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取官商督办  大兴民用业

除继续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李鸿章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

光绪元年（1875年）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郭嵩焘再度出山，任福建按察使。其时清廷正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将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希望借此强大起来，恐怕只会让自己走向灭亡。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大力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

而李鸿章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并考诸古今国家形势，也发现“国家必须先富起来，而后才能强大，尤其必须先让老百姓富起来，而后国家的根基才能更加稳固”。只有国家富裕了，才有能力求强，以求富来维持军工业，这是李鸿章在十几年洋务运动中的经验总结和认识的提升。

此后，“必先富而后能强”成为洋务派的基本主张。

李鸿章一边大力发展军工工业，一边着手创建民用企业。他说：“欲自强必须有资金，欲疏通饷源不如振兴商务。而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贫困，西洋方千里、数百里的国家，每年的财赋收入动辄数万万，无非来源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审时度势，如果不早图变革，选择其中重要的方面逐渐仿行，那么，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最终没有不受其害的。”其后，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多个行业。

为了求强而求富，李鸿章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及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及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当时国内已具备了发展民用企业的客观条件：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城乡个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日益分离，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逐渐扩大；在外国资本的侵略掠夺中，产生了中国的买办和买办资本，增加了地主、官僚和商人的财富积累；外商在华投资设立资本主义企业及其一诺千金、转手致富的现实，刺激着地主、官僚、买办、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追逐高额利润的兴趣。

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长年失修，淤塞不通，清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由海路运输。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拟开始筹办轮船招商局。

李鸿章的基本设想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和载客；有战事时则可输送军火。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与外国的船运相抗衡。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为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岁月，每逢年底有股东分红。一些经济学者对当时招商局的财务情况做过详细的分析，认为招商局是一个有西方资本企业管理模式的股份制公司。招商局成立之初仅有轮船3艘，而其后展开的客运业务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的一半运量，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兼并旗昌公司产业后，招商局共拥有轮船33艘，主要经营沿海与内河航运，年收入平均约为200万两白银，年净利为30万两白银。

为了使“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才不会受制于人，同时还避免利润外流”，李鸿章又把目光投向了煤矿开采业。光绪二年（1876年），他派唐廷枢前往开平勘察煤铁矿产资源，并于翌年批准唐廷枢提出的开采开平煤铁的计划，委派他负责该项工作。为了争取地方官吏的配合，李鸿章还增派前天津道丁寿昌和天津海关道黎兆棠会同督办。光绪四年（1878年），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先是官督商办。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委托徐润和吴炽昌为会办，以代替他调走的黎兆棠和病逝的丁寿昌。该局起初以开采煤、铁为主，兼炼钢铁，后因经费和技术问题，遂停止炼铁，专采煤矿。资本从80万两银增至150万两。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该局日产煤2000吨。开平煤矿是洋务派创办的采矿业中业绩最佳的大矿。

漠河金矿是李鸿章等奉旨创办的官督商办的另一大型企业。漠河地处我国东北的极边，北隔黑龙江，与沙俄毗邻。清廷从“杜患防边”出发，决定开采漠河金矿，命令李鸿章与黑龙江将军恭堂遴选熟悉矿务的精干人员，前往矿区勘察。翌年，李鸿章奏准由道员李金镛总办漠河金矿，“除重大事件应禀商黑龙江将军酌夺外，其余一切由该员相机行事，以专责成”。漠河金矿的开办资本，由官款垫借白银13万两，募集商股不到3万两。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漠河金矿正式开采。

李鸿章最具远见的莫过于开设铁路和电报。

最初，当洋人想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时，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认为“电报的设施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起初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他就曾经断言：电报铁路“有利于外国，而对我大清国则极为有害”。但到19世纪70年代初，李鸿章改变了态度，历陈“电报、铁路必应仿设”。光绪五年（1879年），鉴于“各国以至上海无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唯独中国文书还在依赖驿马传递，虽日行六百里加急，但速度仍远远落后于外国的电报”，他深感“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于是饬令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间架线试设电报主干线。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根据盛宣怀的建议，又奏请接修天津经镇江至上海的电报线，并于津沪电报线路铺设期间，在天津设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襄理局务。

