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俄签密约 神州纷割地
战败后的大清国像一头倒下的老牛，面临着被群狼分而食之的危险。沙俄和英国久观鹬蚌之争，就等着收获渔翁之利，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清廷仍是一筹莫展。那些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此时除了对李鸿章口诛笔伐之外，也拿不出半点治国良策了。
在经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清廷中改练新军的呼声渐高，而袁世凯凭借自己曾经帮朝鲜练过新军的经验，试图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自己以西法练兵的计划。他为此上下奔走，向权贵们推销他的练兵计划，并最终获得成功，被授予直隶按察使的职务，但并未到任而是专职练兵。
李鸿章的日本之行为自己“买”来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之后他便躲到京城贤良寺养老去了。清廷仅保留了他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他甚至想，这辈子就这样画上一个句号已经够了，虽然对不起国民，但却对得起朝廷，也算报了慈禧太后的知遇之恩。但他秉性就是放不下事，仍然关心时局，想着自己的淮军，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十分不屑。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末的一天，李鸿章回到天津，袁世凯前来汇报练兵事宜，说初步的计划已经部署好，德意志教习也已经聘到，不日内便可签订合同，正式展开训练。出乎众人意料的是，一向颇有风度的李鸿章这次没等袁世凯说完便勃然变色，举起手中的手杖，砰砰敲打着地面，厉声道：“嗐！小孩子懂得什么练兵！又订的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说有什么把握。兵是这么容易练的吗？你雇几个洋人，扛上几杆洋枪，喊几个洋口令，便算是西式军队了吗？”
时年36岁的袁世凯，在遭此斥责之后，顿时面红耳赤，又不敢反驳。周围的同僚们从来没见过李鸿章发那么大的火，大家都低着头，既不敢看李鸿章，也不好意思看袁世凯，场面十分尴尬。在感叹世态炎凉之余，李鸿章积蓄已久的怨气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
为了缓和气氛，督操营务处会办王士珍说：“不知傅相有没有听说，德意志的克虏伯炮厂生产出更为先进的大炮，大炮射击演放之前，可用电动机械起吊并装填炮弹，而且炮架前增设了先进的‘液压’系统，炮身的360度转动和炮口的上下调整更为灵活。”李鸿章看了王士珍一眼，脸上立刻露出兴奋之色。当他得知王士珍是天津兵站的教官时，便与这个年轻人讨论起怎么使用大炮来。
回京后，李鸿章按捺不住，叩请皇帝、太后恩准他亲赴德意志访问克虏伯炮厂，顺便探望在德意志埃森求学的最后一批留学生。
慈禧太后见到李鸿章的奏请，心想，时逢沙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正愁没有合适的人跑一趟沙俄，既然李鸿章找上门来，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让李鸿章作为特使去参加沙皇典礼，然后顺道去埃森。当然，他这个特使不只是参加典礼仪式，还担负着另一项特殊使命——与沙俄签订一个密约。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甲午之战和《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廷对日本的政策主流认识慢慢变成了“联俄抗日”。因为沙俄在清廷最艰难的时候跳出来帮忙，要回了辽东半岛。另外，清廷也想利用沙俄牵制日本。在众多议论中，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更简明一点：威胁大清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沙俄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均视沙俄为救星，包括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主战派均都向于联俄。清廷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君臣都想到要利用沙俄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大典的机会，因为到时各国都会派出专人祝贺，中国可以趁机与德、英、美等国拉关系，尤其是要与沙俄洽谈中俄联合的问题。
沙皇尼古拉二世准备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举行加冕典礼，在此之前，清廷已拟定了一个人选，即加布政使职衔的王之春为特使前往致贺。但俄方认为他“位卑言轻，非列国信用人物，不足以担当俄皇加冕重典的使节”，俄方还说，“辽东事件（指干涉还辽），沙俄帮了中国很大忙，不可不确定报偿条件”，而日本必然谋图报复，“中国欲保全疆土，不可不与沙俄协同防御，故须授李鸿章全权才能协定一切”。
