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恩师乘鹤去  孤胆扶摇升

由于李鸿章善于跟洋人打交道，所以在他任直隶总督不久，清廷又让他兼任北洋大臣。他在上任之初，曾对直隶总督一职各方面的关系与权力进行过分析：直隶总督肩负拱卫京师和就近顾问之责，但却缺少直辖的兵权与兵力。而清王朝早已是风雨飘摇、内外交困、朝不保夕；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借机寻衅、图谋不轨，使清廷没有片刻的安宁。北洋大臣干的就是这个最麻烦的差事，它既是朝廷对外周旋、折冲樽俎的利剑与盾牌，又是大清对内洋务自强的首脑与脊梁。

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刘长佑任直隶总督时，曾建立直隶练军；曾国藩移督直隶时，又用湘军的办法改造绿营兵勇，使之从绿营营制中独立出来，单独成军，共设6个大营1.5万人，但以其保卫京畿及天津漫长的海岸线，力量显然过于单薄。曾国藩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兵力做后盾，清廷又不愿与外国“开衅”，才委曲求全，与洋人谈判，落得个处理“天津教案不善”的下场。再则，直隶总督的权限其实被牵制着：三口通商大臣与直隶总督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互相推诿、扯皮。这两个问题若不解决，李鸿章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会落得与曾国藩同样的下场。

所谓三口通商大臣,是《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订立后所设立的官职。为适应北方沿海通商口岸开放的形势，办理通商和外交事务，清政府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在天津新设三口通商事务大臣，管理北方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三口指的是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作为专职，由崇厚任职十年。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在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国去给法国人道歉的时候，工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上奏朝廷，援两江总督兼署南洋通商大臣之例，请裁撤三口通商大臣，划归直隶总督管辖，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昭信守。因为办理外交通商事务大臣脱离省督抚而设专职，“有绥靖地方之责，无统辖文武之权”，当地的地方官员恐自身受损，不肯协助，以至于事态严重，无法收拾。

毛昶熙的奏折被批到总理衙门复议，恭亲王奕䜣等总署大臣都支持毛昶熙的建议。不久，朝廷颁下圣旨：“改三口通商大臣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署并颁钦差大臣关防；改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为直隶总督行馆。该督于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所有洋务海防事宜，都归直隶总督经理，包括山东登莱青道所管辖的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辖的牛庄，均归该大臣统辖。

李鸿章对朝廷这次“改定章程”感到十分兴奋，决心加强洋务与海防。从朝廷来说，此举解决了直隶总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为政、互相掣肘的矛盾，又解决了省防和洋务海防的战略地位问题。而对李鸿章来说，身兼二职，权一而责巨，地位提高了，权势增强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一番事业，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高兴的呢？为此，他特地写信给弟弟李鹤章，说：“为兄深沐皇恩，遇事极为慎重。等春天冰冻的江河、土地融化后，将移驻天津，以利兼顾。等河流封冻，再回保定省城。”

权力增大了，也就意味着责任更加重大，他为此诚惶诚恐，惴惧在心。他又写信向恩师曾国藩倾诉道：“通商海防诸事并归，权力一统而责任重大。鸿章自感才力不胜，而且内无代理笺奏之人，外无足以托付兵政之选。分驻天津、保定，必误地方，而且疲于奔命。何况三口衰败已久，实难奋起图新。每每想到这一点，都万分惊恐，众谤负疚在指点顾盼之间。恳请恩师随时教导扶助。”

十二月八日，由于三口通商大臣已被裁撤，李鸿章得以在天津开始启用钦差大臣关防。这时已接近封河，但他刚刚到任，必须驻天津整理各项应行兴办的事宜，堆积的函犊材料都等着他去处理，他只能将所有的日常例行公事统交藩司钱鼎铭在保定省署代为核办，遇有重大事件才快速呈报给他定夺。摊子已经铺开，李鸿章开始了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权臣生涯。

生活安定下来后，十二月底，李昭庆将其嫂子及侄子们送到天津定居。其母亲则回湖广总督府由李瀚章奉养，李鸿章已没有太多的牵挂，所以长期在天津办公，去保定的时间很少。

春风得意的李鸿章权力增大，面对的矛盾和争斗必然多，需要解决的事情一桩接一桩。百姓穷，官穷，朝廷穷，他要从整顿吏治开始；水患旱灾，蠲缓告急，他要从整顿水利开始；海防江防，练兵筹饷，制器练器更要全盘抓起，不能重蹈恩师的覆辙……这些，他样样都得规划、上奏，再着手实施。

就在他整顿吏治、水利、洋务还没个头绪之际，直隶的水灾又使他面临了一次重大考验。同治十年（1871年）六七月，直隶境内连降大雨，水患为五十年一遇。七月二十三日，永定河上游决口，卢沟桥下的石堤也被冲塌。夏季的淫雨，使低地成灾，八月末又连续下了六昼夜的大雨，使高地收成宣告无望。李鸿章无奈，只得将灾情交部议处。

