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资本主义及其敌人　
从 1800 年到 1918 年：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
全世界人的生活——之后又亲自破坏了这种生活

工业革命

从 18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末，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超越了自从人类发明农业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出现的变化。如果从学术的角度看，“工业革命”是个没有意义的词，因为“革命”一词指的是回到原先的某种状态，尽管恢复后的“原先状态”已经变成了一种全新的状态。但这里的“革命”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上述巨变的基础是机器。机器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包括煤和石油），生产出了从廉价衣服到罐装食品的各种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出了其他机器。这种巨变极大地改变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工业革命可以使人们乘坐轮船以更快的速度跨越海洋，可以使人们乘坐火车进行长途旅行；工业革命可以使人们在家里和工作的地方用上高效、廉价的照明工具，这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有效时间，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人来说；工业革命还为生活在欧美地区成百上千万的人带去了高质量服装、各种家居用品和娱乐活动，在此之前这些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然而，工业革命也使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许多思想家非常痛恨这场革命，并质疑它的价值。例如，工业革命使成百上千万人在工厂里进行着重复、严苛的劳动，使他们居住在拥挤、肮脏的城市住宅中。在人口稠密的村镇或山谷，工厂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环境。在维多利亚时代，大量英国人死于由空气污染所引发的肺病——具体来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恶劣的空气。11866 年，政府巡视员发现考尔德河污染严重，甚至河水都能当墨水用。与此同时，工业的化学副产品也污染了布拉德福德运河，当地的男孩经常点燃河水，火沿着河岸燃烧，火苗足有 6 英尺高。2

随着工业革命的扩展，美国、欧洲大陆的江河湖海遭到了同样严重的污染，随后是日本。这场革命也导致了更有破坏性的战争。因为工业发达国家可以凭借自身优势欺凌、占领、剥削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发达国家可以在一眨眼的时间里，破坏那些业已存在了数个世纪的古老文化。的确，在人类历史中，这是一个最能体现“创造性毁灭”的时期。尽管那些领导工业革命的国家成了 20 世纪历史的主角——尤其是美国和德国（法国和俄国也紧随其后）——但这场变革却最先发生在湿润的不列颠群岛。

在英国，与任何一场政治革命相比，对煤、化学品、矿石和电的利用要缓慢得多。英国的工业革命大约持续了一个世纪，也就是从 18 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 1850 年前后。这场革命起源于一些相对偏远的地区，如铁桥峡的煤溪谷、煤铁资源一直都很丰富的什罗普郡、康沃尔郡的锡矿区，以及当时还是座小镇的伯明翰附近。工业革命的先驱是商人和具有绅士风度的科学家，而不是那些幻想创造变革的人；他们的陶艺品和金属饰物都是仿古品，他们了解各种手工制品，他们使用的机器都能为他们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这场革命既没有整体规划，也没有一个组织进行领导。但它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些利润足以使人们迅速、甚至是不顾一切地进行模仿，展开竞赛。当工业革命扩展到德意志、美国，以及像比利时这样的小国时，一系列的变革获得了加速发展，这些发展紧接着在英国的早期突破之后出现。

工业革命为什么会首先出现在英国？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出现？

尽管英国有大量的煤铁资源，但对于工业化来说，政治因素似乎比地理条件更重要。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密集、以市场为导向、严重破坏、资金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以及买进和卖出——今天的世界仍然如此。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话，工业化或许就不会出现。但资本主义并不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因为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我们不能在历史中做对比试验，但工业化似乎需要一个市场体系才能出现并得以维持。如果要正常发展，还需要相应的一组特殊环境。

这样的发展环境首先出现在了 18 世纪的英国，这不是因为英国人特别有天赋（想想中国和希腊的发明家、法国和西班牙的探险家，以及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工匠，我们就能发现这点），而是因为他们也遇到了一些幸运的巧合，通过这些巧合，他们创造出了全新的事物，就像在某一次偶然机会下，将不同化学试剂混合在一起从而引发连锁反应一样。

这些偶然机会出现在了一个看上去相当贫穷的国家。英国没有像西班牙那样的富庶殖民地，也没有像法国那样的庞大军队和华丽宫殿。英国人处决了一位国王，又不得不将他流亡在外的儿子请回来，之后建立起了一个由外国人执政的王朝。在资本主义萌芽初期，英国的海外征服不值一提，除了著名的烟草种植园和几座糖料种植园，其他也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利益。英国一直在打仗，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能专心处理国内事务的和平时期。刚踉踉跄跄地走出灾难性的内战，英国又走进了一个战乱期，这个战乱期从 1689 年一直持续到 1815 年。在此期间，英国与它的欧洲竞争对手经常兵戎相见，几乎每两年中就有一年在打仗。尽管人口稀少，但这个国家差不多砍光了所有的树。1696 年，一个叫作格雷戈·金的文职人员估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总计约 550 万，其中又有十分之一的人住在伦敦。其中许多人都很有主见且野心勃勃——特别是那些对宗教持不同看法的人——他们迫不及待地移民海外，准备开始一段新生活。

这是一幅凄凉的场景。但在这幅场景的背后，英国正在酝酿着许多重要的变革。第一项变革没有在城市发生，而是发生在或平坦或起伏的农村地区。在那里，地主用缩短租赁期限和增加职业农民的方法提高地里的收成。这种做法对人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不但影响了人口数量，而且影响了他们的居住地点。根据研究，在 17 世纪之前，如果一个发达国家想要全国所有人都吃得饱饭，那么至少要有五分之四的人参加农业生产。3从中国到法国，从新诞生的美国到俄罗斯，不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其中包括军人、海员、僧侣、统治者、官员、工匠和商人——从来没有超过人口数量的五分之一。尽管拥有剩余财富，但他们的消费能力尚不足以使资本主义腾飞。

但在英格兰，随着圈占共有土地、修建排水系统、采用新的轮耕制，这个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条田制，亩产量将无法提高；另一方面，如果继续沿用短租的形式，土地使用者也没有投资新技术、修建树篱或排水系统的动力。然而，从 16 世纪晚期到 17 世纪，兼并和圈占共有土地改变了英格兰农村的面貌。越来越长的树篱和越来越长的租期保护着面积更大的农田，人们可以在上面种植出更多的农作物。换句话说，传统的所有制和耕作方法被彻底改变，但这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过程。从现在的眼光看，英格兰的农村非常惬意，甚至有些懒散；但对于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乡下人来说，这种新型耕作制度使农村地区变得凄惨和陌生。教会和许多作家也对新制度给穷苦农民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感到不满。我们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和约翰·克莱尔愤怒的田园诗歌中都可以体会出旧英国的伤痛。

但新制度带来的结果是，到了 1700 年，英格兰成为欧洲农业产量最高的地方，其农业产量是周边国家的两倍。一年后，杰思罗·塔尔发明了著名的马拉条播机。之后不久，英国又从佛兰德斯引进了四田轮作制——用苜蓿属植物和萝卜保持土壤的肥力。尽管缺乏科学知识，但农民还是成功地饲养了体型更大的新品种牛羊：在一个世纪内，伦敦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中羊的平均重量从 28 磅上升到了 80 磅。4这一变化最先出现在埃塞克斯郡、赫特福德郡、诺福克郡、萨福克郡和莱斯特郡。随后，到了 18 世纪 50 年代前后，在热心改革的报刊的宣传下（这些报刊本身也是由速度更快的新式印刷机印制而成的），这一变化又扩展到了英格兰的中部和北部地区。更少的农民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食物，这就使剩余劳动力可以从事其他工作。很快，在英格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从 80% 下降到了 32%~33%，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5其他国家也希望用更少的农民养活本国人口，但都没有英国那么成功。

对于英国来说，这一变化意味着两件事，这两件事对发展资本主义都至关重要。第一，对饥荒的担忧有所缓解。在度过潮湿、阴冷的春天后，人们也会面临饥饿，但储存起来的余粮和引进的新食物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担心挨饿的情况下，人们都不想去冒险。但在吃饱肚子后，他们的冒险精神也会逐渐增加。第二，更多的人能够成为店主、工匠、商人等。这样，他们就可以支付货币，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支付农作物。于是新出现的市民成了新的消费者。快速发展的国际贸易为英国带来了香料、印度纺织品、酒、烟草、糖、丝绸和陶艺品，这些前所未闻的东西都成了英国人的消费品。在商船和军舰的支持下，英国在实现工业化的很久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

繁荣的市场经济导致人口的增加。到了 1700 年，在英格兰，人们的平均寿命为 37 岁，这个数字听上去并不大，但与平均寿命 28 岁的法国人相比，英国人已经算是长寿了。生育率和存活率的小幅提高使英国人口的数量迅速增长。到了 1850 年，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人口已经增加了 3 倍。6如果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变革，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同样，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政治体制，这一切也不可能发生。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上一个世纪的战争和政治革命打击了独立的王权，于是英国建立起了议会政治。建立代议制的不是“人民”，而是“富裕的人民”，如地主（也包括矿主）、富商、投资贸易的人，以及城市和村镇中的统治阶层。

如此说来，英国看来似乎只是把君主制换成了寡头政治。但宗教战争给英国带来的震动远比这些要多。推翻至高无上的王权带来了真正的司法独立。与此同时，议会成为唯一拥有征税权的地方。英国有许多大地主，但长子继承制使贵族的数量始终不能大幅增加。而且，在经历了内战的创伤之后，国王在册封伯爵、男爵和子爵时变得更加谨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贵族的数量不但越来越多，而且他们还拥有许多特权，对农民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在英国，旧有的统治秩序比较薄弱，所以靠出售特权和垄断权谋利的恶习开始逐渐减少。据说，在詹姆斯一世执政时期，普通英国人盖房用的砖是被垄断的，烧砖用的煤也是被垄断的。“英国人衣服上的腰带和纽扣是被垄断的，缝衣服的针也是被垄断的”，他们吃着“垄断的黄油、垄断的无核小葡萄干、垄断的熏青鱼、垄断的鲑鱼和垄断的龙虾”。7当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存在数不清的关税和贸易壁垒的时候，这些障碍已经在英国消失了。英国创建了国家银行，用政府的名义发放贷款。因此，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国债不但稳定，而且非常安全。伦敦的重要性无法与身为金融中心的阿姆斯特丹相提并论，但它正在向成为金融中心的方向努力。1694 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后，全国各地又出现了许多地方银行。

我们很难意识到发生在身边的变化具有什么意义。同样，当时的英国人也没有意识到市场的巨大变化具有何种意义。许多人并没有感到国家变得特别自由。狩猎场有许多捕人陷阱，地方上的执政官依旧很严苛，海军强迫人们入伍，宗教上的清规戒律束缚了有理想的年轻人——总而言之，到处都是暴政。但从整体上看，真正意义上的暴政在数量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法律依靠的是野蛮的惩罚，但许多不富有的人也可以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人们会游说议会改变那些阻碍变革的法律。当发明者和第一代资本家挑战旧秩序的时候，专利法和议会上的争论成了他们成功的基石。

英国有更好的农业，更健全的法律，以及施行更少苛政的政府。现在，与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相比，英国又多了一个重要的不同点，那就是出版更加自由。出版自由始于一些粗制滥造小册子和全是诽谤言论的传单。尽管上述印刷品对在 17 世纪产生消极影响的宗教展开了攻击，但它们却能发展成为最符合自由市场理念的东西。科学家——他们也称呼自己为“自然哲学家”——在发表自己的言论时不必担心被审查了。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新型农业和新奇物件的消息、王储和大臣们的所作所为，以及各种商品的价格。在英国，人们也可以就贸易政策和财政问题展开公开争论。

重要的是，尽管英国也受制于诸多贸易限制和糟糕的运输条件，但那里已经出现了工业。当时，英国的工业比较简单，尚未出现有一定规模的工厂。在约克郡，很多富人会购买纺纱机和织布机，他们的家庭在村舍中从事纺织业；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那些逐渐发展起来的城镇和乡村中，工匠在家庭作坊中制造钉子、带扣、螺丝和纽扣。在纽卡斯尔附近的传统产煤区，矿主尝试着用机器将矿井深处的积水抽出来。要知道，矿井积水是一个长期困扰采矿业的问题。在制锡业，人们使用水车和皮带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但现在，矿主们已经开始试验原始的蒸汽机了。

1679 年，法国发明家丹尼斯·帕潘在英国皇家学会展示了他的“蒸汽锅”。8 年之后，他又设计出了性能更好的压力锅和蒸汽泵。两名来自德文郡的工程师继承了他的思想，并完善了这项发明。托马斯·萨弗里制造出了看上去有些原始，但却极具独创性的机器，其中就包括早期的蒸汽机。从 1708 年到 1714 年，康沃尔郡的矿山开始使用这种蒸汽机。1712 年前后，浸礼会牧师、工程师托马斯·纽科门制造出了效率更高的蒸汽机。英国西部各郡的锡矿开始逐渐使用这种蒸汽机。但当沃里克郡和纽卡斯尔的煤矿矿主也开始使用这种蒸汽机后，这种蒸汽机才迅速普及到约克郡、兰开夏郡和斯塔福德郡的矿山中。但这些机器看上去只能做一件事，正如纽科门向公司提到的那样，“这件发明的所有者们燃烧燃料，然后把水抽上来”。蒸汽机可以抽取矿井中的积水，但同时要消耗大量的煤，所以它们只能在煤矿周边使用。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尽管英国有许多别的国家不具备的东西——发明家、大量的原材料，以及吃不完的粮食；此外，某些地区还会有些小的发明创造——但既然意大利、德意志、中国、法国和日本的技术都没有出现井喷式发展，那么也没人想到英国会有层出不穷的发明。

之后出现了一个继承和改进了纽科门的发明的人，他将改进后的蒸汽机从煤矿带进了成千上万家工厂，带进了火车和轮船。跟随这个人的经历，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英国的发展历程。

詹姆斯·瓦特

詹姆斯·瓦特是名工程师，也是一位动力装置的发明家。他的人生经历是个典型的例子，既反映出时代的局限性，又反映出这些局限性是如何被突然而巧妙地突破的。瓦特的父亲是位工匠、商人和小资本家。他生活在苏格兰的格里诺克港，那里是格拉斯哥的门户，每天都会有船运来大量的烟草、木材、青鱼、亚麻和糖。老瓦特出售造船时所需要的一些部件，设计出过一种可以在码头上使用的吊车，他投资航运，并为海员修理各种仪器。他的儿子詹姆斯非常聪明，但却体弱多病。他心灵手巧，尤为精通机械方面的知识。

瓦特在苏格兰长大。那里不但以文化水平高而闻名，而且在建设大学方面也非常热心。英国形成之前，苏格兰和英格兰只存在形式上的联系。在詹姆斯·瓦特出生 30 年前，两个地区才勉强地组成了一个新国家。尽管如此，在这个新生的国家中，这两个地区只是一对尴尬的伙伴。瓦特 9 岁的时候，也就是 1745 年，“北方英国人”（苏格兰人有时自称“北方英国人”）和英格兰人经历了一场“詹姆斯党叛乱”。这场叛乱是由信仰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室发动的，参与者包括盖尔人、法国和爱尔兰的冒险家，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天主教徒。除了复辟斯图亚特王朝，“小王子查理”和他的支持者还有一个更激进的想法：恢复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贵族式封建秩序，这是一场反抗新时代的“革命”。这次叛乱的战火曾一度延烧到德比，但由于詹姆斯党人怕影响粮食收获和担心自己的家族，所以他们又掉头返回了北方。1746 年，一支训练有素的现代化军队在卡洛登战役中击败了詹姆斯党，叛乱被平定。这场战役更像是 19 世纪时在殖民地发生的冲突，而不像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詹姆斯党叛乱”非但没有终结新时代，反而终结了旧势力——盖尔人在北部的势力和詹姆斯党在西部的势力。

长期以来，人们——至少是小说家和浪漫主义诗人——都在讲述胜利者的残忍和前现代生活的辛酸，但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卡洛登战役不但对英格兰来说是个好消息，对苏格兰来说也是个好消息。1707 年的《联合法案》使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为一个国家。一位苏格兰历史学家这样写道：“这意味着苏格兰获得了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商业和贸易得以发展。这是件非常美好的事。”8如果“小王子查理”获胜，那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瓦特既生活在最好的苏格兰，又生活在最好的英格兰。这表明，新生的英国“获得了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

经历了这次叛乱之后，苏格兰实际上已经没有政治了，伦敦间接地控制着苏格兰。爱丁堡没有了野心勃勃的王室，欧洲其他地区对这一情况也只得接受。因此，接下来的两三代苏格兰人要到处寻找工作和令他们感到兴奋的事物。由于长老会的信仰也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因此苏格兰出众的文化和 4 所大学并未毁在英国国教徒手里。在爱丁堡、格拉斯哥和阿伯丁，学校鼓励学生从基本原理出发进行思考，鼓励他们挑战已被广泛认可的观点。于是，各种新思想得以蓬勃发展，这就是著名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瓦特没有受到英国绅士接受过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教育，但他作为这场启蒙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非常渴望获得新思想。这些思想是由化学先驱约瑟夫·布莱克和资本主义哲学家亚当·斯密等人提供的，他们二人将来都成了瓦特的朋友。但在此之前，瓦特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当时，苏格兰在制造精密仪器方面没有取得什么可供瓦特学习的重要进展，精密仪器制造是新科学发展的重要附属品。所以，他于 1755 年离开苏格兰，前往伦敦这个肮脏的大都市进行学习。这是一次颠沛流离的长期旅行。但瓦特立刻遇到了年轻人一直都会遇到的一个障碍，这就是中世纪式的行会。行会仍旧控制着伦敦的各行各业，这些组织排斥非本地人，而且坚持所有学徒都要为师傅服务 7 年。作为一个外来者，瓦特希望能迅速取得成功。他希望在一年内完成学习，并最终实现了，但这却使他暴露在了被海军强行征兵的危险之中。在写给父亲的信中，瓦特抱怨说，他们“现在将能找到的每一个人都强征入伍……只有学徒或声誉好的商人除外，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幸免”。9如果瓦特被迫加入海军，那么他也不能向市长请求免除兵役，因为他已经摆脱学徒制度了。

瓦特很幸运，他安全地回到了格拉斯哥，并开办了一家自己的作坊。但与伦敦相似，格拉斯哥也是一座由皇家特许状控制的老城镇，当地的行会牢牢地把握着控制权。因为瓦特不是格拉斯哥的自由民，所以“锤业者”行会不给他开店的许可，尽管当时苏格兰没有其他制造精密仪器的工匠。如果这就是英国的典型场景：海军在街上强行征兵；行会紧紧地把持着古老的权利，除了他们选中的少数人外，其他所有人都要被排除在外，那么瓦特将不得不一生从事计件工作，今天也不会有人听说过他。或者，如果詹姆斯党取得胜利，那么瓦特将在格拉斯哥非法作坊中落寞而终。

但苏格兰启蒙运动拯救了瓦特。当时，有一批天文仪器从牙买加运到格拉斯哥大学，于是他得到了一份维修这批天文仪器的工作。在格拉斯哥大学，瓦特开设了一间修理店，他制造自己的器械设备，并成为教授们不可或缺的助手。瓦特是个实干家，但没有多少古典知识。如果在牛津或剑桥，他充其量只能做个雇工。但在格拉斯哥，他很快就被科学界接受，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他在镇上开办了一间自己的店，并开始研究当时最新的机械装置，其中就包括蒸汽机。1763 年，27 岁的瓦特奉命修理一台属于格拉斯哥大学的纽科门式蒸汽机模型。瓦特修好了这台机器，但发现它的粗制滥造和低效已经达到了令人气愤的地步。

这台蒸汽机的原理很简单：蒸汽进入气缸，推高活塞。之后，蒸汽凝结成水，于是形成了真空，在压力的作用下活塞再次下降。活塞的上下活动驱动了煤矿中的抽水机。但问题在于，大部分的蒸汽都已经跑了。如何使机器更好地工作呢？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瓦特苦苦地思考关于“潜热”的问题。“潜热”一词是由他的朋友布莱克杜撰出来的，指的是水在改变形态（如沸腾或结冰）时吸收或释放的热量。有一天，瓦特忽然想到了解决方法。瓦特回忆，他像古代先贤那样突然发现了问题的解决之道。

