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世界走向开放　
从 1492 年到 1640 年：
欧洲的全面爆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抗争

通常认为，人类历史出现过两次重要变革：一次是农业的发明，因为农业是几乎所有事物的基础；另一次是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有些人认为，最近出现的数字技术和脑科学可以被视为第三次重要变革，但另一些人不同意这个观点。然而，如果农业和资本主义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跨越”的话，那么或许我们应该在两者之间再增加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可以算是一个“小跨越”，至少是人类向前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这个阶段就是全球贸易，大约出现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不均衡是全球贸易的重要推动力，它导致食糖、烟草、香料和资金在各个地区之间流动。没有全球贸易，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工业革命——至少工业革命会改头换面。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地方贸易可以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远途贸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阿拉伯水手打通了地中海和印度之间的航路，进而与远东的海上贸易商取得了联系，这是一个例子。穿越撒哈拉的商队是第二个例子；维京人利用河流系统进行贸易，这种贸易导致俄罗斯的创建，这是第三个例子。但直到西欧水手利用新式远洋帆船，艰难地开辟洲际航路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系统才开始逐渐形成。西欧水手见证了技术的累积。用绳子绑成的木桶、新式的龙骨和船舵、将帆装上桅杆的新方法，这些新事物很快就催生出了一种大型帆船，这种大帆船配备了指南针和观测星象的仪器，不久之后还加装了火炮。这种大帆船是由古代的单甲板帆船和旧式的海运货船经过几个世纪的改进逐渐发展而成的。

大帆船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尽管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当这些新式船舶抵达美洲的时候，美洲大约有 7000 万土著居民。也就是说，当时美洲的人口与欧洲的人口大致相当。这些土著民族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巴西、墨西哥、秘鲁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但不久之后，美洲人口开始急速下降。在相对发达的中美洲和南美洲，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强迫当地人为他们劳动，把他们变成奴隶，这导致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社会发展迟缓和政治停滞。在相对空旷的北美地区，各种不同类型的殖民者最终在那里定居。他们学习了那里的耕作技术，创建了一种民主文化。

这些变化对当今世界的均势和繁荣产生了影响。黄金和白银先是流入欧洲，之后流入了中国，结果引发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动荡。在欧洲，古老的宗教等级制度受到挑战，欧洲大陆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从事环球贸易的商人催生了新的金融系统，这种金融系统也对今天的世界产生了影响。欧洲人通过海路到达了东方，并在各处建立帝国。像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正在努力寻找应对这种情况的方法。

本书这个部分要考察的是，欧洲人是在何时、用何种方式扩张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欧洲人使用的技术还比较原始，而且部分技术还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的一些关键因素开始逐渐发挥作用。在过去，人们会用自我表扬的心态，将这段历史理解为一个英雄史诗般的故事：探险家和征服者为土著民族带去宗教和文明；欧洲的城市中出现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物品；令人钦佩的农民自力更生地开垦处女地。但现在看来，这更像是个残忍的故事。欧洲人蹂躏了这颗星球上的许多地区，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像《启示录》中所说的四骑士。我们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世界上的这个地区要比其他地区更加富有，什么因素在发挥作用？什么因素没有发挥作用？当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会发现，1492 年到 1640 年是欧洲崛起的关键期。

我们同样应该看到的是，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非常古怪，不是任何一段简述所能传达的；它使欧洲普遍陷入对海盗的恐慌，也使欧洲尤其敬佩那些保家卫国者，如“穿刺者”弗拉德；俄罗斯的面积变得越来越大；英格兰和日本出现了两位主张禁烟的统治者。

乐土上的灾难

如果说西班牙人在 15 世纪 90 年代“发现”了美洲，那么就可以说拿破仑在 1812 年“发现”了俄罗斯。事实上，我们应该说西班牙人“入侵”了美洲。欧洲人入侵美洲时所使用的木帆船凝聚了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和火药、穆斯林的导航数学，以及欧洲人在大西洋上的航海经验，这些帆船在海上扮演的角色相当于马和战车在陆地上扮演的角色。欧洲人及其现代美洲的兄弟姐妹之所以认为他们“发现”了美洲，仅仅是因为被入侵的民族在军事上不堪一击，以及他们很快就被疾病压垮了。同样，在经过数个世纪的乱砍滥伐、疯狂开采矿产资源、大规模狩猎和过度捕捞之后，欧洲的自然资源已经变得相当贫乏。因此，对许多欧洲人来说，美洲是一片富饶而成熟的荒地，是另一片乐土。传教士、海员、实业家和作家声称，这片被发现的土地上有空荡荡的森林和友善的异教徒，他们正在等待适度耕作、财产权和福音的恩泽降临。

大约 2 万年前，亚洲人通过大陆桥进入了美洲。他们在美洲的森林和草原从事狩猎活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美洲土著民族的历史非常复杂。这段历史涉及许多不同的文明和一块完整大陆，而这块大陆并非无人居住。事实上，与哥伦布时代的欧洲相比，这块大陆能够承载更多人口。在 15 世纪 90 年代，北美地区大约生活着 700 万至 800 万“印第安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农民。如果再加上人口稠密的墨西哥和南部地区，当时美洲的人口约为 7500 万到 1 亿，而同一时期欧洲的人口约为 7000 万。1

美洲土著民族的社会各式各样：从因纽特猎人到居住在村庄中的居民，从复杂的农业文化和部落联盟到帝国。欧洲人对北美洲大西洋沿岸“野蛮人”的最初描述，以及那个流行的传说（按照这个传说，残暴的土著猎人住在帐篷里，他们彼此之间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战争）都只是一种宣传。事实上，大多数土著人都是农民，他们生活在村庄和小镇里，种植各种各样的作物。只不过，相当一部分美洲农业是以刀耕火种为基础的，农民在一块土地上耕种一段时间后，就会去耕种另一块土地，以便让之前的那块土地恢复肥力——这种做法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早期农业非常相似。他们的部落制度以权力平衡为特征。这些制度包括几位起领导作用的妇女——她们可以选择男性首领——以及为了避免冲突而进行的种种复杂协议和联盟。最重要的是，美洲的社会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据估计，仅仅在北美地区就有 600 余个不同的社会，有大约 12 个相互独立的语族，这些语族之间的差异“有时比英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异还要大”。2

尽管欧洲人将“发现”美洲的荣誉归于哥伦布，但维京人早就到达过北美洲的北大西洋海岸，并曾经短暂地在那里定居；巴斯克水手也早就知道纽芬兰附近有富饶的鳕鱼渔场。在哥伦布到达南美洲之后，第一波到达北美的是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之后是英国的毛皮商人。随后，北美出现了一些殖民地。这些殖民者能幸存下来，唯一要感谢的就是美洲土著人，因为他们为早期移民提供了许多食物方面的援助。但欧洲人的到来却导致了一场全方位的大灾难。直到最近，人们才对这场灾难有了一个比较恰当的认识。据估算，从 16 世纪 20 年代——也就是他们初到美洲的时候——到 1900 年，美洲大约出现过 100 种疾病，这些疾病几乎消灭了全部土著民族。除了那些死于疾病的人之外，还有许多人死于饥饿，这主要是因为田地无人播种、无人照料的缘故。欧洲殖民者声称，北美是一片“处女地”，是一片空旷的乐土。但事实上，从许多方面讲，那里都是个灾难地带。

当然，对土著民族构成威胁的不仅仅是疾病。欧洲人非常希望得到毛皮，特别是能用来做帽子的海狸皮。欧洲人对毛皮的需求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使土著部落陷入纷争，因为当地的动物几乎已经被他们猎杀殆尽；其二，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枪和酒的传入也产生了相似的影响。在更靠南的地区，西班牙人使马重新出现在美洲。美洲本来有马，但这些马已经被早期的美洲人猎杀殆尽。到 18 世纪早期，逃脱的马变成了野马，未逃脱的马要么被用于交易，要么就是被偷了。马的出现使“大平原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他们通常是徒步狩猎野牛。但现在，骑在马背上的“大平原印第安人”成了更有效率（和更好战）的游牧民族。

最后，殖民地的侵略活动摧毁了土著民族在中美洲建立起来的帝国和北美洲沿海地区的文化，并引发了一波波移民浪潮。有人声称，美洲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和“不可驾驭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美洲已经变成了一块人口稠密的大陆。从美洲土著居民的角度来看，欧洲人的到来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

迷失的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的名字在英语里写成 Christopher Columbus，在西班牙语里写成 Cristóbal Colón，在意大利语里写成 Cristoforo Colombo，有时又被写成 Christofferus de Colombo 或 Colom，此外我们还可以为他找到其他名字。但无论哪个名字，都是指那位红脸膛、长着白发的老水手。哥伦布被看作一个侦察员，一个为欧洲人打前站的先驱。在所有入侵中，都要有一些人冲在最前面，然后把收集到的信息传回后方。这次，冲在前面的是三艘小船，船员们会用一些下流的俚语称呼这几条船。哥伦布的旗舰是“圣玛丽亚号”，船员们称它为“肮脏的玛丽”。1492 年，船队从西班牙的一个小港口起锚，这个港口其实就是个小渔村。当时，船员们并不怕从世界的尽头掉下去。他们希望发现远东的国家，可能是日本，可能是印度，也可能是“大汗”统治下的中国（事实上，蒙古帝国在 100 多年前就已经瓦解了，但消息传递得很迟缓，他们尚不知情）。哥伦布至死都相信他发现的是“东印度群岛”，但他的行为却表现出他的困惑：他宣布，加勒比地区归西班牙王室所有，如果他真的认为这个地区属于强大的中国，那么他就不可能这样做。

