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两师会战城陵矶

靖港之战和湘潭之战，让曾国藩吸取了不少经验，同时也得到了许多教训，对湘军进行了重新整顿，用有生气的兵员代替素质较差的兵卒，同时赏功罚罪，使湘军焕发出原有的生机。恰巧在这个时候，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谕旨：“曾国藩添募水陆兵勇及新造、重修战船，既据奏称已可集事，则肃清江面之举，仍借此一军，以资得力。塔齐布胆识俱壮，堪膺剿贼之任。着骆秉章即饬统领弁（biàn）兵迅速出境。曾国藩与该署提督共办一事，尤应谋定后战，务期确有把握，万不可徒事孟浪，再致挫失也。”

于是，曾国藩便遵照咸丰帝的命令，带兵出征。

经过曾国藩的整顿，湘军的战斗力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加上曾国藩在打了两次败仗之后也摸索出了一些用兵之道，所以此次出征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心遂意。自咸丰四年五月曾国藩带兵从长沙出征以后，至七月一日，接连攻克了常德、澧州，并再次攻占了岳州城，曾国藩为此感到一些欣慰。这次胜利让咸丰帝也极为高兴，他在上谕中称：“此次克复岳州，大获胜仗，湖南逆踪业就肃清，江路已通，重湖无阻。即着塔齐布、曾国藩会督水陆兵勇，乘此声威，迅速东下。力捣武汉贼巢，以冀荡平群丑。”

曾国藩见水师接连获胜，便带领手下战将陈辉龙到了岳州。这时太平军虽然屡次遭到失败，但仍盘踞在城陵矶下游一带，又在汉口布置了数千只战船，连缴数十里。

城陵矶在岳州和武昌两地之间，处于川湘交界之地，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太平军的秋官又正丞相担任城陵矶的守卫，而攻打城陵矶的清军水师，有一部分归曾国藩直接训练和掌握。另有山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也统领着一营的清军水师，广西保升道员褚汝航统领的另外有一营清军水师，由广西保升同知夏銮统领的清军水师一营，广西升用道员李孟群统领的一营，加起来共有四千多名水师兵勇。其中李孟群营有广西水勇一千名，陈辉龙营有四百多名的广东水兵，剩下的以湖南人居多。这些人大多归曾国藩管制。这批水兵虽然船多械足，但在经过了几次战斗之后，军队之中骄傲的情绪逐渐滋生。曾国藩进攻的步伐非常缓慢。因为他的大部队还没有到达岳州，他在等待时机。塔齐布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但陈辉龙因为自四月下旬到达这一带后，便因船炮不齐、粮饷不足坐等了两三个月，待到启程后，又因为风大而耽搁住了。他特别着急，想快点儿把太平军斩尽杀绝。褚汝航、夏銮也都怂恿曾国藩出兵，并且要求一同前往。曾国藩觉得陈辉龙已经在水师营中干了四十多年，经验极其丰富，一定是瞅准了进攻的最佳时机。况且褚汝航他们也是多次建立战功的名将，每次都善于把握时机。

七月十六日辰刻，陈辉龙、褚汝航、夏銮分别带领各自的清军水师向城陵矶进发。这时李孟群还未到达岳州，但他的前队广庆水兵也跟随着陈辉龙的部队。左营彭玉麟、右营杨载福也准备好进行援助。这时还风平浪静，等到了城陵矶时，恰好与太平军遭遇。陈辉龙等一起向太平军发起进攻，枪炮齐发，轰毙了数十人，烧毁了太平军数只战船。这时风势已大，广东提标水师右营游击沙镇邦，对水师最忌讳的事情全然不顾，乘风追击。陈辉龙见风势愈大，打算插旗收队；又害怕游击沙镇邦的炮船有危险，便又督催拖罟（gǔ）赶往救护。没想到船太大，竟在漩涡激流中搁浅。两广兵勇也被风吹得七零八落，互相拥挤。太平军的战船就在这时候突然杀过来，将他们重重包围。广东弁（biàn）兵的战船以及广西何越王廷的船只，欲前去救护，又因风力太盛，互相拥挤在了一起，无法使用枪炮。当太平军的船只逼近时，兵勇陷入重围，进退不得，被杀害了许多，余下的都跳水得以逃生。陈辉龙、沙镇邦都阵亡了。褚汝航见陈辉龙情况危急，出于情义，便赶去相救。无奈太平军的兵力越来越强大，清军渐渐有些支撑不住。褚汝航赤手空拳杀了几名太平军，夏銮也与太平军进行正面交锋，均被重创，落水殉难。广东署千总何若沣、广西候选府经历唐嶫，一同遇害。这时提督陆营虽带领部队到达了城陵矶，但无法渡过港口，也就无法前去救援。清军水师大败，死伤无数，还损失了几员大将。

水师的失利让咸丰帝非常恼火，严厉斥责了曾国藩。据称，咸丰帝看完奏折以后，感到非常愤怒，他指责“曾国藩系在水路督战，于陈辉龙出队时，不能详慎调度，可见水上一军，毫无节制。即治以贻误之罪，亦复何辞？”“唯曾国藩前经革职，此时亦不必交部严议。仍责令督饬水师将弁（biàn）奋力攻剿，断不可因一挫之后，遂观望不前。”

不过，虽然话是这么说的，此次水师在城陵矶打了败仗，指挥不力的曾国藩应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他的指挥不力并不是没有原因，首先是没有足够丰富的水师作战的经验；其次是对手下的将领过于依赖，认为他们毕竟也统带了几十年的水师，从心理上认为他们在具体作战方面一定胜于自己，所以在驾驭时不免放任了他们。

不过，曾国藩由此也得到了不少的好处，首先就是这些清军水师统领战殁后，他便依靠水师一统天下；其次就是他认识到在任何时候能依靠的人只有自己。并且陆军最终攻克了城陵矶，所以咸丰帝也没有过于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