直隶纷乱如麻的工作刚开头，李鸿章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减灾救灾。他请准截槽10万石办理贩济，并请由朝廷从江、浙各买米2万石协济。

每遇困难与挫折，他总是向恩师倾诉：“畿辅水利，废弛已久，难以收拾。年年饥荒，非旱则涝。坐此愁城，智力俱困。”而曾国藩尽管已在病中，仍不忘给李鸿章以教诲和建议。

由于灾情严重，李鸿章筹集到的粮食和救灾银两只能算是杯水车薪。眼看灾民们的房屋被冲毁，他在八月十五日又写信给曾国藩说：“等待救援之苦，不堪设想。来年耕作还需酌借籽种，凡此种种，千头万绪，都急需用钱。永定河本无治理之法，新决之口达十几个，鄙人的意见是想废弃之，又不便自作主张，骇人听闻。估计工期将近30万两，尚不知能否筑成。”

李鸿章终于拨出藩运各库银30余万两作为工赐之需，连兵饷都借出30万两，又预截京饷5万两救急。东拼西凑，弄得他焦头烂额，但灾情尚未完全缓解。

十二月，李鸿章从天津出发，巡视永定河工程，顺道回省，进一步做赈抚工作，事情终于有了眉目，新年的钟声也临近了。

同治十一年（1872年）新春的来临，对李鸿章来说多少有些不同寻常，因为在这一年，他已整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人间沧桑。农历正月初五，依然是寻常百姓家迎接财神爷的日子。李家“财神爷降生”的神话已经被念叨了50年，而李鸿章这位“财神爷”在刚刚过去的直隶水灾中为救灾而负债累累。现在他还有没有心情好好祝贺一下自己的五十大寿呢？

其实，还在上一年冬天，被曾国藩称为“拼命做学问”的幕僚俞樾就已给他寄来了预贺寿函：“岂五十官服之岁，而入相及五年；应五百名世之朝，故诞降适逢五日。此乃熙朝之盛事，岂惟同谱之美谈。……”

很少有人知道表面光鲜的李鸿章身心俱疲。喜庆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一阵喜庆喧嚣，一阵轻歌曼舞。“署内外爆竹如山，人气如烟云，文武百官均来庆贺”。而文人雅士，竞致寿联，都在意料之中。俞樾作寿联道：

以岁之正，以月之令，春酒一樽，为相公寿；

治内用文，治外用武，长城万里，殿天子邦。

还有一篇《合肥相国五十寿序》颇引人注目：“少荃相国弱冠登朝，以儒臣治兵，与湘乡规复东南，底定中原，佐成中兴之治。年未及艾，而秉节钺，登台辅，膺五等之封，海内荣之。……天既使之早出而任天下之重矣，其必予其寿考而康我小民，以延国祚于无穷，可知也。相国武功吏治，与畿辅澹灾之政，人争道之。”

美酒良辰，嘉宾满庭，歌功颂德，烘托着一个“功绩卓著，文武兼拥”的寿星，人生的辉煌，权势的显赫，春风得意，有谁胜之！对李鸿章来说，其骄矜之情，其中堂脾气，其顺风之耳，在这样浮夸、虚饰的场面中，正一步一步地潜滋暗生。

很快，令李鸿章心醉的寿宴过去了。李鸿章从骄饰与浮夸中醒来，感到该做的事还有很多。以前保定的事务大多由藩司钱鼎铭处理，如今他升调为河南巡抚，用李鸿章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失左右手”。而且50岁一过，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到冬天就咳嗽，自感精力大不如前，经常要用药滋补。

无助之际，空落之时，危难之处，李鸿章总是想起自己的恩师曾国藩。一有闲暇，他就拿起笔，给恩师写封信，希望借此从恩师那里得到理解、帮助、宽慰或办法，哪怕是会心的一笑。眼下他感到疲倦，需要得力的帮手，于是又拿起笔给恩师写下了这样的信：“……鸿章自感精力不足，文武将佐也缺少坚贞耐苦之人，一旦发生紧急事件，如何是好？吾师以天下为己任，是否曾经预先谋划到这一点呢？”

然而，这一次李鸿章再也得不到答复了。

就在李鸿章发出这封信7天之后，即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匆匆撒手人寰。原来，自从“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就在国人的指责与痛骂下，怄气大病一场。刚见起色，又因马新贻被刺一案而使病情雪上加霜。曾国藩一生好强，但因为世道糜乱，使自己晚节受损，湘军的名节也被玷污，他实在是不甘心。他尽毕生之功保了大清江山几十年，如今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清王朝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他62岁的生命之灯即将耗尽。临死前，他对“天津教案”一事的处理仍是悔恨交加，自责不已。他一辈子都讲究处事原则，讲究品德和修行的重要性，没想到自己晚节不保，心中的苦楚可想而知，怅怅然而命归黄泉。