在一个明媚的星期天清晨，身处格拉斯哥的瓦特走过一家旧洗衣房（那里很可能是个蒸汽弥漫的地方）。这时，他突然想到，既然蒸汽能进入真空空间（无论真空空间在哪里），那么他就可以在主气缸的旁边设计一个独立的管子或气缸，这样蒸汽不但不会跑掉，而且可以在里面重新凝结成水。在这种情况下，主气缸会始终保持热度，节约更多的能量。换句话说，蒸汽机可以消耗更少的煤，产生更多的动力。设计两个独立的冷凝器看上去是个简单的想法。但只有既关注科学理论（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学中的朋友为他解释了各种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仪器制造师才能想到这个点子。而且，这个制造师不但要有时间去思考，而且还要有机会将他思考的结果付诸实践。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瓦特经历了许多挫折、错误，以及失败的车工和实验，但他的想法最终改变了工业——一开始是英国的工业，随后是全世界的工业。他将一台简单的煤矿抽水机改造为一台可以普遍使用的蒸汽机。瓦特回忆说：“在走到高尔夫球屋的时候，全部的构想就已经浮现在我头脑之中了。”10

然而，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没有其他机械师的帮助，瓦特也很难取得进展。接下来，他需要的是资金。有了资金的支持，他才能制造出原型机，之后再制造出能用于出售的蒸汽机。尽管英国的私人银行越来越多，但发明家求助银行经理，希望他们发放足额贷款的时代尚未到来。大多数的企业家都是从朋友、妻子和亲戚那里借款。瓦特的第一批赞助者是他的朋友物理学家约瑟夫·布莱克，以及对他帮助更大的英国企业家约翰·罗巴克，罗巴克是个非常热心的人。

与瓦特相似，罗巴克也是新英国的产物。罗巴克是谢菲尔德和伯明翰的化学家，他在斯特灵郡的卡伦创办了一间生意不错的钢铁厂。这家钢铁厂生产一种短射程的“臼炮”，从威灵顿公爵到俄罗斯帝国的军队，之后再到新建立的美国，几乎每一支军队都在使用这种火炮。在过去，制造业的出现完全取决于它已经在哪里得到快速发展，非常偶然。但罗巴克的做法却与众不同。在建厂之前，他会首先考查当地是否有充沛的水力资源，是否有矿石、石灰和煤，以及交通是否便利。之后，他才会从零开始建设工厂。他的工厂建在苏格兰，但厂里的重要工人都是来自英格兰。他的这种做法为“工业结构带来了关键性变革”。11罗巴克的铁厂需要煤，因此他也会购买工厂附近的煤田，但他也受到前瓦特时代的老问题的困扰，即煤矿里的地下水太多。听说瓦特的设计后，他决定为这种蒸汽机投资。但在开始的时候，这种改进型蒸汽机的性能并不理想。

尽管与这位年轻的机械师建立了合作关系，但罗巴克还是破产了，破产的部分原因是之前一波的银行破产。于是，他将瓦特蒸汽机的部分份额卖给了另一个热心的英国人——伯明翰的马修·博尔顿。从此以后，这座城市在蒸汽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伯明翰一直是冶铁业和金属加工业的中心。在内战时期，那里曾经为克伦威尔的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剑；在詹姆斯党发动叛乱的时候，那里为交战双方提供枪炮；此外，那里还为半个地球提供带扣和纽扣。作为后发展起来的城市，伯明翰享受到了没有皇家特许状的好处：它不受各种公会和手工业行会的控制，因此对于企业家和商业投机家来说，这是一座开放的城市。伯明翰聚集了很多反对派，因此这也是一座思想活跃的城市。很快，著名的“月亮社”成员，主张实践新观念的人，如伊拉斯谟·达尔文（查尔斯·达尔文智慧过人的祖父），以及化学家和激进的反对派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会在离满月最近的那个星期天聚会（这样他们晚上回家的时候会更安全），就化学、物理、进化、新修建的运河和工厂等问题展开辩论。12伯明翰离伦敦比较远，但它发展得反而更好。

博尔顿也是“月亮社”的一员。他是 18 世纪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充沛的精力和广泛的兴趣足以比肩任何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的父亲也叫马修，是伯明翰一位出色的金属匠。小马修发明了多种金属带扣，这些带扣迅速成为时尚品，先是出口到法国，然后再进口回英国。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人们不相信这么时髦的东西会是产自伯明翰。他与一位女继承人结婚，于是获得了不少资本。1759 年，他继承了家族产业，并将买卖做到了伯明翰北边的苏荷地区。他认为水力资源丰富的苏荷地区将成为新的制造业中心，他把一切都赌在了这一点上。在那里，他将工人安排到特定的房间里，工人的工作地点取决于他们生产什么产品——带扣、表链、刀剑的把手或金属盒子。这些产品很快畅销全欧洲。但事实上，尽管进行了专业化分工，但工厂还是以水力帮助下的手工劳动为主——这就是当时工厂的样子。博尔顿需要更可靠的动力来源。

博尔顿和瓦特居住的地方离得很远，但他们属于同一个圈子。他们两个人都致力于促进新运河的修建。在前铁路时代，运河是交通方面的巨大突破；他们两个人还都接触到了同样的自然哲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狂热者。1767 年，博尔顿见到瓦特，他向瓦特炫耀苏荷地区，并鼓励苏格兰人前往伯明翰。但瓦特对此并未做出积极回应。为了参与其他项目，他会经常搁置蒸汽机的研究。在 7 年后，也就是妻子死于外伤之后，瓦特最终决定离开苏格兰，搬到英国南部生活。如果他的妻子还活着，如果他的工程项目在苏格兰更加成功，那么他或许会以苏格兰高地运河设计者的身份被人们记住。

1774 年，詹姆斯·瓦特南迁到伯明翰。他为煤矿设计的一款机器——他称之为“消防车”——被安装在了苏荷地区。尽管这台机器的性能并不算出类拔萃，但也足够好了。很快，瓦特与博尔顿建立起全面合作关系，后者的主要业务仍然是金属加工业。瓦特将时间分成两部分，分别花在两项同等重要的工作上。他焊补机器，做实验，不停地开发他的蒸汽机。他做了一系列的小改进，但这些改进都很重要。苏荷地区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机械技工，这对瓦特帮助很大。但我们很难想象同样的场景会出现在巴黎或汉堡的郊区。

但与此同时，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对抗业已存在的剽窃行为，瓦特和博尔顿在英国的法庭和议会展开了长期、艰苦的法律战。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发明家的思想所创造出的利益相当一部分应该归这位发明家所有”“机器设备可以使人们变得富有”，还属于全新的观念。早期发明家更像是慈善家，在出版体现他们思想的著作之前，他们就会先传播自己的思想，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名誉。但专利权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可以激励那些聪明而雄心勃勃的人，他们将工业化的英国变成了一个发明的园地。瓦特与政治和法律的斗争使人感到疲倦，他所做的斗争有时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但对于工业化的历史而言，瓦特所做的这些努力与他改进的蒸汽机一样重要。在那个时期，其他欧洲国家尚未出现保护知识产权的活动。

尽管博尔顿的第二段婚姻又为他带来了意外之财（新的妻子，新的财富），但他仍然在拼命地赚取资本。许多新式机器被卖给了康沃尔郡的冶锡厂，这些工厂购买机器的钱部分来自它们从煤炭中省下的钱。但不择手段地盈利，反对垄断，以及海外客户拖欠货款使博尔顿面临严重困难。

瓦特的蒸汽机首先应用于矿山，随后磨面粉的磨坊、酿酒厂和其他工厂也开始使用这种机器。总而言之，从 1775 年到 18 世纪末，博尔顿的公司共生产出了大约 450 台蒸汽机。这时，博尔顿也开始涉足铸币业。在那个时期，英国的伪币已经泛滥成灾，其危害十分巨大，甚至连皇家铸币局都已经停止铸币。博尔顿的“苏荷铸币厂”不但为自由市场铸造硬币，而且还为外国政府（如英属印度）和本国政府铸币。高质量的货币要有固定的金属含量、精确的形状和工业化的生产：在瓦特蒸汽机的帮助下，博尔顿的新系统就体现出了精确性和可靠性。

回顾他们的故事，我们更容易了解为什么工业化会首先出现在英国。英国仍然是个老式国家。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础设施”在当时还很不完善。英国出现了许多很好的公路和许多很有用的新运河，但泥泞而危险的旅行仍然是常态。银行不可靠，商法漏洞百出。议会如同战场，在那里，既得利益者与后进入议会的人缠斗不休。整个国家都痴迷于海外战争。但苏格兰和英格兰都是充满活力，可以自由地交流新思想的地方。在远离伦敦和不受古代行会束缚的地方，人们可以自由地建造房屋、经商和做各种实验；人们还可以游说政客，为亚当·斯密——瓦特的朋友——在《国富论》（1776 年出版）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自豪。他们同样变得很富有。瓦特和博尔顿是铁路、铁桥、新型船舶、煤气灯和电力领域的先驱；他们引领了陶瓷业、玻璃业、纺织业和机器制造业的革命；他们是天才，一如汉弗莱·戴维、迈克尔·法拉第、亚伯拉罕·达比。以上这些人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们都很幸运，因为他们出生在了那个时代，出生在了那个国家。

黑暗、邪恶和传染

但工业化也使英国部分地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们被迫从事各种工作，他们不但打破了固有的季节性节律，而且也不再顾及各种宗教节日。在 18 世纪，据计算，每年的平均工作日从 250 天增加到了 300 天。人们没有时间生活，没有时间表达爱情，也没有时间讲故事和教导他人。人们曾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因为在黑暗中无法工作。但在人为点亮的工厂和作坊中，他们要站着工作 12 个小时，巨大的机械钟管理着他们的时间。开始的时候，耸立着巨大烟囱的肮脏工厂并不算太多，它们主要集中在兰开夏郡加工棉花的城镇。但拥挤的廉价房和无处不在的煤烟使不同类型的作家——如查尔斯·狄更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维多利亚女王——想到了地狱里的场景。

尽管儿童也曾在田间地头从事一些较轻的工作，但现在他们不得不进入工厂工作。他们在工厂中受到了难以想象的虐待。因此，即便是在那个硬心肠的时代，社会上也出现了旨在限制童工工作时间的运动。基督徒的愤怒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发展，同样也推动了工厂生产的规范。结果，英国通过了一系列的《工厂法》，这些《工厂法》限制工作时间，保护工人健康，并制定了一些安全规章。然而，19 世纪早期童工的生活仍然很艰苦，这点可以从 1802 年出台的第一部《工厂法》的条文中得到印证。这部法律规定：9 岁以上的儿童每天可以工作 8 小时，14 岁以上的儿童每天可以工作 12 小时；他们不能在凌晨 6 点之前工作，而他们上床睡觉的时间不能晚于凌晨 2 点；在星期天，他们还要接受一个小时的基督教教育。如果违反规定，工厂只需缴付很轻的罚款，因为这些法律往往形同虚设。之后，又有许多相关的报道和丑闻，又出台了多部法律。狄更斯和他的小说家朋友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他们的书中非常关注工厂的情况，富有开拓精神的记者像探索陌生的丛林那样探索北方的城市——对于南方的中产阶级来说，那里或许就是丛林。

工业化也以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英国政治。在 1811 年到 1816 年间的诺丁汉郡、约克郡和兰开夏郡，旧式工匠和在村社里用手摇纺织机进行纺织的织布工制造了一场针对新式机械化工厂的暴力活动，因为后者破坏了他们的生计。人们用一个虚构出来的生活在森林地区的自由战士——卢德王——为这场战斗命名。“卢德分子”破坏机器，袭击工厂主和地方官员。在晚上，他们会在工业城市的周边地区活动，这是他们惯用的策略。最后，军队镇压了这场运动，许多人被处死，或被流放到澳大利亚。1830 年，肯特郡的农业工人发动了“施荣暴动”。这场暴动针对的是另一项剥夺人们工作机会的新技术——机械化的脱粒机。

1834 年，英国出台了《新济贫法》。按照这项法律的规定，残酷的济贫院取代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教区救济制度。济贫院是要将最贫穷的人挤出农村地区，强迫他们到城镇中工作，故意让他们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居住的济贫院是像监狱一样的建筑，实行男女分离制。结果，在布拉德福德、奥尔德姆、哈德斯菲尔德等城市爆发了暴力示威。1834 年又出现了“托尔普德尔蒙难者”。为了争取更高的工资，6 名来自多塞特郡的农业工人组建了一个工会，结果他们被流放到澳大利亚。这个事件引起了公愤，由公愤引发的反抗活动为工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于许多从欧洲大陆来到英国的人来说——从德国企业家恩格斯到法国艺术家古斯塔夫·多雷——他们一方面惊讶于英国生产商品时使用的新方法，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工业化之前，英国政治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一边是以地主和贵族为代表的旧式精英，另一边则是城市商人、神职人员和新式企业家。但现在，这种平衡被打破了。从 1780 年到 1830 年，英格兰的人口翻了一番。工业产值跃升了 3 倍。许多新增财富主要来自城镇地区，因此政府不得不保护工厂主的财产权，派兵镇压工人示威，法律和政治制度也要反映新兴富人阶层和权力阶层的利益。开始的时候，英国下议院的议员都是由各个选区选举产生的，其中半数选区的起源都已经无从知晓了。在这些选区中，有一些小的“有名无实的选区”，这种小选区与工业城市的发展非常不相称。为了保护农民和地主的利益，英国通过了《谷物法》。根据这项最重要的关税制度，英国可以向进口食物课税。结果，面包的价格被人为抬高。在进行这项荒诞改革的时候，种种失衡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英国与法国及其在欧洲大陆上的同盟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使粮食问题变得愈发严峻。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英国在农业上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工业革命成为可能，但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农业的发展速度。因此，在 18 世纪 90 年代晚期，英国停止向外国出口谷物。在拿破仑时代，“粮食安全”是英国关心的主要问题，即便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提高关税可以起到保护、促进国内粮食生产的作用，但高关税也打击了进口，而对于工业化来说，进口又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自由贸易和文明发展被说得天花乱坠，但英国南方的农业和英国北方的工业却在进行一场真正的较量。1846 年，保守党首相罗伯特·皮尔以牺牲首相职位为代价废除了《谷物法》，这说明北方的工业成了最后的胜利者。那时，政治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1832 年的《改革法案》撤销了最荒废的城市选区，公民权增加了大约 60%。但比较贫困的公民仍然并未获得选举权，无法满足日益壮大的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对民主的要求。在 19 世纪晚期的政治进程中，政府一直面临着改革的压力。政府又通过了一系列法案，这些法案不但进一步扩大了选举权，而且像伯明翰这样的城市获得了瓦特和博尔顿在世时从未有过的政治影响力。

英国的社会基础由原先的地主阶层、古代的城市行会和获得特许状的商业公司转变为资本主义和工业。尽管关于宗教的争论仍然很重要，但随着工会的发展和政治改革者（例如那些要求获得新权利的民主人士）的活跃，宗教上的分歧还是逐渐让位给了阶级斗争。英国工业在国际竞争中逐渐胜出。在打败了外国的竞争对手之后，英国开始将自由贸易奉为国策。对于希望赶上英国的其他国家来说，这或许有些不太公平，因为这些国家也需要一段时间保护本国工业。自由贸易使英国的伪善、技术和努力工作闻名于世。

很明显，亚当·斯密的乐观理论和他奉行自由贸易主义的追随者都在淡化战争的作用。但事实上，英国许多早期技术都与它强大的舰队有关（想想瓦特的父亲、航海仪器和那些威力惊人的臼炮）。英国军队在印度、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取得的胜利为刚刚兴起的消费经济提供了动力。英国最先开始了工业化，但如果不是被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耽误了至关重要的几十年，法国或许会缩小同英国这个老对手之间的差距。（煤气灯很重要，因为它使早期的工业化城市变得更安全，也使白天的时间得以延长。1815 年拿破仑战败后，大量积累下来的无用的步枪枪管被用于制造煤气管道，这成为煤气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3）

以下两个国家也开始用工业化保护本国工业，并以此来促进民族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工业强国，美国拥有巨大的发展优势。美利坚是个年轻的民族。美国有一望无际的土地，可以用于运输的长河，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开明的新式政治体制，它鼓励人们挑战欧洲的正统地位。德意志有着不同的发展优势。在拿破仑推翻神圣罗马帝国之后，讲日耳曼语的民族仍然归属于大约 300 个相互独立的大国、小国、微型国家、自由城市和星罗棋布的地方政权。但那里有可观的煤铁储量，历史悠久、技艺精湛的金属加工业，普鲁士还出现了一位正在崛起的民族领袖。普鲁士将其他日耳曼邦国拉入关税同盟。这个同盟鼓励自由贸易，并开始着手统一千差万别的度量系统、货币和相关法律。在击败了奥地利和法兰西之后，普鲁士领导了德意志统一。统一之后，这个国家以令人瞩目的速度继续发展。

很明显，工业的发展和繁荣需要自由的政治秩序。但欧洲大部分地区却控制在奥匈帝国保守的哈布斯堡家族、较小一些的君主国，以及充当欧洲警察的俄国沙皇手中。在政治自由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会走向繁荣。而在 19 世纪，建立政治自由国家的努力还主要局限在欧洲内部。总体上来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在齐头并进。人们认为，意大利需要成为一个现代的、统一的民主国家，这样它才能融入现代世界。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意大利走向了统一。在统一过程中，意大利人与奥地利占领者进行了长期、复杂的斗争；推翻了始建于中世纪的君主制国家，如两西西里王国和摩德纳公国；此外还挑战了罗马教皇奉行的保守主义。（事实上，专制君主的统治也不一定都坏。例如，以那不勒斯为核心的两西西里王国有许多高效的造船公司和铁路修建公司。）

说到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没有哪个地方比法国更紧张。查理十世将后拿破仑时代的君主政治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保守政治。1830 年 7 月，查理十世被一场起义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更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路易·菲利普，他被称为“资产阶级君主”。但法国在公民权方面要远远落后于英国，于是法国社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对于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问题在于，这场变革的推动者很可能是更加贫穷而愤怒的老百姓，他们自己也很惧怕这些人。农业歉收和普遍存在的饥饿激起了一连串的起义，这些起义像涟漪一样逐渐在欧洲散开，这使 1848 年成了“起义年”。波兰、整个哈布斯堡帝国，以及像丹麦、比利时和瑞士这样的小国都爆发了起义。在法国，古老的君主政体最终被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4 年之后，路易-波拿巴将第二共和国变成了第二帝国。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模式相当普遍。大多数起义以失败告终，也没有人使政治获得明显发展。这场革命最重要的副产品是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的伟大的政治新思想——马克思主义。

卡尔·马克思来自一个富有的莱茵兰家庭。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位有革命精神的哲学家，最后他在英国找到了安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他的研究伙伴，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他。马克思坚持完全的唯物史观。按照这种观点，占有资本和生产资料的富有私产者同真正创造财富的工人之间存在斗争，两者之间的斗争最终会将人类带入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阶级将获得他们生产出来的全部价值，国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资产阶级国家，还是议会制国家或共和制国家——都将会从世界上消失。在 1848 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他向正在起义的德国工人描述了一幅既严酷又令人兴奋的画面。从 1867 年到 1894 年，他又完成了一部鸿篇巨制《资本论》。在这部著作中，他用统计数据证明了他心中的科学真理。20 世纪的各国革命者将《资本论》奉为经典。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革命应该首先爆发在相对发达的德意志或不列颠，而不是相当落后的俄罗斯。马克思的著作在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中广为流传。但在那个时候，与社会党提倡的议会政治相比——这种议会政治带有些许基督教色彩，且更加温和——马克思的著作还是仅限于先进知识分子阅读的“小众读物”。马克思的分析缺乏传统政治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的精细，但他却生动地描述了资本主义伪善背后的残酷竞争。他对未来的预测是否能够成真还有待观察，但他对 19 世纪中叶世界状况的描述却非常准确。

美国和德国使用的技术都是由英国最先发展出来的。他们盗用专利，仿造机器，盘问英国工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学院。这很难避免，因为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好主意是隐藏不住的。不管怎样，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所取得的关键性突破本身也是来自海外——早期的蒸汽机来自法国；湿法纺织亚麻、提花机和四田轮作制则是来自荷兰。1945 年后，日本学习了很多外国技术。现在，中国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学习。有一天，如果运气好的话，非洲人也会去中国取经。与创造一项新技术相比，学习技术要快得多。

