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施痞子手段  揽军政大权

在进一步发展壮大淮军的同时，李鸿章也考虑到了上海的治理和长期稳定。

他认为上海为中外杂处之地，通省兵饷吏事之枢纽。控制了上海，既控制了饷源，攫取关税厘捐，又便于直接与外国势力联合。从情理上说，军事以得人心为本，淮军是上海士大夫请来的，不可背弃民意民心，以孚众望。因为上海绅士的人心背向关系到淮军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它也决定着李鸿章的前程。

李鸿章在治理上海时，发现在诸多事务中，以洋务为“最难者”，而上海洋务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若由他自己负责上海洋务，实难应付自如。因此，他恳请曾国藩出面主持这件事，他认为曾国藩在洋人中很有威望，若能调剂于刚柔之间，当能增加国家的威信。他主张对洋人应加以节制。

当时，苏松太道吴煦、苏松粮道杨坊等企图依靠常胜军对抗太平军，所以在“薪粮夫价及一切军火支应”等方面，对常胜军格外优待，比清军多至数倍，“毫无限制，陆续增至4500余人，总计长夫炮船轮船经费，每月需饷银七八万两”。他们倚重洋人，事出有因。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华尔率1000多名洋枪队员，于凌晨时分突袭上海附近的广富林太平军堡垒据点，打死近千名太平军，迫使剩余的7000多名太平军仓皇逃往青浦。同年二月二十四日的高桥之战，则是华尔洋枪队的一次主动进攻战，目的地是太平军向上海推进途中的高桥。此役，华尔率洋枪队，外加英、法联军千人为左、右翼，一起进攻高桥的5000多名太平军守军。由于新式武器的优势以及强盛的斗志，洋枪队与英法联军大败高桥太平军守军，华尔洋枪队仅战死7人、伤32人，英军死1人，法军毫发无损。华尔乘胜进击，率军接着向距上海60多里的萧塘太平军发动了猛烈攻击，打死太平军700多人，生俘近400人。洋枪队仅损失10名士兵。

洋枪战数战皆胜，清廷为此授予华尔“副将”衔，四品顶戴。泰记银行的老板杨启堂把女儿嫁给了这位“大清”名将，华尔一下子成了中国女婿。同时，清廷正式命名华尔的洋枪队为“常胜军”。

这以后，华尔的常胜军迅速壮大，规模渐宏，共5个步兵团、1个狙击枪兵团、4个重炮中队以及2个野战炮中队。常胜军的主要装备有滑膛毛瑟枪、来复枪、安菲尔来复枪、山炮、榴弹炮、臼炮以及威力巨大的八寸口径大炮。除此之外，华尔手下还拥有30多艘铁甲汽轮和300多艘轻便枪船。

青浦大捷后，也就是李鸿章到上海不久，常胜军的指挥官换成了白齐文。白齐文，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人，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游历美国西部及澳洲、印度，后到中国上海。1860年与华尔组织洋枪队对抗太平军，任副领队。此前，英法联军协助清军进攻浙东，华尔在收复宁波所属慈溪县（今慈溪市）的战斗中受伤，不治而亡。华尔去世后，英国提督何伯推荐白齐文为常胜军统领。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清廷命常胜军赶赴金陵，增援湘军。白齐文不愿远征，于是借口十月份的粮饷未发，不肯开拔。其实，杨坊早就备好了饷银4万两，但他担心白齐文钱一到手，拖延不走，于是提出条件，只要一有行期，立即照付。白齐文大为不悦，二人言语冲突，僵持四五天无果，白齐文带了几十名洋枪队员来到上海，直奔杨坊寓所，见面后不分青红皂白，将杨坊痛殴一顿，杨坊颜面、胸口都受了伤，吐血不止。白齐文抢走饷银后扬长而去。

李鸿章这时已实授巡抚，一看机会来了，立刻照会英国提督士迪佛立与领事麦华陀，要求解除白齐文的兵权，听候清廷查办。很快，白齐文被解职离队，队伍交由英国正规军军官奥伦接管。但李鸿章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此，他想一石二鸟，既驱逐白齐文，又整垮吴煦与杨坊。于是，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声称“该道等创募此军，更换统领，始终是主要负责人，又有督带的职责，如今无力约束，实在难辞其咎，应请暂时革职，以观后效”，责成他们“严密拿解”白齐文到案治罪，且因白齐文并未赴援金陵，雇用轮船及添购军火的所有费用，应由吴煦、杨坊自行赔补。

