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受命任钦差  挂帅剿捻军

十几年来大清已经被“三乱”弄得民不聊生，满目疮痍，好不容易有了几天清净的日子。太平天国覆灭，对清廷而言，少了一个敌手，也少了一份担忧。但清廷显然忽视了捻军强大的作战能力，更没想到大半年之后，捻军会发展壮大到10多万人。捻军成为反抗清朝统治的主力，已经完全替代了太平军先前的位置。

同治三年（1864年）十二月，捻军与太平军遵王赖文光本部会合，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人推举赖文光为统帅，带领捻军继续反清，“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兵制、纪律和训练方法，整编了捻军，并把恢复太平天国作为奋斗目标。

硝烟尚未散尽，战事又起，慈禧太后痛心地环视着偌大的清王朝，谁可依赖？她又把目光集中于朝中，谁又是能为她支起即将倾倒的大厦的栋梁？最后，她不得不把剿杀捻军的希望寄托在汉族的湘淮两军身上。但湘军已经大量裁撤，所幸李鸿章的淮军保留得比较完整，还可借以济急。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屁股还没坐热，清廷再次下旨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速赴山东督军“剿捻”。

曾国藩的心霎时凉到了极点。他想，自回籍办团练以来，他上天入地，两肋插刀，忠贞不贰，结果“功高震主”，湘军嫡系大部被迫解散，实权遭削夺，如今又让自己指挥打仗，他去指挥谁呢？湘军作战兵力不到2万人，武器装备与淮军相比也不能同日而语。曾国藩无奈，只得向李鸿章借兵助剿。

李鸿章口里为老师叫屈，心里却暗自庆幸。尽管他的权力是从曾国藩手里接过来的，但清廷最有权势的总督之一——两江总督对他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他按捺不住劝慰恩师尽早动身，赴任直隶总督，但内心的真实想法却是让恩师腾出位置。他致信说：“朝廷倚重吾师，保障北方，收拾残寇。时机紧迫，众望所归，自当义不容辞。”同时主动提出调拨精锐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所部33个营共1.7万人归曾国藩指挥。但曾国藩觉得兵力还不够，先后调集淮军达6万人，几乎是淮军的全部精锐，这些淮军一律装备洋枪洋炮，还有堪称完备的独立炮队。

这样一来，曾国藩麾下便有了8万多人，加上僧格林沁的残部和直隶、河北、山东等地官军，兵力与捻军相当。因为捻军号称10万，若排除水分，不太可能全都聚集在山东，因此肯定不会比曾国藩的人马多。

问题在于，淮军虽是曾国藩发轫，由湘军所出，但绝大多数将领只服从李鸿章指挥，曾国藩实际上难以调度。对于僧格林沁的八旗“老爷兵”，他也无法有效驾驭，最让他头疼的人就是僧格林沁的部将陈国瑞，勇悍凶狠，傲慢无礼。由于淮军对曾国藩的命令阳奉阴违，每遇要事往往先向李鸿章请示，从中协调的刘秉璋亦甚感棘手。更令曾国藩恼怒的是，李鸿章对改隶他指挥的淮军经常加以干预，甚至以两江总督的名义，借口兵饷不能增加，把刘秉璋控制在自己手中。曾国藩生气地写信给李鸿章，在信中质问道：“眼下淮军概归敝处统辖，则阁下不应再插手一切事务，军中凡有个人请求，批令一概由敝处审核决定，如此才能号令统一，有效指挥；以后敝人除对淮军遣撤营头必先与阁下商榷之外，其余或进或退，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由敝处全权处理。如有不妥，请阁下密函告知敝人。”李鸿章无言以对，只得以好言应付。

曾国藩已经觉察到，淮军建立后不久，“以济湘军之穷”的淮军与湘军旨趣已大相径庭，而且忠诚于李鸿章，简直成了李鸿章的私家军。在这种情况下，要驾驭淮军，还得倚重“李家帮”。曾国藩建议朝廷以李瀚章代为江苏巡抚，另带李鸿章之弟李昭庆、李鹤章随军作战，以李家作为指挥淮军的媒介。为了协调淮军诸将的关系，他又调淮军中派系观念较浅的刘秉璋为全军襄办。曾国藩小心翼翼，解决一切后顾之忧后才来到徐州前线平捻战场。

