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自由的梦想
从 1609 年到 1796 年：
启蒙与革命，从印度到加勒比
资本主义在发挥作用，但只有少数欧洲城镇中的少数幸运儿才能从中获益。绝大多数人——即便他们生活在欧洲——都没有感受到巨变。生活还在继续。人们仍然未能摆脱自古以来的种种限制：例如，粮食产量的多寡、木头和煤炭燃烧产生的能量的多寡、可以使用的畜力的多寡、能够利用的风能和水能的多寡，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人类付出的艰苦劳动的多寡。尽管当时新出现了一些奢侈品，但人们主要还是生活在乡村，讲述着古老的故事，恪守着传统的信仰。
在澳大利亚、太平洋诸岛、波斯、奥斯曼帝国、朝鲜、日本、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印度、北美、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人们根本感受不到任何变化。他们各自的传统差异极大，从石器时代的狩猎活动到帝国时代的治理技艺都囊括其中。但是，这些社会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更谈不上加速发展了。在世界各地，大多数人都是自耕农，他们的生活圈子仅涉及临近的一两个村庄。他们对发生在生活圈以外的事知之甚少。即便有所耳闻，恐怕也是一年多前发生的旧事了。在东欧，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农奴，他们被法律束缚在土地上，充其量只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在说盖尔语的苏格兰、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北部，人们生活在宗族和血亲组织中，与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联系。大多数欧洲人要么说着异于统治民族的语言，要么说着都城中人理解不了的各种方言。
一些欧洲人也想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搅乱，正如他们在美洲、香料群岛和西非部分地区所做的那样。一些土著民族已是在劫难逃。他们对外来传染病缺乏免疫力，其武器和组织水平也使他们很难抵挡欧洲人的入侵。但在 1600 年，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世界其他地区会无法在短时间内赶上英国、荷兰和法国。的确，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和中国的清王朝看上去更发达——它们更富有，更庞大，也更自信。欧洲人似乎没有取胜的把握。那么，是什么打破了平衡呢？
我们已经看到某一地区的微小变革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局地变革体现在政治方面。它首先出现在英国，这是一种毫无计划性的变革。如果当时统治英国的不是软弱无力且固执己见的斯图亚特王朝——英国最差的王朝之一，英国人或许到 18 世纪还在听命于专制君主。但糟糕的王权、政治和宗教上的分歧导致革命爆发。这场革命分为两个阶段，英国最终出现了一种新型政府。首先，桀骜不驯的议员推翻了国王，将其送上断头台。之后，继任的国王不但缺乏能力，而且在宗教上也让人充满疑虑。他的出逃更使议员们忧心忡忡。于是，他们邀请了一对夫妻来做国王，但议会的地位已明显高于国王的地位了。
这不是民主，但却使英国的富裕阶层迅速地获得了权力。这场革命证明了两点：第一，民众不可能对任何一位统治者都俯首帖耳；第二，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在这种新型国家里，人们可以拥有各种权利，不必惧怕统治者，可以自由地思考，自由地生活。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荷兰，但英国的政治变革的影响更加深远。这场变革使英国成为一块磁铁，对欧洲各地的少数派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其中就包括法国的新教徒。这场变革还使英国变成了言论自由的国家，人们可以在公开场合畅所欲言。这种局面激励了欧洲思想家，特别是身处法国的思想家。
但是，英国在北美的 13 块殖民地却以最具戏剧性的方式接续了这场政治实验。它们将英国改革家的思想付诸实践，建立了一个以选举、权利和成文宪法为基础的国家。这不是单纯地改变轨迹，而是在改变规则。不过，当时的人们尚不能完全理解这一事件的影响力。
这一事件引发了一场争论：如何在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之间保持平衡？时至今日，北京和华盛顿、莫斯科和布鲁塞尔仍然没有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成功的国家并非一成不变。保守主义、部落智慧、激进主义或新兴思想之间会爆发残酷的拉锯战，这是所有成功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部落智慧确实很重要，是历史累积的经验、覆辙和策略，是政治体制的长期积淀。但是，如果不接受挑战，这种智慧就会僵化。英国的政治革命及其后发生在美国的政治革命鼓励人们在不破坏国家的大前提下改变均势。在法国，保守的君主政体轰然倒塌，革命者试图与“历史”完全划清界限，在激进的质疑或“理性”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现在”。
与欧洲大部分地区相比，英美的政治实验使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思想家可以更自由地阐述思想；使实验者和投资者能够在能源使用上和制造业领域取得突破，我们将这种突破称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西方”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我们这个时代。当然，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就那个时代而言，如何平衡智慧与挑战，如何对待新旧事物，英美的政治实验给出了较为合理的答案。专制主义是另一个时髦的观念。按照这种观点，一位英明、谨慎、活力充沛的领导人能使国家免于陷入崩溃和混乱的旋涡。在今天的世界，那些非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仍然在疯狂地鼓吹这种观点，他们只不过给专制主义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
“但它的确在动”
1609 年 8 月的一天，在威尼斯总督府的学会大厅——这是世界上装潢得最华美的房间之一，一位健谈的红胡子男子引起了一阵骚动。这位男子递给威尼斯总督——这个最尊贵的共和国的统治者身边站满了顾问和海军将领——一支裹着皮革的管子。在经过一阵喧哗的提问和回答之后，所有人都走出总督府，穿过广场，来到威尼斯最宏伟的教堂圣马可教堂。然后，他们走上了教堂的塔楼。总督透过那根管子向下看，其余人也都逐一这样做了。数英里之外的建筑出现在他们眼前，看上去熠熠生辉。总督和他身边的人还看到了附近的岛屿。在岛上，人们正在走进教堂。他们还看到了海上的帆船，离威尼斯还有两个多小时航程的船舶居然清晰可见。他们手里的这样东西既是一件军事用品，又是一件实用的工具。带来这个物件的人受到了重赏。
这位男子名叫伽利略·伽利雷，是来自比萨的数学家，正在威尼斯讲学。当时，佛兰德斯的眼镜工匠已经发明了望远镜，一位贫穷的荷兰人将其从佛兰德斯带到意大利，希望借此发笔财。受到启发后，伽利略在镜片上又花费了很大工夫，使望远镜的性能得到很大提高。他将望远镜当作礼物送给威尼斯总督，这实在是精明之举。随后，他返回位于帕多瓦附近的工作室，要制造效果更好的望远镜。在不久之前，他曾举起望远镜瞭望夜空。
伽利略以高谈阔论、充满活力、求知欲强而闻名于世，他喜欢挑战传统思想，其研究都颇具实用性。他和各地的统治者谈论火器的发射、防御工事的修筑，以及如何抽干积水。此外，他还发明了一款军用罗盘。亚里士多德在大约 2000 年前提出的学说对基督教的自然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伽利略却对广泛接受的思想提出质疑。在一本书中，一名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问伽利略，如果抛弃希腊先贤，谁来指导人类？伽利略反驳说：“只有盲人才需要指导。有眼睛和有思想的人必须利用这些能力自己寻找答案。”1这两句话完美地体现出伽利略对实用科学和实验科学的热情。
60 多年前，博学多才的波兰人尼古拉·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对《创世记》中关于地球位置的正统说法提出挑战。这项重大突破使许多神职人员、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感到震惊。天主教会并未立刻反驳“日心说”，尽管这种说法与普遍接受的观点相互矛盾。按照传统观点，上帝将太阳、月亮和星星分别放在蛋壳状的外层空间，用来指引和帮助人类。开始的时候，人们曾就这一新观点是否符合《圣经》展开争论。但争论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乔尔丹诺·布鲁诺是一位激进的修士，他一生都在以一种反传统的方式进行思考。最后，他因发表“异端邪说”而被控犯有多项罪名，其中包括：太阳是一颗恒星，宇宙是无限的。他被判有罪。为了不让他说话，布鲁诺的舌头上被钉了一颗铁钉子。1600 年，布鲁诺在罗马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
伽利略对人类智慧的乐观和布鲁诺的遭遇形成巨大反差，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知识的复兴并未带来技术的突破，以及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 18 世纪的英国，而不是 17 世纪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事情发生的实际顺序。我们完全同意，资本主义带来的飞跃不会出现得更早。但这很奇怪。因为意大利和南欧许多地方都沉浸在文艺复兴的思想中，关于会计、银行和小型工程的专业知识也取得了发展，这些都应该促进社会发展，而非使社会发展停滞。
“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很有用的词语。从 13 世纪晚期到 16 世纪，欧洲确实出现了对古典文明的再发现及新兴趣，但最令人感兴趣的成就都是全新的。因此，当时主要是“兴”，而不是“复兴”。到 15 世纪，意大利北部（也包括欧洲北部）具备了文化腾飞的大部分条件。欧洲的第一批大学为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提供了生动活泼的教育。印刷术的普及加速了思想和观点的传播。拉丁语成为通用语言。强国间展开了竞争，如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有时候，它们也会走向战争。为获得战争优势，相互敌对的统治者和军队都非常重视数学、弹道学、光学和医学，于是这些学科获得快速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莱昂纳多·达·芬奇，他对防御工事和新武器抱有很高的热情。
在著名的发明家之下，存在一个实力雄厚的技工阶层，其中包括各种工匠和设计师。他们可以为枪炮、时钟、眼镜和各种动力装置生产部件，这些动力装置能够用来挖掘、抬举重物和抽水。行会制定了专业标准，通用的度量衡得到普及。充满活力的贸易网使意大利人接触到了最新的思想，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新闻。现在，长途贸易成为可能，贸易的发展为意大利带来一套相对复杂的金融体系。与以前相比，意大利的思想家、发明家和艺术家有更多选择。当时有这样一些人，为获得更好的待遇，他们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就像现代学者为工资而不断跳槽一样。伽利略就是其中一员。我们甚至发现了工业生产的萌芽。威尼斯著名的军械库拥有 1.6 万名工人，组织严密。威尼斯共和国可以用预制部件在一天内生产出装备齐全的战船或商船。要是在欧洲其他地区，生产同样一艘船大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尽管是孤例，但这仍然表明，16 世纪的意大利人已经具备了 20 世纪制造商的组织能力。
看一眼欧洲，你或许会做出一个合理的预测：从农业文明和贵族文明发展到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巨大进步将开始于波河流域，而不是一个半世纪后的特伦托河流域或亚耳河流域。受过良好教育的意大利人精力充沛，有竞争力，求知欲旺盛，财富充足。他们的求知欲主要体现在探索自然界和利用技术控制自然界。今天，我们提到文艺复兴时首先会想到艺术，而不是科学或商业。但是，看看莱昂纳多·达·芬奇，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的艺术、科学和商业密不可分。意大利和荷兰的其他画家发现了透视、颜色、距离、光线和人体构造，这证明他们是认真严肃、持之以恒、善于分析的观察者。他们也是技艺精湛的工匠和业余的化学家。他们会收集各种颜料，然后将其磨碎、混合，使颜色变淡和变浓。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要确保颜色的鲜活和纯净。为了看得更清楚，许多人会使用由毛玻璃制成的透镜。
尽管伽利略观察的事物更多，但他的观察却比以往任何人都更仔细。那么，除了用透镜和理性的力量观察事物之外，他还做了什么？伽利略被称为“科学”之父，但他或许并不理解“科学”这个词。伽利略的父亲是一位音乐家，是歌剧的早期探索者；伽利略着迷于音乐背后的物理现象，正如同他着迷于但丁笔下的地狱的比例关系一样。从感觉上来说，伽利略的世界更贴近于启蒙运动的世界和早期工业革命的世界。
不同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权威压制之下。这里说的权威不仅指那些专制的地方统治者，而且指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在伽利略的时代，这种力量比之前更残酷。天主教世界利用古典学问的复兴来支撑自己的权威。在他们眼中，柏拉图成为某种先知，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亚里士多德成为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支柱；托勒密成了《圣经》宇宙观的支持者。就连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也被重新解释成基督教寓言。但丁不但对身为异教徒的西塞罗颇有研究，而且在描绘基督教的地狱时，还借鉴了异教徒维吉尔的作品。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是热那亚博学的建筑师，他研究了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和古罗马城遗址（以及阿拉伯人的光学）。但是，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教士，用其所学知识修建基督教的教堂，例如佛罗伦萨华美的圣玛利亚大教堂。
米开朗基罗对古典学问也有很深造诣。从古代开始，巨大的雕塑《拉奥孔》——他全身被蛇缠绕，肌肉因痛苦而变得扭曲——就一直埋于地下。当这尊雕塑从埃斯奎利诺山的一处葡萄园被挖掘出来时，米开朗基罗赶忙跑去观看（有人认为这尊雕塑是他伪造的，并因此对他提出指控）。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塑造了一个身材魁梧、作沉思状的希腊巨人。除此之外，他还是犹太裔基督徒心中的英雄。文艺复兴一次次地为基督教文化披上古罗马的长袍，使古典哲学为教皇服务。人们因此创造了许多最伟大的作品。但另一方面，这也限制了科学的发展。
伽利略首先利用望远镜研究月亮，之后是木星的卫星，再往后是散布在宇宙中、之前用肉眼看不到的恒星。研究结果充分表明，托勒密的天动学说是不成立的，他相信自己能赢得梵蒂冈教廷的支持。伽利略与梵蒂冈的重要思想家进行了严肃的长谈，其中包括当时的枢机主教罗伯特·贝拉明（后来他被封为圣人）。当时，贝拉明为反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许多思想支持。但并非只有布鲁诺会遭遇到那样的命运。这不仅是天文学问题，还威胁到了天主教的正统教义。对教会来说，他们的思想无异于犯罪。因此，伽利略变得格外小心。
威尼斯修士保罗·萨尔皮是伽利略的密友。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政治家。在愤世嫉俗而又讲求实利的威尼斯共和国，他领导了一场反对教廷的运动，因为他认为教皇不应拥有最高权威。此外，为了使威尼斯在世俗事务上获得自主权，他也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作为回击，教皇保罗五世将威尼斯总督和所有官员都逐出教会。这等于给站在反教会第一线的人当头一棒。一位曾为伽利略作传的作家这样写道：“在承认教皇的权威之前，威尼斯共和国中的所有人都和基督教会失去了联系……洗礼和葬礼都终止了。婚姻被宣布无效，孩子被宣布为私生子。丈夫可以抛弃他们的妻子，孩子也无须听命于父母。”2尽管最后做出妥协，但萨尔皮还是被耶稣会士逐出威尼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一天晚上，萨尔皮遭到暗杀。他被一把细长的匕首连刺 15 下，最后一下刺进了他的头颅。
难以置信的是，在袭击他的人逃往教皇国之后，萨尔皮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这次暗杀表明梵蒂冈强迫民众服从教会的决心。在新教改革和各种新思想的威胁下，教皇的激进活动持续了几十年。好斗的教廷坚持认为，人们应该绝对服从教会，而且越来越强调正统教义不容侵犯。
从整体上看，伽利略并不贪心，他离开相对安全的威尼斯，回到佛罗伦萨工作。伽利略的言论很有煽动性，而且他又喜欢与人辩论；另一方面，反对他的宗教势力也在积蓄力量。但他总能通过交流来摆脱麻烦。1616 年 2 月 26 日，枢机主教贝拉明召见他，要求他必须承诺放弃“日心说”，在书面上和言语上都不持有、不教授、不捍卫这种观点。伽利略表示同意。但他轻率地认为，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最后通牒。与此同时，哥白尼的所有著作都上了梵蒂冈的禁书目录。
由于疾病和年龄的原因，伽利略沉默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之后又再次发起攻击：倔强的性格和与无知教士进行辩论的爱好使他难逃厄运。1632 年，伽利略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在这本书中，他嘲笑了新教皇（他从前的朋友）的观点。此时，有人以严刑拷打和活活烧死威胁伽利略。经过漫长而严酷的审问，他最终选择放弃，声明地球并不是围绕太阳转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因“极有可能宣传异端邪说”而受到指控。据说，在公开宣布放弃自己的学说之后，伽利略仍然心中不服，他小声嘟囔道：“但它的确在动。”他被判处监禁，先是被囚禁在罗马，之后被囚禁在托斯卡纳的家中。在那里，他依然笔耕不辍。
如果思想家们不得不“放弃、谴责、厌恶”他们从物理世界得出的结论，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就不可能产生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拥有制造商、思想家和银行家，以及有助于国家腾飞的竞争力，但那里也有宗教法庭。可悲的是，欧洲北部地区尽管气候更加宜人，但在当时，那里却缺乏意大利北部地区的活力。在北方，人们很快就将伽利略与发现新世界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相提并论，但与后者相比，他是一位手上没有沾染鲜血、拥有更重要发现的探险家。老年的伽利略被软禁在家中，濒临失明和死亡。但荷兰人仍想花钱请他研究在海上确定经度的方法——对海上航行安全来说，这至关重要。荷兰人极力吹捧他，希望他能接下这份工作，但尴尬的天主教会却禁止他挣荷兰人的钱。若干年后，荷兰人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破解了这个难题。之后，英国人约翰·哈里森改进了惠更斯的方法。
在 1835 年之前，倡导哥白尼学说的著作仍然在梵蒂冈的禁书目录上。3启蒙的力量及其对人类历史革命性的影响都体现在了比意大利更靠北的地区。
专制主义及其敌人
下一个主宰欧洲的主要观念是集权化和现代化的君主制——“专制主义”。这是一种相当乏味的观念，装饰了许多宝石和丑闻。半数的欧洲都城中仍保有宫殿、拱门，以及为统治这个国家的专制主义王朝竖立的其他纪念物。在西方历史上，许多最有异国色彩的重要人物都是这一时期的专制主义君主，如沙俄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彼得大帝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地方特权、公民权、征税、各种传统，以及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各种特许权引发了社会动荡。“专制主义”的最大野心就是以国王的名义结束混乱局面，由国王替代一个效率高、组织严的中央机构。国王可以修缮道路，挖掘运河，为常备军征税，为所有臣民制定可靠的法律。“国家？朕即国家。”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如是说道。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各省的贵族地主和神职人员都拥有古老的半自治权。路易十四和效仿他的统治者们努力破坏这种自治权的基础，他们修建了令人着迷的宫殿，用来震撼、恫吓和诱惑地方诸侯。他们在许多方面为即将形成的民族国家打下了基础。除法国外，还有两个家族是最独断专行的专制主义者，一个是沙俄的罗曼诺夫家族，他们营建了新首都圣彼得堡，将自己塑造成西方统治者的典范；另一个是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关于他们的情况我们稍后会介绍。但在那个时代，波旁家族（路易十四所属的家族）的最大竞争对手是哈布斯堡家族，后者的管辖范围更大，而且控制着西班牙。
这个高贵的家族是联姻的产物，而不是领地合并的产物。哈布斯堡家族起源于瑞士。中世纪时，他们的权力扩展到了德意志中部地区，成为奥地利的统治者。几个世纪以来，哈布斯堡家族与卢森堡人、亚盖洛王朝始终保持竞争关系。但很幸运，哈布斯堡家族最终吞并了勃艮第、低地国家和中欧的部分地区，这小部分要归功于战争，大部分要归功于联姻。总之，在 1438 年之后的大约 300 年间，神圣罗马帝国的所有皇帝都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他们都想成为德意志的恺撒。在 15 世纪末，他们获得了西班牙和匈牙利的土地，并将势力拓展到意大利。哈布斯堡家族成为除教皇之外欧洲最重要的权力来源。
但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并不是成熟的专制主义。这个家族源于中世纪混乱的家族政治，从未提出过任何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权力理论。在帝国的大本营，如马德里的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和之后兴建的位于维也纳的华丽宫殿，统治者既无法榨取日耳曼人、西班牙人或荷兰人的财富，也无法获得他们的支持，而波旁家族在法国人身上做到了这一点。哈布斯堡王朝的战线太多，领地也太多，因此未能形成建立单一帝国的观念。16 世纪，哈布斯堡家族的一支成为西班牙国王，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美洲帝国，并控制了尼德兰；另一支控制了奥匈帝国，将势力扩展到东欧。