在早期，美国和德国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是铁路（尽管这两个国家也学习英国开凿新运河）。对于英国来说，1830 年意味着铁路系统已经相当成熟。但对于美国来说，1830 年时铁路才刚刚开通。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拥有将近 3 万英里的铁路。1870 年，铁路的总里程达到了 5 万英里。相比较而言，从 1830 年到 1850 年，也就是“铁路热”达到顶点的时候，英国才修了 6000 英里铁路。1875 年，德国在铁路里程上也赶上了英国。与此同时，钢铁业也获得了飞速发展。但美国和德国很快就转向了它们自己创造的新技术：从电报到更加先进的化工产品和蒸汽机。在这两个国家中，工业化促进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反过来又推动了工业化。铁路使美国结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国家。英国修建铁路靠的是私人资本和劳动力，所以修建方经常与阻挠开通新线路的政客做斗争；而美国不同，政府会提供贷款，聘用军队里的工程师协助修建铁路。在德国，第一条铁路是用于联结工业城市的。德意志的统一使铁路在新国家的整合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资本家—实业家理论强调开放性和自由市场。这种理论认为，贸易越多，国家间的冲突就越少。事实上，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步调基本一致。美国出现了卡特尔、贿赂丑闻、政治腐败、残忍地镇压工人组织，以及禁止某一特定族群成为产业工人，如中国人；此外，还有些人排斥爱尔兰人。早期的作家对资本主义充满了希望和期许，但工业化是一个更加暴力、更加邪恶的过程。这个理论本身很好，但开始的时候，它的提出主要是基于英国的单一经验（毫无疑问，英国是人类生活重大变革的发源地）。因此，该理论在其他地区可能会完全失效。

从赌徒到圣徒：俄罗斯失去的机会

高加索山脉的山脚下有一座时髦的小城。这座小城名叫皮亚季戈尔斯克，是个度假胜地。1853 年夏天，那里出现了一名身受重伤的炮兵军官。这是一位思想敏锐但无组织无纪律的军人，他奉沙皇之命，刚刚参与了一场平定车臣人叛乱的战争。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年轻人都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贵族。这个人和他在军队中的同僚在圣彼得堡和皮亚季戈尔斯克的牌桌上赌博，他输了一大笔钱。他的人生正处于低谷。他梦想建立一个更加现代化的俄罗斯，尽量少受沙皇及其监察官的控制。此时，他正在创作战争小说。他追求过许多妇女，地主身份让他尤其有机会骑到一些身为农奴的女孩身上。他经常制订一些能够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计划，但随后又会将这些计划抛诸脑后。他的眉毛粗重，额头前面有许多头发。他是个显眼的人物，目光炯炯，就像是狼一样。

现在，他已是赌债缠身。数个月前，他让他的内弟卖掉了庄园上一个次要的村庄，一起卖掉的还有 26 个农奴和他们的家人——卖掉这些人就像花掉硬币一样。现在，他意识到，他不得不卖掉主屋了。这所房子是他祖父建的，他就出生在那里。他签下了字据。这栋华丽的大房子被卖给了一位与他有竞争关系的地主。那个人拆掉了房子，把所有建筑材料装上货车，拉到自己的土地上重建。主屋旁边的两处小厢房被保留下来，厢房之间是一个大坑。

俄罗斯的贵族子弟饱食终日，牢骚满腹，非常令人厌烦，临时卖掉农奴还赌债、玷污农奴妇女都很常见。然而，我们这里提到的是年近 30 岁的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俄罗斯人非常崇拜他，不仅俄罗斯将其视为道德楷模，就是全世界也是这么看他。在晚年，托尔斯泰留着家长式的胡子，穿着乡下人的罩衫，号召俄罗斯人找回身为农民的根，重新回到田园生活中去。他教育他以前的农奴，要他们追求基督教的最高理想。托尔斯泰回归自己的庄园，那里名叫亚斯纳亚·博利尔纳，靠近图拉，距离莫斯科大约 120 英里。那栋华丽大房子之前已经卖掉，他住在尚保留下来的厢房里，将余生的很多时间用于赎年轻时的罪。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他以近乎残酷的诚实揭露了自己的癖嗜和自私，他也将俄罗斯乡村地区的欢乐和风情融入作品之中。

在高加索身陷赌债危机的 3 年之后，托尔斯泰返回他的庄园，试着在变小的房子里生活。拆房时在住宅中央留下的大坑里现在种满了树，但也一定难掩它时常给他带来的尴尬。

俄国向南扩张的野心威胁到了其他强国，于是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交战的一方是沙皇俄国，另外一方是英国、法国和土耳其。在战争期间，英法等国联军对俄军把守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展开了长达 11 个月的围攻战。从 1854 年到 1855 年，托尔斯泰参与了这次决定克里米亚战争结果的防御战。这场战争使参战各方的军队都感到震惊。双方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士兵的缺乏训练、武器装备的落后，以及战略战术的过时——无论是英国的骑兵、法国的步兵，还是俄国军队都一样。但最后，俄国输掉了战争，沙皇的威望一落千丈。

亚历山大二世成了俄罗斯的新沙皇。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新任沙皇意识到，刚刚在家门口输掉战争的俄罗斯并没有成功实现现代化。那些为捍卫祖国而战斗牺牲的俄军士兵多半是农奴。也就是说，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充其量只是他们主人的一份动产。另外一个事实也不容忽视。1812 年，俄国军队反抗拿破仑的入侵；1813 年，他们击败了拿破仑。之后，一些军官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战斗赢得自由，但他们却被忽视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军队中再次出现了同样的想法。

战争会使人们变得激进。与战胜相比，战败更容易使人变得激进。1856 年 3 月，亚历山大发表了一篇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他警告地主，与其让农奴发动某种形式的叛乱，自下而上解放自己，还不如以法律的形式，自上而下解放农奴。亚历山大和他的顾问明白，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除了许多地主会感到愤怒外，还有许多现实问题：例如，创建新的法律系统；在农村地区建立地方政府，以取代农奴制。此外，政府还要面对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许多地主已经破产，他们将农奴抵押了出去。因此，从技术上说，这些农奴属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各家银行。如果没有农奴维持土地的肥力，大部分土地都是没有价值的无用之地。另一方面，农奴没有钱，如果失去土地，他们就会饿死。可见，废除农奴制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从沙皇做出决定开始，这就是一项极为重大的改革。改革的艰巨程度与改革的规模成正比。一份在 1857 年（解放农奴前 4 年）所做的人口普查表明，农奴人数大约是 2300 万人，超过了俄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相比较而言，同一时期美洲黑奴的数量大约是 400 万人。

农奴制可以追溯到封建时代，甚至是古典时代。最初只是把农业劳动力简单地固定在土地上，让他们将一部分剩余农产品交给他们的主人——教会、贵族或城市。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黑死病导致劳动力不足，这推动了农奴制在西欧的逐渐瓦解。但在西欧，有些地方也是很晚才废除农奴制——例如，直到 1799 年，苏格兰的煤矿工人才摆脱农奴的身份。农奴制在东方更加普遍。尽管出现得比较晚，但东方的农奴制更加成功。这种由地主和君王主导的农奴制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波兰、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和德意志许多小邦国都存在农奴。但从规模和制度上看，俄国的农奴制都显得与众不同。

俄国的农奴不完全是奴隶（尽管“农奴”一词来自拉丁语，意思是“奴隶”）。他们的主人不能杀掉他们，也不能将他们卖到国外。1723 年，彼得大帝废除了典型意义上的奴隶——这样的奴隶主要是做家仆。但从 16 世纪 50 年代开始，地主管理自家农民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这些权力都是俄国法律赋予的。一个世纪后，完整的农奴制在俄罗斯中部的“黑土”地区变得非常普遍。农奴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和村庄里，如果试图逃跑的话，将会受到重罚。他们也不能和来自其他领地的人结婚。托尔斯泰的行为表明，他们能和土地一起被买卖；种地需要的农奴会被保留下来，而“过剩”的农奴会被送给其他人去工作。他们的主人可以自由地惩罚他们，其中包括殴打。身为农奴的女孩和妇女经常被强奸。几乎没有哪位农奴接受过教育。

俄国的大地主会讲法语，经常到圣彼得堡或国外旅行。他们与农奴之间的差别，就如同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与普通印度人之间的差别，或加勒比糖料种植园主与非洲奴隶之间的差别。俄国的庄园更像是美洲的种植园，庄园里有自己的面包房、果园、住所、马厩、粮仓和司法系统，那里的生活与城市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俄国农奴制所产生的压迫感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任何地方，对于勉强维持生活的农民来说，如果不得不把一部分谷物和牲畜交给地主，那么他们的自由度很大程度上就只是个理论问题。毕竟，俄国的农奴制与法国成熟的专制主义大致是同时产生的。法国波旁王朝的农民并不比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农奴更自由。

然而，俄国的农奴制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使俄国人感到，俄国社会完全不同于西欧社会。首先，在俄国，主人和农奴之间没有种族上的差异。他们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大部分人都是斯拉夫血统中融入了一些鞑靼血统（有时是一些日耳曼血统）。男主人、女主人和仆人不但长得相似，就连名字也很相似。农奴会几代人都生活在同一片黑土地上，他们分享古老的故事和音乐，虔诚地信奉东正教。对于许多自由派的俄国地主来说，农奴比他们更“真实”，是更地道的俄罗斯人。在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看来，俄国是应该受诅咒的。但当激进分子试图“走进”农奴，并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时候，这些满腹狐疑、思想保守的农民又会对他们表现出困惑和敌意。

俄国还有数以万计的小地主，他们的经济状况相对拮据一些。他们与那些会说话的“财产”之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异。农奴可以在主人的厨房中烹饪食物，哺育主人的孩子，围在火堆旁边讲故事，将一些乡村地区的知识教授给在他们之间成长起来的小贵族。他们会一同出去打猎。农奴中不乏有才华的工匠、乐师、油漆匠和建筑工人。他们的主人依靠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就像富裕的西欧人依靠付工资的自由工人一样。如果农奴出现家庭纠纷，那么一家之主还会去征求地主的意见。可见，在远离城市的居所和村庄中，俄罗斯的农奴制中也存在亲密关系。与其他地区农村中的奴役关系相比，这种亲密关系使许多俄国地主既感到尴尬，又感到感动。

俄国的农奴制不可能带来任何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糖料种植园和棉花种植园中的奴隶制可以导致资本主义，因为在新的贸易体系和资本积累过程中，人类只相当于在田间地头工作的机器。事实上，农奴制阻碍了俄国农业的发展，因为没人愿意将资金用于促进农业发展：地主不愿意，因为他们担心反抗；农奴也不愿意，因为他们耕种的土地不归他们所有。而且，在理解俄国的农奴制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俄国的独裁制度。早在伊凡四世在位期间，俄国就开始强化这种独裁制度，因为他感受到了危险的社会动荡。

沙皇处于政治金字塔的顶端，但他们经常死于宫廷政变，经常被重臣胁迫；之后还有人死于暗杀。根据 1722 年颁布的《官级表》，俄国的贵族有严格的等级之分。他们是沙皇的仆人，有时甚至是沙皇的奴隶。在这段时期，贵族为沙皇服务，沙皇用国家机器控制贵族，如军队、法律和地方政府。有了沙皇的支持，他们才能确保收入。因为俄国的农业产量很低，沙皇政府可以确保他们凌驾于农奴之上。抗议和农民起义非常频繁——根据记载，从 1826 年到 1856 年，俄国出现了大约 1800 次“骚乱”——这足以使贵族们始终警觉。14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贵族，沙皇也很难统治俄罗斯。1762 年，沙皇彼得三世免除了贵族的义务。但在此之后，“农奴为贵族服务，贵族为沙皇服务”的观念仍旧深入人心。有时，俄国的政治更像是三种势力的平衡。

俄国的大起义始于拿破仑战争之后。1812 年到 1814 年，俄国人与拿破仑展开激战，这场战争使许多年轻的俄罗斯贵族对西欧有了深入了解。在巴黎，他们努力学习启蒙运动时期的新思想。对于他们来说，新思想似乎比伏特加更有吸引力。回到祖国后，古老而僵化的沙皇制使他们感到惭愧和尴尬。

1825 年 12 月，后来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俄国军官在圣彼得堡发动了一场起义。在次兄康斯坦丁放弃皇位继承权后，尼古拉一世成了新一任沙皇。“十二月党人”反对的就是这个新沙皇。起义军和忠于沙皇的军队在市中心对峙了 5 个小时。之后，沙皇命令军队开火，起义失败。沙皇绞死了 5 名起义军领袖，剥夺了 121 人的头衔，之后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很多流放者的妻子和家人也随同他们前往西伯利亚。在那里，他们不是地主，而是普通的农民。其中一个流放者的几个儿子——按照他们母亲的描述——与当地的农民一起玩耍，他们捕鳟鱼，设陷阱抓野兔，寻找鸟窝，“与一些野孩子一起在森林中露营”。他们的父亲也入乡随俗，留起了长胡子，不再梳洗，到田里去劳动。这个人名叫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他是托尔斯泰的堂兄弟。从流放地返回后，他们才最终得以相见。沃尔孔斯基是《战争与和平》中一个重要角色的原型，托尔斯泰将其塑造成一位令人敬佩的老者。15

从整体上说，这些“十二月党人”极大地激励了托尔斯泰时代的年轻一代。托尔斯泰为之前的赌博行为感到懊悔，对农奴主的身份感到惭愧，并且非常钦佩 1825 年遭到流放的自由主义者，这些想法在他的头脑中融合在一起。许多自由派地主和作家也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新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本身也是个自由主义者，尽管他看上去并不像。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他开始推行全面改革，其中包括改革军队、改革行政机构、修订刑法典，并放松审查制度。但他最重要的改革是彻底废除农奴制。甚至连农奴也对这项改革持怀疑态度：他们将获得多少土地？这项改革真的具有实际意义，抑或只是表面文章？

在 1856 年的时候，托尔斯泰已经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事。在亚历山大预示进行改革之后，到解放农奴的法律出台之前这段时间，托尔斯泰决定先解放自己的农奴，给予他们人身自由，并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向他们低价出售土地。他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这个词的大致意思是“快乐的牧场”——召开了一次会议，但他发现，农奴对他的决定充满怀疑。一位为托尔斯泰写传记的近代作家说：“当新沙皇继位之后，农民们相信他们终将获得自由。因此，他们认为，托尔斯泰提供的契约只是一条用来欺骗他们的诡计。在经过数次协商之后，他们拒绝了托尔斯泰的全部提议。”16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重新安定下来，享受写作的快乐和天伦之乐。在此之前，他进行了一次出国旅行，在旅行途中见到了此前被流放的沃尔孔斯基。（但他的妻子生了 13 个孩子，并将她的空闲时间用于抄录他那字迹不清的手稿，因此没觉得生活有那么快乐。）

最后，托尔斯泰释放了所有属于他的农奴，并使他们种上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他自己掏钱，为农民的孩子办了一所学校（在这些孩子中，有几个是他的私生子）。他穿着农民的衣服，亲自给孩子们上课。他创作了不少儿童书，希望这有助于在整个俄罗斯普及读写知识。作为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托尔斯泰帮助农民反对自己所属的阶级。他告诉当地的孩子们，他决定成为一个农民。但他是个不称职的农民，因为他曾饿死了自己养的猪。托尔斯泰遣散了自己的仆人。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写道：“这项尝试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他不知道如何加工火腿，不知道如何制作黄油。下田犁地或锄地的时候，他干不了两下就会感到厌烦，然后就跑到莫斯科去了。”17

当托尔斯泰与他养的猪和自己的良心做斗争的时候，亚历山大手下的部长们正在与持敌对态度的地主和持拖延战术的委员会做斗争。沙皇希望在不引发贵族叛乱的前提下解放俄国的农奴。最后，亚历山大二世于 1861 年 3 月发表了《解放农奴宣言》，这份宣言比亚伯拉罕·林肯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早了两年。尽管听上去很高尚，但几乎没有人对这份宣言感到满意。听到这一消息时，托尔斯泰正在国外。具体地说，他当时正在伦敦，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到访伦敦。在那里，他听狄更斯宣读作品，到访了一些学校，又参观了新修建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他意识到，这份宣言的言辞和语气实在是太夸张了，农民们很难理解其中的意思。

托尔斯泰不明白的是，解放农奴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为了尽可能地保住之前的地位，地主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结果，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农奴为了获得他们认为应该属于自己的土地，向政府支付了大量的费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要补偿地主。土地的价格被高估了。因此，政府需要向贵族支付更多的补偿金，那么农民的利益势必会减少。总体来说，减少了大约四分之一。尽管农奴可以和所爱的人结婚，可以经商，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但他们仍然处于地方法庭的控制之下，到其他地方旅行仍然需要通行证，在犯错时仍然会遭受皮肉之苦。

这离俄国农民的期许实在是相差太远了，人们变得非常沮丧。1861 年，俄国爆发了大约 1900 次骚乱，其中部分骚乱被军队血腥镇压了。一方面，相对以前而言，地主觉得自己变得更加贫穷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直接惩罚“他们的”农民，因此地主们怨声载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在城市中，他们变成了新式的产业工人，他们的孩子成了列宁发动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中坚力量。

亚历山大二世试图继续改革审查制度、教育、法律、军队和地方政府。在 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巴黎或伦敦，见多识广的报刊读者将可怕的美国内战同相对有序的俄国改革进行了对比。他们认为，俄国将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沙皇俄国的工业远落后于美国，但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俄国的工业发展也开始提速。事实上，俄国的专制制度无法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要求，但穷人和希望实现全面民主的知识分子获得了自由。在亚历山大执政的最后几年，革命组织变得越来越多。可怕的饥荒凸显了俄国农业和俄国社会的落后和脆弱。1881 年，亚历山大二世死于一场由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突然终止改革进程，并恢复了审查官和秘密警察。

俄国的状况使托尔斯泰感到越来越绝望。他对城市化和工业化都没什么热情。在他眼中，莫斯科是个“散发着恶臭，到处是石头，奢华、贫穷、放荡”的地方。在那里，无家可归的农民“为我们的地板打蜡，在浴室中为我们搓澡，或成为辛苦工作的马车夫”。18在几部小说获得巨大成功后，托尔斯泰沉浸在他所追求的乡村生活中。他养蜂、培养果园、打猎，照顾一大家子人和他开办的学校。更多的作品和关于文学问题的激烈争论也成为他生活中的点缀。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他说自己想成为一名僧侣。托尔斯泰成了世俗世界中的圣人，艺术家和作家纷纷向他致敬。他主张过一种朴素的基督徒生活，看上去，他要在沙皇压迫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走出第三条路。

当 20 世纪的大幕徐徐拉开的时候，托尔斯泰已经成为一位享誉世界的领袖人物，他不再是那个在牌桌上输掉房子、村庄和农奴的年轻而粗鲁的炮兵军官。从某种意义上讲，托尔斯泰成了一个自我主义者和一个令人头疼的人（领袖们大多如此），但他的人生轨迹宛如一条由学识和赎罪组成的完美弧线，只可惜俄罗斯的发展轨迹并未呈现出同样的弧线。托尔斯泰的家保留了一些“失落的伊甸园”的痕迹：平原上的房子、藏书室、果园、校舍、粮仓和森林。托尔斯泰就埋葬在一个平凡的小土丘下。但他的庄园仍然很穷。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俄罗斯经历了战争和政治动荡。在 19 世纪 60 年代，如果俄罗斯出现了像美国内战——我们马上就会说到——那样的深刻变革，这个古老的帝国能否发展成为一个包括中产阶级主导的商业、繁荣的城市，以及民主制度在内的新国家呢？这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自由艰难地取得胜利

这些日子充满了精疲力竭和安慰，充满了悲伤和欢乐。1865 年 4 月 4 日，“马尔文号”蒸汽船从位于河流上游的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的首都）出发，前往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邦联的前首都）。当邦联总统——或者说叛乱各州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一名骑兵军官找到了他。这名军官带来了邦联军队总司令罗伯特·李的一张便条，告诉戴维斯赶快逃跑。在里士满，军火库发生了爆炸。据说，饥饿的群众抢劫了食品店，大口地喝着威士忌，然后醉倒在水沟里。这座城市的桥梁被炸毁，政府官员挤满了马车和列车，然后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中。“马尔文”号航行在詹姆斯河中，河流两边是死马、失事的船只，以及漂浮货物。最后，配有 12 支桨的“马尔文”号停了下来。随后，船身降低，从船舱里走出一个人，他皮肤粗糙，长着鹰钩鼻和炉刷般的胡须。亚伯拉罕·林肯要亲眼看看叛军的首都，这场叛乱几乎摧毁了在美国实行共和制的梦想。

林肯大步走上岸，他上岸的地方叫“罗基特码头”。他发现岸上有一群人在等他，这群人中没有一个是白人。林肯希望解放美国的奴隶，也希望避免内战。但偏偏事与愿违，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于是，身为总统的林肯孤注一掷，签署了著名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现在，他受到了一群美国黑人的欢迎，他们将他称为“伟大的弥赛亚”和“耶稣基督”。这时，一个大约 60 岁的老人跪在林肯面前，林肯对他说：“不要向我下跪。你只需向上帝下跪，感谢上帝赐予你自由。”老人回答说，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沙漠中寻找水源，现在他终于找到了“我们的生命之泉”。围在林肯周围的人以前都是奴隶，林肯与他们握手。在大约 12 名水手的保护下，林肯步行 2 英里，走到了充满饥饿和烈焰的市中心。