曾国藩吸取僧格林沁失败的教训，仔细分析了捻军的作战特点，一改僧格林沁的“追剿”战略，提出“拦剿”“围剿”与“追剿”合为一体，重点设防、布置河防和“查好”相结合的新战略。但赖文光根据捻军精骑善走的特点，创造出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术，出奇制胜，令曾国藩拦不住，更围不住。

“剿捻”一年半以来，曾国藩自感艰苦备尝，疲惫不堪，却一事无成。指挥淮军各部总不顺手，又追堵不到捻军主力决战，使捻军的实力有增无减。年仅56岁的曾国藩感到自己苍老极了，他此刻最大的感叹，就是湘军大势已去……无论是对朝廷的摧折，还是对李鸿章的插手，他都有说不出的幽怨，觉得很憋闷，终于忧愤成疾。

同治五年（1866年）夏，曾国藩再次调整策略，主张东以运河，西以沙河、贾鲁河，南以淮河为防线，北自朱仙镇至开封和黄河南岸挖濠设防，以围困捻军，达到剿灭捻军的目的。

九月，捻军大破开封附近湘军的战线。曾国藩得知后，忧疾加重，一下子病倒了。十一月，他以“病难速愈”及“剿捻无效”向朝廷递交了请罪书，并建议把李鸿章叫到身边帮忙。但是，朝廷发来的圣旨让曾国藩脸都气紫了：命曾国藩返回两江总督任内，以李鸿章为新任钦差大臣，接替剿捻重任。曾国藩觉得颜面全无，为了平衡自己的心态，他一再要求留下来维持军心，病未痊愈就进京觐见皇帝和慈禧太后，但朝廷的态度很坚决。这让曾国藩感到既惭愧又害怕，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出路。

李鸿章看透了曾国藩的心思，上奏朝廷请求让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并称如果曾国藩不回任两江总督，在前线剿捻的湘淮各军的粮秣供应就难以得到保障。朝廷无奈，只得谕令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内。

时势呼唤李鸿章出马。恩师的无功而返，更加刺激李鸿章指挥湘淮两军建大功立大业的宏愿。他接旨后，很快便请曾国藩移交钦差大臣关防视事。他派人到曾国藩那里去取大印，曾国藩沮丧地说：“这么快就拿走了？我还以为得办个交接仪式呢！”敏感、自尊心强的曾国藩见雄姿勃发的李鸿章这么按捺不住移交关防视事，不免产生了英雄迟暮之感。

十二月七日，朝廷正式下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负责筹饷接济李鸿章剿捻军需；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曾李易位，代表着湘淮两军的主导地位更替，也使师生二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李鸿章以踌躇满志的心情走上了剿捻前线，他兴奋地向自己的母亲写信道：“曾夫子自称剿捻无功，年老体衰，不能当此大任，屡次请求朝廷罢斥，今蒙圣上照准，命他回任两江总督，授命儿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不过，曾国藩虽然成了捻军的手下败将，但他以河防圈制捻军，坚壁清野，以静制动，意在以湘淮军之长，克捻军之短，这一策略应该说是可行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也是极为毒辣的。尽管他没有看到他毒辣的计谋结下胜利之果，但捻军也已深深感到“势力难持，独立难久”。

李鸿章挂帅“剿捻”之初，仅仅提出了“用谋设间，徐图制贼”的原则性设想。而当时东捻军在突破曾国藩的贾鲁河、沙河防线后，迅速进入湖北，试图派主力入川，并与西捻军取得联系。东捻军集结在安陆府（今湖北钟祥）臼口一带，拥众10余万。李鸿章认定这是聚歼捻军的大好机会，于是调动湘淮军7万余人分路并进，其中包括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新湘军。