结果，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从未统一：新西班牙的统治权与荷兰的统治权基本没有关联。在德意志地区，来自各个城市和邦国的“选帝侯”和王公会选出皇帝。相比之下，在面临奥斯曼土耳其挑战的匈牙利，皇帝的角色更重要一些。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是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的混合物，其财政状况非常不稳定。而且，这个家族在遗传上还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家族内部无休止的联姻有助于保护财产，但却触犯了近亲结婚的禁忌。结果，家族中出现了许多夭折的儿童，以及畸形和无能的成年人。在后期，勇敢的宫廷画师在他们的作品中生动地描绘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生理缺陷：突出的眼球、巨大的下颚，以及突出的嘴唇。
家族中最糟糕的一位君主是西班牙的查理二世。他不停地流着口水，相信自己被魔鬼附体，无法咀嚼，喜欢看亲戚被挖出来的尸体。另外，他还无法生育——这或许是件值得庆幸的事。1700 年，查理二世去世，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的分支绝嗣，这引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紧接着，到了 1740 年，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的分支也绝嗣，这又引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这表明，直到 18 世纪，王朝政治依然很脆弱。事实上，尽管这两场战争与西班牙或奥地利有关，但它们与欧洲最有活力、最有扩张性的专制主义关系更大——这就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制。
波旁王朝的祖先是卡佩王朝的王室成员，其源头可以追溯到 9 世纪的巴黎。他们起家于纳瓦拉（笼统地讲，纳瓦拉位于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也就是今天的巴斯克地区）。在法国宗教战争中，波旁家族站在信仰新教的胡格诺派教徒一边。这场战争于 1598 年结束。第一位出身波旁家族的法国国王是亨利四世，他改宗了天主教，据说他曾说过“巴黎值得一个弥撒”，但之后便遇刺身亡。波旁专制主义的真正建立者是枢机主教黎塞留。从 1624 年开始的 20 年里，他一直是法国首相。黎塞留曾是一名士兵，后来进入教会，他这样做的部分目的是为了保护家族利益。后来，他在险象环生的宫廷斗争中步步高升，逐渐获得权力。在成为国王的重要助手和大臣之前，他已经控制住了年轻的路易十三的母亲——玛丽·德·美第奇。
黎塞留准备在法国建立统一、强势的政权。要实现这个目的，他需要做到两点：对内击败所有的反对派——他利用贵族的势力镇压了胡格诺派教徒；对外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以抗衡哈布斯堡家族。
黎塞留参与的“三十年战争”原本是一场宗教战争，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争斗重创了德意志地区。但后来，这场战争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一场关于法国应在欧洲扮演何种角色的战争。控制着西班牙和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似乎已经将法国包围起来。而且，这个野心勃勃的家族希望教皇能承认他们是全欧洲的君主。因此，抑制哈布斯堡家庭直至其完全衰落的任务就落到了法国的身上，这使刚刚统一的法国获得了欧洲强国的地位。黎塞留死后，出生于意大利的枢机主教马萨林接替黎塞留成为法国首相。至此，一条使法国迅速崛起的发展之路已经清晰地呈现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眼前。
路易十四 1643 年登基，1715 年驾崩，在位时间长达惊人的 72 年。但在马萨林去世后，也就是 1661 年之后，他才在法国建立个人统治。在这一时期，法国开始向南、向东和向北扩张。黎塞留建立了一套新的税收官体系，将权力集中到宫廷，推动了早期的工业发展——从开凿运河到挂毯纺织业。在黎塞留和马萨林主政时期，为了保卫新法兰西，法国修建了许多堡垒。法国制订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在北美洲缔造一个法兰西帝国。亲自统治法国之后，路易十四延续了打击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决心成为一个能够支配欧洲的国王。他的宫廷使全欧洲受过教育的人都感到震惊。那里会举办各种繁复的公共仪式和奢华的娱乐活动，还有各种令人汗颜的小道消息。
很快，信仰各种宗教教派的国家都出现了专制主义君主——信仰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德意志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以及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众所周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民主思想的发源地之一，但腓特烈三世统治时期的丹麦—挪威联合王国（17 世纪 60 年代）和查理十一世统治时期的瑞典（他的个人统治始于 1672 年）都出现了专制主义的早期形式，颇具侵略性。长久以来，这些国家都有强势的君主、不称职或四分五裂的议会，还经常参与血腥的战争。这些国家都存在集权的趋势，掌握大权的统治者往往是军队的实际领导者。古斯塔夫·阿道弗斯是瑞典最著名的国王。经过他的东征西讨，瑞典看上去比俄罗斯或普鲁士更有可能成为欧洲北方的大国。1682 年，彼得大帝成为俄国沙皇，他的统治持续了 43 年。彼得大帝将中央集权、反封建的现代化和法国倡导的理性主义融为一体，为俄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路易十四来说，要想修建额外的要塞，供养更多的军队，就需要增税。在爆发第二波骚乱——即福隆德运动（“福隆德”是指儿童使用的一种投石器，人们用这种投石器攻击富人的房子）——之后，1649 年的巴黎已经走到了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边缘。由使用滑膛枪的士兵组成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阵、火炮和要塞是军事系统的基础。要维持这样的军事系统就需要一个集权化的税收机构。但在对城镇和乡村进行巧取豪夺的同时，还要确保不致激起民变。征税、推行法律、通过使用羽毛笔的文官和马背上的信使维持社会秩序，这些都很难运转良好。凡尔赛、圣彼得堡或波茨坦的石质宫殿承载着专制君主们的梦想，他们幻想自己的命令可以传达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农场、森林和泥泞的小路。当然，欧洲许多地区都是由各种领地拼合而成的，并不受英君明主们的有效统治。这些君主相互攻伐，在永无休止的战争中兴起或衰落。
君权从来没有绝对的安全，坏消息很快就从英国传来了。在 17 世纪，英国突然滑向了内战和弑君的乱局，在某些时期似乎与欧洲的专制主义时代绝缘了。事实上，这些北方的岛屿已经深陷欧洲大陆的紧张与困境不能自拔。英国改朝换代，苏格兰王室的詹姆斯继承了英格兰王位，他以痛恨烟草的形象为我们熟知。与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一样，斯图亚特家族也起源于中世纪，其家族地位在当时并不显赫。在 14 世纪崛起之后，斯图亚特家族为他们的小国家贡献了 9 位君主，其中既有明君，也有昏君。在伦敦掌权后，斯图亚特家族就陷入了与欧陆诸强相互斗争的旋涡。他们同时与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联姻、结盟，并出兵干涉欧洲大陆的战争，但影响力不大。
想要成为专制主义君主又无法获得战争所需的资金会有什么后果？斯图亚特王朝给出了答案。查理一世没有黎塞留那样的能臣辅佐，他的宠臣既缺乏才干，又没有远见。与路易十四的“三级会议”不同，查理一世的英国议会绝不甘于寂寞。他的私人税收体制不是以专业的收税人网络为基础，而是基于中世纪的法律。这些法律不仅大半已被遗忘，还招致各地的反对。在法国，国王通过镇压新教徒就可以终结国内的宗教战争。但是，这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绝对行不通。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失败产生了意外的后果，它不但深刻影响了英国的历史进程，也波及欧洲和美洲的历史进程。因为，英国历史的波折彰显了一条构建新型政府的道路。
在查理一世的出生地苏格兰，长老会革命已成燎原之势，其目的是要由教会“长老”领导的自治教区取代由主教领导的天主教会。在查理的父亲詹姆斯统治时期，古老的英格兰议会变得越来越激进。议会不但否决了国王的征税建议，而且对查理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也颇为不满。英格兰古老的“权利”传统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民间记忆。如今，这种半神话性质的“权利”传统又被激活，以对抗君主的暴政。1629 年，查理一世迫使议会休会。在此后的 11 年时间里，他只通过大臣们进行统治。但是，由于缺乏直接的征税体制，查理一世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此外，在宗教问题上，他还将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对任何国王而言，这都是羞耻。
从 1638 年到 1639 年，在《国民誓约》的引领下，苏格兰人发动了起义，反对查理一世的各种政策。面对愤怒的臣民，查理一世束手无策。为了筹集军费，1640 年查理一世重新召开英格兰议会。但议员们对国王深怀敌意，坚决要求恢复权利。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不久之后，苏格兰再次爆发起义，起义军攻入了英格兰北部。由于被自己的臣民击败，同时还要面对爱尔兰爆发的另一场起义，查理一世不得不再次与英格兰议会合作。
此时，议会决心进行整治改革。下议院坚称，未来只有议员——而非国王——才有权力解散议会。国王大权旁落，颜面尽失。在抓捕议员领袖未果后，查理一世从首都出逃，伦敦沦为敌人控制的地区。1642 年的夏天，查理一世在诺丁汉起兵，向议会党人发动进攻，英国内战由此爆发。
经过三年的战争，查理的军队彻底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击败。后者无论是在训练上，还是指挥上，都要优于国王的军队。经过短暂的停火，双方再次爆发战争。经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战役，议会军队大获全胜。多方势力卷入其中，包括信仰新教的苏格兰人、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英格兰贵族、城镇武装、日益职业化的克伦威尔军团，以及英格兰的志愿军。尽管遭到与查理一世有血缘关系的多位欧洲君主的反对，但他还是在 1649 年接受审判，被送上断头台。在同一年，路易十四正面对“福隆德运动”。与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一样，查理也相信“君权神授”。但是，结局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君权神授”或现代专制主义应有的样子。
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在倒退回由克伦威尔掌权的半君主制政体之前，共和国政府在几年时间里展现了一定的施政能力。他们重建了强大的海军，恢复了国内秩序。护国公的“圆颅党人”军队加入了有关民主和土地改革的讨论，其观念的激进超出了克伦威尔本人的想象，也超出了地主和将军这些共和国核心人物的想象。革命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占有并开垦私人土地，建立了理想化的社团，他们称自己为“掘土派”。掘土派建议，在政治革命之后要发动一场社会革命。这些主张已经远远超出军政府——在克伦威尔解散议会后，这个称呼可谓名副其实——的容忍度，激进派随后遭到镇压。
这场乐观主义的革命充盈着希望和激进主义，却以军事独裁收场，它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场这样的革命。克伦威尔的政府同时失去了激进分子和许多中间民众的支持，因为中间民众感觉他们的自由遭到了剥夺，情况甚至比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还要糟糕。清教徒颁布法令废除了包括圣诞节在内的传统节日，取消了包括戏剧在内的大众娱乐活动，以取悦于信仰虔诚的人，却得罪了其余的人。在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曾想继承权力，英国暂时出现了权力真空期。国王军队请回了查理一世在荷兰流亡的儿子查理二世，向伦敦进军，共和国寿终正寝。新国王明智地只是严惩了弑君者，并没有扩大打击面。英国的政治生活似乎重回欧洲的政治模式。其实不然，议会不会真的束手待毙。查理二世意识到，他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是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不屑去做的事情。他的宫殿规模适中，挤在伦敦的街道和河流之间。宫中常常挤满了请愿人和懒汉，查理二世会定期召见他们。这与路易十四的光荣孤立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经常住在凡尔赛，而不是巴黎。
在欧洲大陆，人们把英国革命视为怪异的失序，认为是由“混血”的宗教和软弱无力的王朝共同导致的奇怪氛围造成的。自信满满的马萨林和路易十四认为伦敦的斯图亚特王朝已无可救药。他们已准备与克伦威尔的共和国讨论协议内容。一俟达成协议，马萨林和路易十四就会撤销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支持。克伦威尔的军政府让英国的许多激进分子彻底失望。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他们都移居到美洲殖民地。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专属志同道合者的“纯洁”的共同体，其成员都是信仰虔诚的自由农民。
但是，英国革命尚未结束。权力不受约束的英国君主制仅仅在斯图亚特王朝下一位无能的君主手中就永告终结。
入侵英国
她怀孕了，还是没怀孕？这位王后是意大利人，长了一双黑眼睛。她曾多次流产。如今，许多关于她的恶毒流言四处传播。国王的女儿安妮公主给在荷兰的姐姐写信：“我对这位夫人的大肚子有点怀疑。她的肚子确实很大，但状态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好，实在太不同寻常了。”一周后，她又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关于假怀孕的流言和玩笑。王后“应该向世界澄清这件事，让我或我的朋友摸摸她的肚子。但恰恰相反，当有人提到怀孕时，她看上去好像很害怕有人碰她。而且，每当我恰巧走进她正在更衣的房间时，她都会到隔壁的房间穿上罩衫”。4这是一段闲谈，但王后怀孕与否会使英国的历史进程完全不同。
这位怀孕的王后是“摩德纳的玛丽”，她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妻子。这位斯图亚特家族的君主信奉天主教，他希望这个新教国家能容纳天主教，也许不仅仅是容纳。他的第一任妻子是英国人，他们的两个女儿——安妮公主和她的姐姐玛丽——都是新教徒。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意大利人，她一直没能生下男孩。1688 年 6 月 10 日，王后产下一名男婴，就是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人们燃放烟火，点起篝火；王室委托工匠制作了用来纪念此事的杯子和盘子，为孩子画像。迄今为止，每一位英国王室成员诞生后，都会有这样的庆祝活动。与此同时，小道消息却开始在这个国家流传。根据传言，这个所谓的继承人根本不是王后的孩子，只是一个调包的婴儿。有人用脚炉将孩子偷偷带进产房，为的是让一个天主教徒继承英国的王位。事实上，很多人见证了这次分娩，人们将产房和附近的走廊挤得满满当当。但这仍然不能平息谣言。
6 个月后，正在白厅守卫国王的冷溪近卫团——英国人最引以为豪的部队——接到命令，要求他们离开驻地。实际上，驻扎在伦敦的所有英国士兵都被要求撤离，皇家近卫骑兵团撤到了圣奥尔本斯，其他军队撤到了苏塞克斯。取代他们位置的是一支入侵军队，这些人身穿蓝色和橙黄色的制服，他们都是荷兰蓝衣卫队中最好的步兵。这些只是先头部队，他们后面还有一支庞大的侵略军，规模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两倍。荷兰舰队包括 53 艘战船和大约 400 艘补给船，这支舰队成功地蒙蔽了英国皇家海军：它们首先在英格兰东海岸航行；之后，借助风力向西航行，人们说这是“新教之风”；最后，在德文郡的托贝登陆。
荷兰人钻了英国舰队和法国舰队的空子。登陆的荷兰军队大约有 4 万人，还带了 50 门火炮、志愿兵和许多马匹，他们离英国守军最近的时候，只有几英里。他们几乎装备了每一件现代武器，从刚刚生产出来的滑膛枪和手枪，到运输补给的马车、炮弹，甚至还有独轮手推车。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跨国侵略军。它的统帅是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他的手下还有一支由日耳曼人、瑞士人、瑞典人，甚至是拉普兰人组成的武装力量，一些叛变的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也站到了威廉一边。此外，他的军队中还包括大约 200 名来自美洲糖料种植园的黑人，这些人戴着穆斯林头巾，上面还插着羽毛。这似乎表明，威廉是个可以征服世界的人。这支军队首先向埃克塞特进军，之后向泰晤士河前进，先后经过了亨利镇和温莎——那里有一座古代王室的城堡。最后，12 月 17 日午夜 11 点，当詹姆斯二世上床睡觉的时候，威廉的军队已经到达了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圣詹姆斯公园。詹姆斯二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尽管詹姆斯二世拥有一支规模更庞大的军队，并且得到大多数南方地主的支持，但在接下来的数周里，他一直被吓得魂不附体。与许多人一样，他的女儿——也就是那位爱传闲话的安妮公主——也抛弃了父亲，转而支持威廉和她的姐姐玛丽。安妮的密友马尔堡公爵夫人莎拉·丘吉尔（她们二人非常亲密，经常用昵称称呼对方——莫利夫人和弗里曼夫人）也抛弃了国王。政权已经从内部瓦解。6 天前，詹姆斯二世本想逃往法国。逃跑的时候，他在船上故意将国王的印玺扔进了泰晤士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如果没有印玺，议会将失去合法性。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制造宪法危机。他确实达到目的了。但上院议员还是一如既往的务实，在詹姆斯二世被荷兰人打发到罗切斯特之前，他们组建了临时政府。几天后，看守他的人接到指令，要求秘密地将他放走。于是，詹姆斯逃到法国。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荷兰人和日耳曼人在伦敦的肯辛顿区、切尔西区和帕丁顿区设立了军营，所有英国军队都接到命令，只能驻扎在距离伦敦 20 英里以外的地方。
一般而言，英国人并不重视这次入侵。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相信，自从 1066 年的“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一直没有受到侵略。人们一直怀有这样一种印象：从某种程度上讲，威廉是被请来的，目的是解决宪法上的小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威廉带来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他登陆英国是一次个人赌博，因为荷兰的新教徒非常绝望。如果詹姆斯二世没有被吓破胆，没有逃到法国，或者那阵“新教之风”改变一点方向，威廉或许会失去所有东西。但事实恰恰相反，威廉和他的妻子（安妮公主的密友和姐姐）都成了君主，这在英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但威廉和玛丽的统治并非没有受到威胁。为夺回王位，斯图亚特家族在爱尔兰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叛乱，在苏格兰也发动了一场规模较小的叛乱，但都遭到了军事镇压。因此，这并不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 1688 年确实是欧洲近代历史的转折点，因为英国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政治体制。
奥兰治的威廉之所以召集海陆两军，孤注一掷地向英国进军，是因为他觉得别无选择。当他的小姨子在闲谈中提到玛丽王后的身孕时，事情已变得非常清楚：英国的王位继承人已经确定，仍是天主教徒。对信奉新教的荷兰及其北德意志的盟邦来说，这是个可怕的消息。因为这将使他们直接面对最危险的敌人路易十四，而这位太阳王正在不断施压。他大幅提高了从荷兰出口到法国的商品的关税，并禁止进口腌鲱鱼——对许多荷兰渔民和商人来说，腌鲱鱼是维持生计的商品。他还扣押了 300 条荷兰商船。而且，路易十四的军队似乎无可匹敌。
数年之前，落魄的查理二世曾向荷兰人寻求帮助，这使荷兰人很绝望。但詹姆斯二世的继位——与路易十四一样，詹姆斯也是天主教徒——使荷兰人陷入绝境。如今，詹姆斯又诞下一子，无论这孩子是不是王后亲生的，都是对荷兰的致命一击。威廉要么选择入侵英国，消除英法联盟对荷兰的威胁；要么眼睁睁地看着国家——一个信奉新教的贸易国家，科学昌明、民心奋进，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被天主教势力扼杀。因此，他决定进军英国。有人认为，他的做法“无视所有常识和经验”。5正如历史学家莉萨·贾丁得出的结论：1688 年之所以发生那样的事件，是因为荷兰人认为他们必须那样做，而不是因为英国人要求他们那样做。
但事件的后果超出了威廉的想象。詹姆斯二世逃离英国后，尽管威廉的身边有荷兰的蓝衣卫队，但他在伦敦的地位并不稳固。严格地讲，他只是王位的第四顺位继承人。在表明立场之前，大部分大地主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等着尘埃落定的那一刻。而且，军队中也存在不满情绪。如今，威廉已经入主伦敦，他应该如何获得权力呢？
按照惯例，在缺少印玺的情况下，议会是无法运行的。于是，上下两院的议员们召集了一次大会，商讨下一步的行动。他们共同宣布了新的宪法原则。詹姆斯二世并未被驱逐，但他抛弃了自己的国家，因此违背了契约（“契约”？什么“契约”？一个传统主义者或许会问）。根据新原则，詹姆斯和他的儿子被排除到王位继承人之外，因为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从经验判断”，他们也是不可被接受的统治者。6随后，贵族和议员决定让玛丽一人继承英国王位，因为她有斯图亚特家族的血统。但威廉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他宁愿和妻子一起返回荷兰，让英国人自己解决王位纷争。于是，议员们做出让步，宣布由玛丽和威廉共同执政。如今，威廉成为威廉三世，他获得了真正的权力。
对威廉来说，这是巨大的胜利。或者说，这本该是场胜利，但议员们却要求他也做出一些让步。他们起草了《权利法案》。接受这个法案，就意味着威廉要答允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从今往后，没有议会的许可，英国的君主不能征税，也不能拥有常备军；第二，允许英国进行自由而频繁的选举；第三，他不能改宗罗马天主教。与欧洲大陆的君主专制相比，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具有永久性的英国革命。如果一位君主既不能控制财政，又不能控制军队，而且他的臣民还能决定他的宗教信仰，那么他根本就算不上真正的君主。