哥伦布如何理解自己的发现，这始终是个谜。在第一次航行的时候，他没带什么可用于贸易的东西，船上只有一些华而不实的小玩意。他没带士兵，没带传教士，也没人会用画图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发现的东西。当然，他也不会意识到，这支小小的探险队会成为先锋。在他们之后，会有大批欧洲船只向西航行。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只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初的几点雨滴。事后，他做出的解释既五花八门，又自相矛盾。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并不完全知道他要寻找什么，尽管他着迷于记录与黄金有关的信息。哥伦布获得了许多尊贵的头衔，如“海军上将”和总督。而且，无论他发现了什么，他都有权获得十分之一的权益。这些荣誉和特权都是西班牙君主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授予的，他们刚刚摧毁了穆斯林在欧洲的最后一个据点——一个名叫格拉纳达的小王国。

哥伦布是一位勇敢的水手，尽管他可能也是位信心满满的艺术家。当然，他也应该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错误负责任。

或许，我们应该说哥伦布是位“自信的艺术家”，因为他对命运抱有坚定的信念。他一直在努力募集资金。从本质上看，他要做的事属于一种金融投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那个时代，地中海西部地区出现了激烈的竞争。葡萄牙人——真正的具有开拓性的水手——已经到达非洲最南端，并随时准备开通一条通往印度的可靠航路。他们希望能到达非洲的采金区——这些采金区归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所有，希望能从南面攻击伊斯兰世界。西班牙人与法国冒险家和葡萄牙人展开了竞争，他们都试图在散布于非洲沿海的群岛上建立欧洲的第一块大西洋殖民地。在这些群岛中，葡萄牙人获得了马德拉群岛和佛得角群岛；在 1404 年至 1493 年之间，西班牙占领了加那利群岛。

加那利群岛上出现了小规模的殖民活动，成了美洲殖民活动的完美预演。群岛上的土著人很可能是柏柏尔人的后裔，他们身材高大，肤色并不十分黝黑。他们都生活在部落群体中。尽管抵抗了西班牙人的入侵，但他们缺乏西班牙人在马匹和枪支上的优势，他们对这二者一无所知。他们对欧洲的疾病同样缺乏免疫力。许多人沦为奴隶，被带到欧洲。现在，他们的文化已经完全消失。在他们的土地上，西班牙人建立了糖料种植园，并梦想得到不必远跨重洋才能获得的非洲黄金。

但是，从加那利群岛再往西会是什么地方呢？除了哥伦布，还有许多人认为再往西就是日本和中国，而且认为只要经过 4 个星期的航行就能到达那里。当时，受过教育的欧洲人都已经接受了“地圆说”。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基督教水手已经有了穆斯林的星盘、中国的指南针和比较原始的地图。很多人告诉哥伦布，中国是可以到达的，保罗·托斯卡内利就是其中之一。托斯卡内利是佛罗伦萨的一位大学者，他认识莱昂纳多·达·芬奇，可能也认识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后来亚美利哥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块大陆。3但另一方面，其他杰出的地理学家却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这段航程的距离要远远超过哥伦布的预期。他们相信，这段航程实在是太远了，远到当时的船舶无法承受的地步，因为这些船舶只能携带数量有限的淡水维持生命。哥伦布的冒险没有得到葡萄牙人的支持，因为葡萄牙国王手下的数学家不同意他计算的距离；开始的时候，哥伦布在西班牙也遇到过相同的麻烦。

然而，对摩尔人的军事胜利使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非常兴奋。最终，他们表示愿意帮助哥伦布。他们的动机多种多样，包括贪心、骄傲、虔诚和恐惧，所有这些因素都交织在一起。他们渴望得到黄金，也渴望得到东方的香料。在漫长的陆地商路沿线，东方的香料使许多商人和城市变得非常富有。征服格拉纳达王国是件光彩的事，但这场战争的花销也很高昂。尽管如此，这场战争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将其视为基督教徒的伟大胜利，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为此深感自豪。他们有一种清晰的感觉，认为哥伦布的冒险活动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与同时代的基督教徒一样，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将在不久后重返人间。因此，他们要找到尽可能多的灵魂，将他们带入基督教会。更重要的是，他们害怕新发现落入他人手中会构成威胁。哥伦布已经找过葡萄牙人。他还委派一个兄弟前往英格兰，寻求英格兰国王的帮助（但这位兄弟被耽搁了，后来被海盗俘获）。当西班牙人最终同意资助哥伦布的时候，他正在前往法国的路上，希望法国人能接受他的观点。

哥伦布不是西班牙人，而是热那亚人。但是，西班牙的贵族、教会和商人愿意资助他。倘若哥伦布返航时能带回一些土著奴隶、让人感兴趣的蔬菜和鹦鹉，以及一小盘黄金的话，他们愿意再掏一笔钱。实际上，他们是在赌博，要么加注，要么放弃。哥伦布声称，从加那利群岛启航经过 4 个星期的航行就能到达日本。他认为，这段航程大约是 2400 英里。但葡萄牙的数学家们是对的，这段航程的实际距离是 1.2 万英里。如果不在中途靠岸补充淡水的话，当时的海船绝不可能航行那么远。

哥伦布或许知道自己是夸大其词，但这种夸夸其谈会使他驶向未知世界的勇气更加引人瞩目。曾经至少有一支准备充足的探险船队向西航行，从此销声匿迹。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航海家在获得新设备和大海船，以及展望他们将会航行多远时所产生的兴奋感。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许下了重赏：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水手可以获得每年 1 万个银币的终身年金。在那三条小船上的每一位水手大概都有这样一种幻想：“这笔年金应该属于我。”从加那利群岛出发后，这种贪念和乐观情绪持续了数周之久。船员们确实有许多“发现”，但后来证明，这些“发现”都是假的，而且船队的物资变得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之前的情绪发生了变化。

哥伦布——这位意大利船长——恳求和哄骗他的西班牙船员，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一些水手认为，这个外国人一定是疯了；他们还认为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但最后只有船长会变得富有，这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另一些水手提议，如果哥伦布坚持继续航行的话，就把他从船上扔下去。经过五个星期的海上漂泊后，哥伦布与另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尼雅号”——的船长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勉强同意继续航行，但最多只能再往前走 4 天。两天之后，也就是 1492 年 10 月 12 日，一个名叫罗德里戈·德·特里亚纳的水手终于在前方发现了一片陆地。这片陆地是一条岛链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将这条岛链称为巴哈马群岛。如果特里亚纳对余生抱乐观态度的话，那么他就看错了他的船长。哥伦布宣称自己已经看到了陆地，应该由自己拿年金。归国途中，那些失望的船员为什么没有把哥伦布扔到海里？这是另一个谜。他们登陆后，哥伦布宣布这个岛屿归西班牙王室所有。这个岛屿被称为圣萨尔瓦多岛，土著人原本将其称为瓜纳哈尼岛。

岛上的居民与加勒比地区的泰诺人有关，泰诺人的死敌是被看作“食人族”的加勒比人。当时，加勒比海地区的总人口不到 20 万，他们会从事一些简单的农业生产，会捕鱼和编织。他们非常喜欢抽烟——将晾干的烟叶卷成卷抽。在哥伦布的描述中，泰诺人——哥伦布将其称为“印度人”——是爱好和平的，性情温和。他告诉斐迪南国王，西班牙人可以强迫他们工作、种地和修建房屋，也可以强迫他们穿上衣服。随后，哥伦布又宣布一些更大的岛屿归西班牙所有。他还绑架了一些当地的土著人，把他们带回欧洲，展示给西班牙人看。1493 年，哥伦布进行了第二次航行，这次航行的距离比第一次还要长。在西班牙殖民者初次到达美洲之后的 18 年内，99% 的土著人都失去了生命，其中大部分人死于疾病。

在第一次航行途中，船队中最大的一艘船失事。因此，哥伦布不得不将 39 人留在当地，让他们建立一块殖民地。而且，他也不得不放弃一些在当地找到的黄金。但西班牙人对黄金非常贪心，尽管泰诺人进行了抵抗，但他们还是被西班牙人征服了。哥伦布返回时，这 39 个人都死了。但在他们之后，又出现了更多的殖民者，因此泰诺人和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土著民族难逃厄运。他们将梅毒传染给了哥伦布的水手，后来所有通奸的欧洲人都逐渐染上了这种疾病。但最后，他们还是消失在了历史中，只留下一些特殊的词语，如“吊床”“独木舟”和“烧烤”。4在第二次航行的时候，哥伦布的船队大约有 1200 人，其中还包括一些妇女。与这些殖民者一同前往美洲的还有马，以及骑在马背上手持枪械的士兵。对于美洲土著人来说，骑兵一定是种可怕的“怪物”——这种“怪物”的上半身是人，下半身长着四条大长腿，而且还能喷火。第二次航行还将骡子、鸡和猪带到了美洲：就在这一刻，探险变成了征服。

当殖民者残忍地对待这些“印度人”的时候，他们会为自己的暴行进行辩解，污蔑这些土著人是“食人族”。事实上，美洲的土著居民已经成了新西班牙帝国的一种财产。土著人的土地成了西班牙帝国的土地。西班牙的天主教徒有这样一种倾向：他们将所有非天主教徒都视为异教徒。这些异教徒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改变信仰，要么就被烧死。这种宗教倾向是否是西班牙人忽视土著民族权利的主要原因呢？北方的新教徒也一样；宗教成了一个简单的借口。但无论如何，对于新生的西班牙王国来说，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新世界，而是来自旧世界。

