的一些东西非常巧妙地拼凑在一起，以至没有令人痛苦的缺憾；相反，在我看来，跟我在他身上发现的东西相比已绰绰有余，可心满意足了。也许——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很难设想他来世如何生活，因为他似乎只重今世，耽于声色口腹之乐；当然，他今生今世，直到他咽最后一口气之前，过得挺不错，并没有比野兽负有更大的道义责任，却有更大范围的享受，还幸免了老年的孤寂和忧郁。
他比之那些四脚爬行的弟兄们具有一个巨大的优点，那就是他能够回忆他享受过的美酒佳肴，而吃吃喝喝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对美食的喜好是一个让人十分愉快的特点；听他讲烤肉使人胃口大开，就像吃了腌菜或牡蛎一样。由于他没有更高尚的品质，也没有因把他的精力才智全用于促进他肠胃的快乐和受益而牺牲或败坏精神禀赋，因此我感到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鸡鸭鱼肉，以及如何把它们做成一道道美味佳肴确实是一件乐事，让我心满意足。他一谈起好吃的菜肴，尽管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某次宴会上吃的，他似乎都能把猪肉或火鸡的香味送到了你鼻子底下。六七十年前他尝过的好滋味似乎还留在他的舌尖嘴唇上，就像他早饭刚吃下的那块羊排一样回味无穷。我就听他咂着嘴大谈他参加过的大大小小的宴会，参加这些宴会的客人除了他自己以外都已成了一堆尸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看到这些成了僵尸鬼的昔日食客如何一个个在他面前站立起来，表情不愠不怒，也无意报复，反而好像非常感谢他以前的品尝力，并竭力拒绝形形色色的既虚无缥缈又刺激感官的享受。那些曾经在老亚当斯总统[12]执政时期摆设在餐桌上的菜肴：鲜嫩的牛排、小菜牛的后腿肉、猪的小排骨、味道奇特的鸡肉、美味可口的火鸡等都记忆犹新，永志不忘，而人类的其他经历，带给他个人生命欢乐或痛苦的一切事件都对他没有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像一阵风一拂而过。老人生活中主要的一件带有悲剧色彩的事件，据我判断，是一只大鹅遭到的不幸。这只鹅生活在二十多年，或许四十多年前，不幸身亡。这只鹅外形特佳，但摆上桌子却证明肉质老不可耐，连锋利的餐刀割上去都不留一丝痕迹，只能用叉子锯子把它肢解开来。
到此，该结束这篇随笔了。不过，我倒乐意再多花费一点笔墨，因为这个人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是最适合担任海关官员的人。绝大多数人，由于篇幅有限不便详述的种种原因，往往经受不住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在道德上受到损伤。这位老稽查官却安之若素，恪尽职守，始终不变，一切如旧，坐下来吃饭胃口也跟原来一样好。
有一个人与他十分相似，如果我对他不写上几笔的话，那么海关的众生相就残缺不全，叫人感到奇怪了。不过，由于我对他的观察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因此我只能对他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这人便是税收官，我们骁勇的老将军。他在结束了辉煌的戎马生涯之后，曾在西部的一个荒芜的地区担任过统治者[13]，二十年前来到这里，度过他丰富多彩和显赫光荣一生的晚年。这位英勇的军人已经活了，或者差不多快活了七十个年头了，正在继续他人生征途的最后一段。年迈体弱的重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即令振奋人心的军乐声也难以使他的心情轻松一些。他过去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而现在他步履维艰，颤颤颠颠，在仆人的帮助下，手扶着铁栏杆才能慢慢地痛苦地走上海关大楼的石级，艰辛地走过楼面，到达在炉边的那只他坐惯的椅子上。他常常坐在那里，带着昏沉安详的表情凝视着进进出出的人影，静坐在翻纸张的沙沙声、人们的发誓声、讨论公务声，以及工作人员的随意交谈声中。所有这些声音以及周遭的情况似乎对他的感官无多大影响，几乎没有进入他思绪的内层。在这种宁静状态下，他的面容温存慈祥，假如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件什么东西上，他的脸上就会显现出彬彬有礼、饶有兴趣的样子。这证明他身上还存在着光亮，只是这盏智慧之灯的外罩使光线不能射出。你越是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你越发感到他的心智还是十分健全的。对他来说，说话或听话都非常吃力，因此不要求他讲话或听人讲话时，他脸上会短暂地露出原先愉悦安详的表情。看到他的这副表情，我们的心情也好受多了，因为虽然看上去还是很阴沉，但没有那种垂垂老者的痴呆之气。他原先强健魁梧的身躯看来还没有压垮，化为粪土。
可是，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要观察和描述他这样一个人物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好比看到一堆灰蒙蒙的废墟便要在想象中重建起一座像提康德罗格一样的古堡。或许，这里或那里有些墙垣还几乎完好无损，但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只是一个不成样子的土墩子，笨重得动弹不得，又长期无人照管理睬，上面杂草丛生。
