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　最好的世纪和最坏的世纪　
从 1918 年到 2012 年：我们的时代

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有两个人正身陷囹圄。一个人受到严刑拷打，另一个人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他们正在争论一些历史问题。阿列克谢对人类已经不抱希望了。他说：“人类就是人类，真是无药可救了。人类社会没有进步，有的只是一条简单的法则，那就是使用暴力。这条法则就像能量守恒定律一样简单。暴力是永恒的，无论什么都制止不了它。暴力永远不会消失，也不会减少，充其量只是换个形式罢了。”

另一个人叫伊凡，他不同意阿列克谢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就是人们获得更多自由的过程。”阿列克谢——他即将死去——嘲笑了伊凡的观点。他认为这不是历史中真实发生的事，而是一个虚构的场景。历史就好像是“用杵和臼去研磨水……人类中的人性是不会增加的。如果人类的良知一直停滞不前，人类怎么还会有历史存在呢？”1这个观点出自小说《一切都在流动》的结尾部分，它的作者是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这部作品创作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它回顾了斯大林时期的生活。然而，他的观点适用于全人类，而不仅限于俄罗斯。20 世纪的历史发展凸显了这一观点的重要性。我们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了吗？我们可以变得更好吗？暴力会终结吗？还是会愈演愈烈？

这是一个陷入巨大悖论的世纪。这一时期的杀戮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严重。死亡人数估算数字超过蒙古人对外征服时期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欧洲人入侵美洲时死于瘟疫的人数，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战争的死亡人数。政治领袖们说他们可以从根本上促进人类的发展，至少是促进部分人类的发展，于是他们获得了几乎无限的权力，这就是出现大规模杀戮的主要原因。因此，人们普遍认为，20 世纪是“历史中最血腥的世纪”。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史蒂文·平克是位科学家，他将大规模的死亡部分归咎于人口数量的大幅增加：毕竟你不能杀掉原本不存在的人。如果说大量的人失去性命有助于调节人口，那么现代史看上去就不那么黑暗了。蒙古人的对外征服（前文已经讲到了）、中国 8 世纪的武装起义、帖木儿的东征西讨、罗马帝国的崩溃，以及明帝国的瓦解——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死亡人数都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2

我们对发生在 16 世纪非洲、中世纪法国乡村或朝鲜半岛早期帝国历史中的暴力活动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但现在则不然，照片、影像，以及保留在日记、回忆录和演讲中的记述可以使战争的场景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平克认为，“历史性近视”使我们能够平静地看待过去，但却不能平静地看待现在。出于某些特殊原因（这些原因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今后恐怕不会再出现了），20 世纪见证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战争的一方是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另一方是斯大林控制的苏联。这场战争蔓延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地区，直到核武器的出现才将其终结。

这场战争并不能证明人类比以前更加暴力或更加邪恶。事实上，平克认为，如果将小规模冲突、家庭暴力、虐待儿童和老人、残害动物、为宗教献身、奴隶制和暴力犯罪都考虑在内，那么人类的暴力倾向正在变得越来越弱，人类正在变得“越来越善良”。即便是非洲也不例外。在近代历史上，非洲曾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冲突，但现在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各国逐渐法制化，妇女获得了更多权利，再加上国际条约的规范（如遏制核战争），这使人们可以过上更加祥和的生活。美国学者马修·怀特支持平克的观点，他引入“暴行学”这个概念来划分死亡事件的等级。根据他的研究，在 20 世纪，95% 的人都是死于自然原因。

这点很重要，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绝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间歇期”里。所谓“间歇期”，就是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时期。我们将在年老时因疾病而去世。更好的药品和食物、更清洁的饮用水、更稳定的社会秩序使人类的寿命和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因此间歇期也会变得更长。举个例子：如果不是弗里茨·哈伯在 1919 年发明用氮合成人工肥料的方法，那么现在世界人口将减少 20 亿。3一些国家曾经遭遇过可怕的饥荒,如中国。但在 21 世纪，物质财富和机会都会迅速增加。与以往相比，在上一个世纪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过上更好、更平静的生活。如果不算工业化战争中的大屠杀与核战争的阴云，我们有理由认为 20 世纪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它使数以亿计的人过上了太平富裕的生活，这是史无前例的，即便罗马帝国初创时期的“罗马式和平”也做不到这点。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也是最好的时代。

政治问题

这段历史时期的主题是失调：一方面，人类理解世界和重塑世界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人类管理世界的水平却没有提高多少。科学在大步前进，但政治却像个醉汉一样左右摇摆。地理大发现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也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这一矛盾在 20 世纪变得格外显眼，并有可能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

那两位身陷监牢的俄国哲学家之所以发生争论，正是因为 20 世纪的政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人们认为，人类将从有等级的社会走向绝对平等的人间天堂，但现实政治却使这一信念发生了动摇。共产主义者认为，实行专政是无可厚非的。天主教人士也曾持有类似的观点。20 世纪 30 年代，当掌握了巨大的国家机器之后，苏联共产党试图消灭所有阶级、国家和划分人类的范畴，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和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所设想的世界，与共产主义者所设想的世界完全不同。他们并不想消除所有阶级。但是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后来这一信念也传播给了成百上千万真诚的信徒）：他们属于优等人种，应该享受荣誉，应该统治其他种族。这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命运的安排。从纳粹突击队员的书信和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有组织地屠杀犹太的妇女、老人和儿童时，他们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只是觉得心里不舒服而已。种族论成了用科学语言包装出来的伪科学，这种伪科学使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纳粹主义坚持了一种错误的“种族”进化观。在自然界，各个物种之间要进行永无休止的竞争。因此，在人类社会中，各个种族之间也应进行永无休止的竞争。不打击弱者，不消灭弱者，是强者在道德上的失败：因为这意味着人类将会走向衰落，而不是走向强大。这一观点被应用到了希特勒的世界中：雅利安人有责任推动人类前进，但这种前进是以牺牲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其他所谓“低等人”为代价的。这种做法不会带来一个“完美世界”，但却可以带来一个“黄金时代”。为了建立心中的“乐园”，纳粹政权举起了屠刀——他们杀害起义者和自私的农民，杀害反抗他们的社会主义者，杀害他们的阶级敌人，杀害犹太人。纳粹分子将他们的敌人视为“害虫”或“病毒”，认为他们充满兽性，根本就不属于人类。有趣的是，在想象即将到来的“乐园”时，纳粹政权使用的是最陈腐、最老套的说法。纳粹的宣传机构号召追随者迈向这样一个世界：在阳光和煦的半乡村地区，生活着许多脸颊红润的母亲，她们听从丈夫的话；父亲的形象通常是一位长着大胡子的男人——那里是个有些伤感、有些羞涩的伊甸园。

如果这就是现代史的全部内容，那么这段历史就太过暗淡了。但 20 世纪也见证了民主制度的扩张。在最黑暗的几十年里，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美国世纪”为世界上成百上千万的人带来了自由和选择的机会。市场经济展现出了生命力，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是科学。科学创造出了极具破坏性的武器，这些武器使世界上的大国再也不敢相互攻击。或许有人认为，俄国人不如美国人、欧洲人或其他国家的人那么自由，但与格罗斯曼写出监狱对话时所能希望的相比，俄国人已经是非常自由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段历史的光明面要远远大于它的阴暗面。20 世纪的政治悲剧只是欧洲思想的逻辑结果，这些思想已经在欧洲发展很长一段时间了。种族主义、乌托邦思想、对国家命运的信念、对强有力的领导者的偏好、反犹太思想……这些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当然，在经历了专制独裁之后，这段历史能否成为供后世借鉴的教训呢？我们建立了联合国，发表了各种《人权宣言》，设立了国际刑事法院。通过种种努力，我们进入了一个政治局势缓和，而且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还可以用许多例子证明这一点。在阿富汗、非洲和中东，战争仍在继续，但这并不能否定人类的进步；战争只是提醒我们，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

20 世纪有两场大碰撞，它们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很难视而不见。第一场碰撞涉及西式民主的传播。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关于政治的大争论已经结束，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式民主取得了胜利。他相信，尽管有些国家和文化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这一阶段，但这是每一个人的最终归宿。然而，在这个世界中，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一些西方眼中的“独裁国家”（如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俄罗斯、伊朗、沙特阿拉伯）也走向了繁荣。因此，福山的话已经落空了。福山确实错了。因为事实证明，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民主的基础是社会习俗、对问题的看法、长期建立起来的分权制、对法律根深蒂固的信仰，以及没有体制性腐败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你可以引进并建立民主制度，并让它发挥作用，但你很难引进民主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大部分地区注定要生活在暴政和贪腐之下。这只是意味着，宣布西式民主已经在竞争中胜出还为时尚早。

第二场碰撞涉及西式民主的本质。在年复一年、届复一届的竞选中，相互竞争的政党会向选民许诺下更好的物质生活。近来，这种夸夸其谈的能耐几乎成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但科学与和平已经使世界人口增加到自然资源难以承受的地步了，所以他们不能一直这样承诺下去。

为了吃饱、穿暖、过上高兴的日子，人类消耗了大量的石油资源和水资源。结果，人类的活动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些温室气体使气候发生了（或许）不可逆转的变化。如果生活在中国、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的人都希望过上今天西方中产阶级那样的日子，那么他们恐怕要失望了。在西方，我们现在有了第一批明智的家长，他们希望自己孩子的物质生活水平能低于他们这一代。民主国家可以阻止贸易衰落，可以在战争期间团结一致；但它们对长期存在的失望和经济低迷却束手无策。除非这些国家能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否则我们很难相信西方式的自由和市场经济是高枕无忧的。我们已经从本章叙述的历史中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但还没有完全吸收。

兰茨贝格的囚徒

慕尼黑附近有一间兰茨贝格监狱。1924 年 7 月，监狱的一层牢房灯火通明，那里出现了奇特的一幕。一位穿着皮制短裤和束腰短外衣的囚犯因试图推翻德国政府而被判处叛国罪。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发胖，牢房里堆满了来自支持者的各种礼物——蛋糕、巧克力，以及成束的鲜花。来探望他的人数不胜数。他的一位朋友说：“这个地方看上去简直像是个熟食铺子。用堆放在这里的东西，你都可以开花店、水果店或酒行了。”4

最后，这位 35 岁的叛乱者不得不要求访客离开。这样，他才有时间回到书桌前慢慢口述他的书。这本书原名《与谎言、愚蠢和懦弱奋战四年半》5，是个时髦的书名，后来编辑将其进行删减，成了《我的奋斗》。在 20 世纪这段历史中，希特勒比任何一个人都该下地狱，但他的书却深受欢迎。截至 1940 年，《我的奋斗》已经卖了 600 万册。他用善良的假象掩盖了邪恶的目的。

人们都知道，希特勒决心清除犹太人，先是在德国，随后是欧洲。一些历史学家质疑，希特勒是否亲身参与了大屠杀。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德国成功入侵波兰、波罗的海周边地区和乌克兰的时候，将工业手段用于大屠杀纯属偶然。当希特勒在鲜花和巧克力的簇拥下口述《我的奋斗》时，他这样阐述犹太人的问题：有“任何一个不肮脏龌龊的犹太人吗？铲除犹太人就像是从身体上小心翼翼地切除脓包，从腐烂的尸体上清除蛆虫”。6他将犹太人比喻成“鼠疫和精神瘟疫，他们的危害远超黑死病”，他们就像是一群吸血的蜘蛛。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认为，希特勒只是想将犹太人驱赶到其他地方，他本人对犹太人并无恶意。在出狱后创作的《我的奋斗》第二卷中，希特勒写道：“在战争爆发初期和战争进行之中，如果能将 1.2 万到 1.5 万只希伯来蛀虫关进毒气室，那么在前线的数百万人就没有白白牺牲。”7他认为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属于同类，他发现犹太人在幕后操纵着他们表面上厌恶的东西——国际资本。犹太人很弱小，但他们却控制着所有地方；犹太人微不足道，但他们却主宰着德国。他们控制着媒体、左翼政党、银行，以及一切的一切。他们应该被消灭。

希特勒这种人是非常罕见的。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相信他是个没有同情心的人，这或许与他凄惨、充满暴力的童年生活有关。希特勒是个幻想家，他恰巧生活在了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国家，这使他的幻想得以短暂地成为现实，虽然短短几年之后就轰然倒塌。尽管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懒惰，外表也并不出众，但希特勒仍然可以用黑色的目光迷惑他的听众，使国家陷入疯狂。如果不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如果不是列宁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如果不是欧洲有反犹太传统，那么希特勒将泯然众人。

反犹太的思想渗透到了欧洲的各个角落。犹太人聚居区首先出现在威尼斯。英格兰的几位国王都曾迫害、驱逐过犹太人。在十字军运动期间，法国的君主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并将他们驱离法国。天主教的宗教法庭让他们做出选择，要么改信基督教，要么就被处死。俄国的历史中也不乏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在 20 世纪早期，尤以奥地利和德国的反犹浪潮为大。身为画家的希特勒曾经在维也纳度过了人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时光，他的性格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维也纳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是个民粹主义者，他曾经指出，这座城市有深厚的反犹太传统，这个传统不但体现在政治方面，还体现在报刊文化方面。曾为希特勒写传记的伊恩·克肖提到，“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这座城市出现了激进的反犹太活动。如果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发生了性关系，人们就会以鸡奸的罪名加以惩罚。在复活节前后，人们还会监视犹太人，阻止他们进行祭杀儿童的宗教仪式”。8

希特勒肯定会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但他了解犹太人，穷困潦倒的时候，也曾通过犹太熟人推销他并不出色的城市速写作品。希特勒是个“泛日耳曼主义者”，他希望所有的日耳曼人组成一个单一的德意志帝国。他早年推崇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瓦格纳的作品中大量掺杂了反犹太思想。但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年轻的时候是个反犹分子，他倒是与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产生了共鸣。

在成为德国统治者之后，希特勒声称他是一贯反犹的，但这点很难证明。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休假回家，发现大量的犹太人并未上前线打仗，这使他感到非常震惊。他还在书中指出，犹太人参与了卖淫活动，这使他非常反感。而且，他又把这件事和中世纪时关于犹太人的故事联系在了一起。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厌恶似乎开始于 1918 年，也就是德国战败后不久，他挂着勋章随部队返回慕尼黑的时候。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奥地利人，希特勒幸运地加入了巴伐利亚步兵团。在战场上，他是一名勇敢的传令兵。德国军队的失败使他难以接受。回国后情况变得更糟，他的前途一片渺茫，慕尼黑已经成了革命的策源地。1918 年的冬天和 1919 年的早春，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巴伐利亚建立起一个“红色共和国”。他们效仿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希望在德国夺权。在之后一段时间，人们面对着食物短缺、暗杀、剥夺财产、暴力活动，以及左翼势力对出版物的审查。右翼军事势力的反扑使共和国昙花一现，但这却给社会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疤痕。

这次革命运动的领袖很多都是犹太人。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希特勒曾当选军代表。他知道树立一个简单明了的敌人能得到什么好处。在一个愤怒的小型集会上，在一个愤怒的小型政党中，希特勒的极端言论和花言巧语使他迅速成名。在慕尼黑的酒吧和咖啡店里，德国军官利用他攻击左翼势力，攻击远在柏林的温和的共和国政府。希特勒声称，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满口谎言的资本家和叛国者都是一丘之貉，他们是德国战败的罪魁祸首。

到那时为止，除了在军中服役之外，希特勒的生活中除了空谈一无所有。他画着拙劣的画，到处游荡，靠家中仅有的一点钱过活，此外就是空谈。他在林茨、维也纳和慕尼黑的廉价公寓、酒吧和咖啡馆里对艺术、音乐、德国、历史和政治高谈阔论。现在，说话已经成了他的工作。

我们提到希特勒时会想到他头上顶着的恶名，会想到大屠杀，会想到那张白净的脸上留着一撮可笑的小胡子，因此我们很难想象他早年所展现出的魅力。尽管如此，他确实很有魅力。最终，这个备受欢迎的演说家使一个右翼小党迅速发展成为纳粹党。他可以在一间屋子里进行两个小时的演讲，他挖苦着、大喊大叫着、嘲笑着、谩骂着，不时被喝彩声、嘘声和笑声打断。他时而指责德国政府，时而谴责获胜的协约国，时而号召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或驱逐出境，这样就可以使他们远离优秀的日耳曼人。很快，就有人将他和马丁·路德，甚至是拿破仑相提并论。他的听众主要是小商人、商店的店主、职员、退伍军人和妇女，其中妇女的比例高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们认为希特勒是最好的老师，他的演讲是最棒的消遣。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似乎正处于爆发共产革命的前夜。右翼的“民间”思想家和军方人士经常就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展开辩论。他们认为，应该废黜主张对法国妥协的柏林政府，应该恢复德国战前的领土，应该重建德国的武装力量。各种准军事组织在储存武器。惧怕出现苏维埃革命的工商业巨头提供资金。各个政党形成、争吵、分裂、重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德军的鲁登道夫将军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他成了右翼眼中的英雄。在经历了短暂的革命后，慕尼黑成了保守主义思想的大本营。当时，希特勒恰好就在慕尼黑。他与一些准军事组织的领导人结成同盟，恩斯特·罗姆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希特勒得到了许多大人物的赞赏，其中就包括鲁登道夫。此外，他还获得了一些极端主义报刊和暴力组织的支持。

希特勒甚至亲自设计了纳粹党的旗帜，这面旗帜很快被全世界所熟知：红底白圈里有一个黑色的十字标记。长期以来，这个黑色的十字标记象征了德国反犹太思想。在印度教徒、佛教徒和万物有灵论者眼中，这个古老的标志代表着幸福。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利曼在古代特洛伊城的遗址中发现了这一符号，并将其解读为雅利安人的象征。自此之后，这个符号在德国变得家喻户晓。在希特勒设计党旗之前，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个符号了。希特勒将其进行了改造：精炼设计，使颜色搭配更有张力，并旋转了十字的方向。用现代艺术评论家的话说，“与之前的设计相比，这种设计的效果更好”。9

希特勒过去可能是个蹩脚的画家，但却是个杰出的宣传家，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他有成百上千张照片，他在每张照片里都摆着不同的姿势，穿着各式的衣服，戴着各异的帽子，他要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孑然一身、奋发图强的领袖。他研究冲锋队和党员的制服，重视建筑的样式，他在制定政策和官僚政治方面都没花这么多精力。如果说政治是一个品牌，那么希特勒就是纳粹品牌的天才营销者。

1924 年的时候，希特勒是如何将自己送进监狱的呢？他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搞砸了一场政变，这场政变的最初目的是想推翻巴伐利亚的地方政府，最后政变又将矛头指向了柏林。他参加的政党原名“德意志工人党”，这个党随后演变为“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在发动政变的时候，它还只是个小党。但是这种“爱国组织”及相似政党发起的运动总量很大。慕尼黑的军政官员对他们持明显同情的态度。到了 1923 年秋天，关于推翻政府的讨论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起义要么由军队领导，要么由准军事组织领导，或者像墨索里尼那样直接进军首都。那时，人们将希特勒称为“德国的墨索里尼”。他相信，如果策动得法，鲁登道夫和巴伐利亚的军队将参加反抗柏林的起义。这个想法并非天方夜谭。当时，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燎原大火。

1923 年 11 月 8 日晚上 8 点 40 分左右，希特勒的勃朗宁手枪在慕尼黑的一家名为贝格勃劳凯勒的大型啤酒馆里擦出了这颗火星。啤酒馆是慕尼黑人谈论政治的地方，那里像个宽敞的洞穴，非常适合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那天夜里，这座城市大部分领导人聚在一起，召开了一次很久以前就宣传预告了的反共会议，当时大厅里约有 3000 人。当前王牌飞行员赫尔曼·戈林带领冲锋队闯进啤酒馆的时候，巴伐利亚领导人右翼政客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正在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

这时，希特勒跳上椅子，对天花板开枪，宣布巴伐利亚政党已经被推翻，全国革命已经开始。希特勒将那些官员和一位将军带进旁边的屋子，劝说他们加入由他主导的新德国政府。他说，如果事态恶化，他就开枪解决他们，随后也饮弹自尽。之后，他向人们宣布：“要么德国革命从今晚开始，要么所有人都在黎明前死掉！”10鲁登道夫赶到现场，尽管十分惊讶，但他还是支持了希特勒。希特勒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德国人民”，他们将“向罪恶的巴别塔——柏林”进发。11

