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情牵新变法  无奈当看客

李鸿章坐冷板凳后，变法自强之心始终不死。正因为如此，一向反对变革的慈禧太后不愿意再起用他；光绪皇帝虽然积极主张变革，但他始终认为李鸿章是后党骨干，让他坐冷板凳已经是对他格外开恩了。何况，光绪皇帝支持变法的出发点是想重新从太后手中夺回失去的权力。

李鸿章深知，不论自己将来的前途如何，国家的发展方向就是变法自强。但是，不管帝后两党谁支持变法、谁反对变法，他命中注定只能充当看客了。

此时，国内要求变法的呼声很高。就在李鸿章极力呼吁“变法自强”的同时，神州大地上兴起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月二十四日，光绪皇帝请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户部尚书翁同龢、军机大臣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及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在总理衙门西花厅约见了康有为，询问有关变法事宜。荣禄以满族大员的身份首先发表意见说：“祖宗之法不可变。”

康有为答：“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廖寿恒问：“宜如何变法？”

康有为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接着追问道：“如果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撤掉了，那么旧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要撤呢？”

康有为回答：“现在是世界列国并立的时代，而我们现在的法律和官制，都是过去的，中国之所以弱，就在于此。最好都能够撤去，即使一时间无法完全撤掉，也应当考虑斟酌修改。”

翁同龢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早有了解，所以没有提问，只谈了如何筹措经费。

李鸿章对变法的问题很是慎重，不轻易表明自己的看法。而光绪皇帝了解情况后，极为赞赏康有为，于是加快了清朝变法的脚步。李鸿章尽管不公开表态，但还是暗地里支持康、梁维新派。

随后，中国的知识界精英如容闳、黄遵宪、严复等辈对西方政治制度和科学的介绍、输入和鼓吹，为这次变法的施行推波助澜。光绪皇帝锐意改革，加上翁同龢等大臣力促变法，康有为等下官屡屡上书献策，变法迅速进入试行阶段。

康有为替御史杨深秀拟写《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继而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起草《请明定国是疏》。杨、徐两折上奏后，光绪皇帝即恭请慈禧太后慈览，请求变法。慈禧太后在对日战败后，并非不想民富国强，只是不敢放手让光绪皇帝去变法；她览折后，便召庆亲王奕劻和荣禄等宠臣策谋，得知二人也不大相信光绪皇帝能变法新政，于是说：“只要不是任性乱为，事情可由皇帝去办，等办不出模样再说。”之后，奕劻与荣禄将慈禧太后的旨意告诉光绪皇帝，说：“皇上想要办事，太后不阻拦。”光绪帝闻此言，大喜过望，即令翁同龢代拟变法谕旨，立意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旨要为：

数年以来，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和各级官员中的大多数人，都积极主张变法自强。……只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借口老成忧国，认为老规矩必须墨守，新法必当抛弃，争辩个没完没了，空谈无益……朕认为国家的重大政策不确定下来，则号令不行，及其流弊，必然导致门户纷争，水火不容，徒然重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以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至士人百姓，都应努力向上，发愤自强，以圣贤义理之学作为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中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洞浅薄、迂腐荒谬之弊。

这是光绪皇帝颁布的改革纲领。不论是光绪的“中体西用”，抑或康有为的“尊君权”，都与李鸿章的主张是一致的或相近的，这自然使他感到欣慰，并表示支持。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在康有为的鼓动下，帝党官僚在北京成立推动维新变法的强学会时，李鸿章就自愿捐金2000两表示入会。当时他还有些担心后党知道了会忌恨他，不会放过他，没想到帝党不接纳他的捐金，嫌他“虽身存而名已丧”，担心他入会有损强学会的名声。

希望参与变法的李鸿章一开始就遭到排斥，使他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后来，他发现强学会主要是由帝党、维新派和后洋务派组成的，“主事者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名士会者千计”，因此，他最终选择了“做一个冷眼的旁观者”。

虽然富国就必须自强，但是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变法可谓吉凶难卜。因为帝后不睦，支持维新的光绪帝徒有皇帝虚名，而大权则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手中。李鸿章对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现在政权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僚得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即便有新主张新政见，也做不成什么事功。”长期浮沉宦海的经验，使李鸿章深感“变法自强”的艰难和卷入帝后、新旧之争的危险，因而格外谨慎，只对维新派暗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六月十六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朝途中遇到李鸿章，李鸿章一时没忍住，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诉他，意在要康留神。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一同被召入。荣禄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劝李鸿章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则以叩头宣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后又将此事密告康有为。不久，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还专门派人前往康有为住处，要他“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又“遣人慰行”，加以保护。京师大学堂成立后，李鸿章还特意把康有为推荐给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建议请康有为担任教习，由丁韪良担任西学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教习美国人丁韪良也是因李鸿章与孙家鼐力荐而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唯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为重要，赞助甚力。”

但是，因为没有实权，在整个变法过程中，无论李鸿章支持还是反对，对变法的影响都不是很大，也没有其他作为。相反，翁同龢、张之洞等权臣成为激进分子。

慈禧早对翁同龢心有不满，于是逼迫光绪皇帝将他开缺。当天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张元济，仍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有为见光绪皇帝变法意志坚定，进而详述变革条陈。光绪皇帝一面听，一面点头赞许说：“正是这样，你条理甚详。”

之后，康有为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上呈《请废八股折》。光绪皇帝览折后，即令军机处拟旨照行，军机大臣刚毅劝阻道：“此乃祖制，不可轻废，请下部议。”

光绪帝申斥道：“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唯有驳之而已。朕意已决，还议什么？”

刚毅仍劝谏说：“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遽废，请皇上三思。”