很快，林肯身边又聚集起一大群人，人数比刚才更多，其中有黑人也有白人。南方的白人——他现在的敌人——在人群中注视着他。其中一个人和林肯一起向前走，他回忆道：“每扇窗户里都伸出若干颗脑袋。人们爬上花架和电线杆，从上面往下看。但人群鸦雀无声。成千上万的人注视着你，但却一声不响，这会使人感到某种压迫感。他们这样做，要么是表达欢迎，要么是表达憎恨。我本来认为他们会用充满挑衅的喊叫声欢迎我们。我偷偷地看了一眼旁边的林肯先生。他露出了坚定的神情。”19但并没有人开枪。

在复活节前一周，4 月 9 日，穿戴整齐的罗伯特·李将军率领他著名的北弗吉尼亚军团向满身污垢的尤里西斯·格兰特将军投降。李将军认为，进一步抵抗——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用游击队——是毫无意义的。内战结束了。北方欣喜若狂，而战败的邦联则垂头丧气。5 天之后的 4 月 14 日，也就是 1865 年的“耶稣受难日”，林肯返回华盛顿，看上去无穷无尽的祝福者向他表示祝贺。他们告诉林肯，他们从未怀疑过他将赢得这场战争。但就在不到一年之前，林肯认为他自己或许已经完了，他不但会失去总统的职位，还会输掉这场战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林肯前往剧院，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他在华盛顿的朋友警告他，在不带保镖的情况下出席公共场合是非常危险的。林肯和他的朋友坐在包厢里，用一年前一位反对他这样做的朋友的话说，“这座城市里一个身体健全的妇女”都能对他们构成威胁。20但林肯刚刚从叛军的首都回来，所以他并没有注意这些警告。

林肯看的这出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部在福特剧院上演的戏是一出轻喜剧，名叫《我们美国人的亲戚》。这部戏的作者是英国剧作家汤姆·泰勒，他在剧中使用了许多双关语和俏皮话。戏里有一位叫劳拉·基恩的女演员，她是当时的明星。林肯的妻子恳求林肯去看戏，林肯答应了。他们希望格兰特将军及其妻子也能陪同他们一起去看戏，但这对夫妇并未出席，因为格兰特非常讨厌社交场合。总统去看戏的目的很简单——他想上第二天下午出版的报纸。在幕间休息的时候，林肯处理了一些内阁文件，并接见了一位受委屈的黑人妇女，军队拒绝向她的丈夫支付薪水。他答应为这名妇女讨个公道。他告诉妻子，他从未像今天这样快乐过。但林肯也有些不祥的预感。他第一次提到，他或许会遭遇暗杀。他说，他并不是真的想去剧院——他去剧院，只是为了不让公众失望。

林肯坐在用旗子装饰的总统包厢里，大部分的观众都看不到他，但他的警卫工作做得并不是很好。刺客在隔壁包厢，他在两个包厢之间的墙壁上钻了一个偷窥孔。尽管有门挡着，但他还是溜进了总统包厢，站到了林肯的身后。他一手拿着短刀，一手拿着单发的大口径短筒手枪，他在不足 5 英尺的地方对林肯开枪射击。子弹从颅骨的左侧射入，穿过大脑，停在他右眼的后面。一位年轻的军官坐在林肯一家的旁边，他也受了伤，但还是试图制服这名刺客。刺客跳上舞台，但却被星条旗绊住了。尽管踝关节受伤，但他还是希望在观众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之前逃离剧院。此时，林肯已经失去知觉，被抬到剧院对面的一栋房子里。第二天早上 7 点 22 分，林肯与世长辞，围绕在他身边的家人和内阁成员都流下了眼泪。此外，刺客还计划刺杀林肯的国务卿威廉·苏厄德和副总统。

这名刺客名叫约翰·威尔克斯·布斯，他的父亲是一位演员，一共有 10 个孩子。“布斯”这个名字源自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约翰·威尔克斯”则源于一位激进的英国作家。年幼的时候，布斯非常好学，希望日后也能成为一名演员。布斯是邦联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他曾目睹人们绞死发动废奴起义的约翰·布朗。布斯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但他酗酒成性，有时甚至会因此精神错乱（在演员中，这非常常见）。作为儿子，布斯的演技不如父亲。在一次舞台意外事故中，他差一点用匕首杀了自己。事实上，他有点像滑稽剧演员。布斯痛恨林肯，没有拿起武器参加邦联军队使他备受罪恶感的折磨。他想为注定要失败的南方而奋斗。他刺杀林肯的动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林肯的死震惊了全世界，他是为捍卫美国民主而牺牲的最伟大的烈士。为了纪念他，人们在华盛顿为他竖立了巨大的雕像，他的风头似乎盖过了身为美国国父的华盛顿。但我们同样需要记住的是，在当时，林肯遇刺身亡也使许多美国人感到欢欣鼓舞。例如，得克萨斯州的一份报纸——《休斯敦电讯报》——是这样说的：直到上帝进行末日审判那天，

亚伯拉罕·林肯之死给人带来的激动都不会消失……根据适用于各民族和全人类的崇高判断标准，林肯之死堪比塔昆之死、恺撒之死、查理一世之死、路易十六之死、马拉之死……但当镇压南方的罪魁祸首突然流出鲜血的时候，即便是那些对南方土地并无真心实意的士兵、妇女、老人和咿呀学语的孩子也会感到激动、兴奋和无与伦比的美妙。21

美国的南北战争是 19 世纪最重要的冲突，它的重要性超过了英国参与的帝国主义战争，超过了南美洲的解放战争，超过了俄国丢掉克里米亚的那场战争。如果我们说这场战争的重要性也超过了 19 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似乎也不为过。考虑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军队和通讯的局限性，法国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来的霸权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南北战争却将一个庞大的国家捏合在了一起，否则美国可能会发生分裂，而且不止分裂为两个国家。可以说，这场战争造就了 20 世纪的超级大国。如果美国在 19 世纪 60 年代发生分裂，那么在 1917 年和 1941 年的时候，欧洲的民主国家就不会得到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援助，之后也不会有那个与苏联对峙的强国了。这场战争也是共和观念的转折点，因为在那个时候，共和制政府还比较罕见。邦联的支持者包括了英国大多数的右翼势力，如保守党和贵族、法国的拿破仑三世，还有西班牙的保皇党。因此，林肯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但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整个现代世界。

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看看这场战争的规模。从 1815 年拿破仑最终兵败滑铁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入侵比利时，在西方国家参与的任何一场战争中，美国内战（1861—1865 年）是破坏性最大的。我们很容易发现，这场战争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有破坏性的战争。南北战争导致大约 62 万名士兵丧生，而将美军在其他所有战争中阵亡人数加在一起也不过是 68 万人。在内战中，美国士兵在安蒂特姆河战役中的死亡人数是 1944 年诺曼底登陆死亡人数的 4 倍。在南部邦联，大约有四分之一符合服役年龄的白人男性战死沙场。22

但是，人们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呢？

战争的起因是有人试图废除美国的奴隶制。林肯反对奴隶制的态度是一贯的，也是坚定的。对于许多美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南方的美国人——来说，他当选总统意味着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但很明显，林肯并不打算废除美国已在实行的奴隶制。他只是想做两件事，一是确保美国不再出现新的蓄奴州；二是维护联邦政府在全国的威信。在一封写于战争爆发初期的信中，林肯声称：“我最重要的目标是努力捍卫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如果可以挽救联邦，我宁愿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他相信，奴隶制终将瓦解，尽管这可能要到下个世纪才能实现。他曾认真地思考过，是否可以将美国黑人全都送回非洲去。但在 1858 年，在一封致新组建的共和党的信中，他认为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我相信，政府不可能允许一半奴隶制，一半自由制的情况长期存在下去……美国要么会变成一个完全的奴隶制国家，要么会变成一个完全的自由制国家。”

既然人们普遍厌恶奴隶制，那么北方就一定会出现反奴隶制思想。新教神职人员和其他受欧洲启蒙思想影响的人是这种思想的推动者。这里还有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奴隶制在美国南部地区有这么大的势力，为什么那些为捍卫“黑奴制度”而牺牲、而杀戮的人会认为自己很光荣，很虔诚，很体面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身就是奴隶主。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南方 15 个蓄奴州里共有 800 万白人，其中仅有 38.3 万人拥有奴隶。而且在这 38.3 万奴隶主中，一半人的奴隶数量不到 5 个。在这 800 万白人中，只有大约 3000 人拥有百名以上的奴隶，他们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只有他们的生活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住在一栋大房子里，奴隶们在种植园中劳作。23大多数奴隶主都是与奴隶共同劳动的小农。事实上，大多数南方人都是农民，他们经常要与贫瘠的土地做斗争。

美国的奴隶制可以追溯到《独立宣言》发表前的很长时间，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们都与奴隶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本身就是奴隶主，弗吉尼亚和南方各州大部分达官显贵也都是奴隶主。他们或许有一种古怪的矛盾心理，但如果没有奴隶，他们综合性的农庄将运行不下去。美国宣布独立的时候，奴隶制在全部 13 个州都是合法的。在南方，种植烟草、糖料、稻子和棉花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劳动。但当时既无大规模的移民，印第安土著也不愿意下地干活，因此奴隶制似乎成了唯一的选项。北方的气候和土壤与南方差别很大，人们不得不采用其他的耕作形式，所以奴隶制在北方并不普遍。在田间劳动要遵守严格的纪律。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每天要工作 14 个小时。据估算，南方农业州的生产效率比北方自由州高 35% 到 50%。因此，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南方比除英国之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加富有。南方经济没有陷入日后北方的宣传机构所言的困境，有人认为“从总体上看，只有长期保持高增长率的瑞典和日本才能超过南方在战前（从 1840 年到 1860 年）取得的成就”。24

新加入美国的州——如堪萨斯州和得克萨斯州——也迅速地迈向了繁荣的奴隶制经济。要理解美国面临的风险，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这个新生的共和制国家是如何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向西扩张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希望获得新的土地，于是他在美国地图上又增加了 14 个州。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杰斐逊政府通过一笔交易——也就是之前提到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使美国领土面积大幅增加。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不动产交易。1803 年 4 月，拿破仑正在集中精力对付他最后的敌人——英国。与大多数征服者一样，拿破仑也出现了财政危机。因此，他决定将美国西部的一大块法属领地卖给华府，他说自己不再优柔寡断：“我宣布放弃路易斯安那。”通过伦敦的巴林银行，美国向法国支付了 1500 万美元。这块土地相当于英王乔治宣布投降时美国面积的两倍多，美国的国界向西扩展到了落基山脉。此外，美国还想夺取加拿大。于是，美英两国于 1812 年爆发战争。结果，美国战败，英军占领并焚烧了华盛顿。

但这只是美国领土扩张中的一个小挫折。1819 年，西班牙放弃佛罗里达。在 30 年里，阿巴拉契亚山曾是一道障碍。但现在，美国人已经跨过阿巴拉契亚山，深入北美大陆的腹地。美国人继续以惊人的速度迁移到腹地的各个地方。美国又从盘踞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得克萨斯，并着手将其变为一个独立的州（得克萨斯也产生过加入大英帝国的念头，但这个念头并没有被认真对待，且很快就打消了）。1845 年，得克萨斯成了美国的一部分。3 年后，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爆发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结果，美国又以便宜的价格购买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

这里有一个大问题：美洲土著民族在战争中失败，他们或是遭到杀戮，或是被赶到保留地里去。那么，在此之后，新生的美国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呢？当时，美国大部分的新领土既荒凉又缺乏法律：“山里人”、捕兽者、探险家、狂热的淘金客和冒险家将彼此独立的土著民族拼命向西挤压。但美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南方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不断向外延伸，甚至延伸到了加勒比地区和拉丁美洲。北方开始的时候是小农经济，但在欧洲移民——包括德国人、爱尔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推动下，迅速转型为工业经济。从本质上看，北方是属于城市资本家的，他们深受新教的影响，能与痛恨奴隶制的英国人产生共鸣。

1777 年佛蒙特州首先废除奴隶制，之后北方各州一个接一个地废除了奴隶制。到 1804 年，至少北方各州都已经开始着手废除奴隶制。1808 年，美国国会以投票的方式禁止本国人参与大西洋奴隶贸易。在前一年，英国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但在南方棉花种植园和糖类种植园中,这反而推动了美国国内贩奴和蓄奴的发展。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分裂是非常危险的。约翰·亚当斯是最早在波士顿发动起义的人之一，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他担心这种分裂会“使北美出现像欧洲那么多的国家”。251820 年，在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国会通过了“密苏里妥协案”。这份妥协案在北美大陆上划出了一条线，在这条线以南允许存在奴隶制，以北则不允许。然而，一旦国家开始大举扩张，没人相信双方会恪守这条界线。这场竞争涉及了太多的土地和金钱。

南方一直以来习惯了掌控美国政治，来自南方的总统、法官、重要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多得不成比例。但来自北方持反对奴隶制立场的竞选人在政坛上的势力越来越大。对于南方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侮辱。1850 年，当加利福尼亚获准加入联邦的时候，危机已经到达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南方人威胁退出联邦，但在最后一刻，双方达成了妥协：加利福尼亚以非蓄奴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但北方必须归还从那里逃跑出来的奴隶。但双方还会再次产生矛盾。我们看到了早期的时候铁路是如何改变美国的，但真正值得重视的是那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铁路。承诺投巨资修建这条铁路是加利福尼亚留在联邦的原因之一。但为了连接芝加哥这个新兴的工业中心，这条铁路不得不穿过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这样，堪萨斯将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州，它位于密苏里妥协线的北方，因此应该是个自由州。但堪萨斯的土地非常适合种植烟草和大麻，这引起了种植园奴隶主的兴趣，于是他们展开了游说。

支持奴隶制的政客认为，像堪萨斯这样的新州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于是，奴隶主和他们的奴隶从一个方向涌入堪萨斯州，废奴主义者和北方农民从另一个方向涌入堪萨斯州。一场残酷的游击战就此打响，交战双方都有一些暴行。约翰·布朗是个激进的废奴者，他被绞死的时候，布斯就在一旁驻足观看。后来，一首著名的战争歌曲描写了他的尸体。约翰·布朗曾领导黑人和白人攻打哈珀斯费里。哈珀斯费里是一座位于西弗吉尼亚州的小镇，镇上有一家兵工厂。他希望发动一场奴隶暴动，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被捕后，布朗被绞死。在北方人眼中，他是个烈士；但在南方人眼中，他是个恐怖分子。

可见，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已经出现了流血冲突。关于奴隶制界线的激烈争论也没有结果。此外，南方各州还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它们宁愿退出联邦，也不会屈服。

工业化北方的经济增长和人口数量成了最后的关键因素。移民可以在北方找到工作；但在南方种植园，从欧洲来的穷白人几乎找不到什么活儿干。关于那个时期工业发展的原始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在美国制造业获得的投资中，仅有 18% 来自南方。北方的工业生产能力是南方的 9 倍，北方的人口数量是南方的 2.5 倍，来自欧洲的新移民绝大多数都去了北方，北方的识字率也比南方更高。新型的美国正在向西北发展，涌现了站在城市化和资本家一边的城市，如芝加哥和底特律。南方的白人文盲数量是北方的 3 倍。尽管南方的种植园比北方的农业更有效率，而且南方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全球经济，但这是整个南方社会与整个北方社会的战争。很显然，一方比另一方更发达。

上面讲的是经济和地理方面的情况。除此之外，南方和北方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分歧，那就是文化差异。对于那些卷入内战的人来说，他们或许会认为文化差异更加重要。在南方，许多人将奴隶制视为人类社会中一件很平常的事，早在圣经时代和古典时代它就已经出现了。在他们看来，北方城市里那些“在工厂中工作的黑鬼”实际上就是一种“工资奴隶 ”。相较而言，他们的奴隶制要仁慈得多呢。他们的话也揭示出部分真理。1850 年时，南方奴隶孩子的平均寿命比英格兰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孩子的平均寿命长 12 年。美国奴隶的数量迅速增加，因此不再需要购买从大西洋上贩运过来的奴隶，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奴隶的健康水平。对于那些支持奴隶制的美国人而言，奴隶也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而财产权是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基本权利，联邦政府无权剥夺。在 13 块殖民地举行起义的时候，奴隶制难道不是遍布美国吗？联邦政府将杰斐逊和华盛顿的头像印在他们的纸钞上，但这两个人本身就是奴隶主。

大多数南方人都是穷白人和奴隶，但南部邦联并不将自己呈现为一个等级森严、不切实际的保守社会。南方人认为，与喧哗吵闹的“北佬”相比，自己比较细腻，更加可靠。美国南部种植园主的生活态度与内战时期英国保皇派的贵族式价值观和之后一个世纪詹姆斯党人的浪漫情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不喜欢城市中的商业价值观。之后，这种感情发展为对城市价值观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深恶痛绝。我们已经看到专制君主制是如何在英格兰失败的，以及詹姆斯党人的事业是如何在苏格兰失败的，他们的失败先是推动了启蒙思想和科学的发展，之后又促进了工业的繁荣。但在美国南部地区，上述这些事物都是受诅咒的。在南北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评论说，南方人极端仇视“贸易、商业、追逐利润、制造业和拙劣的机械工艺”。26一位研究奴隶制的美国历史学家记述了蓄奴州的统治精英，以及他们所具有的贵族精神：他们“看重家庭和社会地位，有很强的荣誉感，希望过上奢侈、安逸的生活，渴望获得成功”。27

这是小说《乱世佳人》描绘的南方。对女士彬彬有礼的将军们长着一头长长的卷发，留着挺立的胡须，他们统领着邦联军队。就好像莱茵的鲁珀特王子获得重生，骑马穿过弗吉尼亚州，又好像是“小王子查理”在为肯塔基而战。当然，这也是南方失败的原因。然而，尽管美国的工业发展不平衡，但战争绝非不可避免。

詹姆斯·麦克弗森是有关这场冲突最好、最公正的历史学家之一。麦克弗森指出，到了 1863 年，北方要想赢得胜利，必须征服大片南方土地，瘫痪南方经济，摧毁南方军队。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北方在人力和物力上的优势只是胜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南方需要做的只是坚持下去，存活下去。麦克弗森认为，假如真的存在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双方的命运只要发生一点转折，南方或许就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如果那样的话，历史将会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如果林肯——这位强硬的肯塔基州律师和政治天才——没有当选总统，或输掉那场谋求第二个总统任期的选举（事实上，他很有可能输掉这场在内战期间举行的选举），那么北方会向奴隶制妥协吗？如果杰出的南方将领——如被称为“石墙”的杰克逊和罗伯特·李——更加幸运，那么他们或许会在北方得到像谢尔曼这样的良将之前果断地击垮北方军队，那样的话，联邦的战斗意志很可能会崩溃。事实上，他们离击溃北军的目标并不遥远。有些时候，联邦军事统帅的无能，以及人们对林肯和内战日益增生的不满——纽约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暴动，在反对征兵的抗议活动中，有 120 个人丧生——使邦联几乎获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北方的军队人数更多、工业化程度更高、组织也更有条理，同时又避免了像南方那样的食物短缺和恶性通货膨胀。最后，随着李将军投降，北方军队摧毁了多座南方城市。但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国军队到达欧洲时，离胜利并不太遥远的德国与协约国进行的那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一样。事实上，这场战争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几场特别的战斗和几个特殊的人物，这就是它能不断激发历史学家想象力的原因之一。

在南方，大约四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在内战中丧生，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很多也落下了残疾。他们既不是奴隶主，也不是富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参与这场战争呢？最后，他们的书信告诉我们，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家乡和家庭的忠诚；此外，地方传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参战，是为了反抗骄傲自大的北方城市，为了反抗一个充满威胁和冷酷的未来——这个未来充斥着工资、工厂主和虚伪的北佬牧师。不少邦联战士本身也反对奴隶制。罗伯特·李认为这是一个邪恶的制度，所以他自己没有奴隶。他辞去了在联邦委员会里的职位，为邦联而战。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不能抛弃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家和他的家人。很多人参战也是出于相似的目的。他们为佐治亚、田纳西或南卡罗莱纳而战，为那些一同喝酒的朋友而战，为父母兄弟而战。他们为地方而战，为此不惜分裂国家。

他们的失败使南方和北方重新连为一体，并处于同一联邦政府的管辖之下，而且这场战争使联邦政府变得比以前更强大了。不但如此，南方的战败还推动了最后一波西进运动。结果，美国最终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堪萨斯州境内的铁路曾经挑起战争，但也为美国中部平原和沙漠地区带来了许多定居点。来自双方军队的复员士兵首先进入西部地区，希望找到人生的新起点。平原地区居住着许多美国土著民族，如苏人、夏延人和阿拉巴霍人。18 世纪早期，他们开始骑马，这改变了他们的文化，使他们成了技艺精湛的猎人。内战后，这些土著民族被迫迁往更远的地方，直到他们被美国大兵搞得四散分离。但不幸的是，南北战争使欧洲裔美国人对他们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也更加残酷：1864 年，科罗拉多州的桑德克里克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被杀的都是些土著妇女和儿童。

