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广纳中外才  放眼看世界

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不久，差官便将李鸿章的家属从武昌接到了治所保定。他的大哥李瀚章正式接任湖广总督职，已拜印视事；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等人，则按照他的安排留在原籍合肥，读书的读书，料理家务的料理家务，各有事干。他们都已成家，开枝散叶，李家一时人丁兴旺。

不久，李鸿章又迎来了一个他认为很重要的日子——母亲的七十大寿。

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李鸿章在同治七年（1868年）就已经开始筹备了。李鸿章的好友、大才子吴汝纶代曾国藩作了《李太夫人寿序》，称赞她的母教：“太夫人备五福，亲见贤子都将相之位，兄弟持节开府，千里相望。考传微册，前古无有。……佐天子中兴盛业，以为亲娱；出而匡时，入而将母，斯天下之至荣也。”

在李鸿章母亲寿庆之日，远近宾客云集，宴席一连摆了几天。席上，宾客说不尽赞美词，听不完顺耳风，李鸿章一时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母以子贵，皇亲国戚对太夫人的称赞盛极一时。俞樾将李鸿章兄弟比作唐朝李光弼、李光进兄弟，将李太夫人比作他们的母亲韩国太夫人，在祝寿序中这样写道：

太夫人抚中丞（时李瀚章正任浙江巡抚）昆仲而态怡之曰：尔父未竟之志其任在尔曹乎！咸奉命唯谨，用是投袂而起。……东南底平，太夫人之教。今中垂与肃毅伯（李鸿章的爵位）熙天耀日之功，旋乾转坤之略，固已震古烁今，彪蔚一时；而观察（指鹤章）、都转（指昭庆）诸公，亦争自底厉以成功名。

七十寿序之后，俞樾还做了个七十寿联：

花下版舆来，自皖而两浙，而三吴，而潇湘洞庭，数千里瞻拜慈云，凤鸟舞，莺鸟歌，颂无量寿佛；

床头朝笏满，有子为宰相，为节度，为观察转运，五百年特钟间气，玉策贤，金策圣，作中兴名臣。

还有一联是“制联圣手”李次青递上的楹联：

鹤算晋七旬，让多子多孙，共捧出王母碧桃，麻姑仙草；

寿觞称二月，看难兄难弟，正开到尚书红杏，宰相梅花。

这些寿联将贺寿与对李氏兄弟的歌功颂德融为一体，李鸿章的心里、李太夫人的心里，都像吃了蜜糖一样甜美。李鸿章借题发挥，通过宴请结识更多的朋友，罗致幕僚。他物色的第一个人就是同门吴汝纶。

吴汝纶，字挚甫，安徽桐城（今安徽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人，“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同治三年（1864年）举人，次年中进士。吴汝纶曾入曾国藩府幕，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李鸿章与他关系密切，想让他和许钤身牵头，搭建新的幕僚班子。

经过各种努力，一批精明能干的人才被网罗到李鸿章帐下，这其中：

王凯泰，江苏宝应人，初名敦敏，字幼徇、幼轩，道光年间进士。咸丰十年（1860年）在籍襄办江北团练，因平定太平天国起义而声名鹊起，后任福建巡抚，是李府幕僚中官阶最高的一个。

入幕最早、相随最久的周馥自不必说，从淮军刚开始招兵买马的时候起，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去世为止,他都追随李鸿章左右，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

军需官钱鼎铭，早在李鸿章战上海时就充当了幕僚和助手的角色。除旧有幕僚外，年轻举子、大才子张佩纶新入府幕。张佩纶少年就学时，思维敏捷，数千字文章一挥而就，其学问之渊博，可与张之洞齐驱并驾。张佩纶受父亲张印塘的影响，对李鸿章一向很敬重，后来入府为幕僚，再后来又成为李鸿章的女婿。

直隶原本事少，加之道、府、县均肯任事，更促使李鸿章抱定宗旨，决定放开手脚在洋务上大干一番。他又奏调薛福成、黎庶昌到自己身边任职，让这些人也能施展才华，有所作为。此外，他还有罗致了一批军工人才、实业家、维新思想家及洋参谋。

丁日昌帮助李鸿章处理完“天津教案”后，本应回到江苏巡抚任上。但李鸿章舍不得他，于是瞒着丁日昌上了一道折子，奏请留丁日昌会办“天津教案”未了之事，朝廷一应照准。这样，丁日昌就留了下来，帮着李鸿章筹办天津机器制造局。

一天午饭后，李鸿章与丁日昌在签押房一边喝茶，一边谈起天津机器制造局成立后的总办人选之事。丁日昌掰着手指头，细细列举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几位比较能干的官员。

