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之下要头脑清醒

当时，咸丰皇帝正被太平军搅得晕头转向，六神无主，不料湘军竟能异军突起，如此迅速而轻易地拿下武汉这个军事重镇。消息传到北京时，他高兴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10月26日，当曾国藩的捷报送至咸丰帝的龙书案前时，这位饱受太平天国困扰的天子欣喜异常，龙颜大悦之后，立刻下旨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第二天，他还眉飞色舞，兴冲冲地对军机大臣祁隽藻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祁隽藻听后小心翼翼地进言道：“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百应，恐非朝廷之福”。咸丰听了这番话后，立刻像被矢中的，很快从兴奋中清醒过来。他沉吟良久，想起汉人掌握兵权，如果再让他拥有地方实权，将来实在不好驾驭。弄不好还会像当年康熙年间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一样，为番作乱，于是严奉祖训，另下一道圣旨收回成命，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的头衔，办理军务，在以后的六七年间，也一直都是让曾国藩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始终不肯授予他地方实权。

更为可笑的是在接到皇上赏给“署理巡抚”职务的圣旨时，曾国藩曾高兴万分，以为自己从此可以掌握地方行政实权，行兵募饷不再受地方官员的掣肘。但自己是墨绖（dié）出山，尚有母孝在身，如果自己毫不谦让地接受了这个职务，怕遭别人耻笑。于是还假意推辞一番，说攻克武昌都是部下的功劳，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功绩，接受这一职位实在内心有愧；另外母丧未过，自己如果远就官职，恐怕会“外得罪于名政，内见讥于宗族”。因此，请皇上收回成命。然而，曾国藩的这一辞谢奏疏还没送到北京，大梦初醒的咸丰帝就已改变了主意，收回成命。接着，咸丰又倒打一耙，说曾国藩在上奏时官衔后面没有署上巡抚，有违旨之罪，要对他“严行申饬”。

曾国藩辛辛苦苦攻占武昌，还不如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和署理湖北都督杨霈。他们都得到重赏，而自己在受了一番嘲弄之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抗旨不遵的罪名，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深思。一桩往事，又涌上他的心头。

在自己由衡州出兵之初，由于湘军粮饷缺乏，朝廷又不给银钱，只有自己想办法筹借。向当地几个有名的大官绅发出倡议书，希望他们能捐出一部分钱来，以解燃眉之急。

当时衡州城首富杨江向曾国藩提出条件：自己可以捐银二万两，但曾国藩必须代他向皇上奏明，允许为他的祖父在原籍建乡贤祠，并允诺事成之后再向湘军捐五万两银子。

杨江的祖父杨健是衡阳人，嘉庆年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累官郎中，外任府、道、运司、藩司。道光初年，外任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在衡州病逝。当时有人上奏请求让他入祀乡贤祠，道光皇帝因为他在任湖北巡抚时贪污受贿，官声恶劣而没有允许。曾国藩当时也知道这件事，深知此事不可为。

但转眼一想，现在军情紧急，饷银难得，道光帝已换成了咸丰帝，说不定皇上可以体谅。于是就上了一份奏折，以为自己纯粹是为国家做的一时权变之策，皇上必能理解自己一番苦心。

但自己刚誓师不久，就接到皇上的一封上谕，说自己这种做法“大干律令，革职严办”，最后因为自己要率领湘勇北上剿贼，故改作降二级留用。

想到这里，曾国藩心里明白透亮了，皇上是信不过自己这个带兵的汉人啊！从此，曾国藩看透了朝廷对他的猜忌心理，时时怀着警惕之心，处处谨慎言谈、书信都小心措辞，生怕哪天会被什么人抓住了把柄。

攻占武汉以后，曾国藩本想停兵休整，好好经营一下湖北。再以湖北、湖南为基地，进取江西、安徽，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逼向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于是，他在10月21日上书咸丰皇帝，提出攻占武汉后，立即东下的可虑之处有三点：一是经过从岳州到武汉三镇的一系列战斗之后，湘军人员、武器都有很大损耗，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休整和补充，才能巩固和提高战斗力；二是太平军虽然遭到重创，但仍有相当实力，再加上他们又得到湖北、江西广大群众的支持，湘军如果孤军深入，就有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三是湖北经济尚未恢复，不能建立粮饷基地，湘军东进所需的粮饷仍需湖南供给。这样一来，远离后方，供应困难，就有可能因缺乏粮食军饷而导致军心不稳，前功尽弃。

应该说，在取得了几次大的胜利之后，曾国藩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仍能保持着小心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客观冷静地审时度势。但咸丰帝却急于求成，完全低估了太平军的力量，拒绝接受曾国藩的意见，命他迅速东下，早日肃清江西，而将善后工作交给杨霈处理。他这一番盲人骑瞎马的乱指挥，完全打乱了曾国藩的原定计划。迫使他脱离后方，锐兵轻进，孤军深入，缺乏后援，在江西数年之内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