希特勒认为，巴伐利亚的军队和政治精英会跟随他进军柏林。在冲锋队的威胁下，这些人确曾短暂地同意希特勒的计划，但他们既没有为进军做准备，也没有制订相应的计划，他们并不想发动一场内战。因此，只要他们按兵不动，希特勒的起义就是空谈。等他手下的乌合之众想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军队和警察包围了。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将其称为“纯粹恐吓出来的革命”，这场“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第二天清晨，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 2000 名纳粹党党员向慕尼黑的军事部门进发，他们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遇到了警察的拦截，双方交火，导致 4 名警察和 16 名纳粹分子丧生。希特勒要么是趴在了地上，要么是被挤开了；站在他旁边的那个人中弹身亡。老兵鲁登道夫则继续向前走，警察让出来一条路，没有人在后面跟着他。

随后，一部分示威者逃散，鲁登道夫向警察自首，希特勒躲到了朋友家里，但最终被捕。1924 年 2 月 24 日，9 个人在以前的慕尼黑步兵学院受审，他们被控犯有叛国罪。希特勒或许会感到有些尴尬，在开枪时他是率先趴下的人，但是之后他还要证明自己是个领袖人物。他什么都不否认，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在审判过程中，他发表了长篇政治演讲，内容非常具有挑衅性。法官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叛国罪、致警察死亡、扣押人质和抢劫的罪名都成立，但希特勒只获刑 5 年。然而，仅仅坐了 13 个月的牢之后，他就从监狱里出来了。他在政变中没有因为站错一步位置而被击中，也没有受到更严肃的审判，也没有在牢里服满刑期，毫无疑问，他是个幸运的人。希特勒在受审时发表的最终演讲使他在德国成为名人。他在监牢里收到了许多阿谀奉承的信，其中一封来自一位海德堡的博士生，这个人叫约瑟夫·戈培尔。虽然希特勒从未致力于丰富自己的思想，但他却有充足的时间培养个人崇拜，就连狱卒见到他的时候也会喊上一句“希特勒万岁”，这多半是受了《我的奋斗》的影响。1933 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他推翻了合法的国家，建立起一个积极向外扩张的政权。但在此之前，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希特勒的成功得益于两点，一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毁掉了德国缓慢而稳定的经济复苏；二是他国政府的昏庸和反德政客犯下的一系列灾难性错误。

在经历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终于明白，尽管一部分军官对现实表示出不满，要想获得权力，单靠拉拢军队是不行的。他还要在政治上取得成功。

在政治领域，希特勒可以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到了 1924 年，希特勒用一贯的恐吓手段、资本家的支持和极其慷慨激昂的演说将自己武装起来，9 年后他就是凭借这些入主柏林的。人们对这个领导人的崇拜与日俱增。党内曾一度禁止个人崇拜，但在 1925 年，他重新建立起个人领导制，他的领导完全不受民主和选票的制约。随后，他将这一党内制度变成了国家制度。希特勒的工作模式常常是混乱不堪的，这迫使他身边的人总是要猜测他的想法，这样他就不用为任何一个错误负责了。但他的一个思想却很清晰：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他们是德国一切不幸的总根源，他们必须被完全根除。

在慕尼黑发动暴动的时候，希特勒就打定主意，德国不但要收回“一战”时丢掉的领土，兼并奥地利，向法国报仇，而且还要占领更多的土地。于是他将矛头指向了东方。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已经控制了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因此那里属于低等文明。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新的德意志帝国应该沿着条顿骑士团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12随后，他又写道：“国家的边界本来就是人为划定的，当然也需要由人去改变。”德国应该“进入那些不可能进入的地方”，“如果能为德国人在欧洲争取到生存空间”，那么向法国复仇也是必不可少的。13此外，还应该在不发警告的情况下突袭波兰、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些内容都白纸黑字地写在《我的奋斗》第一版上。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人对“一战”末期的饥荒记忆犹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想用 U 型潜艇封锁英国，使英国陷入食物短缺，但这一努力却以失败告终。相反，英国皇家海军成功地封锁了德国，这使德国中产阶级只能去吃还没熟的马铃薯。虽然德军在西线战场遭到了失败，但他们却在东线战场取得了成功，德国人在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建立起一个小帝国。按照希特勒的观点，只有获得大量的良田，德国才不至于再次挨饿。最近，一位研究中欧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写下这样一段话：“纳粹真正的农业政策是要创造帝国的东方边界……德国从波兰农民和苏联农民手中夺取了肥沃的土地——而这些农民呢，有的忍饥挨饿，有的被同化，还有的遭到驱逐或奴役。德国不想从东方进口谷物，而是想向东方出口农民。”14

人类很天真，容易受骗，这是世界历史上不断重复发生的事。从斯大林到英国政府，从美国大使到法国政客，许多人都认为自己绝顶聪明，他们相信希特勒的话只是虚张声势。要不是这样的话，20 世纪的许多灾难都可以避免。看见敌人就好像看见了我们自己——归根到底，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必掩盖事实，应该坦率地承认罪恶。无论怎么评价希特勒，人们都不应该指责他无预警地发动战争，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明白，没有任何含糊不清的地方。

希特勒和我们其他人

现在，各方的运气都很差。在出狱后的若干年里，希特勒迅速重建纳粹党，并通过 1933 年的大选获得权力。有关这段时期德国政治的精细研究著作已经塞满了图书馆的书架。如果德国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中心，能经得起纳粹党的冲击，那么历史恐怕就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如果德国宪法不允许总理绕开国会单独采取行动，那么希特勒也不会平步青云。如果欧洲列强能采取行动，对德国的侵略活动——如进入莱茵兰、吞并奥地利、攫取苏台德地区——加以惩罚，那么这些地区的民众或许在 1939 年之前就举行起义了。但当时有的只是等待和期望。英法两国的政客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纳粹在德国崛起，又眼睁睁地看着欧洲陷入灾难。

不应该将纳粹的崛起仅仅视为纯粹的德国现象，或甚至只是欧洲的失败。按照美国的观点，在 1941 年和 1942 年，合众国第二次出手相助，将欧洲从邪恶中拯救出来，而这股邪恶势力当时并未威胁到新世界。但这只是片面的观点。希特勒的崛起与世界范围内的决策失误有关，其中当然也包括美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世界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也留下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中东。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应该对这种局面负责。美国参与设计随后又抛弃了的国联效率很低，在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时期，它只能犹豫不决，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欧洲只能独自按照美国划定各州的方式处理划界问题，于是出现了一个七拼八凑的南斯拉夫、一个臃肿的波兰，又将一部分说德语的人留在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这引起了纳粹分子的不满。

尽管如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德国仍然有机会摆脱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强化民主制度，但 1929 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大崩盘，首先从美国失去控制的消费经济蔓延开来。本来各国政府可以出台一些地方性控制方案，只可惜民主国家——如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英国和赫伯特·胡佛领导的美国——的无能，不仅促使世界贸易走向萧条，还导致大量失业，这极大地增加了独裁统治的威望，人们认为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条选择路线：贸易保护主义者制定的关税和世界贸易的大萧条将资本主义民主重重地打翻在地，人们希望有一个铁腕人物能站出来规范市场，这种想法是普遍存在的，并非只出现在慕尼黑。

总而言之，许多欧洲国家对民主政治经验有限。在一个世纪中，西班牙经历了专制君主制、专政、政变、起义和复苏。随后，在 1931 年成立第二共和国之前，这个国家又落入了一个新独裁者手中，他的名字叫普里莫·德·里韦拉。他组建的左翼政府在随后的内战中被推翻，之后掌权的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一方面是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小农经济，另一方面是工业化的城市和共和制。在佛朗哥发动起义之前，西班牙已经陷入了长期对立。意大利是个年轻的国家，当曾经的左翼记者贝尼托·墨索里尼于 1922 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时候——后来他的这段经历被神化为“向罗马进军”——意大利还正在学习民主文化。与西班牙相似，逐渐发展起来的工业使国家内部产生了分歧。从 1919 年到 1921 年，波兰战胜了苏联。在 1926 年约瑟夫·毕苏斯基将军攫取政权之前，波兰经历了 5 年的议会政治。与德国相似，当大萧条不期而至的时候，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了波兰政坛的主流。

1919 年之后，随着奥匈帝国的分裂，中欧出现了许多新兴国家。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出现了专制君主制；希腊和保加利亚出现了独裁者，他们分别是梅塔克萨斯将军和基蒙·格奥尔基耶夫。海军司令米克洛什·霍尔蒂在匈牙利建立政权，葡萄牙出现了军政府，罗马尼亚产生了君主独裁制。由此可见，虽然德国出现了最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但这股浪潮并非德国独有。由于民主制最终在欧洲取得了胜利，这使我们很容易忘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民主制看上去有些另类。

民主和繁荣之间的关系看上去远没有过去那么明显。意大利——而不是德国——就是个好例子。在意大利，墨索里尼鼓吹社团主义，恢复沼泽地，为促进谷物生产发放补贴，之后又接管并合并银行和工商业，这一切看上去都很成功。的确，这位“领袖”在国外的声誉并不好，因为他想在非洲建立一个帝国，为意大利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但他的这种做法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所作所为并无本质区别。事实证明，法西斯主义并未推动意大利经济的发展。从大崩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0 年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率只有战前的一半，近半数的意大利人还在从事农业生产，总投资率也有所下降。但当时的旁观者看不清这些问题。

希特勒管理经济也不在行。他以一种混乱的方式管理国家，他本人很少参与制订经济计划。一个曾为他作传的作家直截了当地说：“非凡的经济复苏是领袖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是希特勒的功劳。”15希特勒对汽车着迷，他批准成立了一支工人分遣队。这支分遣队按军事化管理，成员的工资非常少，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修建新公路，此外也会参与一些水利项目和林业项目。他出任总理的时候，德国大约有 600 万失业人口。但到了 1938 年和 1939 年，失业人数已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了。但当时并没有统计妇女的就业情况，因为纳粹党认为，女性应该留在家里照顾家庭。当然，犹太人也从未被计算在内。另外一方面，德国还禁止独立的工会和罢工。

庞大的公共服务和规模更大的重整军备吸收了大量失业工人。纳粹实行的是一种半军事化的凯恩斯主义。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德国对军事的投资明显高于对工业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亚尔马·沙赫特领导下的中央银行和经济部门在催生巨额的政府赤字的同时，却能使物价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德国正在全速奔向战争。进口的货物主要是原材料和食品，国内物资主要用于发展军工产业。戈培尔曾说花费在军备上的钱是“天文数字”，而希特勒不断强调，与扩军备战相比，“钱”——他指的是经济——根本不值一提。在纳粹党的思想中，“经济”从来就不是游离于民族、军事和备战之外的独立议题。

德国有极好的科技基础和工业基础，1918 年的战败并未对其造成毁灭性影响。德国的商人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支持纳粹党，但最后却被希特勒忽视。驱赶犹太人和灌输纳粹思想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削弱德国人的创造力和工业上的天赋。甚至到了战争后期，尽管缺乏能源和原材料，德国工业仍旧能生产出质量上乘的新式武器。

然而，巨大的财政赤字和为战时经济制订的短期计划揭示了德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在制订进攻波兰的计划时，希特勒认为，为战争做准备的德国经济繁荣不可持续，这恰好说明了发动战争的必要性。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场赌博。希特勒在国内外大张旗鼓地吹嘘他的经济奇迹。相比之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美国推行的“新政”似乎也很难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民主国家正在逐步恢复信心。在重整军备成为首要任务之前，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的英国和罗斯福领导的美国都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但在如何应对衰退的问题上，民主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分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分歧与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产生的分歧有相似之处，都涉及人们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认识。从今天的角度看，墨索里尼是个小丑，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个天才。在国际政治图谱的另一端，尽管国内发展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斯大林的宣传机构使西方国家相信，苏联已经一跃建成非常成功的工业经济体系。

凯瑟琳和玛格丽特

1921 年夏天，当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酒馆中大喊大叫的时候，有两位 40 多岁的妇女正坐在一起，用眼光彼此打量着对方。其中一位妇女长了一头红发，她出生在纽约州的一个偏远地区，来自一个爱尔兰裔的劳动阶级家庭。另一位妇女是美国工业贵族的女儿，举止优雅，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加利福尼亚的藏身之所照顾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玛格丽特·桑格和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密克属于两类完全不同的美国人，她们聚在一起是为了改变 20 世纪后半期妇女的生活方式。她们在这方面的贡献比任何一位美国政客或欧洲政客都大。但这两个人的主张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说得直白一点，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控制自己的生育，避免怀上她们不想生的孩子，但同时又能享受性的乐趣。

玛格丽特·桑格是个英雄，她主张男女平等，但不是一个容易接触、让人产生好感的女人。她喜欢自我标榜，经常靠不住，也是一个不可靠的证人。就连非常同情她的传记作家也承认：“在她的自传里，有关她的生活玛格丽特很少能做到完全诚实。”16她野蛮地攻击玛丽·斯托普斯——英国节制生育的先驱——只因为她们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她抛弃了第一任丈夫并（暂时）抛弃了孩子，这表现出了她令人震惊的冷酷。随后，她又对种族主义的观点和优生学的观点口诛笔伐。但如果认为这位勇敢的斗士总是一以贯之或容易相处，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事实经常与此完全相反。

桑格认为女性应该控制自己的生育，她之所以百折不挠地坚持这一主张，主要是和她的早年经历有关。她的父亲是一位思想活跃的爱尔兰激进分子，但他在家中却是一位严厉的家长。她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 22 年里至少怀孕 18 次，50 岁的时候死于宫颈癌。长大后，玛格丽特成了一名护士，她经常看到劳动阶级妇女因流产失败而死在曼哈顿的贫民区里。在那里，一个房间要住七八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玛格丽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她协助组织罢工，谈论革命，谈论暗杀的道德问题，以及性的乐趣。但慢慢地，她的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更简单、更实际的问题，即如何帮助妇女避孕。1914 年，当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她创办了一本名叫《女性反抗者》的杂志，她在杂志中创造了一个新词——“节育”。但她立刻与美国社会的另一派势力——清教徒——发生了冲突。

安东尼·科姆斯托克是名长着络腮胡子的退伍军人、图书检察官，纽约反堕落协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夸口自己销毁了 15 吨图书，400 万张图片，并将成千上万的人送进了班房。科姆斯托克认为淫秽无处不在，如医学教科书中、裁缝铺里的蜡制人体模型、明信片、小说，以及乔治·萧伯纳的戏剧中，他总是能轻易发现。

1873 年，美国通过了《科姆斯托克法案》，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法案规定，邮局不能邮寄淫秽物品，其中也包括用于节育的物品和相关信息。用法案的话说，任何由宣传避孕的文章和避孕物品“引发的非法流产”都将被处以巨额罚款，或者应该劳动改造 6 个月到 5 年。科姆斯托克还给医生设下陷阱，他冒充绝望的妇女给医生写信，希望得到避孕方面的建议。如果医生出于同情给他回信，他就会将这位医生送进监狱，关押很长时间。

就在这一时期，桑格想要出版一本介绍避孕的书。1914 年，科姆斯托克和他的法案都找上了桑格。为了躲避牢狱之灾，她不得不化名逃往英国。在那里，她拜会了性学家哈夫洛克·霭理士，并且与威尔斯产生了一段短暂的情缘。但她这次欧洲之行最重要的成果是于 1915 年参观了荷兰的避孕诊所。

自古以来，文献中记载了妇女尝试避孕的各种方法，从浸在蜂蜜中的麻线团——古埃及时期就已经有这种方法了——到湿茶叶、油纸、浸了醋的海绵、自制的甘油栓剂，以及用各种材质制成的避孕套，从树叶树皮到羊的内脏等。（有些方法听起来更古怪，如鳄鱼的粪便。但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鳄鱼经常吃一种杂草，而这种杂草里就含有一种有助于避孕的成分。）后来人们又发明了乳胶和新式橡胶，这种材料可以用来生产质量更好的避孕套和女用子宫帽。在访问荷兰时，桑格看到了几本公开出版的小册子，上面介绍了一些最新的避孕方法。这就是她与凯瑟琳·麦考密克见面时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回到美国后，桑格开始着手出版一些宣传避孕的资料，并于 1916 年在布鲁克林开办了第一家提供相关服务的诊所。但反对者又立刻挥起法律的大棒。1917 年，她在教养所被关了整整 30 天。但人们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桑格在法庭上的表现推动了避孕事业的发展，她成了美国女权运动者眼中的英雄。她成功地出版了几本小册子和几本书，又利用法律上的漏洞，使避孕在医疗领域获得合法地位。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她筹募资金创办了一家节育诊所，员工都是女性。她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还去了中国和日本。但她的诊所还需要各种避孕用品。在美国，你很难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像子宫帽这样的东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开始接触麦考密克。

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密克的生活与桑格完全不同。她来自一个高贵、富有的贵族家庭。她的先辈在反抗英国王权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起义失败后于 17 世纪 40 年代来到美国，成为开拓密歇根州的先驱，当地的德克斯特市就是以她家族的名字命名的。到了 19 世纪晚期，她的家族成为芝加哥的精英，与其他身世显赫的家族——如普尔曼家族、凯洛格家族和奥蒂斯家族——关系密切。凯瑟琳的父亲是位具有博爱胸怀的律师，但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的母亲在许多问题上持开明态度，例如，她支持女性参政。

凯瑟琳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她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是最早获得理科学位的女性之一。她积极倡导妇女参政，并与一位同样富有的年轻激进分子结婚。她的丈夫来自经营制造业的麦考密克家族，他们生产的农业机械帮助农民开垦了大片的中西部土地。但不幸的是，她的丈夫斯坦利婚后不久就得了精神分裂症，需要时刻有人照顾。凯瑟琳的生活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她要研究如何医治精神分裂，另一方面还要为妇女参政积极奔走——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她听说了桑格。

美国是赋予女性选举权较晚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实现了男女平等选举，如芬兰、挪威和澳大利亚。在美国国内，也只有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允许妇女参与投票。但在“一战”之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德国、奥地利、大部分东欧国家、俄罗斯、新西兰、荷兰都承认女性拥有参政的权利。然而，在美国，女性为获得这项权利进行了长期艰巨的斗争。但就和在英国一样，这种磨炼反而培养出了新一代女性竞选人，她们可以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知道如何破坏竞争对手的集会。我们可以从本书的前面部分看到战争是如何推动社会变革的，从政治体制的演变到技术革新无一不受到战争的影响。现在，我们应该把女性的公共权利也加入这个清单。

在美国，妇女为战争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她们的地位在战后当然会有所提高。凯瑟琳成了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管理红十字会的物资、保障儿童福利，以及维护女性在工厂和其他地方的权利。1920 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宪法第 19 条修正案，在全国范围内赋予女性选举权。此后，凯瑟琳又开始接受新的挑战。次年，第一届美国节制生育大会在纽约的广场酒店召开。凯瑟琳接到了桑格的请柬，她回信表示希望能与桑格会面。于是，这两个意志坚定的女人终于相见了。17

凯瑟琳·麦考密克有钱，有社会关系，有影响力，这正是玛格丽特·桑格所需要的，但她还需要为她的“临床研究所”筹措避孕器具。现在普遍认为，桑格写的自传并不可靠。在自传中，她描述了诊所开业时是如何受到妇女追捧的：“她们站成一排，裹着围巾，不戴帽子，紧握着她们孩子龟裂的小手。她们就一直站在那里，人数不断增加……犹太人和基督徒，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都一样，她们向我们忏悔着。”一位妇女告诉桑格，她一共生了 15 个孩子，但只有 6 个活了下来。她今年才 37 岁，但看上去就像是 50 岁。另一位妇女告诉她：“如果你不帮我，我今晚就吞碎玻璃自杀！”

这些妇女都想避孕，而不只是得到建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实行避孕还存在一些困难。虽然科姆斯托克早已去世了，但美国的政治氛围仍然十分保守：1920 年，美国颁布了禁酒法案，这一法案直到 1933 年才被废止。这就是所谓的“禁酒时期”。但禁酒令对节育是有帮助的，因为商贩在走私酒的时候也乐于走私一些子宫帽，尽管数量并不多。他们的子宫帽是从哪儿来的呢？从欧洲。