战争结束后，特别是在达科他州的布拉克山发现黄金之后，破坏土著文化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19 世纪 70 年代，住在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遭到了多次无情的袭击，但他们也展开了反击。在 1876 年的小巨角战役中，土著领袖“疯马”击败了内战英雄乔治·卡斯特将军。这标志着印第安人的反抗活动达到了顶峰。但即便是苏人——最勇敢、最有侵略性的部落，有人将他们称为美洲的祖鲁人——也抵挡不住那些派去征剿他们的军队。这些军队人数更多、装备更精良、训练也更加有素。这些军事活动只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潮的前奏，这些移民中包括农民、猎人、大农场经营者、调酒师和商店店主。如果南部邦联完整地幸存下来，那么毫无疑问，美洲土著民族仍然会屈服于枪炮和数量陡增的移民，但这或许不会发生得那么快。

这场战争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逃避联邦政府的兵役，许多人会花钱雇人替自己参军，这些人中包括炼油业大亨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超级银行家 J.P.摩根和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战争经济创造了无限的商机：生产军事装备需要钢铁，照明和润滑需要石油，联邦的火车和轮船需要煤炭作为动力。此外，聪明的投机商可以用操作商品价格的方式获利，银行家与华盛顿的政客建立起新的密切关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是“英雄”时代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征。残酷地对待罢工者和工会会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战时的态度。

最后还有一个关于南北战争的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尽管内战维护了国家统一，为美国称霸世界铺平了道路，但那些在里士满河边向林肯致敬的美国黑人并未得到他们想要的救助。在战争期间，大约有 18 万名黑人离开南方，加入联邦军队，其中有些人作战相当勇敢。但在废除奴隶制这个问题上，林肯是相当谨慎的。他对奴隶制的态度往往根据战局的变化而变化。在北方，对战败的恐惧使强硬的废奴主义者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在前线，逃亡奴隶的重要性也在稳步提高。1862 年，林肯告诉他的内阁，解放奴隶成了“一种军事需要……我们必须解放奴隶，否则我们的力量将会减弱”。（最终，邦联军队也开始使用黑人士兵。）1863 年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适用于 10 个叛乱州的奴隶。《宣言》的目的是破坏南方经济，削弱南方的军事力量。但到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才规定奴隶制在美国各地都是非法的。

尽管从法律上解放了 400 万南方奴隶，从此美国也不再顶着世界上最大蓄奴国家的恶名，但要让这些黑人获得安全和成功，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战后的“重建时期”，战败的南方各州处于直接的军事管制之下，直到获准重返联邦。城镇和种植园遭到破坏，白人士兵身陷囹圄。从北方来的“提包客”表示，旧秩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许多以前的奴隶主希望他们之前的奴隶能留下来继续工作，他们可以为此支付工资。但很多奴隶没有理会他们的意见，很快就前往美国其他地区了。在整个南方，北军焚毁庄园和城镇，践踏庄稼，联邦军队的威廉·谢尔曼将军将土地直接交给以前的奴隶，他的政策被称为“四十亩地和一头骡”。在有些州，黑人开始推动政治发展。

但这大部分都是错觉。“重建”也意味着腐败。北方政客既无管理南方之心，也无重振南方之钱。在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们不愿践踏宪法赋予的财产权。将美国解放奴隶和俄国解放农奴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两个国家，失去农奴和奴隶的土地几乎变得一钱不值。但另一方面，除了之前繁重的田间劳动之外，农奴和奴隶发现自己也很难找到其他工作。所以，如何才算真正解放他们呢？

一个来自南卡罗莱纳由前奴隶组成的代表团向联邦政府抱怨：“与以往相比，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更糟了……我们的住所里有了一些财物，我们有了牲畜、车辆和几件家具，但我们没有土地，仍然无家可归。真正的自由人不应该是这种生存状态。”28幻想破灭的俄国农民回到了他们的土地，继续用谷物和鸡向地主交租，他们本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最后，许多美国黑人在北部和西北部的工业城市定居，成了“在工厂中工作的黑鬼”——他们之前的主人曾经嘲讽过这个身份。那些继续留在南方的黑人也要受到“分成租佃制”的剥削。他们得到了土地、小屋和工具，并以赊账的形式向地主或商店店主——有时候他们就是同一个人——租赁土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们被各种条款束缚住了手脚，很难按照自己的方式盈利，在经过一两次歉收之后，他们就会变成经济上的奴隶，尽管不是法律上的奴隶。

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南方各州实行了种族隔离制度，即“吉姆·克劳法”，这羞辱了黑人，将他们变成了二等公民，这与奴隶制本身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当时还出现了白人恐怖主义者，如“三 K 党”。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黑人的生活像战争爆发前一样悲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有时甚至更悲惨。在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芥蒂持续存在了一个世纪，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场冲突所造成的心理创伤直到今天都尚未愈合。

总体上来说，这场战争给美国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国家变得比以前更好了。刚建国的时候，美国并不像是个民主国家，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传统的中央集权式国家。在联邦政府创建的公共制度中，只有邮政服务是大多数美国人能够接触到的。但现在，声势浩大的西进运动传播了新生民主思想，尽管这种思想还不是很成熟。成百上千万来自欧洲的贫穷移民将这个新生国家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文化熔炉。这场战争使大资本家的权势越来越大。同时，这场战争在北方催生出一支国家军队。此外，征兵制度、直接的税收制度、一个强大的联邦法院和社会福利都是始于南北战争时期。

南方的失败使最初的宪法被重新解释为一部民主文献，它使所有人获得了公民权，尽管妇女仍然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亚伯拉罕·林肯开始用“国家”一词取代“联邦”。在《葛底斯堡演说》中，他承诺“民有、民治、民享”。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成了美国新式共和政治的宣言。

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护了富有的精英阶层，这激怒了农民、工厂工人，以及那些在周期性的危机与冲突中变得一无所有的人。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晚期，美国既不是一个文化统一体，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但它已经走上了崛起之路，并在 20 世纪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痛苦的日本武士

1877 年 9 月 24 日，当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军队对居住在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痛下杀手的时候，西乡隆盛和他手下的武士正在同一支现代化的日本军队展开最后决战。

与“疯马”指挥的战斗一样，这场战斗也是众多富有悲壮色彩的军事行动中的一个片段。但从军事角度看，这次抗争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西乡隆盛的叛军使用战刀，喝日本清酒，作诗，进行祖先崇拜，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群中世纪的武士。他们冲向一支应召军队，这支军队招募的都是农民子弟，所不同的是，他们装备了新式的步枪、火炮和地雷。在经过黎明时分的一场恐怖的大屠杀之后，西乡隆盛身边已经剩下不到 40 人了。他们已经欢庆了即将到来的死亡，在枪林弹雨中发起最后的冲锋。西乡隆盛右髋中弹，倒在地上。之后，他让别府晋介帮他切腹自杀——在日本，这是一种崇高的死法。事实上，当时西乡隆盛伤得很重，内脏都流出来了。但别府晋介还是按照规矩，砍下了主人的头。战斗结束后，人们花了很长时间寻找西乡隆盛的头，因为获得胜利的日本军官希望他的头颅和身体能重新连接在一起。29

这是一个非常有日本特色的故事：旧式的日本武士冲下山坡，他们这样做主要是想以一个光荣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西乡隆盛死后成为许多日本人心目中的圣人，他象征了传统和荣誉，人们认为他已经进入了极乐世界。还有人说，西乡隆盛并没有死，而是被流放到了俄罗斯（也可能是印度），他将会载誉而归。死后 12 年，西乡隆盛仍然深受欢迎，日本天皇赦免了他的作乱之罪，他成了一位不朽的民族英雄。但我们也无须夸大这些事件所体现出的“日本性”。这不仅仅是挥舞着日本刀的武士对抗现代世界，事实要比这复杂得多；但其中确实表现出旧有生存方式与以商业和工业为基础的新世界之间的冲突，世界其他地区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 1746 年的卡洛登战役。在这场战役中，苏格兰的盖尔人向装备有步枪和火炮的汉诺威军队发起了猛攻。战败后，“小王子查理”流亡海外。他也象征了一个失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加美好的世界。美国南部邦联的战败也是一个可以拿来对比的例子，这场发生在同一时代的内战涉及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尽管日本从来没有奴隶制，但西乡隆盛发动“西南战争”是想恢复传统价值观，挑战新时代。从 1853 年到 1854 年，欧洲战舰纷纷到达日本，其中最重要的是马修·佩里准将率领的美国舰队。这种来自海外的刺激成为日本政府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除此之外，在 19 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还多次对日本构成威胁，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此表示出忧虑和愤怒。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美国人已经表现出对太平洋的兴趣。生活在落基山脉的“山里人”和游弋在沿海地区的捕鲸人开始移民到加利福尼亚。人们对鲸油产生了无限的贪欲。捕鲸人使美国海岸的鲸鱼数量急剧减少，于是他们开始向太平洋深处进发（讽刺的是，今天持自然资源保护论的美国人反对日本捕鲸）。

在前面的部分，我们讲述过 17 世纪早期的日本。当时，这还是一个自我孤立的国家，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封闭地发展了两个多世纪。这种保守的统治形式带来了秩序和稳定，但经济却只能低速发展。日本文化的强度和理想得以保持。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高雅艺术走向繁荣，但促使欧美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工业和商业却没有得到发展。

“日本性”不能被直接理解为强烈的国家政治感。山脉、岛屿之间的海水和漫长的海岸线将这个国家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大部分日本人只忠于地方政权。几百年来，尽管天皇因宗教原因而受到人们的敬畏，但他在政治上并不重要。“幕府”——这个词的意思是“帐篷政府”——或军政府处于德川政治体系的顶端，受幕府将军控制。幕府周围遍布着大地主、贵族和大名，最忠诚的离幕府最近，于是形成一个同心圆结构。他们也要依靠一个规模更大的享有特权的武士阶层——这就是著名的日本武士。

日本有数十万军人，占全国人口的 6%~7%，他们经常吹嘘自己的祖先，他们所讲的故事可以追溯到 15 至 16 世纪时爆发的那场惨烈的内战，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时代。武士享受着特权，例如，他们可以在公共场合佩戴两把刀。一般来讲，他们能领到多少俸禄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土地——俸禄通常以稻米支付——尽管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土地。有些武士住在兵营，这些兵营里住的都是男性；还有一些住在城镇里，这些城镇通常环绕在大名城堡的周围。人们认为，武士的生活应该充斥着军事训练、对死亡的冥想和高雅的艺术。30但事实上，德川幕府给日本带来了长期和平，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几乎没有参与过军事行动，或者根本就没有参与过。除了在妓院周围打架或喝酒闹事之外，这些所谓的武士从未认真地参与过战斗，这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事实上，他们对栖身官僚阶层更有兴趣，这个官僚阶层为领主管理着他们的封地。日本共有大约 280 块大名领地，与统一前的德国相似，人们很难理解其他地方的方言。

大多数武士都要服务于大名，大名本身也是分等级的。这取决于他们的家族在历史上对德川家是否忠诚。幕府实行了参勤交代制，大名一年住在自己的领地，一年被迫住在首都江户（今天的东京）。这使大名的家人成了将军及其政府的人质，因此他们很难对幕府构成威胁。在历史上，日本将大量时间花费在错综复杂的内战和家族战争上，最终缔造的和平真是一项主要的政治成就。

德川时期的日本不是天堂，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和那些从事最下贱工作的流浪家庭来说尤其如此。日本会出现周期性的饥荒、农民起义、火山爆发。此外，城市中还有严重的犯罪问题。但德川幕府时期既无内战，也无外来的传染病。因此，在这段时期，日本人口的增长速度比欧洲还要快。米酒、纸制奢侈品、高级布料、漆器和木器的产量都有所增加。连接城镇的道路，日本比欧洲还要多，而且路上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客商。但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外部世界产生了自满，甚至是自大的情绪。当西方船只再次抵达日本的时候，一位日本评论家抱怨道：“最近，这些可恶的西方蛮夷横行四海，将其他国家踩在脚下。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是下等人。现在，他们鲁莽地挑战我们这些高贵的人……这是何等傲慢的行为？”31

美国一直要求与日本进行贸易，但德川幕府并未给出真正的答复。继亚当·斯密和像大卫·李嘉图这样的理论家之后，19 世纪的经济学家将贸易视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慈善活动。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参与贸易的各个国家都比以前变得更加富有，这样它们之间爆发战争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但充满乐观情绪的自由主义信条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利可图的贸易既会带来巨额财富，也会使炮口对准其他国家：“进行和平的自由贸易，否则我们就开炮。”从印度到中国，再到日本，很多国家都遭受过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一旦贸易完全开放，西方在日本找到了许多他们想要的东西——从质量上乘的涂漆家具和丝绸到版画，这些版画对印象派画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的发展道路与中国完全不同，前者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和军队。但日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那就是毁灭之前的自己。这是一个痛苦、充满矛盾的过程。在美国，相似的过程持续了一个世纪，并使美国陷入了进一步的战争。

矛盾始于武士阶层。在一些领主的带领下，他们开始反抗德川幕府。幕府将军和他的幕僚不得不接受西方人的条件，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贸易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外国人获得了治外法权。这使日本人感到蒙羞，于是他们展开了激烈的反抗。德川幕府是一个军政府，它竭尽所能地改革旧制度，但却收效甚微。造反者仅仅是想将洋鬼子赶出日本。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天皇身上。天皇居住在位于京都的皇宫里，是古代日本的象征，但长期以来一直不参与政治。日本应该走向何方呢？这个混乱的时代发生了一件颇具启发性的事。一个名叫坂本龙马的武士前去刺杀一位参与海军现代化的幕府官员。但这位名叫胜海舟的官员要求坂本龙马在杀他之前先听听他的解释。他们就海军的重要性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坂本龙马被胜海舟说服，改变了之前的立场。

然而，向西方开放使日本变得越来越动荡。社会动荡、叛乱、通货膨胀，以及支持者背叛大名都削弱了德川政权，造成了一场社会危机。在这场危机中，越来越多的武士开始参与叛乱。人们就国家的前途展开了争论。争论的主要内容是日本是否需要从一个封建和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社会。这场争论与俄国和美国所做的斗争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比美国更和平——尽管它在民主转型上还有所欠缺——比俄国更成功。最后，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相对稳定之后，德川幕府倒台。从 1867 年到 1868 年，年轻的明治天皇成了最高统治者。日本进入了“明治维新”时期。

新生政权立刻着手进行改革，但这些改革措施都是保守主义者和排外的武士不愿见到的。于是，日本的传统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恐慌。这直接导致了上文提到的“西南战争”——西乡隆盛的武士与日本军队兵戎相见。日本实现了现代化，且现代化的速度非常快。政府废除了 280 余个大名领地，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 72 个西方式的县。这是第一次有效地规划单一国家领土。武士失去了他们的特权——从佩刀权到俸禄的免税权。在 19 世纪 70 年代，谁还需要吟诗舞刀的武士呢？他们的刀都有些生锈了。关于着装、发型和居住地点的旧规章被悉数废除。在城镇中居住的日本人开始试着穿着西式服装。

按照西方的军事思想，日本征募了一支现代化军队。日本引进了义务教育，并将首都从京都迁往江户。新的土地税取代了复杂的封建协议。1872 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条铁路。在度过困难重重的开局阶段后，日本借鉴德国的经验，通过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来创建本国工业；在英国的帮助下，日本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海军。1889 年，日本制定了一部新宪法。根据宪法规定，日本设立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并在稍后举行了选举。但在当时，日本人的公民权还比较有限，有足够资产的人才能参与选举，因此只有 1% 的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全国各地爆发了民主运动。这样，日本人才争取到了公民权。

从总体上说，这是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速度最快的（非革命）改革运动。这差不多就是一场革命——但这场运动并不完全是革命，原因有两条：第一，它是由武士和地主推动的，尽管他们大多属于中等阶层；第二，它借助了古代帝王制度的影响力。相比较而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就显得懒惰了。然而，日本的改革运动也造成了动荡和许多不良影响，其激进程度与其他的革命无异。许多农民和武士不甘心失去旧时的势力，于是他们发动了多次叛乱——那些住在城市和乡村中思想保守的日本人仍旧会支持他们。在造反者中，西乡隆盛是最大胆的。与其他武士一样，开始的时候，他是支持明治维新的。他认为日本应该入侵朝鲜——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恢复武士阶层的魅力和权威。在建议被拒绝后，他于 1873 年与新政权决裂。

西乡隆盛出生在位于九州的萨摩或鹿儿岛，九州是日本四岛最南端的一个岛屿。九州之所以出名，不仅是因为那里盛产一种小橘子，而且因为那里发展迟滞，有浓厚的传统主义，且武士数量特别多——约占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一。32此外，九州还以思想独立而闻名。一个古老的大名家族引领了这股思想独立的风气。在 1867 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这个家族将自己视为独立的萨摩国的代表。西乡隆盛来自一个贫寒的武士家庭。但他不仅聪明，而且博学，从一名办事员变成日本政坛的重要人物。他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其中还包括两次流放。但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位于京都的帝国政府中，他代表着萨摩的利益。他是以反对德川政权的面目出现的，尽管思想保守，但他还是成了一位政治改革家。

在明治维新之后，西乡隆盛成了强硬派。他致力于创建一支现代化的征兵制军队。日后，就是这样一支军队打败了他。西乡隆盛还希望废除旧有的武士薪俸制度，无情地打击旧政权的势力以及旧政权的支持者。可想而知，他非常崇敬明治天皇，所以他起兵反对天皇的可能性非常低。的确，西乡隆盛的主人岛津久光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改革家，决心将一个傲慢的旧日本变成这些“蛮夷国家”的殖民地。朝鲜危机后，西乡隆盛辞掉了政府中的职位。但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矛盾的一方是他从小接触的传统武士文化，另一方是要求实现现代化，而这又是他的生活无法承受的。

离开政府返回萨摩之后，西乡隆盛立刻开始了托尔斯泰式的生活：打猎、耕地、开办学校向孩子们传授儒学价值观。他不写小说，但写诗：

芦花洲外系轻艘，

手挈鱼篮坐短矼。

谁识高人别天地，

一竿风月钓秋江。33

在此时的日本，他成了这个国家的象征。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关注。

到底是什么将他从一位为匡扶政府蹶失而自我放逐的梦想家转变为一场军事政变的领袖呢？这个还很难讲。但这场叛乱也是由东京当局激出来的。在西乡隆盛走后，东京向萨摩派遣了间谍——也可能是刺客——并试图控制萨摩的军队。鹿儿岛一所私立军事学校的学生最先点燃了叛乱的火焰。西乡隆盛站在他们前面，声称自己将带领地方军队向首都进发，前去“质问政府”。开始的时候，西乡隆盛手下有 1.2 万人，他们装备了来复枪、卡宾枪、各种火炮、当然还有他们的武士刀。他们穿过雪地，向北进发，一路还收罗了许多支持者。但他们的脚步停在了一座修建于 17 世纪的巨大城堡前，这就是熊本城。在一场长达 54 天的围城战中，叛军未能攻下熊本城。这为政府军在九州登陆创造了机会。政府军由 6 万名忠诚的武士和被征召的士兵组成，他们人数更多，装备也更加精良。在一场场惨烈的战斗中，叛军步步后退，损失惨重。正像上文提到的那样，叛军向政府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西乡隆盛战死沙场。34

开始的时候，有人认为，这是旧式武士在绝望地反抗一个现代政府。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西乡隆盛就不可能成为许多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事实上，他的故事要更加有趣，也更加悲伤。在一生的许多时间里，他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在作战的时候，他经常穿现代的法式军装，而不是传统的武士服装）。他在国家的历史和未来中进退维谷，当发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选择为历史而战。尽管他希望建立一个更加“高尚”的政府，但这充其量只是一种理想，他并没有拿出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叛乱的过程中，他声称，他并不是想取得胜利，而是想“争取一个为道德而死的机会”。换句话说，他希望将自己变成一个符号。事实上，他也确实做到了这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叛乱的性质是很难确定的。

在 1905 年的对马海战中，日本海军击败了俄罗斯帝国的海军。这场震惊全世界的海战表明，日本已经成了一个现代化强国。尽管装备了现代化武器，穿上了欧式军装，但在内心深处，日本仍然保留着中世纪武士阶层的本性——强调死亡、荣誉和家族血统，蔑视外来者。至少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战败之前，这点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西乡隆盛代表了两个日本。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显然是太难以承受了。

