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出山首次遇挫

曾国藩久居官场，对官场那一套早已看透，但他出面督办团练时，是没有“名分”的，这势必与旧的体制发生磨擦与矛盾。这种矛盾与磨擦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他的非官非绅的身份与地方官的矛盾；二是督办团练的做法与官场旧习的矛盾；三是湘军的建立发展壮大取代了正规军，因而与国家旧体制的矛盾。第一种矛盾使曾国藩感到办事不灵，第二种矛盾使他有“越俎代庖”之嫌。

曾国藩到长沙之初，本想大干一场，于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毫无顾忌地日夜练兵。塔齐布是一个武职，他奉曾国藩之命，训练湘军很有成效。但引起正规军绿营军官的不满，长沙协副将清德说：“本朝的制度是将官不受文官统辖，即使巡抚也不问营操”。提督鲍起豹听到这番话后，把怒气发到塔齐布身上，说盛夏练兵是虐待兵士，而且提督现驻省城（长沙），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这下也退缩了，不敢再出来主持湘军操练。

这一时期的湖南巡抚是张亮基。张是江苏铜山（今徐州）人，举人出身，颇受云贵总督林则徐赏识。因林密荐，不到二年间四次升迁。道光末署云贵总督。

曾国藩最初出山办团练，是以丁忧侍郎的身份来“入局”的。丁忧是为他母亲守丧。按儒家的礼制，无论官做多大，必须尽孝道，为父母守丧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朝廷要开去官缺，但仍享有原官品级的待遇，服丧期满，再到中央重新任职。也就是说，曾国藩有的是二品侍郎的虚衔，他这个“官”是虚职。同时，他又有“在籍”的身份，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于原籍，曾国藩在家乡守丧，因而又有了乡绅的身份。但他这个乡绅的身份也是虚的，因为他一旦服丧期满，又要离开湖南重返官场。而那些退休的官员才是真正的乡绅。就此而言，曾国藩的“亦官亦绅”都是虚衔，这就是他经常谈起“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原因。而好友刘蓉却有另一层说法，他说：“我看这句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亦官亦绅，办事必成’。侍郎公曾经有为官的身份，在朝廷上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而侍郎公如此体贴民情，与我们这些书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当官的人所能做到的。现在这支上万人的队伍，主要还得靠侍郎公。”

曾国藩听了这话，并没有表态。他作为湘军统帅是很自然的事情，也不用推辞。倒是刘蓉说他“亦官亦绅”，真正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他的双重身份，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优势。

曾国藩何以有“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感慨呢？原来，曾国藩在长沙初练湘军的时候，由于他本来处于一种非官非绅的地位，可实际上却干着官和绅的事情，这样就必然要侵犯到他人的权利。再加上澄清天下的抱负想马上实现，对官场积习深恶痛绝，不知道迁就别人，因而矛盾很大。起初，张亮基调任湖南巡抚后，以巡抚大员身份，请曾国藩出山。当时曾国藩热孝在身，省城长沙被围，张亮基亲笔写信，请曾国藩为桑梓父老着想！信的末尾说：

“亮基不才，承乏贵乡，实不堪此重任。大人乃三湘英才，国之栋梁，皇上倚重，百姓信赖，亟望能移驾长沙，主办团练，肃匪盗而靖地方，安黎民而慰宸虑。亮基也好朝夕听命，共济时艰。”

曾国藩当时虽回绝了张的邀请，但后来出山的原因之一是认为张是可以合作之人。事实上，张亮基在湖南担任巡抚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胡林翼等人从中斡旋，曾、张之间的关系大体上保持一致。但张一离开湖南，曾国藩就感觉在长沙与地方大僚不好处，因而不得不移师衡州。曾国藩显然很怀恋这段同僚相处的时光。张调任山东巡抚的当年重阳节，曾国藩给张写信，详细道出自己“越俎代庖”的苦衷。曾国藩说：“听说仁兄已调往山东，从此毗邻京城，坐镇泰山，大展宏图。只是在目前两湖整肃吏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各项建设初有起色的时候，仁兄却突然奉调离职，这不仅使刚刚开始的各项工作无法继续，而且即使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为仁兄的调离而感到惋惜，他们怅若所失，顿失依靠。”

曾国藩讲的“顿失依靠”，实际是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因为他与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关系还没有“磨合”好。信中接着说：

“今年以来，我所经手办理的各项事宜，大半有超越权限，越俎代庖之嫌。但我认为，在当今艰难的时局下，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即使受再大的委屈，我也要努力去做，以期为国家贡献自己微薄之力，以伸张正气，振奋民心。之所以训练乡勇，也并非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和原因，仅只是因为当今军队，无不骚扰百姓，去年就曾发生潮勇在湖南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的事情。于是在民间就出现了种种流言，说官兵反倒不如贼匪安宁。我对此深感痛恨，担心将失去民心而无法挽回，因此发誓要训练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以挽回民心，根绝流言。每逢三、八两日集中训练的时候，我总要对乡勇训话，苦口婆心，反复开导，只求他们不要骚扰百姓。自四月以后，我有时也命令塔齐布将军带领旗兵，与乡勇一齐操练，塔将仅派他手下将领来听我的训话。我每次对这些人训话，往往有数个时辰之久。虽然不敢夸耀我的训话可使顽石点头，但我的苦心，我的诚意，却确如杜鹃泣血。只希望他们被感化，并幡然悔悟，练只是其名，训却要求其实。听众自然十分轻松，而我这个一讲数个时辰的人肯定十分辛苦。如今那些听过我训话的旗兵仍在湖南，若您不相信我说的话，则可询问。只要他们稍有良心，就不会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感化他们，希望他们不再骚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匪贼’之耻辱，并使旗兵漫无纪律的现象稍有改变。

