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弱国无外交咒骂无绝期

结束对欧美八国的访问后，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下旬返回京城。第二天，他满怀希望和喜悦的心情，觐见了光绪皇帝，将带回的国书、勋章等物一并呈递上去。然后，他又去颐和园觐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对他所汇报的西洋诸事听得津津有味，尤其对他签订的《中俄密约》感到很满意，她说：“今后，倭人欺我时，算是有了个依靠。”之后她又劝慰李鸿章要好好保重身体，继续为国效力。李鸿章则历陈各国之强盛，中国之贫弱，恳请皇太后尽快制定根本之计，设法自强。慈禧太后颔首微笑不语。

李鸿章从颐和园出来，一路上都在想，太后念在我这趟出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分上，即使不给加官晋爵，至少也该开复原职吧！如果自己继续待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位置上，那对沙俄、德意志做出的承诺就多了些保障。他回到贤良寺，静静地等待朝廷谕旨。

说是“静等”，实际上李鸿章心里焦躁万分。他无法冷静思考当前国内的政局，也无法判断和估量这次出访欧美八国的作用和意义。但有一点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受到各国超规格的接待，都是因为他们把他当作“散财童子”，希望中国能带给他们更大的回报。比如德意志，甲午战争爆发后，英、俄等国为着如何在中日之间合纵连横而煞费苦心，而德意志却无事一身轻，向中日两国大肆推销军火。当时的德意志外长罗敦干男爵，在外交晚宴上就赤裸裸地表示：“欧洲国家能从东方人相互间的战争里获得的唯一利益，就是向他们出售军火。”战争期间，日本和大清国的采购团在柏林频繁出没，这与英国因宣布中立而向中日两国禁售武器形成鲜明的对比，令英国军火商们羡慕不已。德意志舆论则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东方普鲁士”日本，不仅认为这是文明进步与愚昧落后的战争，更是一个新兴国家对一个老大帝国的挑战。而在战后，德意志又一反常态，对中国倍加呵护，与法国一道，积极参与了由沙俄牵头的对日压制活动，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一举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干涉还辽的三国，难道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吗？显然是另有所图。

但李鸿章这次出访，并没有带着采购军火的使命，不仅令德意志军火商们备感失望，就是对德意志备加嘲讽的英国军火商们也大失所望。如果让这些国家一个个失望了，结果会怎样？

第九章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旅旗吊国难/   李鸿章心里是清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它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清廷对此必须保持警惕。这也是他感到焦躁难安的原因。

李鸿章本想趁出访欧美之机，借助洋人的声援重掌大权，还督直隶，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旧梦。欧美列强也热切希望清廷对李鸿章能够“优加信任，重界大权”，使之东山再起。然而，外国人不知道，尽管甲午战争结束一年多了，但清廷内的党争还在继续。花了惨痛代价换来的统治权，仍被慈禧后党、光绪帝党争来夺去。帝党通过甲午战争削弱了后党所依赖的军事力量，帝党最终选择王文韶接替李鸿章，除考虑政治资历及王文韶与帝党清流的密切渊源之外，实际上也是帝后两党各让一步的结果。帝党更期望凭借刘坤一以钦差大臣督师山海关的机会，一举全盘接收北洋的政、军二权。在翁同龢主导下，拟定了以淮、湘、毅三军各裁弱并强，并由聂士成、魏光焘、宋庆分别为总统领，驻津沽、山海关、锦州的计划。按这一计划，淮系的控制力愈弱，等于将25年来淮系单独控制的北洋国防武装，一分为三，各成一路。淮系裁汰后只留津沽一部30营，交聂士成统辖，实际上已经形成新的格局。

同时，帝党还趁机占据了朝廷的几个枢要部门。从军机处、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及数省的封疆大吏，都是帝党一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鸿章等来了朝廷谕旨：“着李鸿章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李鸿章接旨后，心一下子凉了下来，这回恐怕是要彻底告老了。

在官场打拼多年的他，太了解总理衙门这个机构的职权和性质了。总理衙门官员分三类五等，一类是享有一定决策权者：总理各国事务的亲王、郡王、贝勒；二类是主事者：总理衙门大臣，以军机大臣兼任；三类是助理、参谋及办事者：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员。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属于第三类，没有什么实权，仅仅是一个“伴食宰相”而已。李鸿章以74岁高龄，踏涉诡谲莫测的欧美波涛，却仅换来了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的任命，怎能不令他倍感失落？