英国议员拒绝了查理一世的暴政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独裁。他们粉碎了詹姆斯二世推行天主教和专制主义的梦想，也不允许自己屈从于一位荷兰新教徒。他们允许英国保留君主制，但这种君主制必须符合他们的要求。对一个强国来说，这是全新的事物。“光荣革命”成为英国政治的基石，其影响力持续了三个多世纪。英国议会捍卫了权利和自由，因此人们可以自由地出版著作、发表意见、探索世界、进行各种尝试。罗马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除政治革命外，英国还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探索自然界的热潮——之后，人们将其称为“科学”。1687 年，也就是威廉的舰队到达德文郡的前一年，艾萨克·牛顿出版了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新国王执政时期，他成为公众人物，享受了几年最美好的时光。与伽利略相似，他也坚信“日心说”，将数学运算与实验结合起来，并将这种方法应用到许多不同领域。例如，他用自己磨制的镜片制造出第一部反射式望远镜。化学家罗伯特·玻意耳、博学的罗伯特·胡克（他率先使用了“细胞”一词，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和克里斯托弗·雷恩也是同时代的科学家。与这些同行相似，牛顿从来不担心宗教上的正统观念，也不怕引起宗教法庭的关注。
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查理二世时期。在学会的领导下，这些思想家经常相互争论。他们的争论不局限于各自发现所具有的意义，不局限于谁首先发明了什么，也不局限于专利权属于谁，但并不讨论神权。与其说他们成长在纯粹的英国环境中，还不如说他们是英荷共治的一部分。一些荷兰人很快来到伦敦，其中就包括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他一直研究如何在海上确定经度，并通过一部精确的时钟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天主教会曾要求伽利略远离惠更斯。
伽利略对显微镜和望远镜非常着迷。1624 年在罗马，他用复式显微镜观察了一群体积较大的昆虫，并将其展示给其他人看。7在伦敦和莱顿，胡克、惠更斯和著名的安东尼·范·列文虎克通过透镜观察虱子、霉菌和其他蠕动的、令人感到厌烦的小东西，而且绘制了这些生物的图片，并公之于众。与伽利略的观察相比，他们发现的微观新世界给人们带来的触动更大。如果伽利略最终到达基督教的天堂——尽管宗教法庭认为他不会上天堂——他一定会从天堂往人间看，然后遗憾地摇摇头，感慨自己出生的地方太靠南了，而且生得早了一点。
那位爱说闲话、由一封信引发了远远超出想象的后果的安妮公主又怎样了呢？不久之后，她成了体态丰满、表情威严的安妮女王。与哈布斯堡家族一样，这位斯图亚特家族的末代君主成为王朝衰落的象征：她一共怀过 18 次或 19 次孕，除了 3 个孩子之外都没有活下来——要么胎死腹中，要么流产，要么孩子在出生后不久后就很快去世了。那 3 个幸存下来的孩子也在成年之前相继死亡（其中两个死于天花）。这可怕的死亡率反映了遗传学上的问题。然而，尽管安妮没有生下王位继承人，但她的执政却标志着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1707 年，她成为第一个真正统治着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君主——换句话说，这三个地区合并成为大不列颠王国。苏格兰议会想在中美洲建立一个帝国，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使国家陷入破产。因此，苏格兰议会不得不接受伦敦提出的援助条件，自行解散，并组建一个单一的英国议会。安妮女王的好友莎拉·丘吉尔成为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她的丈夫马尔堡公爵率领英国军队出征欧洲大陆，最终将尼德兰从法国手中解放，消除了天主教势力的威胁。
从此以后，英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英国在政治上的独特贡献是王室的“稳健主义”而不是专制主义，这有利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
印度的波旁家族：从巴布尔到国家灭亡
印度历史看上去混乱不堪，在错综复杂而又不甚可靠的原始文献中隐藏着许多传奇人物。信仰佛教的孔雀王朝和信仰印度教的笈多王朝是印度艺术、建筑和文学作品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在这两个帝国崩溃后，印度陷入了政治混乱。在上文中我们就叙述到这里。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很难维持其政治统治。撼动东欧、中亚、俄罗斯和中国的暴力活动同样出现在印度。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军队之后到来的是蒙古入侵者，他们占领了印度北方，传布伊斯兰教，之后又控制了整个次大陆，其统治一直持续到英国人到来之前。
从 13 世纪到 17 世纪，欧洲历史和印度历史是平行发展的。我们无须对此感到困惑。毕竟，巨大的欧洲半岛和楔形的印度就像亚欧大陆伸出的两条大小相似的“舌头”。在这 500 年中，两大地区自许为中心的势力与地方势力长期存在冲突。之后，不同宗教间的矛盾也引发了长期对抗。这些冲突和对抗都阻碍了印度次大陆和欧洲次大陆的政治统一。
欧洲自许为中心的是罗马的教皇，他们与神圣罗马帝国和其他天主教君主国携手合作。在印度，卡尔吉王朝（由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创建）和图格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德里自认为是中心。与罗马一样，这两个王朝也遭遇了严峻挑战。罗马要应对异教徒和新教徒的反抗；印度教国王，以及来自西部、中部和南部的叛乱者则威胁着德里的伊斯兰王朝。穆斯林毁灭了印度教文明的许多荣耀象征。例如，他们摧毁了许多古老的庙宇和艺术品，就像新教徒毁掉修道院和天主教艺术品一样。如果说罗马教皇控制了诸如苏格兰、立陶宛、英格兰、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那么德里苏丹则控制了马尔瓦、奥里萨、毗奢耶那伽罗、章普尔和拉其普特等地区。
从某些方面来看，印度和欧洲确有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雕刻精美的印度石质建筑与西方的教堂及欧洲统治者的城堡相提并论。印度的著名人物在气质上也足以比肩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和博尔吉亚教皇。阿拉乌丁是来自德里的伟大的伊斯兰君主，他的象兵部队和突厥骑兵将战火延烧至印度南部，缴获了许多金光闪闪的战利品——几乎可以塞满阿拉丁寻找神灯时踏入的洞穴。而且，阿拉乌丁还击败了蒙古人。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德里苏丹国的苏丹，也是诗人、学者、数学家，热心赞助各种艺术事业。但是，对待叛乱者和惹怒他的人，图格鲁克也毫不留情。他会剥下人皮，剁碎人肉，将肉和米混在一起，灌入那张人皮，再将其送给被害者的家人。其凶残堪比弗拉德，后者既是基督教大公，也是一位斗士。
因此，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印度历史看上去比同时代的欧洲历史更离奇。我们发现，印度的历史进程与欧洲有相似之处：围攻、凯旋、王朝斗争和地方叛乱层出不穷。在动荡的时局之下，贫穷的农民和承受重税的城市商人正苦苦挣扎。然而，与欧洲不同的是，印度人没有脱离国王和王公的统治。印度有哲学和自然科学，但没有出现启蒙运动，（在这个时期）也没有多少政治改革。或者说，至少我们认为没有。遗憾的是，印度的历史记载主要聚焦于伊斯兰宫廷，宫廷之外的历史记载相对匮乏。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曾哀叹道：“穆斯林作家惯用漫谈式的写法，这使印度的历史叙述显得毫无生气。因此，我们需要从语言贫乏、精神乐观的编目中——为王室撰述赞辞的人很喜欢这种编目——辛苦地推测印度历史的发展进程。”8
伊斯兰教的伊玛目比后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更希望消灭印度教，但他们未能如愿。伊斯兰统治者可以击败印度教统治者，但却不能征服印度教等其他宗教。印度有许多针对个人的暴行，但不会像欧洲那样将一群人残忍地烧死，强迫他人改变宗教信仰，折磨异教徒，也不会发动战争赶尽杀绝。与欧洲不同，印度的航海技术主要用于近岸航行，目的是从事贸易活动，而不是战争或探险。印度也有战舰，特别是在朱罗王朝时期。中世纪时代，朱罗王朝控制了印度南部，其舰队曾一度抵达中国。但是，印度的海上优势并未持续很长时间。陆上优势也是如此。有时，印度统治者会召集军队，向北越过阿富汗进攻波斯，或者向东进攻中国。然而，与在印度建立早期据点的国家——葡萄牙、法国或英国——不同，印度从未产生控制全球的野心。
印度史与莫卧儿帝国的崛起密切相关。莫卧儿帝国的崛起与欧洲的宗教改革及西班牙人到达秘鲁大致在同一时期。莫卧儿帝国的历史始于中亚荒蛮地区的冒险故事，而其终结则使人们认识到专制君主制的危害。
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名叫查希尔·乌德丁·穆罕默德，但人们更习惯称呼他为“老虎”或巴布尔，据说他既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也是帖木儿的后代。1483 年，巴布尔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拉斐尔和马丁·路德也在同一年诞生。巴布尔的父亲是一位性情温和的地方统治者。巴布尔的首次大捷是攻占撒马尔罕，当时他只有 14 岁。通过整顿军队的逃兵现象，镇压各种叛乱活动，消灭强大的敌对势力，巴布尔逐渐在阿富汗建立了权力基础。随后，在为军队装备了新式武器滑膛枪后，巴布尔率军进攻印度北部。1526 年，他击败了信仰伊斯兰教的洛迪王朝，并占领德里城。接着，他打垮了信仰印度教的拉其普特人，而拉其普特人曾为自己的独立地位感到骄傲。1531 年，巴布尔去世。他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园林（特别是喀布尔的园林，后来他就被葬在那里）、第一部伊斯兰统治者的自传、用敌人头颅建造柱子的恶名和一个辉煌的王朝。
各个王朝都会面临继承人是否称职的问题。巴布尔的儿子在失国后又恢复了权力。但是，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大帝才真正拓展了莫卧儿帝国的统治。阿克巴与伊丽莎白一世、德川家康、伊凡四世大约是同代人，他的统治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用象群和大炮联合进攻是阿克巴的战术特点，他在军事上的胜利使莫卧儿帝国的人口达到 1 亿人。相比而言，当时英格兰的人口是 500 万人，整个欧洲的人口是 4000 万人。
这些胜利都非常血腥，堪比阿育王曾犯下的罪行。从 1567 年到 1568 年，阿克巴的军队一直围攻契托尔（拉其普特人把守的一座要塞）。守城士兵最终选择了传统的死法——自杀。士兵们活活烧死了自己的妻小，以免他们被敌人活捉。尽管如此，当阿克巴的军队展开屠杀时，城中仍有 3 万平民幸存。与对待阿育王一样，人们更愿意记住阿克巴的和平品性，却忽略了他在军事行动中显现的野蛮性情。
阿克巴并不比阿育王极端。他拥有庞大的军队，向农民征收重税，但建立了相对高效、公平的官僚系统。而且，他对其他宗教也非常宽容。阿克巴营建了新首都法塔赫布尔·西格里。这座华美的城市同时体现了伊斯兰、印度和波斯的建筑风格。新都落成后，阿克巴邀请各种宗教派别进行公开辩论。他端坐一旁，聆听不同的观点。圆柱和拱桥体现出一种混搭的艺术风格，反映了世间不同观点的融合：有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和苏菲派的观点，有印度教的观点，有耆那教的观点，有锡克教的观点，甚至还包括基督新教的观点。通过这些建筑，各种教派沟通了对神圣本质的理解。阿克巴不想皈依任何一种信仰，他想将各种信仰融为一体，创造出新的宗教，使其适应信仰多元化的帝国。不过，除了增加对阿克巴的忠诚和崇敬外，这种“新信仰”并没有发挥作用。由于缺水，而且靠近叛乱的王国，新首都很快就衰落了。与新都相似，阿克巴的“新宗教”也很快消亡了。但它带来了更加宽容的政治氛围，这一点被人们铭记心头。
阿克巴将皇位传给了儿子贾汉吉尔。这里需要做一点说明：在莫卧儿帝国的历史上，儿子作乱、父子相残的故事司空见惯。由于牵涉太复杂的原因，在这里就不详细交代了。莫卧儿王族与金雀花家族及奥斯曼人一样声名狼藉。贾汉吉尔也主张宗教宽容，爱好艺术和建筑，也酗酒。贾汉吉尔和他性格鲜明的妻子共同治理国家，后者甚至将自己的名字铸到硬币上。我们对这位君主了解这么多就够了。后来，贾汉吉尔的一个儿子解决掉了自己的兄弟，并逼迫父亲退位，他就是从 1628 年执政到 1658 年的沙·贾汗。
沙·贾汗也是一位著名的皇帝，他留下了世界史上最成功的建筑之一。在生育第 14 个孩子时，他的妻子蒙塔兹·马哈尔不幸去世，这使沙·贾汗陷入巨大的悲痛。于是，他决定修建印度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建筑——泰姬陵。泰姬陵位于阿格拉城外。今天，世界各地的酒店和广告中都会再现泰姬陵的形象，但它在晨曦和暮色中展现的熠熠生辉的美丽绝对不落俗套。在泰姬陵周围，那些冒着黑烟、不断扩大的工业化城镇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从本质上说，泰姬陵是为怀念妻子而修建的一座纪念性建筑，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莫卧儿王朝的奢华之风。沙·贾汗对大理石的热衷最后转化为德里和阿格拉等城市中一座又一座华美的建筑，至今仍能令游客惊叹。
这也是 18 世纪专制主义者的专长。那么，将莫卧儿皇帝和同时代的欧洲统治者都归为“专制主义者”是否合理？莫卧儿帝国统治的宗教和哲学基础与欧洲或俄国不同。尽管阿克巴进行宗教融合的试验，但印度并未出现欧洲那样的启蒙运动。不过，莫卧儿人自认为是中央集权和现代化的推动者，为次大陆带来了新的统一。早期的莫卧儿人在思想上非常开放，也不乏好奇心。当时，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特别是一些法国观察家——敏锐地意识到，莫卧儿王朝与欧洲的王朝有相似之处。因此，他们可以从印度的发展中学到有用的东西。莫卧儿帝国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在石头上创造史诗。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们产生敬畏感，圣彼得堡或凡尔赛也都在做同样的事。
然而，即便是在欧洲，莫卧儿皇帝也是君王奢靡的象征。尽管帝国的控制范围不断扩大，军队的实力不断增强，皇室也变得越来越富有，但帝国衰落的痕迹也逐渐显露出来。巴布尔的言行傲慢无礼；阿克巴有很强的求知欲；贾汉吉尔和沙·贾汗对大型工程热衷成瘾，尽管后来这种热情有所减退。有些现代企业修建了壮观的总部大楼，楼前安装了喷泉和雕像。尽管这些大楼看上去很漂亮，但也通常表示该企业已逐步走向没落。那么，泰姬陵是否标志着莫卧儿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呢？那些导致专制主义的内部因素是否会使衰落变得不可避免？
即便在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感到惶惑。人们很容易将印度和欧洲进行比较，因为在莫卧儿王朝的鼎盛期欧洲才开始步入专制主义时代。1648 年，泰姬陵竣工。12 年后，路易十四的建筑师开始扩建凡尔赛宫。当莫卧儿帝国如日中天时，彼得大帝成了俄国唯一的统治者。奥朗则布是莫卧儿帝国最后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腓特烈一世成为普鲁士国王，波旁家族开始在西班牙建立统治。奥朗则布的私人医生弗朗索瓦·贝尼耶曾致信路易十四的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在信中，贝尼耶对莫卧儿王室的财富和奢侈感到惊讶。但是，他也发出警告，印度农民承担了各种无休止的税赋，他们事实上成了奴隶，这非常不利于农田改造：在未来，人们没有资金，也没有动力整修排水沟，更没有努力工作的热情。9
奥朗则布在皇位继承战争中杀死了兄弟，囚禁了父亲，开始大权独揽。这种获得权力的方式在莫卧儿帝国的历史上并不罕见。欧洲人对他兴趣盎然。1675 年，英格兰诗人约翰·德莱顿写了一出关于“奥伦·泽比”的戏剧。在戏中，德莱顿将奥朗则布描写成一位虔诚的穆斯林英雄，但现实中奥朗则布则将毁掉整个帝国。他将莫卧儿帝国扩张到整个印度次大陆。这个国家体现了专制主义统治的某些优点，如统一的法律系统、精心养护的道路、坚固的要塞、统一的度量衡、相对高效的税收系统、不断增长的贸易（尤其是与欧洲人的贸易），以及规模庞大的常备军。此外，有关莫卧儿帝国的各种记录也得以保存下来。不过，帝国对人们的压迫变得日益沉重。
莫卧儿帝国的前几代统治者（包括奥朗则布的父亲和被他杀害的兄弟）都主张宗教宽容，但奥朗则布却改变了这项国策。他推行各种体现伊斯兰教思想的禁令，如禁止饮酒、禁止跳舞和禁止记述历史。奥朗则布杀害了许多宫廷艺术家，他们创造的精美的细密画曾是印度文化的一项骄傲。他还设置了各级审查官，命令军队亵渎或摧毁印度教神庙。有一个非常著名但又存在疑点的事件：宫廷乐师号啕痛哭，为 20 口棺材举行隆重的葬礼。奥朗则布问他们到底出了什么事？乐师们回答，皇帝扼杀了音乐，他们正在“埋葬音乐”。奥朗则布回复他们说，你们应该把音乐埋得再深点儿。
像其他的独裁君主一样，奥朗则布需要巨额资金供养军队和官僚，但他并未能使这个更开放、更“向外看”的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奥朗则布准备在德干平原和印度南部征服新的领土。最著名的征服活动就是占领位于戈尔康达的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那里出产过“光明之山”钻石、路易十四经常夸耀的“法国之蓝”钻石（近代，这枚钻石再现世间，更名为“希望之钻”），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钻石。为保卫这座矿山，当地人在一座花岗岩山丘的周围修建了一道长达 8 英里的长墙。1687 年，奥朗则布的军队向矿山发起进攻。这是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但战争的结局使奥朗则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他也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统治者之一，这或许要归功于伊斯兰教提倡的简朴生活方式。1707 年，奥朗则布去世，享年 88 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领导一场旨在征服全印度的战争，这场战争看上去似乎永无止境。
最后，奥朗则布统治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但他发动的长年累月的战争却是愚蠢至极，其花销远远超过了沙·贾汗大兴土木的费用。令奥朗则布意想不到的是，他吸干了莫卧儿帝国的血，为英属印度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他最大的敌人是信奉印度教的马拉地国，这个国家控制了西高止山脉和沿海地区。当时，以铁腕手段统治这个国家的是希瓦吉。他既是位军事天才，也是印度教徒心中的英雄。许多略显浮夸的故事都在讲述他如何率领非正规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胆的突袭。从 1681 年到 1707 年，马拉地人和莫卧儿人之间爆发的战争相当于欧洲各种各样漫长的王位继承战争。在这场长达 26 年的战争中，年事已高的奥朗则布住在一座可以移动的都城中——这是一座由许多帐篷组成的城市，据说方圆有 30 英里。他的身边有 50 万名随扈和 3 万头大象。这些人边走边抢劫地里的农作物。此外，他们还加速了疾病的传播。
与后世的许多军事统帅一样，奥朗则布意识到，很难用正规军去清剿游击队，而针对马拉地人的战争似乎永无止境。这场战争使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仇恨日益加深。长期的冲突将莫卧儿帝国推向了财政崩溃的边缘。赋税日益沉重，叛乱的范围因此远远超出了南方。
这很好地诠释了专制主义的危险。受个人欲望驱使的帝国（在这个例子中，奥朗则布受到了宗教的驱使）或建立在镇压和扩张基础上的帝国是不可能长久的。印度与欧洲很相似：欧洲也有因王位继承和宗教分歧而爆发的战争，而且这些战争的历史并不比印度短暂。但是，由于有远洋舰队，欧洲人可以到达更远的地方，其中也包括印度。在弥留之际，奥朗则布对他的儿子说：“我在这个世界，来而复返，就像是个陌生人。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我做过些什么。”
莫卧儿人蹒跚地迈入了 19 世纪，此时他们已精疲力竭。当英属东印度公司最早一批冒险家在印度沿海地区建立据点，伙同法国竞争者一起打败印度的地方武装时，他们发现印度的大门已经腐朽不堪，踹上一脚就会倒塌。罗伯特·克莱武是个富有进取心又自命不凡的人。在他的率领下，英国人不但用刺刀和大炮打开了印度的大门，而且还钻入了莫卧儿帝国的行政系统，成为阿格拉宫廷的税收官。这使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获得了短暂的权力，由此窃取了莫卧儿帝国的领导权，直到他们有能力将帝国推翻为止。在莫卧儿王朝的庇护下，东印度公司逐渐变成了一个影子政府。隐藏在公司实业活动之下的是英国的王权（公司对事情的变化同样感到惊讶）。
英帝国需要重新开始。因为在地球的另一端，它在美洲建立的第一个帝国即将土崩瓦解。而在不久之前，欧洲的专制主义也开始衰落了。
佐佐和腓特烈
1753 年 6 月 20 日，法兰克福的街道上出现了一阵骚动。一个瘦骨嶙峋的法国人——在欧洲化的世界此人非常出名——正在试图逃脱一群普鲁士士兵的围捕。士兵彻底搜查了他的行李。他们接到命令，如果他胆敢逃跑，就立即开枪。
此人的出逃并不顺利，他的马车被几辆运送干草的货车堵在了路上。走到城门的时候，他被人认出，被阻拦下来。随后，士兵将其带回搜查。搜身通常会使人颜面扫地。这个人叫弗朗西斯-马利·阿鲁埃，父母称他为“佐佐”，而全世界都知道他的笔名——伏尔泰。士兵们拿走了伏尔泰的鼻烟壶，但他恳求他们留下这个物件，因为他实在离不开鼻烟。伏尔泰被押往一家名叫“羊角”的客栈。在那里，他的外甥女（也是他的情人）遭到一名普鲁士士兵的强暴。伏尔泰的衣服、现金、银制的带扣和金制的剪刀都被洗劫一空。
伏尔泰曾经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工作。但此时，他已失去了珍视的勋章和象征宫廷侍臣身份的金钥匙。腓特烈的手下伏击了这位哲学家：伏尔泰手中有一份国王亲自创作的诗稿和几篇文章的抄本，国王无论如何也要追回。对一位尚武的君主来说，这些文章太有损其名誉了，也太过激进了。最后，心慌意乱、受尽屈辱的伏尔泰离开了普鲁士，流亡到瑞士。他曾希望在这位哲学家君主的保护下追求自由，探究真理。这是他所提倡的“开明专制”的重要实验之一，但实验并未按照计划进行。
伏尔泰与法国君主也有很多矛盾。在年轻的时候，他曾写过几部率性而为的著作，并因此被关进了巴士底狱。在创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知晓腓特烈大帝，视其为希望的灯塔。最后，伏尔泰决定前往柏林，为这位普鲁士君主服务，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他抱怨说，尽管谈话很投机，还有盛大的社交活动和美妙的音乐，但那里“刺刀的数量多得惊人，而书籍却少得可怜”。10一位大臣抱怨腓特烈大帝对伏尔泰太宽宏大量，这位国王温和地回答：“我至多再留他一年，因为挤橙子的人会将其榨干再扔掉。”11
伏尔泰在一篇文章中抨击了皮埃尔-路易·莫佩尔蒂的科学观点，引起了腓特烈的不满。法国数学家莫佩尔蒂是腓特烈的大臣，他酗酒成瘾，曾勾引过伏尔泰的一个情妇。这篇抨击莫佩尔蒂的文章风趣幽默、才华横溢、通俗易懂。在文章中，他将莫佩尔蒂斥为骗子。当伏尔泰攻击敌人的时候，他手中的笔会变成欧洲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之一。但是，腓特烈大帝也是精通舞刀弄枪的人。他命人收缴了伏尔泰的文章，撕碎并烧毁。他告诉伏尔泰，他会因自己的行为而被关进监狱。于是，伏尔泰仓皇出逃。
毫无疑问，伏尔泰是 18 世纪最重要的欧洲人之一。他反对天主教排斥异说，这点亮了善于思考的欧洲大陆，正如他的悲剧和喜剧曾取悦了巴黎一样。他的《哲学通信》记录了他在英国时期的所思所想。在书中，他猛烈抨击了天主教思想家帕斯卡尔。这部著作被人称为扔向君主专制的第一枚炸弹。伏尔泰来自巴黎的一个律师家庭，家境殷实。后来，他成了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哲学家和辩论家，并在一定程度上涉足科学领域。但是，按照掌权者的观点，伏尔泰这个人太危险，根本靠不住。