因此，1922 年的某一天，麦考密克夫人决定去趟欧洲。这是一趟长达 4 个月的旅行，她带了 3 只大旅行箱和 5 只小手提箱，看上去就像是要去欧洲抢购大量新款服装。她家在瑞士有一座庄园，在那里可以眺望日内瓦湖。这座庄园曾是启蒙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聚会的重要场所。凯瑟琳冒充医生，从法国和意大利的工厂订购了大量的子宫帽，让厂商把货发到庄园。与此同时，她也买了不少连衣裙和外套。之后，她雇佣瑞士当地的妇女，把 1000 多个子宫帽缝在这些衣服里。这些夹带着违禁物品的衣服塞满了她带来的 8 只旅行箱。她大摇大摆地通过了法国和美国的海关，用卡车将这些子宫帽运到桑格的诊所。

凯瑟琳为节育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桑格不久后嫁给了一位富有的石油大亨，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但凯瑟琳还是继续默默地为节育事业筹措资金。然而，她对节育事业的贡献还远远不止这些。

1947 年，斯坦利·麦考密克去世。人们都说他不可能找到一位比凯瑟琳更好的妻子。她始终一心一意地照顾丈夫，为了能让他的生活过得舒适一点，她花钱雇用了许多园艺师、仆人、医生和乐师。凯瑟琳相信精神分裂是可以遗传的，因此她决定不要孩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她对节育的关注。现在斯坦利不在了，他的家人控制了他的巨额家产。即便如此，凯瑟琳的财富仍然超乎人们的想象。她应该用这些钱做什么呢？她写信给桑格。这时，她们都已经是 70 多岁的老人了。但她们这次通信的意义比她们初次见面的意义还要大。

1950 年 10 月 27 日，桑格给凯瑟琳写了回信，信中说：“我认为，在接下来的 25 年里，那些住在贫民窟和热带雨林里的人，以及那些愚蠢至极的人，将会使用一种简单、廉价、安全的避孕方法。”这种优生学的论调并不是她的笔误。她又补充道：“现在，政府应该立刻采取措施，阻止那些不符合优生学的人继续生育，不再为他们提供福利，让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18麦考密克夫人和其他人对这种陈词滥调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那种“简单、廉价、安全的避孕方法”。

在收到回信的几个月后，凯瑟琳·麦考密克在纽约宴请了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科学家。这个人看上去酷似爱因斯坦，但实际上，他是一位研究哺乳动物卵细胞的专家。这个人叫格雷戈里·平卡斯。平卡斯认为他的研究需要花费 2.5 万美元。但事实上，麦考密克夫人将要花费近 200 万美元。很快，桑格、麦考密克和其他令人敬畏的老妇人成了平卡斯实验室的常客。

平卡斯并不是独自一个人进行研究。他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叫约翰·罗科的妇科专家，主要研究黄体酮。黄体酮是一种怀孕时分泌的激素，可以帮助女性避免多胎妊娠。此外，还有两位科学家：一位是从维也纳逃出来的年轻犹太难民，叫卡尔·杰拉西；另一位科学家叫弗兰克·科尔顿。他们没有一个人曾经想过发明避孕药。在那个时期，合成激素还是个新鲜事物，很多制药厂都需要大量的合成激素。但在墨西哥工作的时候，杰拉西合成出了一种药，这种药可以口服，功效比天然黄体酮更好，最初用于治疗经血过多。这种药为口服避孕药的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平卡斯是个毁誉参半的科学家。他在试管中使兔子的卵子受精，这在科学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家报纸将他称为“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博士”。在战争爆发前，哈佛大学拒绝聘请他为终身教授。平卡斯认为，这是因为他是个“喜欢自我推销的犹太人，发表成果太快，言论太多”。19平卡斯开始着手他的新工作，1952 年时，他无意中遇到了一个研究黄体酮的学者，于是他又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这次仍然不是为了避孕，而是为了帮助那些怀不上孩子的妇女。虽然那位和平卡斯一起工作的学者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还是协助平卡斯，为将来口服避孕药的发明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而科尔顿和杰拉西进一步改善了这种口服避孕药。研究过程中当然会遇到许多困难，但他们的药在临床实验中取得了成功。1953 年，在东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平卡斯公布了他们取得的成就，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虽然研发和生产一种畅销产品需要很多年，但在 1960 年 5 月 11 日，口服避孕药终于问世。没有哪项发明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响，影响了如此之多的人。这种避孕药的效果比其他避孕方法好多少呢？1961 年，有人对此做了详细研究。研究表明，避孕套的失败概率高达 28%；子宫帽的失败概率更高，达到 34% 左右；阴道栓的失败概率为 42%，而口服避孕药的失败概率还不到 2%。20妇女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口服避孕药的认可：在上市的第一年，大约有 40 万美国人服用了这种避孕药。到 1965 年，在 45 岁以下的已婚妇女中，约有四分之一的人使用过这种药；到 1984 年，全球使用者的数量估计在 8000 万左右。21请记住，现代科学需要合作，需要分享研究成果和意外收获。不可能有哪一位天才会突然从浴缸中跳出来，嘴里喊着：“我发现了！”

节育还是一个与资本主义有关的故事。如果斯坦利·麦考密克的父亲不是靠收割机挣到了巨额财富，凯瑟琳也不会有钱去欧洲走私子宫帽，也不会有钱资助平卡斯研究口服避孕药。如果美国的制药公司不追求高额利润，它们也不会在合成激素领域展开那么激烈的竞争。如果美国不是拥有发达的消费经济，如果不是美国妇女期望更大的自由并已经体验过家用电器带来的解放，那么口服避孕药也不会被人们接受得那么快。一方面，生物化学在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基督教道德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这就使避孕药的广泛应用最终成为现实。假如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政府恐怕不会轻易批准口服避孕药上市。

当然，没有凯瑟琳和桑格的努力，这一切也终将成为泡影。所不同的是，她们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政治观点激进，希望美国的资本主义垮台；另一个则与美国资本主义保持着密切关系。对于避孕药的发展来说，这两种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反抗现实政治的人可以冲击保守思想，而富有的人能够提供资金。这种看似不可能的合作模式却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美国文化的潜在力量，即它的激进主义和它的能量。

从道德的角度看，避孕药是有争议的，而且关于它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许多宗教人士，特别是罗马天主教徒，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况下的避孕。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它使传统的性道德土崩瓦解。避孕药还有严重的副作用；另外，许多妇女感到愤怒，因为人们并没有花费太多精力去寻找一种男性口服避孕药物。不管怎样，节育也是个民主问题，因为人们购买避孕药就相当于投下了赞成票。有了避孕药，妇女第一次在获得性快感的时候不必担心怀上孩子。换句话说，身体上的快乐和生育孩子成了两件事，这正是年轻时的桑格和她的无政府主义者朋友在 60 年前思考的问题。市场可以使一部分人得到解放，使另一部分人感到不安，也可以使一些国家政策发生巨变。避孕药的发展历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帝国之间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但这些欧洲大国的海外殖民也被拖入了战争的泥沼。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印度人和南非人都聚集在大英帝国的麾下。德国想发动穆斯林的“圣战”来打击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于是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人也卷入了这场冲突。美国也参与了战争，这是因为本国安全受到了德国潜艇和墨西哥阴谋的威胁。欧洲国家主宰着世界，所以当它们相互攻击的时候，全球各地都响起了战争的警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一种模式——战争首先在欧洲爆发，随后波及整个世界。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一场战争的两个阶段。但“二战”也有自己的特点。在战争初期，德国横扫欧洲大陆，这羞辱和削弱了其他欧洲强国，随后战火又蔓延到了亚洲。这使正在与中国作战的新兴帝国日本可以在太平洋地区的旧有殖民地上横行；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日本将不可避免地和美国发生冲突。德国在战争初期的胜利还产生了另一个影响：它们促使希特勒相信自己是个军事天才，这鼓舞了他去实现最初的梦想并入侵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不得不去联合这个政治上的死敌。

因此，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时被视为最后一场意识形态大战，一场“拯救民主”的战争，但事实却是，如果没有斯大林，盟军恐怕很难在这场战争中取胜。

我们将这次战争视为最后一场帝国之间的大战似乎更为恰当。日本想在中国、英属远东殖民地与荷属东印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帝国，或许他们还想吞并英属印度。德国计划在中欧和俄罗斯西部地区创建一个帝国。就连一直批评“帝国主义”的斯大林也没有闲着。在为了实现“一国社会主义”而抛弃世界革命后，他升级了俄国传统的帝国倾向。我们还记得伊凡四世是如何吞并喀山和西伯利亚的。随后，俄罗斯又夺取了高加索地区，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乌克兰、格鲁吉亚、车臣和蒙古。俄罗斯还认为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大部分地区理所当然地属于“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俄国正在与芬兰交战。

最后，1941 年 12 月 7 日的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参战，这使美国控制了半个地球，成为一个实质上的帝国。美国控制世界靠的是核武器、代理人战争、商品和金融手段，而不是禁闭室和各级官员。结果，战争结束之后，从日本到西欧，到处都是永久性的美军基地；美国对南美洲的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的庞大舰队取代了英国的皇家海军，捍卫着西方的影响力。但美国仍然对欧洲的“旧帝国”怀有敌意。在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后，美国的商业也获得了令人惊叹的发展速度，美元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货币。对于那些受美国保护的国家来说，这些无疑都是好消息。但也有人认为，当美国从共和国演变为帝国的那一刻起，这个国家就已经失去了原本的纯真。

从一开始，国家利益就是高于意识形态的。1939 年 8 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决定了波兰的命运。在之后的几个月中，波兰遭到入侵和瓜分。从条约签订到 1941 年底的大约两年半时间里，美国始终没有介入战争。在 1941 年 6 月德国通过巴巴罗萨计划进攻苏联之前，苏德两国也在相互猜疑中度过了相安无事的两年。正如军事史专家马克斯·黑斯廷斯提醒我们的那样，希特勒的军队从苏联得到了很多物质上的帮助：“直到德军入侵的那一刻，装载着军事物资的火车还在不断向西驶去；德军飞机的油箱里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苏联的燃油；德国的 U 型潜艇也可以使用苏联港口的设备。”22

因此，从 1939 年到 1941 年，战争始终局限在一个相当有限的区域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双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一致：英国和法国是一方，德国是另一方。但不同的地方是，这次法国沦陷了。1940 年，如果希特勒能够攻下英国，或通过其他途径迫使英国求和，那么这场战争或许就结束了。

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出现了，那么美国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力就要大打折扣，苏联或许会保持之前的疆界。整个欧洲大陆并非处于德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希特勒曾给予佛朗哥帮助，但后来佛朗哥并未与希特勒结成军事同盟，他的谨慎似乎已经到了忘恩负义的地步。墨索里尼控制的意大利是德国的盟国，但它并非是德国的复制品。瑞典、瑞士和爱尔兰保持中立。希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未受到战争的影响。如果英国政府求和，还会有那么多犹太人丧生吗？像伦敦、汉堡、德累斯顿和考文垂这样的城市是否能免于战火呢？大英帝国会不会迅速崩溃呢？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丘吉尔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印度已经快落入日本人手里了。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制造出原子弹，因为制造原子弹不仅需要依靠英国科学家和移居美国的犹太科学家，还需要有庞大的工业基础做支撑，这样他们才能击败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

但上面这些都是小说家提出的假设，因为英国领导人是不可能求和的，因为英国抵挡住了德国的入侵，也因为希特勒建设纳粹德国的思路以及他的个人人格最终使他必定要入侵苏联。在他的演讲中，德意志精神和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希特勒向德国人许诺，只要苏联崩溃，他们就能建立起一个伟大的新帝国。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将过上富裕、安全的生活。首先击败丘吉尔似乎是个更好的选择，但他最终还是将枪口转向了莫斯科。在《我的奋斗》中，巴巴罗萨计划就已经初见端倪了。

1940 年的夏末和秋季，英国挫败了德国空军的进攻。这件事的意义远超打败入侵者本身，简直就是亚瑟王的神话故事和莎士比亚笔下的传奇在现代英国的再现。英国没有沦陷的意义在于，当美国参战的时候，可以通过英国对德国构成直接威胁，而不仅仅是对日本。考虑到美国民众依旧高涨的反战情绪，罗斯福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帮助英国，只是向其提供了一些援助和几艘旧军舰。尽管为拯救英国而参与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并未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但伦敦人在德军闪电战面前所表现出的勇气还是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

无论如何，德国都不是美国首先需要对付的敌人。日本入侵中国，使华盛顿对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厌恶至极。日本想快速攻占西伯利亚，但很快就被苏联击退了。日本的最高统帅部认为，美国的石油禁运迫使日本向南进军，只有在太平洋上建立起一个帝国，日本才有实力抗衡美国。日本想要战胜美国显然是荒唐可笑的，但日本领导人仍然希望借助一场传奇般的大胜迫使华盛顿早早地求和。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东京方面认为希特勒一定会在欧洲取得胜利。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偷袭珍珠港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日本的轰炸机袭击了美国舰队，击沉了 4 艘军舰和若干艘其他船只。从技术层面和操作层面看，这次军事行动是场壮举。当日军进攻东南亚的时候，美国确实陷入了困境。但从战略层面看，日军的偷袭行动简直就是白痴行为。这件事说明东京的政治人物和军事高层非常不了解美国。偷袭珍珠港意味着世界大战蔓延到了太平洋，也意味着日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战败。英国还没有沦陷，通过大西洋生命线，它可以获得美国的援助，此外海外殖民地也可以为宗主国提供充足的资源。因此，在日本战机发起袭击之前，美国并没有参战的必要。

有些领导人立刻意识到了这件事的意义。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询问这些袭击的具体情况。美国总统告诉他：“现在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了。”随后，丘吉尔发自肺腑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有趣的是，希特勒完全误读了这次事件，他认为这下日本完全站到了德国一边，并为此欢欣鼓舞：“我们根本不可能输掉战争。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在 3000 年的历史中从未被征服过的盟友。”23而美国参战只会使希特勒更加坚定地认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在威胁着德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当然是战争的历史，是各国领导人及其部署战略的历史，也是飞机、坦克和军队的历史。我们应该重新数数那些愿意进行长期抵抗的城市：华沙、敦刻尔克、阿拉曼、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新加坡、中途岛、冲绳和长崎。一次次具体的战斗又组成了战役，如不列颠之战、大西洋之战和太平洋之战。“二战”后的第一代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都在强调领导人发挥的巨大作用，如丘吉尔、希特勒、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隆美尔、东条英机和朱可夫；都在关注各种武器装备的使用，如战斗机、轰炸机、战舰、坦克、火箭弹和雷达。而他们下一辈的学者则更关注杀戮平民、屠城，及战后审判的错误。

这场世界大战使 7000 万人丧生，其中平民的死亡人数是军人的两倍。各国从中获取的道德教益并不相同。对于苏联人来说，他们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将这场战争视为一场伟大的爱国战争。尽管在战争初期态度比较模糊，但击败邪恶的法西斯主义还是使斯大林和苏联红军最终得以正名。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场捍卫民主的战争，它使美国成了道德楷模和世界霸主。对于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来说，这就是一场大屠杀，它表明欧洲文明在道德上已经破产，犹太人要求建立一个新的以色列国。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欧洲人在这场战争中窃取了他们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转送给了犹太人，让阿拉伯人替欧洲人赎罪。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的“屹立不倒”使英国所有的动摇和军事失败都不值一提。

很多人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学到了一些教训，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需要。但随着我们与这场战争拉开了距离并获得了新的视角，许多最初的教训需要进行修正。例如，苏联人也曾杀过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又如，1939 年前发生的饥荒和社会动荡削弱了苏联抗击德国的能力。

希特勒打算为德国移民夺取从黑海到波罗的海之间的大片土地，而斯大林则希望这片地区变为“粮食产区”，为苏联的城市提供食品。蒂莫西·斯奈德研究认为，“在 20 世纪中期，德国和苏联在欧洲中部地区屠杀了大约 1400 万人。从波兰中部到俄罗斯西部，穿过中间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受害人的鲜血将土地染成了红色。”从 1933 年到 1945 年，尽管在“二战”中阵亡的士兵中，大约有一半死在了这一地区，“但这 1400 万丧生的人中没有一个是现役士兵，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而且手无寸铁。他们被剥夺了财产，甚至连衣服都不剩一件”。在这 1400 万受害者中，大部分人都死在纳粹德国手里。

苏联与德国曾长期携手合作，瓜分波兰，加速战争的到来；当希特勒入侵苏联时，英国、美国为苏联红军提供了大量援助物资。如果将上述情况也考虑在内的话，那么这场伟大的爱国战争的性质看起来将变得更为复杂。

战前纳粹德国最大的道德破产不是民主的垮台，而是旨在将犹太人非人化的运动。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印象受到了扭曲，对他们的同情心急剧萎缩，这使他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动手戕害犹太人。到了 1939 年，德国境内已经没有多少犹太人了，大多数犹太人并非死在德国本土，而是死在德国侵占的东方土地上。除了屠杀 600 万犹太人之外，希特勒还在这一地区推行了“饥饿计划”，希望 3000 万到 4000 万的非犹太人死于饥荒，这样侵略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霸占他们的土地了。

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军队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凶残，在敌国领土上奸淫烧杀，还杀害了大量的战俘。苏联战俘在巴巴罗萨行动最初阶段的死亡数量与英美战俘在整个“二战”期间的死亡数量大致相当。24在进军柏林的时候，苏军也进行了以牙还牙的报复。但这种暴力活动并不只限于敌对国之间。有人认为，苏联军官也处死过大约 30 万胆小怕死或临阵脱逃的士兵，这个数字比“二战”期间英军的阵亡人数还要多。25

这场伟大的爱国战争也是人类意志力的胜利，这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两场战役中，有数百万意志坚定的士兵英勇牺牲。最后，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远东地区建立了许多军工厂，这些远离德军炮火的工厂为苏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此外，远东地区还为苏联提供了很多人力和土地。苏联红军的兵力、坦克数量和飞机数量都远超德军。尽管如此，为了取得这场“伟大的爱国战争”的胜利，苏联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整个社会笼罩着恐惧、悲观的情绪。但苏联有能力终结这场战争，并可以在将来用核武器威慑整个世界。

美国人在战争中要轻松得多。美国国内创造了工业繁荣，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为美国主导世界市场铺好了路线，这一地位直到今天才慢慢终结。无论是从数量上看还是从比例上看，美国人的阵亡人数都要少得多：美国的死亡人数约为 41.7 万，占 1939 年人口总数的 2.5%；而苏联的死亡人数是 570 万，占人口总数的 25%（日本也是同样的比例）。按照黑斯廷斯的统计，大约有 1.7 万名美国人在战争中失去了胳膊或腿，而国内因工伤事故而截肢的人数约为 10 万。26美军在军事技术、战略战术和战斗意志上都有很大提高，而且他们是在别人的国家作战。这场战争从未威胁到美国民众，在他们的记忆中，这是一场“好战争”。然而，如果没有盟友苏联的帮助，如果不是美国政客最厌恶的大英帝国撑到了最后，那么美利坚合众国恐怕也很难赢得这场“好战争”。

美国的战争进程受到了三件事的影响。第一件是美军在太平洋无情地击败了日军，其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就是 1942 年 6 月的中途岛战役。通过这场战役，美军的海军和空军在海上摧毁了日本步兵用刺刀在这一地区建立起来的优势。在投下原子弹之后，美军占领了日本本土，太平洋战争就此结束。第二件事是英国通过护航舰队和远程作战飞机在大西洋击败了德国的 U 型潜艇，赢得了缓慢而血腥的胜利，这不但巩固了英国的地位，为援助苏联创造了条件，而且导致第三个重要事件——1944 年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反攻法国。这时，英格兰南部地区已经成了美国的军营，英美轰炸机可以对德国城市造成重创。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军并未犯下什么暴行，美国人对民主制的未来充满信心，这个国家比以前更强大了。

美国拘禁了境内的日本人，但很多人的生活并未受到很大影响。生产军事物资使美国工业走向繁荣，罗斯福新政扩大联邦政府权力的做法受到认可，华盛顿的政府机构也变得越来越庞大。美国妇女进入工厂工作，这使她们获得了在和平时期难以得到的机会和自信。

