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巧于拙，用晦而明

曾国藩最讲究谨慎守拙。在军事上，他专在“稳慎”上用心，最戒浪战。而在官场，曾国藩则讲究“藏巧于拙，用晦而明”，避免才华过露，招人嫉妒。尤其是在湘军击溃太平军、名震朝野之时，曾国藩更是战战兢兢，避免因此招至祸灾。

曾国藩深知官场险恶，故凡事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此为其反败手腕之一。他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他认为：“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意思是：我曾观察《易》经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

激烈碰撞，两败俱伤。虚虚实实，攻其不备，乃为高手所为。曾国藩主张“以虚应实，心神不乱”。积聚心力，放眼红尘，是圣人所为。

君子才华不露，聪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藏巧于拙，用晦而明”这句话的具体涵义。很明显，这里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在名震朝野之时要懂得藏锋露拙，明哲保身，切忌锋芒太露。

“慎独”是曾国藩人生哲学智慧的最好体现。曾国藩一生谨慎处世，藏巧于拙，小心交际。曾国藩曾曰：“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他在给自己弟弟的信中说：择友须慎之又慎。

“慎之又慎”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曾国藩在行为上求“稳慎”，在言论上反“不慎”。人世如此艰难，曾国藩不得不处处谨慎小心，避免锋芒太露。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吕端是宋朝的名宰相，看起来笨乎乎的，其实并不笨，这是他的修养，在处理大事时，也是绝不糊涂的。而诸葛亮则一生谨慎，是学谨慎的一个好榜样。

事事谨慎、时时谨慎，是曾国藩人生的一大特色，特别是在择友、说话、为官、处世四个方面。

择友须慎。1843年2月15日，曾国藩在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没有朋友不行，有坏朋友更不行。因此，择友不可不慎，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曾国藩任京官期间，广交益友，与京中名士倭良峰、何子敬、吴竹如、何子贞、江岷樵等数十人交往甚密，获益良多；带兵之后，与胡林翼等人结为至交，世传《曾胡治兵语录》中曾胡并提，也可见二人关系颇好；曾与学生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虽名为师生，实则私交也不错。左宗棠与曾有过矛盾，但曾去世后，左宗棠在挽联中写道：“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是他们友情的最好见证。曾氏之所以能“武功灿烂、泽被海内”（蔡锷语），与他广交益友是分不开的。

孔子对“朋友”的解释是“同学为朋，同志为友”，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同学的含义有所变化，但他把朋友分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这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孔子说：“同正直、讲信用、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有好处；同阿谀奉承、当面恭维背后诋毁、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便有坏处。”因此，择友应当谨慎。颜之推说过：“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故君子必慎交游焉。”墨子认为人性如素丝（白丝），染于青色为青丝，染于黄色为黄丝，放进不同颜色的染缸里染过后，就成为不同颜色的丝了。不只白丝如此，“士亦有染”，染于良友，跟着学好；染于不良之友，跟着学坏，“故染不可不慎也”。不仅君子择友须慎，一般人也如此。荀子说：“匹夫不可不慎于取友，友者所以相佑也。”

说话须慎。曾国藩要求弟弟要慎于言，并引用孔子的话，让弟弟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情况掌握得不确切时，决不妄下断语，评头品足。这是曾国藩越过满汉矛盾险滩的一贴妙药。

这段话的背景是：1860年春夏之交，英法两国以“修约”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4月22日占领舟山，5月27日侵入大连，6月8日侵入烟台，8月1日占领北塘，8月21日夺得大沽口炮台，24日攻入天津。9月18日攻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21日进至距北京只有数十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被迫到热河“避暑”，只留下弟弟恭亲王奕䜣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这次英法联军攻取北京，完全是由于僧格林沁及胜保所部兵败所致。国弱被人欺，马瘦被人骑！僧部在天津、通州各役，虽均惨败，但确是“挟全力与逆夷死战”。曾国荃得知兵败的消息后，对僧王很是埋怨，并称僧王已不被皇上重用云云。曾国藩严厉地告诫弟弟不要乱讲，一则这不利于缓和满汉矛盾，二则曾国荃之言确有不对的地方。细想当时天津、通州各仗，僧部均前赴后继，牺牲惨烈，假若将士们装备稍好一些，必会有另外的景象。今日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正是在告诉人们这段历史，不停地警示后人：落后就要挨打！

为官须慎。曾国藩曾对其弟曾国荃说过：“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对于功名利禄，曾国藩追求“花未开全月未圆”，不使之盈满，而应留有余地，他又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这些话都反映了曾国藩身居高位，但仍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对于“畏慎”二字，曾国藩说最应该畏惧谨慎的，第一是自己的良心，他说过：“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第二是“左右近习之人，如巡捕，艾什，幕府文案及部下营哨官三属”。第三是公众舆论。畏惧这三者，自然能做到为官谨慎。

曾氏兄弟攻下南京后，当时的客观环境对于他们非常危险。一方面，那位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非常厉害，特别难侍候，历史上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故事太多，曾氏不能不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外面讲他们坏话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曾国荃把太平天国王宫和国库里的许多金银财宝全都据为己有。这件事，连曾国藩的同乡好友王闿运也大为不满，在写《湘军志》时，固然有许多赞扬，但把曾氏兄弟及湘军的坏处也都写进去了。

曾国荃的修养到底不如长兄，一些重要将领对于外面的批评非议都受不了。他们中有人向曾国藩进言，何不推翻清朝，进兵到北京，把天下拿过来，更有人把这意见写成字条提出。曾国藩看了字条，对那人说：“你太辛苦了，先去休息一下。”打发那人走后，将字条吞到肚中，连撕碎丢入字纸篓都不敢，以期保全自己和部属的性命。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一个“慎”字。

处世须慎。曾国藩要求长子曾纪泽言谈举止须厚重，戒轻浮。这里“厚重”固然有老成练达的意思，也寓含着事事谨慎的含义。1848年夏，曾国潢到县城办事，与地方官有来往，曾国藩写信要他“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此前一个月，地方官给曾家加了赋税，曾国藩写信要求家中三位弟弟（澄侯，沅弟，季弟）：“新官加赋我家，必答应，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为民除害之说，为所辖之属言之，非谓去本地方官也。”1864年5月9日，曾国藩于军务繁忙之际，特地写信给主持家中事务的澄弟，要求他在家乡不宜轻易抛头露面。他写道：“吾与沅弟久苦兵间，现在群疑众谤，常有畏祸之心。弟切不宜轻易出头露面，省城则以足迹不到为是……不可干预公务。”

我们常说“难能可贵”，凡事因其难能，才显可贵，曾国藩的修身、齐家就是这样。正如他以一介儒生、文职官员，而能墨绖出山，建立起一支“别开生面”的军队，并靠着这支后来被称为“湘军”的勇营武装扑灭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已修，家已齐，接下来，就应该是考取功名，缔造事业，治国平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