李鸿章此举还有另一层意思。当时这件事是“头品顶戴通商大臣”薛焕（他以钦差身份督办华东军事）奏请的，事未办成，对薛焕无疑是一大打击。

其实，李鸿章早就心存裁减常胜军之心，苦于没有机会。这一次白齐文闹事是个很好的契机，既可撤换白齐文，又可要求会同管理常胜军，还有可能把薛焕撵走。事后，白齐文不服，到北京控诉，美、英公使会同促请清廷将其复职，但清廷认为实在没有理由将一省巡抚在职权范围内所做的正常决定强行撤销，于是将矛盾下推，发回上海再作处理。李鸿章坚持不给白齐文复职，并借机开始整顿常胜军。他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等酌商，由中国和英国各派妥员会同接管，并签订《统带常胜军协议十六条》。其核心是，常胜军裁减为3000人，减少粮饷，而且需由中方管带官会同发放；驻扎在松江的外国管带，不准干预地方公事；购买军火，须经巡抚衙门批准，不准私购；处罚士兵，须听中国管带官的主意。这样一来，李鸿章便对常胜军有了节制权。

当时，在对待常胜军的问题上，清廷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买办官绅只讲“笼络”，顽固官绅只讲“控驭”。李鸿章则调和于两派之间，主张在笼络的同时实行裁制控驭之道。李鸿章与士迪佛立之间的“往复辩论”及达成的协议，正是这种态度的反映。李鸿章深谙软硬兼施之道，在提出处理白齐文、整顿常胜军的同时，又附上了《奏奖外国官弁片》，提出朝廷应奖励一些外国使领馆官员和军人，“以示我朝行赏论功，中外一视同仁”，意在平息洋人对撤换白齐文的不满。

接下来，常胜军内部又出了点麻烦。白齐文被撤换后，先由英国军官奥伦代为统领，但士迪佛立认为奥伦是参谋官，不宜带兵，又另外推荐戈登接替。常胜军不知是声援白齐文，还是希望奥伦留下来，居然起哄反对戈登到营。最后，在程学启的强力支持下，常胜军才乖乖就范。戈登心里感激不已，与程学启结成了莫逆之交。

戈登接统常胜军立下的第一功，便是协同程学启及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攻克常熟昭文县和福山海口，战后，戈登被清廷援职为总兵。

在治理地方上，李鸿章与曾国藩有不少相同之处。他效法曾国藩开设幕府，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其中有精通数学、天文、机器制造的科学家，有习律令、会计的刑名、钱谷之士，有崇儒重道的道学先生，有深悉文案之道的文学侍从，还有懂得军机韬略的参谋人员。不少人后来都身居高位或青史留名，如主持江苏厘金局和松沪厘金局的薛书常、王大经、郭柏荫、陈庆长、王凯泰，主持后路粮台的陈鼐，主持军火购置的丁日昌、冯焌光等。

李鸿章本人出身幕僚，既是幕府制度的产儿，又是幕府制度的熟练运用者，深知一个有才能有智慧的幕僚对主官的作用，所以他非常重视发挥幕僚的专长。

身为封疆大吏，拥有一支庞大的由洋装备武装起来的具有私家性质的军队，给李鸿章增加了不可估量的政治资本，但也给上海财税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而且，这支军队是在升官发财的利益引诱下，花银子请来的，那么，封官行赏就成了当务之急，而这需要大量的银子。太平军被打跑后，上海士绅还会心甘情愿地掏银子吗？李鸿章怎么分析都觉得不太可能。如果增加海关关税，还得经过英国人同意，难度非常大；如果加收地方税，此时上海工商界的税收已经超重。不但淮军军饷，而且湘军的部分粮饷也有一部分要由上海方面筹措。他起初采取了临时协济的方式，抵达上海半年，就两次协济湘军9万两银子。同治二年（1863年）春，他特地为湘军筹定专款，以上海所收九江茶捐指拨金陵大营，以加收上海厘金一成指拨安庆大营，两项合计每月约3万两白银，加上原有的一些船捐，曾国藩每月从上海酌提4万两白银。但横征暴敛终不能长久，李鸿章想来想去，最终打定主意再向贪官污吏伸手。整顿吏治可谓一箭双雕，既可挖出些银子，又可腾出一些官位。