到六月初，提督鲍起豹来到长沙，他说，军队的任务是防堵‘逆匪’，因此不要经常训练。在炎热的夏季，军队也不宜过于辛劳。他根据这些理由严厉斥责塔齐布，袒护清将。而中丞您也对我起了疑心，认为我不应干涉旗兵的内部事务。恰在这个时候，我与您保举塔将、弹劾清将的奏折，在同一时间发出，而且您又在这个时候写信来，责备塔将军为何不勤加操练。这样，提督于是怀疑您和我暗地合力排斥他，都是挟持私心而非难公正，难道果真如此吗？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自此之后，在处理旗兵与乡勇之间矛盾的时候，我虽然尽量做到公平，但往往是压抑乡勇而抬举旗兵。我扪心自问，可以说无半点私心，也可以让天下所有人来评判。到初六这一天，发生了兵变，有的人说兵变是暗中有人指使，也有人说既然已经看到了兵变的苗头，为什么不早作防范。君子之行坦荡荡，怎肯费尽心思、机关算尽去与人争狠斗勇？我本是一普通乡绅，为理公事又没有真正有权的职务，全凭名声来震慑‘匪徒’。如果名声因此受到损害，那么，奸猾小民将会更加肆无忌惮。这样，我当初的设想与事情发展的结果恐怕难以一致。想到这些，我只得抽身隐退，暂时到衡州驻扎。”

曾国藩的双重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优势，反而给他添了不少麻烦。本来地方团练大臣们的地位就很尴尬，他们既不是地方大吏，又不是钦差大臣，只是辅佐地方组织地主武装，协同维护地方秩序。这个举措是清政府的应急手段。而曾国藩却一味蛮干，以钦差大臣自居，支持他的张亮基一走，新任巡抚和地方官便认为他多余了。地方大员对曾国藩不支持，文武官员也就更不配合，不久便发生了争端，几乎闹出了大事。

事情由曾国藩越权干预绿营兵引起。

清朝常例，绿营兵由总督统辖，由各省提督统带，负责训练等事务。团练大臣只能管辖团勇，对地方绿营军营务无权过问，可曾国藩却通过塔齐布对湖南绿营军加以干涉。

塔齐布是满洲镶黄旗人，姓陶佳氏。初由火器营护军提升为二等侍卫，于咸丰元年（1851年）派往湖南任都司，在助守长沙之战时升为游击。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见塔齐布生性忠勇，剽悍骁健，无旗人和绿营军官中的腐败习气，很是看重他，于是聘他为教师，训练团勇。塔齐布对曾国藩唯命是从，认真做事，很得器重，二人交往愈加密切。

曾国藩训练团勇很严格，有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同时还要与绿营军一道会操，虽长沙盛夏酷暑之时，也不许停止。曾国藩不许练勇停止会操，绿营兵也就得陪练勇训练，绿营若不参加，何谈会操。于是，便引起湖南绿营骄将情兵的反对。长沙协副将清德早对曾国藩干预绿营不满，于是便利用部队的懒惰情绪，拒绝听从曾国藩的命令，不再参加与团练的会操，也不再听曾国藩的训话。

一次会操时，曾国藩发出了会操的命令，只有塔齐布率领所部前往，其余驻长沙的绿营兵拒绝参加，还群起指责塔齐布谄事曾国藩。曾国藩大为恼火，以清德惰于操练、临阵退却参劾之。清德不服，赴湖南提督鲍起豹处申诉，反控曾国藩以炎热气候强令军队操练，虐待士兵，塔齐布令绿营与练勇会操是破坏营制。

鲍起豹跟清德是一个圈子的，自然会护着清德，惩处塔齐布了。绿营兵在鲍起豹的纵容下，更加嚣张，乃寻衅挑起纠纷，鸣号列队攻击塔齐布的军队。曾国藩出来干预，鲍起豹挑动军队包围塔齐布的营房，捣毁了营房、居室，并攻入曾国藩的团练大臣公馆，枪伤了他的随员和护兵，几乎击中了曾国藩。

曾国藩、塔齐布狼狈逃走，才免于被杀伤。曾国藩的公馆与巡抚衙门仅一墙之隔，骆秉章却装聋作哑。直到曾国藩仓皇跑来，他才不得不同意曾国藩的处理意见，让肇事者赔礼道歉，并不追究鲍起豹和清德的任何责任，也不对曾国藩加一语安慰之词。事后，长沙城里的各级官吏皆言曾国藩干预绿营兵事务，是自取其辱。曾国藩知道长沙再无自己的立足之地，于1853年9月自动离开长沙，移驻衡州。

曾国藩初办团练，以落败暂时告一段落。

很显然，曾国藩出山之初很不顺利，一是他手中没有实权，没有管理地方的职责，但练兵筹饷，哪一项都要与地方官打交道。曾国藩此时性格外露，没有顾忌，因而招人怨、招人忌。二是体制上的矛盾，如文官不统辖武将，这是清朝的定制，曾国藩破坏了，因而就有人名正言顺地反对他。再者，绿营兵是国家正规军，湘军当时称为乡勇，属于临时性质，是无法与绿营军争位置的。曾国藩的性格决定了他督办团练必然会走到这一步。曾国藩这种性格对他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直到咸丰八年再度出山时才有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