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事业奠基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可以称得上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在1871年8月，他以时任两江总督的身份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会衔上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建议清廷挑选聪颖幼童派往西方各国留学，学习西方长技，培育人才。他在奏折中这样诠释选派目的：“……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在这里曾国藩，非常明确地阐释了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目的在于习西人之长技以为我所用，“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

曾氏并非仅是签字画圈的官僚，他的派遣留学生也决非仅是决策之功，而更多的是把这作为一种国家自强的重要策略，且颇多创见，对于留学之必要性、目的、功用、选材、方法等都有所论及，甚至连可能遇到的问题都事先提出。

所谓“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唯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妙，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认为“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而选拔后，则严格要求：“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学习西方的则应该是军政、船政、步算、制造等学问。其结果“虽未必皆为伟器，而人材既众，当有瑰异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说也”。又说：“总之，图事之始，固不能予之甚吝，而遽望之甚赊。况远适异国，储才备用，更不可以经费偶乏，浅尝中辍。”他希望“以志在必成，虽难不惮，虽费不惜，日积月累，成效渐有可观”。

1872年夏天，经严格考试选拔出的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幼童共30人，在上海乘轮出洋赴美国留学。从此揭开了中国留学史的崭新一页，这是国家公派留学的发端。遗憾的是，曾国藩已于此年3月21日晚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未能亲眼见到。容闳称：“曾之逝世，国家不啻坏其栋梁，无论若何，无此损失巨也。时预备学校开学才数月，设天假以年，使文正更增一龄者，则第一批学生已出洋，犹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惜夫世之创大业者，造化往往不赐以永年，使得亲见手创事业之收效。此种缺憾，自古如斯。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种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即便在衰病时刻，曾国藩仍在容闳赴美准备第一批幼童留学事前与他长谈，指出：出国留学可以为国培育人才，中国有了各方面的人才，外国就不会再欺负中国了。如此长者、如此大臣，又怎能不让容闳思之感怀，追念不已呢？

幼童到美国后，先是两三个人一起散居在美国人家中。儿童很容易过语言关，一两年后，他们就分别到美国的小学、中学学习。中国学生在美国非常勤奋，受到美国人的好评。1876年，幼童们还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这年美国举行博览会，中国学生的作业也在展览之列。当时参观博览会的中国官员李圭，看到了学生的作业，并与学生见面。李圭是位思想比较开明的官员，他对学生们的印象相当好。后来美国大学校长致函中国总理衙门说：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光阴，爱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颇能令人满意无阊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成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凰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虫年虽幼稚，然已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寄鸯祖词国家之名誉极有关拳，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

可见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学生，表现相当出色。但是，这些学生却也遇到了不少麻烦，其原因是新旧思想的冲突。

容闳记述道：学生们在美国“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又“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这在美国人中间，本是极为自然的事，如果不这样倒奇怪了。然而在清廷派去的监督看来，这都是不合中国圣教和礼法的事。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清政府更换了几次监督，从第一任正监督陈兰彬，到最后一任监督吴嘉善，大多对学生的这种变化不满，于是便经常打小报告给清廷，说这些留学生的坏话。尤其是最后一任监督吴嘉善（吴子登），第一次见学生就大为光火。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这些受到美国文化影响、讲究人格平等的学生不行跪拜礼。这还得了！在封建守旧的吴嘉善看来，跪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学生们见他这位监督大人都不跪，那尊卑贵贱、孔孟礼法何在？于是，这位照管学生的监督，成了破坏留学事业的特使。这时候，陈兰彬已经是中国驻美公使，他本对留学生不满，再加上吴嘉善的怂恿，于是陈奏请清廷撤回留学生。而容闳却受他们的排挤而无发言权。在此之前，朝廷中已经发生了几次要求撤回留学生的风潮，都被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搪塞了过去。这次，如果曾国藩还在，也许还能想办法应付过去，但是办洋务的李鸿章处境也不妙，他顶不住了。

1881年6月，清廷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于是这年夏秋，这些学生分三批回国。这时，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正好十个年头，距曾国藩去世也是十个年头。回国的留美学生共九十四个，另有十多个学生拒绝命令不归。回国的九十四人中，只有詹天佑等两个人已大学毕业，其他人大多正在大学学习，年纪小的还有在中小学的。回国以后，他们有些再进入新式学校学习，有的到技术岗位做事。以后，他们有的到福州船政局，有的到蓟江南制造局，有的到矿山，也有的到海军。

这些留美学生虽然处境不佳，但也有不少人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其中唐绍仪当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詹天佑为中国的铁路建设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梁敦彦当过外交部长、唐国安任清华大学校长、蔡绍基任国立北洋大学校长、邝国华任江南造船厂厂长、蔡廷干将中国的唐诗译成英文介绍给欧美，等等。

其实就留学事业，尤其是作为国家派遣留学生的角度而言，曾国藩所作所为意义深远且重大，誉其为开创之人当不为过。现在学界颇有称容闳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之说，容闳固然为中国留学生第一人，其于留学事业之贡献和竭力，世所公认。如果就留学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之制定和推行而言，曾国藩至少可以被称为“中国留学事业的奠基者”。曾国藩之影响和决定性作用远高于容氏。曾国藩作为当国者，其视角、眼光、见识、举措，真可谓对国家之影响深远莫大焉。

必须指出的是，曾国藩是“派遣留学”的重要决策者，但这一思路并不是孤立的，而纳入“自强运动”的整个框架之下。其思路并没脱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本思维方式，正如李鸿章始终认为的“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所以派遣留学生也。是去学其技术类的实用学科，这是时代之限制，不必太过苛求古人。曾国藩对西方强盛的认识颇有独到之见，他早就意识到：“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他决策派遣留学，是从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高度来认识这举措，而不是仅以“西洋工匠”的态度来对待留学生。所谓“西人之所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曾国藩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点，从其开制造局到选派留学、组织译书、研究西学等，这些非常人所能为的作为中即可窥见其开风气、开先河之气势。后人评价其具有“先识远见”，确非虚赞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