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嘱托

曾国藩的身体并不强健。早在京师任官时，才三十出头就有了轻度耳鸣症。与他终生相伴的癣疾，虽然对身体无大妨碍，但却时时令他睡眠不佳，间接损害身体。自率湘军作战以来，戎马金戈，无一时之闲暇。每日早早起床，半夜方睡，又要处理军政要事，又要读书、应酬，他过着非常刻板的生活。如果说这一切还不足以损害他的健康的话，那么，兴兵以来的种种不顺则令他最为心烦。人事的纠葛，与地方官的矛盾，特别是他训练湘军，本是为大清王朝卖命，可是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却时常不信任他，而宁可信任那些打仗不行、干正事不行，偏偏却整人有方的酒囊饭袋。自上海返回南京后，曾国藩心里一直很悒郁，什么原因自己也想不清楚。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72年1月2日），由李鸿章、马新贻规划重建的两江总督衙门，经过五年的建设落成了。督衙在原洪秀全的天王府的基础上修建，其规模无法与先前的天王府相比，但比起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要阔绰、豪华多了。总督搬进新署（原于盐道衙门办公）应该是一件大的喜庆之事，庆祝、摆宴自不能少，但曾国藩却一点也提不起精神。贺宴上他只是反复说：“太奢了！天道忌奢！天道忌奢！”他再三嘱咐总管要在署东开出菜地来，种上蔬菜，他要亲自劳作，以抵几分奢靡。

江南的冬日虽温暖如春，但坐在新建的署衙里，曾国藩总觉内心无比空旷、凄寒，随之也觉病情加重，肝区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两脚麻木，失眠，噩梦不断。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想着要交代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心里宽慰多了，他庆幸自己有这么个可以接班的学生。这几年他的事业都由李鸿章接过去了：湘军裁撤了，腐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子，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得物议沸腾，而李鸿章却将此案完满了结；洋务事业自己仅仅开了个头，而李鸿章正在大举推行。这样看来，李鸿章真可以算得上是个合格的接班人。“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前进呢？”当跟前出现对李鸿章的非议时，曾国藩总用这句话制止。他不是借此自慰，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他虽对李鸿章的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接到老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长途跋涉，由保定赶来江宁。

师生见面第一件事是进一步会商幼童出洋之事，认真推敲细节，再度联衔上奏，强调这是徐图自强的根本大计，中华创始之举，务必让朝廷重视，以达预期效果。李鸿章根据老师的指点，未经文案，执笔立就。曾国藩看了这二千余字的奏稿，条理缜密，文笔洗练，心里很是高兴，仅改数语便让李鸿章亲自带去呈递。

稿子拟好后，曾国藩兴奋地同学生讲起往事，归纳自己的人生教训，最终向李鸿章交代了两点，让他切记。一是湘军裁撤之事，他自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几年之久，金陵克捷后，慑于各种压力，竟至于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坏长城，寒了将帅的心，等于实际上的自杀。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幸赖李鸿章所建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

第二点让李鸿章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他说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正是这样，自己先正己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期待这些后人开花结果，应现承前启后，天下应和之目的。所以，他希望李鸿章要早些下手，以一身为天下表率，多多培养“种子”，种子绵延不断，天下应和，世风自然改变。

李鸿章顺着曾国藩的话说下去，想请教曾国藩，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似乎不想交代，思考良久，认为再不说怕以后永无机会。于是说，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说他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李鸿章听了感到不解，因为曾、左七八年不通闻问，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为何老师竟说他是第一号人物？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曾国藩认为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重视情义，是天下的奇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而且非书生之才，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心地端正，沈葆桢很有能量，但心地狭窄。

而后，他们又议论了办洋务之事。曾国藩强调洋务怎么办都好，但一定要抓住一点不放，就是冯桂芬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