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功巧相让声名更鼎盛

攻下常州后，李鸿章终于感到可以拆掉常胜军这个“过河之桥”了，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常胜军“不仅每月需银五六万两，而且要求很多，又反复无常，鸿章忍气吞声，苦于没有应对之策”。

常胜军统领戈登早就看透了李鸿章的心思，他想，与其让李鸿章将常胜军慢慢削弱，不如乘现在势旺，多提点裁撤条件，给自己捞点好处。况且，常胜军正在腐化涣散，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于是，戈登主动要求遣散常胜军。这正中李鸿章下怀，他立即高兴地同意下来，几乎满足了戈登开出的所有条件。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李鸿章裁撤常胜军，除所有军械移交淮军外，特留洋炮队600人、洋枪队300人，其中，洋炮队由罗荣光统领，洋枪队由李恒嵩统领。此时平吴军事既定，这是淮军最后吸收的一支部队，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人，步、骑、水、炮诸兵种一应俱全。经过两年多的战事历练，淮军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色：在量上，淮军表现出不拘一格的录用风格，几乎来者不拒；在质上，淮军善于革新，军中甚至出现了以外语为操练口令的新气象，武器装备更是领先于湘军。

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年初，张遇春的“春”字营就有200人的炮队参加战斗，这是淮军成立的正式炮队。当年六月，淮军攻打苏州时，程学启和刘铭传都有了自己的炸炮队伍。这些炮是12磅1磅≈045千克重的短炸炮，即臼炮，因为炮身短、口径大，炮口向天，形如怒蛙，也叫“田鸡炮”。当时尚无调整高低角度和炮口方向的装置，所以发射时一般固定于45度角，用加减装药量来定射程的远近。由于弹道弯曲，对遮蔽物后的目标有较大威胁，可以用来攻城。这种炮还是前膛装弹，可用实心弹和榴弹，李鸿章看重的就是它“落地开花”，所以淮军喜欢用榴弹。裁撤常胜军后，李鸿章终于如愿以偿，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认为淮军在日后不但要能“靖内寇”，而且要能“御外侮”，目光可谓十分长远。他的恩师曾国藩也同样带兵，但对武器的看法却要保守得多。曾国藩认为：“制胜之道，在于人而不在于兵器。真正的美人不争珠翠，真正的书法家不争笔墨，然而真正善于作战的将士，难道必须力争洋枪、洋炮吗？”这也是他们两人军事思想上的区别。

第四章巧取功名争荣宠徇私枉法无曲直/   一边是淮军攻无不克，节节胜利，一边是天京城固若金汤，湘军久攻不下，这对于一心想要独享首功的湘军主将曾国荃来说无异于一种煎熬。就在湘军正陷于围攻天京的苦战之中时，曾国荃最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朝廷下令淮军与湘军会攻金陵（天京）。

曾国荃接旨后，心顿时凉了一半。他知道李鸿章一向好揽事，这顺手的好处他不会不要。当初李鸿章刚投奔曾国藩时，曾国藩派李鸿章到曾国荃处办理营务。为了对老师的弟弟表示尊重，李鸿章特意拿出一把纸扇，请曾国荃题字留念。曾国荃居然得意扬扬地写了“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十四个字，将扇面占得满满的，而且字体欠佳，歪歪扭扭。李鸿章看后嗤之以鼻，心想，你不过是个秀才，居然敢自比郭子仪！真是大言不惭！所以他没待几天就告辞了。

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后，曾国荃一再向李鸿章催促粮饷，弄得李鸿章烦不胜烦。加上在几次调用人员的事情上，他和曾国藩兄弟意见不一致，结果闹得不太愉快。

想到这些往事，可急坏了向来好大喜功的曾国荃。一方面，他担心李鸿章来攻天京，会与自己抢功；另一方面，他也清楚现在淮军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可能会很快收复天京。这样一来，自己的苦战不就白费了吗？

没想到，李鸿章接旨后一直按兵不动，只给朝廷上了一道《分剿湖州进逼长兴》的折子。折后附有《请俟湖州克复再协攻金陵片》，片中声称自己生病了，暂不能出兵。该片的最后写道：“目前常胜军所遗留的炮队尚未练成，程学启所遗留的炮队已派往长兴，刘铭传近在句容，也打算添配炮位，操练两月之后再行攻剿。除由臣督令各军尽快操练，一边多制炸弹，广储攻城兵器，听候调拨外，拟请等收复湖州、苏防稍为松懈，再协攻金陵，以求有所帮助，仍随时咨商曾国藩、曾国荃酌度办理。”总之，折子所说的全都是不能出兵的理由。同时，他又写信催促曾国荃快点行动，尽早拿下金陵。

朝廷见淮军迟迟未动，连降谕旨敦促李鸿章指派统领，并派专员催促淮军前往金陵，协助湘军一起攻城。李鸿章无奈，只得把驻防各州县、河道海口的几员大将召来，共议出兵之事。

张树声、刘铭传等人到后，李鸿章慢条斯理地说：“本部院今日把各位大人召来，是要通报一件事情。眼下，江苏各州县、城郭，贼匪已基本肃清，只剩金陵尚在克复之中。金陵有曾九帅坐镇，得城只在旦夕，完全不用淮军援助。况且，淮军各营历经几月苦战，伤亡颇大，急需休整补充，估计总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各营应抓紧办理。现在请各位议一议，淮军休整之后，先打哪里为好？”