如今李鸿章不请自来，对慈禧太后来说岂不是求之不得？其实，俄方的意图从一开始就是想借李鸿章参加加冕典礼的机会，暗中进行外交谈判。由此可见，李鸿章虽然没有了实权，但他在外交上二十几年的人际关系，与许多重大外交事件牵缠紧密，使外国人视他为清廷外交的第一人选。因为对洋人来说，他们只知中国有李鸿章而不知有光绪皇帝。
李鸿章本来只想到欧洲去走走看看，没想到竟揽了这么大一件差事过来，他心里虽然很高兴，但是他的家人却十分担忧，毕竟他已经是70多岁高龄了，加上身体已有些虚弱，就如风中残烛，稍大一点儿风就有熄灭的危险。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二十八日慈禧召见李鸿章时，由于谈话时间过长，一直跪着说话的他竟然站不起来了，最后由两个太监把他架了出去，但是一出宫门他就晕倒在地，两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所以，李鸿章在会见时说了一句“并非爱惜身体，只是担心有辱使命”的话，足可看出他为清廷鞠躬尽瘁的决心。
初夏，李鸿章离京南下，几日后抵沪。他对前来迎接他的朋友说：“万里长途，七旬老翁，归时能否相见，实不可知。”英、法、德诸国公使纷纷邀请他前去访问，以便渔利。但沙俄担心李鸿章首先出访法、德有损于中俄交涉，便让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出面，与李鸿章商定路程：乘法国船只从上海出发，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塞得港换乘沙俄船只，由地中海进入黑海，到达沙俄港口城市敖德萨，然后乘车前往圣彼得堡。
三月十八日，李鸿章在喀西尼的安排下，由德璀琳、穆意索、赫政、杜维德等人陪同，乘坐法国邮船“爱纳斯脱西蒙”号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的环球访问。李鸿章办了一辈子的洋务，学习了一辈子的西方军事和工业，但现在真要去西方了，他反而有些惶恐不安。
为了照顾他，他的两个儿子李经方和李经述也随同访问。李经方负责协理事务，李经述负责照料李鸿章的起居。此外还有兵部主事于式枚、各国洋顾问，以及一名英国医生。他们从上海出发后，经过东海、南海、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穿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到达埃及的塞得港。沙皇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专程前往塞得港迎候，之后，李鸿章一行再换乘沙俄轮船，由地中海前往黑海。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李鸿章终于到达沙俄圣彼得堡。沙皇为李鸿章举行的迎接仪式很盛大，沙俄陆军元帅亲举大清国黄龙大旗，与沙俄外交大臣一路引领，李鸿章登上沙皇本人乘坐的车辆前往下榻处，两旁有数万沙俄市民夹道欢迎。沙俄给李鸿章的接待规模之高，礼仪之完善，可谓史无前例。
沙皇之所以让李鸿章先赴圣彼得堡而不前往莫斯科，是为了在举行加冕典礼之前进行相关的国事谈判。李鸿章来到住处——巨商巴劳辅的豪华私邸时，发现从饮食到室内陈设，“无一不是中国物”；巴劳辅“起居言语，又无一不似中国人”。他不由得十分开心，几乎忘了自己身在异乡。
随后，沙皇指派财政大臣维特在这里与李鸿章进行了首次谈判。事前有人告诫维特说：与中国官员谈判首先是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他们就会以为是没有风度，什么事都要干得从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中国的各种礼仪。所以，这次谈判前前后后进行了很长时间。
五月四日，李鸿章乘专列到达莫斯科。俄皇命大臣以五马驾金朝车将李鸿章迎入行宫接见。李鸿章也不失礼节，急忙送上礼物，致辞晋颂，俄皇回致答辞，接着双方敝怀叙谈，十分融洽。之后，李鸿章出席了加冕大典。
俄皇的加冕典礼盛大隆重，英国报纸称：“为各国累年所罕遇”，因为他欲显荣光于全世界15亿人之眼前。不过，现场人员似乎有点乐极生悲，在颁赏民众的集会上，世界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次也是比较有名的一次因人群拥挤而造成的惨祸发生了。由于搭建的彩棚忽然塌倒，众人在慌乱逃生时，踩死4000人之多，酿成一大惨剧。据沙皇政府后来公布，那天早晨共踩死、挤死1389人。但这个数字明显被缩小了，根据当时多家报纸的记载，比较接近的事实是死亡4500～4800人，重伤3000多人，受轻伤的有好几万人。
这次事件当天上午就震动了整个莫斯科。在这么个特殊日子发生了如此惊天惨案，当事者和沙皇朝臣们都吓坏了，一个个胆战心惊、手足无措，担心事态的发展。人们猜想，很可能沙皇要下令取消一切庆祝娱乐活动，皇室人员将马上离开这座正被哭声笼罩的不幸的城市，接下来调查责任人、逮捕肇事者也在所难免。
好揽事的李鸿章赶上这种事，难免要评议一番。维特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很有趣的描述：
