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投身曾幕府 格局更精进
李鸿章投奔曾国藩时，曾国藩正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受命帮办湖南的团练事宜。他意识到“兵伍不精”是清王朝的大患之一，决心独树一帜，改弦更张，编练一支新式武装——湘军，以挽救大清危局。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他编成并督率湘军水陆两军，沿湘江北上，抗击太平军。咸丰八年（1858年），他奉命奔走于浙闽赣一带，进击分裂出走、盘旋浙闽的太平军石达开部。同年十月，他率部到达江西建昌。
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拔贡朝考出自曾国藩门下，他“性本敦笃，幼弥精勤”，虽然才具略短，但老实敦厚，扎实可靠。过去他在家里“日日役米薪”，家中大小事务，贺吊应酬，弟妹嫁娶，无不做得妥妥帖帖。曾国藩看中了他这一才能，上了一纸奏章让李瀚章到湘军任粮台主事，李瀚章果然把湘军的后勤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
李鸿章抵达建昌后，按李瀚章的指引来到曾府，见了曾国藩纳头便拜，一边磕头一边说道：“门生李鸿章，给恩师请安！”
曾国藩离座，轻扶李鸿章说：“6年风尘，终于把你吹回来了。”他让人给李鸿章上茶，又接着说，“少荃坐下说话，见过你大哥了吗？”李鸿章答道：“门生刚到建昌就前来给恩师请安，尚未去见大哥。恩师这些年可好？”
曾国藩淡淡应了声“还好”，又说：“少荃哪，你大哥一到建昌就开始生病，水土不服，常常呕吐，但他工作一直十分勤勉。现在你来了，应当先看他一眼再来看我才是！”
李鸿章忙回道：“恩师为长，有恩师在，门生怎敢先去见兄长呢？”
曾国藩戏谑一笑道：“少荃你把我这半个老师看得太重了吧？战乱六七年，你先跟了吕贤基，并一起离开京师。吕贤基死后，你又投到福济门下。如今福济被解了职，你真是不幸啊！不过，这六七年间，你从七品编修升至从三品按察使，可见他们是看重你的，这也是你努力的结果。但如今到我这里，未必有这样的好事。”
李鸿章是个聪明人，一下就听出了曾国藩的言外之意：一是责怪他不断更换门庭，不能从一而终；二是说他晋升如此之快，可能是走门路得来的；三是暗示曾府不会给他三品的位置，希望他从头努力。
所以，李鸿章初入曾府时不甚得意，表现远不如他大哥那么好。一是李鸿章在来此之前，朝廷拟授予他按察使衔（从三品），虽然最终未授下来，但至少还是个正四品道台。而在这里，他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书记员、幕僚，心中自然甚感不平。二是李鸿章自认为在安徽期间久经战场，可以独当一面，如今却没有机会领兵出战，这对急于找回脸面的李鸿章来说，心中的郁闷实在无法排遣，因此他常常借酒浇愁。
不过，曾国藩也没有怠慢他。没多久，曾国藩就让他办理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和奏章。很多知识分子都习惯熬夜，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写起东西来方能才思泉涌，熬夜写东西大概可以算是知识分子的“夜生活”。李鸿章也是如此，晚上熬夜处理文案之后，早晨就起不来，渐渐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
而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湘军仿照明朝的戚家军建立起来，曾国藩要求湘军将士以戚继光为榜样，特别注重抓部队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一开始有很多人受不了，说打仗的时候起早点也就罢了，不打仗的时候也起这么早，不是折腾人嘛！但曾国藩丝毫不降低要求，经常灌输军人“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耐得烦”的思想。他要求部队在6点左右就要开饭，所有人都必须早起。爱睡懒觉的李鸿章对此很不适应，深以为苦。
一天早晨，李鸿章以头痛为由想多睡一会儿，就在他准备舒舒服服地睡个回笼觉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敲门，他吓了一跳，忙问是谁。门外的人回答说是曾大帅的亲兵，奉大帅之命请他去一起吃早饭。李鸿章一听是催他起床吃早饭，便撒谎说自己头痛，不吃早饭了。
亲兵一走，李鸿章继续蒙头而睡。过了片刻，又有人来敲门，还是来叫他起床吃饭的。李鸿章心想，既然已经撒了谎，干脆就撒到底。于是，他又用谎话把亲兵打发走，继续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不料，他还没睡着，刚才那个亲兵又回来了，李鸿章忍不住发火，在屋里大声嚷嚷。亲兵冷静地说：“大帅说了，今日必定等齐幕僚们才吃早饭。”
