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天下之变  发展制造业

身在其位，必谋其职。大权在握的李鸿章，没有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睡大觉，面对清王朝内忧外患的困境，他主张变法自强，兴办洋务。

说到李鸿章倡办洋务，事情还得追溯到前几年。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会剿金陵的湘楚军马上就要发动总攻，太平天国的灭亡已经不可逆转。中国今后如何发展，军事和政治往哪条路上走，已经成为一个亟待定夺和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个历史的重要关头，李鸿章给坐落在北京城王府井东堂子胡同里的总理衙门，寄发了一封石破天惊的信件:

“鸿章私以为天下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长期沉迷于章句小楷，武夫悍卒又大多粗蠢而不够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讥笑外国的利器是过于奇巧而无益的技艺与制品，认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呼外国的利器为奇异多变的东西，认为不能学。殊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家性命的学说已达数百年之久……鸿章认为，中国若想自强，应该学习外国的武器；而学习外国的武器，关键在于引进外国的制器之器和培养自己的制器之人，或许可以专设一科取士，终身许以富贵功名，则事业可成、技艺可精，而人才亦可集。”

李鸿章写这封信的动因很简单，他在率领淮军赴上海前夕，便认识到了中国已被列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殖民地体系这一严峻事实。在与洋人多次接触后，李鸿章对世界大势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逐渐认识到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他看到外国的利器、强兵百倍于中国，内则紧邻京城，外则满布江海之间，使我大清受制于人，而无法打击其气焰。认为中国外海内江上，外族猖獗，没有能够设险据守的地方，更没有思患预防的人才，这都是数十年后的隐忧。

正在为远远超出当时国人理解能力的“异端邪说”和“阿思本舰队”失败而抑郁不已的恭亲王奕䜣，收到李鸿章这封信后，精神大振，不啻莫大的鼓舞与共鸣。

六月二日，也就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饮药自尽的第二天，奕䜣这位“辅政贤王”，马上领衔全体军机大臣向少不更事的同治皇帝递交了一份奏折:

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重在训练军队，而训练军队首先要制造火器。自洋人制造争端以来，到现在已经数十年了。到咸丰年间，内患外侮同时发生，难道都是因为武臣不善于治兵吗？抑敌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火器，所以不能所向无敌……臣等每于公务之闲暇，反复谋划考虑，洋人之向背，通常是以中国的强弱作为衡量标准……我国若能自强，则彼此可以相安无事，并威慑其狡焉思逞之心。否则我国无可依恃，恐怕难保洋人不会轻视我国。假设洋人一朝反复，绝非仓促之间所能筹划万全。现在既然知道对方取胜的资本，便应极力追求其取胜之术，岂可苟且偷安，坐失良机？

曾国藩闻风而动，因为他在安庆已经有了基础，即安庆内军械所。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十二月，从未制造过机器的徐寿、华衡芳、徐建寅（徐寿次子）等人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竟然建造了一艘长50余尺，每小时行走20余里的木壳轮船。轮机虽然购于外国，但它毕竟是徐寿等人自己设计、装配的。曾国藩高兴地登船试机，极为满意，并把它命名为“黄鹄”号。

李鸿章在上海闻讯，也积极行动起来。他深谋远虑，与一般的封建官员不同，早就看到了各国制造业的发展趋势。

上海五口通商大臣薛焕调到京城后，通商衙门划归总理衙门管辖。五口通商大臣是清末设立的官职。鸦片战争后，由于中英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清廷在广州设立五口通商大臣机构，管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办理通商、交涉事务，由两广总督加封钦差大臣头衔兼任。1858年（咸丰八年）五口通商大臣衙门移驻上海，改由两江总督兼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已扩展至长江各口，清政府遂于1868年（同治七年），改五口通商大臣为南洋通商大臣，驻地移至南京。五口通商大臣于1861年划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但实际上总署对其并无指挥权，没有制度上的隶属关系。

正在金陵与曾国荃议事的李鸿章接到圣旨的第二天，便离开金陵，顺路考察了江苏境内的部分州县，又走访了几座军营，然后又赶到上海五口通商衙门，接替薛焕总理通商衙门事务。

李鸿章一上任，立马通过洋人的私人关系，进而通过上海洋行大批购置武器，买得多了，他逐渐了解到，购买武器一点也不划算，钱都让洋人赚去了，不如自产自销。但建厂需要银子，朝廷即使支持建厂却拿不出银子，多由地方自筹。李鸿章在上海掌握了最为稳固的饷源——厘金，但到处需要用钱，用于办厂的银子实在有限。

李鸿章正为银子发愁呢，没想到一件好事找到了他的头上。这一天，道台丁日昌来到通商衙门对他说：“下官一路匆匆赶来，是想向抚台大人汇报一件事。这件事关系到旗记铁厂收购问题，下官担心日久生变，所以希望大人尽快做出决定。”

李鸿章一愣，忙问道：“雨生这样惶急，到底是什么事？本部院还不知情由，如何做决定？”

