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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全传
1.9.1 一、忍辱求议和 马关续国耻

一、忍辱求议和  马关续国耻


虽然处分了李鸿章,但是他留下的烂摊子却要有人去收拾。随着威海卫战败、辽阳战败,清廷非常担心北京失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十日,光绪皇帝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等,询问军国大计。在堂求和的大臣们相觑无言。高唱爱国高调的主战派(帝党)则力主迁都,誓与日本血战到底。光绪皇帝很清楚血战到底的结果是什么,很可能是葬送整个大清“江山”。言及宗社,光绪皇帝声泪并俱下,悲叹道:“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说完便瘫坐在龙椅上了。

哭也没有用,想不出招就只能用老办法——议和,割地赔款。谈判是战败后的必然之事。实际上,在甲午海战刚进行3个月时,清廷与日本的谈判就已经开始了。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虽然同意和谈,但在谈判地点和谈判代表的级别上,百般刁难。清廷派去日本求和的张荫桓、邵友镰受尽冷遇,在凄风苦雨中被驱回国,借口是他们算不上清廷重臣,没有全权。这其实是日本贪得无厌,想用更大的军事胜利逼迫清廷付出更大的代价。使臣在外遭受如此冷遇,总算使清廷明白,战败议和绝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慈禧太后求和心切。她的五十大寿,由于和法国开战而过得很不开心;她六十大寿时,日本人让她更不开心,她的生日过完了,但北洋舰队也没了,她不由得寝食难安。二月十二日,她召见重臣,谈到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东京方面的来信说:“日本点名要李大架子(李鸿章)去,那就让他去吧,着开复对他的所有处罚,令马上来京请训。”国弱无屏,大兵压境,她提出再让受贬的老臣李鸿章出使日本求和,因为只有李鸿章才是日本人想要的“素具威望”的“全权大臣”。

醇亲王奕对太后说:“现在皇上对李鸿章充满怒气,让他去议和恐怕与皇上的意见不符。”慈禧一脸怒色,冷言道:“皇上体弱有病不能临朝,我自可与皇上面商,你们既然向我请旨,此事我可做一半主张!”她坚信李鸿章最适合干这种事。

于是,一道谕旨迅速地发往天津:“着李鸿章即刻入京候见!”

李鸿章心怀忐忑,但丝毫不敢怠慢,匆匆入京。

第八章丧权辱国遭罢黜特使出访欧美国/   慈禧见李鸿章这么快就赶来了,悬着的心立刻放下了一半。尽管李鸿章入京前已做好为自己犯下的大错担责的准备,但仍没想到太后命他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谈判,还赏还了他的双眼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

日本事先已经通过美国公使田贝向清廷提出了议和的先决条件:清廷除支付军事赔偿金,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外,须割让土地。李鸿章认为割让土地给日本,“北则碍俄,南则碍英法”,利益攸关,英、法、俄等国都有可能进行干涉,因此,他在京城连日拜会各国驻华公使,再次请求列强出面调解,共同“劝”日本放弃割地要求。但他到处碰壁,遭到英、美两国拒绝,美国公使田贝也要他彻底抛弃求列强干涉的念头,尽快与日本议和。沙俄的态度更明确,如日本要求清廷割让海岛台湾,沙俄无异议,但反对日本割取大陆任何土地。李鸿章一无所获,只得不惜一切代价向日本求和。为了逃避割地的罪责,他表面上声称不赞成割地,但又强调不割地无法求和,委婉地表示,只有明确给他割让土地的全权,才能赴日。

事关重大,无人敢做主,慈禧太后适时犯了肝气,没人敢打扰,她说一切都由皇上做主。割不割地,御前会议陷入没完没了的争议中。而日本兵锋步步紧逼,三月初,在辽南战场的湘军也顶不住日军的进攻,纷纷南撤,战局继续恶化。

三月上旬,清军在辽东全面溃败,李鸿章与日本谈判的唯一筹码——北洋舰队和淮军都战败了,他的使命比他想象的更为艰难。鉴于“都城之危,即在指顾”,最后光绪皇帝与诸大臣以“宗社为重,边檄为轻,利害相悬”自慰,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于是,李鸿章带着无奈、屈辱和悲愤,踏上了日本国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十九日,李鸿章带着李经方、参赞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罗丰禄、美国顾问等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披着蒙蒙迷雾,到达日本本州西南端的港口马关(今下关市)。第二天,李鸿章便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进行首次谈判。此时春帆楼已装修一新,从正厅到二楼的楼梯铺上了华丽的地毯,足见日本对此次谈判的得意亢奋。不言而喻,谈判的地位反映着战场上的形势。双方互换全权文凭后,李鸿章宣读了拟请停战的备忘录,提出“从谈判议和开始,拟请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摆出战胜者的骄横姿态,采取军事要挟和外交讹诈的两手策略,力图从中国攫取最大权益以满足其贪欲。李鸿章鉴于“战败而后议和,而且都城危急,形势万分紧急,非寻常交际可比”,处处委曲求全,谨慎退让。李鸿章深知擅自答允日本的无理要求,将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战战兢兢,对谈判中涉及的重大问题无不随时电奏,候旨遵行。