吴中官场素习浮靡，官员圆滑、贪利，祸延两省。李鸿章刚接替薛焕就任江苏巡抚时，吴煦等上海官僚们前来道贺，送礼一个比一个重。一些谋缺的人甚至以巨金贿赂，为李鸿章做寿，祝贺的礼品让李鸿章目瞪口呆。苏州知府吴云、苏松粮道杨坊等人都是贪污腐化分子。经过一番深入调查，李鸿章写信告诉曾国藩，上海10年来大发公财者，以吴、杨、俞三人最为突出，他们的丑恶名声已远近皆知。吴是指吴煦，此人一心媚外，多次勾结外国联军到上海设防，且为人狡诈，爱财如命，名声极坏。杨是指杨坊，苏松粮道，综理“夷务”。当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他勾结美国人华尔组织洋枪队，在上海作威作福，横行一时。同时，他与吴煦串通一气，控制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俞是指吴煦和杨坊的心腹俞斌，是为吴、杨二人搜刮民脂民膏的得力“干将”，上海人对他恨之入骨。

李鸿章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在苦苦思考对策，他深知吴煦、杨坊二人在上海势力根深蒂固，加上有薛焕和洋人做靠山，想动他们颇不容易。当时的江苏，仅恩赏的从一品、正二品顶戴就有3人，从二品的官员竟达七八位，吴煦与杨坊，就都是从二品的顶戴；最不济的团练帮办刘郇膏，也是三品的顶戴。李鸿章也只是二品，要整掉自己头上的官谈何容易。经过暗中调查，他发现绿营副将冯日坤是薛焕的心腹，此人仗着薛焕的势力，强抢民女，行贿贪污，对百姓作威作福，遇见太平军却如惊兔奔逃，还曾打伤过刘郇膏。

李鸿章找到突破口后，立即采取行动。他在自己府中设宴，把刘郇膏找来共饮，席间探知刘郇膏的态度，让他出面指控冯日坤。刘郇膏有些胆怯，李鸿章又拿话激他，并保证为他担责。刘郇膏大受鼓舞，一一控诉冯日坤的罪状。李鸿章掌握了一些证据，又把江苏提督曾秉忠传来核实。曾秉忠作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早对冯日坤不受节制、胡作非为感到不满，现在见李鸿章下了如此决心，便毫无保留地列举了冯日坤的劣迹罪行。

李鸿章心中暗喜，一边给总督曾国藩发了一封快函，一边继续暗查。为保险起见，他将刘铭传的几营人马调到冯日坤的驻地附近。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将冯日坤诱至上海县城内捕捉，打入县大狱，随后请王命，将他处斩。

一个二品巡抚竟斩了一个从二品绿营将官，李鸿章不得不向朝廷上奏解释，但他在奏折中除了指控冯日坤四大罪状外，还保举湘军淮扬水师统领黄翼升暂署江苏提督，刘铭传暂署总兵，张树声升副将。

接着，李鸿章又向吴煦和杨坊下手了。

有一天，李鸿章喝了酒后，来到吴熙家中，假装酒醉对吴熙说：“有人说你账目不清，现在总理衙门正要查你呢。你现在跟我讲实话，你的账目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真有问题，那我想办法帮你找人疏通一下。”吴熙见李鸿章满脸通红，说话有点结巴，心里没有半点怀疑，拿出账本交给李鸿章说：“抚台大人你看看吧。”李鸿章接过账本，随手翻了几页说：“本部院今天喝酒喝得头疼，看不清楚。我回去好好帮你看看账面，怎么样？”吴熙就这样轻易地把自己的罪证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回去后，马上找了几个精通财会的幕僚仔细审核，发现账目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第二天，李鸿章就下令免去吴熙的苏松太道一职，改派黄芳和刘郇膏掌管海关和布政使司。杨坊见李鸿章收拾了吴熙，吓得主动辞去了苏松粮道的职务。李鸿章又把这个职务交给了自己的老同学郭嵩焘。

经过这些人事清理，李鸿章把上海的军、政、经济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