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退让埋祸端  战败失属国

常言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春风得意、位极人臣的李鸿章，很快迎来了个人命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话说朝鲜很早就是中国的藩属国，中朝唇齿相依，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然而，19世纪70年代后期，朝鲜成为东西列强都想争夺的目标，尤其是日本，对朝鲜早已垂涎欲滴。

日本要打朝鲜的主意，必定会与清廷起冲突。同治十年（1871年）中日签订的《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中有约定，对大清国、日本国所属邦土（朝鲜、琉球和台湾等地），“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以求永久安全。”这一约定使朝鲜、琉球和台湾成为中日之争的几枚棋子。

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起来的日本，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寻求对外扩张，不仅妄图染指朝鲜，更在中国沿海一带横行无忌，入侵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

光绪元年（1875年）九月，日本派出一艘小军舰“云扬”号进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遭到朝鲜军队驱逐。日本以此作为借口，派出一支军队逼近釜山和江华岛，逼迫朝鲜和日本签订通商条约。按理说，中国对藩属国有关主权问题的大事应该加以干涉，但当日本派森有礼来与清廷交涉朝鲜问题时，李鸿章却以朝鲜有独立主权为由，表示中国不便干涉朝日签约事宜。他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大清国外敌太多，自身难保，如果因朝日通商条约问题与日本翻脸，又会多一个离国门最近的敌人。相反，如果中、日、朝各让一步，即可相安无事，日本只要承认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至于朝日是否通商，无关大局。

但李鸿章低估了日本的野心，包括朝廷中很大一部分人，也都不把日本这个弹丸小国放在眼里。这个时候，李鸿章仍希望日本能够继续遵照《修好条规》行事。日本见清廷态度暧昧，便以武力相逼，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其中声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

对此，清廷既没有提出抗议，也没采取反制措施。这实际上否定了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不过，李鸿章内心有着另一番考量。他在光绪四年（1878年）致函朝鲜大臣李裕元称：“往年中国驻日公使何侍讲（何如璋）前往日本，仆以贵国之事嘱其留意体察，随时调停，不久即接到何侍讲来函，称日本近来因沙俄在我大清边疆生事，贪得无厌……前闻日本欲在贵国咸镜道的元山津开口通商，沙俄暗中阻止了日本这一动议……英国请日本介绍通商，沙俄又加以阻止……其目的在于使贵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旦发难，便可以不受任何牵制。”他把沙俄当成劲敌，希望朝鲜联络日、英跟沙俄抗衡，所以，他对日本采取的渐进侵略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光绪五年（1879年），法国步步入侵越南，中俄伊犁问题尚未解决，日本强占琉球，清王朝几乎是四面环敌，朝野极为恐惧，认为日本能吞并琉球，也能吞并朝鲜。丁日昌、刘坤一等均建议朝鲜与各国通商，以牵制日、俄。但朝廷不敢明目张胆给朝鲜提示，于是命李鸿章暗中做些工作，婉为开导。李鸿章便写信给朝鲜大臣李裕元，转达清廷的意图。之后，李鸿章上《妥筹朝鲜武备折》，建议朝鲜学习练兵、制器之法，整军经武。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朝鲜国王才派李容肃到天津谒见李鸿章，称领议政李最应等人已决定与各国通商，并办理武备学习事务。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和美国签订条约。此后不久，英、法、德、意也纷纷与朝鲜签订条约。除美国特派一人作为驻朝公使之外，列强皆任命驻华公使办理与朝鲜的外交事务，这等于仍承认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对于这一结果，李鸿章表示很满意。

日本人不是傻子，对李鸿章的绥靖政策看得很清楚，作为反制措施，日本开始暗中操作。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

既是政变，必然与政权斗争有关。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朝鲜刚发生过“壬午兵变”，以大院君为首的极端保守势力驱逐当政的高宗和闵妃而夺权，朝鲜开化党也遭到打击。日本闻讯，马上出动海陆军1400人开向朝鲜，为大院君保驾。而死里逃生的闵妃则向大清朝廷求援。慈禧把丁忧中的李鸿章召回，命他全权处理出兵朝鲜事宜。军情紧急，李鸿章立刻派吴长庆率兵3000余人，由金允植充当向导，乘军舰赶往朝鲜平乱。