伊藤博文讥讽中国使臣,表现极为无礼。他揶揄李鸿章道:“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暗指他与李鸿章在天津的一次谈判),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10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在春帆楼的会议桌上,日方代表一直表现得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日本提出的条件是:第一,日本军队应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且将该处的城池堡垒、清军、武器军需交与日本;第二,天津、山海关之间的铁路当由日本国军务官管理;第三,停战期限内日本军队的军需军费,应由清廷支补。如答应以上各款,则停战日期、停战期限及日中两国军兵驻守划界并其余详细条款,应即行议商。李鸿章听完日方复文后,连呼:“过苛,过苛!”

李鸿章要求停战,是为了防止日军进攻京畿;而伊藤博文如此凌逼,意在迫使清廷放弃战争,保持对清廷的军事压力。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指出日本“要挟过甚,难于允行”。光绪皇帝获悉后,令奕等与各国公使面商,而各使“均以先索取和议条款为要”;同时表示停战期间清廷可支补日本军费,其余条款万难允许。

三月二十四日,第三轮谈判开始,伊藤博文依然强硬、蛮横,在提到台湾问题时,他说:“我国军队现往攻台湾,不知台湾的民情如何?”

李鸿章反问道:“贵大臣说到台湾,想必要攻占,不愿停战大概就是为了这个吧?”接着他打出国际干涉牌,“但英国将不甘心,必然出面干涉”。

实际上,英国与日本已经达成某些方面的默契,因此,伊藤博文不阴不阳地说:“贵国如将台湾送给别国,别国必将笑纳。”

李鸿章仍以口舌相争:“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20年前,贵国大臣大久保,以台湾生番杀害日商动兵,后赴都议和,过津相会晤时说,我们两国比邻,此事如两个孩子相斗,转瞬即和,且相好更甚于前。当时两国几乎开战,我力主和局,切不可因之起衅。”

蓄意占台的伊藤博文听得不耐烦了,竟然说:“我总理各种政务,实在繁忙。”李鸿章被迫搁置停战之议,而索取媾和条款。伊藤博文答应第二天面交。至此,停战谈判与议和谈判都毫无进展。

当天下午4时,中日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驿馆。就在他的轿子快到达驿馆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左右未及反应之时,对着李鸿章头部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流不止,血染官服,当场昏厥过去。随员和侍从们将满身是血的李鸿章火速送到行馆,西医立即展开急救,李鸿章渐渐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头部除了一只未受伤的眼睛露在外面,已全部包上了白色的纱布。他毕竟是从战场上走过来的人,面对此事表现得异常镇静,还不忘嘱咐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好,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73岁的李鸿章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所幸子弹虽然留在了他的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

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经审讯,行凶者是日本浪人小山六之助,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行刺是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李鸿章在和谈进行期间,在日本本土被日本凶徒枪击的消息传开后,日本举国震惊,世界舆论为之哗然,发出一片谴责日本和同情大清国的声音。日本政府很是不安。深夜,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连夜商议对策,认为:“若李鸿章以负伤为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它们再度从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列强的同情。值此关键时刻,如引起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大清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他们急切地商讨采取什么手段度过这场外交危机。按出事当夜的决定,日本极力安抚李鸿章;天皇降旨表示要严惩凶手,并特派御医前往诊治。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亲临榻前慰问,并自动宣布除台湾、澎湖地区外立即停战,企图借此稳住清廷,避免列强干涉。

同样的深夜,刚刚苏醒过来的李鸿章忍着伤痛,一字一句地授意随员给日本发照会,其中写道:“……本日下午,本大臣自会议处所归途,忽遇意外可悼之事,致使面订明日上午10点钟的会议无法亲自到场,十分抱歉!是以特此知会贵大臣:明日会议将由本大臣委派李经方前去面见贵大臣,希望将已承允诺出示大日本国拟结和局要款之概要,交由李经方带回。”

日本政府几经权衡,终于答应拟定停战协议。三月三十日,两国使臣签订了《中日停战协定》。

李鸿章虽然看出自己受伤后日本“上下礼仪周到,不过是敷衍外界而已”,可悲的是,他本人和清廷都没有利用这次事件压制日本争取外援的想法和行动,仍然把索取媾和条款放在首位。李鸿章认为,能够停战已经是很大的成功,所以,在得到陆奥宗光关于停战的通知后,他“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而对条款的内容也就不再进一步争论了。也许他在暗自庆幸自己“因祸得福”,完全没有想到缔结停战协定,只是日本设下的一个陷阱。

