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痴迷新兵器  巨资购军舰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至此，他的权势和威望如日中天。其时太平军和捻军皆被剿灭，但国内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借机寻衅、图谋不轨，清廷仍没有片刻的安宁。

李鸿章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他想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是从武器开始的，而特殊的时代背景又为他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与历史机遇。“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通过与外国人士、早期维新志士、驻外使节的频繁交往和洋务活动的实践，对中外形势和应付之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揭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并申明其手段就是要“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师夷长技以制夷”。外国人觉得这个“夷”字带有鄙视和敌视的意味，强烈要求改掉，清廷被迫将“夷”改为“洋”，因为外国人大多是渡洋而来的，由此被称为洋人。而从咸丰十年（1861年）底开始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就被称为“洋务运动”。

这一时期，李鸿章虽然提出了“千古变局”的命题，但尚无力剖析它的内涵和外延，因而还停留在直感的阶段。中国刚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的统治形成了冲击，朝廷进行洋务运动的目的，只是为了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武器。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先后两次上奏朝廷。他在第一次奏书中说：

欧洲诸国上百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历史上没有记载的、自古以来没有交往的，无不叩关请求互通贸易，我皇大度，一概与之立约通商，进行笼络，合地球东西南北9万里之遥，全都聚于中国，此乃3000余年来一大变局。

第二次上奏，李鸿章讲得更明白一些：

现在东南万余里海疆，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甚至进入京城和各省，列强表面上打着和好的旗号，暗地里却怀着吞并中国的野心，一国生事，诸国跟着挑拨煽动，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前后上奏内容的变化，标志着李鸿章对资本主义列强“协以谋我”的侵略本质和策略的认识在逐渐深化。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就是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列强征服世界及按照自己面貌改造世界的潮流，而资本主义列强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轮船、电报的速度可谓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良使洋人功力百倍，炮弹所到之处无坚不摧，水陆关隘皆不足以限制。

在浑浑噩噩的清朝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李鸿章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认识出发，大声疾呼中国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抱残守缺、不思振作，在他看来，举办洋务就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经之路。

同时，李鸿章主张对外“和戎”，也就是拿通商权益来笼络洋人，与少数强势民族或国家媾和修好。这一主张起源于他对中外力量对比及列强本性的看法。首先，他正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对方的军械强于我国，技艺精于我国”，一旦打起仗来，中国用旗兵、绿营兵以弓箭、刀矛、抬鸟枪去对付洋人，势必无法取胜。其次，他认为列强志在通商，意在得利，并非真的想夺取中国土地，无意从根本上危及清朝统治。因此，他断言中国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应确定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以“羁縻”之策争取并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借法自强”预修武备，以期“达到自立的基础，凭借它去征战就能取胜，凭借它去防守就能巩固，凭借它去和解就能长久”。

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李鸿章对开办军工企业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早在上海时，李鸿章便不断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把“船坚炮利”视为“身心性命之学”，并开始着手从外国购置新式枪炮。

不过，李鸿章在买洋枪洋炮的时候十分慎重，他与兵器专家刘瑞芬研讨、论证过多次，又对实物进行比较，最终看中了克虏伯大炮。

同治五年（1866年），在“师夷长技”的时代背景下，总理衙门派出斌椿、张德彝等11人随海关英籍总税务司赫德出国考察。这是中国近代官方第一次向欧洲派出考察团。六月二十七日，考察团抵达普鲁士。在此期间，普鲁士刚刚取得了普奥战争的胜利，克虏伯大炮的威名在普鲁士广为流传，引起了考察团成员的极大兴趣。赫德于是临时改变行程，参观克虏伯炮厂。在克虏伯炮厂，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热情款待了来访的中国客人，并向中国考察团展示了各种类型的枪炮。不久，李鸿章接到一份报告：“他（克虏伯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热情、好客，不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藐视我们的长衫、马褂和长辫，他彬彬有礼地用盛宴款待我们这些中国人！”

李鸿章非常高兴，于是让人研究了克虏伯大炮的技术规格，并考虑购买。在此之前，清廷主要从英、法两国购炮。在认真对比西方生产的主要几种大炮的技术参数后，李鸿章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克虏伯大炮优于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大炮。在他看来，“凡行军制胜，海战只能依恃船炮，陆战只能依恃枪炮。稍有优劣，则效果差别巨大”。这时，他对克虏伯大炮已经有了明显的好感。