慈禧虽然还想重用李鸿章，但此时后党正在向帝党进行反击，显然不能让这个戴罪之人回到关键的岗位上去，否则帝党就更有理由打击后党了。慈禧不但跋扈而且精明，其政治手腕一向强硬有力，她知道必须依靠新人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这个人就是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荣禄。由于甲午战事已经过去，督办军务处的功能渐渐受到帝党轻视，慈禧便借由荣禄统摄兵部与督办处，逐步落实主导以北洋为基础，进行国防武装改造的计划。此项改造更为荣禄掌控兵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完全出乎帝党的意料。

后党借掌握军事重建主导权，进而接收淮系北洋垮台后所释放的庞大资源，一举取得举足轻重的北洋要缺，从而为后党获得了极其雄厚的政治资本，使慈禧太后再度重回主政道路。而帝党原本志在必得且寄予厚望的北洋军权又完全落入后党手中，这成为帝后党争最终决胜的关键。

光绪皇帝没想到北洋系（北洋新建陆军）能东山再起，而且荣禄还不断在帝党中拉拢人，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奏请设立武备特科，于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如此，新建陆军成为朝廷倚重的主要武装力量。

李鸿章终于想明白了，当初他把袁世凯练兵斥责为小孩过家家是多么不合时宜，他的老淮系基本上已经被新建陆军所取代。每每想到这些，他不免心中郁闷。一天，李鸿章带着“废宇倾基君好看，艰危始识中兴难”的心情来到圆明园，看到的仍然是残破的“废宇倾基”，“福海冤如海”的湖水，心情更为压抑。他在迷宫前沉思良久，直到夕阳西下才打道回府。

他不知道，现在的圆明园已经不是以往的废园，而成了一块禁地。光绪皇帝正在主持圆明园的修复工作，每隔数日必亲临督视，所以随意入内者必受到惩罚。没几天，就有一道无情的诏令传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殊于体制不合，着交部议处，部议革职，但念及李鸿章万里远归，未暇详询，出于好奇，贸然入游，法无可恕，情有可原，得旨加恩改为罚俸一年，不得抵销”。

李鸿章心痛不已，自己戎马一生，没想到那朝廷却不给他留点面子。李鸿章接到罚俸的圣旨后，顿觉如当头一棒。刚回来的时候，他还带着欣喜的心情，得意地对人说：“我办外洋交涉数十年，不敢说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国朝野，也算知道中国有我这么一个人。他们有的愿意与我见见面，谈一谈，也是普普通通的事情。我在各国还有许多老朋友，以往都主持过国政，在办事和私交方面，我与他们都很投合，现在他们大多已退居山林了，我顺便拜访他们，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归国后，他感到自己在甲午战败之后失去的面子已经争回来了，同时又有了“保中国20年平安无事”的“资本”。但他喜悦的心情迅速遭到一阵霜打：洋人的热情和国人的冷漠，使他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不过，他也深知政敌翁同龢等仍对过往之事耿耿于怀，不能掉以轻心，应该采取“韬光养晦”之计。李鸿章的亲信吴汝纶也劝他“宜稍微收敛锋芒”，遇事“虚与委蛇”，以免受到“不怀好意，含沙射影者”的伤害。面对世事已非，他再度安居在贤良寺里，做着“伴食宰相”。

李鸿章在北京没有庭院，借住在贤良寺里倒也清净。贤良寺位于东门外冰盏胡同，是由雍正时怡贤亲王宅院改建而成，建筑宏壮，地极幽敞，闲院飞花，不但环境优雅，而且邻近禁城，封疆大吏入觐者多在此下榻。

李鸿章从“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到被投闲置散，犹如从万山之巅跌入谷底，他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呢？清静的环境与内心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使他感到世态炎凉，忧谗畏讥，苦闷无聊。

所幸李鸿章在军营里养成了不少好习惯，这使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一般每天六七点钟起床，吃些早点后，他就开始批阅公文，办理每日无关宏旨的公务。闲暇时他依然是与几个幕僚一起，枯坐庭院，谈古论今；有兴致时则随意看书和练字。他常常翻阅《资治通鉴》和《庄子》，前者意在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借鉴，后者企图从道家经典中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以期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从失势的苦闷空虚中解脱出来。

当然，李鸿章也不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他对朝中各派人物都看得很清楚，对他们之间权势此消彼长的趋势也分析得很透彻。置身事外，往往会让人更清醒。此时，光绪皇帝已经失去军权，朝中危机四伏。而且，列强由于在甲午战争后一直没有获得更大的好处，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随时准备把魔爪伸过来。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德国因为怀疑中俄之间有密约，说清廷厚此薄彼，厚俄薄德，当了侵华的急先锋。随后，德国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害事件，出动大军强占了胶州湾。梁启超认为，这是德国因为“面子”被扫而进行的报复。其时，干涉还辽的三国中，沙俄早已在北方得到了好处，法国也在南方得到了势力范围，只有德意志在向清廷索取福建金门岛时，遭到清廷严词拒绝，失了“面子”。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狼要吃羊的借口。