噩耗传来，李鸿章初疑来信疏忽，随后又晕过去后复苏。当他确知消息后，忧悸欲绝，再也掩饰不住肝肠俱裂的心痛，竟至号啕大哭，寝食俱废。

他含着热泪，提笔写下一副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读到朝廷的优诏：“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兹闻溘逝，震悼良深。曾国藩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加恩予溢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其一等侯爵，即着伊子曾纪泽永袭……”

似乎直至此时，李鸿章才猛然感觉“吾师果已死矣，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哉？”

随后，他函唁曾纪泽、曾纪鸿：“……从游将近30年，在诸多门生中受到知遇最早、最深，也最亲切。调甫（钱鼎铭）恰于（三月）十一日抵达京城，来信称内廷是日得报，缀朝三日，百官相顾失色，国内外士民呼号巷哭者，无以计数！每当想起吾师在战事艰难困窘时，经常担心死不得所，等到逆贼平定而身居高位，又忧虑晚节不保，如今结局如此哀荣，谥号如此优异，也算不负其生平之志。唯吾弟等孤露人间，何以善慰母亲，继承遗业；鸿章等勉承遗绪，何以支持国计，仰报恩遇，这些都需要我们时刻警惕激励自己！”

如果说李鸿章写给曾纪泽的函唁中有一些虚饰之词的话，那么，他向弟弟李鹤章述及自己对曾国藩逝世的哀悼心情，则完全是赤裸裸的真情流露：“……中流失柱，滔滔如何。兄等后学，隐鹊是依。提之携之，端在元老。一朝仙去，不复归来。为公为私，肝肠寸断。兄本拟为文哭之，无如一字落墨，泪寄千行……”

李鸿章呼天抢地，却再也得不到仙逝者的余荫了。万事悠悠，宇宙茫茫，李鸿章自己又何尝没有“孤露人间”的感觉？朝野上下，也不可能有人再与他南北响应。他原先所倚靠的大树恭亲王也江河日下，“晃荡不能立足”。今后孤军奋战，还有谁可以依恃？他悲哀、痛哭，其中除了对恩师“提之携之”的怀念之外，也包含着对自己未来的恐惧与不安。他明白，慈禧太后在许多事情上要倚重他、信赖他，但又利用顽固派李鸿藻、奕牵制恭亲王，同时也是牵制他。今后的路，他还要孤单地走下去。

在铭心刻骨的伤痛中，李鸿章那破碎的心灵深处，还藏有惕厉的意志及百折不挠的信念，这就是他过人之处。痛失恩师，他一面苦心支撑着清王朝这艘破旧的大船，一面在慈禧操纵的各派政治势力之中试图躲过暗礁，或者寻找新的靠山和支持者，甚至还想接近清流人物张佩纶。

不久，御史李宏谟奏请直隶添设巡抚，十一月，邸抄刊登上谕：“御史李宏谟奏直隶政务日烦请添设巡抚一折，着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敏感的李鸿章一眼就看穿了个中奥秘，在直隶总督之内设巡抚显然意在削弱他的权力。他禁不住向友人大发牢骚：直隶添设巡抚，“实际只多一个办例稿之人，意见多有掣肘。军务由总督负责，巡抚没有兵权又不通晓军事，策应从何谈起？河工即使有钦差大臣防护，也不可能不溃决。京官不懂外交事务，偏偏又喜欢谈论外交事务，谈起来娓娓动听，但丝毫不在要害。若游说复设三口，更是诡诈难测，官民都很贫困，实在供养不起。不料现在旧话重提，花样百出。鸿章幸得私下议准，常驻津门，作一局中闲人，进退绰绰有余。”

李鸿章欲大权独揽，就不能坐视不理。他一面向同僚透露消息，一面与恭亲王和文祥联系，此事最后因文祥和奕䜣坚决反对而作罢。

不久，朝中又相续发生了“扬左抑李”“暗倾恭邸”的事件。慈禧太后利用“清议”，将与李鸿章积怨甚深的左宗棠召进京来，借以牵制李鸿章和恭亲王。但是，由于左宗棠在军国大政上作为甚少，又自视清高，作风傲慢，使推重他的奕和清议派大失所望。李鸿章乘机进一步加以排挤，终于使左宗棠在政坛角逐中败北，被派出京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在直面政治斗争的同时，李鸿章悉心政事，极力减轻直隶灾民的负担，计及民生之休戚。他清楚，自己分内应办之事，牵制颇多，时间紧迫，所以不敢好高骛远，纸上空谈，而是脚踏实地地去做一点一滴的具体事情。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自以为自己仕途的艳阳天即在眼前，但阴云与风波总伴随其间，不过总的趋势仍然是扶摇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