丁日昌忙说：“抚台大人，您是否记得前几天上海县衙门关押的那3名由税务司衙门移交过来的犯人呢？”

李鸿章心想，眼下府衙里、通商衙门及淮军剿匪的事忙都忙不过来，谁有心去想那一个县衙的事。但他见丁日昌那么认真的模样，又问道：“丁道台，本部院确实很忙，但既然你觉得重要，那本部院也不得不听一听了。你是说由总税务司赫德移交过来的那3个嫌犯吗？本部院听上海县知县王宗濂说过一嘴，好像是卖关节营私之事。这与收购铁厂有何干系？”

丁日昌知道李鸿章的习惯，如果称呼他为雨生，谈话必是随意的，不受上下级关系约束；如果称呼他为丁道台，那谈话就会变得严肃起来，是官对官的正式交谈。他认真地说：“抚台大人容禀，大人不是正在与旗记铁厂商谈收购之事吗？下官刚刚知道，开办铁厂的那个美国人，与犯事的通事唐国华早就相识。据说，唐国华的母亲与这个美国人还有些生意上的往来，而这个美国人能来这里开铁厂，也是唐国华的母亲介绍的。唐国华的母亲托人捎话给下官，她情愿出些银子，为巡抚衙门买下铁厂来替儿子赎罪，不知巡抚衙门能否答应？”

“他们肯出银子？”李鸿章又惊又喜，笑道：“有这等好事，本部院岂有拒绝之理！你说说到底怎么个买法？”

丁日昌说：“这恐怕还得把知县王宗濂传来，最好再跟总税务司衙门的赫德知会一声。”

“这没问题。”李鸿章应道。他立刻派人去传知县王宗濂，但并没有通知赫德，觉得等处理结果出来后再给总税务司发一函件就行了。

知县王宗濂来后，李鸿章详细询问了3个嫌犯的情况，然后又调阅了他们的档案资料。案情很简单，很快就弄清楚了。这名被押的通事唐国华，是广东香山县人，早年到英、法等国游学，归国后在福州洋行谋了个通事的差事。为工作方便，唐国华于咸丰九年（1859年）在福建报捐州同知衔。同治元年（1862年），他到上海总税务司衙门，充任通事兼翻译洋字公文，总理进出口税单。另外两个被同时收监的嫌犯，一个叫张灿，浙江鄞县人；一个叫秦吉，上海本地人。他们均于同治元年（1862年），经唐国华介绍，到总税务司衙门所属扦手公司专干扦查进出口货物的勾当。

因为有很多商人不懂外语，每遇洋船装货，所谈合同及水脚总单并洋行保险凭据均系洋文，无法辨识，便找唐国华逐项翻译。唐国华每翻译一文，总是索求报酬，仅此项就捞了不少油水。

张灿、秦吉二人与唐国华结识后，见他发了洋财，也想加入进来。唐国华便把他们当作拉生意的帮手，凡华商装洋货，他们二人就去揽翻译洋文的生意，讲妥价钱后，再转给唐国华翻译，他们从中挣取差额。日子不长，张灿、秦吉的腰包也开始鼓起来了。

这种捞油水的事也不算犯多大法，但赫德到任之后，了解了总税务司扦手公司的一些内幕，决意整治一下。他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想在总税务司树立威望，同时也为打击中方职员。

赫德将唐国华等人抓起来，先关在总税务司里，但总税务司没有相应的司法权，于是他一边发函知会总理衙门，一边把3个嫌犯递交给上海县衙问罪。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李鸿章对丁日昌、王宗濂说：“这么简单的一个案子，为什么拖了这么久还没有结案呢？”

王宗濂回答说：“回抚台大人问话，只因赫德盯得紧，已两次致函衙门，一定要让下官把唐国华等三犯重判。下官没有判过唐国华这类案子，但下官认为不宜重判，所以拖延至今仍没定罪。不知大人有何训示？”

李鸿章听了沉默不语，丁日昌接过话头说：“赫德也找关系跟下官明说要从严，并多次询问唐国华的判处结果。看样子，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下官只得以总理衙门还没有公函为由，一再搪塞他。但再过几天就拖不下去了，有了总理衙门的公函，事情就得有个了结。”

李鸿章低头沉吟。这洋鬼子还真没把清廷放在眼里，居然干涉起朝廷司法来。他说：“说起来呢，唐国华不过是多捞了几两银子而已。张灿、秦吉二人也只是想多挣几个钱罢了。按大清律法，严惩也严不到哪里去。大清国的有些事情，也不能尽听外国人的，总要有自己的主张。再说，整个总税务司里有几人是干净的，为什么只揪住中国职员不放？王县令，唐国华的案子，你认为怎么办好啊？”

王宗濂谨慎地说：“下官认为，依大清律法，判一年刑期，另处以罚金较为公正。”

“那是否可用罚金代刑期取保？”