朝廷派来的督军一听，李鸿章还是没有半点出兵金陵的意思，这不仅是对他这个督军的蔑视，也是对朝廷的蔑视。他生气地说：“请问抚台大人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是大人您说错了，还是本使听错了？圣旨说得清清楚楚，难道抚台大人故意抗旨不遵？”

李鸿章一看督军发火了，忙赔笑道：“都怪本部院没讲清楚。督军大人应该知道，曾九帅围困金陵近两年，如今外面几乎没有援敌，金陵已是孤城一座，即使不打太平军也支撑不了多久。曾九帅不强攻，只是为了减少湘军伤亡，并非兵力不足。如果此时淮军再去增援，岂不是浪费人力物力，反倒添乱？再说，曾九帅从没提出增援的要求，并再三声明，围金陵在饷而不在兵。朝中的大人们催得急，是因为不知实情，而您来了知道这个情况，您说怎么办？”

督军不知道李鸿章在忽悠自己，觉得李鸿章的解释还是有些道理的。兵马一动就要银子，既然曾国荃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金陵，何必要多费银子呢？他想了想问道：“那你们觉得淮军往哪里出兵更要紧？”

李鸿章手下的将领还是不明白他的心思，都认为打金陵是当务之急，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副将刘铭传说：“金陵久攻不下，当然是打金陵最要紧。淮军的大炮只要一开，不出三五天准保能将它拿下！”

李鸿章狠狠瞪了刘铭传一眼，诱导说：“本部院原来的想法跟刘副将一样，但我们对敌情的判断是错的。现在只有浙赣境内的残敌多，要打还是往南面打更迫切，从湖州对金陵形成包围之势，这样也可彻底断了金陵守敌的念想。”

张树声心思细腻，已明白李鸿章的意图，于是顺水推舟地说：“大帅说得没错，既然金陵不需要正面支援，我们不如向南肃清残敌。”

事实上，曾国荃几近疯狂。七月十八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问众将：“别人就要来了，艰苦两年的苦劳能让给别人吗？”众将都说：“愿尽死力！”当晚，通向金陵城内的地道已经挖通。七月十九日，就在李鸿章出兵的前一天，曾国荃部由地道炸塌城垣20余丈，湘军终于攻入金陵。

至此，曾国荃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首功”。对于李鸿章的让功之举，曾国藩心知肚明。攻克金陵不久，李鸿章率军赶到，曾国藩亲自到城外下关迎接，拉着李鸿章的手道谢：“我弟弟的面子，是靠你给保住的，我们得谢谢你。”由此可以看出，李鸿章做事很有原则，他不愿意为了争夺眼前的小利益，去破坏已经存在的某种秩序或者关系，这也显示出了他的高瞻远瞩和大将气度。

而李鸿章为了让首功给曾国荃，刚出兵向南进浙江，结果遭到正在浙赣围剿残敌的左宗棠斥责。左宗棠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李鸿章有口难辩，赶紧撤兵，归还战利品，又大大吹捧了左宗棠一番，极为完美地化解了这次危机。

不管怎样，剿灭太平军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大功告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胡林翼、彭玉麟、沈葆桢等人，成了时代的“启明星”和晚清中兴名臣。慈禧太后重重封赏他们之后，内心不禁感到一阵阵失落：难道我堂堂大清朝廷，皇亲贵胄就没有一个中用的吗？她将这些人一个个比对，实在心有不甘。她不像东宫慈安太后那样容易满足，也不像满朝大臣那样安心徜徉在“同治中兴”的祥云里，她思虑得更深。消灭太平军之后，她刚长长地舒缓了一口气，心里又被压上了另一块石头。

她把恭亲王奕䜣及军机大臣文祥、曹毓瑛召来，问他们有何想法。

文祥说：“曾大人现为两江总督，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他所创建的湘军有10多万之众，直接指挥的包括曾国荃部在内的湘军就有六七万人，浙闽左宗棠大人的湘军也受他节制；江苏李鸿章大人的淮军有7万余人，也是他调教出来的；他还控制着皖、赣等省的厘金和数省协饷。这在满蒙王公重臣中也不曾有过。”

慈禧太后睁开微闭的双眼，慢条斯理地说：“这些情况本宫都清楚。现在是请几位大人来议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慈禧太后感到恨铁不成钢的是，大清的八旗兵只知道躺在老祖宗的功劳簿上历数往日的辉煌，而自身腐化堕落得一塌糊涂；绿营兵忙于生计，忙得顾头不顾尾，久不练兵，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内忧外患还真得依赖汉族大臣，但曾国藩功高势大，一呼百应，这对朝廷来说是很危险的。