英国人对战争的感受有点复杂。任何聪明的英国人都不会不清楚战争初期的一系列失利意味着什么。英法以保护波兰的名义被迫对德宣战，只不过它们保护波兰的方式相当莫名其妙。在一段时间的按兵不动之后，英国先是兵败挪威，随后又在法国被德国的闪电战彻底击败。不列颠之战保住了英伦三岛，德国空军对英国城市实施了闪电战，但这反而使英国人更加同仇敌忾。尽管如此，这场战役的胜利并不能掩盖英国在希腊和北非的失利，也不能使人忘记英军在新加坡投降，令日本几乎打到印度家门口的耻辱。但战局还是出现转机：英军在阿拉曼打败德军，随后兵进西西里，进入意大利；另一方面，皇家空军也对德国进行了狂轰滥炸，但在轰炸过程中英国也损失了很多飞行员。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英国的民族自信心逐渐恢复过来。

很明显的是，即使在诺曼底成功登陆，英国的实力还是在逐步萎缩。在远东地区，英国败给了日本，这是英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耻辱。“二战”结束后，印度立即宣布独立。至此，大英帝国实际上已经瓦解。英国不得不紧紧地拉着美国，从战争物资到食品，基本都依靠美国援助。就像在战争中遭到挫折的法国和荷兰一样，尽管英国还紧握着海外殖民地，但它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法国亦将失去印度支那和北非，但对于法国而言，投降德国的耻辱也有好的一面。自从大革命之后，法国一直在君主政体和更为晚近的世俗共和政体之间挣扎。但在保守的维希政府——德国占领下的傀儡政府——垮台后，关于政体的争论也画上了句号。

逐渐消失的国境线

欧洲给世界带来了现代“国家”的概念，但它对世界而言既有积极又有消极的影响。我们看到，欧洲从几块家族管理的领地发展为几个相互竞争的语言区。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后，代议民主制最终取代了君主制。人们为新兴国家编造了神话般的历史，设计了条纹旗，修建了漂亮的议会大楼，制定了统一的法律体系。欧洲模式最初影响了北美，随后又影响了拉丁美洲和日本。在非洲，19 世纪划定的殖民地界线在 20 世纪成了国家边界，传统的部落社会发展成为解放后的国家。在中东，欧洲人将奥斯曼帝国肢解为几个民族国家。尽管世界上有许多人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但发达的欧洲体系是不可被颠覆的。1945 年在旧金山，许多具有不同国家身份、有着不同护照的民族国家一起组建了联合国，这显然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然而，当欧洲人庆贺全球普遍接受了从欧洲本土发明出来的政治模式时，他们却开始试图消除民族国家，消除这个充满不同国旗、国界、宪法和总统的世界面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民族主义使欧洲变得四分五裂。

法国和德国对此体会尤为深刻。在经历了四场现代战争——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德两国对国家的含义有了新的理解。在一个分裂的德国，民族主义已经瓦解。在夏尔·戴高乐的领导下，法国获得了政治上的重建：法国总统的权力比现代欧洲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权力都大。但法国很快抛弃了专制和自我陶醉的戴高乐。从新的国家战略出发，法国强大的政治阶层建立起了欧盟的雏形。联邦德国成了法国的重要盟友。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首都设在小城波恩的联邦德国决定推行严格的财政政策。经过努力，这个没有军事力量的国家从 1945 年的废墟上站了起来，创造出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奇迹”。其他的欧洲小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联合法国和意大利，组建了一个关税同盟。这些国家既是马歇尔计划的受益国，也是“铁幕”西侧的重要成员。美国推行的马歇尔计划不但为欧洲提供食物，而且还努力振兴欧洲的工业。美国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二是为了换取西欧的忠心。这项慷慨、有远见的计划使欧洲在短时间内迅速复苏。

超越民族国家的第一步是 1952 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包括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法国和联邦德国，它使法国和联邦德国的重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排除了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1958 年，这 6 个国家又组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体的领导人和议会定期举行峰会。在各方推动下，欧洲经济共同体演变成了今天拥有 27 个成员国的欧盟。欧洲通过长期努力，用一种温和方式迈向超国家主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独立地位。但人们认为这种方式有助于促进贸易发展和经济繁荣。因此，在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纷纷开放市场，加入欧盟。但欧盟的真实目的是消除国家间的界线，废除关税，协调各项法律和标准，使用单一货币——欧元。人们从 1969 年就开始为创建单一货币而努力，但直到 2002 年欧元才正式问世。

这是一项高度政治化的活动，但是这种政治模式对欧洲人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面前有多个政治选择，有短暂的社会主义政府，有受到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阵线，也有散发着奇异魅力的法西斯主义，但欧盟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温和的替代方案。“欧洲”有自己的旗帜、国歌、对外政策、中央银行，但它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帝国。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经济体，它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多一点，但它没有军队，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人——也就是一个可以在国际事务中发声的总统。欧盟富裕、谨小慎微、没有攻击性，除了民族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忌惮它的存在。欧盟成了一个让人羡慕的榜样，南美和非洲纷纷效仿，但没有欧盟那么复杂和成熟。然而欧盟并不试图说服所有成员国认为它是真正民主的，事实上它也不是。民主总是基于一种共同的归属感，大多数是建立在使用一种语言和共享一段历史之上的。欧洲的民族国家鼓励人们将自己的第一身份定位为欧洲人，其次才想到自己是法国人、希腊人或英国人。2010 年到 2012 年的经济危机打击了欧元区成员国，暴露了成员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然，欧洲的政治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德国的左翼势力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很流行。在有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莫斯科支持的共产党为夺取权力而展开了猛攻，但资产阶级政党，通常是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势力又将他们压了下去。后来，意大利共产党与莫斯科断绝了关系，决定发展自己的“欧洲式社会主义”模式，但他们从未在竞选中战胜美国支持的中间派政党。尽管存在着腐化堕落的情况，但这些中间派政党给国家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独裁者萨拉萨尔和卡埃塔诺下台后的葡萄牙，都设法撇清自己和法西斯的关系，转而采用主流政治形式。在英国，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战胜了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将英国的福利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 1951 年之后，英国又长期把握在了中间偏右派手中。法国、英国、比利时和葡萄牙都花了很多精力去处理非殖民化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只是想从殖民问题中体面地抽身。

以前，战争都是由欧洲的独裁者们发动的，随后演变为帝国之间的冲突。但现在，欧洲的委员会就可以解决内部的分歧。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成为英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帝国。在提到欧洲一体化时，英国的批评家将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称作“比利时帝国”，这种说法显然有些荒唐。如果欧盟真的是一个帝国，那它也是一个殖民地自觉自愿——甚至是急切地——投入怀抱的帝国，是一个对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很小的帝国。实际上，战后的欧洲人急欲避开世界影响力。从文化和商业的角度看，欧洲已经成了美国的追随者。在某些情况下，美国甚至可以支配欧洲。但大大加速这种局面形成的是“二战”。先是在应对大萧条中，其次是在“二战”中，美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并成了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角色。但就在 7 年之前，还有许多美国人对此持怀疑和警觉态度。这一切都是美国的新式武器带来的必然结果。

消失的城市

新墨西哥州沙漠腹地有一个草草建成的约有 6000 人的小镇，镇上有一个礼堂。1945 年 8 月 6 日下午，一个看上去 40 岁出头的高高瘦瘦的男人正挤过人群，向演讲台走去。他站上演讲台，转过身，看着台下的人，随后顿了一下，将双手举过头顶。在拳击场上，这是胜利一方摆出的姿势。台下传来了参差不齐的欢呼声。他告诉听众，他为他们共同完成的事业感到自豪。不久，人们从会场散去，举行宴会；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参加宴会。有些人仍在四周徘徊，谈论着他们的成就。

这个男人叫罗伯特·奥本海默，这座小镇叫洛斯阿拉莫斯，台下的听众都是小镇里的居民、科学家、士兵和助理人员，他们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就在数小时之前，他们制造的原子弹摧毁了日本的广岛，7 万日本平民死于灼热、辐射和爆炸产生的碎片。此外，由核爆引发的癌症和其他不良影响使死亡人数迅速攀升到 20 万人。

奥本海默是以制造原子弹为目标的“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他是一个“杂交物种”，是一个 20 世纪欧洲与美国历史紧密联系的极佳范例。奥本海默早年反对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甚至向共产党提供资金，支持他们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之后，有人指控他本人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否认了。奥本海默一直记恨着希特勒。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集会上，他曾经对听众说，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未能早一点造出原子弹，好让德国尝尝核武器的滋味。（3 个月前，也就是 4 月 30 日，希特勒自杀，德国也于 5 月 9 日投降。）奥本海默的研究团队中有许多欧洲人，他们有的是因纳粹迫害从欧洲逃出来的难民，有的就是普通科学家，后者因为决心让民主国家而非独裁政权首先研发出原子弹而自愿来到这里。

罗伯特·奥本海默是德裔犹太人，至少他的祖辈是德裔犹太人。他在纽约的家庭过着富裕的生活，对犹太人的传统和宗教并不感兴趣。他生长在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家庭，家里挂着梵高、雷诺阿和毕加索的画，家人喜欢听贝多芬的音乐，会讲拉丁语和希腊语，经常到欧洲旅行。他的家人是伦理文化社成员，伦理文化社是一个犹太人的世俗组织，重视慈善活动，强调人道主义。年轻的时候，奥本海默非常崇拜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于是前往剑桥大学研读物理和数学。当时是理论物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欧洲期间，他吸收了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的思想，如丹麦学者玻尔、英国学者保罗·狄拉克、德国学者维尔纳·海森堡、奥地利学者沃尔夫冈·泡利、意大利学者恩里科·费米和德裔犹太学者马克斯· 玻恩。之后，他又到哥廷根和苏黎世继续深造。

但奥本海默骨子里也是个美国人，他的人生经历表明，世界的权力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他定居伯克利市，任教于加州理工学院。在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乡村地区，他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尽管身处美国西海岸，但奥本海默还是关心着欧洲局势。他的社交圈子里有从德国逃出来的犹太难民，有社会党人，也有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他们在一起讨论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如何对付希特勒，以及民主国家干预西班牙内战的失败，他们在旧金山的庭院里讨论，骑马的时候也会继续讨论。大萧条使许多加利福尼亚人变得越来越激进，奥本海默对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阵线”组织产生兴趣，并不显得特别另类。他阅读过韦伯夫妇——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撰写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文明吗？》，这本书描述了斯大林主义下的幸福生活。

“二战”之后，当美国对“红色”渗透者的担心达到顶点的时候，奥本海默的政治倾向为他惹来了麻烦。但这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与主持“曼哈顿计划”相比，这只是件小事。聪明人会努力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奥本海默也不例外。他的工作会涉及很多领域，从正电子到中子星，再到黑洞，可谓无所不包。他推动了量子力学和引力坍缩理论的发展，但很遗憾，他最终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通过研究原子的结构，科学家发现，原子在破裂并引发核链式反应的时候，理论上会通过爆炸释放出大量能量。关于这点，科学家在战前就已经知道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致信罗斯福，让他小心这种新式武器所带来的危险。他建议这位美国总统立刻储备铀（由于铀的原子结构的稳定性比较弱，它是最有可能引发这种爆炸的原材料），并尽快对其展开研究。两位从德国移民到伯明翰的科学家在数学上取得了突破。他们发现，用少量的铀或钚可以生产出能装载在飞机上的核武器。他们的研究引起了美国的重视。

1941 年 10 月，罗斯福批准了研制原子弹的秘密计划。两个月后，日军偷袭了珍珠港，促使这个计划加速进行。1942 年夏天，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的研究团队得出结论：可以生产出裂变式原子弹。但科学家们还是有很多疑惑之处。其中一点是，这样一颗原子弹是否会引燃以氢为基础的大气，从而导致地球上的生命大灭绝。尽管这项计划是在美国军方的严密监控下进行的，但具有超凡魅力的奥本海默还是被任命为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负责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他建议将实验室设在洛斯阿拉莫斯。在平日徒步旅行和骑马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偏远、漂亮的新墨西哥州小镇有了深入的了解。铀矿石来自比属刚果，科学家则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各个地方。

奥本海默曾对共产党表示同情，这使美国的情报人员深感忧虑。在他表示应与苏联交换核技术之后，他们更加多疑了。但毫无疑问，奥本海默和研究团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拼命赶进度。美国人真正应该担心的是，奥本海默的老朋友海森堡及其研究团队会不会在德国领先一步制造出原子弹。巨额资金、设备、试验和针锋相对的辩论激发出了奥本海默想要的巨大创造力。但在另一方面，纳粹德国却很难制造出核武器，这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在盖世太保采取行动前，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经瑞典逃往英国，加入了曼哈顿计划的英国项目。奥本海默相信美国的原子弹一定会在某个地方炸响。它有可能足以终结一切战争，但它一定会让全世界认为它有那样的效果。27

德国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因此日本成了攻击的目标。有些科学家——如匈牙利学者利奥·齐拉特，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核链式反应进行了深入研究——警告称，用核武器攻击日本平民将会拉开美苏军备竞赛的序幕，而这场军备竞赛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此时，罗斯福已经去世，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没有理会他的意见。杜鲁门及其执政团队希望在日本有可能请斯大林做中间人求和前使用原子弹。很明显，苏联已经成了美国的新敌人，投放核炸弹可以向斯大林展现一下美国的实力。

奥本海默同意杜鲁门的意见，并详细讨论了一些问题，如原子弹能带来怎样“巨大”的视觉冲击、需要用它杀死大批日本人的必要性，以及在什么高度爆炸才能发挥最大威力。炸弹爆炸的时候高度不宜过高，也不能在多云、下雨或下雾的时候投放，“否则它不会对目标造成足够大的破坏”。281945 年 7 月 16 日，第一枚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代号“三位一体”的沙漠试验场爆炸成功。奥本海默在试爆成功后的反应与他的上述言论形成对比。很久以后，他告诉人们，核爆时的情景让他想到了印度圣书《薄伽梵歌》中毗湿奴说的话：“现在，我成了死神，成了可以摧毁世界的人。”有人怀疑他当时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但在对广岛进行攻击之前，想到那些受害者，奥本海默确实曾经说过：“那些可怜的小人物，那些可怜的小人物啊。”29

奥本海默背负着极其沉重的道德压力，这种压力是任何一名科学家都从未承受过的。他清楚地意识到，他负责研制的武器具有何等强大的威力。如果原子弹能终结永无休止的战争，那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奥本海默也意识到，苏联人也会竭尽全力，尽快获得核武器。核时代的政治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呢？这很难说得清。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道主义者、一个高尚的人，却倾其一生制造出了一种可以使几十万无辜者丧生的机器。他这样做的最初目的是防止希特勒拥有他所谓的“神奇武器”以摧毁民主国家；而现在呢，则是因为不得不使用核武器。

奥本海默很想知道，原子弹到底能不能起作用。与其他理论物理学家一样，奥本海默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里，这个抽象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只存在着有限的联系。如果没有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美国的工业和财政做后盾，谁会花钱让这样一个理论变成现实呢？但奥本海默和研究团队中的其他物理学家却得到了一个验证其理论是否正确的天赐良机。奥本海默不想用探讨科学的劲头去讨论原子弹将造成什么后果，这从他使用的论据和矛盾的语言中可以感受得到。或许，难以抑制的好奇心将压倒政治上的顾忌。而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中，这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今天，曾遭受第一颗原子弹重创的广岛已经成了一座现代城市，那里有漂亮的茶园、干净的商场，以美味的海鲜驰名。穿戴整洁的儿童在市中心附近的小学里学习和玩耍。但在 1945 年，和大部分广岛人的命运一样，学校中的所有师生都死于核爆炸，只有一名学生幸免。广岛轻而易举地消失了。这里曾经是一座繁忙的旧式城市，市里有许多欧式建筑，数不清的河流和桥梁，鳞次栉比的房屋，但轰炸过后，这里被夷为平地，到处都是一片焦黑，只剩下残垣断壁和几株枯萎的树木。长崎是下一个目标。内阁成员间的争论推迟了日本投降的时间，长崎遭到轰炸后，日本立刻投降。

在美国，奥本海默成了名人，但他却说，人们早晚有一天会诅咒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他告诉美国哲学院，他制造出了“一件最恐怖的武器……以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条标准来衡量，它都是一件邪恶的武器”。30奥本海默曾经发出疑问，科学发展对人类有益吗？今天，由于忌惮核战争，大国之间不会再发生冲突。但巴基斯坦、印度和朝鲜已经拥有了核武器，或许伊朗也将很快拥有核武器，这使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增加。奥本海默的担心——用他的话说，这件“最恐怖的武器”——已经越来越普及了。

甘地与帝国

据说，在 1930 年的时候，有三个人即将变得世界闻名，不仅是他们本人，还包括他们的奋斗目标。31一个是查理·卓别林，一个是阿道夫·希特勒，第三个是一个 60 多岁穿着粗布衣服的麻烦制造者。3 月 12 日清晨 6 点，他启程出发，随身带着一套被褥、一个肩背袋、一个纺锤（这样，他晚上的时候可以纺织）、他的日记、一块手表和一只杯子。在 78 名随从的陪伴下，他徒步 240 英里，经过西印度大大小小的村庄，终于在 25 天之后到达了海边。他的计划很简单，从海边取些盐，然后被捕。

莫罕达斯·甘地说到做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摄制组在后面跟着他，他向前走，弯腰挖盐……随后被捕。照片拍得非常完美。他手里拿着盐，身后是盐场，创造了一个马上世界闻名的符号性形象。但这些照片并非完全真实，因为这些照片是在他到达海边几天后拍照的，地点也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但甘地确实博得了世界的关注，这正是他想达到的效果。一种新型政治的倡导者正在挑战世界最大的帝国，而且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

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的盐征税，但税并不是很重，之前莫卧儿人也曾征收盐税。甘地考虑过多种羞辱印度英国当局的方式。他曾呼吁禁止出售酒精类饮料；他号召抵制教育；他极力支持罢工的工人。他在道德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政治上却没有取得突破。这次，盐又成了他的目标。每个人都要吃盐。（或者说，除了甘地。他认为盐无助于健康，所以尽量在饮食中不放盐。）对于政府来说，盐税是无足轻重的，但对于最穷困的百姓来说，盐税已经高得不成比例了。甘地说，除了水之外，盐是人们最需要的东西了。“这个国家在向几百万饥民、病人、残疾人和无依无靠的人征收盐税。盐税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人头税，而人头税是天下最不人道的税种。”32

甘地自己找盐，拒绝向政府交税。这种挑战政府的行为受到了指控，他——这位有礼貌、瘦骨嶙峋的老者——因此入狱，这使英国当局显得非常滑稽。为了给英国施加巨大的压力，甘地需要全世界的关注。他在美国特别有影响力。对于美国人来说，印度人反抗盐税，与他们当年反抗茶叶税是相似的。这是甘地常用的手法：看上去很简单，甚至有些滑稽，但却是一个深思熟虑、经过冷静思考的策略。

世界上成百上千万的人都认为甘地是个圣人。诺贝尔奖得主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将他称为“圣雄甘地”。他以苦行生活和毫不妥协的道德准则闻名于世。“如果我只需要一件衬衣遮体，但我却获得了两件，那多出来的一件相当于偷来的，这是有罪的。……如果五根香蕉就能让我继续前行，而我吃了六根，那多出来的一根相当于偷来的。”338 年前，当他再次发动反抗运动时，英国法官说：“你和我审判过或将会审判的人完全不是一个类型。……即便是那些与你政见不同的人也会认为你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人。你过着高尚——甚至是圣洁——的生活。判定你为一名守法的人将是我的职责。”

甘地的政治手腕更像一种武术，它可以让弱者战胜看上去很强大的敌人。在南非，他组织了维护印度工人（不是非洲黑人）权利的斗争。他采用了“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在实践上，他发动了不合作运动。“为了促使对方思考和理解”自己的立场，他坚持绝食。甘地非常有礼貌，在领导抗议话动时也总是面带微笑，他以赞赏的语气谈论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使他变得非常难对付。出狱后，他会继续领导追随者，会在静修处继续从事反抗活动。

这种道德敲诈如果提升到一种全球政治的高度，往往能取得惊人的效果。甘地的活动鼓舞了全世界反抗不公正的斗士，其中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民权斗士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示威者，以及在埃及推翻胡斯尼·穆巴拉克的抗议者。将普通民众和平地组织在一起，利用国际舆论来对抗权力，这种政治策略虽然不一定能取得成效，但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却能博得掌声。