然而，当我怀着深情瞧着这位老战士时，我可以看到他整个形象中的主要之点，尽管我与他之间交往并不密切，但是我对他的感情，像所有熟悉他的两足或四足动物对他的感情一样，用“深情”一词也许是很恰当的。他的形象以高尚和英勇品质而引人注目。这些品质表明他不是靠一个偶然的事件赢得显赫的名声，而是名正言顺，受之无愧的。我认为他的精神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种精神要求他在生命的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永恒的动力，一旦受到鼓动，要求去克服障碍，达到某个目标。这种精神不会在他身上使尽或消失，原先遍布他全身，至今尚未完全泯灭的热量绝不是那种闪烁几下就熄灭的幽光，相反，它是一种深沉的红光，就像在熔炉里铁水发出的光。沉重、凝聚、坚实，这就是他安详的表情，尽管在我说这话的时候，老朽不合时宜地潜入了他的肌体。但是，即令在那个时候我仍可以想象，只要有某种深入到他意识里的东西激励了他——一声响亮的号角把他搅醒，唤起他沉睡的，但还没有死去的力量——他还能够像丢弃号服一样把年迈体弱摒弃一边，放下拐杖，拿起战刀，再次像一个战士一样一跃而起。即令在如此紧张的时刻，他的神态依然十分平静沉着。不过，这种表现只是一种假想而已，并不是一种预见，也不是一种愿望。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顽固、笨拙和忍耐，这些特点就如我前面已经用过的那个最恰当不过的比喻——提康德罗格古堡周围牢不可摧的土墙。他的这些特点在他年轻时倒可用“犟”一词来概括。至于刚正不阿，跟他其他的禀性一样，沉甸甸的一大块，像一吨既不可锻造又难以对付的铁矿石；再说到慈善仁爱，虽然他在奇贝瓦和伊利堡两个战役[14]中带领部队展开了凶狠的白刃战，我还是把慈爱看成是他性格中的真正特性，正是这个品质鞭策了那个时代所有能说会道的慈善家。亦未可知，他还亲手杀过人——当然，在他所向披靡的冲刺面前，他们就像在大镰刀挥舞下的草叶纷纷倒下——尽管事实可能如此，但他内心绝不是冷酷无情的，他甚至不忍心扯下一只蝴蝶的翅膀。我还没有遇到过另外一个人，能够这般自信地向他内在的赤诚之心呼吁。
许多特点，包括那些与文章中描述的非常相似的特点，在我遇到老将军之前很可能已消失了，或已黯然失色了。一切仅以优美取胜的东西往往转瞬即逝；大自然也没有用艳丽的鲜花来装点人类的废墟，因为它们只能在瓦砾的夹缝和裂隙中扎根和汲取适当的养料，所以她给提康德罗格古堡的断垣残壁播的是桂竹香这种花的种子。不过，在优雅与爱美方面还是有几点值得注意。不时闪现的幽默之火光会穿过阴沉面纱的阻隔，在我们的脸上亮起欢乐的光彩。那种在过了童年或少年的男子身上很少看到的天真烂漫却在将军喜欢观花赏花上表现出来。一个士兵常常被认为只喜欢戴上血红的桂冠，但是这里有一个士兵，他似乎有着一种少女般对琪花瑶草的沉浸醇郁之心。
英勇的老将军通常坐在火炉边上，而稽查官则喜欢远远地站在一旁，观察着他平静的、几乎昏昏欲睡的面庞。稽查官很少与他交谈，能避开就避开，因为跟他谈话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任务。虽然我们抬头就能见到他，相距仅几码，却觉得他不跟我们在一起；虽然我们就在他身边经过，却觉得他在千里之外；虽然我们伸手就可以碰到他的手，却觉得远不可及。也许他在他自己的冥思苦想中，比在这个与他格格不入的税收官办公室里，过着一种更真实的生活。阅兵队列的演变、战斗的厮杀声、三十年前听到的那阵阵古老雄壮的乐曲，这样一些情景和声音也许都仍活在他的心际耳边。与此同时，商人、船长、衣冠楚楚的职员和举止粗鲁的水手，虽然他们进进出出，熙熙攘攘，可这种弥漫着商业气氛的海关生活的喧闹声，他却充耳不闻；这位老将军似乎对这里的人和事都漠然置之。他就像一把放错了位置的老战刀。这把曾经在战场上闪闪发光，而今锈迹斑斑的老战刀，尽管它的刀刃依然闪着一道寒光，却被放在副税收官办公桌上，与墨水台、文件夹、桃木戒尺混在一起。
有一样东西大大帮助我重新塑造了这位尼亚加拉边疆上的不屈不挠的战士——一个真诚、朴实与强有力的人物。那就是我回忆起他讲过的一句刻骨铭心的话：“长官，让我来干！”这话是在一场战斗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说的，道出了新英格兰人英勇无畏，不怕一切艰难困苦的精神。如果在我们国家英勇行为也授予纹章的荣誉的话，那么这句话是可以作为刻在将军盾牌上最佳和最合适的格言了。这句话看起来很容易说，但是只有他，在面临这样一个危险而光荣的任务时，说了出来。
据说一个人经常与自己不相同的人结交做伴对于他的思想道德的健康是大有好处的。这些与己不同的人对他从事的事业不甚喜欢，他自己也必须超越自我去欣赏他们的领域和才能。我的生活经常给我提供这样的机遇，但是我在海关供职期间这种机遇尤为纷然杂陈。我在那里就遇到这么一个人，对他的性格的观察使我对什么是才能有了新的概念。他的天赋着重于实业方面：多谋善断、头脑清楚；一双眼睛能拨开迷雾，洞察秋毫；又能像魔术师那样一挥手中的小棒，烟消云散。由于他从孩提时候起便在海关里长大，所以这里是他最合适的活动场所。业务上许多错综复杂的事务，令外来的人伤透了脑筋，在他面前却有规有矩，井井有条。在我看来，他是那一类人中的典范。确实，他本身就是海关，或者，无论如何，他是使各种各样的齿轮转动起来的主发条，因为，在像海关这样的机关里，那里的官员都是上面任命的，各人都在谋私利图方便，而且很少有人来了解他们是否胜任工作，因此他们不得已要到其他地方去寻找他们自身没有的聪明才智。这样，不可避免地，像一块磁铁吸引钢锉屑一样，我们的这位实干家把其他人碰到的困难都引到自己身上来。他总是欣然答应帮助别人，对我们的愚蠢宽宏大量——本来对他这样聪明的人来说，愚蠢无异于犯罪——许多问题经他的手指轻轻一点拨，立刻迎刃而解，一目了然，如同白昼。商人们对他的尊重也不亚于我们这些小圈子里的朋友。他廉洁奉公，对他来说，这是一条自然法则，而不是一种选择或一个原则。在处理公务上诚实正派对他来说是保证他思想清晰缜密的首要条件。良心上的一个污点，任何有关他职业范围里的事，都会使他忐忑不安，就如同账目结算中出了差错，或在一本精美的记事本上溅了一个墨迹一样，尽管程度上远甚于它们。总而言之，我一生中极少遇到像他这样的人，他是如此彻底地适应他所处的环境。
这些便是我与之交往的人中的几个。把我投放到与我过去的生活习惯毫不相干的工作岗位上，并让我自己兢兢业业地获取这个工作带来的一切利益，我欣然把它看成是天意。经过同布鲁克农场那些爱空想的兄弟们[15]共同劳动，实施不切实际的计划之后；经过同像爱默生这样的学者一起生活，受其熏陶三年之后；经历了在阿萨巴斯河上自由自在、狂野不羁的日子之后——在那些日子里我与埃勒里·钱宁守在篝火旁，耽于胡思乱想之中；经过与梭罗在沃尔登湖畔小屋里谈论松树和印第安人的遗址之后；经历了因同情希拉德文化中的典雅而变得爱挑剔之后；在朗费罗家中受到诗的情绪感染之后——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最终，该是试试我其他才能的时候了，该是让我从以前不感兴趣的食品中吸取营养的时候了。对于一个了解奥尔科特的人来说，甚至结交一下那位老稽查官作为换换口味也是可取的。我有一种能力，既能同这样一些难以忘怀的朋友们相处，又能同具有完全不同品质的人打成一片，而且对这种转变从不抱怨。我把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看成是一种证据，证明这个机体和谐平衡，组织完整齐全，不缺少任何重要的部件。