光绪八年（1882年），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募集商股接办贯穿苏、浙、闽、粤四省电报线路，于光绪十年（1884年）正式峻工，之后电报局由天津迁到上海，以盛宣怀为督办，郑观应、谢家福、经元善为会办。与此同时，电报局继续招商集股，架设了津京线、长江线、桂滇线、陕甘线等。光绪十八年（1892年），李鸿章奏报朝廷说：“臣查中国陆路电线创自光绪六年（1880年），经营10余年，布满各省，瞬息万里，官商称便。”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边境只是短暂地平静了几年，到19世纪70年代，沿海再度吃紧。在晚清文武大臣中，最早提出兴办铁路的李鸿章，其出发点仍是为了加强国防。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朝廷组织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第一个递上奏折，全面提出了他的洋务自强战略，其中格外强调铁路的军事意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日行千数百里，如此统帅便不至于误事……”而反对派的理由则是：“开铁路容易使山川之灵不安，导致干旱和洪涝。”

尽管李鸿章的倡议引来一片反对之声，但他并不甘心，他的聪明与狡猾，就在于他懂得阳奉阴违的艺术。为了修建铁路，他一面批驳顽固分子的反对言论，一面授意唐廷枢上奏要求修筑运煤铁路，即在开平煤矿修筑至唐山胥各庄之间的铁路，以便运煤。

光绪二年（1886年），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奕䜣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详细商议修建铁路的办法。此时的奕䜣位高权重，但也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建铁路，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开平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只有这样，这件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这一思路可行，加上在唐胥铁路的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距离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此事更易办成。为避免遭到朝臣非议，他还特意声明这条铁道不设火车机头，以驴马拖载，才好歹得到了恩准。

光绪六年（1880年），唐胥铁路竣工。李鸿章自然不会满足于马拉驴载的车皮在铁路上缓缓滑行，一直伺机争取更进一步。同年，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开平矿务局以方便运煤为由，将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10千米延长到约40千米，唐胥铁路随即改称唐芦铁路。光绪七年（1881年），唐芦铁路通车，终于用上了机头。这台由英国工程师设计、中国工人制造的“龙号”蒸汽机车头，成为中国第一条铁路上的第一台蒸汽机车头。但通车没多久，由于“机车直驶，震动了东陵，而且喷出黑烟，有伤庄稼”，机头被下令禁止使用，运煤的车皮再次使用驴马拖载，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笑话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故意把铁路说成“马路”。他迂回前进，总想把马路变成真正的铁路。很快，他又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由奕䜣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铁路是为了调兵运送军火，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为130千米左右。从修唐胥铁路到延长至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

至此，李鸿章信心倍增，又上奏要求朝廷正式批准他的铁路修建计划，没想到这次捅了马蜂窝。顽固派本来因对醇亲王有所顾忌，才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之又忍，并未大张旗鼓地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真是忍无可忍！反对声就像炸开锅一样，一时弹劾的奏章纷至沓来，掀起了近代关于修建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

这时，李鸿章耍了个小心眼，决定设法送慈禧一个小礼物，让她亲自见识一下火车的魅力。光绪十四年（1888年），古老的皇宫西苑，从中南海紫光阁起，经北海阳泽门北行，直到极乐世界东面的镜心斋，出现了一条由法国人全额赞助的1500米长的微型铁路，与之配套的还有一台小火车头和6节小车厢。这个可以快速行进的“玩具”，成了皇亲国戚们在深宫后院的游览花车，大开眼界的慈禧转而明确支持修建铁路，长达10余年的铁路大论战，最终是洋务派取得了胜利。

而李鸿章精心策划的那条中南海里的小铁路，后因慈禧厌烦了宫闱中时有机车声响，又将机车头驱动改为由太监们拉着车厢在轨道上缓缓滑行。这成为晚清末年又一幕荒诞滑稽的插曲。

光绪十七年（1891年），李鸿章在山海关设立北洋官铁路局。第二年，关东铁路动工修建，光绪十九年（1893年）铺轨到山海关，光绪二十年（1894年）修路到中后所。这段铁路的经费全部由清廷拨款，故称为“官路”。

李鸿章兴办的民用企业，除了北洋铁路局是官办的以外，其余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他认为，创办官督商办企业，是为了“收回中国经济上的利益。事关重大，有益于国计民生，所以必须由官府扶持并酌借官银以弥补商力的不足”。为此，他想方设法为官督商办企业借款缓息。