对伏尔泰来说，“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非常重要。伏尔泰在法国曾经得罪过一位贵族，这位贵族雇了一群恶棍将其痛打一顿。此时，他发现，通往正义的道路已经被王室和贵族彻底堵死了，于是他逃往英国。与荷兰一样，英国也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里的环境相对自由，中产阶级蒸蒸日上。伏尔泰不但记录了议会政治的一些情况，还记录了英国的宽容政策：“如果只有一种宗教，英格兰就将出现独裁的风险；如果有两种宗教，这两种宗教就会掐断对方的喉咙；但好在英格兰有 30 种宗教，它们可以和平、愉悦地共存。”
伏尔泰非常推崇牛顿的理论。在英格兰居住期间，他接触了英国的诗人、剧作家、政治家，以及汉诺威王朝社交界的风云人物。例如，他结识了马尔堡公爵夫人莎拉，从很久之前她就是安妮公主的好友。此外，还有当时的王后卡罗琳、创作《格列佛游记》的斯威夫特、创作《人论》的蒲柏，以及创作《乞丐歌剧》的约翰·盖伊。他还见到了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这位夫人曾去过土耳其，将接种疫苗预防天花的想法带回了英国。
伏尔泰钦佩英国自由的公共生活，以及向大师致敬的方法：牛顿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就在历代君王的身旁，这种事在法国绝不可想象。此外，英国人对著名的女演员奥德菲尔德夫人的葬礼也充满敬意。阿德里安娜·勒库夫勒是当时巴黎最伟大的女演员。她英年早逝，却无法举行基督教式的葬礼，因为演员是“被逐出教会的人”。人们将她的尸体拉到城市边缘的荒地上，扔进一处为穷人准备的墓穴，随便在她的身上撒了石灰。勒库夫勒是伏尔泰的情人，这种反差使他深受震撼。12
伏尔泰一生都在逃避法国君主为思想自由设下的重重限制。他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一出精彩的新戏，或者朗诵一首奴颜婢膝的短诗，但那些最有挑衅性的著作只能匿名发表或在国外发表。长期以来，伏尔泰不得不背井离乡，住在一间漂亮的乡下别墅中。在那里，他进行创作，表演戏剧，和情人夏特莱侯爵夫人一起做牛顿的各种实验，夏特莱夫人的聪明才智与伏尔泰不相上下。随后，他被迫逃往瑞士，远离法国的宫廷。不过，伏尔泰获得了巴黎民众的支持，一些有权势的人也为他辩护。伏尔泰还是一个精明的投资者，眼光独到，曾经倒卖过军事物资和谷物。据说，他可以伪造银行证券，并因此不得不提早离开英格兰。面对争吵，伏尔泰显得无所畏惧，但他从来不知道何时结束争吵；他并不是一位圣人。
伏尔泰的境遇有点像苏联时期的作曲家和作家，他们受到群众的欢迎，但却和当局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当然，在伏尔泰的世界中，政治体制表现了某种形式的专制主义。纵观欧洲的陆上强国，喜欢打赌的人应该会认为，未来的政治将继续以各国宫廷和大权独揽的君主为中心。在现实世界中爆发一场政治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当普鲁士的腓特烈王子开始给伏尔泰写信，表达崇敬之情的时候，这位未来的君主似乎给出了某种答案。正如夏特莱夫人所说：“看来，我们一定要了解君主，尽管没人知道原因何在，但如果他们都能像他一样，至少会有些帮助。”
腓特烈王子也渴望英国式的自由。他的父亲是腓特烈·威廉，是将普鲁士打造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的第一人。他对年轻的腓特烈王子非常严苛。这位父亲相信绝对的义务、军事化的纪律和雷打不动的日程安排。而儿子则与许多十几岁的男孩一样，嗜睡、爱幻想、浪漫，有些书卷气。他只好求助音乐，最终成为演奏法国长笛的行家里手。此外，他非常痴迷法国书籍。从表面上看，他服从父亲的命令，出席阅兵式和各种会议。在父亲迁怒于他的时候，也会挨打或当众受辱；但实际上，他表现出一种无言的傲慢，这种傲慢有时会进一步激怒父亲。腓特烈可能是同性恋者，因为他对女人毫无兴趣，也包括他日后的妻子。后来，他将妻子赶出了宫廷。
禁卫军军官汉斯·赫尔曼·冯·卡特是腓特烈王子的密友。18 岁那年，腓特烈王子与当时 26 岁的冯·卡特密谋逃离普鲁士。据说，卡特会与腓特烈调情，“就像一位恋人与他的情妇调情一样”。13在伏尔泰离开伦敦的两年后，他俩决定使普鲁士成为欧洲相对自由的灯塔。但是，老国王或许已经得知他们的企图。尽管他们制订了逃跑计划，但计划制订得并不周详。因此，在腓特烈王子逃出军营后，很快就被捉回。他的父亲将其关押在一个条件很差的军事要塞。在那里，他穿得像个罪犯，受到了极其严厉的审问。审讯官告诉他，他的父亲或许会将他处决。与此同时，一个军事法庭判处冯·卡特终身监禁。但腓特烈·威廉认为这判决太轻，建议将冯·卡特绞死。而且，在绞死他之前，应该用烧红的钳子截断他的四肢。后来，威廉仁慈地为冯·卡特减刑，将其判处斩首，但他坚持要当着儿子的面行刑。
冯·卡特与腓特烈王子被关在同一所监狱。1730 年 11 月 6 日，狱卒将冯·卡特带出牢房，将其押解到一处堆放着沙子的空地上。两名看守将腓特烈王子的脸按到监牢的铁窗上，强迫他观看行刑。事后，一名牧师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冯·卡特环视四周，看到窗边的腓特烈王子，他用“一些礼貌、亲切的法语词”向王子道别。之后，他脱去了假发、夹克衫和围巾，跪在沙子上，嘴里呼唤着耶稣基督。然后，他的头被一刀砍下。但腓特烈王子并没有看到最后一幕，因为他已经昏过去了。
当腓特烈王子读到伏尔泰等激进作家的著作时，他开始设想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统治普鲁士。父亲的残暴给他造成了心理创伤。有人认为，这种心理创伤和年轻人激进的理想主义融合在一起导致他产生了这种想法。但事实上，腓特烈王子非常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位开明的君主，他是认真的。腓特烈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也是一位着迷于自己时代的历史学家，与伏尔泰有相似之处。他认为日耳曼语非常粗野，他更喜欢法语，就像他喜欢法国的音乐一样。他甚至将其舒适的宫殿——位于柏林郊外的波兹坦——称为“无忧宫”。成为国王后，他开创了普鲁士建立优秀大学的传统。在这些大学中，有很多宫廷里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此外，他还开始修缮普鲁士的城市。
腓特烈大帝执政时期的普鲁士不仅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军国主义国家——呆头呆脑的容克地主鞭打着农民，年轻人都穿着统一的制服。这个国家还进行了一些富有远见的尝试，如促进农业革新，推动早期的工业项目（特别是钢铁业），创建读书会、书店、报纸和哲学俱乐部。普鲁士逐渐产生了一个相对发达的公民社会。腓特烈大帝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发展农业，修建道路、水坝和工厂，教育年轻人。在人们心中，这些都是开明专制君主应该做的。他还主张宗教宽容。有人问他，他对罗马天主教是否也持宽容态度。他回答说，如果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愿意来普鲁士的话，他也会修建清真寺和其他异教寺庙。他禁止滥施酷刑。在柏林的咖啡馆和书店，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对到访这座城市的人非常有吸引力。
不过，这只体现了腓特烈大帝性格的一个方面。其父的所作所为体现了日耳曼人的简化思维，而他本可以改变这种简化思维。但是，他却极其崇拜父亲留给他的军队。腓特烈大帝对婚姻非常不满，因为他与自己不爱的女人结婚了。这桩婚事不仅出于父亲的意愿，德意志世界妄自尊大的强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游说也是促成此事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冯·卡特被处决的 10 年之后，腓特烈王子成为普鲁士国王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兵攻打奥地利控制下的西里西亚，并最终占领了这片幅员辽阔、财富充盈的土地。腓特烈的军队不仅仅是击败了奥地利人，几乎是将他们横扫，但他的做法打破了欧洲强权政治的平衡，引发了进一步的战争。
成为国王后，腓特烈做的第二件事仍然是侵略——他占领了萨克森。结果，他要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应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七年战争。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冲突中，法国、奥地利、俄罗斯和瑞典组成了令人感到畏惧的联盟，它们将普鲁士围困在中间，希望永久性地瓜分这个国家。英国和汉诺威站在腓特烈一边，但双方的实力差距仍很明显。此时，这位哲学家国王严肃地考虑了在战场上自杀式的“士兵之死”。腓特烈之所以能成为“大帝”，不是因为他资助了许多启蒙思想家，也不是因为他擅长演奏长笛，而是因为他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卓越的军人。他善于分化和迷惑敌人，他指挥的战斗大部分都取得了胜利，而且往往是以少胜多。
如果没有父亲腓力二世创建的军队，亚历山大大帝或许不会取得一连串杰出的胜利。同样，如果没有父亲留下的强大军队，腓特烈大帝或许也不会取得军事上的成功。与其他国家的军队相比，普鲁士军阵的移动速度更快，也更有效率。在 18 世纪，编队训练和纪律是普鲁士军队的核心。普鲁士军队可以被调往任何地区，可以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发射雨点般的子弹和炮弹，可以在敌人枪林弹雨下保持完美的队形，普鲁士将一群人和一堆滑膛枪打造成一件战争利器。腓特烈的军队由经过严格训练的年轻人组成，指挥他们的是普鲁士贵族，这些指挥官都在新式军事院校学习过，他们将战争视为一门科学。在腓特烈参与的战争中，属于贵族的容克家庭失去了大量子弟，但这些家庭也在迅速崛起的普鲁士中赢得了社会地位。直到纳粹时期，它们才失去之前的社会地位。
这些战争不如早期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那么具有全社会的破坏性，但非常血腥。战争中出现了奸淫掳掠、焚烧村镇和屠杀平民等现象。此外，那些精心部署的战役也造成大量士兵死亡。据估算，普鲁士损失了 40 万人，大约占全国人口的 10%。相较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损失了 247 万人，但这 247 万人在德国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不到 4%。因此，腓特烈战争的血腥程度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倍。
战争对各参战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普鲁士，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破坏，腓特烈大帝下令将大量人口迁移到未经开发的地区，进行“国内殖民”，他还引进了廉价的食物，推行福利政策。结果，普鲁士变得更强大、更有侵略性。奥地利忽然发现自己在神圣罗马帝国犬牙交错的邦国中失去了传统的统治地位。法国在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是正在崛起的英国，但它已经偏离了战略重心，反而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了紧密的同盟。对许多法国人来说，这种做法不但反常，而且是错误的。因为波旁家族一直反对哈布斯堡家族。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玛丽·安托瓦妮特公主嫁给了日后成为路易十六的法国王子，这次联姻只是这种不受欢迎的同盟政策的一个方面。法国的君主政治将为这桩婚事付出沉重的代价。
总之，腓特烈大帝是个谜。他究竟是谁？一位普鲁士历史学家曾说：“残忍的父亲对他进行了严厉的管教，希望他‘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只要诚实就够了’。十几岁的腓特烈报以狡猾的纨绔习气，摆出一副以苦笑掩饰、道德上持不可知论的局外人姿态。”他的父亲创造了一个狡猾、阴暗、残酷、无情的腓特烈，但毁掉腓特烈的也是他的父亲。在剩余的岁月里，他重读经典著作，对人类感到失望，练习吹长笛直到牙齿掉光，“销毁最新的哲学著作，以及聘请新的谈话伙伴。以前的谈话伙伴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已经结婚。对腓特烈来说，结婚就意味着背叛。于是，他聘请一些新人来填补这些人留下的空白。新的谈话伙伴充斥着整个王宫”。14
此时，伏尔泰已不再信任王公贵胄了，无论他们声称多么喜欢他的书。当战争蹂躏欧洲时，伏尔泰就人们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如何生活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自己也成为一位“君主”，尽管是以一种比较温和的形式。为了躲避法国政府的追捕，他在位于瑞士和法国交界地区的费尔奈购买了一处不动产。如果法国要抓捕他，他可以乘坐马车或船向多个方向逃跑。1758 年，他购买了一栋大房子，以及一块四周带有围墙的土地，并承担起责任，照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在这个小小的王国里，他创作了讽刺小说《老实人》。在这部杰作中，他几乎攻击了旧欧洲的每一个方面；他为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做出了贡献，“百科全书派”成了新一代的启蒙哲学家；他还捅了几个大的马蜂窝，自己却未被蜇伤。
伏尔泰不是无神论者，而是自然神论者，他相信世界上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1755 年 11 月 1 日，里斯本发生了灾难性的大地震。此后，他越来越反对启蒙运动早期的一些思想，如“世界是十全十美的”或“存在即合理”。这场地震不但造成 3 万里斯本人丧生，加的斯也遭到海啸的重创，邻近国家也受到波及。这场地震发生在一个宗教节日期间，遇害者中有一些耶稣会士，他们正准备以信奉异教的罪名烧死葡萄牙的犹太人。之后，整个欧洲都在讨论，仁慈的上帝究竟想通过这场灾难传达什么思想。身处费尔奈的伏尔泰从各个方面展开攻击——攻击耶稣会、攻击腓特烈大帝的穷兵黩武、攻击各种形式的不宽容。
在家中，伏尔泰将注意力转向农业，精心耕作位于法国边境的一小块土地。他将自己的房子改造成微缩版的“无忧宫”。他重建了教堂（在那里，宗教是宽容的），将谷仓改造为剧院。他欢迎来自欧洲各地的好奇者到访他这个小小的自由城堡。他们之中有些来自美洲，但大多数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在那里，启蒙运动正在开启新的篇章。到访者中有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约翰逊博士和大卫·休谟的朋友詹姆斯·鲍斯韦尔，他是个百折不挠的人。到伏尔泰去世时，他着力发展的钟表制造业在费尔奈已经逐渐发展起来。费尔奈有 80 栋房子和 1000 位居民。他们的“专制君主”自称“全欧洲的客店老板”，他每天晚上都会陪伴在访客身边。
伏尔泰还保有许多热情。在发生在图卢兹的一起谋杀冤案中，信奉新教的老人受到折磨，并被当众处死，令人震惊。得知这一消息后，伏尔泰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最后，巴黎撤销了对老人的有罪判决。“粉碎可耻的事情！”——这是他的战斗口号，最初是他往日在普鲁士与腓特烈交谈时喊出来的。伏尔泰很长寿，组织过多次抗争。从“德雷福斯案件”到我们这个时代，许多记者和政客都效仿伏尔泰开创的抗争模式。他为新教徒奔走呼喊，这在法国是危险之举。此外，他还做过一些蠢事，例如指责一些刚刚翻译了莎士比亚作品的人，认为他们的译文不够理想。最后，他返回巴黎。在那里，他几乎受到神一般的对待。人们欢呼、庆祝，在剧院里为他戴上桂冠。1778 年 5 月 30 日，伏尔泰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拒绝忏悔，并告诉两位牧师，“让我平静地死吧”。
对专制主义的法国来说，伏尔泰是位值得敬畏的敌人。当伏尔泰去世时，法国王权也已经摇摇欲坠。佐佐和腓特烈都削弱了法国，国内的新思想和灾难性的军费也削弱了法国，其中相当一部分军费都花在对抗英国上了。旧时代已经摇摇欲坠。嬉笑怒骂的伏尔泰怎能不成为天主教巴黎的英雄呢？但是，腐败堕落的行为已出现在德意志的战场上。发动战争是专制君主的必做之事，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开明。如果你让几十万人慢慢死去，或者在战场上痛苦死去，那么禁止人们遭受肉体折磨又体现在哪里呢？
权力和自由有可能结合在一起吗？一个人真的能为全人类的幸福做出规划吗？这些难题将年轻的腓特烈和伏尔泰短暂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曾一同寻找新的答案。在伏尔泰生命的最后几周，仍然有不少人在称颂他。其中一个来自比费尔奈面积更大的自由国家。他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刚刚诞生的美国国会将他派往法国。
冷水泡的茶和莫霍克人
1773 年 12 月 16 日的晚上非常寒冷，而且还起了雾。一群人聚集在马萨诸塞的波士顿港，他们正在进行世界史上最著名的抗税活动。这群人的数量超过 200 人，其中有一些人还装扮成了莫霍克族的战士。他们登上了三艘停靠在格里芬码头的货船——“达特茅斯”号、“埃莉诺”号和“海狸”号。上船后，他们开始搬运一个个沉重的箱子，箱子里放的是当时最受追捧的奢侈品——茶叶。他们将 340 箱茶叶搬到甲板上，然后用斧子将箱子劈开，把茶叶全都倒进冰冷漆黑的海水中。这是一项漫长而艰难的工作。3 个小时后，这些人总共销毁了 9 万磅茶叶。这些茶叶都是在中国种植的，随后被英属东印度公司运往世界各地。
从表面上看，人们抗议的是远在欧洲的伦敦政府征收茶叶税；但从深层次观察，人们反对的是伦敦的北美殖民政策。当时，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任何席位。因此，当时人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无代表，不征税。”“波士顿倾茶事件”有许多古怪之处（直到下个世纪后半叶，“波士顿倾茶事件”才变成我们现在了解的样子）。因为在事件爆发时，北美殖民地人民实际上已经取得了针对英国官员的胜利。与历史记载的形象相比，这些官员的灵活性更强，但决断力更差。1765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案》，目的是对北美的报纸、杂志和法律文件征税。这一法案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抵制活动和示威活动。结果，《印花税法案》在一年之后就被废除了。
热腾腾的茶水和冷冰冰的印刷品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同一个问题：代表权。《印花税法案》让北美殖民地人民亲身体验了大英帝国二等公民的滋味。北美沿海 13 个殖民地的人民都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天然享有在上世纪内战中赢得的自由权利。但是，他们既不能出任殖民地的高级官职，又不能谈判自己的贸易规则，更不用说选举议会议员了。自学成才的弗吉尼亚律师帕特里克·亨利要求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争取权利，其所在的州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只有人民自己或人民代表才有权征税。随后爆发的暴力反抗运动使很多人忧心忡忡，其中就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是一名天才，深受启蒙运动经典著作的影响，博学多识，在费城长期任职。当时，他正在伦敦争取使宾夕法尼亚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一旦成功的话，他有可能成为国王乔治在殖民地的代表。殖民地人民怀疑富兰克林支持《印花税法案》。他耳闻自己的房子成为暴徒攻击的目标，所幸没有被烧毁。
在废除《印花税法案》之后，为弥补财政损失，英国政府又开始征收各种新税。这一次，他们盯上了日常需要的重要商品，如油漆、纸张、铅、玻璃和茶叶。在伦敦，富兰克林完全赞同政府的做法。但是，殖民地人民再次举行了游行、抵制和抗议活动。抵制活动并不能让当地人戒掉喝茶的嗜好。有些人开始喝当地出产的花草茶，其他人则喝从荷兰商船走私的茶叶，其价格更低。在短暂的犹豫不决之后，“残暴”的英国政府再次服软，废除了茶税之外的所有税种。保留茶税只是为了维护国王的统治权，尽管这种统治权已经四分五裂。
抗税斗争的矛盾在积蓄期显得波澜不惊，其最终化解令许多人匪夷所思。在伦敦，首相诺思勋爵领导的英国政府征收了过重的茶叶税，这使东印度公司一步步走向破产。大臣们认为，应该允许东印度公司将茶叶直接贩运到殖民地出售，而不是把茶叶运回英国，缴完税后再运往世界各地。这种方法不仅能大大降低美洲的茶叶价格，还可以帮助东印度公司走出困境。这可谓两全其美的方案。但是，诺思勋爵坚持向美洲茶叶适度征税，因为向殖民地总督和法官纳税可以保持殖民地人民对国王乔治的忠诚。尽管如此，波士顿等地人民喝到的茶比之前的走私茶还要便宜。换句话说，作为一次抗税活动，“波士顿倾茶事件”反对的是一种变得越来越便宜的商品，而非变贵的商品。事情何以会变得如此？
英国的大臣们后来如此反思：比输掉一场战争更糟糕的是赢得战争。1763 年，也就是“波士顿倾茶事件”爆发之前 10 年，英国刚刚在七年战争中战胜了法国和西班牙，教堂的钟声在全国各地回响。在这场蔓延到欧洲广大地区的战争中，英国对腓特烈大帝倾力支持。在欧洲以外，英国获得了印度的孟加拉、加勒比海的多座岛屿和地中海的米诺卡岛。但是，唯有北美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1759 年所谓的“胜利之年”，英国军队（包括年轻的乔治·华盛顿）及其印第安盟友击败了法国军队，占领了加拿大和佛罗里达。“新法兰西”从地图上消失。结果，英国控制了北美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而且“有权”越过阿巴拉契亚山向腹地拓展领土。这场大胜似乎使英国一劳永逸地成为美洲的统治者。当新国王乔治三世宣布胜利时，北美殖民地人民发自肺腑地表示拥护。
然而，这将被证明是一个由胜转败的经典案例。首先，由于法国人威胁的消失，殖民地人民不再需要英国驻军来保障安全。其次，美洲殖民者丧失了梦寐以求的扩张权，因为统治当局要安抚大英帝国新的法语臣民，让他们控制土著美洲人的土地（今天的安大略、伊利诺伊、密歇根、俄亥俄和威斯康星诸州）。13 个北美殖民地的拓荒者被禁止向西部腹地拓展。在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对法国入侵的恐惧被分配不均的愤怒取代了。所有这些都还不是最糟糕的。再次，全球战争的巨额消耗使英国的国债成倍增长，政府不得不减少一半的财政支出以偿还债务。15征收新税无可避免。
后来的首相小威廉·皮特在英国开征了所得税，以应对拿破仑战争的消耗。他的父亲老威廉·皮特任首相时，英国赢得了第一轮争霸战争的胜利。而在开征所得税之前，绝大多数新税种都是商品税，那些最热销、最昂贵的商品（如茶叶）明显是征税对象。大体言之，在伦敦得胜后的 10 年时间里，北美殖民地的人民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母国的帮助。他们感到自己被英国的外交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还不得不上缴越来越多的税赋。尽管茶税税额有所降低，但殖民者还是不愿缴税，因为他们不想放弃原则。如果他们承认了英国政府的征税权，税额早晚会高到人们无法承受。他们认为，那些高嗓门的大地主和大商人在议会中拥有代表，可以在国内发声，向他们征税比较困难；相较而言，向那些居住在遥远殖民地的人民征税就容易得多。
有人认为，决裂已无可避免。但在 18 世纪 70 年代，他们还属于少数派。正在进行思想之旅探索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逐渐放弃了对王室的效忠，他提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总有一天，北美殖民地的人口和财富会超过宗主国。那时将发生什么状况？大英帝国的首都将从伦敦迁往费城？另外一些人仍然效忠王室，但希望免于征税，享受最大限度的商贸自由。他们希望伦敦不要干涉地方立法，不受全球条约的束缚自由地占领新的土地。