文学，及其作用和目的，就我而言，现在已无关紧要。在这个阶段，我不关心书；它们远离我而去。天性，指在天地之间培养起来的天性，而非人生来的天性，在某种意义上，躲开了我；还有一切虚构的快乐，使之净化脱俗的快乐，也从我心中悄悄离去。如果有一种天赋或一种能力还没有全然消失，那么它在我身上也已不起作用，无所作为了。假如我已经意识不到我还可随心所欲地回忆过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话，那么这里倒真的有些东西让人伤心，一种难言的忧伤。确实，这样一种生活不可能平平白白过得太久；要不然，它会使我永远不同于过去的我，而没有把我改变成我值得采取的样子。但是，我决不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生活。有一种预知的本能总是在我耳边低语，说不要太久就会发生变化；还说新的生活习惯的变化一定会对我大有好处。
此时，我在海关担任税务署的稽查官，而且据我了解，还是一名称职的稽查官。一个有思想、爱幻想、重理智的人（如果他的这些品质超出一个稽查官要求具备的十倍），任何时候都可能是一个好管理人员，只要他不怕麻烦就是了。我的同事，以及跟我为公务打过交道的商人和海船船长都是这样看我的，很可能他们都不知道我性格的另一面。我猜想他们中没有人看过我写的一页诗文；或者即使他们把我写的东西全都读了，他们一点也不会把我放在心上；再说，即使这些无利可图的书页是用彭斯和乔叟[16]那样的笔写出来的——这两人当年跟我现在一样也都是海关职员——也完全无补于事。对于一个朝朝暮暮梦想获取文学名声，希冀通过写作使自己跻身于世界名流行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虽然它常常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它告诉他一旦走出他要求得到承认的那个狭小的圈子，他就会发现在那个圈子之外，他所成就的一切或力争达到的一切是多么的一文不值，毫无意义。我知道不是我特别需要接受这个教训，而是作为警告也罢，或作为责备也罢，我领会得最为彻底。但沉思起来让我暗暗高兴，这个真理虽然被我完全理会了，但它并没有使我感到痛苦，或者要求我在一声叹息中将它置之脑后。在谈论文学方面，有一名海军军官，他常来与我讨论他所喜欢的这个或那个题目，拿破仑或者莎士比亚等。他是个挺不错的人，跟我一块来到海关，比我离开得晚一些。税收官的年轻书记员也是一位不错的小伙子，据私下传说，他时常在公家的信纸上写上一些看上去像诗一样的东西，不过那是在几码远的地方看过去。他还不时跟我谈论书，把书看成是我很熟谙的东西。这些便是我与文人的全部交往，倒也满足了日常需要，绰绰有余。
我不再追求和关心我的名字印刻在书的封面上了，窃喜自己的名字有了另一种流传的方式。海关标号员用模板和黑漆把我的名字印在胡椒袋、染料筐、雪茄箱，以及各种上税商品的包装上，表明这些货物都已经征过税了，按规定办了手续。我搭乘上这样一辆奇怪的扬名的列车，我的生活随我的名字一起出走，把我带到了我从未去过的地方，也是我希望永远不再去的地方。
但是，往事是不死的。原来非常重要、非常活跃的思想，虽然被悄悄地搁置一边，但偶尔会再度复活。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昔日的习惯在我身上苏醒了，它要求我按照文学写作的规律奉献给公众我现在正在写的这篇随笔。
在海关二楼有一间很大的房间，砖墙和椽木都没有用木板和泥灰遮抹起来，赤裸裸地露在外面。这座大楼原先的设计规模很大，以适应旧时港口商业活动的需要，还考虑到以后的大发展，只是从未实现过，所以这楼的空间极大，远超过用户能处置的空间。因此，在税收官上面的这间空荡荡的大厅，尽管陈年的蜘蛛网布满了黑乎乎的椽梁，至今仍没有收场，等待着泥瓦木工来竣工。在房间的一端，在一个壁凹里放着许多大桶，一个累一个，里面装着一捆捆的公文。地板上铺满了这类垃圾。想到在这些发着霉味的文件上浪费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年年月月的劳动，真让人寒心。它们现在成了一种累赘，躺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从没有人来看一眼。但是，又有多少成捆成捆的其他的手稿同样被遗忘了，这些手稿上填写的不是枯燥的公文报表，而是凝聚着智慧的思想和发自肺腑的丰富情感。再说，不像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些稿件当初就没有派上用途；最令人伤心的是，它们没有给作者换来舒适的生活，那种海关职员用他们的笔涂涂画画就能享受的舒适生活。当然，他们的涂涂画画并非毫无价值，也许可以用作写地方志的素材。无疑，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找到以前塞勒姆港的贸易统计数字和当初塞勒姆富豪巨商们的历史记录——老船王德比、老比尔·格雷、老西蒙·福瑞斯特[17]以及其他许多商界巨头。不过，在他们的油头粉面进入坟墓前，他们堆积如山的财富便开始减少。现在组成塞勒姆贵族阶层的那些家族中大部分创始人的发迹史可以从这些材料里追溯到，他们都是从做不起眼的小买卖起家的，一般都是在革命后的时期发起来的，然后飞黄腾达，乃至他们的儿孙以为他们家族的地位源远流长。
现在缺乏革命前的资料，海关早期的文件档案也许都带往哈利法克斯去了，因为当时英王朝的官员都跟军队一起从波士顿逃跑了。这对于我常常是一件憾事，因为那些失落的文件一直追溯到克伦威尔摄政时期[18]，其中一定包括许多被人遗忘的和为人怀念的人物的史料，以及古时候风俗习惯的资料；它们带给我的愉悦就如同我在“古屋”附近的田野里捡到印第安人使用过的箭头一样。
