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饬革新再操劳

正当曾国藩大力兴办洋务事业，并努力恢复因战乱而残破的江南经济的时候，1868年9月13日（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曾国藩接到上谕，命他任直隶总督。

整个清代，直隶总督负有护卫京师的责任。因此，除了特殊的情形如对西北用兵、对太平天国用兵外，直隶总督一直是最重要的地方官，其次才是掌握最富庶的江南、供应朝廷财政需求的两江总督。

曾国藩交代完两江总督任内各事后，12月17日才登舟北上。

1869年1月25日，曾国藩抵达京师。自1852年离开都门，到现在已整整十七年过去了。这十七年风雨沧桑，曾国藩自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变化更是巨大。京城里面，过去熟悉的面孔好多已经不见了，咸丰皇帝已死，新皇帝年纪尚幼。当年的军机大臣已没有一个在位。当初对他有恩的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在咸丰帝即位后被罢免，现在已死去十多年了。

天下大乱稍定，直隶的事情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从哪里着手呢？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办这些事呢？曾国藩心中有数。他刚到保定，还没有正式接印，就作了一副州县官厅联，联中这样说：“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第二天，他对这个联语不甚满意，又另撰了一副：“念三辅新离水早兵戈，赖良吏力谋休息；愿群僚共学龚黄召杜，即长官藉免愆尤。”写了之后又不满意，再撰一副：“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这三副联语都表达了曾国藩此时的心情，那就是除了办好练兵等事外，要整顿吏治，希望官员们能够体恤民间的疾苦，认真办事，休养民力，让老百姓有个喘息的时间，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同时也就是巩固大清朝的统治。虽然年事已高，曾国藩仍想勉为其难，做好这个直隶总督。

整肃军队是曾国藩上任直隶总督后的第一项任务。曾国藩在向两宫皇太后请训的那一天，上过一个“略陈直隶应办事宜”的奏折，其中第一条说的就是练军队的事情。长期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直隶的军队衰弱不可用，直隶的防务十分空虚。剿捻战争时，西捻军曾冲入直隶一带，直隶根本无可与捻军一战的军队，全靠外调来的军队。清廷应该也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京师离海较近，两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军队随时可到天津海口骚扰、威胁，而1860年又占领京师，因此直隶急需较有战斗力的军队。

怎样训练、充实直隶的军队呢？曾国藩看重的是淮军。

曾国藩认为，淮军中最好的将领是刘铭传，其所率铭军的战斗力是淮军中最强的。因此，他要用刘铭传所部铭军一万多人拱卫京师。当时刘铭传因为朝廷对剿捻战功的奖赏不公，愤而告病在家。清政府中有人主张战事既已结束，应将勇兵包括刘铭传所部全部裁撤；有人主张另派统领。曾国藩坚持不另派统领，不裁撤铭军，暂由刘铭传部下刘盛藻统带。

但是刘铭传一军只有一万多人，实力尚觉不足。曾国藩认为至少还需要一万人。这一万人的军队不能再靠湘淮军，须另外训练军队，这就是从绿营中抽调出来的军队。

练军是1863年由麓前直隶总督、湘军大蘩将刘长佑开始编练的。1863年，湘军宿藤将刘长佑出任直隶总督，他奏请从绿营中挑选精壮，重新组练一支军队。其组织制度多仿效湘军，由刘长佑从各镇军中挑选营官，由营官在他原来所辖的军中挑选士兵，不足则到附近其他军队中挑选，五百人为一营，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到1865年，户部与兵部会议，选练直隶六支军队，定名“练军”。但练兵之事常受户部及京中忌妒湘军的官员的掣肘，而1867年刘长佑又被免职，所以成效不大。

到了曾国藩任直隶总督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财政状况比过去稍稍好转一些，而直隶在列强虎视眈眈的情形下，必须有得力的军队才行。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较多地改革军队。曾国藩的办法，仍是编练练军，而不是振兴绿营。在他的心目中，绿营的制度已经无法振兴。