沙俄见德国占领了胶州湾，即借口英国舰队在旅顺巡逻，显然对沙俄不利，竟然完全不顾《中俄密约》订立后，两国有攻守相助的义务，反而向清廷强行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及关东区域；同时还花言巧语地对清廷说租借旅顺、大连，是为了向各国显示“中俄联盟之证”。清廷信以为真，竟允许沙俄军舰停泊在旅顺港，并随时接济俄船在旅顺所需应用物资。就在清廷轻信“友谊”的同时，中国的攻守同盟国沙俄与德国狼狈为奸，积极支持德国永久租借胶州湾的要求，胁迫清廷满足德国的愿望；德国为报答沙俄的支持，则承认东北、新疆等地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它们之间的肮脏交易完全不受协议的制约，也无须清廷同意，大清国只有受宰割的份。

在沙俄的逼迫下，清廷终于向德国屈服，派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李鸿章（只是“行走”）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与此同时，沙俄正式向清廷提出租借旅顺、大连，并修筑东三省铁路支线到黄海海岸的要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十六日，沙俄竟向清廷提出“最后通牒”，并以10日内不签字画押，沙俄不能“顾全联盟邦交”相恐吓。清廷又派李鸿章和张荫桓与沙俄谈判，并订立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及后来订立的《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德国的目的达到了；以亲善面孔仗义执言逼日本退还辽东的沙俄，也从日本手中收回了旅大及关东要地，沙俄的阴谋得逞了。

这时，英国也不甘落后，借口保持均势，向清廷要求租借威海卫为海军基地。清廷又派李鸿章与英国交涉。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反复辩难，把英国公使辩得哑口无言。最后，这位英国绅士以极难堪的态度对李鸿章说：“中堂不必将这些理由对我辩论。阁下如能以你的辩才使沙俄交还旅大，则英国绝不要求租借威海卫；否则，威海卫非租借给英国不可。”这回，颇具辩才的李鸿章也被说得“哑口无言”，不得不签订了中英《租借威海卫专条》。

真是弱国无外交，李鸿章这个“伴食宰相”在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签得手软。此后，法国乘机强占广州湾，英国再次援引均势之说，要求租九龙以为抵制，不久又提出拓展香港界址。面对纷至沓来的无穷要索，清廷毫无抗拒之力。面对列强的侵凌，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大臣一样，只能愤然作色，他的太平梦转瞬就被撕得粉碎，使他对大清国的前途更加忧心忡忡。亲裁大政的光绪皇帝深恨李鸿章联俄误国，招致此等被瓜分之大祸，他再次把一腔怒火倾泻在李鸿章身上，降旨：李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这下，李鸿章连总理衙门也不必“行走”了，空守着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萧闲孤寂地寄居贤良寺。

甲午战争后，人们对李鸿章的咒骂声刚刚减少，由于《中俄密约》的泄露及随后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到来，再度使举世痛骂的喧嚣声腾地而起。几乎每一个不平等条约，上面都有李鸿章的名字，挨骂是他自讨的，真所谓“宰相有权来割地，老臣无力可回天”。所以，有人指责李鸿章拙劣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未能及早洞察沙俄的奸险嘴脸，反而为其外表的诚信所欺，以致误中其圈套。本想以狼拒虎，实则引狼入室。

更有人指出，《中俄密约》是李鸿章贪图沙俄的贿赂，不计后果的卖国行为。甚至有人还列举了具体数字，说沙俄一次就付给李鸿章300万卢布；旅大租地谈判时，李鸿章又得到沙俄的贿赂50万卢布，张荫桓得25万卢布。

李鸿章痛苦地听着这些诟骂、指责，没有做任何辩解。因为在与德国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后，他马上认识到：“与德国的条约刚刚签订，沙俄这边又闹起事来，群雄环伺，几乎没有尽头。时人都说应该争取美国的支持。中国所需，自应取材于此。至于根本之计，尤在变法自强。……子舆（曾子）有言：祸与福都是自己找来的，依靠别人总是异常艰难。”这个认识，可以当作他出访八国的一个小结。自己不强，任何人都靠不住。

其实，李鸿章在求人的同时就一直主张“自强”。他在英国考察期间，有感于英国的立国政教的先进，在一次讲演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他认为不论引哪一个国家为援，都不是“根本之计”，除非变法自强。

李鸿章虽然待在寂静的贤良寺中，对骂声充耳不闻，但他的心中仍涌动着一股力量，思考着大清将走向何处？他何时才能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未预机要”“杜门却扫”，这是李鸿章对自己退出总理衙门、仕途受挫之后政治境况的扼要概括，蕴含着无限沧桑、凄凉、哀怨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