一个下雨天，百无聊赖，我很幸运地发现了一件颇为有趣的东西。我在墙角上的一大堆垃圾里东翻西找，打开一份又一份文件，读着那些早已沉在海底或在码头边腐蚀锈烂的船只名字以及一些商人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在现在的证券交易所里从未听见过，甚至在他们长了青苔的墓碑上也难以辨认出来。我带着沮丧和厌倦的心情与强打起来的一点兴趣看着这些东西，就像在瞧一具干尸；同时运用我因很少使用而很不活跃的想象力，用这些枯槁的骨头勾勒出这座古镇的形象，描绘出它光辉灿烂的一面，如那时印度是美国新发展的一个贸易区，只有塞勒姆港与它通航。就在这堆东西里，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小包，细心地包在一张泛黄的羊皮纸里。这包东西看上去像是过去某个时期的官方记事，当时的书记员都用端端正正的正式字体手抄重要的材料。这里有一件东西引起了我本能的好奇心，促使我解开扎在包上的褪了色的红带子，带着一种马上要亮出一件珍宝的感觉，拆开包得严严实实的羊皮纸套封，我发现这是一张委任状，由舍利总督[19]署名盖章签发的，任命乔纳森·皮尤为英国国王陛下驻马萨诸塞海湾地区塞勒姆港海关的稽查官。我记得大约在四十年前（很可能在《费尔特纪事》上）曾读到过一则关于稽查官皮尤先生去世的通告；同样，前不久在一份报纸上有一则消息，报道在重新修建圣彼得教堂时，在小墓地里挖掘到他的遗骸。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的这位受人尊敬的前任，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除了一副不完整的骨骼、衣服的一些残片和一只庄严的卷曲型假发套。这只假发套保存得很好，不像它曾装饰过的那个头。但是，在仔细看了包在这张羊皮纸委任状里的文件后，我找到了有关皮尤先生智力方面的，即他头脑内部运作方面的一些线索，它们大大超过戴在那个令人尊敬的骷髅上的卷曲假发所包含的线索。
简而言之，它们是一些文件，非正式的，而是私人性质的，至少以他私人的身份写的，并且是他亲手写的。我能够用一个事实来说明这些文件怎么落到海关的破烂堆里来的。这是因为皮尤先生死得十分突然，这些他也许一直保存在办公桌里的材料，他的继承人闻所未闻，或者认为只与税收业务有关。因此，在向哈利法克斯转移档案时，这包东西因证明与公务无关被留了下来，此后就一直没有被打开过。
这位老稽查官，我以为在早些时候对于他的本职工作很少伤神劳心，似乎把他的一部分悠闲时光用在研究当地的古物上或类似的调查上。这些嗜好让他的脑筋活动活动，要不然要生锈发霉了。他记叙的一部分事实不久便被我用来写在一篇题为《大街》的文章里，收在现在这本集子里[20]。余下的部分或许以后可以派上别的同样有价值的用途；说不定可把它们写进一部塞勒姆镇的史籍中去，如果我对出生地的崇敬之情驱策我去完成这一虔诚使命的话。同时，这些材料任何人随时可以调用，只要他有意并有能力从我手里接过去这个无利可图的任务。作为最后的处置，我打算把它们交给艾萨克历史学会。
但是，在这个神秘包裹里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件用精致红布做的东西，相当旧，褪了色。边上有用金丝线刺绣的痕迹，不过磨损得很厉害，已看不清楚了，也没有什么光泽了。很容易看出，这件东西是绝妙的手工针线活；其针脚（我相信是熟稔此道奥秘的女子缝的）说明这种手艺已失传，即令把线头拣出来重新加工也恢复不了原样。这块红色的破布——时间，磨损，还有一只破坏圣物的蛾子把它弄得真正成了一块破抹布——经仔细察看，呈现一个字母的形状：大写字母A。根据精确的丈量，字母的两条腿长三又四分之一英寸。毫无疑问，它是用作衣服上的装饰品；但是怎么佩戴，以及在过去它标志什么等级、荣誉和尊严则是个我猜不透的谜，因为这些东西的时尚款式一时一变，转眼便过时了。然而，我对它颇感兴趣。我目不转睛地盯住那个古老的红字。可以肯定这里含有深奥的意义，值得好好探究，但事实上，从这个神秘符号中泄出的意义可以与我的感情惟妙惟肖地交流沟通，却悄悄地避开我理智的分析。
我便这样迷惑不解，思忖种种假设，其中我曾设想这个字母会不会是白人设计出来戴在身上的一种装饰，以吸引印第安人的注意力，想到这里，我拿起它放在自己胸口试了一试。我似乎觉得——读者可以笑出声，但千万不要怀疑我说的话——我当时似乎经受了一种不完全是肉体上的感觉，而是像有一股滚烫的热流袭上身来；仿佛那个字母不是红布做的，而是一块烧红的烙铁。我一阵战栗，不由自主地松手让红字掉落在地板上。
我全神贯注在红字上，没有注意到还有一小卷脏兮兮的纸，拐拐扭扭地塞在边上。这时我把它打开，满心喜悦地发现上面竟是老稽查官的笔迹，相当详细地对整个事情做了解释，写了有好几张八裁大纸，包括了许多有关一个叫海丝特·白兰的女人的生平和谈话等细节。她似乎在我们先辈的心目中颇为引人瞩目。她生活在马萨诸塞初创至17世纪末叶之间。在稽查官皮尤先生时期活着的老人都还记得她，皮尤先生就是根据他们的口述记下了她的情况。在老人们年轻的时候，她已经年事颇高，但并没有老态龙钟，而是庄重端详。她从很早的时候起便养成了一个习惯，四处走访当一名义务看护，做力所能及的各种善事；同样，她努力给别人排忧解难，特别帮助那些心灵上受到创伤的人。通过这些手段，她像具有这样习性的人经常遇到的那样，赢得了许多人的崇敬，被视为天使；但是我也会想象到她被另外一些人看成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一个令人讨厌的婆娘。往下读这些手稿时，我发现还记载着有关这个不同寻常女人的其他活动和遭受的苦难，其中的多数情节读者可以参阅那篇题为《红字》的故事；应该牢牢记住，那个故事里的主要事实是以稽查官皮尤先生的文件为依据或佐证的。原始文件及那个红布做的字母——一件最引起人们好奇的遗物——仍然由我保管，凡对这个记述感兴趣的，想亲眼看一下这些东西的人，随时都可前来观看。人们不应该以为我在加工修饰这个故事，在想象故事里人物的思想动机和感情方式时，我自始至终把自己局限于老稽查官写的那六七大页材料里。相反，我在这些方面给我自己充分的自由，有的情节看来完全是我制造出来的。我力争做到的是故事梗概的真实性。