接任三个半月后，曾国藩初步了解了情况，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条，叫“文法宜简”。他比较湘军和绿营兵的差别说，湘军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绿营兵则过分讲求仪式礼节，好像不是军队而是官衙门。出征的时候，行军要用官车，扎营要用民夫劳作，“油滑偷惰，积习使然”。先前所定的练军规条有一百五十余条之多，即使是读书人也无法完全记住，导致“文法太繁，官气太重”。这些都要参照勇营即湘军的办法加以改革，将条规简化，做到简明、易懂、易守，不要排场，不要官气。

第二条，叫“事权宜专”。从前的练军，仍然效仿绿营的办法，统领经常更换。统领之下的营、哨各官，都是由总督指派而不是由统领选拔。统领没有选拔和撤换下属之权，没有管理军饷之权，一旦作战，下属不肯用命。现在要像湘军一样，一营之权，全部交给营官，统领不遥制；一军之权，全部交给统领，大帅不遥制。他说湘军统领所以能够发挥其才干，就在于事权归一，指挥纵横如意，练军就是要仿效这个办法。

第三条，叫“情意宜恰”。曾国藩说，现在练军士兵虽然离开他原绿营的队伍，但是是否挑入练军是由其原绿营的营官主持的，不是练军的营官挑选的。主持练军的营官，没有对士兵的提拔和黜革之权，上下隔阂，情意全不相连，当有紧急事变时就不可靠。还有，各营练军有冒名顶替之弊，防不胜防。因为从前绿营军饷较少，士兵常常要做小贩或手艺谋生。练军士兵调到别处训练的练饷二两四钱，在练营领取；而原绿营的底饷，仍在绿营本营领取。士兵便常常在练营附近雇人顶替，将练军军饷给冒名顶替的人。但是一有远征，受雇的人不肯随着远征，于是再雇乞丐、贫民前往。这样兵额一个，但人已三变，怎么能打仗？今后将实行两个办法：一是一旦一个士兵挑入练军，即将其原在绿营的名额裁去。练军增一兵，绿营底营即少一兵；二是无论绿营底饷还是练饷，都在练军发放，从根本上杜绝冒名顶替。这样做实际上是逐渐取消绿营。将来还要仿效湘军的办法，统领选营官，营宫选哨官，哨官选什长，什长选勇丁。

按照曾国藩拟订的这三条，练军的体制更接近湘淮军了。

半年以后，八月二十七日（1869年10月2日），曾国藩又奏定按照湘军的制度，为练军设立长夫之制。每营练军设长夫一百五十人，这一百五十人实际上就是辎重和后勤兵。每月拔营一次，实际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军事演习。拔营要行二三百里，命士兵像实战那样修垒挖壕，不准像以前绿营那样出行坐车。第二年四月（1870年5月），曾国藩又拟订了《直隶练军步队营制》和《直隶练军马队营制》，其中马队完全抛开绿营，从直隶省农民中选募。

由于经费并不充足，曾国藩最初只能练三千余人，三个统领，两个用当地军官，一个用以前湘军的军官彭楚汉。

直隶练军人数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在曾国藩的组织领导和筹划之下，练军的制度基本成型了，而其本质就是采用湘淮军的制度。当时各省的绿营已不能再作为作战部队，这已是人所共见的事实，但是各省督抚苦于绿营是国家的“经制”之兵，不好裁撤，也不知如何改造。直隶编练练军之后，各省纷纷仿效。于是同治朝以后，绿营逐渐消亡。另一方面，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结束以后，湘淮军及各省招募的勇营，除部分裁撤外，都驻防全国各要地，改称为“防军”。于是有清一代的八旗和绿营军制，实际上已经消亡，这也许是曾国藩所始料不及的。曾国藩去世以后，防军、练军曾参加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即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