在家庭生活中，甘地这种与法庭对抗的意愿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他随时准备用绝食或其他自虐方式对周围的人施加控制。与妻子发生争执时他会绝食，儿子辜负他的希望时他会绝食，看到两个人在静修处睡在一起时他也会绝食。哭着哀求他放弃绝食的人越多，他就越高兴。道德敲诈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是有用的，但不应该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甘地会和年轻女性睡在一起，但从来不碰她们，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个禁欲主义者。他还用种种奇怪举动提醒我们：圣人一般会从远离他们的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尊重。

甘地是全印度的道德楷模。他能调解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关系，让贱民、低种姓的印度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英国培训出来的印度律师共同参与一项活动，虽然时间不长。他很早就明白个人形象的力量，而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的着装。早年在英国学习法律的时候，他穿套装，扎蝶形领结。在印度做一名激进的律师的时候，他穿英式正装，但头上却裹着头巾。在为契约工人奔走疾呼的时候，他会穿上与他们同一款式的棉质束腰外衣。为了抵制昂贵的英国机织布，他只穿印度土布制成的衣服。甘地在全球范围内的声誉与日俱增。在照相的时候，他都会系上一条自己亲手纺成的缠腰带。

甘地将自己变成了一种标志。拐杖和宽松的裤子是查理·卓别林的标志，军帽和小胡子是希特勒的标志，只不过这两个人的世界与甘地无关。但对于世界摄影界来说，这三个人都很重要，因为他们一眼就能被认出来。

唤醒印度次大陆的甘地很幸运，因为他的对手是英国。英国殖民当局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局面：一方面，英国人要在印度实行统治；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获得当地人的喜爱和尊敬。甘地很清楚这一点。英国思想家拉斯金和爱德华·卡彭特、唯灵论者安妮·贝赞特，以及很多主张妇女参政的英国人都影响过甘地。他的书面英语非常好，这不但有利于团结印度的反抗势力，而且能扩大他在全球的影响力。

总之，甘地的道德敲诈对英国人非常管用，至少有时是这样，这使他们感到非常尴尬。英国人镇压反抗运动，将甘地投入监牢，但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但希特勒就不这么想。（甘地完全不了解希特勒，他认为希特勒应该和英国人差不多。他说，希特勒或许没有传说中那么坏，建议犹太人留在德国，看纳粹分子敢不敢将他们囚禁或枪杀——甘地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二战”爆发前，希特勒曾对英国总督说：“你们要做的就是枪毙甘地……之后，麻烦就会迅速消失。”34

与反抗大英帝国相比，甘地反对希特勒只是一段小插曲。从占领印度的那一刻起，英国人就想成为开明的统治者。在经过东印度公司几十年的横征暴敛之后，英国议会希望能在次大陆建立起一个能长期运行、公平的行政系统，他们认为长此以往这对印度是有好处的。此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经常摇摆于镇压和改革之间。

18 世纪 50 年代，从一名矮胖的职员神奇地变成一个军事天才的罗伯特·克莱武击败了法国军队和地方武装，使东印度公司在莫卧儿帝国取得了统治地位，英国在印度的故事由此拉开序幕。但回到英国之后，他因聚敛了过多的个人财富而受到指控，随后自杀，年仅 49 岁。在克莱武之后，沃伦·黑斯廷斯成为印度总督。在超过 14 年的任期中，他建立起了一套更加高效的行政系统。但他却因腐败遭到了指控，这场在英国议会进行的政治审判持续了 7 年之久。虽然最终获判无罪，但此时他已经是心力交瘁了。在审判期间，一位议员——爱尔兰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埃德蒙·伯克——曾表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并不成功：“英格兰没有［在印度］建立教堂、医院、宫殿和学校，也没有修建桥梁、公路、运河和水库。”35

之后继任的印度总督都接受了他的意见。除了禁止一些印度教的残忍习俗（如妻子自焚殉夫），英国人还修建了城市，引进了英国法律，并将印度军团编入英军战斗序列，听从英国的指挥。英式教育得以普及，像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这样的殖民地官员希望印度最终能走向自治。印度是五方杂处之地，一些刚到这里的英国人很难理解这个国家。但也有一些英国人很轻易就被印度的古代文化折服，怀着敬佩之情学习它。然而，占领者不可能看得起被占领者的文化，或者说不可能长期高看被占领者的文化。

殖民主义也为印度带来了好处。例如，英国人对印度教的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显然，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统治者——莫卧儿人——是不可能关心这些遗址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异族入侵者。但甘地明白，殖民主义对英国和印度都有消极影响。它使殖民势力变得野蛮，使他们无法达到自身期许的最高理想；它对于印度人来说是种耻辱，使他们既无法尊重他们的统治者，也无法尊重自己。1857 年，英国在印度相对清白的历史画下了句号。英国小学生受到的教育是，这是一场印度人发动的兵变；而印度小学生接受的教育是，这是一场民族大起义，或者说这是“第一次独立战争”。这是一场血腥、令人绝望的战争。开始的时候，传言英国人将牛油和猪油涂抹在印度教士兵和穆斯林士兵使用的子弹上，但传言很快演变成一场针对英国的起义。但好在英国人控制住了局面，且伤亡不大。当起义者发生分裂且指挥失当的时候，很多印度人——从王公贵族到整编制的军团——都脱离了起义军的队伍。在经受围攻和惨败之后，许多叛乱者被英军“炮毙”——将他们绑在大炮的炮口上，随后被炸得四分五裂。起义失败后，莫卧儿帝国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在，印度成了英国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英国派了一批又一批精明干练的官员来管理印度行政参事会。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清廉、最高效的行政部门之一。

学习过古典文学，接受了平等观念的年轻人，在从英格兰的公立学校毕业之后，前往印度出任税收官和法官。他们要远涉重洋，还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英属印度如日中天的时候，次大陆上不但出现了教堂和运河，而且出现了 3 万英里长的铁路，英语则取代了波斯语成为共同语言。事实上，波斯语在莫卧儿帝国的南部地区从未广泛流传。英国人还给印度带去了普通法体系。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时间不比莫卧儿人短，虽然他们没为印度留下泰姬陵，但却给印度留下了许多繁华的现代城市和一座宏伟的都城——新德里。到了 1901 年，印度已经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人数尚少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逐渐觉醒。36此外，英国人还为印度带去了板球运动。

但受过古典教育的公务员也消除不了帝国主义骨子里的不公正。他们对印度缺乏了解，秉持着的基督教福音派教义和道德化的自由主义使他们变得心胸狭窄。许多人认为印度人天生懒惰、狡猾、奸诈、迷信，简直一无是处。这意味着，当印度发生像爱尔兰一样的大饥荒时，英国统治者可以立刻将其归咎为灾民的不幸，结果造成上百万饥民饿死。但即便是在粮食丰收的时候，印度经济也无法增长。这是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第一，印度向英国出口的商品价格过低；第二，印度的工业产品得不到保护，因此很难与英国经历工业革命后的产品竞争；第三，关税扼杀了印度商业的发展。

管理和保护英属印度的钱最后还是出自印度人身上——印度全部税收的四分之一被殖民当局用来支付工资、养老金、债务、利息和军费。37（之后，英国工业实力有所下降，经济也陷入困境。因此，许多英国人认为，他们不但使印度变得更加文明，而且为此花了不少钱。但事实绝非如此。帝国再怎么高尚，也不可能将宗主国的钱贴给殖民地。）如果印度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购买英国的机器和工业品，而是将钱用于本国发展，那么它会不会早就超过中国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印度的精英阶层在管理自己的国家时被排挤在外，这使他们越来越感到耻辱，再加上人民对经济状况的抱怨，最终使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

英国政府进行着缓慢而谨慎的政治改革，从 1892 年直选立法委员会，到 1910 年允许更多人参加选举，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当 200 万印度志愿军奔赴战场的时候，给印度一个“地方自治”的含糊承诺。但这些并不能制止骚乱和间或出现的炸弹袭击。1919 年 4 月，在旁遮普省的一座小镇，雷金纳德·戴尔将军在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命令军队向人群开枪，制造了“阿姆利则惨案”。在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中，这是最黑暗的一天。这群人中，有一部分是示威者，而另一部分只是参加节日庆典的普通村民。士兵几乎弹无虚发，他们射击了 1650 发子弹，造成 379 人到 530 人死亡（死亡数字还有争议），超过 1200 人重伤，其中还包括妇女和儿童。在之前发生的一场叛乱中，有 5 名欧洲人丧生，戴尔将军说他开枪是为了替这些人报仇。惨案发生后，他还强迫印度人在一位传教士曾经受到攻击的地方爬行。他对他的行为感到心安理得，根本没有一丝愧疚。回到英国后，一些保守派报纸还将其视为帝国的英雄。38

如果说戴尔将军代表了英国人在印度最残忍最糟糕的一面，那我们也要提到像艾伦·奥克塔文·休姆这样与他相反的人。休姆是英属印度的一名官员，因支持印度人而声名狼藉，退休后他还于 1885 年筹建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它一开始是一个为印度自治而战的组织，后来在印度精英的领导下发展为一支为独立而战的主要政治力量。

阿姆利则惨案之后，印度人的决心变得更坚定了。莫逖拉尔·尼赫鲁是一位温和的亲英国律师，他曾经在国会中非常活跃，并把儿子贾瓦哈拉尔送到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深造。惨案发生后，他将小礼帽、昂贵的西装和领带，以及他妻子的连衣裙等物一起扔到火里烧了。他处理掉了英式家具，开始穿甘地式的土布衣服。1947 年，他的儿子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宣布印度独立，并成为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他是印度近代史中唯一一个可以与甘地相提并论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政治生命就是从阿姆利则开始的。为了使印度打消独立的念头，英国进行了改革，并推行了一些安抚政策，但惨案的发生使之前的全部努力都付诸流水。

惨案发生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及各式各样的罢工、骚乱和暴力袭击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变得愈发艰难。甘地在全球的声望已经越来越高，并且领导了与总督的谈判，这令温斯顿·丘吉尔非常厌恶。1931 年，甘地前往伦敦，参加讨论印度未来的圆桌会议，英王乔治五世将他请到了白金汉宫，工人们也簇拥着他。但在国内，甘地既不能安抚穆斯林政治家，也不能安慰印度教中的极端主义者。英国的改革方案是有实质内容的。选举后，国会中的政治人物控制了印度各邦，英国的公务员都要听命于他们。但由于印度王公的反对——他们害怕失去土邦上的半自治权——和伦敦的政治欺诈，新德里从未建立起新的自治政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对印度构成威胁的时候，一些国大党党员却投靠了敌人。议会对殖民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尼赫鲁和甘地双双入狱，但随后又被释放。英国政府有时也会试图控制局面。工党政治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前往印度商讨战后印度自治的问题，但甘地和尼赫鲁都拒绝了他的方案，因为他们认为这份方案不够民主。甘地希望英国赢得战争，但他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非暴力主义是打败纳粹主义的更好选择。不列颠之战发生时，他认为英国应该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动攻击：“让他们占领美丽的大不列颠岛和岛上的漂亮建筑吧。除了灵魂和思想之外，什么都可以给他们。”他的建议被礼貌地拒绝了，英国显然更喜欢用防空部队和喷火式战斗机解决问题。39

在战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局势已经很明显了，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印度一定会独立。在日军的进攻下，英国名誉扫地。经过 6 年的战争，英国实际上已经破产了。只剩下一些与独立相关的细节问题。1945 年大选后，工党上台。王室成员蒙巴顿勋爵被派往印度处理关于独立的最后一些问题。从伦敦出发的时候，他的时间已经很紧迫了。然而，在议会领导独立运动的时候，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分歧却越来越大了。尽管甘地为弥合分歧竭尽所能，但却收效甚微。

被印度教领袖拒绝后，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将穆斯林联盟引向了另一个方向，他希望西北部地区的旁遮普和孟加拉能获得国家的地位。将每一个穆斯林占主要居民省份的首字母连在一起就构成了“巴基斯坦”这个词。英属印度将无法由一个单一国家来继承。甘地为国家统一付出了巨大努力。当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相互杀戮的时候，他又开始了一段旅程。他准备绝食，并恳求他们能将彼此视为兄弟。但是印度与巴基斯坦（后来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之间还是出现了分界线，之后开始了巨大的移民潮：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教徒迁往印度，在印度境内的穆斯林迁往巴基斯坦。移民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疯狂的杀戮。

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猜忌和仇视可以追溯到莫卧儿帝国时期。尽管英国统治印度长达两个世纪，但却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弥合两派之间的分歧，现在矛盾爆发了。旁遮普省是个典型的例子。在那里，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之间爆发了战争，这场冲突或许造成了 100 万人丧生，其中有人是被枪杀的，有人是被烧死的，还有人则是死于缺水和断粮。大约有 1000 万人向南或向北进入新的国家，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被迫移民。甘地终其一生追求和平，但最后却出现了如此可怕的结局。他极度悲伤，为了抗议暴力活动，又一次开始绝食，就连印度独立日的庆典也拒绝出席。现在，印度教中的极端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个叛徒。1948 年 1 月 30 日，一个极端分子刺杀了甘地。

甘地在印度独立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创造了一种反抗不公正的新模式，因此他无愧是 20 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但新诞生国家的发展道路却与他的最初理想背道而驰。甘地一生都在追随托尔斯泰的脚步，对农民生活的看法也深受他的影响。甘地希望印度能成为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放弃铁路、工厂和大城市，回到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他是一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有些共产党员希望抛弃西方文明，而甘地希望用和平方式达到这一目的。甘地的许多英国朋友也想过理想化的田园生活，他们期待人类能回到村庄、果园和手扶犁的时代。当然，他也希望国家不发生分裂，穆斯林、基督徒和印度教徒能在同一片土地上和谐相处。

然而，实际发生的却是分裂、资本主义和城市化，今天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仍在相互敌视，仍在为克什米尔争吵不休。两国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甘地的梦想已经越来越远了。现在，尽管存在腐败、暗杀和宗教极端主义，但印度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有着繁忙的城市、工厂、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以及民主制度。在所有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中，印度是最成功的。印度拥有 12 亿人口，GDP 几乎是英国的两倍，它是最有可能主宰下一个世纪的几个国家之一。但即便如此，这也不是圣雄甘地想要的印度。

冷战中的热冲突

对于许多国家和许多勇敢的民族来说，冷战其实并不“冷”。在朝鲜、越南、安哥拉、索马里，以及拉丁美洲地区和中东地区，战事相当激烈。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阿富汗，战争的结果关乎国家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左右着中东地区的政治。在那里，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与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展开激战，伊朗和伊拉克以死相拼。这或许体现了两种文明之争，两种领导权之争，两种经济模式之争，但这场冲突的影响实在是太广泛了，以至于在 40 年间，地球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独善其身。这场战争大戏的核心部分是不断升级的核恐吓，美苏两大阵营在进行一场赌博，而赌注就是我们的地球。这实在是太吸引眼球了，因此我们很容易遗忘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冲突使世界上几乎每个地方都在发生流血事件。

两个曾经的盟友展开了竞争，但它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美国和苏联认为自己的领土应该有多大？这场冲突是否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任何一方又会走到哪步呢？这些问题使人感到困惑。因此，从 1948 年到 1963 年的 15 年是冷战最危险的阶段。度过这个时期之后，尽管美国身陷越南战争，但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明白，应保持以“核平衡”为基础的军事僵局，并开始小心翼翼地缔结与核武器相关的条约。1952 年，美国首先试爆了热核武器。9 个月后，苏联也做到了这点。1954 年，美国又获得了威力更强的武器。很明显，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很可能导致人类灭亡。因此，它们更愿意发动代理人战争，更愿意在经济领域展开更为缓慢却非常重要的竞争。

其实，在苏联有能力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核打击之前，这种模式就已经初见端倪了。美国用马歇尔计划来支持西欧的战后复兴。“二战”之后，希腊的保皇党和共产党之间爆发了内战，而斯大林希望在土耳其设立一个海军基地，并因此向安卡拉施压。因此，始于 1947 年的马歇尔计划首先援助了这两个国家。但美国对欧洲事务的介入并不仅限于此。为了阻止共产党在大选中获胜，获准使用各种破坏手段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插手了 1948 年的意大利大选。同一年，斯大林打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政党，以此来捍卫苏联在 1945 年时所取得的成果。

为了打击对手，美国和苏联都组建了自己的阵营。1949 年 4 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美国不但为西欧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还为它提供了军事上的保护。西欧获得了极大的缓解，立场变得愈发坚定，宣传舆论上咄咄逼人，数个坦克师集结于“铁幕”西侧随时待命。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苏联红军没必要立刻采取反制措施，但在 1955 年，华沙条约组织还是应运而生。然而，双方都不想用军事手段打击对手。这当然不是出自战时的同盟之情，一来是苏联忌惮美国的原子弹；二来是苏联在“二战”中元气大伤——苏联的伤亡人数几乎是美国伤亡人数的 90 倍；三来美国对新的联合国的作用表示乐观，认为今后历史学家只能在故纸堆中研究战争。

当斯大林试图在分裂的德国引发一些变化的时候，美苏两国谨慎处理问题的态度第一次受到较大的挑战。斯大林打算用切断一切补给的方式来封锁位于民主德国境内的西柏林。斯大林的目的是使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重新建立联系，从而形成一个中立的缓冲地带，但他始终坚信德国人终将选择社会主义。由于西方国家用大规模的长期空运支持西柏林，所以斯大林的想法并未成为现实。柏林危机使美苏两国不得不进行直接接触。但在 1949 年春天，苏联做出了让步，西柏林重新开展商业活动。而令人尴尬的是，大量的人从东柏林逃到了西柏林。

德国分裂和柏林危机是最有可能引发大战的事件。当欧洲刚刚脱离战争阴霾的时候，在世界的另一个部分，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在“二战”末期，美国和苏联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朝鲜半岛。两个超级大国将朝鲜一分为二，随后从半岛撤军。从此朝鲜半岛上出现了两个政权：右翼政府控制着朝鲜南部，金日成领导的共产党控制着朝鲜北部。1950 年，金日成告诉斯大林，他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解放全国。就在他几乎快要成功的时候，美国实施了仁川登陆，战局立刻发生逆转。

但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集结在中朝边境的 30 万志愿军将美军打得节节败退。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主的联合国军最后还是顶住了中国军队的进攻。华盛顿本可以使用原子弹，却没有使用，于是朝鲜战争成了一场漫长而血腥的堑壕战。

我们现在知道，苏联飞行员曾出现在朝鲜的天空上；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苏联刚刚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但它还不能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即便美国使用了核武器，苏联也不可能立刻以牙还牙。那美国为什么不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呢？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不想开这个先例。核武器不能轻易使用，否则这可能会影响美国的未来。很显然，如果美国使用了核武器，苏联最终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尽管朝鲜战争十分惨烈，但最终还是形成了僵局，在战争最初打响的地方附近画上了句号。两个新建立起来的政权成了苏美两国的翻版：一个是严厉的斯大林主义国家，另一个是胡闹的资本主义国家。

自此之后，美国和苏联展开了疯狂的军备竞赛，不仅比核弹头，还比潜艇、洲际导弹、卫星、侦察机和隐藏式的导弹发射井。但与此同时，这两个国家都在不安地环顾全球，为自己争取盟友的支持，并把中立的国家拉到自己这一边。于是，它们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煽动战争，为独裁政权提供支持。美国粗暴地干涉南美事务，支持伊朗国王和越南的李承晚，并试图拉拢阿拉伯国家，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苏联的注意力则集中在中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外还有两个国家的关系让苏联感到很难处理：一个是它的社会主义盟友——中国；另一个是欧洲最有独立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在“二战”期间，南斯拉夫靠自己的力量从纳粹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其间没有得到苏联的帮助，因此自认为不需要对莫斯科马首是瞻。

这两个国家成了一场更广泛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场运动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和苏联包围着世界，威胁着世界，但它们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如果领导人足够自信的话，他们不但可以带领国家避开俄国熊和美国鹰的威胁，甚至可以让它们彼此相争。在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共同商讨了关于“不结盟”的问题。仍然留在英联邦中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印度与苏联和西方国家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纳赛尔领导的埃及更倾向于苏联，它不但使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蒙羞，而且对美国的援助不屑一顾。1966 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此时它已经承认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与其说法国属于西方阵营，还不如说它更像是个不结盟运动国家。

非洲与殖民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新生的非洲国家究竟是应该与欧洲宗主国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还是应该建立人民共和国，将他们最优秀的学生派往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呢？

