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驾驭时局

上述特殊的时事变化，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得很准，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有一合适的对策。至于驾轻就熟，运筹帷幄，就更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

我们说胡雪岩特异独出，就是因为胡雪岩对时事有特殊之敏感，其应对也正合了时势之理，从而能为他的商业活动开一新的领域。

这里倒不是说胡雪岩有异于常人的眼光，事先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筹划。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胡雪岩对各种纷乱局势的认识也是逐步渐进的。当他刚接触洋人时，他心目中的洋人同样非常神秘、新奇。

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高人之处，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因此，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特殊驾驭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清朝发展到道光、咸丰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震荡。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而来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虽然可行，但却可怜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络住洋人，这只是主观愿望。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以免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这两路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说都是带有“偏见”的做法。

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日多，逐渐与洋人和为一家。一方面借着洋人讨一己私利，一方面借着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他们利用洋人的态度与曾国藩等对洋人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因依附左宗棠，洋人观得以有了依托。但这时由于对洋人势力之分析、见解不同及集团和个人的利益所在，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最终使胡雪岩成为牺牲品。

对于洋人下层百姓的反应大多是被动的。真正与洋人打交道者，均是从谋私财入手的，因而对大局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下层的代表，在经过长期的打交道后，逐渐形成了一支稳固的力量，为中西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使清廷旧格局转变的另一冲击力量是太平天国运动。不过，由于太平天国信奉变了种的基督教，自身的封闭过强，因而其感召基本上限于下层之老百姓。大多数的地主知识分子，既未感到清朝政府有何特别需要变动之处，也感受不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感召力量。

相反，由于曾国藩等一批优秀分子应激而出，地主知识分子阶层很快就聚拢于其周围，最终形成一支维系旧制的中坚力量。

太平天国运动对下层商人来讲，影响较大。因为商人的本性在逐利而不在建制，所以太平军一起，许多商人便趁了乱世，进行自己为所欲为的经营活动。

以上是旧格局受到冲击后不同层次人物的一般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