早在接任两江总督之初，李鸿章便打定主意，力争署期内在金陵也办上一两个实业，其中之一就是创立上海机器织布局。当时洋货行销中国，日益兴盛，其中尤以洋布为最。但大清百姓只知洋布纹路细腻、厚薄均匀，却不知是如何织出来的。李鸿章也是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以后，才从容闳、唐国华等人的口中知道详情。他决意引进织布的机器，办成一座工厂，打破洋商垄断洋布的局面。何况江南茧业最为发达，将工厂建在金陵，收购棉花、茧丝，不但免去许多转运花费，而且还可随用随购，用不着大量囤积。

光绪二年（1876年）初，李鸿章派魏纶先具体承办织布事宜。魏纶先前往上海筹议此事，后因经费筹措困难，计划被搁置下来。

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向李鸿章和沈葆桢提出了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的计划，并亲自拜见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一计划十分支持。彭汝琮返回上海后，委派郑观应为会办局务，立即进行建厂的筹备工作。

郑观应（1842年—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我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咸丰八年（1858年），郑观应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中法战争时，郑观应曾往暹罗、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逐一绘图贴说。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郑观应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

郑观应任会办局务期间，由于和彭汝琮意见不合，筹办工作极为缓慢，不久，二人相继离开纺织局。

光绪六年（1880年）春，机器织布局由戴恒主持，戴恒又邀请郑观应入局，在他们的努力下，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经过近半年的筹备，同年秋，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宣告成立。由于集资顺利，郑观应等立即开始了建厂的工作，并委托美籍工程师丹科购买机器。机器于光绪九年（1883年）运抵上海，其中包括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设备。

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的过程中，上海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股票价格大跌，上海机器织布局出现严重亏损，郑观应难以维持，只得离职，上海机器织布局改由龚寿图、龚彝图兄弟接管。但是，龚氏兄弟也难以重振局面，李鸿章又派马建忠主持工作。在马氏经营不善的情况下，上海机器织布局又改由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主持。光绪十七年（1891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历经波折，终于竣工，于次年开始投产，年产棉布400万码，棉纱100万磅。

就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营顺利，并获得丰厚利润之际，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清花厂突然发生火灾，厂房和机器大部分毁于大火，估计损失不下70余万两白银。上海机器织布局成达数年之久而毁于一旦。李鸿章很不甘心，派盛宣怀前往上海处理善后事宜，并另行筹集资本，在旧址设立新厂。

盛宣怀（1844年—1916年），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河。

盛宣怀经过考察，提出了新的建厂方案。李鸿章批准了这一方案，同时将厂名定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光绪二十年（1894年），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开始部分投产。但是，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为外国资本到华投资打开了方便之门。在与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中，华盛机器纺织总厂连年亏损，无法维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盛宣怀将该厂改组为商办的集成纺织总厂，实际上成为盛氏的家族产业，作为官督商办企业的华盛机器纺织总厂从此结束。

李鸿章这人，凡事都爱沾个洋气儿，其中最有意思的当属他创办西医院。光绪四年（1878年）冬，他的夫人突发病症，郎中说是中风，因外邪入侵导致半身不遂。不知吃了多少服中药，但病就是不见好转。李鸿章无奈，只得请英国传教士马根济博士来府一试。6天中，马根济采用“手摇电机诊治法”，终于挽救了李鸿章夫人的性命。李鸿章从此开始相信西医，由兴趣竟引申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在天津建一所西医医院？他开始做天津官僚士绅的工作，甚至安排了一场由马根济操刀的“手术秀”。当一个比拳头还大的颈部肿瘤被马根济顺利摘除时，官绅们都啧啧称奇。在李鸿章的积极倡导下，社会人士募集了6000两白银，加上他亲自捐赠的4000两，共计1万两白银。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一日，新建医院正式落成，即后来的马大夫纪念医院。据《天津通志》记载，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

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鸿章实际操控的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天津电报总局及上海机器织布局，另外与他有联系的还有平泉铜矿、热河土槽子遍山线银铅矿、华盛纺织总厂、上海电报总局、中国铁路公司等。民用、运输企业共有27家，其中李鸿章经办的为12家，占近一半；所用经费总额为2960万两白银，李鸿章所办公司占到44.6%。

洋务运动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