李鸿章知道躲不过去了，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看见李鸿章进来，神态很平静，一如往常。李鸿章一落座，曾国藩就拿起筷子开始吃饭，大家也跟着一起吃起来。吃饭时曾国藩一言不发，众人也都不敢出声。李鸿章意识到，这都是因为自己睡懒觉来晚了，才使这顿早饭变得如此沉闷，对此他压力很大。吃完饭后，曾国藩站起来，严肃地教训李鸿章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罢，曾国藩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也向人表示自己从前也辅佐过其他将帅，但“芒无指归”，入曾幕才“如识南针，获益匪浅”。
很快，李鸿章的才能便在幕僚中脱颖而出，尤其他的吏才在弹劾安徽巡抚翁同龢一案上凸现出来，得到曾国藩的赞赏。
翁同龢作为安徽巡抚，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的事件上举措失当，以致激起大变，而他本人又在守卫定远时弃城逃走，没有尽到封疆大吏应有的责任。对此，曾国藩极为愤慨，想要上书弹劾，却苦于找不到恰当的措辞。
按曾国藩的意图，这道参折必须指责翁同龢举措不当、守城不力、弃城而逃，应予严惩。但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是前朝大学士，又是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翁同龢的大哥翁同书是道光二十年进士，授了翰林院编修，曾任贵州学政，詹事府任少詹事；翁同龢的二哥翁同爵以父荫授官，由生员而至盐运使，历官陕西、湖北巡抚，著有《皇朝兵制考略》。翁家父子深受皇恩“眷顾”，门生故旧遍布朝廷内外，要想撼动这样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奏疏的措辞必须相当精妙，才能使皇帝破除情面，依法严惩。稍不小心，便会被人反咬一口，赔了夫人又折兵，甚至搭上自己的脑袋。
为了写好奏折，曾国藩颇费了一番心思，他先是让一位幕僚代拟，完稿后发现与自己所想相距甚远。正在他发愁之际，李鸿章出现在他的眼前，曾国藩灵机一动，打算考验一下这位学生，于是命他草拟奏稿。
李鸿章领命拟稿，不但措辞得当、逻辑严密，而且如此重要的奏折，才用了不到600字，可谓字字千钧，句句见血。此折先历数翁同龢忠奸不辨、误用歹人、举措失当、贪生怕死、连失两城的罪状，然后指出翁同龢几道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的种种自辩，使他无继续辩解的余地。李鸿章最后写道：翁同龢有如此行为“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龢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龢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最后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私包庇，就连朝中的翁氏故旧也无从插口为翁同龢申辩。
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赞赏，立马将这份奏稿送达圣听。结果，翁同龢被革职拿问，发配新疆充军。
从此，曾国藩对李鸿章刮目相看，赞赏有加。而翁同龢则因父死兄离，与曾国藩、李鸿章结下了终生私怨。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能窥见李鸿章的文字功底。
三河一战大败后，曾国藩很是内疚，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诚恳地提出了自我批评：“出师不利，臣屡战屡败，上负朝廷圣恩，下负三湘黎民之望……”
李鸿章一看不妥，这样递交上去，朝廷肯定会大怒。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婉言告诉曾国藩。曾国藩不禁犯了难，如今官场风气日下，别看奏折里写得热闹、取得大胜，那都是老官僚和老刀笔的伎俩，细细推敲其实大多是名胜实败。曾国藩作为至诚君子，不愿讳败为胜、欺君罔上，他想了很久，问道：“那少荃觉得怎么写为好？”
李鸿章说：“其实不用故作巧言，只需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即可，先生以为如何？”
“你是说将‘臣屡战屡败’换成‘臣屡败屡战’？”曾国藩细加斟酌了一番，大笑道，“妙，太妙了！”
确实，这么一改，虽然还是没打胜仗，但语气却大不相同，说明湘军将士勇气可嘉，虽然没机会“胜不骄”，至少可以“败不馁”，湘军意志坚不可摧。“屡败屡战”可以说是曾国藩、李鸿章师徒的“共同杰作”。