这件意外发生的事在某种程度上把我的思绪召回到原先的轨道上。这里似乎产生了一个故事的基础。它留给我这样的印象，仿佛老稽查官穿着他一百年前的服装，戴着他那个不朽的假发——它跟他一起下葬，但在坟墓里没有烂掉——在海关的这间废弃的房间里遇到了我。在他的姿态中有一种身怀国王陛下委任状的尊严，因此照得国王宝座光芒四射、令人头昏目眩的那束灿烂的光线也让他顿生光辉。天哪！跟共和国官员的卑怯表情是多么的不同啊！共和国官员作为人民的公仆，感到他们自己是他主人手下最贫穷、最低贱的人。这个外形模糊不清，但威风凛凛的人用他那只可怕的鬼手把那个红色的符号和那小卷说明文稿交给了我。他用他可怕的鬼嗓子对我说，考虑到我对工作的忠心耿耿和对他的敬重——他完全有理由认为他自己是我公务上的祖师爷——恳请我把他这份已发霉虫蛀的稿件，这份焚膏继晷精心撰写的材料公之于众。“干好这件事，”稽查官皮尤的鬼魂说道，用力点着他那个顶着假发显得很威严的头，“干好这事！它对你会大有好处的！你很快会需要钱；因为你现在跟我当初不一样，那时一个人的职务是终身的，而且往往是世袭的。但是，在白兰老太太这件事上，我要求你，相信你前任受之无愧的记忆！”我对稽查官皮尤先生的鬼魂说——“我一定照办！”
因此，我花了不少脑筋考虑海丝特·白兰的故事。每当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或者上百次从海关大楼的前门走到边门的路上，它成了我苦思冥想的题目，耗去了许多时光。在我楼下的老税收官和检查员们十分厌烦和恼火，因为他们的睡眠经常被我没完没了的来回脚步声无情地扰醒。回忆起他们自己从前的生活习惯，他们常常说稽查官像船长在后甲板上散步呢！他们或许在想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确实，一个有头脑的人使自己自觉行动的唯一目的——是使自己增加吃饭的胃口。说实话，我在走动时被通常刮的东风刺激起来的好胃口是这般不知疲劳的活动带来的唯一有价值的结果。海关的氛围与丰富细腻的想象和感情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如果在未来的十届总统的任期内继续让我留在这里工作，那么我怀疑《红字》这个故事会不会与读者见面。我的想象力成了一面失去光泽的镜子。它映照不出，或者只能模模糊糊地照出我竭力要写在故事里的那些身影。我思想熔炉里燃起的火焰无法加热与锻冶故事里的人物。他们既没有炽烈的激情，也没有温柔的情感，他们像一具具生硬的僵尸，带着蔑视一切的狰狞冷笑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你关我们什么事？”他们那副表情似乎在对我说。“原先你还有一点小小的权力，掌管一下那帮杜撰出来的人物，可现在这权力也没了！你把它换取了微薄的政府薪俸。去挣你的工资吧！”总之，这些我自己想象中的呆头呆脑的家伙还傻里傻气地挖苦我，不过倒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我就一直处于可怜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之中，不仅仅在政府规定的每天三个半小时的办公时间里是如此，就是在现在偶尔为之、勉强从事的海滨散步或乡间漫游时也是如此。在这种时候，我总是激励自己去寻找大自然振奋人心的魅力，因为在过去每当我跨出“古屋”的门槛，大自然总是使我心旷神怡，思想活跃。这种思想迟钝、麻木不仁的状态还伴随我回到了家里；当我坐在那间我十分荒诞地称之为书房的房间里时，它深重地压在我心头。当夜深人静，我独自一人坐在空寂的会客室里时，它也不离开我。会客室里没有点灯，只有炉子里闪烁的煤火和月光带来的些微亮光。我努力描绘想象中的场景，第二天这些场景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如果在这样的时刻想象力拒绝活动，这倒是可以认为无药可救了。月光是最适合传奇作家认识他虚幻客人的媒介。在一间熟悉的房间里，月光在地毯上洒下一片白，把房里的事物映照得清晰异常，每个东西的细微之处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它的清晰度又不同于上午与中午时分。这里是一栋颇为著名的住宅的屋内场景：每把椅子都有各自的特色；中央的桌子上摆着的一只针线盒、一两本书和一盏熄灭了的灯，以及沙发、书柜、墙上挂的画，所有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种不同寻常的光线赋予它们一种灵气，使它们丧失了东西的实体，变成了抽象物。没有一件东西因太小了或太琐碎了而可以不经历这种变化，并借此取得某种尊严。一只小孩的鞋、放在枝条小筐里的洋娃娃、一匹玩具木马——一句话，不管是白天用的或玩耍的任何东西都被赋予了一种陌生遥远的品质，尽管此时还像在白昼一样栩栩如生。这样，我们熟悉的这间房子的地板成了一块中立区，介于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之间，实际的东西和想象中的东西可以在那里相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鬼魂也来到这里，没有把我们吓坏。要是我们环顾四周，发现一个可爱的，但已经消失的人形现在安详地坐在这一缕奇妙的月光下，那么保持这样一个引起我们惊喜的场景实在是太好了。那个人形带着这么一种样子使我们怀疑是否它从遥远的地方回来了，或者它一直待在火炉边从未动弹过。
这幽暗的炉火对产生我要描述的效果具有重大的影响。它给整个屋子蒙上了一层不太显眼的颜色，四壁和天花板呈一种淡淡的红色，家具的油漆则反射出微弱的闪光。火光的暖意与月光阴冷的灵气融合在一起；事实上，火光向想象唤起的形象传送了人间的温情和情感；它把这些冰冷的形象转变成有血有肉的男男女女。往镜子里瞧，我们看到——在鬼魂出没的地方——炉中煤块余烬发出的红光、地板上月亮的白光和重现的那幅画上的亮点和阴影，它们似乎离实际的世界更远了一步，与想象的世界则靠得更近了。在这样一个时刻，面前展现这样一个场景，要是一个人独自闭目静坐在那儿，不能想象出各种的奇异事物，并使自己身临其境，那么他不必试笔写什么传奇小说了。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在海关工作的整个期间，月光、阳光和炉子的火光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它们对我的用途都与烛光一样，毫无二致。我的全部感受能力和与之相连的才华——我并非才华横溢，才略过人，但我有我的优点——都悄然逝去。
