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是平天下第一要义

老祖宗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兄弟四个都从了军，而且九弟曾国荃还为破天京立了头功。试想，在一个不和睦的家庭里，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吗？他写道：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之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家庭和睦非常重要，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和”？曾国藩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残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裔，独待者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占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

在这段话中，曾国藩认为欲“和”则必“孝”“友”，并且将“孝”“友”这两个原则细化到日常的做事中。关于“孝”，曾国藩还讲道：凡子之孝父母，必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族犊之，远近服之，然后父母愈爱之，此孝之大者也。

能像曾国藩所说的这样去做的，家庭关系必然和睦，这是处理家庭事务的根本原则。当然，时代不同，“孝”“友”的具体内容必然有异，然而从整合的角度去看，要做到“和”，要达到“万事兴”的目的，必然要处理各种家庭关系，而“孝”“友”必是首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有了“孝”“友”，但无更具体的治家之法，家仍不能兴。曾国藩在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致澄弟》的信中这样写道：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前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进周旋，贺喜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弟以为然否？

曾星冈，也就是曾国藩的祖父，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对曾国藩治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曾星冈性格暴烈，言行专横，连妻子王氏也难逃他的责斥。王氏“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辣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曾星冈“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不可犯”。他的脾性虽然暴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子孙们的严厉却有助于他们的成长。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极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有意重提此事，用以与诸弟共勉。

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儒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性格的养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曾国藩对于祖父终身敬服。他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群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慨，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从以上可看出曾国藩对齐家的重视程度，其重要性在于齐家是“修齐治平”中不可缺少之一环，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大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