真正的威胁来自葡萄牙。在大西洋的各个地区，葡萄牙人都是西班牙人的竞争对手。1494 年，这两个国家达成了一项特别协议，这项协议经《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认可后生效。这项条约以一条经线为界，将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归西班牙所有，另一部分归葡萄牙所有。这条经线穿过了两极和佛得角群岛（已经被葡萄牙人占领）以西的地区，把哥伦布发现的古巴岛和伊斯帕尼奥拉岛划归西班牙。后来，双方又对最初的协议进行了调整，葡萄牙人获得了巴西的大部分地区；之后，伊比利亚人又开始瓜分世界的另一边。1529 年签订的《萨拉戈萨条约》又在远东地区划了一条线。

在第三次和第四次航行中，哥伦布登上了南美大陆，并发现了珍珠。此时，殖民者之间产生了矛盾，而且他们与忍气吞声的泰诺人之间也发生了冲突。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降低了哥伦布过于优厚的待遇，并开始执行一项长期规划。按照这项规划，个人冒险所取得的成果将转化为由国家和教会支持的统治权。

基督教世界的边境

要理解哥伦布的所作所为和这两个国家划分世界的荒谬举动（这种荒谬举动还得到了教皇的认可），我们就要深入了解当时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如果说路途遥远而又花费不菲的丝绸之路切断了基督教欧洲与东方的联系，那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孤立感一定会更加强烈。它们位于欧洲的边缘——刚刚驱逐了穆斯林——境内散布着许多堡垒、防线和军营。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就是欧洲边缘国家的君主，他们虔诚信仰天主教。西班牙人的经验是，要想获得安全感就需要不断前进，不断扩张领土。因此，这是一处动荡不安的边境，一处经常发生战争的边境，需要帆船维持治安。

在穆斯林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的几个世纪中，曾经有一度，只有位于西班牙北部山区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还信奉基督教。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几个基督教王国利用穆斯林的分裂，慢慢向南扩张。发源于北非的穆拉比特王朝推行更严格的伊斯兰统治。在这个王朝的统治时期，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发现，那些相互争斗的基督教国家似乎更欢迎他们到来，很多人因此移居到北方。在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继位前的若干个世纪里，基督教徒已经“收复”了大半个西班牙。在“收复失地”的过程中，1212 年的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是一场重要的胜利。是年，卡斯蒂尔、纳瓦尔、阿拉贡和葡萄牙的君主一改过去相互纷争的传统，将矛头一致指向南方的伊斯兰王国，成功地摧毁了穆瓦希德王朝。穆瓦希德王朝是一个柏柏尔人建立的王朝，它的军队来自各个地方，有一部分军队来自今天的北非地区，最远则来自非洲内陆，如塞内加尔。

到了 15 世纪 90 年代，只有弱小的格拉纳达王国尚未被肃清。尽管穆斯林军队进行了长期而英勇的抵抗，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投降。这一方面是因为格拉纳达王国受到了饥饿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督教王国与他们签订了貌似优厚的条约，使他们非常动心。基督教徒承诺，每一个愿意投降的人都可以离开西班牙，返回非洲；而且，愿意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还可以继续遵守伊斯兰律法。因此，数十万穆斯林选择留下来，在基督教徒的统治下生活。由于最初的条约很快被撕毁，有些人发现这种生活实在难以忍受，但也有许多穆斯林改宗基督教。当时，西班牙有 20 多万犹太人，他们也要被迫做出选择，要么改宗天主教，要么离开西班牙。根据现在的估算，只有大约 4 万人选择离开。最初，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葡萄牙。但后来，很多人去了阿姆斯特丹、君士坦丁堡、威尼斯，甚至罗马。5

那些坚持信仰的犹太人则被剥夺了财产，这确实有助于西班牙政府为哥伦布的航海活动募集资金，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布尔戈斯主教就曾是一位犹太教的拉比；圣女大德兰——又被称为阿维拉的圣特蕾莎——这位反对宗教改革的神秘主义者来自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家庭；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可能也是如此，这位修士和历史学家揭露了西班牙在美洲殖民活动的黑暗面。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和人们印象中的一样残忍、冷酷，不断考验着马拉诺（指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们被怀疑还在秘密地信奉犹太教）的忠诚，有多达 4000 人因宗教忠诚问题遭到处决。但另一方面，犹太人和穆斯林也会处决叛教者。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来说，宗教裁判所和在西班牙实现基督教化是他们的王国——卡斯蒂尔王国和阿拉贡王国——组建联盟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他们要在这块极端的意识形态基石之上建立具有同一性的新国家。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都是信仰天主教的君主，非常钦羡罗马，天生一对。伊莎贝拉是卡斯蒂尔王国的公主，但她的童年生活颇为坎坷。有一段时间，她的生活相当拮据，只能和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相依为命。精神疾病可能源于家族遗传：伊莎贝拉的女儿就被称为“疯女胡安娜”。伊莎贝拉的父亲很有政治野心，利用女儿诱惑大半个欧洲王室成员抛来橄榄枝。对于求婚者，伊莎贝拉都冷眼相加，并且学会了躲避那些年长很多的贵族。有一次，她向上帝祈祷，恳求不要让她嫁给一个 43 岁的贵族。后来，这个男人因为阑尾破裂死在了求婚的路上（这或许可以解释伊莎贝拉虔信的原因）。1469 年，为了和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王子结婚，伊莎贝拉私自逃出家门。显而易见，他们的婚姻不符合任何人的期望，因为他们的祖父有血缘关系。不过，他们的婚姻得到了教皇的祝福，而教皇的祝福是必不可少的。

从画像上看，斐迪南是个柔弱、忧郁的男子。但在控制了两个王国之后，他变成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永无休止地征战和签订各种条约。他是个工作狂。有时，为了使自己能集中精力，他会在脸上贴一条绷带。在处理与摩尔人、异教徒和犹太人相关的问题时，斐迪南比伊莎贝拉还要强硬。当军队厮杀之时，伊莎贝拉喜欢亲临现场观看。在费迪南心目中，妻子与他的地位是平等的（但除了妻子，他从不平等待人）。这对夫妇的座右铭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历史为我们提供的婚姻幸福的秘诀。斐迪南比伊莎贝拉多活了 12 年。对他们二人来说，这都是悲伤的事情。

所有这些都很重要，因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创建了西方最强大的王朝，或许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疯女胡安娜”嫁给了“美男子腓力”。腓力来自哈布斯堡家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儿子。胡安娜和腓力的儿子是查理五世，西班牙的王权与奥地利的王权因此又扯上了关系。除西班牙和奥地利外，查理五世还继承了勃艮第、低地国家、德意志南部、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统治权。1519 年，查理五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能当选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兄弟统治着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于是，他成为古典时代之后第一个有可能统一欧洲的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大量白银正从刚刚建立的美洲帝国涌入查理五世的金库。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美洲帝国。

对白银的贪婪

这是有史以来最一边倒，也是最重要的伏击战之一，但设伏的西班牙人可不这么想。他们正躲在白墙后面，等待敌人到来。一个伏击者坦言：“当时的情形太恐怖了，许多人尿了裤子都不知道。”他们的首领名叫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皮萨罗是私生子，来自西班牙的一个贫穷小镇，目不识丁，满头灰发。在美洲，他手下只有 168 个人，其中 62 个人配有马匹。1532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清晨，皮萨罗见到了印加帝国——我们将这个国家称为秘鲁——的统治者。尽管印加帝国拥有大约 8 万人的军队，但他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使用火枪，而印加军队使用弹弓、弓箭、棍棒和木质的盔甲，这些武器更适合青铜时代的战争。但西班牙人的火绳枪射速很慢，也不灵活。而且，皮萨罗大约只有 10 支或 12 支火绳枪。

那些鲁莽的侵略者的处境十分不利。西班牙人邀请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到卡哈马卡城的广场上见面。卡哈马卡城位于层峦叠翠的秘鲁高原，那里有许多寺庙和军事设施，这些建筑都是由石头拼砌而成的，看上去比任何一栋欧洲的石质建筑都更精巧。城市的中心有一座巨大的广场，广场周围是一些低矮的房屋。这些房屋是供朝拜者和旅行者居住的，设伏的西班牙人就躲藏在那里。

但印加帝国的皇帝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圈套。阿塔瓦尔帕刚刚在内战中击败了同父异母的兄弟，在首都库斯科加冕称帝。尽管西班牙人在北方横行霸道了很多年，但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些征服者。使者将皮萨罗抵达沿海地区的消息报告给阿塔瓦尔帕。与此同时，还传来一些令人担忧的消息——这些入侵者在当地大肆劫掠。但与史诗般的印加内战相比，这似乎只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一位使者告诉阿塔瓦尔帕，这些人并不值得忧虑——这群人不好战，而且组织混乱。他们肤色苍白，穿着闪闪发亮的金属外衣，骑在巨大的美洲驼上。那些“马”也不足惧，因为它们不吃人。在这些西班牙人中，有一个叫作比森特·德·巴尔韦德的修士。用那位印加使者的话说，这个人的身上装饰着“两条横竖交叉在一起的棍子”。因此，阿塔瓦尔帕对这些入侵者仅仅是充满好奇。他后来告诉皮萨罗，他很想得到那些马，因为他认为这些动物很有用处。他将西班牙人视为怪人，希望他们能为自己守卫后宫。阿塔瓦尔帕乘坐轿子进入卡哈马卡，整座轿子装饰着鹦鹉的羽毛、白银和黄金。轿夫共有 80 人，他们身穿翠蓝色的衣服，个个都很有身份。与皇帝一同进城的还有 6000 名精锐士兵，他们扬扬得意地跟在轿子旁边，嘴里还唱着歌曲。此外，在皇帝的前面还有一支负责开路的先头部队。大部分士兵都没有武装，他们身上穿的是礼服。