如果非洲的反殖民政党能够抨击马克思主义，那么西方国家就会对它们的一党专政、腐败和种种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它们是“坏蛋”，但它们毕竟是“我们”的坏蛋。因此，非洲出现了许多独裁者，例如乌干达的伊迪·阿明、扎伊尔（以前的比属刚果）的蒙博托·塞塞·塞科、马拉维的海斯廷斯·班达、肯尼亚的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有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安哥拉的人民解放运动以及莫桑比克的解放阵线，它们的背后都有苏联的支持。但苏联对它们的支持只是出于冷战的需要，因此对烤焦的土地和饥饿的儿童并不怎么热心。在安哥拉，美国支持了一个奉行民族主义的反政府游击队——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非洲观察家理查德·道登曾尖锐地指出：“除了坏账和为将军们准备了冬日里的阳光外，安哥拉几乎没给苏联留下什么。”40

在团体和个人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非殖民化运动就已经开始席卷非洲了。而非殖民化本身也是冷战的一部分。一方面，欧洲政府——从里斯本到布鲁塞尔，从伦敦和巴黎——不想为保住殖民地而镇压非洲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些国家也没有精力展开打击苏联代理人的战争。它们更希望早日和亲西方的新统治者达成协议，继续保持两国的经贸关系，至于这些新生国家的政治，充其量只能排在第二位。

在东西方冲突的大背景下，南非成了和美英两国关系不融洽的“中立伙伴”。它们之所以关系不融洽，是因为南非在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而它们之所以能成为伙伴，是因为南非强烈的反共倾向。尽管罗伯特·穆加贝抛开了他的竞争对手——亲莫斯科的约书亚·恩科莫，但冷战还是使这位破坏津巴布韦的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20 世纪的非洲历史充满了暴政、腐败、种族主义、虐待和无度的挥霍，无数非洲人的生命在这一时期凋谢，这些也应该算到冷战的账上。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美苏新领导层尝试用各种方法来处理建立在核武器基础之上的“恐怖平衡”。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是个意志坚定的人，但这个深受罗斯福影响的理想主义者不久就被艾森豪威尔取代了。至少在上任初期，艾森豪威尔在使用核武器这个问题上显得更加大胆。1961 年，约翰·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总统。这个年轻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具有捍卫世界自由的使命，看他那副高谈阔论的样子，就好像立刻要向莫斯科宣战似的。

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面对的是苏联新一任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一名优秀的工人，在斯大林时代平步青云，他性格冲动，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粗鲁。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苏联还在受西方导弹的威胁，但不久便迎头赶上了。1957 年，苏联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首颗人造卫星，这对西方政坛来说是非常巨大的震动。赫鲁晓夫相信，在科学和经济的推动下，苏联可以赶超美国。与此同时，为了在国内创造更宽松的政治氛围，他在共产党大会上作了一份秘密报告，公布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并抨击他搞的个人崇拜。

但那些社会主义卫星国并未感受到宽松的政治氛围。1956 年，苏联的坦克开进东欧，造成了人员伤亡。

1962 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使世界经历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场核危机。事件的起因是古巴。美国雇佣军在猪湾登陆，希望镇压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最后以失败告终。此前，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了可以攻击苏联的中程导弹。因此，赫鲁晓夫也想在古巴部署导弹，这样既可以保护新生的加勒比盟友，又可以威慑美国。这是一个可以在冷战时期引发战争的“热”点。这时，苏联已经试验了威力更大的核武器，并将尤里·加加林送入了太空。与此同时，为了阻止国民流失，它的盟友——民主德国——修建了著名的柏林墙。（民主德国已经有 200 万人移民。）

这些事实表明，共产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自信心也空前高涨。然而，尽管苏联的决心十分坚定，但它的导弹技术仍远远落后于美国。赫鲁晓夫希望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一事提高苏联的声望，同时推动拉美国家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肯尼迪也想通过这次导弹危机提高美国的声望，遏制南美洲的革命浪潮。肯尼迪警告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再向古巴运送导弹，他将对那些运输船展开攻击。他还坚持已经部署的导弹应该拆除。攻击苏联船只意味着爆发全面战争。在肯尼迪发出最后通牒后，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

就在这时，赫鲁晓夫做出让步，苏联拆除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从表面上看，美国在这场导弹危机中大获全胜。但事实上，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对手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美国撤走了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二是美国接受了卡斯特罗的马克思主义政权。美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安装了“热线”电话。导弹危机之后还有许多危险时刻。例如，1969 年中苏两国在边界地区发生冲突，以及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这是冷战时期美国最痛心的一件事。从 1965 年到 1975 年，越南战争也波及了老挝和柬埔寨。事实证明，空袭是无法消灭游击队的。

但在古巴危机之后，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开始做出一些让步，它们不希望一个小小的误判造成人类灭亡。在《禁止核试验条约》出台后，美苏等国又于 1968 年缔结了《核不扩散条约》。之后，美苏两国又进行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目的在于削减双方的导弹数量。还有其他禁止拥有足以抵抗核武器攻击的条约表明，“相互保证毁灭原则”成了官方政策——在奥本海默不那么冷酷的时候，他确实希望如此。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两大阵营希望能够和平共处，于是国际关系的“缓和”时期到来了。在这段时期，世界似乎陷入了永无休止的停滞，冷战最终成了“冻结起来的和平”。或者打个比方，好比两个重量级的摔跤手在进行一场消耗战，他们抓着彼此的衣服，既不能挣脱，也不能摔倒对方。

从表面上看，美苏间的竞争虽然比早期阶段有所缓和，但“冻结起来的和平”仍然只是幻影，因为两个阵营内部的冲突比阵营间的冲突更激烈。事实上，没有哪个政治集团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平静。在铁幕的后面，尽管苏联能勉强跟上北约军备竞赛的步伐，但它在经济方面的失败使它无法促进财富增长，无法说服它的人民这是一个更好的社会，政治高压和死气沉沉的生活是值得的。古巴导弹危机和内政的失败使赫鲁晓夫备受指责。1964 年，他被解除权力。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陷入萧条。1968 年，苏联终结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这影响了苏联在世界上的形象。

在西方，反对旧领导人的浪潮也激荡着政坛。美国发动了血腥的越南战争，大量年轻人被征召进了军队，国内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战后，美国出现了“婴儿潮”，导致人口出生率上升。无论是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还是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他们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将国家的军事战略和“婴儿潮一代”的要求结合起来。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指出，从 1955 年到 1970 年，美国高校的招生人数增加了 3 倍：“政府未能预见到，更多的年轻人、更好的教育和冷战的僵持，一旦这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就可能会带来社会动荡。……革命超越了国籍，直接反抗既定的秩序，无论它们属于何种意识形态，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41

反对越战的示威活动也震动了柏林、巴黎和伦敦。另一方面，美国这名“冷战斗士”的政治名誉也受到极大损害。在这一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危地马拉和智利事务，帮助反对派推翻民选出来的左翼政府。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和数以千计的人失去了生命，另有许多人受到了严刑拷打。中央情报局的所作所为渐渐被公之于众，这完全与民主国家吹嘘拥有道德上的优越性背道而驰。年轻的美国人开始将敌对国家的政治领袖视为英雄和偶像——如卡斯特罗、切·格瓦拉、胡志明和毛泽东——左翼思潮开始在校园中蔓延。激进主义开始冲击西欧政权，但都没有在实质上改变政权性质，即使在 1968 年发生了惊动一时的“事件”的法国也是如此。但这意味着国际关系的“缓和”并不意味着平静。

最后，苏联解体，这比西方预期得更快，也更有戏剧性。为了加深莫斯科的忧虑和被包围感，尼克松开始与中国改善关系。对于苏联这个暮气沉沉的政权来说，经济失败的迹象越明显，西方所能煽动起来的不满就越强烈。苏联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认同鼓励了国内的异议分子，他们将一些负面消息散布给世界其他地区的媒体。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特别有影响力。在波兰，船厂工人举行示威。1978 年，波兰人卡罗尔·沃伊蒂瓦当选为教皇，这就是约翰·保罗二世。他访问故乡时，激起了民众极大的热情，这使信奉无神论的领导人感到惴惴不安。次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在那里扶植了一个左翼政府。这是一场耗资巨大的血腥战争。美国很聪明，扶植了一批由穆斯林组成的游击队——或者说，这一举动在当时看上去很聪明。

苏联不是败给了军队，而是败给了军费——其中相当一部分军费花在了导弹上。美国新一任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是位演员，他是个生性开朗，看上去相当单纯的人。里根奉行“主动防御战略”，开始建立一个针对苏联的导弹防御系统，这就是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1977 年起，苏联和北约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核竞赛。当苏联用 SS20 导弹威胁西欧的时候，美国也在那里部署了潘星导弹和巡航导弹作为回应。对于苏联来说，建立起一个匹敌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经济承受不了。里根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他的口吻越来越轻蔑，态度越来越强硬，这说明美国已经不再惧怕苏联的威胁了。可能许多人会觉得这种想法很愚蠢，但考虑到那些短暂领导国家的老人——如 1982 年到 1984 年执政的患有不治之症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和之后看起来几乎无法活到上台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种想法似乎也不为过。

当苏联摇摇欲坠的时候，世界也出现过几次危机。但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苏联终于有了一位充满活力和自信的领导人。上台后，他开始和美国讨论裁军的问题。从 1986 年到 1987 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举行了三次重要的峰会，为建立全新的苏美关系做准备。就连素以强硬著称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都对他抱有好感，称他是一个“我可以和他做生意的人”。在国内，尽管戈尔巴乔夫没有整体规划，但他心里很清楚，苏联需要变革，而且认为当广大国土上的政治氛围变得更加开放、经济变得更加自由时，富有活力的温和派能够掌权。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并主张改革苏联政治体制，但面对像中国“改革开放”那样的深层经济改革时，他却退缩了。在国际上，他希望结束全球性的对抗，甚至是终结冷战。但他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做什么，就没有人知道了。

在 1989 年这个重要年份，人们得到了答案。事情始于匈牙利。匈牙利想和铁幕另一侧的奥地利改善关系，东欧人纷纷挣脱苏联，而戈尔巴乔夫并未阻止。在波兰，船厂工人莱赫·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赢得了下院选举，获得了权力。洪水开了闸。民主德国的人民开始用轮子投票，纷纷将他们的财产装进小小的特拉贝特牌轿车，经由匈牙利逃往奥地利，获得自由。在经过几天的骚乱后，东柏林不再理会来自莫斯科的压力，政府宣布开放柏林墙，大量人涌入西柏林。人们在柏林墙上手舞足蹈，之后将它推倒。保加利亚共产党宣布举行自由选举。在布拉格，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迫使捷克共产党做出让步，反对派领袖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领导了一场“天鹅绒革命”，他随后成了捷克总统。但在罗马尼亚，事态并未向和平方向发展。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命令军队向人群射击，但他最后还是被推翻了。不久，他和他的妻子遭到逮捕，后被处决。

次年，德国重新统一。而随着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苏联走向了解体。苏联的强硬派发动了一场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苏联的瓦解已经不可避免了。强硬派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刚上任的领导人——老谋深算的酒鬼鲍里斯·叶利钦——爬上了一辆包围俄罗斯国会大厦的坦克。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叶利钦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像乌克兰这样的大批国家宣布独立的时候，他显得相当宽容。

苏联——包括现在的俄罗斯——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木材和大量良田。尽管起步比较晚，但一旦开始发展，苏联就可以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工业化可以极大地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从世界范围看，苏联人的受教育程度是比较高的。然而，僵化的体制、高压政策、官僚机构的腐败和懈怠导致了浪费、物资短缺、玩世不恭和绝望。

最后，除了有关那场“伟大的爱国战争”的英雄主义的记忆外，几乎没有什么能保留人们的忠诚，但年轻俄罗斯人对这场战争的兴趣远没有他们的父辈那么大。摆脱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开始积极寻求加入欧盟，这说明它们的进取心和能量正在迅速恢复。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的民主基础比较薄弱，几乎是从沙皇专制一步跨进了社会主义。在西方顾问的建议下，俄罗斯实施了以企业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并组建了新的政党。此后，俄罗斯经历了物价飞涨、失业率高企和“资产倒卖”。通过资产倒卖，俄罗斯出现了新兴的“寡头”阶层，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比“强盗式贵族”好不到哪去。此时，已经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共产党精英开始着手对付这些来自莫斯科和（刚改名的）圣彼得堡的资本巨头。而对于普通的俄国老百姓来说，他们既感受到了旧制度所带来的压抑，又体会到了新制度所带来的辛酸。谁是冷战的失败者？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谁呢？

邓小平父子与中国的复兴

国家往往不是太大就是太小。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是个太大的典型例子。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的近代史充满了无休止的战争、政变、起义和政权倒台。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尝试着进行现代化，他们引进了铁路、电报和轮船。清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灭亡，在灭亡之前，他们还制定了宪法，组建了议会。在近代历史中，中国涌现出了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改革家，他们试图将中国从一个满是农民和地主的庞大帝国推向工业化城市时代。但这项任务显然是太艰巨了。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彼此联系又不够紧密。

中国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直到今天都耳熟能详的政治人物。其中之一是李鸿章，这个协调晚清政局的重臣为中国建立了工业基础，并试图将中国变为拥有独立地位的强国。另一个是袁世凯，地主出身，通过军队晋升，后来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当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孙中山。孙中山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和袁世凯时而合作时而对抗，人们通常会将他视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随后一个是蒋介石，他是国民党的领袖，改造了中国的银行、语言、教育和通信设施，但他也非常腐败，最后成了一个无能的军事独裁者。上述几个政治人物都很有权势，且雄心勃勃，堪比罗斯福、丘吉尔和墨索里尼。

但繁杂的国内事务和列强环伺的国际局势使他们不堪重负。19 世纪末，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随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在与俄、法、英和日等国签订完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李鸿章于 1901 年黯然辞世。1912 年，袁世凯成了独裁者，并在几年后公然称帝。日本又借机和中国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最后，他只留下了一个军阀割据的中国。直到今天，孙中山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都享有很高声誉。1925 年，孙中山因癌症与世长辞，此时的中国仍然受着军阀的蹂躏，国民政府只控制着南方地区。尽管与苏联和美国建立了良好关系，但蒋介石从未对中国进行有效统治，他既无力阻止日本入侵，也无法阻止共产党获得政权。

这些政权始终无法做到中央集权。因此，中国没有出现平静和谐、不受北京控制的自治村庄和自治城镇；相反，中国变成了一个不受法律约束、充满恐惧的不安全的国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还在过着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他们种庄稼，吃自家地里产的粮食；他们饲养动物，按照过去的方式敬神拜佛；他们说长道短，吵架拌嘴，对离村子最近的城镇都知之甚少，更不要说关心国家政治了。在 20 世纪上半叶，从科西嘉岛到冰岛，从土耳其到智利，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农民都过着类似的生活。

但中国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金融体系、税收体系和通信系统，军队也比较混乱。地方上的地主、土匪、外国侵略者、宗教极端分子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当遇到灾荒和军阀混战的时候，老百姓基本上得不到任何帮助。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死亡人数难以统计，但据估算，这是个相当巨大的数字。在中国，有一个村庄从红卫兵的冲击下幸存了下来。这个村庄里竖立着一座始建于 1918 年的瞭望塔。在很早之前，村民用这座瞭望塔防范土匪。

大规模的死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从 1851 年到 1864 年，貌似基督徒的宗教狂热分子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他们占领了中国的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这场起义大约造成 2000 万人丧生，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有破坏性的几场灾难之一。1898 年到 1901 年的义和团运动让全世界看到了晚清时期的中国是多么虚弱。“二战”时期，日军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北方地区和沿海地区，他们制造了一场又一场的大屠杀，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 1938 年的南京大屠杀。在这场屠杀中，约有 30 多万平民遇害，超过 8 万名妇女被强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大约有 2000 万人死亡，这个数字远超其他参战国的死亡人数，仅次于苏联。

在这些骇人的数据高峰周围，环绕着高高矮矮的其他山峰。这些不同规模的死亡人数是由宗教狂热分子、秘密会社和军阀发动的无数叛乱造成的。除此之外，在这几十年中，“一个中国”只是文化和语言上的概念，远非政治实况。第一手材料表明，在村子里没有动物的时候，还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从一些不太清晰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叛乱者还是被俘的政府军士兵都会被砍下头颅，无取胜希望的一方甚至会以烧掉庙宇和摧毁市中心地区的方式泄愤。还有一些恐怖的场景超过了大多数读者的想象。

中国人渴望统一和秩序，这并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国内的事务就越复杂，维持统一和安定的难度也就会越大。1644 年，满族政权推翻了明朝。自此之后，中国的统治者不但要考虑腹地和漫长的海岸线，而且还要关心国家西部、北部和东部的少数族群，如蒙古族、藏族，以及穆斯林。货币和语言上的差异，以及沼泽和山脉的阻隔使国家分成了许多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存在的麻烦都比得上一个中等国家了。

尽管在“二战”时最终败在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手下，但从 18 世纪后半叶到 19 世纪早期，日本在明治天皇的带领下确实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足以说明一个有着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相对较小的国家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与日本人相似，中国人也想引进西方军事技术，他们建造或购买了新型的铁甲舰，改革官僚机构和教育系统。但中国的领导人——无论是晚清的皇帝还是民国的总统——都无法让这些改革落到实处。看到一个个改革成功的国家，他们恐怕只有汗颜的份儿吧。

这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的焦虑。毛泽东也存在这种焦虑感，因此他有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中国的历代帝王与老百姓几乎没有密切联系，因为他们的子民实在太多了，而且这些人又住在那么大的一片国土上。皇帝们会把自己关在北京的高墙里，每日辛勤工作，看他们的政治决策会带来什么结果。1901 年，在八国联军的进攻下，掌权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逃离北京，这时她才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她的子民都在做什么呢？她发现到处都是饥民，他们什么都吃，猫、狗、树叶、树皮，甚至人肉。42相对而言，毛泽东是比较了解下情的，他看到了饥荒产生的影响。慈禧时代的饥荒大约导致 200 万人丧生，而毛泽东要应对一场波及范围更广、更严重的饥荒。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刚成立时的苏联有类似的地方：拥有广阔的国土，区域差异明显，地方势力比较强。与斯大林相似，毛泽东也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按照这种学说，只要打败资产阶级，就能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无阶级的人间乐园。

在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共产党一直在鼓励世界革命，他们认为处于内乱中的中国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从言论上看，国民党属于左翼势力，而且规模也比较大，因此成了苏联心仪的政党。在苏联的授意下，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党内合作。国民党的很多领导人都到莫斯科学习过。但在 20 年代后期，蒋介石突然转向右翼，开始攻击共产党。于是，共产党转移到了中国西北地区。那里虽然不是富庶之地，但离苏联比较近。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仍在步步紧逼。1934 年，一支被包围的红军主力处于被消灭的边缘。

这支红军只好孤注一掷，进行被称为“长征”的战略转移，打算与其他红军会师。在此过程中，红军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长征期间，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件事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关于毛泽东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有座毛主席纪念堂，离纪念堂不远的地方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博物馆的中心展厅，悬挂着许多描绘长征的美术作品。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些画相当有水平。

斯大林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毛泽东了，只是一直没给他强有力的支持。斯大林更倾向于蒋介石，还邀请他的儿子赴苏联留学。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此时，斯大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希望两党能摒弃前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但毛泽东希望和蒋介石保持一段距离，他们之间一直进行着残酷的斗争。与敌人相比，红军不但规模较小，而且装备也比较落后。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当国民党军队在沿海和平原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红军巩固了西北地区的根据地，这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消耗了不少有生力量，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共产党的军队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毛泽东一直想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苏军从日军战俘和德国物资那里获得了成百上千的飞机、坦克和大炮，以及成千上万的机枪和步枪。他们将这些武器交给了毛泽东的军队。此外，苏联还训练了一些投诚的中国军队和朝鲜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军队曾经在东北地区为日本人工作。苏联还帮中国维修了许多铁路和桥梁。

1947 年和 1948 年，中国爆发了全面内战。在此期间，苏联也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不少帮助。43由于指挥失当和腐败，国民党在内战中彻底失败。蒋介石败退台湾，但他和他的继任者仍然认为国民政府——至少在理论上——是控制着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成了 5.5 亿中国人的领袖。几十年后，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成为 20 世纪后半期最有影响力的人。在讨论他将中国带向何方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他刚接手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子。

