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车马未离鞍  忧国一死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十三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八月十五日，京城陷落。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纵容士兵的一切野蛮暴行，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惨绝人寰，无数居民被逼上了自殒的绝路。更有甚者，列强使馆成员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杀人竞赛。诸多官邸府院、寺庙民宅、城垣宫苑变为废墟，大量珍贵档案、图书化为灰烬。珍贵文物、金银珠宝，尽被劫掠一空。昔日市井繁华之地，昼夜烈焰腾腾，满目疮痍。

慈禧太后每当使大清国这架破车深陷泥泞时，最先想到的推车人必是安徽合肥的乡下佬李大架子，而一旦走出泥泞，她又毫不留情地把他抛弃，他该背锅背黑锅，该挨国人唾骂就去挨骂。作为大清国的顶梁柱，李鸿章是绝对效忠朝廷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名节和生命也在所不惜。

但是，这一次李鸿章万万没想到慈禧太后这么快就要他回京“主持局面”，当电报如雪片般飞来时，他有些犹豫，甚至看不懂慈禧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在给大清驻德公使的电报中，李鸿章说：“朝廷尚无主见，即使我去也无济于事。”

然而，慈禧并不因李鸿章拒绝而放弃，催促他北上的电报接二连三地到来。

七月三日，这是宣战不到两周单独发给李鸿章的第二道圣旨：“懔尊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延刻。”

七月七日：“前迭经谕令李鸿章迅速来京，尚未奏报启程。如海道难行，即由陆路兼程北上，并将启程日期先行电奏。”

七月八日：“命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

七月九日：“如能借到沙俄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延刻，是为至要。”

七月十二日：“无分水陆兼程前来。”

慈禧这样急着要李鸿章去干什么呢？当然不是率军作战，而是希望他快点去哄洋人，再让洋人这样肆无忌惮地闹下去，大清就要彻底亡国了。由于李鸿章迟迟不动身，清廷最高统治者开始在电报里耍起赖来：“现在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商在京……该大臣（李鸿章）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并要求李鸿章“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启程日期速行电奏”。

慈禧在逃亡之后，发给李鸿章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李鸿章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启程。但他的朋友们却力劝他不要前往，道理不言而喻：如果说5年前签订《马关条约》使他蒙受耻辱的话，那也是因为他应该承担一切责任，毕竟他是淮军总指挥、北洋舰队总指挥，又是北洋大臣。但这次跟他这个两广总督一点关系也没有。再说这次去谈判，除了割地赔款，还有其他办法吗？明知道是去受辱，为何要去？但是，李鸿章仍决定前往！这是作为臣子的责任。

七月十七日，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临行前，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无法预料，唯有竭力磋商，争取宽限时日，尚不知能否办到？我还能有几年活头呢？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也死了！”

李鸿章乘轮船到达上海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观察各国的举动。此时北京城已经沦陷，部下及亲属劝他不要继续北上。然而，李鸿章拒绝了，他拿的是大清国的俸禄，受的是大清国的顶戴，如今，大厦将倾，正是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九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到达天津，去了自己曾经执政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

十月十一日，李鸿章到达北京。眼前的景象更令他不忍目睹：残破的城垣，流离失所的百姓，横行无忌的洋兵……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廷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李鸿章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谈判既艰辛又旷日持久，但他以虚弱之躯，坚持与11个国家的外交官周旋。

十一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6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6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气愤不已。第二天，他在谈判桌上指着沙俄代表的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你们的要求太过分，我四万万同胞也不怕流血！”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而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沙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李鸿章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商”——“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他曾经多次把血吐在谈判桌上，然后掏出手绢擦擦嘴角继续谈判。

数月之后，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立刻把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抛了出来。

李鸿章此时已病得卧床不起。庆亲王拿着“议和大纲”连连叹气，说这个大纲朝廷是断然不会同意的，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还是请李鸿章想想办法吧。

李鸿章明白，他已经不可能让列强更改其中任何一项条款了。他伏在病榻上，在上奏朝廷的电报中说：“近几十年来，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去年的事变来得尤为仓促，创痛巨深，四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者可以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即将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如今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11个国家抛出“最后议定书”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感到十分恼火，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马上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拖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局，拯救危难。

出乎李鸿章意料的是，慈禧太后很爽快地答应在条约上签字。由于“议和大纲”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也没有让她交出统治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最后，慈禧竟明白地说：“衡量国家的物力财力，尽量满足洋人的喜好要求。”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七日，奕劻、李鸿章全权代表清廷，与11个国家在北京正式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辛丑条约》。该条约共12款，还有19个附件，其主要内容如下：

1.赔款。清廷赔款各国（共11国）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约9.82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

2.划定使馆区。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中国人不得在区内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

3.拆炮台、驻军队。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帝国主义列强可在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的12个地方驻扎军队。

4.胁迫清廷承诺镇压反帝斗争。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为敌”的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必须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录用。凡发生反帝斗争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这一条标志着清廷完全沦为了帝国主义的工具。

5.对德、日“谢罪”。清廷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牌坊。

6.惩治附和过义和团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被监禁、流放、处死的官员有100多人。

7.设立外务部。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成为清廷与列强交涉的专门机构。

签订《辛丑条约》是李鸿章9个月的沥血之旅，再次使李鸿章背上了“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的骂名。然而，心力交瘁的他已经无力顾及这些了。在谈判中，他一直不停地吐血，但依然拼着老命，为大清国争取利益。现在，谈判终于结束了，他的身体也垮了，签字回来的李鸿章再次大口吐血，连日饮食不进，“寒热交作，痰咳不止”，但他仍在想着自己一直琢磨的问题：联军不足以亡中国，可忧者在大难之后。他认为国运所关，实有天命，后事实在难以料定。今后大清国将何以自处，又怎样面对列强无穷无尽的勒索？

