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出了道难题

历史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正当曾国藩大权在握，以为可以一展夙愿，顺利攻克安庆、进逼天京之时，北京一场意外的变故又将曾国藩拉入了难以自拔的焦思苦虑之中。原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带领嫔妃、大臣仓皇出逃，严令曾国藩派鲍超赴京救驾。

英国侵略者通过1840年鸦片战争在中国取得了大量特权后，并不满足。为了取得更大、更多的特权，他们自1854年就开始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尔后，英国侵略者便和法国勾结起来，于1856年10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此，他们由南而北，由小而大，不断挑起战争。1860年8月，他们从北塘登陆，打败了僧格林沁的骑兵，攻占天津。后来又击败胜保的部队，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大惊，慌忙带着一班大臣、妃嫔逃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䜣在京师与英法侵略者谈判。同时，他还接受胜保的奏请，在逃往热河的途中，接连发布上谕，令各地抚督、将军迅速带兵来京勤王。其中第一道上谕就是发给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咸丰帝要他速派鲍超率兵两三千人“兼程前进，刻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接到这道上谕，曾国藩一面为皇上蒙尘而担忧，一面又对派鲍超救驾而犯难。

当时曾国藩的处境也不好，太平军刚好攻克徽州。曾国藩孤守祁门，自身凶吉未卜，他还要靠鲍超保卫祁门，扫清通往天京的道路，哪有心思发兵北援。但假若拒不发兵，抗旨之罪，谁能担当得起？抗旨罪名已是不轻，更何况又是这非常变故之际、皇上蒙难之时。抗旨不发兵，自己平时口口声声标榜的忠君爱国岂不都成了假话，万一皇上震怒，天下共责，不待杀头灭族，自己就早已身败名裂、万人共诛了。

因此，面对这道圣旨，曾国藩落入了进退不是、左右两难的境地。

于是，他急忙与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商议，又命幕僚们献计献策。

胡林翼、左宗棠等也都不愿派鲍超北援。鲍超是湘军中有名的能征善战之将，他所率的霆字营是湘军围攻安庆所剩的最为重要的一支机动兵力，并且是唯一敢与陈玉成对抗的军队。倘若将他派走，势必影响安庆战局，何况他们也不愿意将这一支命根子一般的军队送给屡战屡败、草包一般的胜保率领。然而，北援毕竟又事关勤王之举和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行动，假如托词推诿，拒不发兵，不仅有可能被加上“不忠”的罪名，而且有可能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因此，他们商量来，商量去，仍想不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曾国藩的幕僚们也都主张北援，全无上善之策。曾国藩一连几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夜不能入睡。

就在曾国藩苦思焦虑不得善策的时候，李鸿章悄悄地走进了曾国藩的房内。首先，他告诉曾国藩，此时入京勤王已属空话，对皇上实际上并没有一点好处。洋人进逼北京，并非是想对皇上不利，他们只不过是想通过战争取得在华的更大利益，只要许给他们好处，肯定自行退兵。接着又献计曾国藩，让他假意请奏鲍超为一介武夫，不能担此重任。入京勤王之事，必须曾国藩、胡林翼两人中的一个带兵前去。而这样的事，自己又不敢确定，因此上折请皇上定夺。这样，从祁门到北京奏折最快也要半个月。一来一回，恭亲王早已和洋人达成协议，到那时勤王一事肯定无人再提。

李鸿章短短数语，一个小小的按兵请旨的妙策，就把困惑了曾国藩几天的难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是的，一个月之内，恭亲王奕䜣必能和洋人谈妥退兵的条件。到那时，入京勤王一事早已成为过丘之水，曾国藩一阵轻松。李鸿章如此轻松地提出了这个万全之策，从此更受曾国藩器重。

事情果如李鸿章预料的那样，曾国藩于10月18日上书咸丰，请求降旨任命由谁带兵入京。11月16日，曾国藩接到皇上圣谕说：“和议已成，鲍超、胡林翼、曾国藩均毋庸北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