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抛荒浩劫中  牛马走风尘

李鸿章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了，此时朝廷方面，为了遏制、剿灭太平军和捻军，咸丰皇帝不惜血本，先后调用了10多批“精锐”的正规军队开往前线。同时，他将家乡发生战事的京官，能回乡办团练的都动员回乡，先后下派了40多名“团练大臣”。庐州被捻军占领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被派遣回乡办团练，同受福济节制。

李文安先在磨店办乡团会，磨店失守后，他又在撮镇邑棠寺招募兵马，扩大队伍，并在合肥、巢县设立清湖和保卫两局。李文安本人虽然才干一般，但工作勤勉，很有号召力，将合肥的团练办得如火如荼。以勇悍著称的桐城的马三俊，庐江的吴廷香和吴长庆父子，合肥的张树声和张树栅兄弟、周盛波和周盛传兄弟及刘铭传、潘鼎新、解先亮、李鹤章等人，这些武装力量多少都与李文安有关系。

咸丰四年（1854年），朝廷飞马传旨，命安徽巡抚福济会同钦差大臣胜保、布政使江忠源等，寻机收复安徽安庆、含山、舒城、庐州等地，务必于年内荡平境内太平军，以收全功。

但直到该年冬天，战事仍进展不大。钦差大臣胜保率领官军在裕溪口与太平军作战，双方僵持不下，太平军又从和州、安庆调兵增援。胜保担心被太平军困住，忙向福济求援。此时，福济正率官兵强攻庐州城，由于久攻不下，他对于胜保的求援感到左右为难，于是问计李鸿章：“钦差大人出师不利，将影响我等收复庐州城，眼下该怎么办？”

李鸿章献计道：“欲取庐州并解裕溪口之困，应先取含山、巢县，断绝庐州和裕溪口的粮饷和接济。”

福济点头表示赞同，但又有些犹豫不决：“本官觉得此法可行。若发兵去救，不仅庐州攻而不克，也不一定解得了裕溪口之困。但话说回来，若当真不去解救，胜克斋（胜保）脱险之后，定然不会与本官善罢甘休，该如何是好？”

李鸿章想了想说：“抚台大人，您可以写函给胜大人，就说已派道员李某率乡勇来援，不日即可进抵裕溪口。其他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福济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派李鸿章前去救援。至于李鸿章是否前往裕溪口，他则不再过问。

李鸿章按既定的打援和断粮之计，督兵向含山进发。李文安也率兵与自己的儿子会合，又有曾国藩的湘军在湖南、湖北、江西遥相呼应，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李鸿章率乡勇千余人攻下含山，裕溪口之围得解。事后，李鸿章因功赏升知府，他信心倍增，准备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在巢县对决。

同年七月，身体肥胖的李文安因严寒奔驰，积劳成疾，病逝于团练公所。临终前，他手书训谕李鸿章兄弟几人：“贼势猖獗，民不聊生。我们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为家，你们应当努力以达成我的心愿。”

李鸿章回乡办理父亲的丧葬事宜。他前脚刚走，得到增援的巢县太平军便大举反攻，全歼忠泰所部，仅忠泰一人逃出。李鸿章闻讯，顾不得守丧丁忧，连忙赶回前线。

福济见李鸿章这么快就赶回来，心中大喜，设家宴为他洗尘。

恰巧石达开部因为湖北战事紧迫，不得不回师援鄂，而此时庐江府粮道受阻，围困庐州的太平军军心动摇，加上军中发生内讧，战斗力大减。李鸿章乘机暗中联络城内监生鲁云鹏、绅士王南金等纠集千人为内应，于十一月十日攻下庐州城。李鸿章因军功记名，用为道府（正四品道台，未授实职）。

收复庐州后，李鸿章在庐州一带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劝捐筹粮工作，他费尽口舌，仅3个月就劝捐20万两白银、5万石粮食。他麾下的乡勇也越来越多。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至十月，李鸿章率领几千乡勇先后攻下巢县、无为、和县。事后，朝廷拟赏加李鸿章按察使衔，但封赏未到，李鸿章就出事了。

这是因为，李鸿章人气极速上升，引起了一些清廷官僚对他的防范和嫉妒。赵凤昌所著的《惜阴堂笔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其时安徽南北土匪遍地，各乡都筑起长围进行防御，几乎没有一天不受到骚扰。朝廷派胜保以内阁学士主持安徽军务，胜保不信任李鸿章，始终抱着防范心态。一天拂晓，土匪攻打乡围，李鸿章率兵出战，结果大败退回乡围。此时已过中午，他饥肠辘辘，走进宅院后不见一人，因为大家都已经躲起来了。他快步走进厨房，看见饭已经熟了，灶台很低，便抬起一只脚踩在灶沿上，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竟来不及用筷子，直接用手抓了放进嘴里狼吞虎咽起来，连菜也没有吃。他边吃边叫道：“同队的快来吃，吃完好跑！”……吃饱后他仍继续率部撤退，忽闻胜保正从后路赶来，内心颇为惶急，担心有什么不测，不得已迎接谒见，报告敌情。

胜保亲眼看见翰林出身的堂堂四品京官竟然一只脚踩在灶沿上，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狼吞虎咽，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土匪形象，而且李鸿章说话时又是一口土匪黑话。胜保心里十分纳闷，加上前次解裕溪口之困时，李鸿章迟迟不至，他对李鸿章早有不满，向朝廷请示责罚李鸿章。

