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怀揣兴国志  缔造海军梦

李鸿章兴办洋务、兴学育才，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实际上从弃文从武的那一天起，他就怀有一个十分遥远的强军兴国的梦想。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他的淮军异军突起，成为清王朝不可忽视的一支武装力量。然而，内乱虽然平定，但外患堪忧，面对这一形势，他的强军梦也越来越清晰：除了这支陆军外，还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抵御外侮。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奉命以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旋改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便开始积极筹办广东海防。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曾向美国商人买进一艘1080吨重的英制商船，将它改成军舰，试图从装备着手，改革旧有水师，筹建海军。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道光皇帝3次下谕，饬川鄂及沿海各省积极制造大船，并设法向国外购买，同时还奖励“捐资制造”者。但因为种种原因，道光皇帝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不久，思想家魏源也提出了设立造船厂、建立海军以加强海防的主张。咸丰五年（1855年）盛夏的一天，北洋山东芝罘岛的海面上，突然冒起一股浓浓的黑烟，黑烟下面，是一艘人们从未见过的大船。船的两边有两个巨大的像车轮一样的东西，在隆隆地转动着。大船劈波斩浪，速度奇快，上面没有樯帆，却高矗着一根粗粗的圆筒，黑烟正是从圆筒里冒出来的。更让人惊异的是，这艘大船的船头和船尾，各安放了一门锃亮的西洋大炮。这是浙江宁波府的一艘轮船，名叫“宝顺”轮，是宁波商人集资从西洋购买的，专为宁波商船队武装护航之用。这是中国人拥有的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舰船，尽管它还不能称为军舰。

咸丰十一年（1861年），恭亲王奕䜣企图筹建新式舰队。他向英国公使普鲁斯提出，希望他能“协助购买欧洲造战舰”，并委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代为从英国购买船炮，组织舰队，以协助湘、淮军镇压太平军。不料，英国人将清廷购买的军舰变相成立了以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的“中英舰队”，在李鸿章等人的坚决反对下，舰队被解散。从那时开始，李鸿章建立中国海军的愿望更加迫切，决心也更大了。

此后数年间，广东、福建等省也曾分别购买外国船舰，但仅用于巡缉沿海地区，未曾有海军舰队建制。

同治六年（1867年），江苏布政使丁日昌提出设立“三洋水师”的构想，第二年正式向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及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内外洋水师章程》，并附《海洋水师章程别议》，其主要内容是将沿海划为三洋：设北洋提督于大沽口，辖直隶、盛京、大沽各海口；设中洋提督于吴淞口，辖江苏、浙江各海口；设南洋提督于厦门，辖福建、广东各海口。但这一章程被曾国藩压下未报，仅有其少数知交好友如薛福成等人知道。6年以后，丁日昌再度递上这份条陈，并拟出6条具体的建议，内容是：其一，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船及招募之人；其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其三，选练陆兵；其四，沿海地方官宜择精干仁廉之员；其五，北、东、南三洋连为一气；其六，精设机器局。

曾国藩将之转奏朝廷，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朝中几派展开了激烈争论，但海防和建立海军之事终无定论。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新兴统治阶级为转移因明治维新所引起的矛盾，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本地人杀害，入侵台湾。消息传来，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生产的“安澜”“伏波”等舰船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并运去洋炮20门。

不久，沈葆桢称，日军虽然只有3000名，但他们船坚炮利，武器精良，官军力不能支；而从船政局调派过去的几艘战船，根本不堪一击，无法与之抗衡。不过，清军的到来，仍给日军以强大震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自出马来到北京，和清廷进行谈判。清廷此时因西北在阿古柏的控制下，中法关系也因越南问题有紧张的趋势，加上英、美、法三国的调停，决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妥协。经过谈判，中国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从台湾撤军。强盗的逻辑就是以武力入侵，迫使你拿出银子来让它退军。对此，一个没有强大军事后盾的弱国只能是忍气吞声。