毫无疑问，如果国王的大臣们更加谨慎，不仅废除不得人心的税项，还能限制他们在殖民地的权力，反抗运动肯定会被推迟很久。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犯下许多小错。如果英国士兵没有嘲弄和挑衅殖民地人民，不向示威者开枪，酿成“波士顿惨案”，这座城市肯定不会成为反英运动的大本营。如果诺斯勋爵的政府没有通过所谓的《不可容忍法令》，镇压波士顿、特别是费城的反抗运动，各殖民地或许就不会在本地开会或联合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如果英国政府没有派遣越来越多的军队，导致北美殖民地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如果英国国王乔治没有傲慢地拒绝大陆会议 1776 年递交的忠于王室的《橄榄枝请愿书》，双方或许还有避免战争的可能。在 1776 年至 1781 年的独立战争中，如果英国的将领表现得更出色，或者幸运地赢下这场战争，他们至少还能保一时的安定。
然而，所有这些假设都不能令人信服。让我们回到富兰克林提出的问题上。截至 18 世纪 70 年代，13 个殖民地的总人口大约是 240 万人，他们大多数来自英国，也有一些人来自荷兰和德意志地区。尽管殖民地的总人口仍比英国本土人口少 400 万人，但其人口增速非常快。人口增长不仅是数量问题，还涉及实质问题，即他们不可能永远被排除在帝国政治之外。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有很高的文化程度，拥有各种政治社团网络，有自己的律师、报纸和小册子，还有自己的政治圈子。对那些支持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英国人来说，他们与自己别无二致，理应享有同等权利。反抗暴政是英国政治哲学的基础，其源头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无论在齐普赛街、布里斯托尔，还是爱丁堡，无论是在费城、波士顿，还是纽约，人们都在咖啡馆和画廊里争论有关代表权的问题。
从北美殖民地到伦敦要经历 6 至 8 周的危险航行。那么，远在伦敦的议会应该如何代表殖民地的利益呢？事实上，议会根本无法代表殖民地的利益。但是，殖民地人民了解自己的权利，也即将拥有自己的权利。除独立之外，他们还有其他选择吗？如果议会为殖民地保留席位，随着殖民地的发展壮大，北美的议员数量就会越来越多，直到超过英国本土的议员数量。届时，费城和纽约将会以投票的方式管理埃塞克斯郡或汉普顿郡。乔治三世和他的继任者能接受这种状况吗？还有一种方案，那就是鼓励北美殖民地人民组建自己的议会，同时保留对国王的效忠。事实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就选择了这个方案。这个方案貌似可行，但还远远不够。
与此相反，北美殖民地爆发了起义。在所有可能的选项中，1775 年至 1776 年的独立战争是最好的选项，无论是对殖民地，还是对英国都是如此。独立战争为时不长，殖民地人民决定性的胜利使英国蒙羞。这不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西班牙、法国和荷兰站在殖民地一边，共同对抗英国。独立战争的影响随之扩大。这引发了英国人的恐慌，他们担心欧洲大陆国家会入侵伦敦，一路将战火延烧至苏格兰，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独立战争使殖民地人民团结在一起，彼此的界限开始模糊，13 个殖民地逐渐发展成一个国家。此外，这场战争还启发和催生了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制度。失去美洲殖民地意味着“第一大英帝国”的解体，英国人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实现自己的帝国野心。结果，他们建立起规模更庞大的第二帝国，帝国的中心位于印度。第二帝国的创建和法国政局的动荡——为美国独立提供财政支持成为法国君主制垮台的原因之一——使英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海洋强国和强大帝国。在此之后的 150 年里，英国一直保有这种地位。
但是，独立战争也有明显的输家。大约五分之一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拥护国王，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失去了财产，还有一些人丢掉了性命。在独立战争中，一些美洲非洲裔黑人和英国人并肩战斗，共同对抗殖民地的反抗运动。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殖民地独立，新国家将会把奴隶制确立下来，而他们希望英国人能废除奴隶制。但直到美国《独立宣言》发表 30 余年后，英国议会才在帝国的领土范围内终止了奴隶贸易，这些黑人的愿望才得以实现。英国观察家发现了美国人的古怪，他们一方面在争取自由，另一方面又拥有奴隶，托马斯·杰斐逊就是其中一例。性格乖张的英国大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曾说过一句名言：“奴隶主居然有人高喊自由，事情怎么会这样？”
1750 年，北美殖民地大约有 23.6 万名黑人；到 1810 年时，美国的奴隶数量超过 100 万。16但这里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历史转折，崇尚自由的法国革命却扩大了美国奴隶制的施用范围：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法国将北美内陆的大片土地卖给美国，拿破仑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战争的需要；正如同我们之后看到的那样，在这片土地上，奴隶制获得蓬勃发展。
让我们重新回到“波士顿倾茶事件”。当时，有一群人将成箱的茶叶倒进海里。准确地说，直接承受历史不公正的人不是这些倾茶者，而是那些他们“乔装改扮”的人。正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一些倾茶者将自己装扮成“莫霍克人”，在脸上涂满油彩，头上插着羽毛。我们不清楚他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了掩饰身份，还是恐吓水手。但我们清楚的是，真正的莫霍克人站在英国人一边，一起对抗北美殖民地——他们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输家。与亲英的美洲黑人一样，他们支持大英帝国也是维护自身利益。毕竟，英属加拿大的相关条约禁止殖民地居民涌入他们的领地。
他们究竟是谁？
莫霍克人将自己称为“燧石之地的人们”，因为他们善于用燧石进行切割，使用燧石制造箭头和长矛。莫霍克人是易洛魁人最重要的一个分支，易洛魁人主要生活在北美东部的沿海地区。莫霍克人的领地从上纽约州经佛蒙特一直延伸到加拿大南部地区。从 17 世纪早期开始，他们就与荷兰人保持贸易往来，向荷兰人出售各种动物毛皮。到 18 世纪后半期，莫霍克人与英国人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法国人。当独立战争爆发时，他们再一次站到英国国王一边。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乔治三世，而是因为他们明白，殖民地想要霸占他们的传统狩猎区。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弗吉尼亚是英国在北美建立的第一块殖民地。刚刚到达美洲的欧洲移民勉强挨过了冬天。当时，在疾病和饥饿的折磨下，移民的数量迅速减少，有时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时，他们得到土著人的帮助。但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他们在当地逐渐站稳了脚跟，袭击土著人的现象变得越来越多。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格兰军队对爱尔兰人发动了野蛮的战争。在这场战争的影响下，这些移民也将美洲土著民族视为野蛮人，甚至是一种低于人类的动物。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在这些英格兰人的眼中，穿着斗篷、住在茅草屋里的爱尔兰氏族与穿着皮制披风、住在木屋里的美洲土著人并没有多大区别。17这些土著人似乎从来不耕种土地（但事实上，马萨诸塞的土著民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既然如此，难道他们不应该失去土地吗？到了 1608 年，也就是第一批移民到达美洲的一年之后，“印第安人”的领袖提出了抗议：“我们听说你们来自‘下面’的‘世界’，你们来这里就是要抢走我们的‘旧世界’。”
17 世纪 20 年代，双方爆发了战争。移民用火器摧毁了一个又一个土著村庄，土著部落被迫步步后撤。新出现的疾病、饥饿和移民的攻击杀死了大量土著人。
13 个殖民地的成功是建立在摧毁土著民族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土著民族在文化上并没有为以财产私有为基础的经济和定居农业做好准备。通过本书的前述内容我们已经看到，欧亚大陆已经从狩猎—采集社会转型成农业社会，这一过程持续了数千年的时间。整个过程非常困难，和直觉的想象差异极大。但在美洲，欧洲移民希望土著人在几年，甚至几个月之内完成这一转变。1789 年，一封令人心碎的请愿书被送到康涅狄格。莫希干人说，他们的祖先曾过着非常富足的生活：“当他们想吃肉的时候，就会带上武器跑到附近的森林里。很快，他们就能带着上好的鹿肉、浣熊、熊和飞禽回家。……他们会种植一点玉米和豆子。他们不养牛，也不养马，因为没有需要。”但现在，他们不得不在田里耕作，饲养动物，修筑围栏，因为狩猎场已经被人夺走。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过上好日子，“贫穷的寡妇、孤儿被推到一边，他们只能哭泣、挨饿，最终死去”。18
与其他土著民族一样，莫霍克人更换了盟友，发动了战争，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保住足够大的渔猎区，以便维持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知道，自己正在逐渐屈服，即便《魁北克条约》为他们争得了一些时间。在独立战争中，他们站在了失败者一边。因此，他们不得不继续向西、向北逃跑，逃到加拿大境内。在刚刚诞生的美国，一位可以比肩托马斯·杰斐逊的人物在 1776 年——也就是独立战争到达高潮的时候——写道，他希望将战火烧到印第安人领地的核心地区：“即便到了那里，我也不会停止进攻。只要他们还有一个人留在密西西比河东岸，我就会一追到底。只要他们还有一个人留在这片土地上，我就会一直攻击。”19
这是渴望获得土地的年轻共和国的真正心声。在美国独立后的几十年里，克里克人、乔克托人、契卡索人和彻罗基人都遭到了伏击、威胁和屠杀。他们被驱离自己的领地，而殖民者和他们的领袖只送给他们一些毫无意义的条约。这些殖民者将他们妖魔化成野蛮人。正如杰斐逊所预言的那样，生活在密西西比河西岸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如夏延人、阿拉巴霍人、苏人和波尼人。美洲土著人也曾被浪漫化，他们被请到欧洲各国的首都，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这股风潮很快就过去了。然而，一旦开始殖民化和抢夺土地，他们就一定会被赶走。
那些假冒莫霍克人的波士顿倾茶者发动叛乱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在伦敦没有代表，但却要纳税，这使他们感到愤怒，这就是发动叛乱的一个好原因。“自由”不仅仅是个言不由衷的词。他们希望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宽阔、更富足，他们希望摆脱欧洲的社会等级和宗教偏见。他们知道这一切都能成真，这全是因为另一群拥有自由的人——美洲土著民族——将会注定失败。而且，他们不是唯一的失败者。
高贵的野蛮人
这是一次成功的诱捕，但诱捕的过程很卑鄙。一名年轻的英国海军上尉指挥着几艘船，船上坐满了水手、士兵和囚犯。在海滩上，他们遇到了几个土著。他们拿出几条新鲜的大鱼，将这些土著诱骗到了浅滩。其中两个土著急不可待地抓过鱼，并跳起了舞。就在这时，英国人捉住他们，并给他们戴上了镣铐。其余的人四散奔逃，躲到一旁观望。后来，这名上尉写道：在海滩上，男人们发出怒号，妇女和儿童高声尖叫，那两条被他捉住的“可怜虫”处境悲惨；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副令人感到痛苦万分的景象，“在我执行的所有任务中，这项任务是最令人感到厌恶的”。20
其中一人很快逃跑了。另一个名叫伍拉沃尔·贝恩朗。在返回故乡前，他学了英语，学着穿由厚布和皮革制成的衣服，衣服上还配有纽扣和带扣；他甚至到访了英国的温泉胜地和伦敦，并在剧院、音乐会和英国下议院露面。即便到了今天，他在澳大利亚也是一个著名人物，但人们对他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晰。
在帝国时代，各个民族间发生了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冲突，诱捕贝恩朗就是这种冲突的一部分。冲突的一方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以及由各色人等组成的水手、士兵和罪犯。罪犯中有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从可怕的海上航行中幸存了下来，他们被赶出英国，而且离英国越远越好。除了一些军官之外，他们都是英国经济革命的受害者。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乡村地区，农民一直延续着古老的生活方式——照料公用土地、捡柴、狩猎、饲养自己的动物。但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已经彻底不复存在了。更加高效的耕作方式养活了更多人，有利于新兴工厂的发展。但这种耕作方式也迫使大量穷人涌向城市。在那里，他们要犯一些小罪才能生存下去。被抓住后，有些人会被绞死；有些人会在狭小、肮脏的牢房中苟延残喘；还有些人会遭到流放，被“运送”到新世界去。
冲突的另一方是生活在新世界的土著，他们的人口在 75 万到 100 万之间。他们是非洲最早的一批移民。在 5 万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他们从非洲出发，沿着亚洲的海岸线向南走，走过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大陆桥，也进行过艰难的跨海迁徙，到达了澳大利亚。他们发现的这块大陆上有许多独特的植物和动物，例如袋狮（这是一种长得像袋熊的动物，体积与河马相仿）和巨大的肉食性袋鼠（后来这种动物迅速灭绝了）。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澳大利亚的土著生活在大约 250 多个由次一级的部落组成的族群中，每个族群的语言都有些细微的差别。他们的政治制度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政治制度类似，与狩猎—采集时代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政治制度或许也有相似之处。澳大利亚的土著还处于狩猎—采集阶段，尚未发展到农业阶段。那里大部分土地都很贫瘠，而且缺乏必要的草本植物和蔬菜，这非常不利于该地区的发展。他们采用了一种“火棒耕作”，烧掉一些灌木或矮树，以便生长出的新的植物；他们修建了灌溉系统，安装了捕鱼用的陷阱，并建造了用于过冬的村庄。但这都是英国人入侵前的事情。
贾雷德·戴蒙德认为，如果欧洲人没有在 1788 年进行殖民活动的话，澳大利亚的土著“或许可以在几千年内成为食物生产者，他们会照料养在池子里的鱼，种植人工培育的澳大利亚薯蓣和小种草”。21换句话说，在从今天算起的几千年后，他们才能达到 7500 年前哈塔尔赫尤克人的发展水平。从表面上看，两地的植物群、动物群和气候只存在着微小的差别，但住在两地的人却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差异。澳大利亚的土著游离于其他人类的历史之外，他们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故事、宗教仪式、艺术和意境地图。
当第一批欧洲船只抵达澳大利亚的海岸时，土著把这些船当成了一个个漂浮在海面上的岛屿，上面居住着他们长着白皮肤的祖先的灵魂。船上的水手戴着假发或留着长发，因此当地人把他们误认为妇女。当英国水手脱下裤子证明自己是男人的时候，土著为他们提供了妇女，希望他们能满意地离开。他们彼此缺乏了解，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比地理距离还要遥远。
因此，贝恩朗成了一名时光旅行者，他穿梭于史前时代和工业时代之间。他之所以被诱捕，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位于今天悉尼附近）的殖民者正在努力了解这个新世界的情况。管理这块殖民地的是亚瑟·菲利普，他希望和土著人进行沟通，希望弄清如何才能阻止他们袭击移民、偷窃财物。他需要向土著人解释，英国人是出于和平的目的，心怀善意地来到这里。这就需要有一名翻译。贝恩朗——一位英国士兵称呼他为“贝恩隆”——可以成为中间人。当贝恩朗到达英国人的驻地时，这位士兵报告，他是一个“身材高大，做事坚决”的人。22令人惊讶的是，他浑身上下瘢痕累累。他得过天花。之前来到澳大利亚的罪犯和水手将这种疾病带到了这片大陆上，结果酿成了一场灾难。但他的头上也有一些疤，胳膊和腿上有被长矛刺伤的痕迹。他还少了半截拇指，在手背上也有一道奇怪的疤痕。“看上去，他既喜欢追求爱情，又喜欢追求战争；这两样都使他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贝恩朗唱歌，跳舞，欢蹦乱跳。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愿意解释他手背上那道疤的由来。最后，他说了实话：这道疤痕是牙印，他曾经强行掳走了一名来自其他部落的女子，这个牙印就是她当时留下的。
贝恩朗的故事告诉人们，欧洲人对“野蛮人”的态度是如何在短时间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在罪犯和他们的看守开始将澳大利亚殖民化之前不到 20 年，库克船长“发现”了新南威尔士的海岸。库克和他的助手——著名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非常钦佩当地的土著民族。那是一个“高贵的野蛮人”的时代。这个词最早出现在 17 世纪 70 年代，但在之后的启蒙运动时期成了一个重要观念。“野蛮”就是“未开化”的意思。像沙夫茨伯里伯爵这样的思想家认为，人类天生具有道德——就探险家们发现的原始人而言，尽管他们的长相看起来不同，而且不穿衣服，但与文明的基督徒相比，他们可能拥有同样高尚的道德，甚至更为高尚。贝恩朗贪恋敌对部落的女子，以及他准备使用暴力来对付她们，无异于对那些试图将土著民族理想化的人发出了警告。然而，从很久之前起，欧洲人就将土著人视为一种低于人类的动物，有时甚至以狩猎土著为乐，他们很可能因此而陷入危险。
是要了解一群陌生的人和一片陌生的地区，还是要将其据为己有？
在 18 世纪的欧洲探险家那里，本能中的高贵和贪婪总是纠缠在一起。新的动物、植物和社会使人浮想联翩。博物学家、植物学家和调查人员登上武装船只出发，之后将船只上的旗子插到海滩和海岬上，并宣布这片土地成为某位远方国王——乔治几世或路易几世——的财产。帝国后期的历史会使我们觉得早期探险家非常野蛮。然而，在开始的时候，许多探险家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开明。因此，当詹姆斯·库克船长于 1770 年第一次遇到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时，他想起了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对他的告诫：要耐心地对待每一个土著，同时记住，“哪怕让他们流一滴血，也是对最高人性的犯罪……他们理所应当拥有自己居住的这片土地。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他们也是这些土地的合法所有者”。这些人有权驱赶入侵者。23但库克也接到了密令：以国王的名义宣布新发现的土地归英国所有——这是多么明显的矛盾啊。
库克船长对澳大利亚土著的第一印象，或许会让最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欧洲哲学家感到高兴。他们的活力，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干净，以及没有虱子的头发使库克感到惊讶；他也惊讶于他们对物质上的东西缺乏兴趣，这不仅仅限于衣服：“这种冷漠使他们不会购买我带来的任何一样东西，也使他们不会偷我的东西。”24库克船长认为，他们很快乐，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那些来自欧洲的东西能给人带来多少方便。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是“赘物而非必需品”。库克来自一个贫穷的约克郡家庭，一路奋斗才获得了现在的地位。因此，库克也很喜欢土著社会的平等：“他们不贪图华丽的房子、房子里的摆设或其他东西。他们生活在温暖、宜人的气候中，享受着非常清新的空气，所以他们几乎不需要衣服。”25这里简直就像是天堂。
库克和他的船员是从塔希提岛出发，跨越太平洋来到这里的。在此之前，库克的“奋斗”号曾在塔希提岛上停留了 3 个月。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天堂。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性自由和天真无邪的地方。与库克同行的班克斯是一个拥有贵族气质的人，当时他只有 26 岁。班克斯与当地妇女纵情地欢乐，同时也学会了一些塔希提语。他研究岛上的风俗习惯，放弃了原本的社会身份，融入了岛上的土著生活：在葬礼上跳舞时，他一丝不挂，身上涂着木炭和白色的木灰，旁边站着一个巫医、两个赤身裸体的妇女和一个男孩。在英国探险家眼中，以及在先于英国人到达的法国探险家眼中，塔希提人几乎可以算是理想的野蛮人——他们在用一种很好的方式表现自己的野蛮。
班克斯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思想极其开明。他享受着塔希提岛上的烤狗肉，喜欢他们古怪的水上运动——冲浪，承认他们身体上没有体毛且非常干净，甚至相信他们喜欢的椰子油可以使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毫无疑问，这种椰子油的味道非常难闻，但与欧洲人经常使用的喷在脚趾和腋下的香水相比，我更喜欢椰子油”。26
因此，当第一次接触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土著时，英国人表现出了谨慎的友好。库克、班克斯和船上的军官发现，他们与这些土著很难沟通，与海滩上的人做生意更是毫无可能。当时，海滩上有许多英俊的男人和小孩，他们身上有许多打斗时留下伤痕，但可以看出他们的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疾病。看上去，这片土地是宜人而相对空旷的，上面还有许多陌生的植物和奇怪的动物，其中许多动物是跳跃前进的。“澳大利亚”这个词使用得并不广泛。这个词来自拉丁语，意思是“南方的”。它出现在早期的地图上，用来指代一块可能存在的未知陆块。另外，这个词也可能来自一位西班牙探险家，他相信这块大陆的存在，并以当时的君主为其命名。当时执政的是腓力三世，他的家族来自奥地利。
但库克将这片海岸称为新威尔士和新南威尔士。当班克斯返回英国之后，他的眼前仍能清晰地浮现出这片土地。他是一位农场主，也是一位植物学家。他相信，澳大利亚沿海地区的土壤和水质非常好，欧洲农民可以在那里轻松地从事农业生产，养牛、养羊和种植小麦。在乔治执政时期的伦敦，身为富有的地主和科学家的班克斯成了一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国王枢密院的成员、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也是饱学之士中的一员。当年那个在塔希提岛上赤身裸体、寻欢作乐的小伙子如今有了一副马铃薯般的身材，他成了皮卡迪利大街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当年那个头发蓬乱的冒险家和收藏家成了一张社交网的核心人物。在这张社交网中，人们就一些植物学问题和学术问题展开了争论；他成了英王乔治三世的顾问，在位于基尤的皇家植物园工作。因此，当议会想找一块地方安置罪犯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找上了班克斯。
