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光养晦，大彻大悟

曾国藩在籍守制三年的请求得到咸丰帝批准后，他就过起了乡居生活。事实上，他并没有守制三年，而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曾国藩自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至咸丰八年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前后总共一年半。这一年半时间，名曰“乡居”，实则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巨大转折的时刻，就像练武功的“坐关”、佛道的“坐禅”一样。曾国藩经乡居之后，为人处世简直判若两人。

曾国藩回湘乡为父守丧以来，不断地回忆这些年带兵打仗的往事，每一次回忆，都只能多给他增加一分痛苦。一年多里，他一直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在这痛苦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反省自己在修身养性方面的种种弱点，思考自己处处碰壁的原因。经过这一番痛苦的自省过程，曾国藩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以前在为人处世上的错误。以前，他对于官场的欺诈、虚伪、无所作为、贪污腐败等作风极为反感，做事丝毫不讲情面。因此处处与人发生矛盾，受到舆论的讥讽。经过这次深思之后，曾国藩认识到，仅凭匹夫之勇，意气行事是不行的。官场多年来形成的恶习已几乎牢不可破，以自己一人之力完全改变这种风气，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一年以后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就完全改变了以前的处世方式，变得圆滑世故起来。相对而言，他比以前更善于做官了。

自省本来就是一件痛苦的自我解剖过程。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快乐的事。因此，虽然曾国藩这时对自己以前的做法已然悔悟，但他依旧很压抑。

这一年多的乡居生活，与其说是曾国藩想要在家守制倒不如说是出于无奈。虽然说是他自己请求的，而事实上，这并非他的本意。后来，湘军没有他的领导竟然捷报频传，更让他难以忍受。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湘军将领都纷纷升官加衔：胡林翼官至巡抚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赏加巡抚衔，甚至连杨载福都官至提督并封赏黄马褂。而原来那个湘军的创始人和最高统帅，似乎被所有人都遗忘了。曾国藩醒悟：看来，对付太平军的能人多的是，皇上并不需要自己。

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军队让别人驱使着，成为别人显身扬名、建功立业的工具，曾国藩不仅有被冷落的感觉，更有被别人利用、愚弄的感觉。然而，在籍守制是自己的请求，自己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样一想，曾国藩的心情越发烦闷。

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对他的攻击也随之而来。曾国藩以前与人相处，每遇到意见与人不同时，对别人总是连加讥讽、嘲笑不已。这一次他却是委军奔丧在前，伸手要权于后，权未到继而坚卧不起。这就与他自许理学家的身份很不相称，更与往日忠君报国的言辞大相径庭。因此，他的行为招来了社会上不同人士的责难与报复，成为众矢之的。其中，最让他难以忍受的，就是老朋友左宗棠的攻击。左宗棠听说曾国藩不待皇上批准，就匆匆回籍奔丧的事后，毫不掩饰地肆意谩骂曾国藩自私无能，临阵脱逃，说他以前自我标榜的忠敬诚信，全是虚伪的谎言。左宗棠带头如此攻击简直成了批判曾国藩的催化剂。一时间，长沙官场哗然和之。这消息传到蛰居在家的曾国藩耳中时，他因为自知心亏理短而无词可辩。这给他本就憔悴不堪的身心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遂得不寐之疾。夜夜失眠，噩梦不断，让曾国藩痛苦不堪。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对左宗棠一直耿耿于怀。曾国藩与左宗棠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能够同舟共济，相互配合，但个人感情上却嫌隙甚深，无法泯灭。

不知不觉中，盛夏已经悄然进入湘中，火热的南风像从巨大的火炉中喷射而出。午夜之后，仍有令人心焦的蝉鸣，蝈蝈也无休无止地叫着，好像有意同彻夜不眠的曾国藩过不去。他时而躺在床上，时而在室内外踱来踱去，时而又辗转反侧，反复而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他以孔孟入世救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诀窍。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据说，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曾国藩曾想要走入空门。然而，深厚的儒家根基使他终于拔不出尘世间的双腿。但因为他要遁入佛门，使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虽讲的是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同样的处世之学，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把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曾国藩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者，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处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似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进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然不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得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做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