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捻无功受冷落

尽管曾国藩绞尽脑汁，制定出来这样一条自以为十全十美的战略方针，但他所率领的湘军、淮军在战场上还是节节失利，根本无法阻挡捻军神出鬼没的攻势。1866年9月，赖文光与张宗禹部在河南中牟会师，将曾国藩苦心经营近一年的千里河防摧毁，曾国藩剿捻宣告失败。

曾国藩剿捻不利让他的政敌们有了可乘之机，他们以此为借口，对曾国藩大加攻击。清政府见他连战无功，也连连降旨对他严加斥责。曾国藩忧愤成疾，上疏请求辞职。清政府也怕他在剿捻过程中再一次强大起来。于是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军和淮军，接替曾国藩的职位负责剿捻，曾国藩仍然留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这次剿捻的失败，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参加剿捻的湘军，其精神状态已远非昔日可比，他们攻克天京时就已锐气全消，纪律松弛，日渐腐败。当听到要随曾国藩北上剿捻时，他们一来耐不住北方的天气寒冷，二来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不想再受行军打仗之苦了。所以纷纷请假，竟然没有一个人自愿到北方去打仗。由此可见，如此一支疲懒之师，怎么能对付得了纵横飘忽、英勇善战的捻军呢？

其次，曾国藩这次领兵剿捻所率军队是由湘军和淮军两部分组成。湘军固然腐败，淮军也不受曾国藩的调遣。他们实际上受李鸿章的支配，对于曾国藩的命令，淮军诸将当面应承，背后却写信给李鸿章要求改变前命，挑肥拣瘦，推三阻四。李鸿章把部队交给曾国藩，虽然二人有师生之谊，但仍不放心。他的部将每次向他求情，他都写信给曾国藩进行干预。这样，曾国藩后来不得不把要向淮军将官下达的命令，预先写信通知李鸿章，然后再由李鸿章下达。这样一来，命令从下达到执行的时间大大加长，往往贻误战机。

事实也证明了曾国藩的战略方针并没有错。李鸿章后来就是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将捻军束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使他们无法发挥纵横驰骋、流动作战的优势，最终被聚而歼灭。但是，再好的战略，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曾国藩虽然制定出了一套比较正确的作战方针，但由于人心不齐，无法得心应手地指挥军队，也就无法抓住战机，夺取胜利。曾国藩在没有实际的军队指挥权的情况下进行剿捻，注定是要以失败告终的。

1866年12月25日，曾国藩派人将钦差大臣关防送到驻徐州的李鸿章处，算是把剿捻的事正式移交给李鸿章。

1867年7月，左宗棠分兵三路入陕，合先已人陕西的刘松山及其他清军，压迫西捻军到陕北，想把西捻军聚歼于陕西。不料西捻军利用年底天气寒冷，黄河封冻的时机，踏冰冲过黄河。1868年2月，西捻军进军直隶，抵近保定，京师震动。左宗棠随着率军到直隶，李鸿章率淮军也来参战，清廷命由李鸿章总统各军。几经周折，捻军于4月又渡运河到了山东、直隶交界一带。李鸿章再次用歼灭东捻军的办法，把西捻军压缩在黄河、运河和直隶沧州以东的减河这三角以内。恰好这时各河水涨，清军将运河水灌入减河，又将黄河水灌入运河，结果清军水师能够驶入黄河、运河，捻军被围死在这三角地带。1868年8月，捻军起义最后失败。

捻军不是在曾国藩手里剿灭的，但是所用的战略，实际上还是曾国藩的重点防御，另以游击之师追剿的办法。防河的地点虽然不同，但做法与曾国藩的几乎一模一样。

自1851年太平天国开始起义，至此时捻军被剿平，天下大乱整整十八年。几乎所有的省份都遭受战乱：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贵州、四川、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直隶，这还仅仅是清军与太平天国及捻军交战的主要战区，不包括其他小规模战事波及的地方。人民遭受的苦痛是文字语言所难以形容的。现在，动乱终于基本结束，清统治者自己也说这是“同治中兴”。

按照以往的历史，战乱之后，和平来临，该是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时候了。但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臣”，又遇到了更大的难题，那就是携带着洋枪洋炮东来的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这不仅是曾国藩等人和大清王朝面临的难题，也是几千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过的难题。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