这已经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一部“血腥”的刑法典曾列出了 220 项应判处绞刑的罪名，英国需要换种方式处理本国的罪犯。公众舆论对仅仅因为一些小偷小摸就将极度贫穷的人判处死刑，以及绞死小孩子越来越反感。从 1770 年到 1830 年，一共有 3.5 万人被判处死刑，但实际上大约只有 7000 人被绞死。27英国的监狱不但数量有限，而且肮脏不堪。对于许多人来说，用船将罪犯运到其他地方是人道之举。在丢掉美洲殖民地之前，英国曾将大约 6 万名重犯运到北美。在重新获得自由之前，他们要在地里干若干年的农活儿。美国独立后，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于是，重犯们被关押在远离泰晤士河的废旧帆船上，这些帆船的桅杆都已经被拆除。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既危险，又不切实际。因此，大臣们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流放地。
班克斯建议将罪犯送到澳大利亚。与在美洲时相似，英国的重犯可以在澳大利亚从事农业生产，然后重新获得自由。英国将“植物学湾”选为安置犯人的地方。“植物学湾”是库克以班克斯的名字命名的，因为后者非常喜欢收集植物。1787 年 5 月，由 11 艘船组成的“第一舰队”起锚出发。这支舰队要将 775 名罪犯——其中有 192 名是妇女——外加 645 名士兵、军官及其家属运到澳大利亚。这些人将要经历一段长达 36 周的艰苦航行。这些罪犯都只是犯了些小罪，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有盗窃这么一项罪名——从衣服、手表到食物，其中还有一些是在夜间行窃的惯犯。（后来，英国也将政治犯运往澳大利亚，特别是那些参加过芬尼亚起义的人。）1788 年 1 月 20 日，这第一批囚犯到达了澳大利亚。19 世纪 50 年代，英国政府终止了这种做法，此时总计向澳大利亚运送了 16.5 万名囚犯。紧随其后的澳大利亚淘金热引发了规模更大的移民潮。
掌管第一舰队的是亚瑟·菲利普，他是一名职业航海家，也是班克斯的仰慕者，一直与班克斯保持着通信联系。亚瑟·菲利普马上意识到，植物学湾可不像它的名字那么有吸引力，于是他决定将这块新殖民地改建在附近的杰克逊港。他用英国内政大臣悉尼勋爵的名字来为他们第一次驻足的海湾命名——正是由于有了他的命令，亚瑟·菲利普才能率领舰队前来澳大利亚——将那里称为“悉尼”。但当地的土著表现得并不友好。他们用一连串的喊叫声来迎接第一次到达这里的移民：“Warra, warra, warra!”（意思是“走开，走开，走开！”）28当移民开始修建住所的时候，他们经常受到依奥拉部落的袭击和骚扰。当时，已经在这片地区生活的依奥拉族全族大约有 1500 人。
亚瑟·菲利普是一位能讲多种语言的航海家，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自认为是一个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新式人物，充满雄心壮志。菲利普一直与班克斯保持着通信联系，他并不想只管理一座巨大的监狱。他坚持法治。最后，他释放了这些身为罪犯的移民，并做出承诺：新南威尔士将“不会有奴隶”。但殖民地最开始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有时，这块新殖民地甚至面临着断粮的危险。那些罪犯不甘心地成了农民，当他们学着如何种地，如何照料和船一起来到澳大利亚的另一批移民——牛——的时候，他们要靠随船带过来的给养过活，来自英国的补给船有时候也会给他们补充一些物资。此外，他们还要遭受鞭打，听长篇大论的说教，在个别情况下还会被绞死。
惧怕与法国开战的伦敦似乎已经把他们忘了。然而，随着一批又一批船队和更多罪犯的到来，这块殖民地逐渐发展起来了。
入侵者使土著感到愤怒和困惑，菲利普希望能善待他们。他告诉士兵和移民，如果杀害土著，他们也将被绞死。国王给他的命令是接触土著，他“用尽各种方法，竭力与土著进行交流，安抚他们的情感，嘱咐所有移民友好地对待他们”。29
如果这一地区的土著部落愿意放弃他们的良港和渔场，那么事情的发展将会非常顺利。但是他们不愿意。沃特金·坦奇船长是菲利普手下的一名官员，他写道：土著“看上去是在故意躲避我们，要么是出于惧怕，要么是出于嫉妒，要么是出于憎恨。当他们遇到没有武器的掉队士兵时，这些士兵有时会被他们杀掉，有时会被他们打伤”。坦奇认为，事实上，这些土著也是“仁慈和慷慨”的，白人激起了他们“无缘无故的愤怒”，他们的行为就是这种愤怒的体现。30双方需要寻找某种交流方式，因此诱捕了贝恩朗，他是来自旺加尔部落的一名 25 岁左右的已婚男子。
贝恩朗离开自己部落的时间长达 6 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与菲利普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贝恩朗称菲利普为“父亲”，并为他取了一个土著名字。之后，他返回部落，消失在了丛林中。
获得自由后，贝恩朗曾约菲利普见面，这时他的部落正在庆祝一头鲸鱼搁浅。贝恩朗使菲利普受了伤：一位“智者”用长矛刺伤了菲利普的肩膀。这种行为可能与荣誉相关。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托马斯·基尼利认为，土著有用投掷长矛的方法来惩罚他人的习俗，菲利普被刺应该就是这种习俗的表现。在贝恩朗的头脑中，菲利普受到惩罚“是基于以下原因：殖民者抢走了他们的鱼和猎物；英国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定居于此，这种做法太过专横；偷走土著人的武器和渔网……并向土著人随意射击；带来了可恨的天花；让妇女的生殖系统神秘地感染，之后又让男子的生殖系统神秘地感染”。然而，菲利普原谅了他们，这可真是个非凡之举。当他最终从重伤中恢复过来后，他没有下令进行报复。菲利普修复了他与贝恩朗之间的友谊。在他管理澳大利亚期间，殖民者和土著之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
1792 年，菲利普返回故乡，贝恩朗和一位年轻土著与他一起离开了澳大利亚。就像在很早之前，美洲印第安人的宝嘉康蒂公主离开新大陆前往英国一样。当贝恩朗在伦敦游逛，被人带进剧院带上法庭带往各郡的城镇时，他并没有像之前的“野蛮人”那样吸引众人的注意力，这也许是因为新鲜感已经褪尽，也可能是因为新南威尔士已经被视为一个放逐英国罪犯的垃圾场，而不再是一个带有异域风情的天堂。
过去有人认为，贝恩朗返回故乡后一直过着凄惨的生活。他受到了土著的排斥，只能在悉尼酗酒度日；他也受到了殖民地居民的排斥，他们已经抛弃了“高贵的野蛮人”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种族主义的蔑视。但真实的故事没那么极端，也没那么悲惨。贝恩朗继续担任英国人的顾问，他学习英语，而且达到了给身处英国的菲利普一家写信的水平。他在土著中也拥有很高的地位，并成了一个部落的首领，管理着几百名部落居民。“荣誉之战”是土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贝恩朗也经常参加。“荣誉之战”包括了这样一种形式：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投掷长矛，后者要用盾牌坚守阵地。他再婚，并有了一个儿子。最后，他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但随着殖民者占据越来越多的土地，他们和土著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和平共存的观念或友谊的观念逐渐崩溃。
50 岁的时候，贝恩朗去世，死因可能与酗酒有关。但他得到了自己同胞的赞美。然而，替殖民者说话的《悉尼公报》在他的讣告中声称，贝恩朗并不是菲利普船长和年轻时的约瑟夫·班克斯所说的“高贵的野蛮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他没有改变与生俱来的外貌和性格”。启蒙运动曾经赞美那些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人们，他们没有衣服，也没有伪善。但时间不长，这种赞美自我扭曲成了殖民主义者的蔑视。
最后，殖民主义带来的是武力，而不是友谊。库克船长曾经赞美土著的正直。但这些赤身裸体的土著被逐出了自己的土地，仅仅是因为英国需要找个地方安置本国的小偷。要知道，这些小偷也被人逐出了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工业化和殖民化导致了复杂的移民和驱逐。在澳大利亚，一些土著开始公开造反。潘坶嵬就是起义领袖之一，他的反抗活动一直持续到 1797 年：他身上中了 7 枪，然后被捕。后来，他成功地逃了出去，逃跑的时候脚上还戴着脚镣。1802 年，潘坶嵬被杀害。他的头被砍下来，并成了衷心热爱澳大利亚的约瑟夫·班克斯的收藏品。
澳大利亚只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例子中的一个。类似的故事正在美洲、非洲和远东重演。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也同样是这个过程的受害者。
革 命
爱国者们组成了一支公民军，他们聚集在一起，声称拥护自由——自由是“人类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他们还使用了欧洲政治中的一个新词。他们想起了雅典人，故而自称为“民主主义者”。他们宣布，土地既不属于可恨的贵族，也不属于僧侣，而是属于人民。
他们身上挂着绶带，手里拿着滑膛枪。他们号召普通民众“武装自己，聚集在一起，负责处理与土地相关的事宜”。抗议活动首先出现在一座城市里，之后又出现在另一座城市里，最后导致了这场革命。但上面所说的这场革命不是出现在 1789 年的巴黎，而是出现在 4 年之前的尼德兰。在那里，起义者颁布了一部新的成文宪法，他们的“自由军”占领了乌特勒支，随后又占领了阿姆斯特丹。正如将要发生在法国的那场革命一样，符号是最重要的：当时的统治者来自奥兰治家族，因此橙色是被禁止使用的。甚至连橙色的胡萝卜也受到了影响：要么同时展现胡萝卜的绿叶，要么干脆就别展现这种蔬菜。然而，荷兰人数量有限。他们逮捕了普鲁士国王的一位亲戚，因此激怒了这位国王。他的军队入侵荷兰，并轻而易举地镇压了这场体现民主观念的革命，这场革命实在有些令人感到不安。
但扑灭法国革命就有些困难了。当波旁王朝最终垮台的时候，尽管债务缠身，政治也几乎陷于瘫痪，但法国仍然是欧洲最强的国家。法国是思想和时尚的中心。法语是一门国际语言，流行于外交界和上流社会中。法国的陆军规模庞大；法国的海军看上去也很了不起，尼尔逊将军还未让它蒙羞。巴黎自称文明的中心，许多对中国或日本一无所知的人都认同这种说法。因此，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始终可以感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自从西罗马帝国覆灭后，法国革命是欧洲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事实证明，法国革命甚至比西罗马帝国灭亡还要重要。当时，在欧洲这个舞台上同时发生着两场变革，一场是工业革命，另一场就是法国革命。这两场变革毫无疑问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这场在巴黎爆发的革命为后世留下了一笔遗产，评估这笔遗产所具有的价值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法国革命为世界留下了“左”和“右”的观念，将现代意义上的“人权”引入政治领域，并对世界各国的宪法产生了影响。甚至在当时，无论是那些为革命感到欣喜若狂的人，还是那些对革命感到胆战心惊的人，都将这场革命视为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以及新时代的开端。法国革命也证明抽象思想与血腥镇压之间的距离是多么短，因为这场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子女——如饥似渴地、公然地、快速地吞噬——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场革命最初并未给欧洲其他地区带来贝多芬和华兹华斯所希望的自由。相反，它将欧洲大陆再一次拖入了战争、饥荒和萧条。1972 年，美国外交官亨利·基辛格向中国总理周恩来询问如何看待法国革命的影响，周恩来的回答很简单：“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如今，40 年已经过去了，也许可以谈谈这个问题了。
除了革命爆发的时间之外，几乎每一件与法国革命相关的细节都存在争议。1789 年 5 月 5 日，星期天，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召集了古老的“三级会议”，这件事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索。三级会议主要代表了法国社会中的三个利益集团——贵族、教士，以及所谓的“第三等级”。第三等级代表了除贵族和教士之外的每一个人——从富商到农民。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波旁家族的专制统治是不依赖于三级会议的。路易十六希望这个原始议会能帮他增税，尤其是从贵族那里。法国陷入困境，一方面是债台高筑，另一方面是征税基础过于狭窄，使旧有的统治方式变得难以为继。不仅仅是法国遭遇到了这样的危机，中国的明王朝和清王朝，以及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危机。
尽管法国存在君主专制的理论，但大地主、神职人员和最有权势的商人是可以享受免税待遇的，大部分的税他们都无须缴纳。此外，他们还有其他的法律特权。一些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协议组成了一张严密的利益网。根据这些协议，只要法国国王不破产，某些人就可以用某种方式投机取巧。法国决定帮助和资助北美起义者对抗英王乔治三世，这一决定极大地削弱了法国的财政。在之前的战争中，英国夺走了法国在印度和加拿大的殖民地，这深深地伤害了法国的自尊心。帮助美国获得独立有助于抚慰法国受伤的自尊心，但这种行为也使法国出现了长期的债务问题。后来，债务问题从弊政逐渐发展成为一场致命的危机。与此同时，几个糟糕的夏天和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了穷苦农民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从来就不轻松，甚至可以说是水深火热。路易十六和他的大臣们需要找到一个激动人心的解决方案。但召集已经休会 175 年的三级会议有点过于激动人心了。路易十六应该想想英格兰的历史。当查理一世需要钱的时候，他也同样孤注一掷，做了类似的事。
不包括贵族代表和教士代表的 “第三等级”——这个等级主要由律师、行政人员、商人和记者组成——坚持三个等级必须一起开会，以此压制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6 月 17 日，第三等级宣布独自成立国民议会。路易十六没有镇压这个带有叛乱性质的新机构，可能是无力镇压，也可能是不愿镇压。他发现，首都的公共秩序开始逐渐变得混乱。7 月 13 日，革命者摧毁了巴黎附近的关税站。在法国，关税站是王权的象征。次日，也就是 7 月 14 日，他们又攻占了旧制度的另一个象征——作为堡垒和监狱的巴士底狱，尽管当时巴士底狱几乎是空的。一波暴力活动撕裂了法国王权：修道院受到冲击，富有的贵族遭到袭击，修女和教士也未能幸免于难。一些城市宣布自治。
权力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移。负责制定新规则的制宪会议为法国重新编写了宪法。开始的时候，国王看上去好像已经适应了新秩序。革命者摧毁了法国各省的旧制度，并将这些省份改造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区；他们将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了审查制度和酷刑；剥夺贵族的特权，取缔有合法地位的农奴组织；着手创建一个恰当的代议政府体制。这一连串的变革是史无前例的。8 月 26 日，法国颁布了《人权宣言》，它向人们承诺了自由、解放和正当法律程序。这份《宣言》传遍了欧洲，年轻人和乐观主义者感到欢欣鼓舞，而各国的朝臣则忧心忡忡。被吓坏了的路易十六不得不与革命领袖共同出席一场群众集会，并祝贺革命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这令世界感到惊异。
然而，在革命的每一个阶段，战争的压力、饥饿和恐惧都会使不同群体将革命变得更加极端。在经过 1791 年 9 月的选举后，立法议会取代了国民制宪会议。与之前的权力机构相比，立法议会的立场更加偏左。但不久之后，随着共和国的成立，立法议会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从 1792 年到 1795 年，一群极端分子控制了法国，他们自称“雅各宾派”。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包围了法国，革命形势危如累卵；在国外，法国还在与英国作战。法国出现了一批有公众影响力的煽动家，这些人简直就是罗马共和国末期那些激进派领袖的远亲。他们恐吓巴黎的暴民和“无裤党”（意思是裤子破破烂烂的穷人），并将这些人操弄于股掌之间。
德意志的君主扬言，如果法国国王受到威胁，他们将采取血腥的报复。结果，这种表态起到了反效果，致使法国出现了更极端的暴力活动。1792 年 9 月，教士、贵族和那些被怀疑持反革命立场的人在巴黎的监狱中遭到杀害，路易十六最终也难逃被废黜的命运。在之前的 6 月，路易十六曾经想逃出法国，但功败垂成：逃到瓦雷纳时，他被人认出后遭到逮捕，那里离法国东部边界已经不远了。自此之后，他成了一名囚犯，被囚禁在位于巴黎市中心的杜伊勒里宫里，那里是法国王室的一座旧王宫。1792 年冬天，他受到审判，这是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公共事件。路易十六受到了 33 项指控。国民公会的代表进行投票表决，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有罪，只有少部分人投了弃权票和反对票。之后，代表们又就是否应处死国王进行了投票，这次的投票结果双方却非常接近。但接近就已经足够了：1793 年 1 月 21 日，路易十六被处决。他原谅了他的敌人，他的声音被淹没在了鼓声中。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妮特来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巴黎的暴民对她恨之入骨。同年 10 月，这位王后也被处决；他们的孩子，也就是那位理论上的路易十七世，当时才只有 10 岁。后来，他死在了没有同情心的养父母手上。
法国王室的命运震惊了外国的观察家，但这场革命血腥的发展过程则是一出更大的戏。雅各宾派是国民公会中的左翼，而温和的吉伦特派则是国民公会中的右翼。那里成了各种演说家的舞台，但真正的权力逐渐转移到了规模较小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手中。开始的时候，掌管委员会的是乔治·丹东，随后接替他的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于是，雅各宾俱乐部控制了法国。在鼎盛时期，这家俱乐部大约只有 3000 名成员。俱乐部的人数与俱乐部的实际影响力完全不成比例。俱乐部的一个内部派系控制着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个傀儡组织。
正如随后的革命所表现的那样，伟大的信仰都是由符号的力量表现出来的。法国的革命者创造了一种新宗教，他们崇拜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并在遭到破坏的教堂里为“理性”设立了祭坛。法国旧货币制度采用二十进制、十进制和十二进制。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还在使用类似的货币进制。但在大革命时期，法国废除了旧的货币进制，取而代之的是十进制。具有同样“理性”精神的改革也体现在了长度测量方面。但最激进的改革是改变历法：一个月有 30 天，一年有 12 个月，这 12 个月分别叫作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和果月，1792 年是施行新历法的第一年。不但人们熟悉的充满国王、教士和地主的世界消失了，就连所有人都熟悉的货币单位、时间单位和距离单位也都消失了。就算是列宁也没有做过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
断头台的铡刀切断了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也可以确保斗争中不会出现妥协。与之后的革命者相比，雅各宾派杀害的人并不算多。据估算，大约有 4.5 万人在“恐怖时期”丧生，其中有些人死于公开的处决，有些人死于乱民的暴力活动；在巴黎之外的地区也出现了斗争——在路边执行死刑、草草地实施绞刑、用废弃的船溺死大批人。如果将殃及法国全境的内战和饥荒也算在内的话，死亡的人数恐怕有几十万之多；但这还不是对一个完整阶级的清算，至少在肉体上不是。当时，法国大约有 25 万名男性贵族。然而，在 18 世纪的法国，在这样一个相对较小的世界，“恐怖时期”确实是够恐怖的。数字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内容；留在想象中的细节也不容忽视。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巴黎是个小地方。新式杀人装置就公开地放置在这座城市的中心。与一团糟的绞刑或用斧子将人劈死相比，断头台确实显得更加人道。但断头台却为民众提供了一种血腥、公开的复仇方式。医生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推广了断头台，并为这种斩首装置做宣传，但断头台并不是他发明的。实际上，他反对死刑，特别是反对在公共场合用断头台执行死刑。（许多人臆测，他自己就是死于这种杀人装置。但这不是事实。在大革命结束后，吉约坦还活了很多年。1814 年，他自然死亡。）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苏格兰、英格兰和德意志地区早就已经开始使用其他形式的断头台了。吉约坦希望这种装置能够成为一种体现平等精神的现代杀人方法，用来处决重犯和那些势不两立的敌人。在恐怖时期，专制的偏执狂可以通过最少的正当法律程序处决那些潜在的敌人，他们还可以对曾经的富人和权贵进行相应的清算，断头台可以算是这种行为的象征。当时，法国会出售一些小册子，册子上列出了执行死刑的计划。当行刑的时候，暴民们将聚在一起，发出胜利的欢呼声和嘲笑声。到最后，死刑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这些发出嘲笑声的人也会感到厌烦，于是围观的人群变得越来越稀疏。（如果囚车送你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到了刑场后，你却发现没人对你的死感兴趣，那么这一定是件非常令人难堪的事。）
在恐怖时期的所有故事中，有一件事是最具讽刺性的：1793 年，夏洛特·科黛刺杀了让-保尔·马拉，他死在了自家的浴缸中。马拉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出身相对卑微，希望能成为一名严肃的科学家。马拉曾经在伦敦的索霍区（在那里，他对浓咖啡上了瘾）、纽卡斯尔和瑞士工作过。之后，他回到巴黎，成了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他为宫廷和贵族服务，这样做一来可以收取高额的诊疗费，二来可以使自己获得半贵族的地位。马拉也会写一些涉及政治的小册子，例如，他在一本小册子中精辟地分析了英国宪法中的疏失。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欣赏这部宪法。马拉希望建立一个更加人性、更加公平的司法制度。他激烈抨击出现在革命早期的暴行。他认为，从本质上看，路易十六是位好国王，辅佐他的也都是些好大臣。