当时，李鸿章在曾府除了处理文案，还参与重要军务。他把大部分心思都用在关注战事上面了。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京津，朝廷决定让各地督抚大员派兵勤王，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途中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让驻守安庆附近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京津。其他督抚大员接此廷寄，都忙不迭地派部出发，只有曾国藩犹豫不决，左右为难。
其时，湘军与陈玉成部已交战几个月，在安庆一带形成僵持局面，这个时候若抽出主力远上津京，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如果陈玉成趁机反扑，后果便不堪设想。但是，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果不去，很有可能会被安上一顶“不忠”的帽子，被责为天下罪人。曾国藩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急得几个晚上不能入眠，只得召开幕僚大会商讨对策。会上大多数人主张火速北上勤王，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不同意调兵北上。这让曾国藩大感意外，瞪大眼睛等李鸿章解释。
李鸿章分析道，英法联军已进抵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只能是劳师无功，毫无意义；英法联军入侵津京的目的是给朝廷施压，“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因此，他主张“按兵请旨，且勿稍动”。曾国藩马上就明白了李鸿章的意思，这分明是拖延之计，不过他还是接受了这一建议，上奏折说，将派万人北上，但“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利用批复一来一回的程序来拖延时间。
事实证明，李鸿章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部队是机动性最好、回援最快的，但仍迟了一步。僧格林沁的17万多骑兵和胜保率领的5000名步卒，在八里桥与英法联军约6000人发生激战，结果一败涂地。城内守军尚有2万余人，仅少数拿着火铳的清兵进行了短暂抵抗。
十月六日，英法联军攻入海淀镇，到处烧杀抢掠，当晚即侵入圆明园，护园大臣投水自杀。10天以后，联军司令部下令可以在城内自由劫掠。十八日清晨，英国密克尔骑兵团3500余人进园纵火，一时烈焰冲天，园内的300多名太监、宫女和工匠不幸葬身火海。火势三日不熄，真可谓“一炬毁名园，千古江山留恨迹”。
战事的发展正如李鸿章所料，全无二致。曾国藩把折子递上去后，在苦苦煎熬中度过了一个来月，朝廷终于颁下旨来，称“和议”已成，鲍超、曾国藩、胡林翼无须北援。清廷最精锐的僧格林沁部万余蒙古骑兵打光了，圆明园烧了，银子也准备赔了，北援有什么用呢？各地勤王的督抚们劳师远征，皆无功而返。
李鸿章小规模地演绎了一场“攘外必先安内”的活剧，也使他对洋人的一些新式武器产生了莫名的恐惧与兴趣。此次湘军主力鲍超部得以保全，支撑着曾国藩度过了艰难的祁门岁月。但不管怎样，曾国藩这次毕竟摆了年轻的咸丰皇帝一道，他心里着实过意不去，按照儒家的忠君思想，即使明知去送死也应在所不辞。后来，他令人专门将这次献议汇集成册，名为《北援议》，以表明自己这番举动的为难处境。
李鸿章在多个紧急关头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受到曾国藩的器重。不过，曾、李虽为师徒，但两人的思想和处世之道其实有很大不同，李鸿章又是个极有主见之人，因此经常与曾国藩起冲突，数次想要离曾而去。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徒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这两件事又发生了严重分歧。
同年五月，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摧毁，和春、张国梁等率残部退守镇江、丹阳。太平军穷追不舍，张国梁投水而死，清军将领和春逃到无锡，结果又遭到太平军迎头痛击，无奈在浒墅关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也因败逃被解职。