然而，我相信，假如我写其他的东西，我的才能或许不会如此平庸无奇，一无成就。比如，我可以心满意足地写些记叙一位老船长、老稽查官的故事，对于这位老人我不提及他，那是情理所不允，因为没有哪一天我不被他令人惊叹的讲故事本事逗得捧腹大笑。如果我能保存他美丽如画的文笔，以及他的本性教会他如何给他的描绘渲染上幽默的色彩，那么我实实在在相信其结果会大不一样，会在文学上搞出点新东西。或者，我可以随时找到一个更为严肃的任务，在注重物质的日常生活的重压之下，我企图使自己回归到另一个时代去，并在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里创造出一个酷似真实的世界。这实在是愚蠢到了极点，因为我那不可触碰的美丽的肥皂泡一跟实际情况接触便被粗暴地捅破了。聪明的做法是把思想和想象力散布到混沌的现实中去，从而使它变得光明透亮，使得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的生活重负轻松一些；坚定不移地从隐而不露的、我所熟悉的凡人凡事中寻找真正的、不可摧毁的价值。缺点归咎于我。展现在我面前的那一页生活看起来平淡无奇，只因为我没有探索到它深层的意义。这里有一本比我要写的更好的书，它向我一页一页地展示，就像是用刚刚逝去的现实生活写出来的，并很快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因为我的头脑缺乏远见卓识，我的笔缺乏圆熟的写作技巧。在将来某一天，也许我会记起零零散散的一些片断或段落，把它们写下来，发现这些字母在书里成了金子。
这些认识来得太迟了。此时，我只是意识到原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现在却成了毫无指望的苦役。没有必要对这种状况抱怨过多。我已经不再是一名写点蹩脚故事和文章的作家，而成了海关一名马马虎虎的稽查官。事情就如此。但是，不管怎样，一个人老是疑神疑鬼担心自己的智力在不断萎缩，或者就像放在小瓶里的酒精不知不觉地在蒸发掉，所以，每瞧一次，你会发现剩下来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而且是些不易挥发的残渣了。对这个事实是不用怀疑的；看看自己，再看看其他人，我对于公务给性格产生的效果得出了一些对所谈论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利的结论。或许，我以后会用别的形式来阐述这些效果。这里我只说一点，那就是长期从事海关工作并非是一件值得称赞的或可尊敬的工作，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终身制，另一个则是工作的性质，虽然我相信这是一项正当的工作，但是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并不参与人类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
有一个效果，我以为在海关工作的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可以看到，那就是在他靠在共和国强大的臂膀上时，他自己本身的力量就离开了。他丧失了他自立自助的能力，丧失的程度与他原来本性的弱点和力量恰成正比。如果他天生具有非凡的力量，或者待在使人萎靡不振的地方及邪气在他身上作用的时间都不算太长久，那么他被削弱的力量也许还可以弥补过来。那位被迫离开的职员——非常幸运，无情地一推及早把他送到了一个充满激烈斗争的世界里去拼搏——很可能反而起死回生，恢复他本来的面目。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通常他总是死守阵地，延长时间，自我作践，然后被甩出去，此时他已筋疲力尽，动作迟钝，沿着人生的坎坷小路蹒跚而行。他意识到自己年迈体弱，钢一般的韧性与弹性已丧失殆尽，从此后他愁眉苦脸，四处张望，寻求外界的帮助。他始终抱有一种希望，一种幻觉，那就是最终，或者不久之后，某种巧合，他重返职位，继续工作。这种幻觉在他活着的时候，经常萦绕在他脑际，全然不顾屡遭令人灰心丧气的挫折，也不在乎能否实现；甚至在他死后，我想象他会像患了霍乱一样频频抽搐多受一阵子痛苦的折磨。正是这种信念，远甚于别的一切，窃走了他梦寐以求要从事的事业的精髓和有用的部分。他为什么要辛勤劳动，不辞艰难把自己从泥沼中拔出来？实际上过不了多久，山姆大叔的坚强手臂会把他拉出泥沼并赡养他。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干活谋生，或到加利福尼亚去挖金子？实际上他很快可以安享幸福，每个月山姆大叔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摞金光闪闪的硬币给他。这确实让人感到既有趣又难受，看到一个人浅尝一下当公务员的滋味便会使这个可怜的人染上这样一种奇特的病。山姆大叔的金子也许具有像魔鬼的工资一样的魅力——这样说并无对我们值得尊敬的老先生有不尊敬的意思。凡是触摸政府饷银的人都该好好照看好自己，否则他会发现那家伙会跟他过不去，如果不是把他整个灵魂勾去，也要搞掉他的许多好的品性，如坚强、勇敢、始终如一、恪守真理、自力更生及一切突出男子气概的品质。
不过前景美好！这并不是指稽查官对这个教训有深切的感受，或者指他认识到无论他继续留任，还是被迫离去，他都不可能完全毁了。然而，我思忖起来还是很不愉快。我变得忧郁和不安，不断刺探自己的思想，想了解一下哪些品质已经消失，而余下的部分又受到何等程度的损伤。我努力算计我还可以在海关待多久，然后走出来还是堂堂正正一个人。说老实话，由于任何政策或措施决不会把像我这样安分守己的人扫地出门，而主动辞职又不符合公务员的本性，所以我最大的担忧，也是我主要的麻烦是我很可能就在稽查官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下去直至白发苍苍、年迈体衰，变成像老稽查官一样的行尸走肉。在我面前横着沉闷乏味的公务生活，最终这种生活对于我就如同对这位可尊敬的朋友一样，使吃饭时间成为一天的核心，余下的时间就像一条老狗一样无所事事，在阳光下或在阴凉处昏昏欲睡。这一切难道不可能吗？对于一个认为幸福的最好定义是生活得充实，能最充分地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和思想感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阴森可怕的前景啊！但是，我的这种惊恐是完全不必要的。上帝考虑事情比我可能想象的还要周到。