伊藤博文对李鸿章的合作态度既高兴又吃惊,没想到让日本虚惊一场的外交危机就这么轻易地糊弄过去了,他不禁觉得李鸿章“可爱”起来了。

停战协定签订后,接下来的议和协议又遇到了难题。日本抛出的议和条款,仍跟最初提出的条件一样苛刻。李鸿章虽然早就知道日本贪得无厌,但还未料到其贪婪到如此程度。

他原以为以自己70多岁残年之躯的鲜血可以挽回大清的损失,现在他终于明白,自己的伤渐渐好转,血迹已干,日本又毫不客气地开始讹诈了。

面对日本要求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并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漫天要价,李鸿章实在难以接受。清廷接报日本和约内容后,急电密告英、俄、法三国公使,希望借助列强阻止日本。而清廷内部就让地一事,再次发生争执,意见相持不下。有人力主台湾不可弃,有人主张弃台保奉天南部,最终弃台派占了上风。清廷在左右为难中,电告李鸿章:“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不得退避不言。”但对割地无明确指示。

李鸿章只好接受美国顾问科士达的建议,拟定答复的说帖,以赔费太多、让地太广、通商新章与两国订约不符等语,委婉地“开导”、驳斥。伤残老迈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力疾从公,与随员们逐条研究,经过4天的研究与字斟句酌,捧出洋洋数千言的说帖,于四月五日交到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手里。此刻李鸿章感到十分无助和绝望,他电告总理衙门,说“日方的目的仍在于让地赔款两条能够有结果。如果想要议和速成,赔款恐须超过一万万两”。

四月十日,中日全权大臣在春帆楼举行第五次谈判。日本政府考虑到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为缓和矛盾,对和约底稿稍作改动。伊藤博文拿出准备好的改定条款节略,对李鸿章说:“今日之事,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面对日方强硬的态度,李鸿章仍就赔款和让地两项进行辩解,但被日方断然否决。伊藤博文扬言:“若再商改约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办法。”日方以战争再起施行外交讹诈。

四月十二日,光绪皇帝指示李鸿章再与伊藤博文磋磨,争取减少赔款,“允其割让台湾一半土地”“牛庄营口在所必争”“倘若事情已无商量余地,应由该大臣一面电联,一面即与之定约”。四月十三日,李鸿章连复三电,一面进行威吓,说日本已派兵赴大连湾,“若议不合,必至决裂”,进攻京畿;一面断言“割让台湾一半土地给对方,也必定不允”“恐怕没有回旋余地”,日本“愈逼愈紧,无可再商,是否应该即照伊藤博文前所改订条款定约,以免耽误大局”。

四月十四日,光绪皇帝万般无奈,指示李鸿章:“原本希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毫无商量余地,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四月十五日,第六次谈判仍在春帆楼进行。相同的地点,相同的人员,不一样的只是中日使臣的心境。日方胸有成竹,中方垂头丧气。李鸿章费尽唇舌,恳求日方做出让步。但日方深知清廷一贯认为京师与皇家宗社攸关,必会不惜血本保住京师,维持大清统治,因此强硬到底。

直到这时,李鸿章还在等待外援。但盛宣怀电告他说:“这段时间分别询问各国公使,都说没有出力相助之议。”外援无着,又不敢倾国之力与资源匮乏战斗力不强的日军决一死战,除了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已别无他途。李鸿章决定出卖民族利益,屈膝求和。

四月十七日,中、日两国全权代表在马关春帆楼正式签订和约,史称《马关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为:一、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二、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辽东半岛及奉天省所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三、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万万两;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日本政府得在各口岸设立领事馆;五、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根据自我意愿设立工厂,输入机器,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在华制造的一切物品免征各项杂税,所有日货均可设栈寄存;六、为保证切实执行所订条款,允许日军暂驻山东威海卫。此外,在《另约》中规定了驻守威海卫的日军数目、活动范围以及与中国官署分别管理的权限等项。《议订专条》规定了该约各种文本的效力等项。条约签订时,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如此苛刻的条款,签押又必受骂,怎么办?”伊藤博文答曰:“任他们胡说,如此重任,他们也担当不起,中国唯中堂一人能担此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十八日,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以及懊恼沮丧的心情自马关启程返国。船抵大沽,他派人星夜进京,给总理衙门呈送约本。他到天津后称病不出。四月二十日,他奏报谈判经过,一面为自己开脱罪责,说什么“当此事机棘手之际,骄悍不屈地据理力争”“既不免毁伤风烛残年之躯,又不能稍微收敛强敌的贪心”;一面劝导朝廷发愤图强,认为“敌人气焰正盛,得到我大清巨额赔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就好像老虎生出翅膀,后患无穷”“深盼皇上振作于上,群臣百官齐心协力,尽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此乃天下莫大的荣幸”。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李鸿章为自己一味媚上避战而战败埋单,他也因为卖国而成为汉奸。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传说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宣称,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两年之后,李鸿章的忠实幕僚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他来到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上,看到当年李鸿章谈判时坐的椅子比别人矮了一截,不由得悲从中来。同行的日本人请他留下墨宝,吴汝纶写了4个字:“伤心之地。”

凝结着中华民族耻辱的《马关条约》,是继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以后外国侵略者强加在清王朝身上的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实际利益,并借此进一步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