李鸿章及其随从一行驱车抵达……他走进亭子，我赶快迎上去，还没来得及寒暄，他就通过翻译问我：“听说刚刚发生了一起大惨祸，伤亡了一两千人，此事当真？”我有些不悦，他怎么这么冒昧，刚上来就说这不愉快的事，于是就回答说：“是的，确有其事，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
李鸿章露出很关切的神色，接着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请问，难道你们还要将这不幸事件的全部经过详细禀报皇上吗？”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随口答道：“是的，已经向皇上禀报过了。”他面带遗憾的表情，连连摇头说：“你们这里的官员在这些问题上太没有经验了，这样的事怎能照实禀报呢？皇上一旦动怒怎么办？……我当直隶总督的时候，我统辖的一个省份有次发生鼠疫，一下死了好几万人，我们却经常呈奏皇上，那里一切都顺遂。”有一次他甚至问起我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瘟疫疾病，我照旧回答说：‘没有任何瘟疫，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称道皇上圣明着呢。’他听了很是喜欢。”
维特继续写道：
这位看似威严，实际很和善的中国老人又做解释般地向我开导：“皇上嘛，就是皇上，干吗一定要让他知道那么多细节？我们干吗非要用国家死去好几万人的坏消息无故给他增添烦恼呢？”
李鸿章一边向维特介绍经验，一边劝慰此次惨案的责任人、首席典礼官冯德·帕连和其他沙俄朝臣说：“区区小事，一定放宽心些。”仅此一事，大清国的总理大臣就赢得了沙俄总理大臣的好感。维特评价李鸿章不仅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当时位居中国朝廷的最高职务”，而且“善体人情，乐于为人出谋划策”。
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李鸿章的热心点拨显然有点多余。沙俄朝臣也根本用不着为此惨案担心，就像中国总督根本用不着为死去几万人的鼠疫担责一样。实际上，尼古拉二世得知消息并不比一般的莫斯科市民晚，这有他当天的日记证明：“露宿在霍顿卡广场上等待分发午餐和搪瓷杯的人群突然蜂拥到临时建筑物前，于是发生了拥挤，越挤越厉害，约有1300人被踩死或挤死。我在10点半钟得悉此事……这一消息给人留下一个很讨厌的印象。”
沙皇没有震怒，仅仅是“讨厌”而已。据后来透露的资料，当天下午曾有很多人奉劝沙皇取消法国大使蒙特贝洛晚间为他举办的专场舞会，即使取消不成，他本人无论如何也不应前往。还有人提出应赶快就此事召开一次御前会议。但尼古拉二世根本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用不着改变原定计划，法国大使的专场舞会尤其不能推辞掉。
李鸿章虽然赢得了不少沙俄大臣的好感，但维特对李鸿章本人的印象并不太好。他后来评论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没有接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李鸿章爱抽烟、吐痰，维特对此十分反感，但在公众场合他又不便发火，于是晚上回去后全记录下来。后来，这个沙俄的“中国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狠狠地“直笔”了一下李鸿章这个恶习：“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想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颇有点像马的嘶叫声。两个中国人立刻从隔壁屋子里跑来，一个拿着一个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草，开始吸烟的仪式。李鸿章静坐着吞云吐雾，他的侍者们很肃敬地替他点烟，端着烟袋，从他的口里拿出来，又放回去。很显然，李鸿章是想用这种种隆重的排场来使我对他的尊严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不过在我这方面，我也使他相信，我对所有这些排场丝毫没有在意。”
李鸿章在沙俄待了一月有余，谈判也进行了很多次。沙俄人毫无脾气地尽量配合李鸿章的慢节奏，并始终热情款待他。一个月后，李鸿章拜谒加冕后的沙皇，虽然只是入宫小坐，沙皇却让人摆出盛筵款待。桌上的山珍海味，都是按东方特色特制的，皇帝、皇后接见他时“情谊尤为融洽”。到李鸿章告辞出来时，宫外的銮仪卫兵排列肃立，如此优待，无人能出其右。
沙俄给李鸿章如此高的礼遇，主要是想通过他代表清廷签订密约，以在华攫取前所未有的巨大权益。而李鸿章代表的清廷，则想通过密约，实现它“联俄拒日”的幻想。
现将《中俄密约》中协商的条款照录如下，谈判过程中争议、修改之处随文在括号内略为注明：
第一款，日本国（初稿此处有“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八字，俄方删去）如侵占沙俄亚洲东方土地（“土地”初稿作“属地”，清廷提改），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于军火粮食，也应尽力互相接济。