由于堵剿范围过于广阔，捻军仍得以在潼关以东的大平原上纵横驰骋。

分进合击的新湘军郭松林带领7000多人在德安城外取得小胜后，便轻敌冒进，追敌至石碑、臼口之间，结果遭遇捻军大队骑兵的袭击，伤亡惨重，郭松林本人身负重伤，左足几断。郭松林所率的队伍，是同治五年（1866年）秋他请假回原籍湖南途中，奉湖北巡抚曾国荃之命募练而成的新兵，此次郭松林部几乎全军覆没，使曾国荃扩充新湘军的计划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

郭松林败北半个月内，淮军大将、广西左江镇总兵张树珊亲率树军也在附近地区遭到同样的命运。当时树、盛两军正配合作战，东西分进，行至德安府杨家河时突遭赖文光数万人马攻击。捻军利用骑兵趁夜色掩护猛冲，树军被团团围住，盛军因阻隔一河，无法相救，张树珊受伤坠马，力竭而死。捻军用“诈败退走”与骑兵“包抄歼敌”“速战速决”相混合的战术，再次取得成功。

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府尹隆河进行决战。官军主力是刘铭传所部“铭”字淮军和鲍超所部“霆”字湘军。鲍、刘原本约定于二月十九日辰时发起会攻，但两人向存嫌隙，鲍轻视刘为后起之辈，刘认为鲍乃无谋匹夫。为抢头功，刘铭传抢先于卯时先进，抵达京山县尹隆河畔，发现捻军即在对岸。刘铭传自恃铭军火力旺盛，以5营留守辎重，自率15营分3路渡河进攻。赖文光分兵3路与之周旋，并以绝对优势的骑兵展开进攻。“铭”字淮军左路败退过河，中路被团团围住，右路唐定奎因救援主将而被冲散。刘铭传眼看着部队接近崩溃，全军的辎重、号衣及个人用的玛瑙红顶花翎亦被捻军掳去，与各营官幕僚被困待死。

在心绪惨淡的时刻，刘铭传及部将都在静静地侧耳倾听，忽闻喊声震地，如一阵暴风雨自远处袭来。刘铭传大惊失色：“这么快？”随即起身，就要自刎。他的幕僚急忙夺剑道：“且慢，我军未乱，是不是援军到了？”

刘铭传转过身来，只见一个亲兵踉踉跄跄地跑来，报告说：““霆”字军来了！”刘铭传放下剑，跑出营外，只见迎风招展的“鲍”字旗已经出现在尘土飞扬的阵地上。已在黄泉路上走过一程的刘铭传又仿佛魂魄归阳，他瞪大眼睛向2000名残兵下令：“猛打猛冲，杀敌突围！”

“霆”字军的突然出现，不仅使刘铭传捡回一条命，而且反败为胜。“霆”字军是乘“铭”字军与捻军激战之际，捻军掠取“铭”字军辎重的混乱时刻，锐意进击，不仅歼灭捻军万余人，生俘8000人，夺获骡马数千，还将其丧失的辎重，包括刘铭传的玛瑙红顶花翎悉数夺回。随后，“霆”字军连续5天对捻军穷追不舍。

刘铭传拿回自己的玛瑙红顶花翎，羞得无地自容，但他表面不露声色，先把一份捷报送到李鸿章手中，说铭军曾有不利，是因为鲍超贻误军机，理应杀头。

随后，又一份捷报传到李鸿章手中，是鲍超报上的：“刘铭传企图独得全功，早出一刻，以致大败被围，幸亏我及时赶到，救了刘军门出险，连败捻军于直河、丰乐河、襄河各地，活捉捻党首领赖文光的老婆，现追到枣阳唐县，不日可竟全功。”

两份捷报，两种说法，谁是谁非，李鸿章深感为难。鲍超与刘铭传两人，必须有一个记大功，一个记大过，在理与情的天平上，李鸿章很快发生了倾斜。随后，他按照刘铭传的报告奏陈朝廷，除了过于陈述刘铭传过去的战绩之外，对刘铭传更是曲意维护，特别对此次一度战败，说成是“因接仗过猛，又因鲍超期会偶误，致有此失”，将刘铭传之败诿过于鲍超，将大捷说成是鲍刘两军共同的胜利。