由于西班牙人的武器后来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这支军队，因此有人会认为印加军队不堪一击。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士兵都受过严格训练，他们曾打败遭遇的每一支敌军。他们都是优秀的战士，能与敌人短兵相接，直到战死疆场。当印加人到达广场时，那里空无一人。随后，那位教士出现了。他告诉印加皇帝，他是来指引他皈依基督教的。比森特拿出一本《圣经》，阿塔瓦尔帕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件东西。他接过《圣经》，努力翻看这本书。比森特想上前帮忙，却被阿塔瓦尔帕推到一边。打开《圣经》后，在仔细地阅读了那些弯曲的黑线之后，皇帝失望地把书扔在了地上。这次会面实在太无聊了，而这件礼物也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亵渎上帝的行为激怒了比森特。他开始召唤伏兵。“来啊，来啊，基督徒们，”他叫喊着，“快来收拾这些可恶的敌人！”皮萨罗丢下了手里拿着的衣服，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暗号。看到暗号后，西班牙人的 2 门小火炮开始射击（他们总共带了 4 门小火炮，但其中有 2 门哑火了）。西班牙人忘记了恐惧，忘记了不舒适的湿靴子，或是骑马，或是徒步，从埋伏地冲了出来。枪炮的声音和突然袭击使印加军队阵脚大乱。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枪炮，也没有见过铁质武器或马匹。印加人四散溃逃。在太阳落山前的 2 个小时里，至少有 7000 名印加人被杀。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保护坐在轿子中身为太阳神后裔的皇帝，一些人则跨过围墙，逃向旷野。西班牙人大开杀戒，直到精疲力竭为止。最后，骑兵撞翻了皇帝的轿子，皮萨罗活捉了阿塔瓦尔帕，把他拖进一间屋子。

惊魂未定的印加皇帝与皮萨罗做了一笔交易。西班牙人已经从敌人手里抢来了许多用黄金和白银制成的盘子、壶、酒杯和首饰，这些东西让他们惊诧不已。但阿塔瓦尔帕告诉皮萨罗，他那里还有更多黄金和白银。在印加，黄金和太阳联系在一起，因此也是和太阳神联系在一起的。对印加人来说，这些金银器的价值在于它们的工艺和优雅；但对西班牙人来说，它们的价值仅仅在于贵金属本身，也就是这些贵金属的商品价值。很快，他们就开始熔化这些精巧的金银器，将其制成金锭和银锭。阿塔瓦尔帕意识到了西班牙人对贵金属的痴迷，于是提议，如果他们释放他，他将把这座关押他的房子里装满黄金。关押阿塔瓦尔帕的房子至今还保留着。整座房屋有 22 英尺长、17 英尺宽，大约能装 8 英尺高的物品。之后，他又许诺，会以同样的方式送给他们 2 倍的白银，这些贵金属都将在两个月内备齐。皮萨罗对这个条件非常惊讶，同意了阿塔瓦尔帕的提议，承诺释放他回去。但事实上，皮萨罗并不想遵守诺言。

事实上，寻找和收集贵金属的工作直到第二年 6 月才结束。印加工匠制造的最精美的金银器被熔化成 1.3 万磅金锭和 2.6 万磅银锭。

此时，西班牙人已经深入印加帝国，打击、欺骗和分化敌人。阿塔瓦尔帕自始至终都有利用价值，因为他对臣民有绝对权威，即便被俘也是一样。这使西班牙人几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与此同时，印加人仍在努力救出皇帝，挽救帝国。

然而，事与愿违。阿塔瓦尔帕本想贿赂敌人以换取自由，但西班牙人只让他在两种死法中选择其一：被烧死，或皈依基督教后被绞死。印加人有通过制作干尸保存遗体的信仰。因此，阿塔瓦尔帕选择后者，但皮萨罗还是焚毁了他的尸体。

在早期，当邪恶的帝国主义者和高贵的土著居民发生冲突时，上述情况很常见，但这种印象并不正确：真正的帝国主义者是印加统治者。印加帝国发源于库斯科地区，随后向南发展，但在西班牙人到来 90 年之前才开始对外扩张。在皮萨罗到来 60 年之前，印加人控制了卡哈马卡城。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的 30 年时间里，印加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印加的工程师不但技术高超，而且十分好战，就像古罗马人一样。他们修建了大约 1 万英里的道路，综合运用军事进攻、金钱贿赂和精神恐吓等手段，征服了安第斯山区和西部沿海平原的各种文化。

印加没有车轮运输，没有文字系统，也几乎没有金属武器。印加人会用一种有颜色的绳结记事，这种奇特的记事方法被称为“奇普”。人们进行通信和行政管理主要依靠这种方法，信使会将绳结送往各地。但是，印加的王权非常强大。所有土地都是国有，人们以家族为单位被组织起来，为皇帝提供各种服务。而且，他们没有迁徙的自由。阿塔瓦尔帕不是圣人，他希望臣民像奴隶一样顺从自己的奇思怪想。他还喜欢滥施死刑，用敌人将领的颅骨饮酒。

除了没有马匹和枪炮，印加帝国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极端的中央集权。这种制度帮了西班牙人的大忙。因为他们控制了阿塔瓦尔帕就控制住了印加帝国行政中枢。在杀害阿塔瓦尔帕之后，西班牙人将其兄弟尤潘基扶上皇位，通过新皇帝镇压印加人的反抗运动——印加人发动的反侵略战争持续了大约 40 年之久。这成为西班牙人的惯用伎俩。从 1519 年到 1521 年，在埃尔南多·科尔特斯的带领下，西班牙人击败了北方的阿兹特克帝国。这些入侵者发现，许多被这个崛起不久的帝国征服的民族都愿意和他们联手，共同反抗当地的暴君，但这些民族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在俘虏了阿兹特克的统治者蒙特祖玛之后，西班牙人又利用他残存的权威控制臣民，掠夺黄金。

在墨西哥和秘鲁站稳脚跟后，西班牙统治当局不但利用了当地的统治制度，而且还从西班牙引入了一些制度，其中最著名是就是“监护征赋制”。在“监护征赋制”下，土著居民几乎变成了西班牙人的奴隶。在西班牙，这种制度的最初对象是穆斯林。在秘鲁，印加帝国本来就有强迫劳动的传统，西班牙人直接继承了这种传统，使其为自己服务，特别是在波托西的银矿。尽管一种帝国制度取代了另外两种帝国制度，但农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随后，这种情况也会在北美地区出现。

西班牙征服是美洲社会的新起点，但西班牙人根本就没考虑创建一个新世界。就其劫掠行径和对西班牙王室的忠诚而言，他们只是一群冒险者。美洲出现了许多建筑，如学校、医院、兵营和教堂，但马德里推动的改革进展十分缓慢，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改革。安东尼奥·德·门多萨侯爵曾任新西班牙行省的总督，这个重要人物曾经告诫他的继任者，要么不做任何事，要么就拖拖拉拉。在征服美洲几十年之后，许多关键的征服者都不愿老死他乡，其中就包括科尔特斯。

皮萨罗的追随者在著作中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黄金和白银，而不是当地居民的风土人情，他们实在太看重贵金属了！尽管可以建造美丽的建筑，演奏优雅的音乐，但新世界的西班牙人并没有证明自己的创造力，成为开明的帝国缔造者。西班牙人占领的是一个纷争不断的世界，他们的文化对欧亚大陆贡献很少。特诺奇提特兰是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除了君士坦丁堡，它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座城市拥有的水渠、宫殿和宗教艺术（更不用说对臣属民族的无情统治，以及对死亡和来世的痴迷了）使其与威尼斯非常相像。但是，由于阿兹特克人的宗教使欧洲人感到恐惧，其艺术价值被彻底忽略了。玛雅人生活在尤卡坦半岛，在被征服之前，他们曾进行了长期的抵抗。玛雅人的黄金时代早已逝去。在 16 世纪，他们繁复的建筑和神秘的占星术丝毫不能引起欧洲人的兴趣。

很快，北美其他欧洲殖民地吸引了另一批冒险家——宗教异见分子和吃苦耐劳的农民，他们希望在新世界开始新生活。尽管有人试图在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重建欧洲式的贵族制度，但谋求建立初级民主制度的意愿已不可遏制（至少欧洲的男性殖民者有这样的意愿）。

西班牙人将贵族、士兵和神职人员都带到了中美洲。但是，占地辽阔的教会、修道院和大庄园日益衰退；而契约奴和奴隶既不能创造新观念，也不能生产供出口的商品。这使中美洲不仅难以抵御北美殖民者的入侵，内部也受困于受启蒙运动影响的大起义。因此，当西班牙王室被拿破仑推翻、西属美洲统治当局分崩离析的时候，墨西哥宣布了独立。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创建一个更民主的新社会，而是为了维护地方贵族的利益，抵制西班牙出现的激进主义运动。6阿根廷的何塞·德·圣马丁和委内瑞拉的西蒙·玻利瓦尔都发动了史诗般的独立运动，但他们都未能创建足以抗衡美国、英国或欧洲帝国的国家。