李鸿章病危之际，慈禧也在担忧着李鸿章的健康。很快，清廷接到了盛宣怀致军机处的一份电报：“傅相昨夜吐血幸未再吐，唯头眩体弱，恐难即愈。”军机处接到这封电报后，似乎慌了手脚，当即将电报代奏，并马上复电盛宣怀：“奉懿旨，李鸿章吐血甚深系念，着加意调养，随时详细报告病情。”

十一月六日，李鸿章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向儿子李经述口述遗折，呼吁自强。他在遗折中提出了“举行新政”的政治观点：

伏念臣受知遇最早，荣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哀痛，只希望稍延余命，重睹中兴，如今怀抱着未遂的志愿而亡，实在难以瞑目。时值京师初复，銮驾未归，和议新成，东事仍然棘手，（国家的）根本大计，各个方面都令人忧虑。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屡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都是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更是患难与共，定能同心协力，尽心辅佐，揭发弊端，出谋划策。臣在九泉之下，亦无遗憾。

当日，李鸿章再度昏迷。过了很长时间，当他微微睁开眼睛时，竟然颤巍巍地吟了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旅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此遗作之妙，在于把对个人悲剧的伤痛转向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这位跟洋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孤寂老人，到死也没有忘记“海外尘氛”，奉劝大家将海外之事重视起来。

处于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已然到了临死之前最后时刻。奕劻、伍廷芳、马玉昆等都赶来守候在榻前，默默掉泪。这时，沙俄公使雷萨尔闯了进来。

伍廷芳上前问道：“你要干什么？”

沙俄公使拿出一份关于把整个东北作为沙俄“保护地”的文件：“李鸿章答应过我国政府，一旦和谈成功，他就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伍廷芳：“什么文件？”

沙俄公使：“最大限度维护沙俄在东三省利益的文件！”

伍廷芳：“中堂大人病势严重，不能签字。”

沙俄公使：“他在装病！”说着竟推开伍廷芳，径直走到李鸿章病榻前，大声说，“中堂大人，请你在这份文件上签字！”甚至还想强迫李鸿章的助手拿出李的官印来。

李鸿章听了，闭上眼睛不答应，继而引发大吐血。

沙俄公使走后，为了朝廷和洋人周旋一生的李鸿章此时已经无法说话，泪水溢出了眼眶，流满了脸颊。身边的人恸哭不已，说：“李中堂你不能走啊！还有话对中堂说！”李鸿章的眼睛又慢慢地睁开，身边的人对他说：“沙俄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大清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

这天，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复电李鸿章：“为国宣劳，忧勤致疾，着赏假十日，安心调理，以期早日就痊，等大局全定，荣膺懋赏，有厚望焉。”李鸿章聆旨，两目炯炯不瞑，张口似乎要说什么。

当李鸿章的老部下周馥赶到贤良寺时，他已身着殓衣，处于生命的弥留状态。周馥哭号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呢？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缓缓闭上眼睛，终于放心地躺下了。

李鸿章去世当天，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一行正好到了荥阳，周馥的电报接踵而至：“李鸿章中堂业经逝世了。”慈禧拿着周馥的电报，不禁失声大哭。这个祸国无底线的老太太为了什么而哭？她在懿旨中感叹道：“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担，更有何人分担？”她下了一道懿旨：“大学士一等伯爵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截平粤、捻诸匪，居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诩赞纶扉内阁。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时艰，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立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慰赏，邃闻溢逝，震悼深良。李鸿章着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予溢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忠臣之意。其余饰终之典，再行降旨。”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李鸿章逝世第二天，就从北京发回一个报道，题目为“李的逝世是因为和外交官的争论”，小标题为“在和沙俄公使的激烈争论后吐血”：

北京十一月九日电：与沙俄驻华公使雷萨尔为中国东北条约问题激烈争论，直接导致李鸿章的逝世。美国公使馆降了半旗。致哀者和李鸿章的家属将根据中国传统为李伯爵烧纸钱，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享用。大街上挂起了致哀的旗子。所有衙门里的随从人员都穿着丧服，很多人的衣着呈传统风俗化。鼓手们在房子周围敲打着鼓。

梁启超闻讯，即写下一挽联云：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被李鸿章推荐接任直隶总督职位的袁世凯也亲书祭文：

手平匪乱，朽拉枯摧。邻邦握手，敦睦无猜。我公之政，游刃恢恢。我公之德，山岳巍巍。出将入相，振外耀中。湘乡并驾，他人难同。天佑我朝，生此巨公。中兴伟业，青史奇功。

不久，慈禧太后又降旨：“着赏银5000两治丧，原籍及立功省份，着建立专祠，并将平生事功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其子刑部员外郎李经述，着赏给四品京章。工部员外郎李经迈，着以五品京堂用。记名道李经方，等守丧期满除服后以道员遇缺简放。其孙户部员外郎李国杰着以郎中即补。李国燕、李国煦着以员外郎分部行走。李国熊、李国熹均着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以示笃念忠臣之意。”

清廷给了死后的李鸿章以莫大的荣誉：谥号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国使馆要为他立传，在他当过官立过功的地方建立专祠，地方官岁时致祭，列入祠典。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鸿章的灵柩被运回合肥，葬于东乡夏小影，即今合肥城东的大兴集。这个墓整整修了16个月，据传墓地的墓道用从英国进口的耐火砖砌成。碑额中间刻有“清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太傅一等侯李文忠公神道碑”24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