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在德璀琳等人的劝说下，果断决定向克虏伯购买328门火炮，布防在大沽口、北塘、山海关等炮台，首先稳固北京城的防务安全。这是自同治五年（1866年）初次接触之后，中国第一次直接向克虏伯采购军火。此后几年，中国持续地从克虏伯订购军火，同时双方也加强了民用领域的合作。在克虏伯的中国主顾中，李鸿章的淮军尤其偏好克虏伯的大炮。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淮军不断从克虏伯的公司购置克虏伯后膛钢炮，还仿效德意志炮营兵制建立新式炮营。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给朝廷上奏折，对克虏伯大炮后膛炮进行了精细描述：“后膛装药枪炮是近来最新的武器。格林炮射程不远，仅可作为守营墙护大炮。唯德意志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很远的目标，而且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在平地作战均以其作为利器，陆军炮队专用此炮，所需子弹的价格与炮价相等。”由于对克虏伯大炮的偏爱，李鸿章在光绪三年（1877年）率先于淮军中装备了19个炮营，每营有正勇144名，共有克虏伯大炮114门、克虏伯四磅后膛钢炮6门、马150匹、车19辆。李鸿章无疑是中国炮兵的鼻祖。

大炮买回来后，李鸿章称：克虏伯有义务出资为中国培训火炮专家，中国才会继续购买克虏伯家族的大炮，否则，他就要向欧洲另一军火销售商“波鸿协会”靠拢。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答应李鸿章的要求，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卞长胜、查连标等7人到德意志埃森接受免费培训。中国还向克虏伯购买了大炮的技术参数资料。

同治十年（1871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前后20年的时间里，中国向克虏伯家族购买各种类型、各种口径大炮近2000门。

当然，李鸿章购买洋器也会考虑成本问题。据说，马克沁在光绪十年（1884年）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支能够自动连续射击的机枪，即马克沁重机枪，其射速达每分钟600发以上。

李鸿章等人观看了一挺小型马克泌机枪的射击，在很短的时间内，这挺机枪打断了一棵直径18英寸（1英寸=254厘米）的白蜡树，火力的确强大，但极高的射速也造成弹药消耗极快，当时还是单发步枪的时代，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的机枪使用成本太高。所以，李鸿章看到表演后，说：“太快，太快。”他想了想又说，“太贵，太贵！”他看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以及后续创办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即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后建立的）、天津机器局等军工企业，大概也是出于成本考虑。

金陵机器制造局的情况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相仿，自创办后规模不断扩充，设备逐步改进，到光绪五年（1879年）计有机器厂3家，翻砂、熟铁、木作厂各2家，还有火箭局、洋药局、水雷局等，能够制造炮位门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炮弹、洋枪、抬枪、铜帽、大炮、水雷等。天津机器局也不例外。在李鸿章的经营下，天津机器局分设东西两局，扩建厂房，添购机器，增设铸铁、熟铁、锯木、洋枪、枪子、炼钢等厂，以制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等。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颇为自豪地称天津机器局为“洋军火之总汇”。

在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19家军工企业中，李鸿章掌握着5家企业，从创办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消耗资金2454万余两白银，约占清廷投入近代军工企业经费总数5000万两白银的一半。

李鸿章对“坚船”的兴趣，也是始于他带淮军从安庆乘船去上海的途中。在与太平军作战时，通过与洋人的合作，他对西洋的坚船利炮极为痴迷，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这一《蒸汽动力运转奏折》可被视为中国最早的科普文章，文中的许多词汇都是当时的新词，在古文中前所未见。在几乎无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着实令人惊叹不已。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李鸿章听说朝廷要裁撤福建船政局，立刻离开保定从运河北端登船赶往金陵。他从运河北端上船，沿江行来，每到一处炮台，他便令船缓行，然后站立到甲板上，用千里镜查看驻防情况。河面平坦，水鸟掠过水面而飞，不时有漕运粮船驶过和驻防水师的巡逻木帆船往来。李鸿章放眼远眺，不觉心旷神怡、豪情万丈，决心建立一支海军舰队，以蒸汽机代替古老的帆和桨。