但在阐述偏执思想方面，马拉一直就不是很成功，他是一个脸皮薄的人。他在电学、热学和光学方面的研究受到了外界的普遍关注。马拉受到了歌德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赞美，但他未能进入（皇家）法兰西学院——这使他感到非常愤怒。他是一个喜欢与人辩论，又没有多少朋友的人。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马拉将全部时间都用于新闻工作和政治活动。他发现，自己的真正才能在撰写一些批判性和煽动性的散文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马拉抨击像拉法耶特这样的温和派，他将自己办的报纸命名为《人民之友》，并愈发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人民之友”——他是一个不属于任何政党的未腐化堕落的人，不修边幅，鼓励穷人去争取他们的经济权利，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通过选举，他进入了国民议会。他成了极端分子的代言人，有时他甚至因自己的煽动性言论而面临审判。但这是一场摆样子的审判，因为判决已经在审判前决定了。在这场审判中，主要的演员就是身为被告的马拉，最后成功地获判无罪。尽管如此，他曾一度被迫流亡伦敦，尽管这段流亡的时间非常短。回国后，他经常东躲西藏，有时候还要求助于巴黎的下水道。
马拉一直有些神经质，而且对暴力的厌恶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说，他甚至不愿看到一只昆虫受伤。但当他拿起笔，捍卫受困于农村地区的保皇党叛乱和外国军事威胁的革命时，极端主义的恶魔占据了他的心灵。早在 1790 年 12 月，也就是恐怖时期到来之前，马拉就已经开始为革命说话了。他在《人民之友》报上写道：必须打击敌人，这里所说的敌人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首都里的敌人。必须大规模执行死刑：“6 个月前，只要砍下 500 颗或 600 颗脑袋就能将你从地狱中拉回来。但今天，因为你愚蠢地让你的死敌们有机会在一起密谋策划阴谋……所以我们不得不砍下 5000 颗或 6000 颗脑袋；然而，就算是要砍下 2 万颗脑袋也在所不惜，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
随后，马拉又将这个数字扩大了 10 倍，甚至一度达到了 50 万。他用许多刻薄言论攻击较为温和的吉伦特派。不久，吉伦特派便败在了雅各宾派手里。他的愤怒究竟是从何而来呢？马拉患有皮肤病，这种皮肤病不但使他备受煎熬，而且使他变得丑陋；他来自一个受过宗教迫害和政治迫害的家庭，这些可能都是他愤怒的原因。此外，他的愤怒中也一定包含个人复仇的因素。他似乎非常惧怕保皇党重新夺权。他一再告诫革命者：一旦保皇党重新夺权，就会掐断他们的脖子，在他们面前凌辱他们的妻子，挖出他们孩子的内脏。
马拉遇刺身亡。人们都知道，刺客名叫夏洛特·科黛，她是一名来自诺曼底的妇女，是吉伦特派的支持者。但事实上，她的人生经历要更加丰富。科黛与马拉有相似之处。她的早年生活也非常艰苦，她的母亲韶华早逝，她被送进了一家修道院；她也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卢梭和伏尔泰的影响。（直到最近一二十年，历史学家才开始关注法国大革命中女性思想家和女性煽动者的故事。）她也对法国陷入内战后国家的前途表示担忧。前一年 9 月，发生在监狱中的屠杀也使她感到不寒而栗。
1793 年 7 月，科黛来到巴黎，她买了一把厨刀，并一路打听着来到了马拉的住所。此时，马拉正在逐渐失去政治权力，但他仍然在继续工作。为了缓解皮肤病，他工作的时候通常是坐在一个内有铜衬的浴缸里。在浴室中，科黛向他讲述了吉伦特派流亡者的情况。马拉表示，这些人很快就会丢掉他们的脑袋。马拉的妻子刚一离开，科黛就一刀刺向马拉的胸膛，并刺破了他的颈动脉。在发出求救声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了。科黛当然避免不了上断头台的命运。但在被处决之前，她解释了刺杀马拉的原因。她指责马拉掀起了一波杀戮的浪潮。她说，她为了拯救 10 万人而杀了一个人；如果罗伯斯庇尔认为处决路易十六是正当的，那么她刺杀马拉也无可非议。
马拉继续活在人们的心中，他已经成了革命的象征。教堂和学校中放置了马拉的半身像。最伟大的法国革命艺术家雅克-路易·大卫创作了一幅绘画作品来纪念马拉之死。在这幅画中，马拉身体向一侧倾斜，他的皮肤几乎毫无瑕疵，一只手上还抓着一封信。在这幅作品中，马拉的形体特征与描绘把耶稣的圣体从十字架上放下的艺术作品中耶稣的形体特征有相似之处，只是旁边没有天使或悲伤的玛利亚。的确，在爱普通人的纯洁心灵方面，马拉被暗喻成了基督。在悼词中，马拉的朋友马基·德·萨德也做了这样的比喻。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死后，同样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愤怒和冷酷转变成了爱和怜悯，人们开始建立起对马拉的崇拜。与此同时，革命退化成了控诉与反控诉的角力，一个组织对另一个组织的猛攻，以及流淌着血的街道。甚至罗伯斯庇尔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当时他发出了痛苦和恐惧的叫声。在被处决前，他曾向自己的面部开枪，结果受了重伤。
在马拉死后的一年之内，社会的狂暴——如革命的杀戮和理想化的极端主义——开始渐渐平息。下一个阶段的统治者将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处理对外战争，他们就是发动所谓“热月政变”的热月党人。要想镇压保皇党的叛乱，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军队。因此，从 1799 年到 1802 年，年轻的科西嘉将军拿破仑·波拿巴控制了权力，他首先成为执政官，之后于 1804 年称帝。拿破仑巩固了革命带来的几项关键改革，至少是在原则上巩固了这些改革。与此同时，他成了一名军事独裁者。在他的独裁统治下，鲜血淹没了半个欧洲，硝烟窒息了另外半个欧洲。马拉对暴君的痛恨却催生了一个新暴君。
多数派的革命让位给了个人崇拜、秘密警察和战争。然而，从荷兰到德意志，从英格兰到意大利，法国革命早期阶段的最初原则——自由、平等、博爱，或更加实际的方面，如法律公正、剥夺君主和贵族的特权——对欧洲各地的改革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开始的时候，拿破仑的军队几乎是无敌的，这支军队走到哪里，革命所主张的自由就会在哪里出现。在国内，拿破仑的最大成就是颁布了一部法典，即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将旧法律简单化和合理化，建立了一个单一且条理清楚的系统；它不但重塑了法国，而且还影响了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在拿破仑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帝国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华沙大公国、意大利的南端和巴尔干地区。帝国剥夺了旧贵族的权利，终止了宗教歧视（如压迫犹太人），并传播了新的法律制度和公制系统。最初的时候，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将他的第三交响曲命名为《波拿巴交响曲》。
然而，据说当贝多芬听说拿破仑称帝的时候，他愤怒地撕下标题页，将这个交响曲更名为《英雄》，并在上面题献“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在这里强调的是纪念。在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和尼德兰，拿破仑的军队推翻了旧的统治者，并拥立了新的统治者。这些新统治者大多来自拿破仑自己的家族或他最亲密的支持者。风雨飘摇的哈布斯堡家族和霍亨索伦家族用惊恐的眼光看着局势的发展。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拿破仑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还不如说他想建立一个家族帝国；换句话说，拿破仑的所作所为更贴近太阳王的设想，即将欧洲置于法国王室的统治之下，而不是罗伯斯庇尔或丹东所主张的共和政治。但拿破仑最终还是失败了。一方面，他成了过度扩张的牺牲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试图征服俄国，最后他的军队不得不在雪地里撤出俄国。另一方面，西班牙的游击队拖住了拿破仑。围剿游击队的战争不但旷日持久，而且收效甚微，这些游击队得到了英国威灵顿公爵的支持。
在 1805 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海军上将纳尔逊指挥的英国舰队采用了一个颇具风险的策略，击败了法国舰队和西班牙舰队，但这位著名的海军上将也在战斗中阵亡。海战之后，拿破仑入侵英国本土的希望基本破灭。这场海战导致了海上强国和陆上强国的长期平衡。在此期间，英国封锁了欧洲大陆的主要港口，但却不能有效地打击这位“科西嘉暴君”。同年年底，拿破仑获得了他人生中最伟大的胜利。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他击败了奥地利和俄罗斯的联军。
在兵败俄国之前，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使欧洲各国的军队既感到敬畏又不知所措。直到 1813 年的莱比锡战役——又称“各民族大会战”——反法联盟才集中了规模足够庞大的军队，最终击败了拿破仑。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组成了联军，他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法军以及来自意大利和波兰的盟军。截至当时为止，这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陆上战争，双方总共投入了大约 60 万军队。拿破仑的失败导致联军占领巴黎，也导致他手下的高级将领发动了一场兵变。拿破仑宣布退位，随后被流放到了厄尔巴岛。
不久之后，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并立即着手重整军队。这是 19 世纪中最重要的冒险活动之一。但这也仅仅是场冒险。“百日王朝”是拿破仑的最后统治。这个王朝始于肥胖的路易十八逃出巴黎，终于著名的滑铁卢战役。在滑铁卢，在最后一分钟赶到战场的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联军击败了法军。最后，拿破仑被流放到位于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1821 年，拿破仑在这个远离欧洲的小岛上去世。
拿破仑迫使其他欧洲强国动员本国军队以及大规模作战所达到的程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再度出现。他对主宰欧洲一千年的君主制构成了短暂的威胁。但征服战争和共和政治是相互抵触的，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少到令人惊讶的地步。
革命造成了混乱，这种混乱使拿破仑成了领袖，但这并不是革命的本质。欧洲暂时回到了旧秩序中，回到了奥匈帝国控制的保守联盟中。波旁家族统治的法国发出了最后的微光，俄国沙皇充当着“欧洲警察”，欧洲笼罩在他的阴影下。但法国绝不会再回到从前。法国国内仍然存在着根本对立，一方认同的是旧式的保皇主义和天主教，另一方认同的是新式的共和主义和革命。这种分歧导致两场进一步的革命，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撕裂了法国社会，并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继续冲击这个国家。维希政府与纳粹德国的勾结就是这种分歧达到高潮的表现。在欧洲其他国家，“人权”、共和政府和公正的现代法律仍然留在人们的头脑中，这些思想鼓舞了 19 世纪的激进分子。波及整个欧洲的 1848 年革命表明，那些在两代人之前产生于巴黎的新思想是不会被遗忘的。
真正的难题是，在爆发全面革命的时候，是否能够避免滑向大规模的杀戮和最终走向军事独裁。将英国的平等派与法国的雅各宾派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进行对比是否有意义呢？将克伦威尔、拿破仑和斯大林进行对比又是否恰当呢？这些国家的情况迥然不同，国家变革的主要参与者也会用不同的术语来形容自己。但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一旦旧政权——使人无法容忍、对变革装聋作哑、僵化，并令人蔑视——垮台，几乎不会有一个更加理性、更加人道、更加有远见的新政权彬彬有礼地等在旁边。
权力会使人变得疯狂。敌人已经将我们围住。叛徒到处都是。我们需要非常时期的权力。现在的严苛将会带来日后的平静。已经没有时间过细地做事了。政权的垮台仍在继续，这引发了太多的痛苦，于是精疲力竭的人们接受了暴力和独裁者的第一个承诺——恢复法律和秩序。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在替人民说话，但毫无疑问，占成年人绝大多数的人民通常是无声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君主国和帝国都存在即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宫廷政变、呆傻的后代、兄弟之间的战争，以及一个家族推翻另一个家族。尽管问题从一种政体转移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政体，但争夺权力的过程却变得更加血腥了。
黑皮肤的雅各宾派
今天，海地是世界上最贫穷、最令人绝望、最萧条、最腐败、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但在 350 年前，海地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当时的海地名叫圣多明克，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肥沃土地上，伊斯帕尼奥拉岛是加勒比海上最大的岛屿之一。海地是一个多山的地区，山上长满了硬木林，丘陵上种植着咖啡、可可、杧果和橙子，平原上有熠熠生辉的香蕉种植园、烟草种植园和糖料种植园。海地是法属殖民地，法国用这块殖民地的财富在波尔多、南特和马赛修建了许多华美的广场和大厦。海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单一岛屿殖民地。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每年有超过 1500 艘船到访海地的港口：为了与圣多明克进行贸易，法国雇用了 750 艘大型船舶和 2.4 万名水手。
然而，这个繁华、成功的地区却向人们证明了这样一件事：人类公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变坏，而且是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么，为什么海地会走向衰落呢？答案是奴隶制，奴隶制与法国崇高的民主理想发生了冲突，于是就造成了这种结果。在黑人奴隶反抗白人压迫者的众多起义中，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获得胜利的起义就发生在圣多明克。当白人为主的北方国家不再依赖糖料种植园和奴隶船的时候，海地起义很快就被人遗忘了。虽然起义的最终结果使海地人民感到绝望，但这次起义的领导者却是 18 世纪最令人鼓舞的几位领袖之一。
这位领导者名叫杜桑·卢维杜尔。他的父亲是一名非洲酋长，在战争中被俘，然后被当作奴隶卖给了一个法国种植园主。这位颠沛流离的酋长和他信仰天主教的妻子一共生了 8 个孩子，杜桑便是其中之一。与大多数奴隶相比，杜桑受到了特殊的照顾，他学习过一点法语和拉丁语，长大后，他成了一名工头，负责照料种植园主庄园里的牲畜。尽管他从未受到过虐待，也没有像大多数种植园奴隶那样受到定期的鞭打，但在 33 岁获得自由之前，他仍然是个奴隶。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已经 40 多岁了，长着一头灰白色的头发，因此人们都称呼他为“老杜桑”。他的姓氏“卢维杜尔”是个绰号，意思可能是指他在日后担任军事指挥官时能够在敌阵中找到“空隙”，也可能是指他牙齿间的缝隙。31他个子不高，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骑手，也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人。
杜桑的世界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一部分。大西洋奴隶贸易大约持续了四个世纪，直到 19 世纪末才被废除。在这段时间里，欧洲的奴隶贩子大约抓捕了 1240 万非洲人，然后将他们装进贩奴船，运送到加勒比地区、南美洲和北美洲；差不多有 200 万名黑奴在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中丧生，他们有些人甚至死在了前往种植园的路上。32除了这些，当阿散蒂、达荷美、刚果和其他地区的国王意识到了如何利用战俘赚钱之后，他们之间的相互征伐也造成了大量死亡。他们杀掉年老和年少的战俘，然后将健康的成年战俘带到海边，于是这些人踏上了不归路。如果将上述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奴隶被圈禁在海岸时的死亡数量，以及到达种植园一两年内奴隶的死亡数量也算在内的话，那么黑人总共的死亡数量可能会达到 1600 万，这比被送到美洲的奴隶数量还要多。33
阿拉伯穆斯林是最早使用非洲奴隶的人，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抓捕非洲人，让这些奴隶在劳动密集型的露天糖料种植园里工作。同时，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也面临着奴隶起义。但大西洋航行、对肥沃新土地的征服，以及欧洲人对廉价食糖、烟草和棉花的贪得无厌却将这件事推向了逻辑的极端。15 世纪晚期，葡萄牙人占领了佛得角群岛和马德拉群岛。之后，他们开始从事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因此，葡萄牙奴隶贩子的贩运量占整个奴隶贸易的 40%。但不久之后，欧洲其他航海民族——从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到荷兰人和丹麦人——也纷纷加入了这项贸易。然而，主导 18 世纪贩奴贸易的是英国人。
在世界历史中，没有哪段故事比“中段航程”更加黑暗或更加著名。中段航程是三角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这段航程中，拥挤不堪的贩奴船将人类的“肌肉”从非洲运到美洲。随后，这些贩奴船将他们生产出的糖和其他原材料带回欧洲，再将欧洲人生产的商品运到殖民地。事实上，在工业革命全面铺开之前，取得领先的欧洲经济是将外国劳动力当作机器来用，并以此促进本国的繁荣。后来，愤怒的基督教改革者发起了反奴隶制运动。今天，与这场运动相关的故事非常受欢迎。然而，尽管主张废奴的男男女女非常勇敢，但他们无法抹去两个世纪的奴隶贸易。
一切都很简单，一切都并不遥远。加了糖的茶水在口中留下了甜蜜的味道，朗姆酒为双唇留下了令人满意的滋味，一件新的棉布衬衫非常柔软，吸上一口上好的烟草使人感到惬意。这些都能使人体感受到强烈快乐，因此几代欧洲人都不会去关注给他们带来这种快乐的奴隶制经济。即便到了今天，有了电视和其他现代通讯媒体，我们在享受设计精巧的电脑桌和漂亮的一次性衣物时，也不会仔细琢磨为什么能够以如此便宜的价格买到它们。自从 17 世纪以后，从格拉斯哥到里斯本，许多欧洲城市创造了巨额财富；布里斯托尔和南特修建了很好的梯田；有权势的政客为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建设提供资金，这些发展都是拜奴隶贸易所赐。奴隶贸易非常残酷，这种残酷体现在了许多方面：从奴隶贩子在奴隶身上打烙印和在种植园中鞭打奴隶，到把奴隶喂鲨鱼，再到逼迫他们吃人肉作为惩罚。这种残忍实在是太令人厌恶了，因此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流行时尚和知识分子的妄自尊大受到了人们的嘲笑。奴隶船上装满了戴着镣铐的男男女女。奴隶船散发着恶臭，以至于岸上的人一闻到这种臭味，就知道有船快要靠岸了。死去奴隶的尸体经常会被扔进大海，因此鲨鱼会一直尾随着奴隶船，跟着船队跨过大西洋。
在英法进行奴隶贸易的全盛时期，圣多明克是最渴望得到奴隶的地方。原因有两点：第一，那里的炎热气候有利于传染病的蔓延，传染病会造成奴隶死亡；第二，奴隶要砍甘蔗，并用甘蔗熬糖，这些艰苦的工作会使他们迅速丧生，因此奴隶主经常需要购买更多的奴隶。进入法国大革命那个世纪，大约共有 85 万名奴隶被贩运到了圣多明克。你或许会认为，那里的黑人数量会变得越来越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截至革命爆发的时候，这块殖民地上只有 43.5 万名黑人。对于法国人来说，这没什么特别的。因为在英国控制的牙买加，情况同样如此。奴隶的大量死亡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他们发动起义时圣多明克发生的事。
1685 年，路易十四颁布了《奴隶法案》。在这部法案的管理下，圣多明克不但人口构成复杂，而且居住在那里的人具有反抗意识。那里有富裕的白人种植园主，他们通常是法国贵族的二儿子或有不光彩经历的儿子。那里有一个庞大的穷困白人阶层，他们充当店主、工匠、种植园里的监工，有些则是农民。那里还有一个规模更大的混血阶层，他们有一半的白人血统和一半的黑人血统，这是 100 多年来白人男性迎娶黑人妇女的结果。这些“黑白混血儿”也分三六九等，这取决于他们的父母有多黑或多白。有些黑白混血儿逐渐富裕起来，尽管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但仍然受到了穷困白人的记恨。最后，占当地人口绝大多数的是黑人，其中大部分是奴隶。逃跑的黑人组成了若干团体，这些团体在圣多明克的山区建立了避难所。在那里，他们信奉伏都教，偶尔也会密谋袭击种植园。
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到了圣多明克，就像投入了炸药中的爆竹一样。不出所料的是，富裕白人、殖民地的地方官员和军官基本都是保皇党。但在其他的白人和黑白混血儿中，很多都是热情的共和党人。西班牙的殖民地圣多明各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东部，英国的殖民地牙买加与伊斯帕尼奥拉岛隔海相望。正当圣多明克陷入混乱的时候，西班牙人、英国人及其引以为豪的海军都在蠢蠢欲动，希望借此乱局捞点好处。
因此，海地革命一定是段复杂的故事。有时候，揭竿而起的奴隶会与西班牙人联合，共同对付法国的革命分子；法国人双面作战；黑白混血可能站在保皇党一边，或者甚至站在入侵的英国人一边。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地位而奋斗。与此同时，来自巴黎的消息总是不断变化。在巴黎的中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中，许多人都从食糖贸易中赚了不少钱。因此，在革命的早期，他们坚决主张保留奴隶制。反对奴隶制的人（其中包括英国人）希望这场革命能够成为一个转折点，但这次他们失望了。法国召开会议对圣多明克的局势展开了讨论，为了避免使用“奴隶”这个词，人们含糊地使用一些令人尴尬的代称。
之后，随着革命目标更趋向于民主，黑人权利也被提了出来。让-巴普蒂斯特·贝莱以前是一名奴隶。1794 年 1 月，他在法国的议会中发表演讲，主张废除奴隶制，当时他赢得了热烈的欢呼声。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C.L.R. 詹姆斯是研究海地革命的先驱，他表示：“一名黑人、一个曾经的奴隶应该发表这样一篇演讲，这是很合适的。在演讲中，他提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法案。这是人类所有立法机构曾经通过的法案中最重要的一个。”34但随着反雅各宾势力发动反击，巴黎又突然出现了反对奴隶主张和支持旧秩序的情绪，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快了。
