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如磐石挺难关

一般情况下，能做事的人总是能得到领导的垂青，有什么要求也很容易得到满足，因为他为领导解决了问题。此时的曾国藩，却是被他的领导——咸丰帝冷落了。在江西，由于战事的不顺利，湘军在给养上也遭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最初，曾国藩筹饷的基本办法是留下比中央财政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资源，也就是说，曾国藩会同地方大员制定出了一些新的收入政策，来保证军饷的发放。主要措施包括：

设置一些不受户部直接控制的新的地方岁入项目，将这些所得截留；

部属一旦就任抚督之后，便将岁入权集中在自己手中，避开户部的干预，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湘军的供给；

卖官鬻爵——在湘军兴办之初，湖南巡抚骆秉章为了支持曾国藩，把这一项权力交给了曾国藩。这样，出售官衔所得成为早期湘军主要经费来源之一。

随着湘军人数的增加，到了后来，这三项措施用到了极致，也无法保证军队的供给，湘军欠饷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欠饷，军士们士气低落，开小差的，图谋不轨的，不乏其人。内部军心不稳让曾国藩尤为担心。由于曾国藩没有地方大权，他所带的湘军在江西又属外来军队，所以，很多当地官吏都视曾国藩的湘军为额外负担。用得着时，供给还算及时，用不着时，供给就变得拖拖拉拉。打了胜仗没有奖励，如果战败，则备受讥笑，供给更是不用说了。曾国藩虽然挂了一个兵部侍郎和团练大臣的头衔，但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官一直存有戒心，经常阳奉阴违，硬磨软抗，有时甚至还为曾国藩设下陷阱，让他自己往下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叠加在一起，千头万绪，让曾国藩困顿无比。虽然曾国藩的意志一如既往的坚定，但每每遇到这样的麻烦，也感到束手无策，忍不住长吁短叹，甚至会激起愤怒。

“彭寿颐事件”和“毕金科事件”是最让曾国藩愤怒的两件事。

当初，曾国藩初入江西时，陈启迈任江西巡抚。陈启迈是湖南人，并且跟曾国藩一样，也曾为翰林院官。按说，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同年，陈启迈应该格外关照曾国藩，但事实并非如此。陈启迈经常跟曾国藩过不去，动不动就以不给饷来要挟。曾国藩为了顾全大局，一直忍气吞声。比如，陈启迈不经曾国藩同意，擅自调动湘军，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朝令夕改，制造摩擦；羁押湘军营官副将周凤山于长江县；刑辱参将李成谋于芷江县……这些，曾国藩都忍了。孰料，陈启迈越做越过分。有一次，万载县有一个叫彭寿颐的举人，在乡下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很有成效，打过几次小胜仗。曾国藩很赏识此人，想把这支民间力量纳入湘军。陈启迈听说后，故意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彭寿颐押进大牢，严刑拷打。曾国藩实在气极了，他很快收集了陈启迈许多罪名，向朝廷参了一本。罪证确凿之下，朝廷将陈启迈革职查办。不料，新上任的巡抚文俊仍跟曾国藩过不去——事后看来，地方大员跟曾国藩的冲突，主要来源于利益。巡抚是一个省的当家的。不当家，哪知收支的艰难呢！一个当家的跟一个要钱的人产生矛盾，也是再正常不过了——湘军有一支驻守在江西樟树一带，领军的叫毕金科，文俊很长时间不给这支湘军供给。眼看毕金科部弹尽粮绝，快支撑不下去了。文俊让人传话，如果毕金科部能拿下景德镇的话，马上就给他们发饷。在这种情况下，毕金科和他的部属只好以死相拼。在数万守城的太平军面前，毕金科带领一千多人攻城，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毕金科部全军覆没，毕金科本人也战死。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恨得咬牙切齿，这明显就是借刀杀人啊！数年之后，曾国藩攻克景德镇，特地在毕金科丧命的地方立下石碑一块，亲自撰写碑文。文中对于毕金科遭受陷阱一事，仍旧忿忿不平。

在江西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就是以如此的坚韧，全力地“挺”了下来。

一般来说，个性藏在可测之镜的下方。只有在紧急时刻，才真正立体地显露峥嵘；而军事上的比拼，跟很多其他东西一样，在最关键处，往往浓缩成为个人性格的比拼——在那段时间，一种决不放弃的精神支撑着曾国藩和湘军。在这样的对峙中，曾国藩将自己的操守和习性发挥到了极致。一种强大的张力支撑着他，让他如磐石一样顽强，直至转机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