新任军机大臣、左副都御史汪元方也不察事实曲直，颠倒黑白，严旨斥责鲍超虚报战功，并应负铭军战败之咎。湖北巡抚曾国荃根据降捻的供词，在奏报中认为尹隆河之战捻军有南北之分，北强而南弱，与刘铭传交锋的是北队，与鲍超接战的是南队，所以战绩不同。

李鸿章再次犯了一个错误，权衡利弊之余，他更看中的是谁与自己关系最近，这当然非刘铭传莫属，而鲍超是湘军出身，在远近方面就显得生分了。事情到最后虽然还了鲍超一个清白，但鲍超无法忍受被人任意摆布的滋味，忧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32营以遣散了之。“霆”字军重要将领唐仁廉挑选其中精壮士兵，由李鸿章“酌立营制，重整规模”，立“仁”字营，成为淮军的一支部队，从而削弱了湘军，增强了淮军的实力。三月，东捻军又在蕲水（今湖北浠水）歼灭湘军彭毓橘所部，阵斩彭毓橘，至此，曾国荃的新湘军主力损失殆尽。

尹隆河之战，湘淮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却在诿过赏功上发生纠纷，使李鸿章忙得不可开交。而东捻军则乘机重整队伍，冲出了清军在臼口的包围圈，曾国荃气得旧病复发，于是请辞开缺，再次返乡。

李鸿章吃了不少苦头，审时度势，才体察到恩师战略部署的深意，他不得不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不久，他把淮军改编成4支精锐部队，即铭、武毅、鼎、勋4军。此外，他还增加骑兵的力量，严加训练。为了尽快训练好骑兵，刘铭传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一个金元宝吊在大营门口，并点上一炷香，下令说，在一炷香的时间里绕着营盘骑马跑3圈，谁第一个到达就给谁这块金子。这一训练方法果然收到了奇效。

接着，刘铭传、潘鼎新等淮军将领一致提出“倒守运河”（即由原来自东岸设防移至西岸设防）之策，李鸿章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采纳他们的意见。同时，鉴于捻军深入胶莱一带，他不但部署倒守运河，而且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缩小兜剿圈，企图把捻军聚歼于胶莱海隅，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还有运河防线以资保障。在胶莱河防线上，他安置了刘铭传、沈宏富、董凤高、潘鼎新4军46营和鲁军31营，分段防守，每营防地3里多长；另外还设有机动的后援部队，全部兵力近5万人。运河防线则由淮军周盛波、刘秉璋、杨鼎勋、李昭庆等部和豫军张曜部、皖军黄秉钧及程文炳部负责。为了保障运、胶防线，李鸿章奏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隶总督刘长佑率军防守黄河，由漕运总督张之万率军防守苏北六塘河。这样，东西南北4面就各以河为险，构成了一个包围圈。

李鸿章把自己更为完整毒辣的“剿捻”战略上奏朝廷：“须困之于山深水复之地，弃地以诱其深入，然后合各省兵力，三四面围困之。”

几月内，东捻军先进入河南，因陕西就食困难，四川路途遥远，遂放弃原定西进川陕的计划，改向山东挺进，于六月在鲁军防守的戴庙附近突破运河防线，直趋胶东半岛，使得李鸿章苦心经营的胶莱防线崩溃。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其辖境变为战场，对李鸿章的方案虚与委蛇，甚至蓄意破坏。

胶莱防线崩溃后，李鸿章和丁宝桢为了推卸责任，上奏章互相诋毁，一时言路汹汹。朝廷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切责李鸿章“徇私诿咎，倒置是非”“意存忌刻，纵贼误事”。一时言路纠弹，朝廷惑于群议，认为“河防不可恃”。