帝国主义之谜

欧洲开启了现代帝国主义时代，这点并不令人惊讶。欧洲人相互竞争了几个世纪。他们的内海——地中海——孕育了航海技术、海盗和贸易竞争。所以一旦条件成熟，他们一定会绕过非洲，跨过大西洋，前往更遥远的地方。开始的时候，他们占据或购买一小块土地，在那里修建堡垒，并留在当地。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护新兴的本国贸易，打击其他来自欧洲的竞争对手：葡萄牙人提防着荷兰人，荷兰人修建城堡是为了防止英国人入侵，英国人和法国人设立定居点则是为了相互竞争。在帝国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欧洲的殖民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实力较弱的非欧洲民族，但这主要反映了欧洲内部的竞争。

这可以用来解释帝国主义扩张时的速度、掠夺和侵略。这些相互竞争、相互敌视的国家在欧洲大陆上争斗了几个世纪。现在，它们又在新的土地上爆发了冲突。在谈到帝国的时候，我们必须提到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仇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西班牙试图控制荷兰，并试图镇压这个年轻的新教共和国，于是这两个国家间产生了仇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敌对关系存在了很长时间；英格兰水手与荷兰水手之间相互看不起，这导致了英吉利海峡和泰晤士河上几场跌宕起伏的海战。除了国家间的竞争之外，欧洲还经常出现宗教上的分歧。我们记得，当信仰天主教的法国波旁王朝主宰欧洲大陆时，英国王室是多么嫉妒；我们还记得，当英国人抢先一步占领了大片美洲森林的时候，法国的商人、耶稣会士和贵族是多么愤怒。如果事情按照相反的方向发展，非洲人或许不但可以殖民欧洲，还可以在自古以来的激烈竞争的驱动下——如刚果人反对马里人、津巴布韦人反对图班人——进军泰晤士河、莱茵河、罗讷诃的河谷。

如果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全部内容，那么这将是一个简单而令人不愉快的故事。我们本可以将欧洲的帝国主义时代视为世界上一个地区在技术上和组织上发展得比另一个地区更好的必然结果，之后前者在短时期内获得了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欧洲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没有原罪。如果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蒙古牧民、中国边民和驾船出海的毛利人得到同样的机会，那么他们也会做同样残忍的事。倘若一支全部由男性组成的军队不受任何束缚，让他们面对一群以家庭为基础的普通人，那么他们做出卑劣行径的可能性将非常高。一旦人们不再相互需要，一旦摆脱了同情心的约束和各自社会羞耻感的约束，他们也可能会奸淫掳掠。人们是否注意到，英国人、美国人、西班牙人——或者是印度人、阿兹特克人或祖鲁人——没有多大差别。

然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伴随着国内冲突，欧洲的帝国主义不但为一群贪婪、孤独的人解开了绑绳，而且强迫他们接受了欧洲的国家文化和宗教文化，这些文化都是在特定历史环境和文化价值观中顺利发展起来的。因此，英国不仅为美国带去了军事征服、商人和捕兽者，而且带去了法律、新教徒、道德纷争和政治叛乱。当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和秘鲁的时候，他们带去了病毒和肆意破坏，但他们也带去了修道院和弥撒。在 19 世纪的法属殖民地，人们试图将共和国的公民权同对新土地和人口的所有权协调起来。大批从祖国流亡出来的荷兰人移民到了南非（严格来说，这时还不算帝国主义时代），他们都是些推崇共和政体的基督徒，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在宗教改革时期，荷兰人选择了加尔文教。德国宫廷认为，德国将会成为新的欧洲霸权，与那些逐渐衰落的信奉自由主义的竞争对手相比，德国更有纪律，民主制度也更完善。从某种角度讲，德国在非洲推行的帝国主义就是这种观念的延伸。

这些都离不开大张旗鼓的宣传，而宣传又离不开谎言和追逐私利。事实上，这些国家也不得不如此。信仰天主教的葡萄牙人认为他们给黑暗之地带去了永恒的基督之光，但他们又该如何解释他们在巴西和刚果的所作所为呢？又该如何解释奴隶贸易呢？当英国人在印度炮击起义军，用枪镇压示威运动的时候，他们也告诉自己，他们为印度带去了法律、教育和完善的行政体系；从长远看，这些东西将会使那些信仰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臣民受益。当“瓜分非洲”开始后，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报纸猛烈抨击阿拉伯奴隶贩子的罪恶：他们的士兵为这片由部落组成的土地戴上镣铐其实是在解放非洲人。

然而，当欧洲国家逐渐成为帝国的时候，他们也变得更开放，更懂得自我批评。欧洲人已经过了那个靠谎言过活，撒了谎又毫不羞愧的时代。在传教士中，有些人在落后地区作威作福，他们四处招募仆人，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欺男霸女，那里离他们的家人和同胞有几千英里。但传教士中也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帝国主义对外征服时的种种恶行使他们感到震惊——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是一位多名我会的修士，他反抗“新西班牙”的种种恶行，坚持对土著民族施行人道主义；苏格兰的戴维·利文斯通在非洲也是这样做的。

在欧洲内部，从一开始，各个国家就对帝国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浸礼会教友和主张自由贸易的人一起坚定地反对奴隶贩子和其他热衷于扩张帝国的人。在波士顿倾茶事件爆发前很久，伦敦就有一群亲美者，他们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法国在各种文章中为他们的行为辩解：他们比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更先进。在法国，这种欺骗已经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传统。在 19 世纪早期的英国，反对奴隶贸易的人取得了胜利，但这仅仅是一场胜仗，而不是战争的终结。尽管如此，这场胜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每一个成为帝国的欧洲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尽管通常是坏影响。我们已经看到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对西班牙的影响。葡萄牙人的财富源自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对非洲和巴西的征服。但到了 20 世纪中叶，葡萄牙已经成了一个落后的国家，在独裁政治下变得死气沉沉。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英国产生了分歧，主张自由贸易的人和不信奉英国国教的自由主义者是一方；拥护帝国的人是另一方，他们主要环绕在皇室身边、集中在军队里和伦敦地区。如果帝国主义者早早地失败了，那么今天英国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后制造业和后工业化国家，也不会过分依赖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是帝国扩张的最后残留物。此外，英国也肯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移民，卷入海外战争的次数也会少得多。

帝国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侵略或占领其他国家这么简单，记住这点很重要。帝国主义具有两面性。它经常会涉及国内的选择，以及一方对另一方的成功游说，或一方将自己的经济利益凌驾到另一方之上。除了资金主要来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荷兰共和国之外，这通常只意味着宫廷的胜利，以及与宫廷关系密切的军队的胜利。

有的国家存在许多小政权，例如德意志和意大利。只有统一这些小政权，并形成单一的军事和财政中心，这些国家才能参与帝国主义竞争。一旦做到了这点，它们通常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获得海外领土。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它们看上去是最残酷的，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参与帝国主义竞争的时间比较晚。英国占领了印度，屠杀了塔斯马尼亚人，并消灭了美洲的土著民族。这些恶行都是发生在现代通信技术出现之前，否则，这些斑斑劣迹一定会使英国感到尴尬。荷兰人残酷地对待爪哇人，但当时没有一个欧洲人知道或注意到此事。而德国和意大利就没那么幸运了。德国用机枪在东非大开杀戒，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狂轰滥炸，这些都更容易受到外界的指责。

只有两类欧洲国家没有参与帝国扩张：一类是那些已经在欧洲建立起帝国的国家，如奥匈帝国（其次还有俄罗斯）；另一类是那些因面积太小或为陆地所包围而无法参与竞争的国家，如瑞典、挪威、瑞士和波兰。但在今天，后者已经成了更平等、更成功的国家，这或许不是巧合。但也有一个小国建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尽管这是一个特例，但它可以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是如何运作的。

惹人厌的利奥波德

在欧洲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以个人名义占领非洲腹地是一件最极端、最荒唐的事。在 19 世纪的欧洲，比利时是个小国，也是个落伍者。这个国家有两种语言，直到 1830 年才勉强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比利时人从盛产君主的德意志地区购买了一个国王。他们选择了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的利奥波德王子。他是一位神气活现的军官，曾在俄罗斯军队中任职，参加过抵抗拿破仑的战争。他的妻子是英国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但她在成为女王之前就去世了；他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舅舅。的确，在他的撮合下，维多利亚女王嫁给了他的侄子阿尔伯特亲王，这是一段非常美满的婚姻。在接受比利时的要求之后——之前他曾拒绝成为希腊国王——利奥波德成了一位好国王，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他支持社会改革，是一位行为谨慎的立宪君主。

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比利时人的国王，而不是比利时的国王。换句话说，他是人们的领袖，而不是一块采邑的所有者。在帝国时代逐渐走向成熟的时候，这激怒了利奥波德。他的亲戚——他的外甥女，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拥有几个耀眼的帝国，而比利时却一无所有。比利时是一个拥挤、相对贫穷的国家。为了避免社会革命，有人认为应该鼓励向外移民。利奥波德问土耳其人愿不愿意将克里特岛卖给他。他曾打过古巴的主意。在成为美国一部分之前，他甚至动过得克萨斯的脑筋。此外，他考虑过法罗群岛，还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南美洲。但上述种种设想最终都成了泡影。利奥波德含恨而终，但他却将对殖民地的狂热传给了儿子——狡猾、瘦高难看、长了个大鼻子的利奥波德二世。与父亲相比，这个儿子简直是一团糟。利奥波德二世挣扎在不幸的婚姻中，在世界各地闲逛。他是一个毫无魅力的人，是一个世界级的伪君子。他不喜欢成为像欧洲立宪君主这样的小角色，也没给比利时老百姓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小国家，小民族。”他抱怨说。

作为一名继承人，利奥波德二世到处旅行，去埃及考察英国的帝国主义，去塞维利亚学习西班牙帝国的财政收支，并通过阅读得知财富是如何从荷属爪哇流入荷兰的。作为一个买家，他比他的父亲更加胡搅蛮缠。年轻的利奥波德二世想知道他是否可以购买婆罗洲的一部分。他还幻想着从阿比西尼亚或尼罗河买点什么。或许阿根廷人能为他找到些什么？或者从哪儿占领一小块土地，中国？斐济？越南？菲律宾？还是能在乌拉圭外海或太平洋上弄到一个岛屿？与他父亲相似，利奥波德二世几乎成了一个喜剧角色：“实习皇帝需要帝国。所有选项都可以考虑。”但他已经得到了一个冷酷的警告：欧洲人空降到外国的王位上是充满了危险的。他的妹夫就是不幸的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法国人将他送到墨西哥，做他们的傀儡皇帝。墨西哥人处决了马克西米利安，这为马奈创作一幅名画提供了灵感。在失去丈夫后，利奥波德的妹妹发了疯，他将妹妹藏在宫殿里，让她在那里了却残生。

欧洲探险家对非洲中部地区的渗透使比利时从一个欧洲王朝史上的小角色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悲剧。从 19 世纪 40 年代后期开始，英国人——例如，炫耀会说多种语言的理查德·伯顿和他的朋友（后来成了敌人）约翰·斯皮克——开始绘制非洲内陆地区的地图。这项工作是伴随着他们寻找尼罗河的源头开始的。这两位皇家地理学会的英雄并不是想拓展大英帝国——但成功地发表著作可以带来名誉和财富，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事实上，英国政府对此事也不太感兴趣。弗尼·洛维特·卡梅伦未能救出身为苏格兰公理会传教士和探险家的戴维·利文斯通，但他成功地穿越了非洲大陆。回到伦敦后，他对那里的河流、湖泊和肥沃的土壤一直津津乐道。这引起了大臣们的关注。

利文斯通也独自一个人穿越了非洲大陆，只是方向相反。他简装而行，不去侵犯他见到的大部分酋长。他对西方和基督教文明抱有很强的信心。他希望拯救人们的灵魂，也希望绘制出河流和湖泊的地图，但他的宗教传统对世俗的军国主义力量持怀疑态度。与卡梅伦相似，他对非洲的奴隶制深恶痛绝。但亨利·莫顿·斯坦利与他们两个都不同。斯坦利出生在威尔士，在前往美国前，他一直生活在贫民收容所里，他的成长经历相当悲惨。到了美国后，他参加了南北战争，既为南方打过仗，也为北方打过仗。后来，他成了一位精于自我宣传而又靠不住的记者。

受雇于一位纽约传媒大亨的斯坦利被派往非洲寻找利文斯通。斯坦利虐待当地的挑夫，做梦都想出名。在找到利文斯通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您是利文斯通先生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于是，他成了一位全球知名人士。尽管斯坦利已经成为美国人，但他还是回到了伦敦，他希望英国人能领有那块幅员辽阔的新土地。但与卡梅伦相似，他发现伦敦对吞并刚果没有多少热情。利奥波德二世住在布鲁塞尔郊区的宫殿里，但有时也会住在其他地方。每天早上，仆人都会将熨烫过的新出版的《泰晤士报》放在他的早餐桌上，他从这份报纸上读到了探险家们的报告，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

正如利奥波德二世所说，他也希望分得一份“华丽的非洲蛋糕”。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进行了一项狡猾的活动。他将自己装扮成慈善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长期以来，穆斯林的奴隶贩子一直在掠夺非洲的王国。在反奴隶制运动的推动下，英国人不再参与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自此之后，非洲的奴隶制就成了一个时髦的道德问题。所以，利奥波德总是以十字军战士自居。他告诉维多利亚女王，他想给“非洲带去文明”。1876 年，利奥波德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奢华的会议。与会的主要是来自欧洲各地和俄罗斯的探险家、政客和空想社会改良家，他们获得了奖章，在会上发言，并享受了盛大的宴会，这使他们倍感荣幸。布鲁塞尔以开怀畅饮和滔滔不绝的奉承话闻名，这次会议当然也不会缺乏这些。利奥波德告诉每一个人，他只是想为土著人点亮文明之光。他说，他希望在刚果建立若干个欧洲据点，并使这些据点连成网络。据点里有医生、科学家和其他工作人员，目的是扫除奴隶制，“协调酋长之间的关系”，为这一地区带去“安宁”。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要人对此印象深刻，他们同意创建“非洲国际协会”，并推举利奥波德国王担任会长。他已经将切蛋糕的刀握在手里了。

如果伯顿、斯皮克和利文斯通知道他们英勇而孤寂的航海活动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他们恐怕会被惊得哑口无言。他们认为，这块土地或许不会马上被欧洲人占领。疟疾、黄热病、茂密的森林、野兽、怀有敌意的土著以及酷热会使大部分外来者陷入困境。非洲内陆地区被称为“黑暗大陆”（欧洲人并不为如此命名非洲感到羞愧）。而斯坦利却是另一种人。布鲁塞尔会议召开的时候，他当时正在非洲。他渴望获得成功。英国人唾弃他，但利奥波德二世却毫不费力地将其招致麾下。在会议结束后的 5 年里，斯坦利和他的比利时团队在岩石和密林中探索刚果河，并在刚果河上游找到了一条宽阔且适于航行的航道。很快，他利用在河上穿梭的船只进行贸易，建立据点，并与当地的酋长签署了若干个“条约”。但事实上，这些明显偏袒欧洲人的“条约”都是伪造的。

即便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以私人名义（比利时议会明确表态，不希望卷入此事）在非洲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是否具有合法性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利奥波德二世使用了迂回的外交策略，这使他获得了美国总统的支持。同样希望染指这一地区的法国和葡萄牙怒不可遏，但利奥波德挑拨了欧洲强国之间的关系，使它们相互攻击。没有哪个国家觉得自己受到了比利时的威胁，这对利奥波德占领刚果非常有帮助。因此，他赢得了俾斯麦领导的德国政府的支持，之后又得到了英国的支持。飘扬着刚果国王旧式旗帜的“刚果国际协会”只是一个空壳公司。实际上，这个空壳公司服务于利奥波德的新帝国。1885 年，比利时议会对他表示支持，并开始称他为“刚果自由邦的国王”。出售份额也罢，募集资金也好，利奥波德仍然保持着对刚果的个人控制。很快，比利时修建了一条从海边到安全水域的铁路，这条铁路跨过了巨大的湍流和瀑布，这些湍流和瀑布将气势恢宏的刚果河与大海阻隔开来。大量工人在修建铁路时丧生，因此这条铁路也饱受诟病。

武装商人涌入非洲腹地。开始的时候，他们买光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象牙。上当受骗的酋长们将他们的土地转让出去。村民们也受到了哄骗、恐吓和威胁，所以他们不得不交出他们的食物和象牙。在白人所能到达的地区，大象被猎杀到几乎灭绝的程度。比利时的残暴统治深入刚果腹地；这场打着人道主义幌子的十字军运动演变成一种新形式的奴隶制。

象牙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它可以被用来制造从假牙到钢琴键的许多种东西。但在充气的自行车轮胎被发明出来后，橡胶——刚果有许多野生的蔓生植物，橡胶就来自这种植物的树汁——成了更有价值的商品。于是，非洲土著不得不上交数量更多的树胶，这些黏稠的树胶是种很讨人厌的东西。如果他们拒绝上交，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就会被扣为人质。如果他们反抗比利时人——当地爆发了多次起义——比利时人就会用新式的快枪和机枪对他们大开杀戒，或将他们吊在树上，或用鞭子抽死他们。比利时人率领的土著军队非常野蛮，他们砍下死者的手，拿这些东西去领赏。他们也砍下活人的手和耳朵，有时是为了充数，有时候纯粹是为了施虐。

在远离家人、牧师和邻居，又接触不到报刊记者的情况下，普通的比利时人也会变成制造大屠杀的杀人犯。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温和的路德派店主和斯瓦比亚地区的农民转变成党卫军的杀手。比利时人的转变与他们的转变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像纳粹眼中的犹太人一样，比利时人眼中的刚果人并不完全属于人类。社会中的种种约束已经完全失效。“没有人”会看到他们的恶行。冒险家们从安特卫普出发，将枪炮、镣铐和弹药带入刚果。从刚果运出来的则是象牙、橡胶和巨额利润，其中有一部分利润是属于利奥波德的。这个比利时国王不仅将钱花在情妇和奢侈品上，而且将钱花在扩建皇家宫殿上，花在各式各样的新建筑上，这样可以给他的比利时臣民留下深刻印象。

从表面上看，利奥波德的豪赌获得了成功，但这也引起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恼怒和嫉妒，“瓜分非洲”就此开始。英国人主要定居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那里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更适合欧洲人。英国人的身边是荷兰裔的布尔人和非洲土著，这使他们感到生活得非常不自在。在非洲的北部地区，1830 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从 1859 年到 1869 年，英法共同出钱，修建了苏伊士运河。

或许是利奥波德的橡胶带来了好运，南非的奥兰治河流域发现了钻石。于是，19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一股淘金热，之后淘金热发展为一股狂潮。法国人涌入了西非，涌入了乍得、塞内加尔和马里，那里曾是早期非洲文明的核心地区。他们试图打通撒哈拉，将尼日尔河流域和法属北非殖民地连成一片。英国人从南非出发，一路向北前进，穿过今天的赞比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和马拉维，希望能将埃及和好望角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条贯通南北的控制带。德国参与瓜分非洲的时间较晚，它占据了非洲大陆残留下来的地区——坦噶尼喀、多哥兰和纳米比亚。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到 1914 年，这场瓜分狂潮引起了欧洲列强间的争吵。德国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这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从破坏刚果盆地的热带雨林、掠夺橡胶、杀戮大象，到比利时人制造出的导致人口下降的屠杀，再到建立在征服和压榨基础之上的野蛮政权，“瓜分非洲”呈现出了帝国主义晚期时的场景，在进行破坏的时候，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积极影响。现代非洲出现了许多最糟糕的行为，从使用童兵（这是比利时人的点子）到砍掉起义军的手脚，这些都起源于那个时代。欧洲人在非洲地图上画出了一条条线段，将不同的部落和语群分隔开来。非洲出现了许多失败的国家，得不到民众的忠诚，这使当代非洲变得混乱不堪。欧洲人画出的这些线段应该对此负部分责任。的确，带着药品的欧洲医生逐渐控制住了古老的非洲疾病；但同样的药品也使欧洲人第一次得以进入非洲部分地区，进行剥削。非洲的人口本来就很少。一旦拥有先进药品和现代武器的欧洲人到来的时候，他们就完全束手无策了。在较早的时候，利奥波德本能地将这变成了现实，这为他赢得了冷酷的名声。