吴长庆所部在南阳上岸，在向导的引领下，加上本身就是宗主国，出兵名正言顺，清军一路畅行无阻，直趋汉城。驻扎在汉城南部郊区的日军，担心中朝联合对付自己，全部退回仁川。

参与兵变的主要是朝鲜汉城卫戍部队，吴长庆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搞定了。接下来是处理大院君、闵妃两派谁对谁错的问题，这将决定朝鲜到底由谁来当权执政。闵妃通过关系抢先上诉状，吴长庆与总兵马建忠、营务处会办袁世凯（吴长庆义子）碰头研究一番后认定：朝鲜今天的乱局，都是大院君一手造成的，把他拘押到中国去（在保定囚禁了3年），再把闵妃护送回汉城，继续与高宗一同执政。这是李鸿章处理朝鲜问题最果决的一次，日本人对此只能干瞪眼。

可惜好景不长，清廷和闵妃集团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光绪十年（1884年，甲申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南方形势危急。五月，吴长庆奉命率领1500名清兵回国驻防，仅留袁世凯所部驻扎朝鲜，依靠清廷的事大党守旧派势力因此有所削弱。八月以后，清军福建水师在马尾港遭到法军偷袭，全军覆没，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高宗和闵妃也开始动摇。日本乘机挑唆，暗中设计破坏中朝关系，并拉拢开化党人，一起密谋发动政变。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开化党人最终决定在十二月四日邮政总局开业之际发动政变。

十二月四日这天，朝鲜开化党骨干、邮政局总办洪英植举行宴会款待朝中大臣，准备借此将守旧派大臣一网打尽。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称病缺席，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察觉气氛有异，也推托不去，只有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18人出席。

十二月五日上午，驻朝清军方面得到更确切的消息，开化党勾结日军发动政变，劫持国王李熙，准备另立幼主，残杀事大党大臣多人。事情的真相终于公之于众。

这次政变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使朝鲜脱离中国独立，二是改革朝鲜内政。开化党暗杀了7名守旧派大臣后，发布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纲，因此，甲申政变也是朝鲜第一次资产阶级改革的尝试。

十二月六日，在没有得到李鸿章命令的情况下，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率军镇压了这次政变，开化党的“三日天下”结束，开化党人或被处死，或亡命日本。袁世凯在朝鲜崭露头角，开始受到李鸿章的重视。

“甲申事变”之后，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应该抓住时机稳稳地控制朝鲜，具体办法是对朝鲜设立“监国”，并派重兵进入朝鲜，然后再与日本谈判。袁世凯强调说：“日本并不比中国强大，它敢于如此嚣张是因为知道清廷懦弱，不敢开战。如果我们强硬，日本就不敢造次。”但此时李鸿章正陷于中法战争的阴影之中，他和清廷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及时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而是息事宁人，任由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汉城条约》。

李鸿章虽未采纳袁世凯的建议，但并不影响他对袁世凯的重用。袁世凯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也是常驻朝鲜的清军统领。

李鸿章对待朝鲜两次政变的态度有所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日本派出伊藤博文来到中国专门与李鸿章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同意，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双方如若派兵到朝鲜，一定要照会对方政府。这次谈判的结果，一方面是中国允许日本可以在朝鲜事变时派兵到朝鲜，另一方面是中国失去了只有宗主国才享有的派兵特权，应该说这是李鸿章一次失败的谈判。但事情还没完，日本步步紧逼，又于四月与清廷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

此后，李鸿章对日本一味退让，大大激发了日本人的狂妄野心，他们看出了清廷的软弱无能和害怕打仗的弱点，开始阴谋策划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为此进行了长达10年的战争准备。

