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师西夷兵器  整规范清军

李鸿章因战功一举成为江苏省的封疆大吏后，开始考虑如何进攻省会苏州。

上海保卫战之后，淮军虽然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但李鸿章深知淮军的弱点，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和广泛的人脉来保障，再庞大的军队也难成大器。而且，3场仗打下来，淮军损失了两员营官，其他营官也大多负了伤。同时军中的武器装备损耗也很大。面对不利形势，李鸿章充分显示出其气度恢宏、盘算精明的过人之处。他迅速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诸事入手，以整体推进的思路经营自己的淮军集团，而工作的重心自然就是“整军”和练兵练器。

通过对英法军舰的考察，李鸿章领略到了西洋军事的厉害，曾经对李秀成所部“专用洋枪，力可远及”表示赞叹，而当他看到洋枪队的洋枪、洋炮时，感到格外震惊，就像他后来所说的“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姿，实非中国所能及”，从而对一些洋玩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动起了“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的脑筋。

李鸿章认为，洋人的长处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

当他和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待了3天，因而有时间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并开始对洋船（尤其战舰）产生兴趣。

说到战舰，有个外国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清朝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海关行政）主官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这个英国人有着很不平凡的经历，他15岁就来到香港，在中国从讨生活再到打天下，一路飞黄腾达。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李泰国收到了清廷委托他用65万两白银，购买中号兵舰3艘、小号兵舰4艘和所需军械物资及后勤辅助设备的函件，并让他另外雇募英国人130名左右，组建中国新式海军。他得信后欣喜若狂，立刻动身前往英国。他之所以积极支持清廷创立海军，并为之付出数年的努力，主要是因为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大清国海军首任最高长官。

李泰国这趟去英国，一共购买了8艘中小型舰艇，还雇请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这支小型舰队的司令官。

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九日，李泰国返回中国。他到达上海后，首先去了江苏巡抚衙门拜见李鸿章。他坚信对舰船很感兴趣的李鸿章会支持自己，没想到李鸿章看了李泰国私订的《李阿合同十三条》后，一脸不高兴地对李泰国说：“大清国需要军舰，那是用来打长毛子的，现在长毛子已经被打跑了，还要军舰干什么？”

李泰国说：“巡抚大人一向是倡导建立海军的，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怎么突然改变初衷了呢？”

李鸿章直言不讳地说：“李税务司若是来跟本部院谈如何组建这支海军，本部院自然有兴趣，但你都将舰队的规模、司令官、各舰建制，甚至名字都定好了，还找本部院做什么？恐怕是银子不够，要本部院帮些银子吧？”

李泰国尴尬地笑了笑，说：“是的。舰队已经准备出发，我也花了大把银子，但仍有12万两银子的缺口……”

“银子嘛，我是有，但也不多。而且我的淮军要买火器、要发展壮大，处处要用银子。你的舰队花银子，该你自己掏腰包！”

李泰国惊讶地看着李鸿章，生气地说：“总理衙门已经下文让上海衙门解决经费不足部分，大人难道不知道吗？我辛辛苦苦为大清国创建海军，为什么要我自己掏腰包？真是岂有此理！”

李鸿章不急不恼地说：“第一，从你制定的协议、舰上的水手和军官到舰队使用指挥权，无论从哪一点看，这支舰队都不像是大清国的舰队，而更像你的私人舰队或者说是受英国人指挥的舰队，所以银子该由你或者英国政府出；第二，本部院只收到总理衙门为淮军购置洋装备的函文，如果这支海军配属给淮军，那银子本部院自当全力解决。不然，你只能找总理衙门要银子去。”

二人第一次面谈就这样不欢而散。其实，李鸿章做梦都想为淮军水师配置军舰，只是李泰国没能把握好他的心理。

事后，李泰国真的找总理衙门去了，而且把事情闹得很僵。后来经过各种关系的调解，又重新制定了《轮船章程五条》。七月八日，清廷颁布上谕：饬令总兵蔡国祥统辖这支舰队，阿思本为帮办统领，受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的节制。