但是，光绪帝还是颁下废八股诏书。顿时，朝议汹汹。直隶士人想聚众殴打康有为，甚至还想行刺他。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和梁启超等人听到这一消息，都劝他暂避，但康有为只是“呵呵”一笑了之。光绪帝闻讯，一怒之下开缺礼部六堂官。裁汰各衙门冗员的圣旨颁布后，顿时人心惶惶。

尔后，康有为再上折请开制度局。这涉及“改官制”，激起的反对声更为强烈，有关大臣拖延不办。光绪帝大为恼火，当堂要大臣表态。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份奏折，这是他对“新政”的唯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的。

由于变法牵涉各种政治利益的调整，尤其是对高层政治权力的再分配，所有强有力的旧政治利益享有者，尤其是留恋“太上皇”权力的慈禧太后，都对之极力反对。至此，帝后斗争进入白热化。李鸿章显然在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

光绪帝刚刚开缺礼部六堂官，又立马诏令筹设制度局，使朝中大臣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复杂。这时，甘肃藩司岑春煊等人再奏请裁汰京中各府、司、寺等衙门及各省滥设的局所，同时裁汰冗员。光绪皇帝本来早就为各省裁汰冗员事迭经谕令，但迄今为止没有一省核实遵办。这次得奏后，他大笔一挥，准奏，并于八月三十日下诏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大理寺等衙门及湖北、广东、云南等三省巡抚和各地冗官。接着，他又严令大学士、六部及各省督抚将应裁文武各缺和局中冗员一律裁撤干净。

慈禧一看光绪皇帝把自己的一班人马都裁没了，这还得了，她立刻采取了反制措施。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三晚上，谭嗣同在康有为等人的嘱托下，到北京东城报房胡同的法华寺，面见袁世凯，请他杀掉荣禄，并派兵两部入京，一部围颐和园太后住所，一部入宫。袁世凯因局势不明朗，不敢擅动，只是虚词应对。他心里清楚，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70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他的新军仅有7000人，出兵最多不过6000人，如何能办得了此事？更严重的是，新军的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起兵勤王根本毫无胜算。尽管谭嗣同言之凿凿，说是奉了光绪帝的密旨，袁世凯觉得难以置信，但也不敢完全不信。

就在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同时，慈禧太后在颐和园看到了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呈上的《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他折中罗织罪名，特别提到来华观光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很可能会留京参政的传闻，这引起了慈禧的高度关注。

此时，京师闲散衙门被裁撤了10余处，以致失职失业者将达万人，士人惊恐，抵触情绪陡增。慈禧决定借此推动“训政”。

至此，光绪皇帝仍一无所知。八月初五早朝，光绪帝首先接到御史杨深秀的奏折，建议他引进人才，比如聘请英国牧师李提摩太、东瀛名相伊藤博文为顾问官；奏折还提出要与英、美、日三国“合邦”，也就是建立四国同盟（或联邦）。

这份奏折是康有为起草的，维新派精确计算了时间，特意赶在中午伊藤博文面圣之前将奏折交到光绪皇帝手里。但光绪皇帝对该折仅下旨“存”，并于当日呈送慈禧太后。

杨深秀此折坐实了杨崇伊“一旦任用伊藤，则祖宗所传天下，无异于拱手让人”的警告。慈禧阅后，终于下决心临朝训政，并改为八月初十与光绪帝同返颐和园，也就是说，光绪皇帝不再有单独执政的机会了。

慈禧于八月初六早朝开始第三次训政，“在便殿办事”。

御史宋伯鲁不明就里，按维新派的预定计划，呈上康有为起草的另一份奏折，更明确地要求四国“合邦”，共管“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并提出以李鸿章、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来共同商议此事。慈禧大怒，当即将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接着，慈禧直接下令给步军统领衙门，缉拿康有为、康广仁等人，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史称“戊戌政变”。

直到这时，慈禧还不知道谭嗣同曾经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要袁世凯起兵之事。袁世凯于八月初五乘坐11时40分的火车出京，于当天下午3时到达天津，之后，他立即去拜见荣禄，但并未提及此事。次日上午，政变已经发动，荣禄过府来看袁世凯，袁世凯这才将谭嗣同怂恿他起兵的事说了出来。于是，慈禧于八月初九下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

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处决，其罪状中为“包藏祸心，图谋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皇帝之事”。康有为和梁启超因事先得到消息，逃往海外。

变法不过百日，维新派被镇压，光绪皇帝被囚禁，变法的成果除建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值此严峻时刻，李鸿章暗中保护了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与维新被革职，他不但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元济的工作。由于李鸿章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劾奏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向他出示这些奏章，并对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我没有参与废旧立新的事。但是，现今的六部，确实可以废除了。如果旧法可以使国家富强，国家就富强了，何必落到今日的地步？如果主张维新变法者就是康党，那我难避嫌疑，我确实只能是康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

李鸿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深知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她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帝党夺权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他强调自己没有参与废旧立新之事，表明不参与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

就在政变发生几天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随行重臣。席间，李鸿章说如果康、梁逃往日本，应将其引渡回国，但被日方以按国际法，政治犯不能引渡为由拒绝。康有为曾向光绪皇帝称颂来华活动的伊藤博文“为亚洲异才，请厚待之，留备顾问”，伊藤博文却私下对李鸿章说：“治理弱国如同修缮破烂的房子，而几个喜欢闹事看热闹的人，却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会压垮房子。”李鸿章深以为然，点头称是。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致认为维新派缺乏阅历，操之过急，失于急激，后果堪虑。后来，李鸿章更明确地把维新派的失败，归咎于“变法太急，用人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