与此同时，没有北上勤王的曾国藩仍然升了官，被授任两江总督。显然，朝廷是以“安内”为重，将矛头对准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南京）。朝廷三番五次下旨，催促曾国藩率军东进。为了便于指挥，曾国藩决定将大营移至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皖南祁门。但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术上看，将指挥部移到此地是很危险的。为此，他冒险去祁门实地勘察，回来将那里的地形告诉曾国藩，曾国藩听了久久不语。
而太平军在第二次击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几大领导人当即制定了分兵两路合取湖北武汉应为武昌。，以解安庆之围的计划，称为“二次西征”。根据这一军事部署，太平军决定兵分五路援赣，其中有一路便是攻打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十二月一日，李秀成带精锐2万人由羊栈岭窜入，企图解休宁之围，断绝鲍超、张运兰两军粮路，结果被湘军悍将鲍超、张运兰击败，被迫退出羊栈岭。
羊栈岭距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60余里。祁门防守兵力单薄，曾国藩身边仅有3000余人，而太平军则人多势众。对于敌我形势，曾国藩何尝不是了如指掌？他当时考虑的是先向西拿下安庆，解除后顾之忧后，再向东进攻天京，朝廷却让他直接进攻天京。为此曾国藩被迫屯兵祁门，故意摆出准备起兵东进的姿态。
出于安全考虑，李鸿章、李元度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但曾国藩仍坚持己见。李鸿章见曾国藩不听自己的意见，很不高兴，据理力争了几句。曾国藩也懒得解释，不冷不热地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
李元度听了心里十分难受。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刚刚筹建湘军时，正在湖南当教谕的李元度就辞职进入曾幕，参赞军务。在湘军与太平军交战屡战屡败的艰苦岁月里，曾国藩得到了李元度的全力支持。当湘军在江西战场被太平军打得大败时，曾国藩两次跳水自杀，都被李元度劝阻和解救，李元度可以说是他的救命恩人。后来，李元度在曾国藩的举荐下，升任徽宁池太广道。
几天后，李元度奉命去徽州抵抗太平军主力。曾国藩担心他有闪失，临行时与他约法三章，要求他坚壁自守，万万不可出城作战。谁知李元度到了徽州，就把曾国藩的告诫忘得一干二净，一是经不起太平军的有意挑战，二是经不起部下的怂恿，三是经不起建功立业的诱惑，最终率兵出城，结果中了太平军的埋伏，不仅出城官兵死伤无数，而且徽州城也守不住了。李元度带着几十人，乘乱杀开一条血路逃生。
徽州城一失，祁门就变成了火线，随时都有可能被太平军“包饺子”。
李元度在浙赣边界打了一段时间的游击，心有不安，又回归曾幕。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在检讨中文过饰非，极力为自己开脱。曾国藩一气之下，关了他几天禁闭。解禁不久，李元度因与曾国藩怄气，又径自离去。曾国藩大为恼火，决定具奏弹劾李元度，以申军纪。李鸿章及众幕僚都坚决反对，认为李元度守不住徽州城完全在情理之中，不要因此对他追责。李鸿章半是质问半是陈情地说：“当年靖港大败之时，先生想跳水自尽，是李元度亲手把您救起来的。这些年不少人借故离去，而李元度一直跟随您，对您的支持和忠诚始终不渝。但李元度好为‘文人大言’，并非将才，让他领军防守徽州本就不妥；如今他吃了败战，主帅应负大部分责任，而您不仅不帮忙担责反而要弹劾他，未免会背负不仗义之名。”
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李元度。
李鸿章坦率地说：“如果一定要奏劾，学生不敢拟稿。”
曾国藩生气地说：“本部堂帐下并不缺你一人，不烦你大驾！”
“既然这样，那学生告辞，没有必要在这里待下去了。”李鸿章无奈地说。
曾国藩激愤不已，怒道：“悉听尊便！”
于是，李鸿章扬长而去。他对人说自己原本认为曾国藩乃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现在才知道并非如此。离开曾幕后，他准备前往江西，独自开辟一片天地。
幸运的是，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并非想争夺祁门，而是想到湖北招兵买马，而且他对“二次西征”始终不感兴趣，更多的是想保存自身实力，所以，他在羊栈岭受到阻击后，不想硬拼，主动向西而去，放弃了进攻祁门的大好战机，使曾国藩绝处逢生，捡了性命。