在征服美洲的早期，由于西班牙人随身携带的疾病和武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加之其英勇无畏的冒险精神，他们的军事进展极其迅速。在皮萨罗到达之前，西班牙人的细菌就已传到了印加首都库斯科。在安第斯山区和南美洲的其他地区，天花病毒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天花病毒杀死了印加皇帝，导致他的儿子们互相残杀。在皮萨罗登陆时，内战已经爆发。从墨西哥到太平洋岛屿，流行疾病都产生了同样的效应。

在大约 1.3 万年的时间里，美洲人从未接触过肆虐欧亚大陆的病菌。因此，一旦病菌传入美洲，它们产生的影响就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美洲中部地区。据估算，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居住在那里的全部人口的 95% 都死于越洋而来的病菌——如麻疹、天花、疟疾、白喉、斑疹伤寒和肺结核。有人可能会怀疑死亡人口的准确比例，但无可怀疑的是，欧洲历史上的任何人口死亡灾难都无法与之相比。

那么，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人得到了什么？除梅毒外，没有任何奇怪的疾病传入欧洲。而且，我们也无法确定梅毒是否是在中美洲感染的。西班牙人的主要收获是突然涌入的金属货币。随着印加帝国的崩溃，西班牙人患上了“黄金狂躁症”。皮萨罗的秘书佩德罗·桑乔自我辩解道：“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从库斯科获得的大量白银和黄金……”为阿塔瓦尔帕赎身的金块和银块仅仅是开始。在印加文化被剥皮削骨后，西班牙人在 20 年的时间里利用新的采矿技术和提炼技术对位于今天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进行了全面开发。据说，在波托西铸造的每一个比索都搭上了 10 条土著美洲人的性命。而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从美洲流入欧洲的 5 万吨白银中有三分之二出自波托西。

然而，劫掠财富不一定会导致繁荣。由西班牙大帆船运送到西班牙宫廷的黄金和白银最终却流落他乡。很多金钱被用于装饰教堂。为了维持哈布斯堡王朝对尼德兰的控制，查理五世还将大量金钱投入一场又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在意大利，为了与法国人一争高下，查理五世同样不惜血本。结果，弗兰德斯的粮食商人、德意志的武器商人及各路雇佣军赚得盆满钵满。此外，他还大肆举借债务用以偿还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债权人。后者则远渡重洋从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等奢侈品。在当时的中国，明朝取代了蒙元帝国，开创了另一个黄金时代。不过，由于从美洲经由西班牙和东地中海地区融入了太多黄金或白银（或者太贪恋白银），明帝国爆发了严重的货币危机。

如果上述印加贵金属的全球流通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海盗的作用了。由于无法染指美洲的财富，法国人和英国人就利用海船打劫西班牙人的大帆船，把战利品运送回家。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对海盗行径视而不见。在来自德文郡的恶棍弗朗西斯·德雷克率领舰队环绕南美洲航行，进入秘鲁水域抢劫西班牙人的黄金和白银（这些财富都是从印加人那里掠夺的）后，伊丽莎白的分成足够她偿还英格兰的全部外债。7海盗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故事素材，但他们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通过吸引法国人和英国人跨越重洋掠夺财富，海盗既改进了欧洲北部的航海技术，又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了军事据点，为后世的帝国扩展提供了便利。

用经济史学家大卫·兰德斯的话说，西班牙征服者的故乡“之所以陷入贫困（或停滞不前），主要原因是金钱太多”。8西班牙人从竞争对手那里买来了各种纺织品、食品和特产。他们对鸿运当头惊喜不已，因为不事生产也能尽情消费。这和 21 世纪初的情形很相似，西方社会都沉浸在由信贷消费带来的经济繁荣。当时有人就看到了这一点。兰德斯引用了摩洛哥驻马德里大使的话，他正处于肆意挥霍时期的尾声。1690 年，这位大使注意到：

……今天，在基督教诸国中，西班牙人财富最多、收入最高。但是对奢华的热衷和文明的舒适征服了他们。你很少发现西班牙人像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热那亚人那样为从事商业奔走海外。类似地，这个国家蔑视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从事的手工艺行业，它自视比其他基督教国家高出一等。在西班牙从事手工业的多是逃到西班牙寻找工作的法国人……（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就发了大财。

我们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方法能使国家彻底衰落。在新世界，由贵族、神职人员和大地主组成的帝国正在日趋没落，使其对手充满活力的现代性从未触动西班牙。阿塔瓦尔帕未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西班牙人也一样。

宗教改革

事物的外表和外在风格可以承载深远的意义。在宗教改革期间，由身着华美服饰、吟诵拉丁祭文的男性神职人员在富丽堂皇的教堂中主持的礼拜仪式遭到了另一种礼拜仪式的抨击。马丁·路德身处的德意志是一个黑与白的世界。在紧要关头，路德会有意识地将严肃的黑色布道文印制在雪白的纸张上。早期的印刷工匠会用煤灰和蛋液调制墨水，那些刺状的黑色字母就是用这种墨水印制的。经由这种途径，路德的声音化作成千上万份布道文传递到北欧民众的手中。对目不识丁的人来说，粗糙的黑白两色印刷品传达的正是改革者的消息——与之前五颜六色的祭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服饰都是质朴的白色、深色和黑色。他们的语言都是德意志地区的方言俚语。从早期的肖像画观察，他们面庞上都是严肃、冷峻的神情。

北德意志正在反抗南德意志。在南方，光耀夺目的教皇仪制，以及多姿多彩的教堂和镀金的圣母像代表了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会传统。马丁·路德身材魁梧、个性固执，喜欢自吹自擂。他站在对抗教皇和皇帝的第一线，成为德意志英雄一点也不令人惊奇。正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样，他站在了“贝希摩斯怪兽口中的巨齿之间”。在路德之前，德意志的历史就是一部统治者、骑士、皇帝、主教和神话传说的历史。从很多方面观察，他都算是第一位现代德意志人。在那幅著名的肖像画中，路德双臂弯曲，面无惧色，凝视着我们。他为人质朴，但并不是农民。他的父亲在萨克森的煤矿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后来成了中产阶级，迎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还拥有一座迷人的石砌房子。他把路德送入一间好学校接受教育，尽管那里的制度很严酷。和许多社会地位日益上升的父母一样，路德的父亲也希望儿子能成为一名律师。从很早的时候开始，马丁·路德就展现了善于质疑的个性，他对知识的渴求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我们必须设想这样一个世界：地狱真实存在，并且近在咫尺；魔鬼和巫师在森林和小路上作祟；唯有依靠耶稣的帮助才能逃离。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德意志并不是一个舒适、安全的地方。除了饱受瘟疫之苦，在坏年景忍饥挨饿之外，德意志的政治也软弱不堪。在东方，条顿骑士团已经屈服于波兰人。在北方，丹麦人占领了荷尔斯泰因。在西方，瑞士联邦赢得了独立地位。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军队正在威胁整个欧洲，这种威胁终马丁·路德一生都没能化解。因此，宗教改革的早期阶段与奥斯曼帝国的严峻威胁如影随形：1521 年，奥斯曼人攻陷了贝尔格莱德；1522 年，占领了罗德岛；1526 年，击溃了匈牙利人。三年后，奥斯曼人又将维也纳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还深入波兰的腹地，跨越地中海进攻马耳他岛，与威尼斯人的战争一直呈胶着状态。尽管南方的天主教政权在 1571 年的勒班陀海战中最终击败了奥斯曼海军，马耳他和维也纳也化解了围攻之势，但很多基督教徒都相信他们正经历基督教王国的末世，注定是文明的最后一代人。

德意志是“宗教和伪古典神话的”9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片领土和语言区，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在公国、诸侯领地、主教辖区和自由城市之间，还有大约 300 个半自治的封邑，他们都有自己的法律、货币和家族封地。战争和瘟疫使德意志的人口锐减。一种可怕的新疾病梅毒更是在全欧洲肆虐，“幽灵村”随处可见。德意志的南部和西部爆发了一系列残酷的农民战争，尽管没有达到路德成年后那种造成至少 10 万人丧生的战争规模。

因此，路德的世界既动荡不安，又充满变数。每一棵树的背后都掩藏着死亡。马丁·路德告诉我们，1505 年的某个夏日，当他还是 21 岁的学生时，他在乡间的小路上突然遭遇了一场雷暴。在一个闪电劈将下来的时候，他向上帝祈祷，如果能幸免于难，他就会进修道院。之后，路德很快放弃了学业，进入了一家院规严格（但并不极端）的修道院。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马丁·路德都是一个模范的修士。他以超人的毅力勤奋学习，恪尽职守，遍览各种常见的天主教文献，几乎达到精神崩溃的地步。由于表现优异，修道院派遣马丁·路德出使罗马，尽管使命并未达成。随后，他被委派到新建的维滕贝格大学任教。

当时，德意志各地都在创办大学。这些大学可以使采邑和有野心的城镇出名，也可以吸引新式人才。当时的德意志约有 20 所大学，维滕贝格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大学以富有远见和实验精神闻名于世。维滕贝格是一座小镇，规模比带围墙的村庄大不了多少，其统治者是萨克森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为人精明、开通，是德意志的七个“选帝侯”之一（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并非世袭，而是由“选帝侯”选举产生的），在北德意志很有政治影响力。后来，在他掀起宗教反叛期间，路德就曾受到弗里德里希的保护。