“按律当然可以，只是赫德定不会罢休。”王宗濂说。

李鸿章显得有些烦躁起来，站起来一边踱步一边说：“以本部院跟洋人打交道的经历来看，对洋人不能太客气。那些朝中大员都害怕洋大人，他们会向你等施压，本部院不跟洋人玩点手段怕是不行了。惩治唐国华等人，虽是赫德分内之事，但他却在变着法儿坑我国的商人。丁道台，本部院以为，如果唐国华的母亲真能把美国旗记铁厂买下来替儿子赎罪，唐国华不仅可以免罪，还可以到铁厂去做事。铁厂重新开工后，需要聘请许多外国匠师，唐国华的专长正好用得上。”

王宗濂说：“抚台大人所言极为有理，但下官只是担心，若不把唐国华问罪，赫德那边怎么交代？”

李鸿章看了王宗濂一眼，说道：“既然赫德把嫌犯交给了县衙，你就有权按我大清律法来处置，难道还要按赫德的意图办不成？不过，他会找朝廷究问，这由本部院担着。你等尽快促成唐国华的母亲买下铁厂才是关键。本部院担心的是，美国人张口便索价20万两白银，唐家上哪里去弄这么多银子？”

丁日昌连忙答道：“抚台大人，银子不是问题，那位美国人的通事已经跟下官见过面了，他说他的美国雇主急于回美国去，因此，实价银10万两便可谈定。而下官跟唐家谈的是20万两，而唐家并不在乎。”

李鸿章说：“丁道台啊，三方怎么谈由你全权定夺，力争这几日就把此事办妥帖。怎么开释唐国华等三人，由王知县去办理，有问题吗？”

丁、王二人齐声道：“下官尽力去办，请抚台大人放心。”

十几日后，唐家会同同案的张家、秦家，三家凑在一处，与厂主反复磋商，果真将铁厂全盘买下，仅费银7万余两。

交割完毕后，美国人高高兴兴地拿着银子，很快搭船回国了。唐国华、张灿、秦吉三人，当日即被王宗濂传上公堂，当堂结案，释放回家。不久，丁日昌又按照李鸿章的吩咐，把唐国华请到铁厂担任通事。

李鸿章拿着县衙的判决函文，去找赫德交涉。赫德见是巡抚亲临，一肚子火不好当面发作，但他认为李鸿章这样做实在太无理了，声称要向总理衙门告状、抗议。李鸿章呵呵一笑说：“司台大人有这闲工夫就尽管去告，反正本部院已经将公函送到了。告辞！”

李鸿章总是用一种具有震慑力的态度对待外国人，赫德望着李鸿章的背影，心里对这个大个子中国人产生了几分畏惧。赫德司掌海关48年，使这个机构维持廉洁，高效运转，并把邮政、灯塔和海底电缆引入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国防改革也颇有贡献。他就如同一个职业经理人，与东方封建王朝在特殊时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合伙人关系。而李鸿章这番折腾，全都是为了办洋务。

几天后，李鸿章将丁日昌督办的上海制造局、韩殿甲督办的枪械所全部并入铁厂；又经曾国藩同意，将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也并入该厂。厂名经李鸿章建议、曾国藩同意，正式定名为江南制造总局，由丁日昌任总督办。

丁日昌到任后，发现中国传统的生产工艺和手段无法适应近代枪炮制造的需要。旧式泥炉炼不出能够制造近代枪炮的钢铁，用泥模铸炮也很难使炮膛光滑均衡。因此，丁日昌产生了改革生产工艺和手段的强烈愿望。他对近代枪炮的制造原理、生产工艺，特别是车床等生产工具做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写信向李鸿章推荐王韬，建议设立“夹板火轮船厂”，用机器生产近代军舰、轮船和枪炮。恰在这时，容闳提出了要在中国发展“制器之器”的主张，丁日昌立即深表赞同。曾国藩随后把容闳赴美采购的机器运到上海，交付丁日昌使用。

在李鸿章、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始了对德式武器的仿制，两年后又迁移到上海城南高昌庙镇，扩充了生产规模，招募中外技工2000多人。

同治八年（1869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为近代中国传播科学技术的大本营。它还设立了翻译馆，引进了很多西方科技和工程技术人员，比如著名的西方翻译家和科学家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同时，该局还有中国的著名数学家和科学家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真是人才济济，师资力量不仅雄厚，而且堪称完善。

有了这个实力，李鸿章便把广方言馆并入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招收15至20岁的学生入学，除了外语，又增设算学、舆地等学科，学制改为4年。这个学校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语言和工程技术学校。在上海广方言馆创办次年，李鸿章又对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发起了挑战，这无疑是个绝对大胆的改革创意。

随着广方言馆的并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为清末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以制造枪炮、子弹为主。同治六年（1867年）仿制出德意志毛瑟11毫米前膛步枪，这是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种步枪，该枪使用黑火药和铅弹头，威力惊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每天平均可以生产15支毛瑟枪和各式弹药，李鸿章认为，当时该局生产的枪械弹药，对后来捻乱的平定大有助益。除了枪弹之外，该局还在同治七年（1868年）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自造的汽船（木制船身）“惠吉”号。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时，该局为中国首次炼出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