在我担任稽查官的第三年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事——采用《教区司铎》一书的语气来说，那就是泰勒将军当选总统[21]。为了对公务生活做出一个全面的评估，非常必要在新的敌对政府接任之际看一看这个在职者。他的职位是最为恼人的了，而且在一切情况下是一个人可能据有的职位中最不愉快的了；极少有选择的余地，虽然对他来说看起来最坏的情况说不定是最好的情况。但是，对于一个有自尊心和敏感的人来说，他感到很不自在，当他知道自己的利害关系置于一些既不爱他又不理解他的人的控制之下，他宁肯受到他们的伤害，也不愿为他们效力。对于一个在整个竞争过程中一直保持冷静的人来说，看到在胜利的时刻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并意识到自己就在被宰的对象之列，他同样感到很不自在。在人性中很少有比这种倾向——即因为他们握有了加害他人的权力而变得更为残忍的倾向——更丑恶的特性了。我看到人类身上的这种倾向跟禽兽无异。如果说把公务人员送上断头台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比喻，那么我真诚地相信赢得了胜利的党派中的积极分子一定会激动不已，把我们的头统统砍掉，感谢老天给了他们这么个机会！对于我——无论在胜利或失败时，都一直是一个平静与好奇的旁观者——这种充满刻毒的恶意和残忍的复仇精神从来没有使我对自己党派的许多胜利显得更突出，更惹人注意，就如辉格党现在做的那样。一般来说，民主党人担任公职，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职位，同时因为多年的实践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斗争的惯例，除非宣布一套不同的制度，抱怨这种惯例只能是软弱和怯懦的表现。但是，长期的胜利使他们养成了宽宏大量。他们在必要时知道如何宽恕；在需要狠狠打击时，他们的斧子是锐利的，但是很少在刀刃上涂上恶意的毒药，他们也不会卑鄙地把他们砍下的头再踢上一脚。
总而言之，虽然我的处境充其量是令人不快的，但是还是有理由庆幸自己是在输的一方，而不在赢的一方。如果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是一个热忱的党派人士，现在，在这个危险和对抗的时期，我反倒对自己偏向哪个党派变得相当敏感起来；说来也不无后悔和羞愧，根据对机遇的合理推算，我看到我自己留任的可能性比之我的那些民主党的弟兄们要大一些。但是，谁能看清楚鼻尖外一寸之遥的未来呢？我的头竟是第一个掉地的。
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一个人的头落地之时很少或绝不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然而，像我们遭遇到的大多数不幸一样，即令出现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随之总会带来弥补的办法和慰藉之处，只要受害者善于把落在他身上的坏事变成好事，而不是把坏事弄得更糟。就以我这件事为例，可资慰藉的方面唾手可得；确实，在把它们付诸实现之前，我思量了很长一段时间。考虑到我原来就很厌倦我的工作，并隐约出现过辞职的念头，因此我的幸运有点类似这样一种人的幸运，他本来正在考虑自杀，却遇上个好机会成了他杀，尽管他并不希望如此。在海关，就像以前在“古屋”一样，我整整度过了三个年头。这段时间长得足以使一个疲倦的头脑得到休息；足以戒除旧的思想习惯，培养起新的习惯；这段时间对于过一种很不自然的生活是足够长了，长到已不堪忍受了，此时这种生活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已既无好处又无乐趣，须及早使自己从这种至少让人烦躁不安的劳役中摆脱出来。再者，至于他被很不礼貌地逐出海关一事，这位过去的稽查官倒对被辉格党认作是敌人并不以为然，并不为此闷闷不乐，因为他在政治上的不活跃有时使得民主党的弟兄们都怀疑他不配称作朋友。他喜欢在人们相聚的广阔而平静的田野里随心所欲地漫步，而不喜欢把自己囿于那些曲径小道上，与同室的弟兄分道扬镳。现在，在他赢得了烈士的王冠之后（虽然他已没有头可戴上它），这个问题可以看作已经解决了。最后，虽然他谈不上多么英勇，不过让他同他喜欢与之站在一起的党一道被推翻倒台，比之让他在许多更值得尊敬的人纷纷下台之时，还孤零零地留下来，最终在一个敌对政府的宽恕之下苟延残喘地生活了四年之后，那时不得不重新确定自己的立场，并哀求一个友好的政府赐予他更令人屈辱的宽恕，似乎要正派体面些。
同时，有人报道了我的事，使我有一两个星期没头没脑地在各种报刊上横冲直撞，就像华盛顿·欧文《睡谷传奇》里的那个无头的骑士，阴森可怕，渴望像一具政治僵尸一样给埋葬起来。这就是比喻里的我。而那个真实的我在这个时期肩膀上一直安安稳稳扛着脑袋，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归宿，一切事情终归有了好结果；我花钱购置了笔墨纸张，重新启用我那张搁置多年不用的写字桌，又当起文人来了。
