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曲求全处理“天津教案”

自19世纪中叶开始，在中国日趋频繁的“教案”，是近代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很让清政府头疼。

何以发生教案，说清楚其中的原因不太容易，有民族侵略与反侵略的问题，也有中外宗教与文化问题。总体上说，自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侵略者入侵中国，西方宗教也与之俱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中法“西林教案”是导火线之一，结束这次战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对西方来华传教就有了明确条文。此后，西方的教会、医院、教堂、教会学校、教会慈善组织机构在中国就大规模开办起来。中外民族矛盾与中西思想文化的撞击交织、混合发生，随着反侵略斗争的高涨，反“洋教”运动也随之兴起。天津教案爆发前已发生了江苏“青浦教案”、江西“南昌教案”、贵州“贵阳教案”、江苏“扬州教案”、广西“西林教案”等，天津教案比以前发生的教案规模更大，后果也更严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通商口岸，西方各国纷至天津进行贸易和各种侵略活动，同时也开展教会活动，盖教堂、设教会、开育婴堂、办教会学校等。广大天津人民对西方的侵略活动和宗教文化活动都很仇视，民族冲突随时都会发生。

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那些早先来到东方的传教士，便以中国通的身份为侵略者出谋划策。

1844年，《中法黄浦条约》签订，条约中规定，不但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而且中国政府还有保护教堂的义务。接着，他们又讹诈清政府，取消了自康熙年间以来百余年的教禁，并将原来因为教禁没收的天主教堂一律发还教徒。另外，《黄浦条约》还规定，法国传教士出入中国各地，如果犯法中国官员可以将其缉拿，但要送到法国领事馆听凭他们处理，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或虐待他们。

从此以后，许多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侵略者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大地上横行。他们办起了学校、医院、育婴堂，打着慈善的招牌，扩张侵略势力，犯下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天津教案”就是其中的一件。

同治九年六月（1870年），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的达三四十人，那时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汹汹，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1870年6月19日，有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捉住，扭送天津县衙。武兰珍供称他是受教民王三的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提供的，并供称他先前曾经迷过一个小孩，得到五块银元的赏钱。这王三是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善良早就引起公愤。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丰大业。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人，而且还倒拖其发辫，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他脚踹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被推开，没有伤人。但枪声传出，引起误解，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拥往通商大臣衙门“帮打”。崇厚怕出事，劝丰大业等民众散去后再回领事馆。丰不听劝告，狂吼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地冲出门去。人们见丰出来，自动让道。不料丰大业走到浮桥时，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不分青红皂白，就向刘开枪。虽没有打中刘，却打伤了刘的跟丁。这一来犯了众怒，百姓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将丰大业打死。发怒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到天主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还到仁慈堂，杀死修女十名，又去了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就在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和俄国人三名，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六座。这次事件中先后打死外国人二十人，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事件发生后，法国联合英、俄、美等七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派军舰到华北沿海进行武力威胁。怯懦无能的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的恫吓下，立刻派崇洋媚外、厚颜无耻的崇厚充任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赔礼道歉，同时命曾国藩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处理此案。

曾国藩此时对清政府前途已极为悲观，最怕发生异常变故，尤其害怕外国人打来，清政府又命自己与洋人开仗。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他深知清朝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曾国藩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前所未有，法国必不肯罢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风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很可能构怨兴兵，酿成大变，自己也可能丧命。因此他写下遗嘱，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

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当时天津市民正在怨恨崇厚袒护教会，都希望曾国藩来到之后能一反崇厚的媚外政策，公平办理此案。

但曾国藩早已打定主意与洋人议和，只要能不引起战争，什么条件都答应。

所以曾国藩到了天津之后，立刻下令将罪犯武兰珍和王三释放，接着又将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三人革职。他虽然明知这样做事后必然遭到万民唾骂，舆论谴责，但为了讨洋人欢心，不致使事情闹大，曾国藩不顾同僚亲友的劝告，一意孤行，最后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将“天津教案”快速了结。其间搜捕群众，严刑逼供，正法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赔偿白银四十九万两，又把张光藻、刘杰交刑部治罪，后判为革职流放黑龙江。

由于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清政府迫于朝野上下反对投降的呼声，也是为了推卸责任，于1870年8月29日中途换马，改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办此案后，仍基本维持原议，只将判死刑的由二十名减至十名，四名缓期，其他都全部未动。

“天津教案”办结之后，对曾国藩的谴责更甚，“诟詈（lì）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曾国藩闻之引为大恨，中经几许周折，财力兼施，只不过将难堪之处略为掩饰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