曹毓瑛献计道：“太后，微臣倒是有点想法，就是三分兵权，不知对否？”他在军机处干的时间最长，也曾带兵打仗，立过战功，是少数几个可以在紫禁城骑马的重臣之一。

慈禧太后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曹毓瑛接着说：“曾大人的人马过于集中在江淮，微臣认为可以把他们分成3支，二曾的老班底四五万人可去两湖（又称湖广），那里是湘军的老家，他们不会不乐意；李大人的淮军最好在江淮不动，那里洋人多，非他治理不可；难的是左大人的几万湘军不好安置，不能回老家，只看他是否愿意去西北。”曹毓瑛只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讲，以他的身份，没有谈及权力分配，让人听起来比较客观。

慈禧太后也正有此意，她需要支持者，而且还要考虑如何授权才不至于让功臣们不满，因此，她又征询恭亲王奕䜣的意见。

“他们几位都是总督、巡抚，作为封疆大吏，已不可复加，唯一可加赏的就只有爵位了。”奕䜣说话一向比较干脆。

慈禧太后当着几位重臣的面，夸赞李鸿章说：“李大人架子还真是既会办事，又会做人。”

至此，慈禧太后心中打定了“扶李抑曾，均权制衡，分而治之”的主意。李鸿章和曾国藩这对师生此后的宦海沉浮，将在慈禧太后的这一策略下，发生此消彼长的微妙变化。

湘军攻陷金陵不到4个月，曾国藩突然接到圣旨：“加赏曾国藩太子太保衔、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衔、一等伯爵，前往湘鄂皖交界，督后剿贼，务必迅速前进，勿少延缓；加赏李鸿章一等伯爵，署理两江总督；加赏左宗棠一等恪靖伯，待肃清赣浙闽残敌后，筹划西北军事。

这道圣旨让两个人犯难了。一个是左宗棠，让他这个东南两省总督筹划西北军事，真是难为他了。但军令难违，他只得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残部，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初才将二人歼灭于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另一个自然是曾国藩。接到圣旨后，他一时竟不知所措，忧心忡忡，几日茶饭不思。湘军刚刚走下“火线”，还没来得及整补，疲惫之师猝然再起兵端，恐怕军心涣散。况且，他的军权也没了，只是以协办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朝廷还给他派了个督办军务的钦差。再说，在湘鄂皖交界地区的捻军又成不了大气候，用湘军主力去进剿，无异于杀鸡用牛刀。曾国藩满腹狐疑，觉得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但一时又猜不出个所以然来。不到一个月，朝廷又颁旨，说要追查金陵窖金与幼天王下落，这使二曾与清政府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久经宦海沉浮的曾国藩当即看出这分明是朝廷扬李抑曾，想要削弱自己的实力，同时助长李鸿章的实力，从而使两者势力均衡，相互牵制。

其实，自湘军攻克天京后，加官晋爵的曾国藩便已坐立不安。他太精于权术，也深谙官场之道。“功高震主”这4个字不时地敲击着他的心，使他不由得琢磨起后路来。

思量再三，曾国藩认为“远权避谤”对自己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他对曾国荃说：“位高权重而又享有盛名的，自古以来有几人能得善终？终究要设法将权位推让少许，则晚节可保。”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同时又稳操兵权，他要“借助淮军以济湘勇之穷”，便致书李鸿章说“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宜“多裁速裁”，而“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

李鸿章对曾国藩做出的决定佩服不已，他敬佩恩师能将“权位”二字看得如此透彻，同时也明白恩师的真实用意。即使如此，曾国藩的计划对他来说也是极其有利的。事后，他决定安慰恩师并投其所好，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他裁湘留淮的决策，并说双方在兵事上休戚相关，淮军若“改隶别部，难收速效”，一旦有所需要，曾国藩仍有权调动淮军。不久，曾国藩将自己治下的湘军，包括曾国荃的部队大量裁撤。曾国荃本想着自己打下金陵，“功高盖世”，指望获得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当初咸丰皇帝的许诺是打下金陵者封王，不想现在却落得个兵将被遣的下场，他一气之下，跑回老家休养去了。而李鸿章的淮军仅裁汰了几千老弱，保留了原有建制。

慈禧太后心中的“石头”终于搬掉了，但随即遭受了狠狠的一击。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一个令她心惊胆战的消息传来：清廷唯一能征善战的悍将、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被捻军打死！他死在一个十几岁的童子兵张皮梗手下，场面煞是惊人。慈禧刚刚安定下来的心，又在瞬间狂跳起来。僧格林沁是八旗支柱，总统山东、河南军务，直鲁豫晋各省督抚、提镇及团练大臣悉归其节制。他的嫡系部队虽然只有一万多人，但其骑兵战斗力强大，常常以少胜多。继俘获捻军头目张乐行父子，在皖北取得胜利之后，他满怀信心，从皖北追剿捻军至豫鄂等地，实行“威力追剿”战略，对流动中的捻军穷追不舍，寻求决战歼敌，并拒绝湘淮两军的增援。

但捻军采取游击战术，南北奔走，飘忽不定，每每抓住机会，伏击旗兵。僧格林沁就是在曹州遇伏而全军覆没的。皇室控制的嫡系精锐的覆灭和僧格林沁亲王的战死，使捻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战斗力更为增强。业已“中兴”的大清帝国再度陷入风雨飘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