他的刚果帝国野蛮到用语言无法形容的地步，这在欧洲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抗议活动。在作家和竞选者讲述的故事中，比属刚果是个非常恐怖的地方，他们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埃德蒙·莫雷尔以前是一位船务员，他发现了运进安特卫普的货物与运出安特卫普的货物之间的差别——运出的都是枪炮和火药，运进的都是可以赚钱的象牙和橡胶。在抗议活动中，莫雷尔是个重要的领导者，他组织了“刚果改革协会”。莫雷尔成了被悬挂起来的饰物，他代表了一个“善良的欧洲人”，人们用他来反对利奥波德。此外，波兰裔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和稍后出现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罗杰·凯斯门特也颇具影响力，尽管与他们个人相比，基督徒的不服从国教传统在其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这成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人道主义运动，相当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拯救生命”大型摇滚乐演唱会或大赦国际。

关于刚果的恐怖故事一直出现在欧美报刊上，这激怒了利奥波德。作为回应，他使出了恐吓和贿赂的手段，并雇用那些肯为自己说话的宣传者，但这些都未能奏效。他自己建立的调查委员会也未能粉饰比利时人在刚果的斑斑劣迹。这时，利奥波德不得不最终选择放弃，将他的私人帝国卖给比利时政府。此后，比利时政府进行了多项改革。亚当·霍克希尔德是一位美国作家，他用心地创作了一部记述利奥波德帝国的近代史。他引用的数字表明，从 1880 年到 1920 年，谋杀、饥饿、疾病和出生率下降使刚果的人口减少了大约一半：“这意味着……在利奥波德统治时期及统治结束后的一小段时间内，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减少了大约 1000 万。”35

布鲁塞尔市郊有多座利奥波德修建的建筑。在这些华而不实的建筑中，陈列着许多填充动物玩偶、制服、锁链和从土著民族那里获得的战利品。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比利时人会竭尽全力忘掉这个聪明但惹人厌的君主。但帝国主义制造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混乱并非出自后起国之手，而是出自现代帝国主义的创始国之手。

鸦片、战争和悲剧

然而，这段历史是以中国战胜英国为开端的。为中国赢得胜利的是林则徐，人们通常也会称他为“林大人”，他是 19 世纪最使人感兴趣，也是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在宏伟的广州城的下游有一座小村庄，那里到处是水，呈现出一片灰绿色，炎热、雾气弥漫，随处可以听见蚊子扇动翅膀的嗡嗡声，随处可以闻到烂泥的气息。林则徐——他是个高大魁梧的人，长着浓密的胡须，常常发出爽朗的笑声——到那个小村庄去视察一个用于销毁鸦片的大池子。按照中国皇帝的命令，他一丝不苟地销毁了 2 万箱鸦片，这些鸦片的价值非常高。

处理这么多黏稠、散发着浓烈气味的黑色鸦片是很困难的。林则徐派 500 人挖了一个大池子，池底放置了一些石头和木料。人们将球状的鸦片烟泡（这些鸦片是由罂粟制成的）从木箱中倒出来，之后用脚踩碎，并将踩碎后的鸦片扔到池子里。在池子里，鸦片与盐水和石灰混在一起。经过搅拌后，这些东西成了气味刺鼻的粥状物。之后，混合物汇入溪流，最终流进大海。鸦片实在是太多了，因此销烟工作一直持续了 3 个星期。林则徐雅好诗歌，也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名臣。在销烟之前，他祭告了海神，一来是对污染海洋表示歉意，二来是告诫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要它们在鸦片融化之前，先躲到安全的地方去。36

林大人与外国商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销烟就是斗争的最终结果，被销毁的鸦片也并不是都属于英国商人。他试图用这种方式终结鸦片贸易。中国人不是最早使用鸦片的人，也不是早期培育鸦片的人。这种带有苦味的沙状粉末来自白色的罂粟种子，阿拉伯世界在古典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它了。印度人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就开始种植鸦片了。印度商人与荷兰商人用船将其贩运到亚洲各地。甚至在林则徐下令将空木箱扔进珠江的时候，英国人也在使用鸦片。像托马斯·德·昆西这样的作家，以及柯勒律治和克拉布这样的诗人，都是瘾君子。为英国征服印度的罗伯特·克莱武因吸食鸦片百病缠身。鸦片酊是一种液态的“药物”。为了适应工业革命，劳动阶级的男性和女性会普遍使用这种药物。更有甚者，为了不让婴儿哭，也会给婴儿喂食鸦片。但只有中国人会用新方法吸食鸦片——将鸦片混在烟草里——而且用这种方法吸食的人还非常多。与用鼻子吸食可卡因和抽“可卡因药丸”相比，这种吸食方法效果更为强烈，更容易上瘾，危害也更大。

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中国男性（因为吸食鸦片的主要是男性）成了瘾君子，估计这个数字在 400 万到 1200 万之间。不管真实的数字到底是多少，每个人都认为抽鸦片者的比例在迅速增加，尽管中国皇帝在 1799 年就已经下诏严禁鸦片贸易。当林则徐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看到了鸦片对他家乡福建的影响。在那里，毒品将一个努力工作的人变成了一具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他积极主张禁绝鸦片。林则徐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曾以劝说的方式平息了一场农民起义。人们称他为“青天”，因为他是一位罕见的清官。皇帝派林则徐处理广州的难题。抵达广州后，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从软的方面来说，他公布了一项为期 18 个月的大赦令，免除吸食鸦片者的罪过，并为那些有志于戒除毒瘾的人找到了戒毒的方法。从硬的方面来说，他将贩卖鸦片的人处以极刑——绞死中国人，处斩外国人。

但最重要的强硬措施是打击外国商人。鸦片主要是从英属印度流入中国的。在印度，新成立的殖民当局已经接管了莫卧儿帝国的罂粟田。开始的时候，鸦片贸易是一种在暗中进行的非正式贸易，从英国政府获得特许权的英属东印度公司是这桩贸易的幕后推手。当时，中国存在规模适中的鸦片走私。外国商人主要通过一种途径将鸦片输入中国，那就是洋行。洋行集中在广州周边的一个地区，包括商栈、住宅和货场。但之后，全球经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英国人最迷恋的不是鸦片，而是茶叶。当时，只有中国出产茶叶。这种让英国上下为之着迷的良好嗜好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在英国丢掉美洲殖民地的过程中，茶叶扮演了奇特的角色。对于英国政府而言，茶叶既非常昂贵，又非常有利可图。在 19 世纪早期，英国政府向茶叶征收其自身价值 100% 的税。有些时候，皇家海军——英国发动全球战争的机器——的一半军费都来自茶税。但在出口茶叶的同时，中国人始终拒绝购买英国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出现了失衡。结果，英国白银和黄金流入中国，这种贵金属的流入不但数量巨大，而且具有潜在的风险。这才是伦敦真正担心的事。开始的时候，与茶叶和白银相比，鸦片只是个次要问题。

之后，那些对鸦片酊上瘾的工厂工人在这段历史中发挥了作用。能够生产出廉价服装的英国棉纺织厂已经占领了印度市场。如果印度的鸦片能够换回中国的白银，那么印度就能从英国购买棉纺织品和其他货物，英国也能够用挣到的钱购买中国茶叶。工业主义突然开启了三国的多边贸易。对于英国来说，用白银购买茶叶是有害的，但由茶叶、鸦片、棉花和白银构成的“四步舞”却是非常有益的。在印度，英属东印度公司将鸦片卖给“港脚商人”，这些独立的“港脚商人”用船将鸦片运往中国，用以满足那里不断扩大的市场。在东印度公司最终失去垄断权后，本来秘密进行的鸦片贸易逐渐演变成了一股狂潮。

这就是危机产生的原因，这场危机使林则徐在广州出现。这位两袖清风的钦差大臣认为他的任务仅仅是根除吸烟成瘾的恶习。但事实上，他将两个帝国推向了战争。

两次鸦片战争是大英帝国发动的最不光彩的战争，这两场战争野蛮地践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道德。当时的中国浑浑噩噩，正在走向衰退，对外来入侵并无招架之力。1842 年签订的《南京条约》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这份条约不但使皇帝蒙羞，而且为英国贸易踢开了中国的大门。时至今日，中国人都将其视为国耻。1949 年后，中国将《南京条约》视为一份不平等条约，它说明了清朝（中国的末代王朝）是如何坑害中国人民的。而对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来说，它们将鸦片贸易的罪恶视为帝国的一项成就，对此无需找什么借口。讽刺的是，鸦片贸易是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同时进行的。

事情的真相或许有些出入。

开始的时候，清帝国并未摇摇欲坠。当时执掌中国的是一位才智平庸的皇帝，他正面对着多起国内起义，但这些起义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起义并没有什么不同。清朝创建于 1644 年。当时，英国自己也在进行着一场痛苦的革命。就像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那样，在起义军攻到北京城外的时候，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煤山上吊自杀了。首都很快落入了满族人手里。满族人来自草原，原本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军队中也有以祖先成吉思汗为傲的蒙古兵。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明帝国是最伟大的王朝之一，但它还是出现了使其国力逐渐衰弱的财政危机。旧式的货币系统是以铜币为基础的，之后又出现了印刷的纸币。在这一货币系统失败后，新的货币系统开始以白银为基础，而大部分的白银主要依靠进口。（货币也是国王查理诸多麻烦的根源。）当白银进口逐渐枯竭的时候，明帝国不得不推行更有压迫性的税收政策。

在中国，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可以免税，或者他们可以用某些方法逃税，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因此，负担都落在了穷人身上，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城镇中的穷人。农业歉收和传染病肆虐导致了叛乱和几场大起义。其中最重要的一场起义是由李自成领导的，他自称“闯王”。在被满族人击败之前，他摧毁了多座大城市，并推翻了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没有人会将赌注压在满族成功统治中国上。他们是异族，来自帝国的边缘地区。满族活动的中心地区位于朝鲜半岛的西北方，但他们与其他民族建立起了牢固的同盟关系，其中包括蒙古人、藏人和部分汉人。凭借这张强大的同盟网，他们在中国北方地区崛起，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在 1644 年之后，他们从明朝手中获得了“天命”，并最终征服了南方地区。清朝的领土面积和领土形状与近代中国大致相当。但他们仍旧是入侵者。明朝是个汉族政权，它推翻了蒙古人主宰的元朝。明朝向印度和非洲派出了著名的舰队，之后又停止了航海活动。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艺术和文化也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帝国是如何被“半文明”的满族人征服和统治的呢？

满族人是这样做的。首先，他们发动了战争。在占领第一座大城市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残酷。他们在战斗中使用大炮和骑兵，这看上去与同时代的欧洲战争没有什么差别。之后，他们将自己的着装规范强加给被征服的汉人。此外，他们还强迫男人剃光前额的头发，留一条长长的辫子——很快，在欧洲的讽刺画中，这成了“中国人”的典型形象。汉族和明朝残余势力的抵抗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穆斯林聚集的地区和其他地区也爆发了起义。事实上，满族从未被完全接受。但满族人确实改革了明代的行政系统。从 17 世纪 60 年代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在此期间，西方经历了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并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几位伟大的皇帝（包括康熙、雍正和乾隆）成功地统治着一个人口和财富都在迅速增加的帝国。这是一项重要成就。

各级官员统治着中国的 18 个行省。他们是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系统选拔出来的，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和背诵各种儒家经典。学习经典的人有成百上千万，但其中大部分人都会在考试中名落孙山。这种考试制度无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它只能培养有修养且兢兢业业的官僚。帝国内部有一张复杂的邮路网。通过这张邮路网，帝国的首都可以向几千英里之外的地方下达命令。在技术上，中国军队落后于欧洲，但落后得并不多。中国军队使用大炮的时间比欧洲人还要长，他们的战船在打击海盗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还镇压过不计其数的起义，皇帝的御林军里都是些久经沙场的战士。总之，清朝时的中国并非不堪一击。若不是中国要面对工业革命引发的后果，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王朝还会继续发展壮大。但它最终注定毁于发生在遥远的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那场革命。

道光是满族入关以来的第六位皇帝。到鸦片战争爆发前，道光皇帝已经统治中国很多年，他是个吃苦耐劳、勤勉有加的统治者。他统治着大约 4 亿子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但中国也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力的贸易城市，那里是谷物、盐、丝绸和奢侈品的集散地。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国家会用 5 种语言管理商业。在这方面，中国更像是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下的奥匈帝国。但清代中国并没有竞争对手。这就是中国，它位于世界的中心，周边都是些需要帮助的弱小国家。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中国人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了。1793 年，乔治·马戛尔尼勋爵率领英国外交使团抵达中国。衣冠楚楚的马戛尔尼带来了英国的毛纺品、枪炮、时钟、绘画和乐器，甚至还带来了一只热气球（同行的还有一位热气球驾驶者），他乘坐一艘大战舰来华，随行的还有 95 名侍从。登陆后，这个使团需要 2495 人搬运他们带来的东西。马戛尔尼十分精明，他就觐见皇帝的礼仪与中国官员展开磋商，其中包括如何避免令他感到蒙羞的“叩头礼”。他建议中英两国互派大使，让英国大使常驻北京，中国大使常驻伦敦。他希望这能有助于扩大两国的贸易。但中国方面轻蔑地拒绝了他的建议。乾隆皇帝接受了英王乔治三世“恭顺”的问候，但他表示，他不想要英国的小玩意，“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37对于中国人来说，英国不过是另一个来自远方的朝贡国。

因此，当林则徐于 1839 年到达广州，去处理棘手但只限于局部地区的鸦片问题时——英国商人使很容易让人上瘾的鸦片在中国南方地区泛滥成灾——他认为中国是更有实力的一方。林则徐也意识到，茶叶贸易对茶农和茶商都有益处。因此，他并不想完全终止中国的对外贸易。

在林则徐的思想中，天朝的优越感是根深蒂固的，他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并不知道鸦片在英国是合法的——这是多么令人匪夷所思啊！——他在信中不厌其烦地解释：“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林则徐要求女王终止鸦片贸易，给他回信，并承诺，如果她这样做了，那么“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维多利亚女王并没有收到这封信。但不久之后，《泰晤士报》刊发了这封来信。结果，无知的外国人引来了许多无知的笑声。事实上，伦敦正在就鸦片贸易的邪恶性展开激烈的辩论，但涉及鸦片、茶叶、白银和棉纺织品的复杂贸易太有利可图了，英国人实在不愿放弃。

林则徐威胁要对广州的外国商人动武，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在洋行中工作的中国商人是外国商人的合作伙伴。因此，这些超级富有的中国商人成为林则徐首先恐吓的对象。他强令来自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人停止贩运鸦片，并上缴他们库存的鸦片。林则徐准备将这些收缴来的鸦片统统销毁。但洋商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他封锁了“洋行”的大门，并切断了食物供给。这些洋商发现，他们的仆人很快就弃他们而去了。之后，其中一些仆人再次出现，但此时他们已经成了中国士兵，在前主人的窗前挥刀舞枪地操练。此外，锣声彻夜响个不停，吵得洋商难以入睡。这种行为介于围困和扣押人质之间。之后，林则徐取得了迅速而完全的胜利。最后，主管商贸的英国官员向商人做出承诺，只要他们按照林则徐的要求悉数上缴鸦片，英国政府将赔偿他们的损失。于是，担心自身安全的商人选择了妥协。林则徐将收缴来的鸦片公开销毁。在近代的毒品销毁中，这次销烟行动做得非常干净彻底。之后，英国人离开广州，其中一些人乘船来到香港。

但林则徐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这场销烟运动牵扯到了英国官员，他曾向商人们承诺，英国将赔偿损失。对于这位官员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贸易摩擦，而且是一次政治上的挑衅。在伦敦的鸦片既得利益集团很容易煽动起一场战争。当时的报纸和议会辩论清楚地表明，很多人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了鸦片贸易的本质，以及为什么英国会对鸦片贸易“上瘾”，就像人们对鸦片上瘾一样。英国人对茶叶情有独钟，英国政府渴望获得税收。对于英国人来说，中国的毒品泛滥离他们实在是太遥远了，根本无需考虑在内。这本来是一场艰难、乏味，与道德无关的辩论。但英国臣民——他们等同于女王的仆人——所受的粗暴对待，以及来自林则徐不计后果的威胁，激起了人们的愤怒，这使争论逐渐变了味道。事关英国的利益？不，这关系着英国的荣誉。林则徐要求英国商人将鸦片走私船上的每一个人都交给当局。一旦交给中国，这些人很可能会被处死。林则徐的这种做法无助于解决问题。毫无疑问，林则徐会为他的胜利沾沾自喜。他认为上缴鸦片体现了英国的软弱，因此他对英国的态度非常强硬。中国人拥有一种自豪感，这是世人皆知的。

英国人也有一种自豪感。但两国的区别在于：中国陆军虽然勇敢，但仍在使用滑膛枪、长矛和弓箭；中国海军装备的是木质平底帆船，船上的大炮是被固定住的，因此不能进行瞄准。而英国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现代化陆军，由蒸汽动力驱动的炮艇组成了英国海军。“复仇女神”号军舰是一艘拥有铁壳的明轮船，拥有可怕的威力，被视为一条几乎不可能沉没的战舰。它也是英国海军最先进的军舰。

战争以双方一连串的挑衅、侮辱和谋杀开始，但当皇家海军大规模地出现在中国海岸线上之后，出现了一边倒的局势。英军封锁了珠江。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包括上海和南京——相继被攻占。中国军队一败再败。许多八旗兵相信，城市失守后他们将必死无疑，于是他们选择了自杀。在自杀前，他们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由农民组成的中国兵勇被英国人的滑膛枪打得溃不成军。此时，中国的皇帝公开指责林则徐“形同木偶”，之后将其革职拿问。最后，中国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内容包括：中国向英国支付巨额赔款，将五个港口开放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岛，之后香港岛成了英国的租界。当然，鸦片贸易合法地延续了下去。之后的两年里，在抵达香港的商船中，有四分之一都装载着鸦片。

这不但是清朝的灾难，也是中国的灾难。很快，一名来自中国南方的落魄读书人对已经动摇的皇权发起了挑战。与林则徐不同，这个人在科举考试中接连受挫。之后，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这个人叫洪秀全，他建立了一个名为“拜上帝会”的组织。洪秀全特别注意到了那些吸食鸦片上瘾的人。此时，吸毒上瘾的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全中国。他鼓励那些想要戒掉鸦片的瘾君子投身于一个主张禁烟的宗教政权。一半持大同思想，一半宗教狂热的洪秀全于 1851 年发动起义，随后起义军占领南京，南京出现了屠杀。洪秀全的政权持续了十余年。拜上帝会发动的起义被称为“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摧毁了中国中部地区，导致 2000 万人丧生。

在太平天国运动进行的过程中，英国和其他几个西方强国与清帝国又进行了一场战争。

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提到这场战争，人们就会想到英国军队焚毁了位于北京城外的圆明园，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死在中国人手里的英国俘虏报仇。圆明园不仅是一栋建筑，而是一大片地区，其中包括美轮美奂的宫殿、宝塔、亭台楼阁、藏书阁和园林，可谓中国艺术的宝库。外国军队火烧圆明园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文化损失。这相当于摧毁伦敦市中心所有的教堂、宫殿和博物馆，或将巴黎市中心夷为平地。林则徐认为，只要清除掉鸦片的流毒，中国就能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他并没有活到圆明园遭到焚毁的那天。皇帝赦免了他的罪，并派他去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林则徐在不经意间带来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但幸运的是，在看到这些之前，他就已经去世了。现代化从来就不被视为罪过。

既熟悉又陌生

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资本主义已经使世界上许多国家进入了现代化。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而且是势均力敌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首次较量——这就是为什么这场战争如此可怕。从多个角度来看，19 世纪末的世界就是今天世界的一个倒像。除了美国和法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君主国，而非共和国；与此同时，欧洲列强处于支配地位，亚洲已经在走下坡路。当时也没有相关的国际制度。种族主义相当普遍，人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那个时代与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世界都很开放、通讯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人口大规模地迁移、发明创造层出不穷，这创造出了新的消费经济，这种经济形式从一个大洲传播到了另一个大洲。

更便捷的旅行、铺设电报线和大众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结果，那就是思想得以迅速传播。当时出现了几个发明创造的中心。普鲁士在一场短暂却具有决定性的战争中击败了法国，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德国给予工程师、技术学校和大商人特殊的荣誉，并在短时间内涌现出了大量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涉及范围之广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主要工作于法兰克福和科隆的尼古劳斯·奥托发明了四冲程内燃机，所以他认为自己是 19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但另外两位发明家也逐渐赶了上来：一位是来自卡尔斯鲁厄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本茨，他制造了一辆以汽油为动力的三轮汽车，这就是“奔驰一号”。1885 年，这辆汽车获得了专利。之后，他又制造出一系列更大、动力更强的交通工具。另一位是巴伐利亚发明家鲁道夫·狄塞耳，他发明了柴油机。