在维滕贝格，路德关于原罪和救赎的观点挑战了许多传统教义。学者们至今仍在不停讨论其神学观念究竟有多激进——它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问题的关键是：中世纪早期的学术观点认为，仁慈的上帝会依照律法，将有罪的人送入地狱。但是，这些律法实在太严格，太令人生畏，人们很难严格遵守。马丁·路德的观点是，人类罪孽深重，腐败堕落至极。因此，人们只依靠反复的祈祷和行善是不可能进天堂的。

那么，人怎样才能得救？在宗教氛围十分浓郁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急迫的问题。

路德给出这样的答案：对于拥有真正信仰的人，上帝会赦免他们的罪。这些人将会得救，成为上帝的选民。人类的原罪实在太过深重，单凭自身的行动已无法洗刷罪恶。神爱是一种奇迹，唯有神爱才能战胜人类的原罪。耶稣基督的牺牲是为人类赎罪，这意味着奇迹已通过这种方式显现。要想获得救赎，人类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牺牲获得真正的信仰。路德的观点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暗示犯罪并不要紧。因为，用通常的方法根本不能战胜罪恶，只有信仰才能在救赎中发挥作用。针对上述质疑，路德的回答是：那些获得救赎的人会心存感恩，不会有再犯罪的念头。正如许多新教徒的后代认为的那样，这似乎太容易了。在《一个清白罪人的忏悔》一书中，苏格兰作家詹姆斯·霍格讽刺了赎罪的轻而易举。他认为，有了这个法子，那些伪君子就可以制作一个罪恶的蛋糕，然后张口吃掉。

路德的思想体现了一位基督教知识分子对理性、精致的古希腊思想的排斥。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正是传统基督教神学的基础。在其得出有关原罪的结论后，路德的主要冲动是情感性和个人性的，是对释放和可以交流的喜乐的迫切渴望，与教会的等级制度和宗教仪式无关。他形容自己有“重生”的感觉，这种体验是现代福音派新教主义的核心。

这会导致像路德这样的人——身强体壮的梦想家——不断挑战教会权威。但是，是售卖赎罪券的行为最终把路德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什么是赎罪券？它是用耶稣基督和诸位圣徒累积的善行来赎其他人的罪，而获得赎罪券的人就可以减少在炼狱中受苦的日子。我们可以把炼狱看作今天机场昏暗的候机大厅，只是缺少了免税店。不过，人们通常把炼狱描写成充满火焰的地方。在进入天堂之前，人们要在炼狱接受惩罚，淬炼心灵，清除罪恶。赎罪券不仅使人免于炼狱的折磨，而且还能助人升入天堂。

如何获得赎罪券？祈祷和行善可以使你获得一张赎罪券，参观和触摸圣徒的遗物也能使你获得一张赎罪券——拥有圣徒遗物的教堂或城镇可以从中获利（维滕贝格拥有世界顶级的收藏品，如木头的碎屑、骨骸、荆棘和毛发）。除了祈祷、行善和圣物，人们还有一种更可靠的途径：花钱购买。长久以来，神职人员一直建议获得赎罪券的人能“慷慨解囊”，对教会表示感谢。最后，这就变成了赤裸裸的交易。作为耶稣基督在尘世的代理人，教皇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售赎罪券。赎罪券因此变成了他的货币，纸面上还标记出不同的面额。赎罪券不仅能帮助购买者缩短在炼狱受苦的日子，还能帮助他们去世的亲属尽早步入天堂。炼狱中的灵魂也许正在大声呼喊，要他们的子孙赶快掏钱。从意大利到荷兰，从法国到瑞士，有改革意识的教士都在抗议赎罪券的商业化，路德更是掀起了一场大风暴。

教皇职位为历史提供了许多反派角色，而且数量之多令人印象深刻，路德的对手利奥十世就是其中之一。利奥十世来自美第奇家族，其父是佛罗伦萨的著名统治者“伟大的洛伦佐”。他的成长伴随着战争、艺术表现欲和政治倾轧。他 13 岁时成为枢机主教，但他对宗教兴趣不大。当意大利政治将时年 27 岁的美第奇推上教皇宝座的时候，利奥十世曾表示，既然上帝将教皇职位交给他，“那就应该好好享受”。利奥十世很胖，爱出汗，为人热情，他使教廷的生活变成永无休止的嘉年华，戏剧、斗牛表演、舞蹈、宴会和运动会层出不穷。他花钱如流水，拿出大量黄金资助各种事业，满足个人的消费欲望。

利奥十世的最大花销是修建圣彼得大教堂。4 世纪 30 年代，圣君士坦丁在有可能是圣彼得埋骨处修建了一座教堂，就是圣彼得大教堂的前身。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由于这座教堂年久失修，当时的教皇决定在原址上修建一座宏伟的新教堂，希望这座新教堂的规模和华丽使世界产生敬畏。但到了 1517 年，工程遇到了经济困难，教堂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建筑工地。巨大的花销日益削弱教皇的权威。利奥十世募集资金的方法是出售更多、更贵的赎罪券。在德意志地区，有一个野心极大的主教，除了充当利奥十世的代理人之外，还出于个人目的疯狂敛财。德意志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盘剥。

在路德生活的萨克森地区，以出售赎罪券闻名的约翰·特策尔是主要的盘剥者。从开始登台布道起，特策尔就是一个自吹自擂的福音传播者。他会跟随身着长袍、表情严肃的神职人员及其追随者步入城镇，手里举着教皇的标志和利奥十世的诏书（教皇的公告，挂有一块圆形印章，以表明是真迹）。人们会打开橡木或铁制成的收纳金钱的箱子，支起一座棚子。这时，特策尔就开始工作了。他发出的信息直截了当。如果你不想在炼狱中受苦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那么掏钱吧；如果你想让亲爱的母亲或父亲摆脱痛苦，那么掏钱吧；根据自己的财力和能力，能掏多少就掏多少。如果你觉得这几句听上去很像特策尔风格的讽刺诗，那么我告诉你，他那两句带有韵律的名言才能真正体现出“特策尔风格”：

随着银币落入盒子的铿锵一声

炼狱的灵魂就升天堂了

在路德看来，兜售赎罪券与其说是为了在意大利修建一座奢华的新教堂，还不如说是在掠夺诚实的德意志人。出售赎罪券就等于宣布，那些购买赎罪券的无辜之人应该受到地狱之火的煎熬。这是一项可怕的罪恶，因为这意味着，购买者将不会忏悔，或面对他们的罪行也不会去求耶稣基督的宽恕。关于信仰和惩罚最深奥的内容变成了现金交易。最终，兜售赎罪券的行为耗尽了路德的耐心。全世界都知道，1517 年 10 月 31 日，马丁·路德大步走向维滕贝格的城堡教堂，在教堂的橡木门上钉上了《九十五条论纲》，这份《论纲》阐述了他的观点——这是一种挑战教皇的行为。路德或许就是在挑战教皇。当时的木门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金属复制品。

路德不是一个谦逊的人，但他本人从未提过在大门钉上《论纲》这件事。这个故事可能是晚出的。在路德的时代，教堂的大门通常被当作信息板，人们在上面发布各种信息。因此，这位以学术见长的著名修士有可能将他的宗教观点钉在了门上，尽管他没有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路德并不想发动一场革命，甚至也不想直接挑战教皇制度。这份措辞强烈的《论纲》用教会拉丁语写成，上面罗列了存在争议的观点。在此之前，维滕贝格大学的学生都听过路德阐述这些观点。路德仍然是天主教徒，他说的很多话也符合天主教的正统教义。

那么，路德的论点为何传播得如此之快？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将目光转向德意志西北部的一座小镇，即莱茵河畔的美因茨。在路德出生的 15 年之前，发明欧洲第一台印刷机的约翰内斯·古腾堡就葬在了这座城镇。早在公元 3 世纪，中国人就开始使用木版印刷，甚至是雕版印刷。在古腾堡发明印刷机之前很久，欧洲也已出现了木刻印版。古腾堡做的工作是将单个的金属活字排列在一起，组合成词，然后涂上墨水，把文字印到纸上或用动物皮制成的纸上。

我们对古腾堡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擅长金属加工和宝石切割。他是一位有抱负的实业家，希望借钱创办自己的事业。德意志城市地区有煤矿和铁矿石储备，也有制造铠甲、武器和钟表的长期传统，但那里并没有出现工业革命。尽管如此，德意志城市地区的工业不断发展壮大，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野心不断膨胀。他们会将自己的手艺代代相传。

古腾堡从意大利购买纸张，尝试用合金制成的活字和复合油墨进行印刷。他一共有 6 台印刷机，雇用了至少 18 位帮工。他打算印刷《圣经》，希望这些印刷《圣经》看上去和手抄本相近。这就如同早期的电视剧会模仿剧院里的戏剧，早期的博客会模仿网络上的报纸。古腾堡计划首先印刷 180 本《圣经》，每本共 1282 页。他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1454 年，他不得不到欧洲各处筹钱。古腾堡用了 6 个月时间铸造金属活字，又用了 2 年时间排版和印刷。之后，他又为《圣经》手工着色和绘制插图，以便使它们看上去更“真实”，接近同时代手抄本的效果。我们可以将其比作当时黑白混杂的布料或纺织品，所以我们有了“正文”（有编织的意思）这个词。整个印刷过程大约持续了 3 年，这和抄写员用手抄录一本《圣经》的时间大致相当。10不同的是，在 3 年的时间里，抄写员只能抄录一本，而古腾堡可以印刷 180 本。