光绪十九年（1893年）春，朝鲜西南地区的全罗道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这使得在朝鲜的洋人们寝食不安。各国公使一起来见袁世凯，要求他出面敦促朝鲜政府迅速平息动乱，并说如果局面在一定时限内得不到有效控制，便要请本国派遣军舰，以防不测。袁世凯竭力安抚，请各国使节少安毋躁，静候佳音。同时，他致电给李鸿章，请求派军舰增援。于是李鸿章命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派出“靖远”号、“来远”号两舰驶入仁川港，后来又派“济远”号、“经远”号、“平远”号去替换“靖远”号、“来远”号两舰。

谁知转年局势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演变成一场大起义、大动乱。朝鲜国王李熙任命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带8000多人前去镇压，但是朝鲜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军队粮饷不继，官军毫无斗志，无心替李氏作战，因而屡战屡败。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一日，朝鲜李氏王朝的发祥之地全州城失守，震惊朝鲜。高宗在悲伤、震怒之余，严令洪启薰尽快平息起义，否则就要他的脑袋。洪启薰知道凭自己手中这点兵力，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以保全，更不用说去平息民变了。情急之中，他上疏高宗，建议请求清廷出兵平乱。

高宗于是请袁世凯发电报给李鸿章请求派兵。袁世凯原本不肯直接在电文中请求发兵，这是他的聪明之处。他知道依据《天津会议专条》，中日双方任何一国派兵去朝鲜，都要知会对方，而且一国派兵去朝鲜后，另一方也可以视情况酌遣军队，而这将使朝鲜的局面更加复杂。但他经不住闵妃的细语劝说，六月二日，李鸿章收到了袁世凯的急电。

日本国内，陆奥宗光也收到了驻韩公使的急电，报告清廷将出兵朝鲜。陆奥宗光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出兵朝鲜事宜。在朝鲜，杉村睿造访了袁世凯，劝袁世凯派兵（这是阴谋）。因为只要清廷一派兵，日本也就可以出兵。

六月四日，李鸿章派“济远”号、“扬威”号两舰急驶仁川港，保护大清国侨民与西方各国的侨民。同时，李鸿章还调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各率1500人进入朝鲜，驻扎在牙山。根据《天津会议专条》，清廷电令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政府清廷出兵事宜。

六月十二日，清军3000人在牙山一线登陆完毕。与此同时，从广岛宇品港出发的日军混成步兵旅团第一、第二大队也在仁川登陆。高宗、闵妃见状不禁傻了眼，朝鲜这点地盘，就如同把两只相互敌视的野兽关在了一个小笼子里，不干仗才是怪事呢！

洪启薰担心请客容易送客难，若两位客人真在自己的地盘上打起来，倒霉的还是自己。他向闵妃献计说，起义军已被瓦解，不用别人帮忙了。于是，闵妃赶紧要求中日两国撤军。

袁世凯比较听闵妃的话，也看出日本人别有用心，便立刻发电向李鸿章请示。李鸿章不以为意，没有请示军机处就直接回电同意撤军。但是，当袁世凯与日方谈判，要求同时撤兵时，日方却拒绝了。日本本来就在千方百计找碴儿与清军（尤其是与大清海军）交战，怎么肯轻易撤兵呢？

李鸿章这一步让得太不是时候了。他希望慈禧太后的60岁生日在热闹的鞭炮声中度过，而不想引来一片枪炮声。但世上的事情，往往是怕什么它偏来什么。日本陆军在海军的协助下，不断向朝鲜增兵，显然不只是为了对付东学党的叛乱。六月十六日，日本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由广岛第五师团抽调的混成旅团7600人进入仁川。

袁世凯见来软的不行，便想来硬的。当时他的驻军加上叶志超、聂士成的援军有五六千人，加上洪启薰的七八千人，合兵一处，对付日军的万余人，即使无法取胜，至少可以打个平手。但因为没有接到李鸿章的作战指令，他一时进退两难。

登陆日军一路无阻，直驱汉城。六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又接到袁世凯急电，决定向朝鲜增兵，下令丁汝昌增派“镇远”号、“超勇”号、“广丙”号3艘舰驶往仁川，壮军威。同时，他仍指示清军“绝不先放第一枪”，又命袁世凯先行回国。