在金陵上岸后，他令人把薛福成、黎庶昌、许钤身、盛宣怀等人找来，商量如何保住福建船政局及创设新造船厂之事。这些人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们聚集一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李鸿章说：“诸位，福建船政局照老办法是办不下去了，仅靠借洋人的钱维持着，已是负债累累。但本部堂已向朝廷表明不赞同裁撤。本部堂所担忧的是以后船厂的经营办法。我大清军兴以来，耗银无数，户部存银每每不继。以后但凡设局造船，仍靠户部拨银或商借洋款，实非善局，总要想一个万全之策出来才好。”

众人都不赞同裁撤，并联名上了一道奏折。该奏折洋洋万言，有理有据，论辩福州船政局不可裁撤的理由：其一，欧洲列强就是因为船坚炮利，所以才横行中国；其二，自造轮船，方能保和局守疆土；其三，欧洲列强早已制造轮船，我大清国刚刚试造，不可半途而废；其四，小国日本为了自保，尚且添设铁厂，多造轮船，变用西洋军器，我大清国更当如此；其五，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花银两白白浪费，不仅贻笑外人，而且助长洋人志气；其六，养船练兵，乃富国强兵大计。

福州船政局自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造出第一艘排水量为1450吨的兵船后，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二月“大雅”号下水，共造船15艘，其中超过千吨的兵船有10艘。

随后，丁日昌又上折子，倡设海军舰队。薛福成、盛宣怀等人建议增设轮船招商局。朝廷极为重视他们的倡议，在朝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李鸿章上奏请求创办轮船招商局。朝廷准奏但拿不出银子来，于是，轮船招商局便成为清王朝立国以来设立的首家股份制航运企业，采用招商集股、官商合办的形式运作。轮船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和香港以及日本的横滨、神户及吕宋、新加坡等港口，承运漕粮，兼揽商货，总办为朱其昂，李振玉、胡雪岩、盛宣怀等人分别参股，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

李鸿章的初衷是将轮船局办成军工企业，专门生产坚船炮舰，结果变成了航运公司。李鸿章无奈，只得把希望寄托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上，让它来生产军舰。后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还真生产了好几艘舰船。自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第一艘兵船“恬吉”号竣工下水后，至光绪元年（1875年）该局共造舰船6艘，其中“海安”号、“驭远”号两轮，在外国为二等，在我国为巨擘。但是，李鸿章很快便发现了一些问题，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生产的舰船无论是样式、性能、功用，都大大落后于国际同行业水平。这些船打不了仗，只能当运输船。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奏准向英、德两国订购舰艇。消息传出后，总税务司赫德向李鸿章提议：英国阿摩士庄的炮船先进，最适合中国军队使用。

李鸿章虽与赫德有点过节，但还是相信了他的话，当即决定购买4艘小型军舰。第二年，被称为“蚊子船”的4艘舰艇驶抵中国。接着，李鸿章又为南洋大臣沈葆桢代买了4艘同样吨位的军舰。当4艘新舰到达后，李鸿章一看这4艘军舰的性能比上一批好，就留下了新的，把原来的4艘送给了沈葆桢。不久，赫德继续向李鸿章游说，说英国又新研制了一种更先进的舰艇，李鸿章这个“坚船迷”一听，既然有这么好的船，岂有不买之理？于是又托赫德买了2艘。很快，李鸿章发现自己被赫德骗了，前后购买的10艘战舰不但式样陈旧，而且性能极差，炮重船小，行动迟缓，根本无法进行深海作战。他大呼上当，沮丧至极。

5年后，李鸿章不得不对外宣布：这些船全用破钢片镶成，不能再继续航行，只能作废。

不过，这并没有打击李鸿章对坚船的热情，他继续不惜血本购买战舰。光绪七年（1881年）八月三日，清廷花费65万两白银买的“超勇”号和“扬威”号铁甲舰，终于在英国纽卡斯尔港下水，在200多名大清海军官兵和30多位英国官员、军火商的注目下，大清国旗飞龙戏珠旗帜缓缓升起，现场鸣放礼炮，在场的每个中国人都流出了激动的泪水。两周后，两舰启程回国，这是中国军舰第一次巡航世界，也是第一次穿越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船舷上的中国水兵列队整齐，头颅高昂，军姿挺拔，军服上的每一个铜扣都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沿途各国纷纷鸣放礼炮，表达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