印刷术仿佛一夜之间流行起来。古腾堡的《圣经》在德意志、低地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大受欢迎。他的印刷机又接了其他的印刷工作，如学童使用的语法书、攻击土耳其人的小册子和各种日历。最重要的是，赎罪券也成了类似支票的印刷品，只有时间、日期和签名需要用手填写。

很快，德意志地区就出现了大量印刷品。在数以万计的小册子中，有一些内容是关于医学和科学的，而另一些则粗俗不堪。在就婚姻问题发表讲话时，路德曾经抱怨说，在书商沿街叫卖的小册子中，“除了妇女的堕落之外，就没有其他内容了”。

因此，路德的《论纲》——无论是否钉在了门上——也被很快印刷出来，广为流传。他将《论纲》中的观点融入了一篇布道文。在两年的时间里，这篇布道文重印了 25 次。与此同时，路德将他的笔名从“埃莱乌泰里乌斯”（这是一个希腊名字，意思是“解放者”）变成了“卢特尔”（在德意志地区，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之后又变成了“路德”。教士和世俗人士已经就赎罪券问题、正确的原罪观和教皇权威展开讨论，路德的论点引起他们强烈的兴趣。据估算，在高峰时期，路德平均每两个星期就能写出一本小册子。他的追随者们——如曾经当过鞋匠的作家“汉斯·萨克斯”——和天主教敌人们则贡献了更多小册子。过去，维滕贝格的统治者有收集圣徒遗骸的兴趣，这些收藏为小镇带来不少收入。现在，大量的印刷工作使维滕贝格成为一座繁荣的市镇。为什么那里会有这么多印刷工作？原因很简单，因为路德住在那里。11

路德的观点很快传到了罗马，双方开始了交锋。首先，路德与海德堡的奥古斯丁修会修士展开了较量——这场较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次，在奥格斯堡，他接受了一位枢机主教的挑战，这个人是利奥十世手下最出色的枢机主教之一。随后，他又在莱比锡与一位聪明的神学家展开辩论。在那里，有人诱骗这位神学家支持捷克改革家扬·胡斯，后者因异端的罪名被烧死。在一份教皇诏书中，路德被指责为异端，这意味着他立刻会被烧死在维滕贝格。现在，他的斗志占了上风。路德连续发表了三本攻击性的著作：《关于教会特权制的改革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是写给贵族的，《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是写给神职人员的，《论基督徒的自由》是写给所有人的。在这三本书中，路德驳倒了罗马教廷的许多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涉及神父的特殊职责、神职人员的组织，以及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

路德坚决而大胆地面对困难。在两年的时间里，上述三本书总共出了 36 版，而且被翻译成荷兰语、英语、西班牙语、捷克语和拉丁语。如果没有印刷机，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全欧洲都吵得不可开交。在遥远的英格兰，亨利八世要求他的主教想出批驳路德的理由。1521 年 4 月，刚登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年轻的查理五世——在沃尔姆斯召见路德。当时，“帝国议会”正在那里开会。当着自己的书，路德被要求放弃自己的观点，但他拒绝了。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尽管这句话已经成为路德的名言，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真的说过这句话。直到路德死后，一位编者才将这句话写入他的言论集。但这句话实在是说得太好、太掷地有声了，因此很难被删除。这种对抗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路德或许已经做好了被绑在火刑柱上受刑的准备了，但最后他还是平安地离开了沃尔姆斯。

离开沃尔姆斯后，出于保护路德的考虑，弗里德里希迅速而神秘地将他带走，安置在德意志的瓦特堡。这个地方非常隐秘。在瓦特堡，为掩盖身份，路德留起了胡子，并使用了假名。在那里，路德又做出惊人之举，他开始将《圣经》翻译成犀利、辛辣的通俗德语。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完成了《新约》的翻译。之后，又用了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整部《圣经》的翻译。他曾吹嘘说，他的语言风格不是来自拉丁语，而是来自街上：“如果有拿不准的地方，就问问家中的主妇、大街小巷里的孩子，以及市场中的普通人，看他们会说些什么。”他创造了许多新词，其中一部分新词仍然保留在现代德语中，例如“Herzenslust”表示“心里想的事”，“Morgenland”表示“东方”。路德说，他想“让摩西看上去非常像日耳曼人，以至于没人会把他当成犹太人”。人们称他的翻译为“德语演进过程中的核心文献”。12

在著名的莱比锡书展上，人们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买到路德翻译的《圣经》，它的价格大致相当于一头小牛的价格，或者一名教师两个星期的工资。据估算，到路德去世时，市面上大约有 50 万本德语《圣经》流通。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和方言的《圣经》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国王詹姆斯钦定版的《圣经》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某些方面，路德对德语的影响要大于莎士比亚对英语的影响。历史学家韦奇伍德对此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她表示，对路德来说，德语的表达实在太顺畅了，“眼前闪现出许多日常生活中的景象，粗俗、朴实、形象……在我读过的《圣经》译本中，路德的译本是最令人惊讶，最高度个人化的”。

可见，路德对民族的影响和他对宗教的影响一样大。慢慢地，德意志北部地区的贵族和自由城镇一个接一个地站到路德一边。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瑞士、荷兰和丹麦。在这些地区，其他宗教改革家也在忙碌着。路德的宗教改革和新教会的开创与社会挑战——甚至革命——密不可分，这一点很快就表现出来了。亲路德的民众开始破坏宗教艺术品。矿工和农民反抗征税的教士，与路德相似的观点成为他们这样做的依据。造反的教士带头嘲笑他们的老上司和旧秩序。路德——他受到一位贵族的保护，他本身也来自殷实的家庭——开始感到不安，因此强调世俗权力的重要性。

从 1524 年到 1525 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席卷了欧洲，从条顿骑士团的领地到匈牙利，从瑞士到德意志中部地区，都受到了冲击。这场可怕的起义为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建立了秩序。托马斯·闵采尔是这场极端运动的领袖，这位具有非凡魅力的教士曾是路德的早期追随者之一。他曾预言，根据一条即将成为现实的启示，尘世间的所有政权都将垮台。他和他的支持者曾在米卢斯建立了一个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上帝选民同盟”，但它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与其他起义一样，闵采尔起义最终被诸侯军队镇压了。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手下有一支久经沙场的军队，这支军队刚刚在意大利挫败了法国人。回国后，他们不但粉碎了农民军，而且实施了可怕的报复。在这一过程中，路德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1525 年 4 月，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最初的名字是《对和平的忠告》（很显然，在德意志的报刊文章中，这是个最糟糕的标题）。路德在书中写道：“让每一个能够杀戮——无论是秘密地还是公开地——的人记住，没有什么比一场叛乱更恶毒、更有害、更邪恶。”13

如今，最早的“叛乱者”坚定地站在了德意志诸侯一边，这些诸侯转而拥护了路德教。萨克森、黑森、石勒苏益格、布伦瑞克和勃兰登堡纷纷改变信仰。德意志北部地区的大部分城镇和城市也开始拥护新教。尽管查理五世努力安抚，并想出各种方法使帝国重新团结在一起，但支持路德事业的统治者和有权势的军人实在太多了，上述努力都未能奏效。菲利普·梅兰希通是路德的盟友，也是他进行宗教改革的伙伴。路德曾经对他说：“在教义上达成一致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教皇退位。”路德的神学在社会影响方面变得越来越保守；他极力鼓吹夫权，仇视安逸的婚姻。路德对求婚者很反感，他写道：“如果我抚养一个女儿，我在她身上花费了太多的金钱和精力。我关心她，为她劳心费神，付出了努力和劳动。而且，在这么多年时间里，我将生命、身体和财富作为赌注全都押在她的身上。那么，与一只走进森林的母牛相比，我对女儿的保护难道不会更多一点吗？”此外，他还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犹分子。

1531 年，信仰新教的诸侯组成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这使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陷入了不可挽回的分裂。在纷争之余，德意志也得到了一个宝贵的喘息之机。1555 年签订的《奥格斯堡和约》使帝国获得了一个重建和发展经济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德意志的文化走向了繁荣，大学也开始闻名于世。其间，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戏剧和演员也会来到这里博取名声。然而，路德带来的大分裂毒害了欧洲的未来。“三十年战争”正在一步步逼近。这是一场由长矛和燧发枪推动的灾难，充斥着暴行和饥荒，将德意志地区变成炼狱。路德终其一生都害怕炼狱中的刑罚，那些快乐的僧侣们则以兜售赎罪券的方式来使人们避免在炼狱中受罚。但现在，德意志已经变得和炼狱一样可怕了。

异教徒和海盗

约翰·加尔文和其他宗教改革家——如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扩大并强化了路德发起的革命。这场革命爆发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即世界将在短时间内终结。人们相信，基督必定会再次降临人世，这主要是因为基督教世界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即将控制世界许多地区的基督教欧洲感到自己已经被包围、被分割，正在一步步后退。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当时的基督徒有多么恐惧，我们就很难理解宗教改革家们在绝望的警告中所表达出的凶恶，也很难理解耶稣会士和宗教裁判所领导的“反宗教改革”为什么会那么偏激。与基督教徒相比，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控制着更漫长的海岸线和更广阔的水域。对“土耳其人”的恐惧萦绕在基督教儿童的心头。在不好好睡觉的时候，大人就会用“土耳其人”来吓唬这些孩子。

