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洋务运动的先河

以学习西方，“求强”“求富”为标榜的洋务运动，自19世纪60年代搞到90年代，进行了内容繁多的活动。诸如创办军事工业、兴办军事学校、编练新式军队、开办民用工业、开办新式学堂、派遣驻外使节和留学生等等。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总理衙门大臣、议政王奕䜣；而所搞活动最多，成绩最突出的地方要员要数李鸿章和张之洞。但是，要说最早搞起来的，却是湘军统帅曾国藩。他办起了洋务运动的第一个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了第一只小轮船“黄鹄号”。李鸿章、左宗棠虽也搞得较早，但毕竟在他之后，而且是作为学生和晚辈秉承师长曾国藩之意而搞的。故此，一提“洋务派”，人们便自然按“曾、左、李、张”的顺序历数。是以有人才称曾国藩为“洋务之父”或“近代化之父”的。

洋务运动由军事方面开始，当时迫切要求用新式武器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等农民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曾国藩上奏清廷，建议在长江下游设立一个造船厂，造船供应湘军水师，以攻取天京和苏、常，并扩大水军编制。奕䜣、文祥等人研究了这个奏折，认为要办一个船厂，没有几年难以奏效，何况曾国藩要设立的船厂并非新式。因此，不如就便提出向欧美国家购买火轮船，以镇压长江流域的农民起义势力。

经与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磋商细节，赫德说只要筹措几十万两白银，便可以购得一支西式舰队。随后，便向长江沿线的几个地方大员曾国藩、官文等发出谕旨，让他们“妥筹具议”。曾国藩经过认真思考，复折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总体上认为：购买外国的轮船、火炮，只是救济而已，那就不如遍寻能工巧匠，制造我们自己的船只。将来，不但可以追剿逆匪，还可以抵御外敌入侵。

曾国藩对购买外洋船炮的认识显然与众不同。其不同在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仅仅是眼前之目的，他的着眼不仅在此，而是看到火轮船必然成为交通工具。最好买来外国轮船，雇募科学研究者和能工巧匠模仿研究，达到自己制造。所以说他将着眼点放在学习制造上；他在此时还说过，仅仅为与太平军作战，就用不着购买外国人的轮船。因为太平军主要是陆军，水师的力量早为湘军水师所慑服，哪用得着购买外国军舰？曾国藩还表示，购得外国军舰，一定要完全控制在中国官员手里，绝不能让外国人说了算，免得失去自主权。“师夷制夷”，不能为夷所制，这也是曾国藩初搞洋务的基本思想。

这前后，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冯桂芬把自己的代表作《校邠庐抗议》送给曾国藩一套。曾氏对其“采西学”“制洋器”，发展军事和民用工业等内容很感兴趣，认为是“名儒之论”。此书对他的洋务思想有较大影响。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总共开办过二十多个军事工厂，而最早设立的是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攻陷安庆后，下一步就要做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准备。要彻底消灭太平军，还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南京城里的太平军不用说，单是李秀成的军队就有五十余万人马。这么多人马，虽然多数是未经过专门训练、武器又极落后的乡村农民，但也确有一部分久历战场的老士兵。尤其是李秀成在上海通过洋人也买了一批新式武器。他们不仅多次打败清军，同时在上海附近同外国军队、同中外混合军队作战，也连连取胜。所以，曾国藩要想扑灭这么一支庞大的、部分以洋枪洋炮装备的太平军，就不得不动一番脑筋，至少也得改良一下武器装备，不能光用刀、矛、鸟枪。

出于这个目的，曾国藩首先在安庆搞起了兵工厂，委派杨国栋负责。杨为筹办军械所到处搜罗人才，先后把浙江海宁著名学者李善兰、江苏金匮（今无锡）数学家华蘅芳、徐寿等人请至安庆。同时，雇了数十名工匠、技师，还设法从广州、上海等地买来一批洋枪、洋炮、开花炮弹的样品，交给这些匠师们研究、仿造。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安庆内军械所办成，很快便试制出一批洋枪洋炮。曾国藩把湘军军官和幕僚组织集合在安庆演武场上，试看洋枪洋炮的演射。士兵在军官的指挥下，试放了新制成的后膛枪和开花炮。其威力、射速、射程、准确度、杀伤力的确要比清军在战场常用的鸟枪、抬枪和以火药顶出炮膛的铁沙、石块的大小土炮胜过不知多少倍。军官们个个看得拍手称赞，曾国藩兴奋不已，当场给制造者、演放者颁奖。并向军官们说自己的打算，说要把兵工厂办大，办到南京、上海去，将来还要制造大轮船、造机器、造制造机器的机器。洋人有的我们自己也一定要有，这就叫“徐图自强”。

安庆内军械所的规模很小，也没有使用机器制造，只是利用土法打制、改装、仿造外国人的枪炮子弹。就是使用这些土法仿造的洋枪炮，在战场上起到的作用亦为纯粹土枪土炮难以相比。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亲眼看到了洋人使用的洋枪洋炮，在曾国藩的影响下，也开办了“上海洋炮局”，仿制洋人的开花炮弹。这些枪炮在镇压太平军的战场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仅仅试制洋枪炮，曾国藩仍不满足。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制订了三面并举、五路进军天京的用兵计划：即以曾国荃部湘军从西面、以楚军左宗棠部从南面、以李鸿章淮军从东面同时并举合围天京。五路进军是陆军四路人马：曾国荃所部湘军从芜湖、秣陵为南路，鲍超由宁国、广德进取句容、淳化为东路，多隆阿由庐州、全椒进取浦口、九洑洲为西路，李续宜由镇江取燕子矶为北路，彭玉麟的湘军水师从长江正面，五路攻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曾国藩上奏新成立三支水师，即淮扬、宁国、太湖的计划也由皇帝明发谕旨批准，新增加了黄翼升、李朝斌两个水师统领。太湖属内湖，其水师仍归彭玉麟统辖。