第二款，中俄两国既约定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方议立和约。（清廷提议末尾添“如非敌国，不在此例”八字，俄方不允。）
第三款，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沙俄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协助。
第四款，今沙俄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国家允于”六字初稿作“国家议于”，“中国”二字清廷提议加入）黑龙江、吉林地方接连铁路以达海参崴。唯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以此为借口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于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第五款，沙俄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沙俄亦可经此铁路运过境的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本条俄方初稿作“无论和时战时，沙俄可用上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清廷议删，俄方不允。）
第六款，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合同批准，初稿作“所让之事”）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15年为限。届期6个月以前，由两国再行商办延长期限（“届期……”句在初稿中没有，系俄方增入。本条清廷议删，俄方不允。）
从注明的文字中可看出双方最后争议及结果的大致情况。很明显，清廷所争得的主要是几处限定性文字的表述，而在沙俄认为，对它不利的一些重要事情上，是绝不让步的。
沙俄主要代表维特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认为“以李鸿章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他算是自己一生接触的政治家中“很卓越的一个”。李鸿章明里“客客气气”地应付场面，秘密会谈中尽管也未摆出剑拔弩张的架势，但在有些问题上还是看得出利害也进行过争执的，并且随时用特殊密码电报与军机处联系，请示最高决策层的意见。但最后在重要问题上到底未能依照清廷的意见来定。俄方自始至终控制着局面，甚至临场玩过这样的把戏：在签字前一刻，俄方发现条约文本中有一处他们原拟删去但因疏漏而没有删去的字句，竟借故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而临时休会，暗中让秘书将条约文本重抄一份，神不知鬼不觉地换到下午继续的会议上供签字用。
协议中的条款经过争议、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后确定下来，其中个别条款正如维特所说的那样，沙俄人做了手脚，但协议还是于五月十八日正式签订了，这就是所谓的《中俄密约》。其核心内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沙俄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沙俄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通过这一密约，沙俄侵略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得以更有保障地深入和扩大。
李鸿章自以为签订《中俄密约》是做了一件好事。后来，他当着外交家、著名诗人黄遵宪的面，不无得意地说：“此约可保20年无事，总可得也！”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谈判对手是一群背信弃义的虎狼之辈，不久发生的事即证明，不要说20年，连两年无事也保不了。
“弱国无外交”这一残酷的历史法则，在《中俄密约》的议订和后果问题上，再一次得到了无情的印证。这其实就是李鸿章的外交失策。对此，黄遵宪有诗曰：
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
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
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
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
黄遵宪在这首诗的自注中提到，李鸿章出使沙俄时，对在上海送行的他说：“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看来，当时李鸿章还是自以为得计的，但被历史结局所证明的恰是“失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