阿思本率舰队抵达上海后，才知道原协议已被清廷否决。他恼羞成怒，与李泰国一起再次大闹总理衙门，要求一字不改地施行《李阿合同十三条》，否则就解散这支舰队。

大清积弱已久，内外交困，在英国人面前强硬不起来。但曾国藩、李鸿章却不管这么多，立即联名上奏说:“洋人意气凌厉，认为轮船奇货可居；把华统领当作堂下之厮役、待门之贱客，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

朝中很多大臣也主张宁可不要舰队，也不能将舰队的指挥权交给外国人。最后，中英双方达成协议：英国归还中国购舰的全部费用，中国则出资遣散舰队官兵，总共亏了六七万两银子。李泰国虽然因此丢了官，但却得到了很大一笔补偿。

这件事对李鸿章触动很大，使他对“借师助剿”政策有了新认识，对部分江浙官绅吁请借洋兵代为收复江宁、苏州、杭州一带的呼声极为反感。洋人在上海横行霸道，平时对清军非打即骂，攻下城镇先抢战利品，根本不把清军放在眼里。清朝的大小官吏、军官士兵只能忍气吞声。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曾说：“洋兵与清军有隙，与官军同剿时，洋兵经常肆意欺凌。”

第一支舰队流产了，并不意味着大清国不再组建舰队，相反，李鸿章组建水师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在创立和扩充淮军陆营的同时，也很重视组建自己的水师。最早的一支淮军水师，是在安庆组建的“善”字营，以孙善成为统领，拥有5艘炮船，后随淮军陆营东援上海。李鸿章抵达上海后，改编了上海旧有水师防军和苏嘉等地的部分枪船。上海旧有水师防军，以江南提督曾秉忠为统领，其旗下均为广勇。李鸿章起初将其裁减一半，仍由曾秉忠统领，不久又进行了一次精简整编，改派曾守忠、蔡渭川、曾敏行等分别统领，仍称师船。苏嘉各处枪船约有万余只，李鸿章认为枪船太小，船员大多为游民土匪，遇事依违两可，只能用作侦探向导，而不能用来冲锋陷阵。对于这些船员，黄翼升与淮军诸将都十分厌弃，唯有李鸿章力主采取“笼络控制”的方针，并收编了安徽合肥盐枭出身的郑国魁、郑国榜等人的枪船，立“魁”字2营。此外，李鸿章还在铭军（营的上级，设统领）中设有水师2营，鼎军和春军中各设有水师1营。

除了淮军陆营和水师之外，李鸿章还统管淮扬水师和太湖水师。淮扬水师由曾国藩一手办成，统领黄翼升及营官借自湘军外江水师，饷项分自湘军内江水师，营勇募自湖南，沿袭湘军传统，并无淮军色彩。

太湖水师于同治元年（1862年）由曾国藩经手造船集军而成，战船造于安徽铜陵峡，营伍调自湘军外江、内江水师，并从外江水师借调李朝斌为统领。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曾国藩决定调李朝斌领水师赴上海，腾出黄翼升水军溯江入淮，辅助临淮营军。曾国藩意在以李换黄，但李鸿章却企图控制两支水师以为己用，因而一面奏留黄翼升，一面催调李朝斌。同年八月，李朝斌带领太湖水师抵达上海，而黄翼升和淮扬水师仍原地不动，皆被李鸿章占有。

李鸿章从抵达上海到完成“以沪平吴”任务，历时29个月，所部兵勇逐渐扩充。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他函告吴棠：“敝军水陆接续招募，现已4万人，分布浦东西数百里间，犹觉左支右细。”及至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他再次对吴棠说：“我部水陆7万人，忙时有益，闲时多愁。”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窥见李鸿章有扩军的意图。当然，他在信中所说的水陆军4万或7万，并非尽属淮军，而是以淮军为主，兼及其他以巡抚身份统驭的诸军。

至于火器，李鸿章的淮军是边作战边开始洋枪化的。武器装备的西化是军事近代化的第一步，洋枪、洋炮对淮军的影响不仅是在技术上，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大大强化了他们的信心和战略思维。