李鸿章听后均一一否决，说：“雨生（丁日昌字），你经办洋务已有些时日，应该知道一个道理，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若不得其器，则兵无可用；而制器若不得其人，则器必无所成。天津机器制造局成败与否，关键在于用人一项。试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与金陵机器制造局，如果没有你和容闳二人，怎会有现在这种局面？”

丁日昌笑着说：“中堂大人，您老同下官绕圈子，下官都糊涂了，您老就干脆明说了吧，这天津机器制造局究竟想委谁总理其事呢？”

李鸿章轻轻放下茶杯，说道：“雨生，有言在先，本部堂说了你可不许不同意啊！眼下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会办沈保靖，本部堂想把他调派过来出任天津机器制造局的总办。你看如何？”

“您老说的是道员沈保靖？”丁日昌闻言一愣，回道，“此人确实能干，但他未必听调。您老可能还不知道，沈保靖已经辞缺多时了！而且，他走时发了毒誓，从此不再涉足任何洋务。”

“有这等事？为什么？”李鸿章很是不解。

丁日昌解释说：“据下官所知，沈保靖是非常赞同和喜欢办理洋务的，只是有一次他回江苏江阴老家省亲，乡里人都骂他是假洋鬼子，听说他的母亲也跟着挨骂。他去祠堂祭祖，结果被族长轰了出来，说他辱没门风。沈保靖羞愧难当，回到上海后便向下官和容闳告了长假，宁可弃官不做，也不干这学假洋鬼子的活。沈保靖一家老小，都住在老家乡下，盖起了房屋，还置办了几十亩的田产，几乎耗尽了他全部薪俸。但他的族人却不认他，他怎能不伤心呢？”

“是啊，国门虽开，偏偏民智不开；民智不开，又如何能自强呢？所有问题都集中于一个‘变’字，改变旧思想以看清新形势，改变旧办法以引进新技术，改变旧内容以注入新活力，改变旧的落后挨打局面以自强于世界。”李鸿章说完，长叹了一口气。

“朝廷中尚有那么多人反对办洋务，何况普通百姓呢？”

“所以，本部堂等要首开风气。雨生，沈保靖现在在哪里？”

丁日昌回道：“下官曾派人打探过他的消息，听说他住在上海郊区的一座寺庙里，平日写字作画，并以此养家糊口。此外不再与外界交往，看样子他是准备当隐士了。”

“哦，”李鸿章沉思片刻，说道，“不如这样吧，先将他调到直隶随营差遣。只要他来了，做什么不做什么就由不得他了。从品质和才干来说，机器局总办还真非他莫属。雨生，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只需劝他到天津来便可。”

丁日昌点头称是。李鸿章接着说：“还有一个人也被洋务害苦了，他不仅害怕办理洋务，甚至连抚台都不愿做了，甘愿去开馆授徒做学问。我大清洋务原本缺少人才，偏偏又把一些德才兼备之士闲置一边，使得倡办洋务雷声大雨点小！”

丁日昌笑了笑说：“如果下官没有猜错的话，中堂大人说的这个人，当是广东巡抚郭嵩焘郭大人吧？说起来，中堂大人的这个同年，仕途坎坷，好不容易放了广东巡抚，偏偏又与瑞麟闹起了意气。督抚不合，如何能成事？郭抚台又是一个务实之人，身为巡抚不能按自己的想法行事，这巡抚也就当得没滋味了。”

李鸿章叹息道：“筠仙（郭嵩焘字）识大体，好发议论，难免遭人猜忌，讨上头厌烦。大清的官员，多重文轻理，嘴长手短，一代比一代迂腐，却标榜自己如何知书贤达，品德清高，其实都是些糊涂人，并不能通达世事，明辨是非。朝堂之上也是新旧交锋，互相攻讦，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这上头了。他仍时刻关注时局，为国家前途担忧，实在是难得。”

李鸿章这番感慨，让丁日昌诺诺不止，连连称是。

不久，李鸿章任命湖北补用道沈保靖为天津机器制造局总办，同时撤销西局，把西局的铸铁厂并到东局，并对东局进行扩建。

清王朝除了李鸿章，再没有一个督抚大员敢于像他那样，有这么大的胆量和气魄，一心想让自己的团队干出一番大事业来！朝廷也认为李鸿章是个难得的干才，在他任湖广总督期间，便给他安排了很多杂事（说是能者多劳），一会儿派去四川，一会儿派到贵州，还派他去协助左宗棠，而如今又让他跟洋人打交道。天津是个华洋杂处的港埠，又是拱卫京师的前哨阵地，洋人都很重视天津这个能为本国谋取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舞台。在洋人眼里，天津不是军机处，不是总理衙门，但又是等同于军机处、总理衙门的一个敏感的地方。因此，李鸿章尤其需要罗致洋人当幕僚，当朋友。