试图设法完全解放圣多明克全部黑人的是杜桑·卢维杜尔。开始的时候，法国革命导致保皇派法国人和共和派法国人之间的冲突，也导致穷困白人和黑白混血之间的冲突，他们同样想得到自己的权利。其他的法属岛屿也爆发了奴隶起义，如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
杜桑是一名天主教徒，也会用草药为人们治病。刚开始领导奴隶起义的时候，他是一位谨慎、稳健的领袖。他一般会寻求折中方案，并试图赦免敌对势力的领导人——他这种做法无异于背叛，因为这可能会使起义者重新沦为奴隶。有一段时间，他曾与西班牙的保皇党并肩作战，共同反对革命。他极不信任穷困白人中的激进分子。但随后，杜桑成了一名经验更丰富、更成功的军事领袖——他仔细研究了尤利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几乎具有可以与拿破仑相提并论的军事天赋。此时，他接受了雅各宾派领袖绝对化的“人权”观念。他将一群愤怒的奴隶、一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训练成了一支纪律严明、足智多谋、意志坚决的军队，他带领这支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这支军队的最大成就是击败了英国人。英国人假装站在黑人和混血一边，假装拥护自由，但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趁法国虚弱之际占领这块殖民地。英国的大臣们都知道，在 1760 年，他们自己控制的牙买加岛也爆发了奴隶起义。杜桑并没有认真考虑英国人的建议，他对法国大革命中所提出的理念倒是越来越热心，只要法国派来的官员不继续压迫他们。他击败了英国军队。在英军战史上，这是最令人尴尬的失败之一。爱国的历史学家悄悄地忽略了这场败仗。但在这次战斗中，英军伤亡惨重。这次战斗的伤亡数字足以与反抗拿破仑的半岛战争的伤亡数字相提并论。
杜桑是一位令人难以捉摸的领袖。他似乎是真心实意地尊崇法国。但在行动上，他又选择让这块殖民地获得独立，并由他自己来管理，这样可以使圣多明克发展得更好，也可以确保奴隶制不会死灰复燃。当法国革命出现波折，更加保守的政治人物在巴黎掌权的时候，杜桑警告这些人，如果他们想对圣多明克下手，那么他们无疑是在缘木求鱼：“我们已经知道该如何面对危险以获取自由，我们也将知道该如何英勇牺牲才能捍卫自由。”35到这个时候，在杀戮和猜忌中，这场奴隶起义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岛上的种族观念。里戈是一个黑白混血，是杜桑的竞争对手。他拒绝服从杜桑的命令，因为这位领袖是个纯种的黑人。当他因抗命而受到指控的时候，杜桑愤怒地质问：“皮肤颜色的深浅有什么哲学意涵吗？与一个人的品行有关吗？”他继续说：“我是‘人权’的狂热信徒，因此我绝不相信一种肤色的人会优于另一种肤色的人。我认为，一个人就是一个人。”
在驱逐英国人，控制圣多明克之后的若干年里，杜桑成了这块殖民地的独裁者。他对圣多明克的管理相当出色：他重新修整了被战争蹂躏的土地；促使工人们回到种植园，以免国家遭遇饥荒；开始建立学校和地方行政系统；设立法庭；修建了一家精致的客栈；引入几项简单的税；打击走私犯。在解放了的奴隶和自由白人的陪伴下，他多次举办可以接受民众请愿的晚会，也经常骑马在岛上四处巡游，这样可以检查他施政的每一个细节。他采用了一部已经制定好的宪法，并创建了一个愿意尊他为统治者的议会。当时，圣多明克有机会成为一个由黑人管理的真正的多民族共和国，这无异于跳动在加勒比海上的一点火花。
然而，对于另一位自封的统治者——拿破仑·波拿巴——来说，这点火花实在是太刺眼了。他轻视黑人，同时完全理解永久丧失圣多明克将会对法国造成多么可怕的冲击。在过去，法国三分之二的海外财富都来自圣多明克。拿破仑与杜桑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后来，法国与英国和其他反法国家之间曾一度罢兵休战。在这个短暂的和平期里，拿破仑派 2 万军队去镇压这场黑人起义。要知道，这是法国向海外派出的规模最庞大的军队。
此时，杜桑与他身边其他有才华的助手和立场更加激进的黑人支持者产生了矛盾。他们认为，杜桑对白人太仁慈，而对黑人太苛刻。在是否应该与法国完全断交这个问题上，杜桑一直犹豫不决。另一个使他踌躇的问题是，这个新生的自由岛国应该变得多激进？但当拿破仑的将军们在圣多明克登陆的时候，他们发现杜桑和英国人一样难对付。岛上又开始了一场残酷的战争。高唱革命歌曲的黑人军团将法军打得步步后退，胜利似乎就在眼前了。如果部分高级将领没有叛变，那么杜桑或许可以坚持到雨季，到那时疾病将会消灭这些侵略者。但结果却是，谋求停战的杜桑遭到出卖。法军捉住了他，并把他押送回法国。在法国，拿破仑将他囚禁在一个冰冷的监狱中，直到他去世。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并未因杜桑的被捕而变得意志消沉。法军将领有了一个残酷的念头，他们想彻底根除黑白混血；想杀害大量的黑人，用这种方法迫使他们重新成为奴隶。法军溺死和烧死了很多人，并让经过特殊训练的军犬攻击当地人。但他们的这种做法却起到了反效果，一场新的游击战就此拉开序幕。这很像是一场完全的种族战争，这种战争在历史中尚属首次。现在，领导黑人军队的是让-雅克·德萨利纳，他以前是个奴隶，身上有许多被鞭子抽出的伤痕。德萨利纳曾是杜桑手下的一名杰出将领，但并不像杜桑那么温和或谦逊。交战双方都犯下了暴行。法国人的身边到处都是起义，他们的意志力逐渐减退。拿破仑华丽远征军的残兵败将逃离了这个岛屿，结果被等在一边的英国海军逮了个正着。
德萨利纳效仿拿破仑，于 1804 年加冕称帝。他头戴美洲人做的王冠，坐在英国制造的典礼马车上，率领军队进入城镇。此时，圣多明克已经更名为“海地”。次年，德萨利纳下令对留在岛上的白人进行屠杀，这场屠杀使海地陷入国际孤立状态。德萨利纳屠杀白人或许是受到了法国人的怂恿，法国人是海地的宿敌，他们想一劳永逸地消灭这块殖民地。两年后，英国议会终于宣布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非法。此后，英国皇家海军抓获了大量贩奴船，并释放了大约 15 万名奴隶。于是，种植园开始衰落。种植园衰落、国际孤立，再加上连年战争的破坏，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将海地推向了深渊。
殖民者种植的甘蔗、咖啡、烟草和其他经济作物使海地的财富成倍增加，也使海地被吸纳进了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心。但这一切都基于有组织的暴行。在此之前，人们一直在寻找创造财富的其他方法。但截至 18 世纪晚期，至少英国本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繁荣。这种繁荣的基础是以蒸汽作为动力的工业，英国不再需要那些使人感到厌恶的生意。如果不是圣多明克的奴隶把法国大革命的承诺当了真，并且向世界证明黑人和他们的主人一样英勇善战（甚至更加善战），那么废奴主义者恐怕就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但最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如果杜桑能够活下来，并建设他那个小小的共和国，那么他或许能为海地留下一笔更丰厚的遗产，今天的海地或许也不会成为一个独裁、贫穷的国家。
牛 痘
18 世纪 20 年代，波士顿住着一位受到迫害的教士，他叫科顿·马瑟。他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研究导致儿童大量死亡的天灾。最后，他和他的妻子还是败给了那个时代的大灾难——天花。他说：“死掉一个儿童，并不比打破一个水罐或一朵花的凋谢更令人惊讶。”但马瑟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有一个叫奥内西姆斯的奴隶，没有得过天花，这名出生在遥远的利比亚的奴隶的胳膊上有几道伤痕，这几道伤痕是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非洲老家留下的。与其他非洲奴隶一样，他按照非洲部落的习俗接种过某种东西。马瑟对此既感到好奇，又感到怀疑。但这种好奇心尚不足以使他宽恕奥内西姆斯的一点小过错，他卖掉了这名奴隶。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给他留下了印象。36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另一侧，一位聪明且拥有良好社会关系的夫人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她就是玛丽·沃特利·蒙塔古。1715 年，她得了天花，而且病情相当严重。这场病不但毁了她的美貌，并且差一点就要了她的命。玛丽的丈夫是位外交官。当他被派往土耳其工作的时候，她也跟着丈夫来到了奥斯曼帝国。在那里，她了解到了土耳其人接种疫苗的习惯——接种疫苗又被称为“种痘”。种痘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先在皮肤上划一个小口，然后将一点致病物质植入这个小口，之后接种疫苗的人会出现轻微的病症。土耳其人用这种方法来保护妇女们的美貌，以确保能够进入后宫，而玛丽夫人则用这种方法来保护她年仅 6 岁的儿子。几年后，她返回英格兰。她也为她的女儿接种了疫苗，之后还劝说她的好友卡罗琳公主为王室的儿童“种痘”。
像在美国一样，这件事也在英格兰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天花是一种可怕且致命的疾病。古代的中国、印度和非洲就已经出现了天花。之后，这种疾病于古典时期传入希腊和罗马。12 世纪的时候，十字军战士感染了天花，他们将这种传染病带到欧洲，结果造成了天花在欧洲的肆虐。感染了天花的人往往会首先发疹，之后在脸上和身体上长出可怕的脓包，再往后就会出现令人感到恐惧的痉挛和失明，到此时这个人基本上就已经没救了。幸存者通常会留下疤痕，有时还会落下残疾和失明。儿童是天花的易感人群。这种疾病最容易在欧洲拥挤的村庄和城镇中传播。据估算，到 18 世纪，英格兰每 10 个亡者中就有 1 个死于天花。从 1783 年到 1802 年，格拉斯哥三分之一的儿童因这种传染病丧生。俄罗斯的情况同样糟糕。在肆虐欧洲一个世纪后，天花在俄罗斯杀死了大约 6000 万人。37
当我们观看描绘简·奥斯汀时代英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爱丁堡的村庄或革命时代美国城镇的电影时，电影制片人通常会忽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的身上长着脓包或留着疤痕，天花使他们的眼睛都无法睁开，这些人的样子可怜到无法形容的地步。一项研究表明，“在超过 2000 年的历史中——包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口述历史——天花使大量的人死亡、失明和伤残。根据具体的伤亡数字我们不难发现，天花或许是给人类带来最大痛苦的恶性传染病”。38
然而，人们自古以来就知道，让某人接触弱化的天花病毒后，这个人会出现轻微的病症。症状消失后，他就不会再得天花了。古代的中国医生会收集天花病人身上的痂，之后将这些痂风干、碾碎，再用一种特殊的骨制管子将碎末吹进病人的鼻子里。他们还会将天花病人身上的浓汁刻意地涂抹在儿童的衣服上。在印度和非洲部分地区，人们会用棘刺将病毒带入静脉、直接吞下病毒，或是将病毒涂在裸露的伤口上。牧师马瑟的奴隶和玛丽夫人在伊斯坦布尔木屋里遇见的人使用的都是这种方法。这不是什么秘密。
但这并不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欧洲的医生不使用传统的免疫法，他们这样做自有他们的道理。那些接触到微弱病毒的人可能会真的染上天花，结果因此丧命或致残。传统免疫方法会导致 3%~5% 的死亡率，这使“种痘”成了一种危险活动。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也会落下疤痕或失明。在伦敦，玛丽夫人的好友之一，尊贵的萨瑟兰伯爵曾为他的儿子接种疫苗，结果导致儿子死亡。事实上，在人口密度大的地方推广“种痘”会加速天花的传播。最后，欧洲药剂师使用的不洁净的刀子经常会传播其他的传染病。英国的医生——之后特别起劲的是漫画家——对玛丽夫人冷嘲热讽，甚至认为接种疫苗是外国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杀光英国的婴儿。
然而，天花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因此，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接种疾苗。接种疫苗是段可怕的经历，这点可以在英格兰得到体现。那些要接种疫苗的男孩和女孩先要被饿上几个星期，目的是让他们的体质变弱；之后是给他们放血，目的是让他们的血液变淡。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只能靠一点点素食维生。然后，在孩子身上划开一个口子，嵌入天花病毒。具体来说，是用打了结的绷带将干痂固定在伤口周围。为了防止天花传播，这些孩子要接受隔离。他们被安置在一家“传染病院”或是谷仓里，和其他患者住在一起。他们要在那里住上 10 天，直到新长出来的痂脱落为止。给孩子们居住的地方污秽不堪。这段经历不但会给人留下身体上的创伤，而且会给人留下心理上的创伤。一个 8 岁的孩子在格洛斯特郡经受了接种疫苗的折磨。之后，他抱怨说，他在那里变得骨瘦如柴，从来就没睡过一个好觉。这个男孩的名字叫爱德华·詹纳。
很早的时候，詹纳就失去了大部分家人。一个比他年长许多的哥哥将他拉扯大。这位和蔼可亲的哥哥是个家境小康的教区牧师。开始的时候，詹纳曾着迷于植物学。不过很快，他就决心成为一名医生。当时，医生这份工作意味着学徒身份，而不是大学教育。在伦敦，他受到当时最好的外科医生约翰·亨特的赏识。因此，他得到了一个跟随库克船长前往澳大利亚的机会，这是库克船长第二次出航澳大利亚。但他更希望回到格洛斯特郡，当一名生活更加平静的快乐乡村医生。在那里，他遇到了定期爆发的天花病。他行医，种植黄瓜，用气球做实验，照顾他体弱多病的妻子。此外，他也在关注着外界的信息，并反复思考一则当地的民间故事。
牛得了天花后，有时候会传染给挤奶女工，她们称之为“牛痘”。据说，一旦感染了这种危害相对较小的疾病，她们就会对天花产生免疫力。当地的民歌和诗歌长期以来有这样一个传统：开头的时候都会先描写挤奶女工肤如凝脂般的美丽，因为她们的皮肤上没有天花留下的疤痕。至少一个名叫本杰明·杰斯提的农民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此，在 1756 年，他用牛痘的浓汁使他的妻子患病。乡下经常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但直到 40 年后，已到中年的詹纳医生才开始做他那个著名的试验。詹纳听说，在格洛斯特郡的伯克利村，有一个农民的女儿——名叫莎拉·内尔姆斯的挤奶女工——感染了牛痘。1796 年 5 月 14 日，詹纳劝说这位女工，希望她能允许自己从她的疮上取下一些物质，并将这些物质保留下来。之后，詹纳在一个名叫詹姆斯·菲普斯的小男孩（他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工人）的胳膊上划了一个口子，用之前从莎拉疮上取下的物质让他感染。于是，小菲普斯患上了症状较轻的天花。当小男孩康复后，詹纳于 7 月 1 日再次划开他的皮肤，向里面植入了携带天花病毒的物质。（今天，用动物做医学实验引发了巨大争议，因为人们通常会从伦理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但在 18 世纪的英格兰，用一个工人阶级的男孩做实验似乎并未引起什么议论。）这次，詹姆斯没有再得天花。已经行医 24 年的詹纳非常相信这个实验结果，因此他没有做更多的实验。很快，他就在一本小册子里写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小册子几乎立刻成了畅销书。
这条消息为什么会迅速传播？这条消息是如何迅速传播的？这些问题与詹纳的发现同样有趣。首先，詹纳是当地科学辩论会的成员，他认为自己的突破是已被证实的科学，而不仅仅是一种乡间疗法。尽管他的许多观点都是错的，但他的新发现还是获得了认可，因为当时有大量思想开通的听众都在等待治疗天花的新方法。其次，尽管只是位乡村医生，詹纳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格洛斯特郡的切尔滕纳姆是英国的温泉胜地之一。与法国交战使富裕的英国人不可能到国外去旅行，所以切尔滕纳姆逐渐发展了起来。在这座小镇里，詹纳接触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贵族和作家，他们促进了这项新发现的传播。
不久，牛痘的实验开始风靡英国。很快，其他国家也开始做这个实验。1799 年，普鲁士的路易莎公主致信詹纳，向他询问关于“牛痘苗（vaccine）”的事（vaccine 这个词来自拉丁语中的“牛”）。同年，这颗药界新星被呈送给了乔治三世。凡是王室和贵族领头的事，中产阶级都会紧随其后。次年，在一场简·奥斯汀出席的晚宴上，宴会的男女主人坚持要为与会的来宾朗诵詹纳的小册子。到了 1801 年，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开始为水兵们接种牛痘。与此同时，托马斯·杰斐逊在他的家乡——弗吉尼亚的蒙蒂塞洛——亲手为 30 个人接种了牛痘。俄国皇后将第一个接种牛痘的儿童命名为“瓦奇诺夫（Vaccinof）”。据估计，大约有 10 万欧洲人得到了救治。这项伟大的发现甚至跨越了欧洲战争的界限：为了向詹纳表达敬意，拿破仑于 1804 年铸造了一枚徽章，之后他的军队也接种了牛痘。事实上，拿破仑非常尊敬詹纳，以至于当这位乡村医生就某一问题致信拿破仑的时候，这位法国皇帝竟然同意释放一些英国战俘。在巴黎，著名的空想社会改革家吉约坦医生是詹纳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但这项发现也受到了一些攻击。无知的漫画家对用牛身上取下来的东西使人感染的观念冷嘲热讽。医生们警告，这种做法没什么好处。更严重的是，那个时代另外一位著名的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对詹纳展开了猛攻。1806 年，马尔萨斯的一本名著出了第二版。在这个版本中，他警告人们提防人口过剩。对于马尔萨斯来说，由天花造成的死亡是件好事，因为这可以使人口自然下降。如果牛痘真的发挥作用，那么就会突然冒出其他的疾病来取代天花，对人口进行必要的筛选。“人类将不会，也不可能会，战胜自然的意志，”马尔萨斯写道，“未来将会出现必要的死亡，要么是以这种形式，要么是以那种形式。”
事实上，接种牛痘将会根除天花，这使天花成为人类第一个根除的大灾难。在许多国家（其中也包括英国），各种争论推迟了必要的立法，因此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之后的 19 世纪。在世界各地，直到 20 世纪，天花仍然在使人死亡，使人失明，使人致残。但感谢詹纳的发现，美国于 1980 年宣布，天花已经被彻底根除。有了对实验的新信念，借助出版的力量，这位乡村医生对人类的幸福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做出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同时代任何一位高喊着人权的政治革命家。
1 James Reston Jr,Galileo: A Life(Cassell 1994), p. 69.
2 Reston, op. cit., p. 74.
3 J.L. Heilbron,Galileo(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58.
4 Quoted in Lisa Jardine,Going Dutch(HarperPress 2008), pp. 56-7.
5 N.A.M. 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llen Lane 2004), p. 151.
6 See David Starkey,Crown and Country(HarperPress 2010), p. 394.
7 Heilbron, op. cit., p. 258.
8 John Keay,India: A History, p. 251.
9 Keay, op. cit., p. 322.
10 See Roger Pearson,Voltaire Almighty(Bloomsbury 2007), ch. 13.
11 Pearson, op. cit.
12 These stories can all be found in Roger Pearson, op. cit. - a splendid introduction to Voltaire's world as well as his life.
13 Christopher Clark,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Penguin Books 2006), ch. 7; the description of Katte's executioncomes from the same source.
14 Clark, op. cit., ch. 8.
15 John Ferling,Independence: The Struggle to Set America Free(Bloomsbury Press 2011), ch. 2.
16 Figures from the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 Jenny B. Wahl.
17 Ronald Takaki,A Different Mirror(Little, Brown 1993), p. 31.
18 Takaki, op. cit., p. 45.
19 Takaki, op. cit., p. 45.
20 See Thomas Keneally,Australians: Origins to Eureka(Allen & Unwin 2010), p. 127.
21 Jared Diamond,Guns, Germs and Steel(Vintage Books 2005), p. 155.
22 Watkin Tench,A Complete Account of the Settlement at Port Jackson(published on the Internet by Project Gutenberg).
23 Keneally, op. cit., p. 18.
24 Captain Cook's Voyages, ed. Glyndwr Williams (Folio Society 1997), p. 125.
25 See Richard Gott,Britain's Empire: Resistance, Repression and Revolt(Verso 2011), p. 84.
26 Richard Holmes,The Age of Wonder(HarperPress 2008), p. 37.
27 V. Gatrell,The Hanging Tre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8 Gott, op. cit., p. 85.
29 See Keith Smith, ‘Bennelong among His People',Aboriginal History, 33, p. 10.
30 Tench, op. cit.
31 C.L.R. James,The Black Jacobins(Vintage Books 1989), ch. IV. Though this was written by the West Indian Marxist in 1938. and contains some now outdated material about the brilliance of Lenin and the coming African revolution, it remains the essential and superbly researched account of the Haiti revolt.
32 Marcus Rediker,The Slave Ship( John Murray 2007), p. 5.
33 Matthew White,Atrocitology(Canongate 2011), p. 161.
34 James, op. cit., p. 140.
35 James, op. cit., p. 197.
36 Arthur Allen,Vaccine(W.W. Norton 2007), pp. 36-49.
37 For these and other figures see Allan Chase,Magic Shots(W. Morrow, New York 1983), pp. 42-9.
38 Chase, op. 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