曾国藩认定“大局日坏”，担心言路不仅纠弹丁宝桢，也可能波及李鸿章，于是致书劝他忍辱负重，徐徐图之，若遇棘手之事，应学会忍耐。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性格不断磨炼砥砺，使他忍辱负重，历尽挫败，决不言退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与气概慢慢渗透到血液中。他甩开那一封封嫉妒的、诋毁的、攻击的上书，认真地思考着自己今后的道路。是“剿捻”战略不妥吗？对付马步兼用、“以走制敌”的捻军，不用拦堵、围剿、追剿的办法，还有什么制敌之道吗？没有！李鸿章坚信自己的“剿捻”战略不会错，唯一错的应该是先前所做的还不够透彻，以至于变成现在的局面。

李鸿章会就此放弃吗？倔强的李鸿章一向都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改变一下方法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更不要说放弃了。他别无选择，因而继续死守运河防线，坚持自己的既定方略，他认为，之所以败，一定是部署中出了纰漏。

闭门思过后，李鸿章又把精力全都投放到“剿捻”中，开始反复研究作战地图，仔细思考“以走制敌”和“圈地制敌”的敌我战略。看着山东的地形和河网，他猛然转忧为喜：在东捻军突围成功，又突破运河成功的军事胜利背后，实际隐藏着其战略的缺陷！胶东三面环海，东面是运河河防，捻军贸然突入到这里，无异于自投罗网。这里的防堵范围要比鄂北豫西和中原一带防守区狭小得多。官军正可利用火力远比捻军强大的优势，将捻军逼到一狭隘地域，使其丧失最擅长的“以走制敌”的回旋余地，在胶东的丘陵地带聚而歼之。这个想法在李鸿章脑海里显现的时候，他内心的焦虑也随之减轻了。接着，在他的左膀右臂刘铭传和潘鼎新的帮助下，一个令他十分得意的新的“剿捻”计划诞生了。

其一，以运防为外围防线，“倒过运河”，即把曾国藩当年在运河所筑的长墙由东岸移到西岸设防，由周盛波的盛军、刘秉璋的庆军、杨鼎勋的勋军、李昭庆统率的武毅军，再加上豫军、皖军等部防守。

其二，鉴于捻军深入胶莱一带，以胶莱河为内围防线，由铭、鼎、奇、凤4军和一部分鲁军分段防守。

其三，以黄河为北面防线，六塘河为南面防线，以直隶军、浙军、鄂军参加防守黄河和江苏北境的六塘河，力争把捻军逼在胶莱河以东的滨海地区。

合计总兵力共10万余人。东西南北4面各以河为险，构成了一个紧密的包围圈。

李鸿章坚持既定战略，特别加固河运防御，亲自驻守台儿庄就近督导，并先后设立4支由淮军精锐组成的“游击”之师，计有战马8000匹，以制敌骑，追击捻军。这样就使东捻军陷入了危殆的处境：他们虽然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无法施展“以走制敌”的特长，屡屡受挫。十一月，任化邦在苏北赣榆战败被杀。十二月，东捻军在寿光海滨一战折损3万余人，精锐丧失殆尽。

战争形势好转，李鸿章的官运也好转了。同治六年（1867年）秋，湖广（又称两湖）总督官文因被曾国荃弹劾而开去总督之缺，留大学士衔回京任职，李鸿章因此捡到了一个实惠：被任命为署理湖广总督，同时实授江苏巡抚，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李鸿章的僚属丁柏荫、丁日昌分别署理江苏巡抚和出任江苏布政使。清廷这一人事安排的目的，在于安抚湘淮两系，使三江两湖连为一体，便于筹措剿捻军饷和稳定后方基地的军事政治局面。三江两湖的实权落到湘淮之手，李鸿章多年的梦想终于如愿以偿了。

东捻军在危厄之际，曾求助于在陕西与左宗棠部对战的西捻军，西捻军闻讯，决定离陕东进。张宗禹等原拟率部南出潼关，由豫入鲁，后来考虑到官军聚集山东，河北空虚，遂决定进军直隶，威胁京畿，逼迫官军回救根本，从而达到解救东捻军的目的。