大举进攻天京的计划，尤其是水师的扩建，激励着曾国藩需要使用先进军舰的构想。他以为，既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他们能仿造出西洋的枪炮弹药，也就一定能仿造出西洋的军舰来。

从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曾国藩就命令、鼓励、支持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他们研制军舰，徐寿等人也就真的下力气干了起来。徐寿等人是中国当时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们不仅通晓中国传统的科学、制造学等知识，同时对西方的当代数、理、化等知识，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研究。所以，到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8月），他们居然制出了一部轮船的发动机。曾国藩看这部发动机的试验，心情很激动，当场就感慨地说：“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鼓励徐寿等人再加把劲，制出中国的火轮船来。然而，事实并不像他意料中的那么简单，从发动机到一艘轮船，中间的距离太大了。尽管徐寿、华蘅芳等人绞尽脑汁，还是没能造出他想象的能与外轮相提并论的轮船来。

造船工作屡遭失败，徐寿等人焦急万分，曾国藩一再催迫。这时，华蘅芳等忽然想起了前时在上海认识的广东人容闳。容闳自幼读的是洋学堂，远在40年代就赴美留学，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洋学生真正是凤毛麟角了。于是，华蘅芳等向曾国藩介绍，认为请得容闳前来，造船、办厂工作一定能有进展。曾国藩详细了解容闳的情况，知道他在五六年前回国，想为国家贡献他所学到的西方科学知识，曾到南京找过洪秀全，向太平天国献过七项“新政建议”。曾国藩揣摩容闳的“建议”有改善政府、改良政治、建设新式军队、创办新式学校、创办各种实业等，确实是一套好主张。幸亏洪秀全等没有采纳，容闳也没有留在南京。若是留下他来，实行了他的“建议”，对清政府不能不说是个威胁。曾国藩认为，这样的人才，一定要留为己用。于是，让华蘅芳等立即转达曾国藩邀请之意，让容闳尽快来安庆。

当时容闳正在上海宝顺洋行做丝绸茶叶生意，接到曾国藩的邀请后，他很快就赶到了安庆。

曾国藩同这位留洋生详细地谈过两次话，印象很好。认为容闳的气质的确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难找，他一是精明干练，二是爽朗诚实，毫不掩饰。比如他对曾去找过洪秀全的事，见到曾国藩便自然表示：太平军的“苏福省”人民安居乐业、军队纪律远比清军好，作战也勇敢，自己想为太平天国的成功出力气。但是，太平天国高层领导意识陈腐，洪仁玕有新思想，但也无能为力，所以太平天国也成不了事。自己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好政府，只得去上海做买卖。他明确表示：对清政府的各种制度、方针也无任何信心，也不想为清政府做事。正因为找不到一个好政府，所以感到很苦恼。曾国藩却当头便说：“你的七条建议，除去把《圣经》作为教育主课之外，其他六条我都接受。”

曾国藩的态度使容闳很吃惊。他不理解，这位全国闻名的理学名臣，为什么能接受他从西方搬来的那一套。

于是，他们议论如何学习西方的那一套，包括办工厂、办教育、派留学等等。曾国藩还说：“好的政府不是现成的，你不讲改良吗？有缺点的政府，改良了就是好政府了，中国人学习了西方的好东西，中国也就变好了。”容闳对曾国藩的认识深表赞同，感到回国六七年来，今天才找到了理解他的人，决定把自己富国强兵的主张全部拿给曾国藩。

机器没买来之前，轮船的试制工作仍不能停。到了同治二年年末，即1864年年初，中国的第一艘火轮船居然在安庆内军械所制成了，这是中国造船史上的一个创举。这艘轮船的船体很小，重二十五吨，长五十五尺，高压引擎，单汽筒，回转轴长十四尺，锅炉长十一尺，直径二吋。严格讲，这艘轮船还只能算是一个试验模型。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制造出的第一艘军舰，该舰取名为“黄鹄”号。

军舰造出来了！曾国藩的兴奋比两年前造出第一批新式枪炮还要强烈。他再次集合军官和幕僚在安庆的长江中试航，顺流航速为二十八里，逆水时速约为十六里，曾国藩自认“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曾国藩也认为既然中国能造出轮船来，“以次放大，续造多只”，中国便会有自己的舰队。

不久，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藩把安庆内军械所迁至南京。未及办厂，同治四年（1865年），容闳由美国买回了机器，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上海共同办起了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该局不仅能制造枪炮弹药，还设立船坞，制造军舰。到同治七年（1868年），终于制造了一艘真正的轮船，取名“恬吉”。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共造出七只轮船，其中铁甲舰一只、炮舰六只。继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之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继续举办洋务。先是军事工业，继是民用工业，使中国的洋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