在仁川、牙山一带的江华湾海面，中日各有7艘军舰睥睨对峙着。日本人的意图很明显，对内控制朝鲜王权，对外打击清军，希图一举挑起战争。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日军开始进攻汉城景福宫的迎秋、光化、建春3门。朝鲜宫禁卫队顽强抵抗，但也无济于事，高宗、闵妃两人被软禁。当天晚上，日军又冲进云岘宫，把躲在床底下的大院君拖出来，带回景福宫，由其充当摄政王。随后，朝鲜傀儡政府宣布声明:“不承认朝鲜是大清的属国，朝鲜已独立自主，废除与清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从朝鲜领土上驱逐清军”。

七月二十五日，日军在牙山口外击沉增援的清军舰船并猛攻岸上驻军，叶志超的陆军首战失利，“丰岛之战”爆发。面对此情此景，清廷别无选择。八月一日，清廷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中日宣战后，李鸿章担心日本利用海军优势，截断大清援军的后路，因而一再电令已奉命赶到平壤的卫汝贵“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稳扎稳打，才能进退自如”。卫汝贵便在平壤附近驻扎，等待左宝贵、丰升阿、马玉昆的人马到来。

不几天，叶志超、聂士成率领从牙山战役败退下来的清军，与卫汝贵的人马会合，左宝贵、丰升阿、马玉昆几路人马也陆续赶到。这样一来，平壤一带的清军就有1.5万人，若挥戈南进，未必不能收复汉城，驱逐日军。但刚被李鸿章任命为朝鲜各路清军主帅的叶志超却按李鸿章“先定守局”的指示坐守平壤，失去先机。

日军控制汉城后，挥师北进，来势凶猛，号称“军阀王国始祖”的山县有朋指挥第一路军急速推进。九月十五日晨，日军三面强攻清军据守的平壤，总兵马玉昆率部在大同江一线顽强阻击，多次将日军击退。在日军主攻的玄武门、牡丹台一线，总兵左宝贵身先士卒，登城亲燃大炮轰敌，将士无不奋勇拼杀。西南战场的清军马队向日军实施反突击，迫使日军退回原驻地。上午的战况空前激烈，势均力敌，各有伤亡。但下午局势突变，左、马二将相继战死，玄武门失守。主帅叶志超顿觉慌乱，于傍晚时分率全军撤退，以6天狂奔500里的速度逃回国内，刷新了统领大将逃跑的纪录。平壤在他逃离后一天便宣告失守。李鸿章接到平壤失陷的电报后，气得重重地把电报摔到地上，怒冲冲地说：“叶志超！我尽力地提拔你，你真是让我太寒心了！”

日军攻下平壤后，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疯狂地直逼鸭绿江。李鸿章倒是早有准备，淮军另一将领宋庆已率3万大军在这一带修了半个多月的工事，但宋庆在军中威望不高，手下的几员大将都不大听话。十月二十四日晚，清军还在梦中，日军先头部队偷渡鸭绿江。次日晨，不等清军穿好裤子，日军便发动全线总攻，清军仓促应战。十月二十六日，丹东失守；又激战3天，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日军兵分两路深入辽宁省，南路攻打重镇辽阳，北路由凤凰城（今丹东凤城）直扑摩天岭。就在这时，北路日军碰上了淮军后起之秀聂士成。聂士成对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于是诱敌深入，将北路日军吸引至摩天岭南10公里的连山关，在此伏击了日军主力，给敌以重创，取得了中日开战以来的最大胜利，遏阻了日军进兵关内的企图。但这一场胜利不足以化解整个辽东战局，南路日军早已在辽东花园口登陆。

南路日军因没有遇到清军强有力的拦击，有意直取金州。十一月五日，日军猛攻金州，总兵徐邦道没有退缩，指挥孤军奋战，两次将日军击退。但日军不断增兵，徐邦道求援不得，金州终于失守。随后，日军火速推进，于十一月七日不战而下大连湾，逼近旅顺。十一月二十二日，旅顺失守，日军进城后开始了近代以来对我国百姓的第一场大屠杀。而另外几地的战斗仍在继续。

在此形势下，日本东京方面立即派出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前往朝鲜索取赔款，要求道歉并索资重建日本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