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亡故思返湘乡

一个人一旦忙碌起来便会忽略掉很多东西，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赴京就职以来，为了仕途前程，曾国藩已阔别家乡整整十二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的祖母病故，他闻讣后即欲南归，但未能成行。第二年春天，星冈公身患重病，这位刚强一生的男子在他的晚年无奈地倒在了床上。曾国藩闻讯后除写信给父母、几位弟弟详商治疗办法后，他决定一定要回家探望，但是，身为官场中人，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四千里关山，将一个游子的思乡之情阻隔。自京城往返湘乡，行程需要三四个月，加上小住一两个月，最起码也得耗掉半年的时间。按照当时清朝的规定，这样的“长假”是不予批准的，只能暂时离职，假期期满后回京重新补缺。而按正常情况，重新补缺往往需要一年左右，而且，将来能否补上“优缺”还是个问题。这是曾国藩难以下决心回乡省亲的重要原因。再者，往返费用开销也很多，当时曾国藩已经“负债累累”，如果再增加支出，对一个京官而言是不堪重负的。因此，曾国藩给弟弟们写信讲回家的“三难”：

兄自去年接祖母讣后，即日日思抽身南归。无如欲为归计，有三难焉：现在京寓欠账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账，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一难也。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二难也。我一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三难也。有此三难，是以踌躇不决。而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望诸弟将兄意详告祖父及父母。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无望我归省之意，则我亦不敢轻举妄动。下次写信，务必详细书堂上各位老人之意。

曾国藩的心情是如此，家人也同样盼望着久别的他能够尽早团圆，只是儿女私情跟国家大事比起来，总是显得那么渺小。家中老人为了不妨碍儿子的前程，给曾国藩写信时告诉他，让他一意服官，不必挂念家中之事。曾国藩只好在信中回复父母，表示“男前与朱家信言无时不思乡土，亦久宦之人所不免，故前次家信亦言之。今既承大人之命，男则一意服官，不敢违拗，不作是想矣。”

不久，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连升三级的佳绩也算是对曾国藩的一个补偿吧。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年届六十。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花甲之年属于大庆，应该把寿辰办得更风光。在京城的曾国藩又不能自已，决定明年请假回乡再办。他去信跟几位弟弟说：“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今诸弟科第略迟，而吾在此间公私万事丛集，无人帮照。每一思之，未尝不作茫无畔岸之想也。吾现已定计于明年八月乞假归省，后年二月还京，专待家中回信详明见示。”

曾国藩虽然急切地盼望回归故里，但这次依然没能成行。不久，祖父病逝的消息从湖南老家传来。曾国藩闻讣后请假两个月，在京中寓所穿孝，以托哀思。他还向亲友同僚发讣帖五百余份，并特别写上“谨遵遗命，赙仪概不敢领”。由于不收银钱，曾国藩便将收到的祭幛做成马褂数十件，分寄家中族戚，即所谓民间的“分遗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