之后，从美国到意大利，从奥地利到法国，从英国到瑞士，欧洲各国都参与了这股发明浪潮。个人和小公司争相改进燃料和设计——他们使用了新式的凸轮轴、冷却系统、转向系统、刹车和车体。克莱门特-庞阿尔的四轮车于 1894 年上路，它看上去可能更像现代的汽车（嗯，有一点像吧），但这种汽车很快就被超越了。

汽车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英国，之后迅速扩展到其他国家。德国有着精湛的技术、工程教育和传统工艺，这是德国成功的部分秘密。与美国和法国相似，德国拥有一套切实可行的专利制度，这个制度可以使本茨和奥托这样的人变得富有。（但贫穷的狄塞耳不善于经商，他花光了所有的钱，最后可能在英吉利海峡自杀身亡。）技术杂志和以多种形式进行的强劲出口推动了改进汽车的竞争。很快，汽车超越了早期的工业成果，如蒸汽动力驱动的火车和轮船。开始的时候，富人们购买汽车是为了炫耀，但汽车也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嘲笑，特别是当它们被出口到离发明地很远的地方（如澳大利亚或日本）时。

托马斯·爱迪生是美国最伟大的发明家，他的发明包括电灯泡、留声机和电影摄像机（在他名下大约有 1000 多项专利），他是大规模生产的狂热分子。作为可以塑造下一个世纪的人，爱迪生当然会与本茨保持竞争关系。亨利·福特是爱迪生手下的一名工程师，他来自一个英裔爱尔兰移民家庭。在爱迪生的鼓励下，福特创办了一家汽车制造公司。在经过若干次的挫折和失败之后，福特于 1908 年推出了 T 型汽车。这款汽车不但便宜，而且易于维修，易于驾驶，是一款大众化的汽车。报纸成了福特和其他汽车厂商新的宣传工具——它们为地方的和全国的汽车竞赛刊登广告，重点介绍那些著名的驾驶员，用尽了各种噱头。更重要的是，福特和他的员工在 1913 年逐渐建成了一条流水线，这条流水线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速度。流水线和福特的家长式作风——他开出的工资相对较高，但却对工会深恶痛绝——使“福特制”成了工业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代名词。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渴望得到非洲橡胶会产生什么结果（开始的时候，橡胶主要用于制造自行车轮胎，后来很快就被用于制造汽车轮胎），但福特时代的资本主义需要的东西更多——煤气、石油、各种矿产资源和钢铁。工业产品被卖到了欧洲、欧洲的殖民地、美国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但工业需要的原材料则来自更遥远的地区。这些发展使人类不再严重依靠马匹和肩扛手挑，并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更多的人能够更加自由地来来往往，他们被解放出来，可以进行更多的商业活动。当然，这些发明也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促进了石油开采，这对中东地区产生了特殊的政治影响。

然而，与便利出行相比，让人们吃饱饭似乎更加重要。因此，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比汽车更重要的发明是化肥。精耕细作的种植法势必会消耗土壤中的磷和氮，这会导致作物产量缓慢下降。人们从智利和秘鲁的悬崖峭壁上收集海鸟粪，并将其运到欧洲和美国，用来补充土壤里的氮；一位英格兰农民发明了人工合成的磷酸肥，这种肥料也可以保持土壤的肥力。但直到 1908 年，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才研究出用氨从空气中提取氮的方法，这项发明使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哈伯也是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德军研发了毒气。但他也是个犹太人，当纳粹掌权后，他不得不逃往英国。因此，哈伯是个矛盾的人。但据说，人工肥料多养活了 20 亿人，这使哈伯成为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然而，就短期而言，另外几位德国人对世界的影响足以与他匹敌。

来自柏林的快乐小伙

哪种人可以最好地诠释 20 世纪初期的历史？不是军人，尽管当时爆发了多场战争。不是职业革命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福特或爱迪生。上面这些都不对。从在印度工作的英国人到法国的殖民地官员，再到列宁的苏俄和奉行资本主义的美国，那个时代最有特点的声音是钢笔在纸上书写时所发出的沙沙声和打字机发出的噼噼啪啪声。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官僚。在这个时代，专职的行政人员每天乘坐无轨电车上班，成摞的公文正在等着他们。在办公室里，他们挂上大衣，点燃一支香烟，之后坐在桌子旁，核算税收收入，计算逮捕了多少位革命人士，或撰写一份关于伤寒病的报告。无论是在加尔各答的纱窗后工作，还是在莫斯科结冰的窗户旁工作，他们最希望得到的就是升职。

中国的官僚系统曾以两件事闻名，一是一丝不苟的文书，二是公正又似乎有些无情的管理。但到了 19 世纪晚期，经济发达的西方已经赶上了中国。国家的实力正在快速增强。在英国，戴维·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计划创建国家退休金和国家保险。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大臣推动现代化和教育快速发展。在服务于现代化方面，没有哪个国家的官僚机构比得上德国，柏林的行政系统不但完善，而且非常专业。通过战争和扩大有利于贸易的关税同盟，首相俾斯麦统一了德国。之后，他又将这个国家改造成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福利国家。德国官场非常有名，其中总弥漫着一股浓郁的军事气息。但官场与军队也存在差别：强悍的普鲁士军团基本上是由贵族主导的；而官僚机构不同，即使是平民也可以在铺着木地板的德国办公机构里平步青云。

阿图尔·齐默尔曼是最完美的新派人士之一。他是一个热诚而令人感到亲切的人，谦逊、做事有效率、不知疲倦。1916 年，美国驻柏林大使将齐默尔曼描述成“一个非常快乐的高个儿德国人”。《纽约时报》将齐默尔曼升任德国外交大臣视为“平民”的胜利。他进入了一个原先由容克贵族阶层控制的世界，这些贵族的名字里都会有“冯”这个字。齐默尔曼来自中产阶级，他是“一个高大，面色红润，拥有一张四方脸的快乐单身汉，58 岁的年纪，长着一对蓝眼睛，略带红色的金发和浓密的胡须”。38齐默尔曼在普鲁士出生，但现在，他出生的地方已经归属波兰。在任职于柏林的领事部门之前，他曾经学习法律，希望成为一名律师。他曾经在中国看到过政府镇压起义。凭借着努力工作、办事效率和服从精神，齐默尔曼从基层做起，一步步成为高官。尽管身居高位，但他看上去仍然爽快、直率、做事懂得变通。他经常炫耀在决斗时留下的伤疤，每一个雄心勃勃的德国男人都会这么做。1902 年，他进入德国驻外事务处，之后继续高升。他总是笔耕不辍，他的建议总是非常合理。

然而，在他那代人中，齐默尔曼也是破坏性最大的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负责将美国拖入战争。在战争结束后，他又试图破坏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主导的和平条约。他煽动爱尔兰发起“复活节起义”，这场起义导致了大量的伤亡。他还试图利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圣战”运动牵制英国，但幸运的是，他没有成功。在齐默尔曼的谋划下，德国决定将革命领袖列宁送上开往俄国的火车，德国希望他的革命活动能够削弱俄国。这项计划无疑是成功了。但在列宁到达俄国之前，没人相信他会带领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威胁到刚刚在二月革命中推翻沙皇独裁统治的俄国临时政府，并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

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认为，“在贵族主宰的外交部里，齐默尔曼是个凭借自身努力而取得成功的人”，“与德国皇帝相比，霍亨索伦家族对他的影响更大。因为他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渴望获得正统地位。借助统治精英的力量进入贵族圈子似乎更加容易”。39塔奇曼的观点是正确的。处于边缘的人努力地向中心挤，因此他们变得非常圆滑，这在公共机构中很常见，从各国政府到国际银行无一例外。齐默尔曼升任德国外交大臣的时候，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关键节点。当时，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德国正在进行一场豪赌。此时，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贵族化的军事独裁政权。齐默尔曼之所以平步青云，不是因为他是个民主人士或有思想的人，而是因为他能够控制住内部的局势。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场赌博以失败告终。1914 年，德国迅速攻入法国，但未能拿下巴黎。德国人觉得非常焦急，因为他们离目标只有 43 英里。在此时此地，战争其实已经终结了。另一方面，一支规模不大的英国远征军与孤注一掷的法国军队和比利时军队站在了一起，他们抵挡住了德军的进攻。到了 1915 年，交战双方沿着一条长长的堑壕形成了僵持，这条堑壕从北海一直延伸到瑞士。很明显，包括巨炮、机枪、毒气和铁丝网在内的战争新模式更有利于防守，而不是进攻。没人能突破对方的防线。尽管德军在东线战场上给予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俄军一次次沉重的打击，但德国却遭到了协约国的海上封锁。事实上，德国不可能永无休止地抵抗下去。

尽管如此，德国还有一个能战胜人力资源丰富、工业发达的大英帝国的方法，那就是切断能源、食品和原材料的供给，从而困死英国。这个方案完全可行。虽然海战不如陆战那么具有决定性，但德国的 U 型潜艇编队却发挥了令人惊叹的作用，它们击沉了很多商船，确实有机会逼英国求和。此时，英国皇家海军对潜艇战束手无策，大西洋成了船舶的墓地。但德国也面临着问题：为了达到完全封锁英国的目的，他们的 U 型潜艇要击沉每一艘开往英国港口或法国港口的船，其中也包括来自中立国的船。在这些中立船只中，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商船。直到此时，美国一直避免卷入战争。但“无限制”潜艇战激怒了美国民众，坚决反对战争的威尔逊总统对德宣战。然而，如果德国的 U 型潜艇能在足够短的时间里击沉足够多的船只，那么英国或许在美国施以援手之前就已经崩溃了，战争也会随之结束。这种竞赛就是这场博弈的本质。

齐默尔曼想出了一条妙计。如果美国对德宣战，那么为什么不游说墨西哥从南面进攻美国呢？倘若能使日本持反美立场，那么华盛顿将会更加忧心忡忡。尽管日本已经加入了协约国，但德国可以劝说日本改变立场。在珍珠港事件前的几十年，日本和美国已经成了太平洋上的竞争对手，美国舆论经常对“黄祸”表示担忧。到了 1915 年和 1916 年，美国确实担心德日两国将通过签订新条约的方式“走到一起”，这两个国家的联合将对民主国家构成威胁。1913 年，日本曾向墨西哥独裁者韦尔塔将军出售武器。1914 年 4 月，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为争夺一条德国军火船，美墨两国在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港展开激战，结果导致约 200 人死亡。美国在上一个世纪占领了大片的墨西哥领土，这引发了人们的愤怒。尽管政治斗争撕裂了墨西哥，但由愤怒引发的爱国之情却将墨西哥人团结在了一起，国内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柏林看到了这点，这种反美情绪仿佛就是一堆干柴。

齐默尔曼开始行动了。1917 年 1 月，他向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冯·伯恩斯托夫伯爵多次拍发密信，告诉他德国将于 2 月 1 日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并让他通过德国驻墨西哥城大使海因里希·冯·埃克哈特向墨西哥传递一条更加激动人心的消息。这条消息的部分内容如下：“我们一同发动战争，一同缔造和平。德国将给予墨西哥慷慨的财政援助和理解，帮助墨西哥收复之前失去的领土，包括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德国进一步劝说日本对抗美国，并告诉日本，德国潜艇“将在几个月内迫使英国求和”。

但柏林不知道的是，英国海军情报局早已破译了德国的外交密码。在德国大使读到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之前，伦敦就已经获悉了密电的内容。威尔逊总统仍在极力避免参战，但当他和美国民众得知德国的图谋后，要求参战的呼声变得难以抑制。英国情报机关用复杂的方法证实了消息的真实性，之后将“齐默尔曼电报”转给了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外交官，随后外交官又将其发给了白宫。

在美国，全国上下一下子闹翻了天。威尔逊首先将这些消息告诉了参议员和众议员，之后又透露给了媒体。德裔美国人和持反战立场的政党被惊得哑口无言，但他们很快做出反应，认为德国、墨西哥、日本联合攻击美国的阴谋听起来太匪夷所思了，这一定是英国人捏造的。许多上岁数的美国政客和作家对大英帝国一点好感都没有，他们宣称这一定是假消息，并对伦敦的伎俩冷嘲热讽。即便到了大战末期这个阶段，美国人仍然顾虑重重，不愿迅速介入战争。但他们没有料到齐默尔曼的阴谋。两天后，在柏林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为了减少不良影响，一位暗中受雇于德国的美国记者向齐默尔曼提问。“当然，阁下将会否认这件事。”记者说。“我不会否认，”齐默尔曼回答，“这是真的。”

美国人对“普鲁士的入侵阴谋”感到担忧；美国的报纸警告他们的读者，“一大群墨西哥人正在德国军官的率领下扑向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与此同时，日本将要占领加利福尼亚，并将其“东方化”。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美国于 1917 年 4 月宣布参战。40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发挥了致命的作用，确实将英国推到了悬崖边上：在几周之内，英国将用光石油和其他至关重要的物资，其中包括粮食。到了后期，只有“护航制度”才能拯救危局。就在此时，美国将一船船的士兵运到了欧洲。德国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希望能打破“西线战场”的僵局，但它却输掉了这场豪赌。阿图尔·齐默尔曼，这位亲切的中产阶级官员，必须为此事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巴巴拉·塔奇曼认为，美国参与了战争，“但参战的时间已经很晚了，如果我们推迟参战的时间，协约国或许会被迫求和。从某种角度讲，齐默尔曼电报改变了历史进程……在世界事务中，这充其量只是德国大臣制定的一个小阴谋。但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曾经的纯真就会结束”。41

如果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内容，那么齐默尔曼本已经可以对他那个世纪产生非凡的影响了。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内容。作为外交部部长，齐默尔曼还参与了一项针对沙皇俄国的秘密计划，这项计划却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甚至是全面崩溃。一旦俄国求和，东线战场的德军将会被调往西线战场，并在西线战场“孤注一掷”。这是德国的战略方针，也是齐默尔曼希望看到的结果。但这却引来了更大的麻烦，比搞砸了联墨抗美还麻烦。

1917 年早春，瑞士的苏黎世挤满了躲避战争的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爱尔兰人和俄国人。这些人中包括著名作曲家布索尼、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斯蒂芬·茨威格和罗曼·罗兰，以及一些立场温和的作乱者和革命家。其中一位革命家来自一个小贵族家庭，他是一个看上去很安静的人，与妻子和一位女助手住在一起。他将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在公共图书馆读书，或去瑞士的森林和山区做长距离的散步。他始终没有一份工作, 除了 1905 年的几个月之外,他一直在俄罗斯之外的国家生活了 17 年。在此期间，他将主要精力花在辩论上——他就政治议题与左翼思想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展开了激烈辩论。他不听古典音乐，因为古典音乐会使他感到软弱和伤感；他也很少使用文学化的语言，他的写作风格像铅一样沉重。他为自己起了一个革命化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与其他共产党领袖一样，列宁对发生在圣彼得堡（当时已被改名为彼得格勒）的“二月革命”感到惊讶。对于沙皇和他的政权而言，这场世界大战是灾难性的。德国军队彻底击败了数量庞大但装备落后的俄国军队。城市中日益严重的食物短缺（包括面包）使普通士兵备受煎熬。沙皇尼古拉二世罢免了多位称职的大臣，失去了军官们的忠诚，对任何一项改革建议都充耳不闻。尽管列宁认为这次战争将带来某种形式的危机，但他还是担心自己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场真正的革命。因此，当一位年轻的波兰邻居告诉他，有四个团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加入了罢工的工人和抗议的妇女，并掀起了一场全面起义的时候，列宁在感到高兴之余，还感到了惊讶和不安。

列宁必须返回俄国。他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刻，但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却身处几千英里之外，而且大战的局势依然胶着。列宁得到了“多数派”或“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是一群俄国共产党员，他们坚持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中选边站。但在德国、法国、英国和俄国，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完全被爱国主义情绪支配了，将对本国政府的敌意抛到了九霄云外。对于列宁来说，这场战争就是穷人在富人驱使下相互攻击，因此这是一场令人厌恶的战争。这场战争威胁着千家万户——作为俄国人，列宁希望看到俄国战败。

列宁认为，战争唯一的好处是严重地动摇了那些“资产阶级”国家和沙皇俄国；在这些国家遭到严重削弱后，将会出现一场真正的战争——工人发动起义反抗资本家。这一切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了。但这场业已爆发的俄国革命并不是由列宁领导的，此时彼得格勒的工人苏维埃中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认为苏维埃应该与由自由主义改革者和温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临时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尽管彼得格勒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骚乱，出现了无法律、无秩序的状况，但两个政权尚能合作共处。沙皇的退位使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弥漫着乐观的情绪，这些国家认为，新组建的政府应该会增强——而不是削弱——俄国继续参战的愿望。

另一方面，齐默尔曼、德国皇帝和德军最高统帅部则对此表示担忧。他们希望俄国出现快速且较为彻底的崩溃。出于其他原因，列宁也希望俄国出现这种局面。柏林帮助列宁返回彼得格勒是个明智之举吗？俄国革命家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和英国保守党成员温斯顿·丘吉尔持相似的观点。李维诺夫认为，德国人需要在美国人到达欧洲前打败俄军：“客观地讲，我们的作用类似于将杆菌传入东方。”他日后说。丘吉尔评论道，德国人（他的朋友齐默尔曼在其中至关重要）带着一丝敬畏感将“那件最可怕的武器瞄准了俄国。他们用密封列车将列宁送回国，就好像是将致病的杆菌从瑞士送到俄国。”当听到这位苏黎世邻居的新闻后，詹姆斯·乔伊斯将列宁比喻成了德国的特洛伊木马。每一位参与此事的人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一位德国将军将列宁比喻成了毒气。42

所谓的“密封列车”实际上是一节普通的德国火车。车厢外面做着标记，以便避开海关；此外，还可以制造这样一个借口：这位危险的俄国革命家的脚从未碰到过德国的土地。这列火车的二等车厢里还坐着许多革命者，他们享受着美味的德国食物，坚称只有厕所里才能吸烟。与此同时，列宁和他的助手们一路上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写着什么，他们穿过德国和中立的瑞典之后，到达了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齐默尔曼的外交部和鲁登道夫的最高统帅部对列宁回国寄以厚望，倘若瑞典当局不许列宁过境的话，他们就打算让他从德军前线阵地通过。

列宁没有让他们失望。在火车上，他已经拟定了回国后的计划，其中包括：不与临时政府合作，立刻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苏维埃掌握权力，工兵代表苏维埃当然要由他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其间，除了将列宁领导的革命者送回国之外，德国还为他们提供了一部分资金，但在火车站欢呼的群众并不知道这些。现在，“杆菌”已经运抵目的地了。

那时，在俄国首都，共产党阵营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代之后才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你不能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当温和派将俄国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任务应该是等待，以及教育和发动群众。列宁传来了绝不妥协的信息，这使他们感到震惊。震惊之余，他们发出了讽刺和质疑之声。

俄国已经到达了沸点，列宁力排众议，发动了一场旨在巩固革命成果的内战。伴随着示威和深夜会议，临时政府在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决定继续同德国作战。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是一位温和的社会党领导人，他的父亲曾是列宁就读中学的老师。他是那种可以将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和临时政府融合在一起的人。克伦斯基成了政府的总理，他试图团结军队，宣布俄罗斯成为一个共和国，他自己则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就克伦斯基的口才和精力而言，他领导军队的能力并不比沙皇强。军队已经心灰意冷，军人们不愿再战斗下去。在列宁的领导和魅力感召下，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他们的关键时刻和斗争方式。“十月革命”向人们许诺面包与和平。革命爆发后，俄国与德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组建了由列宁领导的中央政府。随后，俄国又爆发了内战，出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

在送列宁回国这件事上，齐默尔曼只是关键人物中的一个——德国皇帝威廉对此事表示同意，军事将领鲁登道夫也介入了此事。我们不知道列宁是否可以找到其他回国的方法，尽管我们看不出还有其他方法；不知道如果他不回彼得格勒，那里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如果他推迟回国，错过了 1917 年中的几个重要月份，俄国将会发生什么。或许其他人会推翻临时政府，或者俄国将陷入专制和由其他原因导致的内战。据此，按照苏格兰法律的规定，这件事将以“证据不足”结案。

然而，列宁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自信，有超凡的人格魅力，是个威严、做事专注的领导人。他确实比他的对手更令人钦佩。列宁令人感到敬畏，喜欢辩论，他将少数派的革命者团结在了一起。他很少采用折中方案，从不畏缩。列宁是另一个罗伯斯庇尔，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他建立了“契卡”，目的是肃清反革命分子，斯大林则完善了“契卡”。当然，他们两个人都会雇佣一些工作努力、关心国事的官员。但这些和蔼可亲的官员也关心自己的升迁，平时喜欢喝一杯，希望获得归属感。或许，阿图尔·齐默尔曼就非常符合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