西捻军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于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初抵达保定一带。朝野震动，清廷急忙调兵遣将防卫京畿。此时东捻军已经败亡，官军得以集结直隶、山东战场的兵力与西捻军展开战略决战。清廷特派恭亲王奕䜣出面节制，调集了李鸿章、左宗棠、都兴阿、直隶总督官文、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李鹤年所部和京营、天津洋枪队等10余万众。

这时，驻在山东济宁的李鸿章遇到了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淮军将领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刘秉璋等纷纷求退，争辩不休，使李鸿章徒呼“奈何”而无法遵旨北援，受到了朝廷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的处分；二是左宗棠不愿相助，此次受罚不啻火上浇油。李鸿章愤愤不已，声称：“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如果朝廷将剿贼者治罪，拿什么来激发鼓励将士呢？”

这年夏日格外炎热，室外的一切似乎都被太阳压榨干了，不时就会莫名地发出一声干脆崩裂的声音。这声音让李鸿章心悸，感觉就像戳破了自己的心，他再度陷入了困窘的境地。

凡事都有个度，李鸿章没有一直沉沦下去，他很快把思绪拉了回来，一回到战场，他那纷乱的心便平静多了。他抛开别人的指责与弹劾，想起了自己的慈母。在就任钦差大臣之初，他雄姿勃发，以为不会重蹈老师的覆辙，将很快完成“剿捻”大业，所以函告她老人家“一旦大功告成，便打算回老家，以慰数年来思念母亲之情”。现在看来，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甚至越来越远。但他决不愿像恩师那样无功而返，那样既愧对圣上，又愧对慈母。他暗自发誓，既然战略方针无大错，就一定要坚持下去。整理思绪后，李鸿章随即提笔，给潘鼎新写信：“捻军的祸患还长，深夜细想，思潮起伏，难以入睡……我的心情十分恶劣，提起笔来又想放下。希望你多辛苦，任劳任怨，等待转机！”

接着，他又给故友浙江巡抚马新贻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运河防线已成，迟早可成就大功。中外人士无不希望迅速平定捻军，但除了这样做也别无他法。任其疑惧震撼，老僧不见不闻。”

李鸿章既已认定目标，便决定忍辱负重。丁宝桢虽然受到朝廷重责，但还留在巡抚的位置上。李鸿章知道在山东剿捻急需丁宝桢的配合，便主动致书与丁宝桢和好。同时，他下令铭、鼎两支拥有大量骑兵的游击部队紧跟捻军不放，追至鲁南，分别与捻军展开遭遇战，使捻军遭受很大的伤亡；其他官军则各守要道，就地驻防。

赖文光感到突破胶莱防线后，还是没有逃出李鸿章的手掌心，于是继续发挥“以走制敌”的长技，抢渡运河西趋，在遭到铭军、鼎军打击后，又拟北上进攻济宁，但因驻防的官军强大，也没有成功。随后，赖文光又以声东击西的方法欲强渡黄河，向鲁北方向发展，结果被防守黄河的清军水师所击，战而不利，再改向东驰入淄州、青州境内。

李鸿章有了攻灭东捻军的成功经验，在直东战场基本上是“抄袭旧稿”，使用“圈制”老方法。但是，直东战场的形势与东部有所不同。因为西路捻军吸取了东路被围的教训，警惕性很高，一旦发现有被围的迹象，立刻拼死突围，迅疾如风，转眼就失去了踪迹，使李鸿章无法从容布网。而且，华北平原一马平川，围堵战线十分漫长，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河水为险，设防全仰仗兵力，而当时直东战场的兵力还是有限。

李鸿章认为，与其这样，不如暂时以守待变。但从西北赶来助剿的左宗棠却不以为然，力主“追剿”。李鸿章对左宗棠的战略同样不以为然。他极反感自视清高并以诸葛亮自比的左宗棠，认为追剿战略即使能取得胜利但不足以消灭捻军，而且长此以往，有覆军疲师的危险。这不是又回到僧格林沁“威力追剿”的战略了吗？不是同样会重蹈其覆辙吗？

沸沸扬扬的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谁的“理”都不足以胜捻军。李鸿章嘴巴虽硬，但失败的痛苦、群臣的攻击，更让他心力交瘁。

