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意气百尺楼  入都欲封侯

考中秀才时，李鸿章已经长得身材高大，一表人才，精悍之色露于眉宇，而且志向高远，眼光也极为敏锐。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早期主要作品是诗和赋，内容多反映友情和亲情，词句优美华丽，有一种雄健的风格，是“一种不受任何迂腐思想干扰、技巧臻于完美的得心应手的大手笔”。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李鸿章年满20岁，回首少年往事，展望未来，他不由得百感交集，诗兴顿起，撰写了《二十自述》七言律诗一首：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

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

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鸥。

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已经可以一窥他冀望少年得志、扶摇直上的自我期许。如同他的曾外孙女张爱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一样，这种少年扬声的志向就这样在这个家族的血液中流承。从此，李鸿章展开了他的鸿翅，飞向了他所仰慕的高空。

经过数年的寒窗苦读，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终于在庐州府学被选为国子监学习的优贡生。时任刑部主事的父亲李文安从北京来函，叫李鸿章去京都，准备来年的顺天府乡试。收到父亲的来信后，李鸿章兴奋异常，意识到自己以学进仕、报效朝廷、实现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进京之前，他又赋诗一首，表达自己的志向：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先起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李鸿章第一次离开故乡祠堂郢村，内心既欣喜又不舍。母亲帮他打点行装，亲朋挚友馈赠饯行，离思深情，悠然不尽。他告别庐阳八景之一的淮浦春融，沿途泛舟策马，观赏波光草色，顿觉心旷神怡，才思泉涌。从离家到进入京城，他一共写下了10首《入都》诗，其中有两首最显其大丈夫气概：

丈夫双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卢沟桥畔路，几人从此到瀛洲。

暮鼓晨钟入听来，思前思后自徘徊。

人生唯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

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

愧予两字功名易，小署头衔斐秀才。

《入都》组诗展现了刚刚21岁的李鸿章的心态：一是自信和孤芳自赏，足见他那意气风发、汪洋恣肆的文采以及举重若轻、气定神闲的风姿，在总体上展示出其相当高的才华；二是对于未来和功名的热望，“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他要成为西汉终军、贾谊那样的人物。终军是西汉著名的外交家，曾先后成功出使匈奴、南越；贾谊是西汉著名政论家，著有《过秦论》《治安策》等。李鸿章借助终、贾二位历史人物之名，表达了他较为明确的远大目标（外交家、政治家），尤其是“三千里外欲封侯”（后改为“八千里外觅诸侯”）一句，足显其大志。

追求功名是读书人的共同心声，封侯拜相是他们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入都》组诗是李鸿章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对结交名士、封侯拜相愿望的直白表达。这也难怪李鸿章的这组诗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曾国藩曾对李鸿章有一句半真半假的评价：“只顾拼命做官。”这也算是一语中的，李鸿章的确是一个野心勃勃、对功名异常执着的人。

自清朝以来，汉人书生很少有封侯的。而在晚清不长的时间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均以一介书生而封侯，并且不是食禄无为的万户侯，他们当时的身份都是朝廷重臣，各自的子孙也大多能继续有所作为。除了怀有不臣之心的枭雄之外，中国古代男人最大的理想就是封侯拜相、封妻荫子，他们做到了，当然很不容易。

或许李鸿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入都》组诗中还暗含着强烈的宿命意味。其中的一些诗句，出人意料地与他的人生轨迹和结局相吻合，尤其是那首：“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这样的诗，哪像是一个21岁的青年所写？倘若把此句与李鸿章40多年后所写的最后一首诗“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之句略作比较，表达的情绪和意境是多么相近。难道冥冥之中，人命真由天定吗？

李鸿章从棣华书屋起步，在那里完成了人生第一阶段的学习，然后一步步走向遥远的北京。他在满天霜华的季节到达地处华北平原的蓟门，再转往京城。抵京之初，他虽惊叹于京城车水马龙、商铺林立的繁华气派，但更吸引他的是京城的诸多名士及像他一样来京应举的各地的莘莘学子。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他的信心是坚定的；“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他的目标是明确的。

基于此，李鸿章抵达京城后，没有沉醉在繁华富贵的生活中，而是思绪专一，静心于学业，并执子侄礼拜见了父亲的同年进士曾国藩。于是，曾国藩以父辈自居，名正言顺地成了李鸿章的老师，对他毕生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李鸿章在父亲的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等皖籍京官。同时，他还加入了由曾国藩担任社长的由各地参加科考文人所组织的文社，通过这个文社与各地士子交游问学，经常得到曾国藩在诗文方面的精心指教。对于这位聪颖的晚辈，曾国藩一见面就喜欢上了他，李鸿章不但谦逊好学，而且办事也毫不拖沓，干净利落，能照顾到多方面的利益，总能把事情办得尽善尽美。对此，曾国藩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暗自下决心要大力栽培这位聪颖的后生。

在京期间，李鸿章在努力学习、扩展人脉之余，并没有忘记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他经常给母亲写信，习称为“禀母”函。他在家书里向母亲详细介绍了自己在京城的所见所闻及思想情感。此后多年，他坚持写“禀母”函。这些信函蕴含着真情实意，生动感人，可谓李鸿章的一部心路成长史。

李鸿章的野心与抱负并未等待太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考中顺天恩科乡试第八十四名举人。

举人在古代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与秀才不可同日而语。有了出身，也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也就踏上了晋身仕途的第一个台阶。同年，李鸿章奉母命回老家与周氏完婚。这一年他可谓双喜临门，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鸿章第二次入京参加乙未恩科会试，恰逢曾国藩、福济出任本科会试的考官，尽管李鸿章这次会试落第，但他的诗文却博得了曾国藩的青睐。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说：“令弟少荃（李鸿章字），自乙丙（指道光二十五年、道光二十六年）之际，我就知道他才堪大用。丁未馆选后，我认为少荃、帅逸斋（帅远燡字）、筠仙（郭嵩焘字）、陈作梅（陈鼐）四人都是堪任大事的人才，可称之为‘丁未四君子’。”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鸿章再次参加会试，被点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临时职位，相当于候补官员（储备干部）进修，一般是从二甲、三甲中挑选的年轻而才华出众者。道光三十年（1850年），庶吉士散馆（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李鸿章被改授翰林院编修。编修属于“留馆”，仅为正七品闲职，但根据惯例，只有成绩优异者才有这个资格。这里离皇帝最近，只要龙心一悦，立马就可得到升迁。而其他进士一般会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抑或派到各地方州县任职。由此可见，李鸿章是进士中的佼佼者，又有曾国藩提携，倘若沿着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去，呈现在他面前的可谓阳关大道，他的仕途将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