李鸿章初到上海时，清王朝第一大城市的防卫力量，竟是由英国人、印度人、法国人组成的3000洋人军队，世人称之为“常胜军”。他们的武器都是西式的来复枪和榴弹炮，当李鸿章看到这些硬邦邦、冷冰冰的“利器”时，羡慕得只差眼珠子没掉出来，他惊叹它们的神奇力量，并逐渐对这些“利器”产生了极其热烈的向往。

当时，淮军用的鸟枪和抬枪都是火绳枪，发射前需先从前膛装药装弹，再用通条捣实弹丸和发射药，然后点燃火绳固定在击锤上，扣动扳机，火绳落下点燃发射药。这些枪射速慢，精度差，射程近，而且风大时药粉会被吹散，雨天时火绳会被浸湿。而洋枪虽然也要前膛装弹，但已经是击发枪，也称铜帽枪。其原理是将含有雷汞的引爆药装入铜帽内，再将其套在与枪膛相连、并且有传火孔的击砧上，扣动扳机，击锤落下，对震动、撞击极其敏感的雷汞爆炸，通过传火孔引燃发射药。从同治元年（1861年）七月亲兵营改为洋枪队起至19世纪70年代，淮军经历了第一次装备更新，以全军装备洋枪、洋炮为导向，逐步推动部队的训练、战法革新。效法西洋军，是淮军一改旧制、战斗力后来居上的关键所在。战争实践证明，淮军的新式炮兵部队在攻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实践中，李鸿章“讲求洋器”，从购买洋枪、洋炮开始，渐渐把购买西方枪炮与自己制造、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军队结合起来。他急索“妙品”，购买洋枪、洋炮不惜重资。当时淮军所购用的与洋兵一样，“皆系前门枪炮”，其中得力者尤以炸炮为最。他设法弄到了32磅、68磅重的大炸炮。

李鸿章到上海不久，就掌握了最为稳固的饷源——厘金，并决定把钱都花在购买西洋武器上，他把新购的第一批武器配给了战斗力最强的丁汝昌部。

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庐江县人，1854年1月，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后被迫随队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1879年，丁汝昌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1881年1月，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超勇”号和“扬威”号巡洋舰回国。1888年，丁汝昌出任北洋海军提督。1895年1月30日—2月11日，在威海卫之战中，丁汝昌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弹尽粮绝后又无援军来援的希望，拒绝了伊东祐亨的劝降和瑞乃尔等人的逼降，服毒自尽。

李鸿章通过所有的洋人关系，进而通过上海洋行大批购置武器，买得多了，他才逐渐了解到，购买洋武器一点都不划算，钱都让洋人赚去了，不如自产自用。精明的李鸿章了解到，在黑市上，一发12磅的炮弹就要30两银子，即使是一颗旧铜帽也要19两白银，自制则能节省至少三分之一的费用。从同治二年（1863年）起，李鸿章遵旨聘请了一些技艺高超的匠人，先后创设“炸弹三局”，即马格里主持的先在松江后迁苏州的洋炮局，韩殿甲、丁日昌分别主持的上海洋炮局。“炸弹三局”月产大小炸弹1万多枚，不但给淮军提供了镇压太平天国所需要的大小炸炮和各色炸弹，以补充从西方购用之不足，而且为日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因为这件事，李鸿章受到总理衙门的表扬：“阁下蒞沪以来，设立军火局，广觅巧匠，讲求制器以及制器之器，击锐摧坚，业已卓有成效。”

不过，“讲求洋器”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少阻力。从外部来说，英法列强对先进武器“禁不出售，代价过昂”；而武器研造仍要在洋人身上花钱：一是很多制造军械的原料中国没有，要从国外买进；二是即使有原料，中国也没有懂技术的专门人才，还得聘请洋人。从内部来说，一向重文轻理的士大夫都持怀疑和阻止的态度。曾国藩，开始也不认为洋枪炮为利器，不大赞成李鸿章的做法。李鸿章不敢直接反驳老师，但仍坚定不移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用兵在人而不在于兵器，这是正确的理论。唯深以中国兵器远逊于洋人为耻，因而经常告诫将士虚心忍受，学习洋人的长处，希望能有所增益，提高战斗能力。”这些花费李鸿章认为是值得的。根据李鸿章当时“恭呈御览”的清单，我们可看到自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至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底止，其财政支出的情况：