曾国藩认为自己身处险地，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所以才将太平军赶走，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还没高兴多久，太平军就杀了个回马枪。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中旬，太平军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门地区发起进攻，曾国藩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惊恐之中。他在家书中说：“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达五日之久，饷道则断绝了二十余日。”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湘军在祁门周围可调动的人马只有鲍超、张运兰部一万余人，加上乐平、婺源的左宗棠部，充其量只有两万人。曾国藩急调悍将鲍超救援。鲍超不顾一切与太平军血战，打通了粮道，助曾国藩暂时度过了危机。
此后，太平军又连续对祁门大营发起进攻，并于次年初进至离祁门仅20余里的地方，又使得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中断，陷入绝境。此时，他悲观到了极点，抱定誓死决心，写下家信把后事都交代好了。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遗嘱中写道：“这里局势危急，恐怕难支持下去”，“眼下局势万分紧张，四面阻塞，接济已断，受此挫折，军心尤为震动”，“你们长大以后，万万不可涉历兵事，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其易给后世留下口实。我久处军中，日日如坐针毡”。
自到祁门以来，曾国藩没有一天轻松过。驻防祁门，险象环生，一波三折的战局使他恐惧不已，一年多来没有一日不是处在惊恐之中。此时，他的耳边似乎又回响起学生李鸿章的话来：“祁门是绝地！”
就在曾国藩几乎绝望的时候，他的湖南老乡左宗棠率领另一支湘军在江西景德镇向太平军发起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威胁到围困祁门的太平军的后路，迫使其撤围而去。曾国藩再一次捡回了性命。
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后，在江西也不顺利。那段时间他的夫人周氏生病，他既要忙于照顾夫人，又要四处找关系，为自己谋求出路。期间他曾向丁未同年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的情况，想去补闽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了他。他又走访了胡林翼，胡林翼也劝他说：“少荃啊，听愚兄一句话，你本不是池中之物，以你的才华和能力，定不会久居人下，自有飞黄腾达、大富大贵的一天。涤帅（指曾国藩）待你非同常人，在涤帅府自是没有不成功之理。涤帅‘年家子’的身份,不正是你青云直上的羽翼、一日千里的车马吗？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李鸿章环顾左右，也深深明白当时可“赖以立功名”者唯有曾国藩，心中已然动念：好马也吃回头草。
随后，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希望他听从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镇。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胡林翼觉得李鸿章展现出的杰出的军政才能已经超过迂腐的涤帅，战略和用人眼光独具一格。
曾国藩经过冷静思考，也认为李鸿章的战略预见是对的，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任南昌城守，以抗拒南路的西征太平军。他的信写得很有水平，也颇有韵味：
阁下久不来营，鄙人对此颇为不解。以公事而言，你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之，不知行踪！以私情而论，去年你出幕时，并没有说再也不回来。今年春天祁门陷入危险之中，怀疑你有曾子避越之情；夏天东流稍为安定，又怀疑你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搁置而无法实行，已有50天没有向朝廷奏事了。如无醴酒之嫌，请速来相助。
阅信后，已经游荡七八个月、无所事事的李鸿章终于动了心。
同年五月，曾国藩从祁门撤出，将大营设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师护卫，再无被围攻之虞。李鸿章一直关注着曾国藩所部的动向，在湘军进攻安庆连获几次胜仗时，他借机写信致贺。以曾国藩的历练，一眼便知这是李鸿章回心转意的试探，于是捐弃前嫌，写信说非常欢迎他回来。七月十三日，李鸿章赶至东流镇，重新投身曾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