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外国人占有特殊的地位。李鸿章的第一个洋幕僚是英国人马格里。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马格里就建议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建立兵工厂。受李鸿章的委派，马格里先后主持过松江、苏州、南京等兵工厂的筹建工作。李鸿章认为马格里“训练士卒使用西洋枪炮，随军攻剿，颇为得力”，因而给他上表奏请四品顶戴，以示奖励。不久，他又向朝廷奏请，马格里“设局仿造西洋火器，所生产的开花弹百发百中，无坚不摧，得以克复苏州等城，居功甚伟”，清朝廷赏给三品顶戴。

马格里也一直对李鸿章忠心耿耿，办事兢兢业业，只可惜他后来因为与中国同事起争端而辞职了。几乎每一次外国人与中国人起争端时，李鸿章总是站在中国人一边，即使外国人是对的，他也是如此。因为他太了解中国这个社会和中国人的脾气了，任用外员已经是“大逆不道”，如果再“胳膊肘朝外拐”，那“天下岂会有李鸿章”？但李鸿章一向是对得起朋友的，他为马格里谋得了中国驻伦敦使馆参赞的职位。

德意志人德璀琳是外国人在华北工商企业家的联络官。他在李鸿章府幕主要负责西欧的洋务与襄理外交。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诸国时，德璀琳是主要随员。

美国人毕德格是跟随李鸿章时间最长的洋幕僚。毕德格曾参加美国南北战争，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任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他能够熟练地用中文阅读写作，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聘请毕德格为家庭英文教师，不久又聘请他为私人外交秘书。他是与李鸿章最亲近的少数几个外国人之一，也是李鸿章对外事务方面不可多得的助手。

美国政府认为，毕德格如果成为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就不可能公正地履行政府赋予他的职责，在多次劝说、告诫、阻拦无效后，愤而解除了他的公职。

毕德格放弃领事馆副领事的金饭碗，高兴地接受了李鸿章的聘请，成为李府中不多的洋心腹之一。自从进入李鸿章府幕后，闲暇之余，他用流利的中文为李鸿章朗读、讲解了几百部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名著，令李鸿章眼界大开，既了解了西方，也知道了世界。

现在李鸿章已经真正成长为一个合乎潮流的洋务大臣。他常出门乘坐轿子去会见外国人，这顶轿子可不一般，它通体大红，穹顶上罩着红锦，轿帘上绣有龙纹样式。轿顶上装饰着4条神态威猛的金彩龙。轿身做工精致、考究，纹饰精美。在轿子前面还有一小队兵丁作为前导，他们一个个身穿灰呢窄袖衣，肩荷洋枪，步履齐整。到了洋人住处前，李鸿章便探怀取出一副金丝眼镜，把戴着的大墨镜换下，非常洋气。

一天，在100名身穿灰呢窄袖衣、肩扛洋枪、步履齐整的卫兵护卫下，李鸿章由毕德格等洋幕僚陪伴，从天津机器制造局回到位于海河与南运河交界处的金刚桥官邸（今天津李公祠大街一带）。他心情很好，换了便装来到书房，问毕德格说：“洋教习，昨天《双城记》已经讲完，现在先生打算给学生讲点什么？”

毕德格站在一旁毕恭毕敬地说：“不敢，不敢！今天我打算给大人讲《三个火枪手》。”

“《三个火枪手》？”李鸿章若有所思，“好，这个名字好，说的是德意志吗？”

“不，大人，这是法国大仲马的名著，讲的是法国的故事。”

“法国？噢，我现在对法国不感兴趣，还是说一说普鲁士吧。地球的那一边不是爆发了一场战争——普法战争吗？说说这场战争吧，我需要了解这些情况。”

毕德格便给李鸿章讲解普鲁士的历史。李鸿章就是这样“洋为中用、洋为我用”，把洋幕僚们当作自己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窗口，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要很快地知道。洋幕僚们则有意无意地（客观上也常代表本国的利益）在向李鸿章施加影响，以至于人们现在能看到的李鸿章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身边没有洋人的。这在“教案”迭起的时代，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变法主张的自强派官员之一。非常可惜的是,腐败无能的清朝长期一味奉行保守政策,没有看到变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拒绝了李鸿章等人的主张。但由此可以看出,李鸿章确实与一般的封建官员不同,他深谋远虑,早就看到了历史大势。自强派中,尽管有很多人主张变革某种制度,但是公然倡议变法并正式向清廷建议的,仅有李鸿章一人，而且他的变法主张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种制度,他要求并最终达到的目标是整个国家脱胎换骨、焕然一新，重新崛起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李鸿章府幕在近代中国延续了40年之久，其中官至督抚者达20人，出任驻外使节者10余人，包含有近代实业家、科学家、著名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数以百计的洋人，他们构成了实力强大的淮系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