毛泽东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希望在短时间内，将中国从农业国改造成为强大的工业国。毛泽东借鉴苏联的经验，制订了宏伟的工业计划和农业计划。到了 1950 年，作为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斯大林手里已经有了核武器，并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毛泽东决定以更快的速度超越斯大林。结果，“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此外，农业合作化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1968 年 5 月是个动荡的月份。西方国家兴起了嬉皮士运动，喊出“和平与爱情”和“权力归花儿”的口号，政府受到了学生造反的挑战。25 岁的邓朴方当时正身处北京。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物理系学生，过着美满的生活。邓朴方是一位中共领导人的长子，他生活的地方中南海位于首都北京的中心地区，紧邻紫禁城。那里也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生活的地方。有人曾这样描述中南海：“那里是仙境，有湖水，有园林，有马可·波罗穿行过的宫殿，有忽必烈修建的高楼广厦。那里是供皇帝后妃游玩的地方。”44但之后不久，邓朴方就被“红卫兵”迫害致残。

邓朴方的父亲就是邓小平。邓小平是个清瘦而结实的人。在长征时期，他是毛泽东的战友；在解放战争期间，他领导军队击败国民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的确，邓小平很受毛泽东器重，毛泽东戏称他为“小个子”。与毛泽东相似，邓小平来自中国偏远地区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改革家。邓小平自幼聪明过人，后来被送到镇上念书。他的老师思想进步，鼓励学生参与赴法勤工俭学项目。

1920 年，邓小平前往法国，读书的钱很快就花光了。在巴黎，他在施耐德公司、雷诺汽车厂的车间以及餐馆工作，以牛奶和羊角面包为生。他接触到了许多贫困的外籍劳工，逐渐接受了当时在欧洲汹涌澎湃的革命思想。1924 年，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并结识了当时人在巴黎的周恩来。赴莫斯科深造后，邓小平回到中国，成了一位独当一面的革命者。他领导过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也领导过武装起义。之后，邓小平参加了长征，1952 年后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

“大跃进”使国民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因此，1962 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例如抓农业生产，加大对工业的投入，下调各项指标等。农民回到了田里，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作为政治改革的推动者，邓小平引用了农民的一种说法：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但毛泽东对这种说法持不同意见。

1966 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事情的起因只是一件小事——一出在上海上演的历史剧。毛泽东认为，这出历史剧想颠覆中国社会。包括江青在内的“四人帮”开始抢班夺权。包括在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在内的年轻人和普通老百姓都成了“红卫兵”。他们戴上红袖章，张贴大字报，建立各种组织，冲击学校和政府部门。许多领导人遭到了批斗，刘少奇含冤去世。

在长征期间，邓小平曾经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所以他受到的冲击相对小一些，但还是被免除了所有职务。1969 年 10 月，邓小平和他的妻子被送往江西。在江西，邓小平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在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工作，平时自己砍柴烧火，自己种植蔬菜。在拖拉机修配厂，人们都知道，邓小平是一位出色的工人。为了保持健康，他经常散步。此外，他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1971 年，在邓小平及其妻子的强烈要求下，邓朴方终于和他们团聚了。在战争时期和国家建设时期，邓小平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儿子关心较少。团聚后，他每天都会给儿子按摩双腿，希望有助于他的恢复。为了防止邓朴方生褥疮，他每两个小时就会为儿子翻一次身。

“文化大革命”使北京陷入了混乱。林彪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他试图发动一场政变。行动败露后，林彪和他的妻子死于飞机坠毁。事后，毛泽东将一直与林彪做斗争的邓小平请回北京，回京后邓小平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原则。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改变了对“文化大革命”（也包括“大跃进”）的看法，认为这场运动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顶住了来自“四人帮”的压力，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此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理想了。1976 年 1 月，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与世长辞。周恩来是邓小平的亲密战友。在邓小平受迫害期间，周恩来给予了很多帮助。不久，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事情是这样的，“四人帮”不希望人们过多地追悼周恩来。但事实上，四川和上海已经出现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声音。在南京，人们组织了各种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在武汉，更是有人贴出了攻击“四人帮”的大字报，称他们为谣言贩子，称江青为像毒蛇一样狠毒的女人。但最重要的反抗活动出现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4 月有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按照惯例，人们会在这天纪念革命先烈。清明节的时候，群众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向周恩来进献花圈。随后，事态进一步发展，工厂的工人、政府机构的办公人员、大学和中学的在校学生，以及军人纷纷加入到纪念周总理的队伍中来。广场上的花圈越来越多。花圈上出现了许多抨击“四人帮”的标语，其中也有指责江青的。45这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惧。4 月 5 日，也就是清明节当天，大约有两百多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这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它是否会成为一场重大变革的开端呢？随着事态逐渐平息，“四人帮”又开始对邓小平展开攻击，批判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46就在这时，唐山发生了大地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这场地震就好像是上天在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

但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活动表明，“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消极影响。1976 年 9 月，毛泽东逝世。随后，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1991 年，江青自杀身亡。

1977 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事实证明，他比华国锋——毛泽东选择的继承人——更有远见。邓小平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决定进行改革开放。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超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之路。

邓小平是个勇敢的人，从不奴颜婢膝，咬紧牙关低头前行，只把精力放在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上，这是一种我们很少注意到的勇敢。他使中国重新发展起来，从来不屈服，从来不认输，但总是能避免最终破坏性的冲突。今天，尽管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但它已经拥有强大的工业实力，规模庞大的新型城市，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

在邓小平的悉心照料下，邓朴方渡过了难关。他成了一位热心的慈善家，创建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2008 年，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邓朴方也是奥组委的负责人之一。现在，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在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邓小平将中国带向了繁荣，今天的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正在飞速发展；他的儿子也向人们传递着善意和关怀。

“圣战”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如果你告诉美国领导人，美国将赢得冷战，但宗教战争将是他们在海外面对的下一个难题，那么他们一定哈哈大笑，怀疑你精神不正常。有些人猜测，或者以色列才会打一场宗教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分子屠杀了大约 600 万犹太人。战后，美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这个决定是对犹太人强有力的支持，但也刺激了周边的阿拉伯国家。1948 年，以色列驱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这不但激起了被驱逐者的愤怒，而且引起了中东地区其他穆斯林的不满。但它们无力阻止以色列的茁壮发展，它受到美国的支持，变成了一个像堡垒一样的国家。此外，西方国家高度依赖中东地区的石油，因此他们支持了那些亲西方，但并不民主的政权。因此，美国遭到了许多穆斯林的痛恨。在与苏联的长期对抗中，这一矛盾似乎并不尖锐。伊斯兰世界在军事和经济上都不够强大，所以以色列很容易战胜它的对手。恐怖分子劫持飞机也只是疥癣之疾，难道不是吗？

1979 年 1 月，伊朗的示威者推翻了国王——西方支持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伊斯兰革命就此开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可不是个好兆头。美国在这次事件中丢尽了脸。事实证明，在经历了与苏联的长期对峙后，西方在处理和穆斯林的关系时显得异乎寻常的笨拙。1980 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爆发了战争。这场长达 8 年的战争造成近百万人死亡。总而言之，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来说，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比阿亚图拉·哈梅内伊领导的伊朗更有吸引力。事实证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在两伊战争结束后两年，身陷债务危机的萨达姆入侵了石油资源丰富的小国科威特。美英主导的多国联军将伊拉克军队赶出了科威特。但出于对联合国决议的尊重，联军并没有攻占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也没有推翻萨达姆政权，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在阿富汗问题上，西方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978 年到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于是美国开始支持极端的伊斯兰组织，他们组织的游击队与苏军周旋了将近 10 年。之后，美国又开始支持和煽动规模更大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阿富汗的塔利班和遍布世界的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形成于 1988 年，领导人叫奥萨马·本·拉登，他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位建筑业富商之子，对西方人恨之入骨。本·拉登希望沙特政府能派他的游击队去对抗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他认为伊斯兰国家太依赖作为异教徒的美国人了，这使他怒不可遏。本·拉登先是前往苏丹，后来又去了阿富汗，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反美主张。

华盛顿似乎从来没有严肃考虑过会遭遇由宗教激起的敌人。考虑到美国支持以色列存在着某种宗教方面的动机，不但许多在美国的犹太人鼓动美国支持以色列，就连许多美国新教基督徒也持同样的观念，这一点尤其奇怪。美国的基督徒蔑视伊斯兰世界的发展迟滞，就像穆斯林中的激进分子蔑视美国的物质文化一样。同时，以色列边界战争使它的周边到处都是敌人——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本·拉登提出：解放巴勒斯坦，摧毁以色列（这同样也是伊朗的野心）。对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这些口号是非常有号召力的。在穆斯林的头脑中，美国和以色列是绑在一起的，西方非常敌视伊斯兰教。他们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一个证据：西方将南斯拉夫肢解为几个小国家——其中包括穆斯林人口占大多数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让这些国家保持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分歧。这导致了许多骇人的屠杀，让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想起了纳粹的种族灭绝。

2001 年 9 月 11 日，基地组织袭击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当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超级大国明白，历史毕竟还没有终结。这是一场精心策划、仔细实施的恐怖袭击。在受到攻击的纽约、华盛顿，大约有 3000 人丧生，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也受到了袭击。这激起了美国愤怒和反抗的爱国浪潮。美国及其盟友开始进攻阿富汗——那里是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盘踞的地方——并推翻了包庇他们的塔利班政权。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至今都没有结束。为了消灭阿富汗的抵抗力量，在那里建立起民主制度，西方国家和它们在当地的盟友进行过各种尝试，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喀布尔政权不但腐败，而且非常不得民心。2011 年，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境内被击毙，但撤到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塔利班仍然在与美国人和欧洲人作战。

同样重要的是，当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英国盟友托尼·布莱尔下令进攻伊拉克的时候，他们并未遵守联合国裁军决议。布莱尔面对着巨大的反战浪潮。而且，他的盟友法国坚决反对入侵伊拉克。布什和布莱尔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事实表明，萨达姆没有这样的武器。另一方面，萨达姆认为，如果英美以为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就会比以前更安全。事实上，这也是一种误判。2003 年 3 月，美英开始轰炸巴格达，联军迅速击败了萨达姆的军队。萨达姆——华盛顿曾经的朋友——最终被捕，并被处以绞刑。但战场上的胜利只是麻烦的开始。内战使国家陷入混乱。因此，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不得不在伊拉克派驻大量的军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2011 年。在战争初期，西方国家曾摆出一副道德权威的样子，但之后出现的虐囚事件、联合政府无力镇压宗派间的暴力冲突，以及难民危机使西方国家的这一形象彻底破产。伊拉克平民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经估算差异很大，有的说在 60 万以上，有的说大约 15 万。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军事上的胜利，战略上的失败。这两场战争提醒人们，即便是超级大国也不能为所欲为。压制别国的文化、侵略别国的领土、将民主强加到别人头上是一种危险的想法。民主制度在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或许行得通，这是因为它们之前有一些民主经验，而且在全球冲突中遭遇到了军事上的失败。而且，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来自苏联的威胁要比来自美国的大。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验表明，全世界不可能实行单一的政治—经济制度。

历史没有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战争或“文明”的冲突，其中包括宗教冲突。有些西方国家拥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例如英国、荷兰和法国，人们对他们的怀疑隐约可见；另一方面，一些伊斯兰国家也有不少基督徒人口，例如伊拉克、巴基斯坦和埃及（这一情况在推翻穆巴拉克之后也没有发生变化），这些少数族群感受到了更多的威胁。美国设在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秘密关押了大量的恐怖主义嫌疑犯，他们遭到了严刑拷打，设立了极其严苛的安保法案。“反恐战争”对开放社会及其崇高理想的危害逐渐显现出来。应该如何对付那些危险的伊斯兰反抗分子呢？西方真是骑虎难下。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但从来没有被解决过。

挥　霍

如果西方至少在经济领域继续保持主导地位，那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但到了 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了 50%。中国遵循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从农村到城市，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和美国东区地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走的都是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但这条发展道路也有自身的弊端，例如工厂的工作环境比较差，富人穷奢极欲，以及不顾一切地污染环境。这些都是共性。但中国也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第二，中国幅员辽阔；第三，中国的发展速度极快。

2025 年，中国预计将有 219 座城市人口过百万，而欧洲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只有 35 座。47中国的经济发展几乎影响到了世界的每一个地区。非洲、蒙古、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为中国提供了各种矿石。而中国则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结果，中国拥有了庞大的外汇储备，正如乔纳森·芬比所说，中国可以用这些外汇储备“买下整个意大利，或者在 2011 年的欧洲债务危机时为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偿还所有的主权债务，剩下的钱能够买下谷歌、苹果、IBM 和微软，再剩下的钱还能够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的全部不动产，到那时中国或许还有钱买下世界运动品牌前 50 强的特许经营权”。48

2010 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 2730 亿美元。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潜在的经济强国将会在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变得更加强大。而一旦经济下滑，它就只能靠臃肿的规模和先进的技术来维持先前的军事优势了。20 世纪初的英国就是这样，现在的美国恐怕也正在步英国的后尘。但这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本来可以用于重振经济的能源和资金现在都被用于执行海外任务。现在，美国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 4 倍，但中国有着惊人的发展速度，它正在逐步缩小和美国之间的差距。最近的研究表明，到 2020 年，中国将赶上美国。30 年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达到美国的两倍。49

因此，中国将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中国海军的规模不断扩大，其足迹遍布从澳大利亚、菲律宾到越南、印度的广大海域。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也面对着一些挑战，如人口的快速增长、污染问题，以及如何使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多元化。中国声明，它的发展完全是出于和平的目的。但西方人认为，经济强国必将发展为政治强国。然而，根据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深入调查，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知之甚少。

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陷入了巨大的失衡。西方国家生产得太少，而消费得太多，这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今天，西方式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脆弱，2008 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例。这次金融危机与 1929 年的大萧条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在危机爆发前，银行用谁都听不懂的花言巧语向客户发放了大量的贷款。这些客户中就包括购房者，他们认为房价将继续上涨，这样他们就可以还清银行贷款了。但事实上，这是一场赌博。我们可以用复合形算法计算其中蕴含的风险：只有极少数人——甚至连银行中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经济增长周期，风险还不明显。然而，尽管新型电子产品成了经济增长点，但这种繁荣并不能反映出真实的经济实力。美国人购买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事实上，他们是靠向中国人赊账活着。

2007 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许多银行这时才发现，他们所持的债务抵押品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值钱。许多大公司最后走向破产，一波危机席卷美国和欧洲，英国、爱尔兰和美国的银行损失惨重。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深度衰退，各主要经济体迅速采取措施，但西方国家还是进入了低速增长期，政治领袖的威望大幅下降。

他们是咎由自取，因为经济危机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缺乏进取心造成的。在美国和欧洲（特别是英国），金融巨头几乎威胁到了每一个人。将传统银行业务与风险更大的投资银行业务分隔开来的防范措施已经消失，规章制度只是摆摆样子。银行高管却可以拿到天文数字的薪酬和奖金，而且对此不做太多解释。政客希望从金融部门征税，并将这些钱用到选民希望用到的地方，而不过问过多的问题。与此同时，西方经济看起来是失衡的，制造业非常少。

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喜欢提前消费，今天花钱，明天还款。事实上，政客们已经不再讨论经济政策了。所以，一旦增长周期结束，国家就会陷入痛苦之中。在美国，共和党因此鼓吹不受政府制约的自由市场。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徘徊在银行破产的边缘，欧元几乎崩溃。雅典、伦敦和马德里出现骚乱，华尔街上聚集了大批示威者，人们都对西方世界的前途感到忧虑。

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华盛顿为新的“单极”（这是一个几何学中不存在的概念，更不用说政治学了）世界的到来而欢呼雀跃，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认清形势。经济主导权正在从西方向中国转移。时髦的华尔街式金融也发生了紊乱崩溃。美国及其盟友并非没有新的敌人，那些没有被西方消灭在战场上的信仰古代宗教的人开始挑战“现代性”在整个 20 世纪的发展。

这令人惊讶吗？金融资本主义是由泡沫和危机催生出来的。亚当·斯密告诉我们，一旦坐拥巨额资产的公司和腰缠万贯的富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就会做出损害公众利益的事。即便在被西方视为王牌的民主制度中，也会出现许多问题：政客将太多的金钱花在竞选上，因此他们不可能对银行家采取强硬态度；他们花了太多时间去考虑地缘政治，因此无暇关心本国经济是否在健康发展。选民希望得到廉价的商品和宽松的信贷环境，政客们也乐于给他们这些东西。但事实证明，现代市场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是狭隘和不符合历史规律的。它把消费主义放在了第一位，却低估了一些长期存在的人类本能，例如精神追求、集团意识和恐惧。事实上，这些因素一直在发挥作用。

思维机器50

1997 年 5 月 11 日，纽约发生了一件可以被载入史册的事：电脑击败了号称世界上最敏锐的人——当时最出色的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下棋的时候，卡斯帕罗夫就像是一部机器，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出色的战略意识，但他也非常有胆量和情绪化。卡斯帕罗夫来自一个有犹太血统的亚美尼亚家庭，年仅 22 岁时就成了世界顶尖棋手。在之后 20 年里，他几乎一直保持着这个头衔，直到 2005 年退休。

卡斯帕罗夫之前也和电脑对弈过。1985 年在汉堡，他同时对战 32 组象棋软件，结果全部获胜。4 年后，IBM 公司开发的电脑“深思”在纽约挑战卡斯帕罗夫。卡斯帕罗夫说，如果他输掉这场比赛，那么将会使人类感到“不快”。他希望“自己是那个可以挽救人类自尊心的人”。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对阵，他赢得了比赛。7 年后，IBM 公司又推出了新电脑“深蓝”。1996 年，卡斯帕罗夫在费城与“深蓝”对战，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续扳回数局后取胜。卡斯帕罗夫和“深蓝”（经过改进被称为“更深的蓝”）的第二次对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在曼哈顿的公平中心大楼，世界媒体都在关注这场史诗般的人机大战。海报贴满了纽约，上面画着卡斯帕罗夫专注地望着半空，旁边写着：“如何才能让一台电脑出故障？”《新闻周刊》在封面上写道：“人脑背水一战”。

这仅仅是商业炒作吗？不完全是。国际象棋起源于公元 6 世纪的印度，随后经由波斯和伊斯兰世界传入欧洲。这是一种特殊的游戏，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考验人们的记忆力和运筹力。很自然，人们经常拿国际象棋和数学相提并论，象棋高手也往往精通数学。当然它也需要棋手拥有一种无法被简化为规则的天赋。它会考验一个人的逻辑思维，但它还有种纸牌游戏和其他棋类游戏，甚至中国象棋都无法比拟的神奇魅力。玩上了就会着迷。

许峰雄是电脑“深蓝”的设计者之一。他说，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研究计算机理论的人就梦想设计出能下棋的机器。20 世纪 50 年代，一位人工智能先驱指出：“如果一个人能成功设计出会下棋的机器，那么他就已经触及人类智慧的核心。”51卡斯帕罗夫同意上述观点。但他决心证明：电脑只能机械地下棋，电脑在一些重要层面上是相当笨拙的，它没有创新能力。

卡斯帕罗夫轻松赢了第一局，这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心。第二局是比赛的转折点。不精通象棋的人看不出这局有什么意义，但它确实非常重要。为了在后面取得优势，卡斯帕罗夫决定放弃一个兵。计算机象棋程序一般会获取眼前的利益。因此，按照卡斯帕罗夫的设想，它应该吃掉这个兵。但电脑并不是靠直觉下棋，它考虑了棋子移动的所有可能性，之后走了一步出乎卡斯帕罗夫意料的棋。

这很容易吗？在一盘棋中，移动棋子有多少种可能的组合？这个数字比宇宙中原子的数量还要大。要预测到几步之后的棋局就需要非凡的计算能力；人类棋手依靠的是棋谱和心理分析。但现在“更深的蓝”的举动更像是个（非常优秀的）人类棋手。在“应急模式”下运行了一段时间后，这个冰箱大小的金属盒子拒绝吃掉卡斯帕罗夫的兵，反而走了一步很有远见、很有战略性的棋。这步棋完全不像是电脑走出来的。

电脑表现出来的直觉令卡斯帕罗夫大吃一惊。不久之后，他投子认输，摇摇头扬长而去。事实上，电脑也曾犯下一个错误。如果抓住这个错误，卡斯帕罗夫不但可以少损失一个兵，而且可以使这个兵发挥很大作用。当听到这件事时，他感到很震惊。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或许就不会输了。在之后的几盘棋中，他和了三盘，但输掉了最后一盘。在这场比赛中，他表现得非常不尽如人意。