大久保利通结束北京的谈判后来到天津，李鸿章在会见他时，谈及两国的变革，不禁感慨地说：“贵国眼明手快，万事运转通畅。而我国，如足下所知，国古而旧弊凝结，改革非易。”日本的狼子野心虽然被平息下来，但弹丸小国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对清廷的震动很大，海防问题再次被摆到桌面上，从而引发了朝廷的海防、塞防之争。

这时，李鸿章授意正在广东揭阳老家养病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再次提出建设中国海军、加强海防、抵御外患的6条办法。

奏折中还阐述了筹办海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今最具威胁的国家乃是一直为国人所不齿的日本。日本目前虽然也被美国敲开了国门，但大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之势，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大敌！门外有狼又有虎，我们不能只是时不时扔一块肉出去，以求它们暂时不饿，而应习套狼之法，造打虎之器。”

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二十九日，朝廷下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海防应该赶快筹划，将应办的重要紧急事项，撮要叙述数条，详议一折。沿江沿海防务，经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同时与该将军、督抚等随时筹划，而防备终究不可依恃。亟应实力讲求，同心筹办，坚苦贞定，历久不懈，以缓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图。该王大臣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都是紧要事项。着李鸿章等详细审议，逐条落实具体可行的办法，限于一个月内覆奏。”

于是，李鸿章于十一月二日以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海防思想，而且还引申到洋务运动及其他问题，要求大举兴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李鸿章首先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痛陈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在于国家的实力：外国侵略者“论势不论理”，推行强权政治，中国想要“以笔舌胜之”，无异于痴人说梦。他又指出了历史时机的紧迫性——正值海防吃紧之际，不特为外人所窃笑，且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也永无自强日！李鸿章在奏折中还阐述了关于海防的具体实施办法，概括来说有四大方案：一是“海防”重于“塞防”；二是反侵略之战不能意气用事，必须以全局观来进行统筹，采取理智务实的态度；三是在西北边境，屯兵耕种，积蓄力量；四是节省的军饷全部用于东南海防。

这个奏折递上去以后，引起了朝野内外一场有关海防与塞防的大辩论。

左宗棠首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现在国家应该实施“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如果设立3支水师，将导致领导的不统一，3支水师会各自为政；他建议海军应该统一领导。他说：“北、东、南三洋须各有铁甲大船两艘”，“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作为海上游击之师，而以余船依附之，声势较壮”。至于船舰的来源，左宗棠指出，福州船政局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所造各船，“物价、匠工多由外国招致，所以中国造船的成本，是从外国直接购船的数倍，现在急欲成军，从外国定造更为省事方便”。

显然，左宗棠之所以主张买船，一是为了应急，二是为了省钱，实际上他并不反对发展中国自己的造船业。关于沿海防务，左宗棠分析道：“自奉天（今辽宁）至广东沿海，蜿蜒万里，口岸林立，若处处驻以重兵，花费巨大，一旦供给不足，势必大溃，唯有分清轻重缓急，选择其中紧要之处重点设防。”他认为：“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腹地。”

就在争论尚未结束时，20岁的同治皇帝患疾驾崩。慈禧太后立醇亲王之子载湉继承大统，年号光绪。光绪元年（1875年）初，两宫皇太后宣布再次垂帘听政。海防之事又被耽搁了一阵。过了几个月，朝廷终于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

赫德乘机向李鸿章推销英国的新式快艇（即巡洋舰），随后又草拟了一份《试办海军章程》，建议清廷任命他为总海防司，全面负责中国的海防建设。李鸿章虽然感到赫德有借此控制中国海防大权的野心，但碍于总理衙门已原则上表示同意，不便公然反对。但没过多久，他还是明确向总理衙门指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前议，此间文武幕吏大多不以为然，说他既有利权，又掌兵权，钧署及南、北洋必然为其所牵制”，且中国“刚开始讲求自强，仅仅倚赖一个赫德，恐怕会被东、西洋人所轻视”。他强调，即使采纳赫德的意见，对其所拟章程也“尚须斟酌修改订正，以免大权旁落，自己反受其害”。最后，总理衙门在李鸿章的影响下改变了态度，赫德未能如愿以偿。