就在此时，我的前任稽查官皮尤先生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东西发挥了作用。由于懒散悠逸多年，思想生了锈，需要有一点时间，让我的思想机器开动起来，潜心写作这个故事，以达到某种程度上令人满意的效果。然而，尽管我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来写作，但故事在我看来显得太严峻，太阴沉；和煦的阳光难以使它变得高兴些，温柔亲切的影响也难以使它轻松一些。通常这些影响使几乎每一个自然景色和实际生活场景变得柔和温存，无疑也应该使故事中的每一个画面变得柔和温存些。这个让人兴味索然的效果也许是因为这个故事形成的时间正处于革命尚未完成，社会动荡不安，一片紊乱的时期。不过，这并不表明作者心中缺乏欢乐。实际上，当他在这些没有阳光的阴沉的幻想中遨游时，他比自从离开“古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快乐。组成这个集子的有些较短的文章同样是在我身不由己退出公务生活的辛劳和荣誉后写的，余下的那些是从年刊和杂志中搜集得来的，它们都是很久以前发表的，转了一个圈子，回来又成为新东西了。为了继续沿用政治断头台的比喻，整个集子可以视为《一个丢了脑袋的稽查官的遗作》。这篇他行将结束的随笔，如果对于一个谦逊的人由于过多地涉及个人的生平事迹而不宜在他活着时发表的话，那么倒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位绅士从坟墓那边写来的。愿天下太平！我祝福我的朋友！我宽恕我的敌人！因为我已入净土。
海关的生活犹如一场梦。那位老稽查官——顺便提一句，我遗憾地告诉大家，他不久前从马上摔下来给踩死了，否则他会永久活下去——他和那些曾同我一起坐在海关里收税的其他可尊敬的人们在我看来都只是一些影子；这些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形象，过去我的想象常常跟他们一起逗乐，现在则永远弃之一边。那些商人，如平格里、菲利普斯、谢泼德、厄普顿、金布尔、伯特伦、亨特——对这些名字，还有其他许多名字，在六个月前我的耳朵异常熟悉，如雷贯耳——这些巨商大贾似乎在世界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无须多少时间，我与他们脱离了一切关系，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记忆中！我费了很大的努力，才回想起他们中几个人的形态和面貌。同样，不久我故乡的那个老镇透过记忆的薄雾隐现在我眼前，烟雾黑压压的一片笼罩在它的四周；仿佛它不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在云端里的一个杂草蔓生的村子，只有一些想象中的居民住在木头屋子里，走在简陋的小巷和冗长而不甚美观的大街上。从此以后，它不再是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是另外一个地方的老百姓了。我的乡亲们不会因失去我而感到遗憾；因为——虽然这个小镇在我的文学工作中曾经像任何东西一样是十分珍贵的，在他们的眼中是很重要的，并且这块我的许多祖先生息安葬之地也为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但是，对于我它从来没有那种和蔼可亲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促使他的思想成熟，获取丰收。我将在另外一些人中间安度余生，无须赘言，原来我熟悉的人们没有了我同样会过得幸福自在。
然而，多么令人心旷神怡，欢欣鼓舞！每当我想到也许我们的子孙后代有时会发思古之幽情，怀念起那位记述往昔生活的拙劣作家，那时未来的古代文物研究者将站在这个城镇的历史遗址上指出“小镇唧筒井”的所在地[22]！
注解：
[1] “第一次”指作者给《古屋青苔》（1846）写的前言。
[2] 《教区司铎》是18世纪初一位佚名作者写的一部假自传，嘲讽吉尔伯特·伯恩斯主教在其《我在这个时代的历史》一书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与大肆自我吹嘘。
[3] 证明霍桑最初计划把几篇较短的故事一并印在《红字》一书里。
[4] 伊莱亚斯·哈斯克特·德比（Elias Hasket Derby，1739—1799），塞勒姆的大船主。
[5] 国政府的谑称。
[6] 1812年战争。
[7] 典故出自《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
[8] 指威廉·赫桑（William Hathome），他于1630年从英格兰移民来美洲。他在威廉·休厄尔的《称为贵格的基督徒史》中作为一个坏人出现。故而纳·霍桑在自己的姓氏里加了一个“W”成Hawthorne，以示区别。
[9] 指约翰·赫桑（John Hathome），他在1692年的塞勒姆的驱巫案中任法官。
[10] 詹姆斯·F．米勒将军是1812年战争中的英雄。
[11] 辉格党是后来共和党的前身，民主党的反对派。
[12] 指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的执政期（1797—1801）。其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为美国第六届总统。
[13] 米勒于1819—1825年任阿肯色地区总督。
[14] 1814在尼亚加拉战线上的决定性战役。
[15] 布鲁克农场是19世纪40年代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一些活动分子，如这里提到的爱默生、钱宁、奥尔科特等人筹办的乌托邦式的农场。霍桑也曾参加过，他的小说《福谷传奇》就是以它为背景的。另外，这里提到的梭罗也是超验主义运动成员，他曾在沃尔登湖畔自己建造小屋，体验生活，后写成著名的《沃尔登湖》一文。朗费罗是美国浪漫主义诗人，霍桑的大学同学。希拉德是一名慈善家、律师，也是霍桑在波士顿结识的朋友。
[16] 乔叟于1374—1386年任伦敦海关的审计官；彭斯于1789—1791年任苏格兰邓弗里斯的海关税收员。
[17] 格雷曾任马萨诸塞的副总督；福瑞斯特是霍桑家的一个富裕亲戚。
[18] 指1653—1660年奥立佛·克伦威尔及其子理查德统治时期。
[19] 威廉·舍利先后于1741—1749年和1753—1756年任马萨诸塞皇家总督。
[20] 这又是一个证据说明霍桑原来打算把几篇短篇小说和随笔与《红字》一起结集发表。
[21] 札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于1849—1850年任总统，他的当选导致了霍桑的免职。《红字》发表时他还活着，1850年7月9日去世。
[22] 《小镇唧筒井的自述》一文是霍桑1835年写的，为其最佳随笔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