争议归争议，仗还得打。李鸿章很快又随着西捻军的突进方向，进一步研究出更切实的剿捻方案来。他见西捻军突过运河进入山东，仿佛看到了东捻军去年入鲁的影子，再仔细看了下西捻军所处的位置，心里不由欢呼起来：捻军被官军从豫北逼到山东高唐，他的“圈地制敌”之计不正好派上了用武之地吗？他兴奋地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

立即建立运河防线，以为西面防线，在运河西岸各段修筑长墙，严令各军治河划定专区，筑墙严守。鉴于运河水浅，无法形成天然防线，引黄河水灌入运河，扼制捻匪，不使西渡；北面以减河为防线，在减河北岸修筑长墙工事，再引运河水灌入，增加水位，以崇厚的洋枪队和民团把守，以守卫京畿；南面以黄河为防线。四面合围，必可消灭西捻军于山东。

这个作战计划报到朝廷，再次引起了各方面的攻击：一部分满族亲贵认为李鸿章的计划实在“太完满了”，完满得有些像“弃饥之饼”。一些嫉恨李鸿章才干和功绩的人则在等着欣赏李鸿章的失败。他的老对手左宗棠不像一般人那样，他能攻击到“点子”上。他说黄河以北地幅开阔，正是捻军活动的好舞台，李鸿章的圈套再完美，人家就是不往里面钻，仍旧是守株待兔；以黄河水灌运河，设想很好，但黄河水都快干了，分流到运河不是更浅了吗？

李鸿章这次没有与左宗棠争论，只是对自己的兄弟说：“左公只知道到处追贼，被忽东忽西的捻军搞得疲于奔命，在‘追剿’方面也赶不上僧格林沁。我仍以静制动，以守待变，不信捻军不入圈套；至于河道水浅，时值阳春三月，正是北方旱季，再等上一两个月，老天爷不是会给我们‘送水’吗？”

然而，在李鸿章预设的包围圈中，西捻军照样能施展其运动战的快速机动特长，表面上做出南下鲁中的态势，以吸引官军南趋，其实是想急进北攻天津，其前锋一度进抵天津壕墙外仅12里的稍直口。淮军的武毅军郭松林部迅速北援天津，猛攻西捻军，在崇厚的洋枪队配合下，以最先进的武器向西捻军发起猛烈的轰击。西捻军不敢孤注一掷进行猛攻，改而南撤，进入山东境内。

又是一场虚惊，清廷急令湘、淮、鄂、豫及蒙旗各军增援天津，同时严责李鸿章、左宗棠“驱捻北趋”，各以降二级留任的处分；并给他们下令：限一个月之内，肃清所有张宗禹的西捻军！

一个月的期限令李鸿章心急如焚。

各河防部队迅速奔赴指定防守地区，追剿部队与西捻军周旋。李鸿章看着干涸的黄河、减河、运河，的确如左宗棠所说无法以水为险。尤其张秋至临清运河240余里，素为黄河倒灌，积淤成平陆，淮军将士与民夫一道，正在炎炎烈日下冒着酷暑兴筑堤坝，清理张秋至临清河段的淤沙。一切准备就绪，单等雨季一来便引黄河水入运河，引黄河入减河。

李鸿章急切地等待着老天喜降甘露。然而，四月底没有雨，五月初没有雨，五月中旬没有雨……一边是一个月期限的死令，一边是李鸿章焦躁的心情，他觉得自己仿佛每天都置身于一个大大的蒸笼里。对雨的期盼，对天气的关注，成了他战略中的重中之重。

五月下旬，天气阴沉，但闷热异常，李鸿章的心情变得更加惆怅。终于，一个亲兵像落汤鸡似的湿漉漉地跑来，先是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然后激动地向李鸿章报告了一个特大喜讯：漳、卫河上游下大雨啦！山洪暴发，运河水陡涨！