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李鸿章请赫德代为从英国订造载38吨大炮与载26.5吨大炮的蚊子船（第二代小炮艇）各两艘，于光绪二年（1876年）、光绪三年（1877年）先后造成，行驶来华。李鸿章将此4舰分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随后，李鸿章又经赫德代南洋向该厂订购了载38吨大炮的蚊子船4艘，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造成，驶入天津，由沈葆桢分别命名为“镇北”“镇南”“镇东”“镇西”。是年十二月，沈葆桢病逝，兴办海军的重任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办理海军事务，以道员马建忠为总办。光绪五年（1879年）正月，56岁的李鸿章因“督办海防、兴办洋务、办理外交等项成绩卓著”，被朝廷破格赏加太子太傅衔，人们对他的称呼也由“李中堂”“李爵相”“李相国”而改为“李傅相”。

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李鸿章将北洋订购的“龙骧”“虎威”等4艘旧蚊子船拨给南洋，将南洋订购的“镇北”“镇南”等4艘新蚊子船留在北洋。同时，由阿模士庄厂制造的2艘快船也驶抵大沽，分别命名为“超勇”“扬威”。

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奏请以丁汝昌为北洋水师提督，其时北洋水师已具雏形。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经过10年筹建，清王朝基本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3支海军。北洋水师拥有军舰14艘，分驻大沽、旅顺、营口、烟台，管辖奉天、直隶、山东海面；南洋海军拥有军舰17艘，分驻江宁、吴淞、浙江等地，负责东南沿海一带海面；福建海军拥有军舰11艘，负责守卫海口与巡守台湾、厦门以及琼廉海面。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日本试图趁火打劫。中日两国皆派军舰前往干预，日本海军刚刚建立，实力不如吴长庆所率领的北洋舰队，因而心存忌惮，没有发生直接的交锋。当李鸿章加速北洋水师的建设时，日本更是感到胆战心惊，他们转变战略目标，把第一敌人从沙俄变成了中国。

这时，因中、俄伊犁交涉陷入僵局，俄方扬言将“添派兵船多只来华，内有大铁甲二船，吨数甚重，被甲甚厚”。李鸿章深知“沙俄此举无非倚仗其所有，以欺我大清之所无，居心叵测”，因而借机向朝廷提出：“现在若想整备海防，力图自强，非有铁甲船数艘认真训练，不足以控制远洋，建威于世，以打消敌人的侵略意图。”次年，他令驻德公使李凤苞代为在德意志伏耳铿造船厂订造了2艘排水量达7000余吨的铁甲舰，分别命名为“定远”“镇远”，同时还在该厂订造了一艘快船，命名为“济远”。

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务实派高级官员们的努力倡导下，清王朝建成了福建、北洋、南洋及广东4支小规模的海军舰队。因南洋、福建、广东3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在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作战能力很差。李鸿章向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部”，统管全国海军，但这一急迫的建议并未得到朝廷同意。

清王朝真可谓命运多舛，就在李鸿章积极组建、壮大北洋水师之时，中法战争爆发了，4支水师的建设步伐不得不停顿下来。

法国对越南垂涎已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法军百余人侵袭河内。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的中国黑旗军将领刘永福率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军首领，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十五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次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国照会清廷，通告该条约内容，意在争取清廷的承认，从而排除中国在越南的影响。清廷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中法矛盾进一步加深。

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法国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一再要求清廷迅速派军支援。清廷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越境。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法军大战后撤回中国境内。八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

中法战争一触即发。同年九月十五日，法国政府向清廷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清廷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要求清廷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清廷断然拒绝了法国的无理要求。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

考虑到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及中法交战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李鸿章则主张避免再开战端。朝中清流派立即对李鸿章进行猛烈抨击。慈禧太后拿着翰林院编修梁鼎芬等人的弹劾奏章给李鸿章看，李鸿章不知她是何用意，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再谈避战，被迫做与法国开战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