不仅满族大臣胜保瞧不起李鸿章，江南大营将领（提督）郑魁士更是没把他放在眼里。但李鸿章自己却自我感觉良好，雄心勃勃，准备一展身手。不久，太平军派出两员大将陈玉成、李秀成来抢夺庐州，面对太平军的精锐部队，郑魁士消极避战，李鸿章对此大为不满，他心高气盛，坚持对太平军迎面痛击，大战一场。郑魁士轻蔑地看了这个书生一眼，质问道：“敌人如此强大，你主动出战迎敌？你这么想打仗，叫你带兵能保证打赢吗？”

李鸿章当着众人的面拍着胸脯说：“我保证打赢！”

郑魁士故意激他，又问：“你话说得好听，敢立军令状吗？”

“立就立！”李鸿章一点也不含糊，立刻写下了军令状。

面对太平军的主力部队，正规军不敢打，手下仅二三千乡勇的李鸿章却敢打，这完全是意气用事，毫无胜算，结果可想而知。

尽管有郑魁士的正规军帮助，李鸿章这一仗仍败得一塌糊涂。太平军连破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庐州、三河镇等十几个州县，安徽全境大半陷入战火之中。官军死伤无数，乡勇死的死、逃的逃，李鸿章带着数十人被困在庐州城内，幸亏福济及时派兵乘夜晚大雨前来援救，李鸿章才保住性命。

生性倔傲的李鸿章死里逃生，对于吃了败仗很不甘心，他想重新纠结部分乡勇夺回庐州，勇气实在可嘉。不过，一个未授实职的四品道员手下没多少人马，被打败是很正常的事。六部侍郎、八旗都统（正二品）、八旗副都统（从二品）、绿营总兵、巡抚（从二品）等大员战死、战败后自杀的不计其数，但李鸿章不愿自杀，他认为，败了可以从头再来，他希望挽回一点面子，于是对福济恭恭敬敬地说：“声威大震，当以军门之最。”希望福济再拨兵给他。

对于这句奉承话，福济显然知道他的用心，想委婉拒绝他，于是回应道：“畏葸溃逃，当以阁下为先。”

李鸿章一时哑口无言，羞愧难当。此次惨败脱逃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和污点。李鸿章抑郁苦闷，只好借笔抒怀：

四年牛马走风尘，浩劫茫茫剩此身。

杯酒藉浇胸磊块，枕戈试放胆轮囷。

悉弹短铗成何事，力挽狂澜定有人。

丝鬓渐凋旄节落，关河徒倚独伤神。

由于李鸿章好高骛远、锋芒毕露、又爱揽事，福济对他极为不满，于是向朝廷打报告，把这个爱吹牛的学生赶回老家，让他为自己的父亲守孝去了。不过，福济本人也没逃过一劫。咸丰皇帝认为，福济完全有条件打败陈玉成和李秀成，但态度消极、行动迟缓，诏斥其调度无方，拟交部严议。此时，又有人想落井下石，别有用心地把去年周天爵等人参福济“目无法纪，克扣军饷，军中蓄妓，署内玩宠”的折子翻了出来，基于此，咸丰八年（1958年）七月，咸丰皇帝直接将福济免职，由翁同龢继任安徽巡抚督办军务。

李鸿章的霉运还没完，同年八月初，陈玉成连下十几镇后，又攻克了合肥，继捻军之后，再次到磨店乡抢掠，李鸿章家的祖宅也被焚毁一空。

面对被太平军摧毁的家乡和惨遭屠戮的乡亲，李鸿章欲哭无泪，羞愤之情与切齿之恨直冲头颅。磨店乡从前恬静安宁的和平景象荡然无存，举目四望，白草接天接陌，苍黄暗淡的天穹把远处的村庄压得低低的，像坟岗子似的凄荒寂寥。但此时的李鸿章既没有复仇的韬略，又无破敌雪耻的实力，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庸盦笔记》中写道：“七月，官军与贼战而大败，贼漫山遍野而来，合肥诸乡寨皆被蹂躏，傅相所居寨亦不守。封翁（李文安）先已捐馆（去世），傅相与诸兄弟奉母避之镇江，而自出谒诸帅，图再举，既落落无所合。”“傅相”是称呼李鸿章后来的官职，此处记载的是李鸿章的逃亡经过。由于家乡无处安身，他随家人一起逃到了镇江。

李鸿章怀着一颗落魄的心逃到镇江后，开始谋划自己的出路，寻机报仇雪耻。但他思考再三，发现无人可投。在镇江焦山，他望着滔滔江水，触景生情，又赋诗疗伤：

浮生萍梗泛江湖，望断乡园天一隅。

心欲奋飞随塞雁，力难返哺恋慈乌。

河山破碎新军纪，书剑飘零旧酒徒。

国难未除家未复，此身虽去也踟蹰。

犹记淮南聚梗莲，沧浪池馆藕花风。

一家漂泊江湖外，万事抛荒戎马中。

病后愁魔须解脱，别来诗境各神通。

牵衣多少临歧泪，汝父西征我欲东。

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

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

袖携淮河新诗卷，归访烟波旧钓徒。

遍地槁苗待霖雨，间云欲出又踟蹰。

恰当此时，在江西曾国藩府中任事的大哥李瀚章给他来信，希望他能到江西为湘军服务。面对这个邀请，李鸿章自然是求之不得，满口应承下来。他意识到自己翻身的机会来了，一旦投奔到老师那里，凭着老师的知人善任和自己的办事能力，大好前程指日可待。于是，他风尘仆仆地朝曾国藩的驻地建昌（今江西南城县）奔去。

此后3年，李鸿章从任性胡为的翰林转变为独当一面的帅才，也开启了这对师生为期十几年的“黄金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