漳、卫河上游的雨，滋润了李鸿章干涸久渴的心田。德州的天也开始阴沉多雨，李鸿章的心情骤然变得晴朗。这下官军在运河北段有水险可恃了。李鸿章下令各军在沧州以南捷地坝将运河水灌入减河，并在减河以北筑墙，减河水的上涨，足以阻挡西捻军窜入天津之路。过了两天，黄河水陡涨数尺，官军又在张秋开坝引黄河水入运河，使原来张秋至临清200多里可徒涉河段被大水漫灌。此后，黄河水几次暴涨，运河到马颊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

李鸿章设计的南以黄河、西以运河、北以减河为凭借的包围圈，终于真正形成了。山东各河道水位的上涨，使左宗棠对李鸿章的战略计划产生了兴趣。他见圈地有了保障，便转而赞同李鸿章的计划。他诚恳地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解释道：“圈制之举，实乃制捻良策，只是从前减河没有注水时，地段太长，时间和人力成本都大大增加，弟不能不有所疑虑。现在捷地坝开了闸，工程既省，自兴济以南东岸的居民都迁移到了西岸，正可借民力筑堤自保，而以官军协守，腾出各军剿贼。”

从信中可以看出，左宗棠在同意“圈制”的同时，仍主张腾出一定兵力用于追剿，主张可以凭借地利条件，河防兵力可以压缩，腾出的兵力即可用于追剿。素来不和的李鸿章和左宗棠此时的剿捻战略越来越趋向一致。同治七年（1868年）五月二十一日，李、左在德州桑园会见，商谈甚为投契。在山东战场的清军中，以李、左所部为两大主力，其他大员如官文、丁宝桢、英翰等人兵力有限，他们都明确表示赞同李鸿章的战略部署。上谕也明确肯定了李、左的意见。

此时，西捻军的“包袱”却越来越重。张宗禹已染上很重的鸦片烟瘾，每日所需鸦片越来越巨，军中的辎重和老弱越来越多，运动战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眼看西捻军在走下坡路，在走向被动，张宗禹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东捻军败亡的噩梦总在他眼前闪现。他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带领兄弟们迅速突出李鸿章的圈制，不论从哪个方向突围。

张宗禹首先想到在平日水最浅的减河方向，突破官军防线后向北、向西流动，但几次突围都被防守的淮军宋庆、张暇所部及丁宝桢的鲁军击溃；失利回头后，又被在大包围圈内负责追剿任务的武毅军郭松林、鼎军潘鼎新、盛军周盛波等部不断追击。

七月中旬，周盛波在吴桥附近追杀捻军千余人，掳骡马2000匹；又在德州的杨丁庄夜袭疲困酣睡中的捻军。郭松林、潘鼎新在沙河与商河间突击捻军，击毙两三千人。鏖战时，张宗禹带着黑旗队冲锋，受重伤而逃，而后又被宋庆、张耀、潘鼎新三军在济阳河套地区追击，捻军又损失六七千人、战马上万匹。左宗棠手下的刘松山、郭宝昌及淮军吴长庆部，在直隶境内的盐山、吴桥一带担任截击任务，几次阻击西捻军，给予他们狠狠的打击。张宗禹的主力终于被驱逐到鲁北黄河下游河道纵横的临邑、陵县一带。

捻军几次试图突破官军河防无果，在包围圈内又无法摆脱官军的围追堵截，只好被动地奔突，最后进入山东北部。李鸿章不失时机地“缩地围扎”，在马颊河与徒骇河布防，把捻军压迫在其间的高唐、商河、惠民一带的狭长地域，并配合地方官府“查圩”，致使捻军陷入绝境。捻军左突右冲，无路可走，来到徒骇河边，横在他们眼前的是一道陡涨的“大河”，此处河汊众多，水流泥陷，后面淮军的喊杀声响成一片。张宗禹率部顽强抵抗，战至八月十七日，捻军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去向。

西捻军覆灭后，清廷论剿捻之功，李鸿章赫然居首，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李鸿章可谓平步青云，相反，他的恩师曾国藩却大起大落。相比之下，李鸿章的实力已经超出曾国藩数倍，预示着他在官场还可以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