（1）支付英法军官教练“会”字营、“庞”字营洋枪炮队勇粮并湘准备营聘请外国教官薪工等项，自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底，共计白银30余万两。

（2）支付购买西方军火，自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起，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底，共计白银90余万两。

（3）支付置买租雇各项轮船，自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起，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底，船价等项共计折银两万余两。

（4）支付制造西洋炮火各局，自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先后设局起，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底，置买器具料物和雇用中外工匠等项共计白银18余万两。

上述4项总共支付白银140余万两。

从这份用款清单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为了“自强”“练军练器”，不惜重金购买西方军火、置买租雇轮船和设局仿制西方军火，并且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购买西方军火上（仅此一项即占总支出的56%）。尽管他也设局仿制西方军火，但仿制费用仅占总支出的11%。

再看“练兵之法”。李鸿章立足上海后，开始快速扩充淮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命名为武毅军，并增添“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他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淮军总计达7万之众，并在淮军中首先更新武器装备，将在安庆建军时的小枪队、抬枪队、刀矛队完全革掉，换成欧洲洋枪。仅此一项，就使得淮军的战斗力迅速上升，超过以前数倍。随后，李鸿章又在亲兵营中增设200余名炮兵，组建了炮兵部队，至苏常战事结束之时，淮军炮兵部队已有6个营之多。军队扩张、装备洋化后，随之而来的规范化管理与改革也被提上日程，而这方面还得借助于洋人。

在与洋人的交往中，李鸿章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个人风格的行动准则：“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在“华洋杂处”的上海，李鸿章认为上海的官绅有两派，一派崇洋媚外，过于软弱；而另一派又过于强硬。他表示自己的原则是刚柔相济。太平军不足为虑，而洋人必为后患。所以，他一方面裁减常胜军，赶走骄横跋扈、桀骜不驯的洋将，震慑了洋兵，让洋人知道，只要听命于他，面包、牛奶和银子都会有的；另一方面，他反复诫谕全军官兵对洋人官兵必须要“虚心忍辱”，借此师法洋人的长处，转弱为强。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清廷指示各省督抚“饬令中国低级文武官员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的方法，务必得其密传，以利攻剿，作为自强之计”。这意味着聘用洋人已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提倡。淮军聘请外国军官，教演洋枪，最早始于刘铭传的“铭”字营。此后其他各营也广为聘募，以为教习。不久，李鸿章奏报朝廷：“不要过于依赖洋人，军队应做到对洋炮洋枪施放自如，然后出而攻战，才能无敌于天下。”可见淮军已学到不少东西。他聘请外国军官教练，但力主自己的军队在江南剿贼，因为将士本宜水战而不善陆战。因西洋火器的精利程度远胜于中国，自同治二年（1863年）以后，他分令各营雇请洋人教导士卒使用洋炮洋枪的方法，传习日久，颇得其中奥妙。

李鸿章回乡帮办团练六七年，对训练弁勇不能说是一窍不通，但对使用洋枪洋炮确实不太懂，买了洋枪洋炮没有人会用也是白搭。为此，他把使用洋枪洋炮与操练队伍结合起来，一是把洋教练请进军营，对官兵进行短期的强化训练；二是在各营中挑选一部分素质较优者，送到专门的教习场所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同治元年（1862年）五六月间，李鸿章应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之请，将薛焕旧部千人拨交何伯选派的英国军官，在松江九亩地进行训练，练就后改为“会”字营。继而因法军要求代练，李鸿章又从当地练勇中拨出600人，交法国军官庞发在徐家汇（后改为高昌庙）训练，这就是后来的“庞”字营。

洋人在部队的正规化管理、官兵的言行举止规范化以及列队布阵等方面，都比淮军要做得好，李鸿章算是真正见识到了洋人的“能耐”，于是放下架子虚心求教、尽力改进。但他也觉得，请洋教习开支过大，即使恭亲王奕䜣写信指示他多聘洋教习，他仍表示拒绝：“百事皆可遵依，唯教练不能多添。”其实，他除了想为朝廷节省开支外，心里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担心洋人会“揽权嗜利”，教出来的兵会不听他的话。所以，李鸿章在这件事上的收与放是很讲分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