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栽培得意门生

1859年1月，正当曾国藩为三河之败心情郁闷时，李鸿章——可以说是他平生最得意的门生来到建昌大营。

李鸿章（1823—1901年），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曾国藩认识李鸿章是在京师做官时。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时考中进士，在那个时代叫做“同年”，同年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好像现在的老同学一般。李鸿章自幼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功名心也非常强烈。李文安曾经给曾国藩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李家以前养过一缸好金鱼，李文安有一天偶然跟家人开玩笑说：“如果今年金鱼产子多，那么门徒中进学的就多。后来果然这一年金鱼产子很多，李文安于是就扳着指头数这个可以进学，那个可以进学，谁知第二天起来一看，一缸金鱼全部让人弄死了。”李鸿章坦然承认是自己干的，李文安问他：“金鱼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将他们全部害死。”李鸿章理直气壮地说：“这么多人进学，唯独我不进学，此鱼不可留。”那年他才十一岁。从这件事上，李文安看出儿子虽然心高志大，但胸襟未免太狭窄，手段也太刻薄了。

1843年，李鸿章入京参加乡试（考举人）。意气风发的李鸿章赋诗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第二年，他顺利考中了举人，此时的李鸿章只有二十一岁。当时曾国藩的文章道德学问在京师已经小有名气，李鸿章进京不久，就以同年之子的身份拜访了曾国藩，并拜曾国藩为师。

曾国藩一见李鸿章，便判断他将来是个可成大器的人，再加上很喜欢李鸿章的诗文，因此，李鸿章得到了曾国藩的悉心指点。指点的内容，除了作诗作文外，主要是义理、经世之学。师生二人气味相投。李鸿章在家信中，常称曾国藩为“曾夫子”，并说他与曾国藩“朝夕过从”。

因为有这层关系，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时，曾国藩就想起李鸿章，让江忠源到安徽后与李鸿章联系。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李少荃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当时曾国藩还在衡阳训练湘军，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已入曾国藩幕府，为曾国藩管军饷，等于是曾国藩的财政大臣，曾国藩在写给李瀚章的信中说：“令弟少荃，自乙、丙（1845、1846年）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1852年曾国藩离京后，李鸿章便与他的老师分别了。他回到安徽办团练对抗捻军，但几经辗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靠山。现在是专门来投靠曾国藩的。曾国藩因为他头脑清醒，能够洞察全局，又能随机应变，所以不断对他委以重用。不久，李鸿章便成为曾国藩门生中的第一人，步步高升。

1853年，太平军自武汉顺流东下，攻占当时安徽的省城安庆。咸丰帝命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赴安徽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李鸿章奉命随同帮办。此时的李鸿章刚到而立之年，满腹经纶，又兼血气方刚，非常想借此机会建功立业。不料，在安徽的几个带兵大臣都不是成事的材料，吕贤基是书生出身，根本就不懂带兵打仗之道，对军队调度无方，不久便兵败身死。江忠源刚到安徽，还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就遇到太平军围攻，也兵败身死。其他领兵大员则多是带兵打仗无能，互相倾轧则绰绰有余。李鸿章辗转数年，没有多大成就，很不得志。

曾国藩早知道他这位学生的才干，这时仍在曾国藩幕府的李瀚章又推荐其弟。于是曾国藩多次致函邀李鸿章来帮忙。

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傅相（李鸿章）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问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不料“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棉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因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méng chōng）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

薛福成还说，这是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才气不羁，故意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稍挫李鸿章的傲气。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的作者李鼎芳还把此事作为曾国藩历练人才的办法。

薛福成记述的这件事为许多书籍多次引用，但此事的记载可能有相当的误差。据曾国藩致曾国潢等的家书，李鸿章系阴历十二月初十日（1859年1月13日）抵达曾国藩大营。而据曾国藩的日记，此前十一月二十五日（1858年12月29日），曾国藩听说李鸿章已过广信，即将来营会晤，正为曾国华和李续宾新丧悲伤的曾国藩“为之欣喜”。李鸿章到曾国藩大营的当天下午，曾国藩便与之“久谈”，晚上又与李鸿章、王闿运谈至三更。次日，又与李鸿章谈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及继江忠源任安徽巡抚的福济（时已调京）的情况。此后数日，曾国藩天天与李鸿章叙谈，并且不是一般的闲谈，如十三日（1859年1月16日）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他们的所谈内容为“论江南北各路军务”。

李鸿章到曾国藩营刚好一个月，曾国藩便命他赴淮北招募训练骑兵，以便将来对付常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捻军。事情虽因淮北局势动荡而没有办成，但这充分显示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似乎没有故意冷落以折李鸿章傲气的举动。

不过，薛福成记述的另外一件事是可信的：“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曰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以头痛辞。顷之差弁陆续而至，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李鸿章有才子气，不拘小节，当时又年轻，贪个懒床是完全可能的。此事后来李鸿章也对别人说过。

曾做过李鸿章下属的曾国藩的孙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写道：“公（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又记述李鸿章亲自讲述在曾国藩幕时的事情：“文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师。你可惜未曾见着，予生也晚呵！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膣（méng zhì）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李鸿章还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

经过曾国藩大营的熏陶，李鸿章果然形成了严谨的生活习惯。吴永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道：“公（李鸿章）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曾国藩让李鸿章负责文书，稍后命其批稿、起草奏折。李鸿章有才气，所处理的文牍令曾国藩非常满意。数月后曾国藩对人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竞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对人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

曾国藩的幕府，实际上是一个不挂牌的人才培训基地。很多人都像李鸿章一样，在曾国藩这里得到历练，得到提高，然后走向全国承担军政重任。果然，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不到半年，曾国藩便让他与曾国荃同去攻打景德镇。曾国藩不是叫他带兵打仗，也不是叫他做参谋，而是交给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曾国藩在信中如此说：“阁下此行，其着意在察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果有任重致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须更改者否？一一悉心体察。”曾国藩让他做的，全是大政方针，是关乎全局的问题，是把他当作大才来历练的。信中还说：“阁下宏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一方面肯定李鸿章的才干，一方面又叫他不必急于马上出人头地，而是要耐心等待时机。

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能否成功，不仅仅要靠个人天分和才干，还要有相当的机会和客观环境。如果世上没有伯乐，纵然有千里良马，也只能埋没于乡间田野之中。何况千里马既需要人发现，也还需要有人加以训练，才能成为真正的千里马。李鸿章是幸运的，他是千里马，曾国藩是伯乐。曾国藩这个伯乐发现了李鸿章这匹千里马，并且，曾国藩还善于养马、驯马。李鸿章是个有才干的人，但如果他继续在安徽游荡而不是到曾国藩幕府，他可能一辈子也做不了什么大事。经过在曾国藩幕府的历练，他的生平事业就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