在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卡斯帕罗夫 IBM 公司是否在幕后捣鬼——是否“存在人为干预比赛的情况”。卡斯帕罗夫回答说，这让他想起了 1986 年墨西哥世界杯上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在这场比赛中，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用手将球打入英格兰队的球门，而没有被裁判发现，并称“这是上帝之手”。对于他的指责，在场的 IBM 工程师怒不可遏。按照他们的观点，自己几年的辛苦工作被一个输不起的人玷污了。这只是一段插曲，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或许永远不会平息。卡斯帕罗夫再三要求 IBM 公司将电脑的下棋过程打印出来，但公司拒绝了。因为电脑的设计团队认为，这些资料或许会使卡斯帕罗夫在未来的比赛中获得不公平的优势。比赛结束后，IBM 公司将拆散的“更深的蓝”放进仓库，至今都没有再使用过。

关于这场比赛的另一个争论还在持续：这真的是场人与机器的竞赛吗？比赛失败后，卡斯帕罗夫感到筋疲力尽、忧虑、愤怒和怀疑。这台拥有着卡斯帕罗夫之前遇到的任何一个对手都无法企及的强大计算能力的电脑却没有。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这是一场人机对战。卡斯帕罗夫拥有自我，而“更深的蓝”没有。然而，“更深的蓝”本身是人脑的产物，因此这是一场“父”与“子”之间的较量。许峰雄是这样记录的：这场比赛“体现了人类的两种角色，即作为执行者的人和作为工具制造者的人……‘更深的蓝’并不具备智慧，它只是一件在某一特定领域展现智能行为的精巧工具”。因此，尽管卡斯帕罗夫输掉了比赛，但他才拥有真正的智慧：“‘更深的蓝’永远都追不上那些虚构出来的指责。”52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卡斯帕罗夫也认为：电脑“更深的蓝”是项伟大的成就，这台电脑是“IMB 公司创造出的人类的成就……但它的智能程度取决于编程者的智慧。说我输给了一台价值 1000 万美元的机器并不能使我感到欣慰”。53除了电脑专家之外，至少 6 位象棋大师参与了“更深的蓝”的研发。因此，卡斯帕罗夫的对手不单单是一家公司，而是大量积累的人类知识，以及充分的准备。

尽管如此，电脑已经在许多领域赶上或超越人脑了，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如今，数十亿人通过网络以自己的虚拟形象进行互动，这足以证明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事实很快证明，人工智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重要。科学家正在让机器获得“视觉”（这是最难攻克的问题之一），让机器可以回应人类的语言。各大学和实验室正在从生物化学的角度研究人脑如何处理信息，它们的研究成果或许会被应用在下一代电脑上。因此，“更深的蓝”走出的那步让卡斯帕罗夫感到惊讶的棋应该永载史册。

让机器匹敌人类智慧的梦想古已有之，但这个梦想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才成为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这都要感谢计算机科学的进步和对人脑的深入研究。阿兰·图灵是位聪明的科学家。在“二战”期间，他在布莱切利园工作，是破译德国密码的关键人物。图灵也是一位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对人工智能非常感兴趣。在战争爆发前，他就已经开始研究计算机理论了。1936 年，他设想出了一种有计算能力的“图灵机”，它可以从一条长纸带上读取信息，进行数学计算。当时，穿孔卡片和真空管就是最先进的技术了。但战争加速了发明的问世。为了破译纳粹的密码，英国在布莱切利园组装了一台叫“巨像”的机器。这台用电驱动的机器实现了程序化和数字化，通常被视为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

1950 年，图灵提出著名的“图灵测试”：在隔开的情况下，测试者同时与一个人和一台电脑交流，如果测试者分辨不出哪个是电脑，那么这台电脑就算通过测试。图灵认为，这个测试有助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机器是否会思考，或者说机器是否具有意识。但图灵未能看到计算机在日后的发展。图灵是同性恋者。1952 年，他和另外一个男子被判处“严重猥亵罪”。作为刑罚的一部分，他不得不接受化学阉割。除此之外，他还失去了参与政府项目的机会。1954 年，他死于氰化物中毒，很可能是自杀。

两年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一场会议。在会上，人工智能之父马文·闵斯基和提出“人工智能”一词的计算机专家约翰·麦卡锡等人讨论了自然语言、计算机编程和数理逻辑。这次会议为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像闵斯基和麦卡锡这样的乐观主义者跑在了可能性的前面。在亚瑟·克拉克这样的科幻小说家的怂恿下，人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认为人工智能将在十多年后成为现实。图灵曾经认为国际象棋是一种有用的人工智能测试系统，因为它蕴含着复杂的逻辑和图形结构；1958 年，两位在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工作的科学家预言，1968 年数字计算机将在世界象棋大赛中夺冠。54但由于当时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比较弱，他们的预言并没有成真。

但他们还是继续为此努力。在晶体管取代旧式真空管后，问题逐渐得到解决。晶体管可以作为半导体的开关，控制电子信号，因此它是数字计算机的重要部件。第一代计算机用的是铜线，因此运行速度比较慢。许多人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受雇于德州仪器公司的杰克·基尔比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1958 年，他在晶体管元件上裹了一层锗，之后又将这些元件和质量上乘的金丝连接到振荡器和放大器上。尽管稍后证明硅是一种性能更好的材料，但是“芯片”已经应运而生了。戈登·摩尔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建者之一。1965 年，摩尔预言，集成电路上能被集成的晶体管数目每年都会翻倍。尽管这个爆炸性的指数增长预言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但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大部分是对的。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单晶片上安装了微处理器。对于 IBM 公司来说，这是研发象棋电脑的必要部件。此时，电路板上已经可以集成 6000 个晶体管了。

下一步我们还将期待什么？许多狂热的人相信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和其他参数将以加速度或指数式增长。计算机的技术进步不是线性增加，而是乘上一个常数。其区别在于：前者是性能以一个缓慢的速度稳定增加，而后者是在经历了开始阶段的缓慢增加后，性能指数会出现一个近乎垂直的大幅上升，就像是飞机起飞时的线路那样，这就是戈登·摩尔创造的“摩尔定律”。如果将本书讲述的时间范围内的世界人口数量变化绘制成一张曲线图的话，那么这张图上也会有同样的上升曲线。宽泛地讲，在本书讲述的历史故事中，人类社会也是指数式增长：从以千年计的狩猎—采集时代发展到相对快速的农耕革命时代，再到城市、帝国和工业化时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一路猛冲过来。

科学家及作家雷·库兹韦尔使“奇点”一词流行起来，他用这个词指称科技高速深化发展以至于改变人类生活的时期到来的时间。库兹韦尔的观点来自数学家和科幻小说家弗诺·文奇。文奇大胆预言，到了 2030 年，“计算机的超级智能”将带来“奇点时代”。到那时，规模庞大的计算机网络将拥有人类无法企及的智力水平。这种想法或许会催生一种新的宗教或文化。库兹韦尔声称，“21 世纪上半叶将会出现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像黑洞改变了物质和能量的模式一样，“即将到来的奇点将会越来越快地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性生活到精神层面”。

事实上，流行文化已经反映出了人们对这种现象可能会戕害人类自由的忧虑。如果说莎士比亚创作历史剧是为了对眼下的未来向都铎时期的观众提出警告，那么好莱坞拍摄科幻电影——如《终结者》《银翼杀手》《黑客帝国》等等——是为了让 21 世纪的观众意识到计算机智能指数式发展可能带来的后果。将人类和人造物合二为一可以创造出新型人类，这种新型人类能够克服肉体上的脆弱——不仅能延长寿命，也会改进思维。库兹韦尔认为：“我们思考问题的速度非常慢。电路处理信息的速度比神经处理信息的速度快数百万倍。与快速增加的知识相比，我们在生理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奇点将使我们超越肉体和大脑的极限。”55

许多怀疑论者认为，机器仍然只是人类的工具，它们或许很快可以驾驶汽车和火车，可以打扫房间，就像今日的机器代替了很多工人和研究人员，但这些机器始终没有意识，不会控制地球，更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美国数学家杰克·施瓦茨强调，电脑与人脑不同，它不能处理“相对无序的信息”，也不能利用内嵌的组织化构造激发行动，更不会去思考现实世界。但他也认为，“从地球的发展历史看，人类几乎垄断了智力的所有高级形式，这是人类存在的重要基本事实之一”。因此，如果人工智能真的成为现实，“那么它将会创造出新的经济、新的社会和新的历史”。56

科学家对“意识”的含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除了能够处理信息的完整而精巧的神经网络之外，“意识”还是其他什么更多的东西吗？但“奇点”的提出还是触及了一个深层次问题，即人类应如何理解自己。就实际效果而言，技术不是中立的，也是不可预测的。早先，设计电话是为了能在家里欣赏古典音乐会，而早期的网虫将互联网视为全世界共享的学术图书馆，而不是充斥着政治和色情内容的社交平台。现在，一些科学家开始思考，是否能够通过编程使人工智能或机器智能变得聪明，能够学习和自行复制。

本书讲述的历史有一个潜在的关键主题，那就是人类历史中存在一种失衡现象：一方面，人类改造世界的技术能力不断增强，从设法种植出更大的胡萝卜，到发明火药和蒸汽机，之后又出现人工智能；另一方面，人类管理自身的政治能力却始终没有成功发展。称职的政府一般会引领科技进步，因为鼓励自由言论、保护发明专利、拥有创造利润和保障个人安全的能力通常都会对发明家形成鼓励。但是反过来未必行得通：科技进步并不会催生出政治美德。而不称职的政府不但没有远见，而且贪污腐败，这就使科技成果可能落入坏人手中。

在 1997 年的人机对弈中，加里·卡斯帕罗夫表现出人类的不稳定性和缺陷。许峰雄是对的：卡斯帕罗夫并不是输给了一台机器，而是输给了制造机器的人，他们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卡斯帕罗夫并无区别。他们制造“更深的蓝”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打败这位象棋大师。在达到目的之后，他们将电脑拆散，收进了仓库。但像核武器和因特网一样，最伟大的科技成就是不可能被轻易地束之高阁的。它终将出现在险象环生的政治舞台上。从棋坛引退之后，卡斯帕罗夫致力于俄罗斯的政治改革，成为政坛中的一名反对派。

拥挤不堪的世界

14 世纪晚期，来自英格兰乡村地区的教士威廉·朗格兰创作了基督教长诗《农夫皮尔士》。在这首诗中，他认为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人，简直拥挤不堪。但他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个世界将会拥挤到何种地步。在他生活的时代，地球上的人口数量是耶稣基督出生时世界人口数量的两倍。1950 年之后，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是人类刚学会种植时的 100 倍，是人类学会种植之前的 1 万倍。今天，世界人口达到了 70 亿，工业革命时的人口大约只有这个数字的七分之一。

这是人类的巨大成就。在本书中，有人认为地球上的人太多了，需要消灭一部分——但他们从来没想消灭自己，也没想消灭他们的家人——于是许多疯狂的统治者制造了无数的大屠杀。20 世纪，世界人口经历了快速增长，这一增长势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都要归功于一系列的成功，例如成功地开发出疫苗，成功地实施了清洁水计划，以及成功地实现了农业上的“绿色革命”。“绿色革命”包括农业机械化、培育新型农作物、兴修水利和（1940 年以后）化肥的广泛应用。如果没有这场革命，要想养活现在这么多人口，至少还要再有一块像北美洲那么大的农田。换句话说，农业革命多养活了 20 亿人。但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几十亿人口已经超过了地球的承受范围。我们需要更多的水，消耗了太多的化石燃料。为了填饱肚子以及建构相关的生物圈，我们占用了太多土地。

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问题是气候变化。人类燃烧的化石燃料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即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妨碍了地球的自我冷却，结果导致全球气温上升。但排放多少二氧化碳才会影响气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气温上升导致了许多不可预测的极端天气。根据现有情况推断，要么是气候问题被夸大了，我们可以通过使用更清洁的能源来解决这一问题；要么就是人类将在下个世纪面临一场大灾难。但科学界普遍持悲观态度。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提出，人们应该将地球理解成一个生命有机体。他告诉那些对气候变化忧心忡忡的人，“人类就好像是一场瘟疫，他们使地球高烧不退”。57

气候变化只是人类数量激增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尽管地球大部分地区都被水覆盖着，但能供给工业、农业和人类饮用的淡水资源却非常有限。现在，世界许多地区都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特别是亚洲和非洲。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河里取水；另一方面，河上修建了许多水坝，所以河水不但没有变多，反而变少了。

土壤是另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土壤位于地壳和大气之间，非常薄，是极其珍贵的资源。历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用优美的语言描述了土壤：“它由矿物质颗粒、有机物、气体和大群的微生物组成。它是薄薄的一层，其深度不超过人的髋部，通常还会更浅。土壤要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能形成。最终因为海水的侵蚀而停止扩张。在形成和侵蚀之间，它构成人类生存的基础。”58哈伯和其他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被世界各地广泛应用之后，土壤退化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就算集约利用肥料也不能提高作物产量。自从 1960 年之后，非洲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中国也有大量的耕地受到侵蚀。

此外，人类还面临着乱砍滥伐和物种灭绝的问题。人类经常砍伐森林，一来是为了获取木材（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对于古希腊人、纳斯卡人和日本人来说这是个问题），二来是希望将林地改造为耕地。欧洲北部地区曾经覆盖着大片森林。但经历了 20 世纪的大规模砍伐后，大约有一半森林已经消失了。乱砍滥伐主要集中在热带地区，特别是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和奥里诺科河流域的热带雨林、西非以及印度尼西亚。在保持气候健康方面，森林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可以解决二氧化碳问题。此外，雨林中不但生活着许多濒临灭绝的动物和植物，而且隐藏着许多人类文明的遗迹。许多科学家预言，现有物种的 30% 将在下个世纪灭绝。如果他们所言成真，那么这将是人类犯下的另一个错误。

下面两个问题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是过度捕捞和海洋酸化。如果我们能看清海洋表面下发生了什么，它们引起的环境灾难一定将是世界性的丑闻，而且会危及我们重要的海洋食物来源。第二是大气污染。现在，世界上超过半数的人都生活在城市中。大城市的空气污染会导致许多人丧生，首当其冲的就是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按照麦克尼尔的估算，在 20 世纪，大约有 4000 万人死于空气污染，这个数字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与 1918 年到 1919 年的大流感期间的死亡人数大体相当。

许多的失败都是由成功引起的，环境问题也不例外。我们的汽车、航空旅行和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都是导致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此外，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大量人口从农村和小城镇流向大城市，但事实上他们只能住在贫民窟或棚户区里。这种无序的人口流动也加重了环境污染。纵观全球，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以中国和印度的规模最大）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

在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讨论一个比“环境”更重要的问题。一场全球性的大灾难正在笼罩着人类，这场灾难将使我们的一切理想都变得暗淡无光。世界人口快速递增的上升曲线始于石器时代，在经历了农耕—游牧时代和工业时代后，一直延续到今天和未来。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世界人口数量增长了 4 倍，这本身就是条大新闻。上文提到的环境问题都是由人口问题引起的。因此，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诠释本书的一个主题，即人类所具有的超凡技术创新能力。

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我们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长期发展滞后。只有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好，我们才能避免那些由成功引起的失败。

但也并不全是坏消息。史蒂文·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认为，与以往相比，现在我们死于暴力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了。从总体上看，早期社会的暴力活动更多。尽管有些人对平克提出的狩猎—采集社会的死亡率提出质疑，但在他的研究中，中世纪之后的数据基本上都是普遍接受的。杀戮减少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国家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国家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国家间的冲突也就会随之减少；第二，法律和秩序的建立有助于减少杀戮，这点在城市中尤为明显；第三，现代以来的人道主义不断发展，从启蒙运动时期的反对奴役和暴力，到今天我们越来越难以容忍家庭暴力。随着我们对其他人的生活习性了解得越来越多，以及社会管理愈发完善、社会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暴力活动就会越来越少，人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善良。

简单地说，这是文明在发挥作用。

如果你阅读若干个世纪前城市生活的详细文字记录，或者留意一下许多被我们称为“文学经典”的作品中提到谋杀和暴力活动的频率，就能感受到文明的力量。尽管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并未在全球推广开，但世界大部分地区确实比以前更有秩序了，有着更多的限制和管理。（但吸烟者、冒险家和其他人会认为规矩太多了。）如果我们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那么政治确实也有很大进步，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还应该看到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裁军、公平审判战犯，以及成功地应对一些特殊问题——如氟利昂破坏臭氧层。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1995 年，在各项国际条约的约束下，全球的氟利昂使用量减少了 80%，在一些主要国家内已经完全消灭。虽然联合国行动迟缓、华而不实，有时甚至令人感到气愤，但它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已经成了世界发展的基础，至少在理论上来说如此。没有人希望联合国解散。各国就争夺水资源、乱砍滥伐、两极冰盖消融、海洋环境、使用更清洁的能源等问题签署了一系列国际条约，这成了新世纪的重要政治议题。尽管 2009 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以失败告终，尽管一些超级政治体——如欧盟——尚未进入民主框架，但与刚刚离开非洲时相比，人类大家庭已经变得更加团结互助了。

我们至少仍然有能力处理那些由成功引发的问题。全球变暖引起了广泛的忧虑，但这并不是世界末日，最终能被解决。重要的“绿色”思想家洛夫洛克认为，核能源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手段，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人。尽管风力发电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我们已经有了煤和石油之外越来越多的替代能源。太阳能前途远大。核能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障碍，却是一种极具潜力的能源。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地质工程学”的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例如向宇宙中发射气溶胶或遮光物，通过遮挡阳光的方式来为地球降温。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签订新的国际条约，因为不同的国家将会受到不同的影响。但历史经验表明，我们拥有众多资源，只要我们努力寻找可替代能源，早晚有一天会取得突破。如果外星人从宇宙中注视地球，并将赌注压在人类的智慧上，那么它们一定不会输。

在当今社会，只要人们的财富越来越多，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出生率就会变得越来越低，这也是可以使我们保持乐观态度的理由之一。在农业社会，人们的肌肉就是财富，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因此尽可能地多生孩子是明智之举。但现在不同，随着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采取避孕措施。因此，尽管人口还会快速增长 40 年，但人口激增的态势将得到缓解。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大量人口出生在了不该出生的地方。埃塞俄比亚的饥荒让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该国的人口从 20 世纪初的大约 500 万增长到了今天的 8000 万。到本世纪中期，预计埃塞俄比亚人口还会翻一番。到那时，非洲人口将增加 10 个亿。我们希望世界人口能以和平的方式下降，但战争、疾病和饥荒导致人口下降的可能性也很高。在未来，拥有大量年轻人口的国家最容易爆发骚乱，因为在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中，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调动一切手段，如科技进步、制定新的国家条约，以及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和心理预期。英国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相信，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必须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胜算大约是 50%。但他在 2010 年 BBC 的《里斯讲座》节目中认为，谈论世界人口的理想数字毫无意义，因为：

我们不能想象 2050 年后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旅行和能源需求。如果维持现在的人口数量，并让每个人都达到今天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地球将难以为继……［但］如果人们都吃素食，不旅行而是靠超级互联网和虚拟现实互动，那么地球将可以使 100 亿人过上高质量的生活。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但今天的西方家长担心，如果不像他们一样过物质充裕的生活，他们的孩子将会变得更瘦弱。我们可以保持现在的人口数量，也可以容许人口再增加一些。因为科学进步——如应对地球暖化的技术和转基因食物——可以帮地球渡过难关。但如果人口继续增加，我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随心所欲地开车、航空旅行、吃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食物了。

但除了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凄惨岁月，西方国家还没有过过苦日子。这些国家的政客会用政治语言告诉选民，更好的时代就在前面。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对未来表示悲观的样子。当然，人们也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关注家庭、社群生活、精神世界、教育和艺术。历史证明，这种生活方式也可以使人过上有意义并幸福的生活。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方面。但不幸的是，我们愿意去相信煽动者许下的诺言，也会放纵我们的贪嗔痴念，采取暴力行动。这是世界历史的另一个方面。现代“智人”有时候会被翻译为“聪明的人”。我们是聪明的猿，非常聪明的猿，尽管有时也会陷入困境。但或许“有智慧的人”是更好的翻译。我们还有一小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