“摩尔人”或“土耳其人”攻陷了地中海上的岛屿，击败了基督教国家的舰队，占领了基督教徒的土地和带有围墙的城镇，但他们的威胁并不仅限于此。对基督教徒来说，海上旅行，甚至仅仅住在临海的地方都已经十分危险。土耳其人发动过几次大规模的突袭。1544 年，穆斯林海盗袭击了那不勒斯湾，掳走了 7000 人，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10 年后，他们又从意大利的“脚趾”掳走了 6000 人；1566 年，从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掳走了 4000 人；之后，据说他们还在阿尔及尔掳走了“不可胜数的基督教徒”。14大部分由基督教徒控制的地中海沿海地区的生活已越来越凶险。在科西嘉岛、撒丁岛和意大利的许多地方，靠海的村庄遭到遗弃，人们在离海更远的内陆地区重建了村庄。在海上，基督教徒的船只遭到敌人洗劫的概率高得惊人。英国皇家海军承认，从 1609 年到 1616 年，阿尔及利亚的海盗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一共抢走了 466 艘英格兰和苏格兰船只——尽管其中一部分船只的体积比较小。荷兰、法国、德意志和西班牙的船舶也面临相似的损失率。这些肆无忌惮的劫掠都是为了满足北非伊斯兰统治者对奴隶的渴求。他们让男性奴隶充当劳动力，让女性奴隶充当仆人或妾氏。

随着信仰基督教的村民撤离沿海地区，基督徒的船只越来越谨慎，劫掠者只好前往更远的地方。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泰晤士河口，掳走刚刚离开艾塞克斯郡和肯特郡的英格兰渔民。扬·扬松是一名投敌的荷兰水手，他改信了伊斯兰教，并称自己为穆拉特·赖斯。1627 年，在扬松的帮助下，海盗袭击了冰岛，烧毁了赫马岛上的教堂，掳走了 242 人。除此之外，他们还在靠近雷克雅未克的内陆地区掳走了更多人。1631 年，海盗从爱尔兰西科克郡的巴尔的摩村掳走了 327 人。当时，扬松也在场。后来，他被马耳他骑士团俘虏，但随后又逃脱，并活到很大年纪。据说，他的后代包括约翰·肯尼迪、亨弗莱·鲍嘉，以及很多姓斯宾塞和丘吉尔的人。这些后裔中的一位则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侍女。

穆斯林在沿海地区掳掠奴隶的高潮时期是从 1530 年到 1640 年，但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 80 年代。人们相信，在每一次大规模突袭的同时，还会伴随无数次小规模的袭击。当海盗船突然出现在海湾时，村民们会逃离田地，海盗则尽其所能地掳掠人口。据估算，总共有 125 万名基督教徒沦为奴隶。在同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白人也从非洲掳掠了大量黑奴，但黑奴的数量要远远少于基督教徒奴隶的数量。北非的环境令人感到绝望。在这种环境下，许多基督教徒因瘟疫或虐待而死。有一部分人改变了信仰，还有一部分人被解救出来，或者被教士和富裕的家族赎回来。

上述这些都是欧洲人产生恐惧的主要原因，也是一系列故事情节的主要来源。进入近代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在圣诞节的童话剧和冬日闲谈中找到这些故事的痕迹。直到最近，穆斯林掳掠基督教徒的事实仍然没有被写入主流历史。部分原因在于，白人在进行大西洋奴隶贸易时犯下了更严重的罪行，其严重程度是 9 倍或 10 倍。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状况反映出西方人观念的进退维谷。但对路德时代的欧洲人来说，穆斯林对沿海地区的袭扰引发了强烈的恐惧感和危机感。

但更严重的攻击来自欧洲东部边境。在那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正在进一步扩张。穆罕默德二世是第一位被称为“征服者”的苏丹（他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在他之后，继任者们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基督教王国的腹地。但是，他们也遭到坚决的抵抗。在 1389 年的科索沃战役——人们又更诗意地称其为“黑鸟平原战役”——中，奥斯曼人对塞尔维亚人进行了大屠杀。对后者来说，这场屠杀是灾难性的。但是，直到几十年后，奥斯曼人才最终占领了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自称“瓦迪斯瓦夫·德拉库拉”的瓦拉几亚大公得到了教皇和半个基督教王国的声援，因为他于 1459 年和 1462 年击败了穆罕默德二世。在年幼的时候，这位大公的父亲曾经把他和弟弟送到奥斯曼帝国做人质。因此，他在帝国的宫廷里住过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的弟弟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为奥斯曼人工作；他学习了《古兰经》和土耳其语，但却一直敌视伊斯兰教。

今天，我们通常会将他称为“德拉库拉”“弗拉德·采佩什”或“穿刺者”弗拉德。事实证明，弗拉德是一位令人生畏的游击战战士。他将特兰西瓦尼亚团结在一起，共同抵抗入侵者。他曾经被囚禁在匈牙利，但侥幸活着离开了监牢。1476 年，弗拉德在罗马尼亚战死。他的爱好是将俘虏、罪犯和对手处以刺刑，但这种刑罚也破坏了他的名声。曾经有一度，在其首都周围，大约有 2 万名濒临死亡和已经死亡的敌人挂在削尖的木桩上，这些木桩从他们的后背刺入，一直刺穿他们的身体。那些“波雅尔”（封建时代东欧一些国家仅次于“大公”的贵族头衔）和地方诸侯开始意识到，由相对仁慈的穆斯林占领或许比偏执、残暴的基督教自由更好。

在这整个过程中，立陶宛—波兰王国著名的亚盖洛王朝是最大的输家。

14 世纪末的立陶宛比今天要大得多。的确，立陶宛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其领土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部分地区。击败条顿骑士团血腥入侵的立陶宛是个异教国家，信奉古代传承的众神。这些神祇掌管着世间万物，如火、月亮、命运、死亡和昏星。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其中甚至还有一位美容之神。这种泛神论信仰直到 1386 年才退出历史舞台。那一年，立陶宛的统治者亚盖洛迎娶波兰的雅德维加女王为妻，皈依了基督教。他的骑士和大臣迎风转舵，纷纷在附近的河流受洗。

立陶宛和波兰建立了联盟，匈牙利很快也加入进来，亚盖洛王朝因此成为欧洲最强大的王朝之一。事实上，亚盖洛王朝——它的南边是哈布斯堡家族——成了基督教王国的守卫者。它先是抵御了东方人的冲击，之后又抵抗了奥斯曼人的进攻。莫哈奇战役终结了亚盖洛家族在匈牙利的统治。直到今天，匈牙利仍然将这场战役视为一场民族灾难。1541 年，奥斯曼人占领了布达。布达是匈牙利的首都，也是弗拉德被囚禁的地方。

说到这里，我们眼前已经呈现出一幅简单明了的画面：一方面，咄咄逼人的穆斯林在进攻；另一方面，焦虑不安的基督教徒在防御。但历史的真实画面并非一目了然。因为在欧洲中部地区有一位重要的天主教统治者，他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对许多基督教徒——例如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家的追随者——来说，查理五世的威胁比奥斯曼人的威胁还要大。在宗教宽容方面，他的所作所为远远不及伊斯兰政权。查理五世为这个走向复兴的庞大帝国（家族权力是这个帝国的坚实基础）制订了宏伟的计划，这使威尼斯人、荷兰人、法国人感到恐惧，更甚于正在前进的奥斯曼近卫军。因此，以下事实或许不会使我们感到惊讶。在君士坦丁堡陷落 25 年之后，威尼斯总督派遣真蒂莱·贝利尼来到这座城市，为所有基督教徒的痛苦根源——穆罕默德二世——画了一幅肖像画。在他的肖像画中，这是最著名的一幅，也是最好的一幅。同样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在 15 世纪 60 年代，佛罗伦萨人已经在加拉太有了一块面积很大的殖民地，那里经营的买卖高达 50 种。加拉太位于金角湾近旁，与君士坦丁堡隔海相望，那里有教堂（但教堂不能敲钟，这是唯一被禁止的事，因为吵闹的钟声会打扰穆斯林的清静）、酒馆客栈和四旬斋的狂欢节。

对于下面这些情况，我们也不应感到惊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犹太人、法国新教徒、路德教的信徒和天主教徒在穆斯林的统治下和平相处；1525 年，为了对抗哈布斯堡家族，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向苏莱曼大帝寻求帮助；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苏丹穆拉德三世相互通信，商讨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条约；苏莱曼提议出兵保护佛兰德斯的路德教徒，新教统治者和穆斯林苏丹之间的对话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许多新教徒和奥斯曼人认为，他们的祈祷仪式都很简单，都不喜欢雕像和圣像，这些共同点使他们成为天生的盟友，共同反对天主教徒。因此，不是基督教徒反对穆斯林，而是“有信仰的人”反对那些“偶像崇拜者”。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查理五世或教皇不能将“基督教王国”团结在一起，共同抵抗基督教的敌人。

伊凡、叶尔马克与俄罗斯的形成

为什么俄罗斯国土面积那么辽阔？为什么其国土轮廓那么特殊？这些问题或许很幼稚。然而，统治那片广袤森林与西伯利亚苔原和山脉的人为什么是来自西方、生活在河边的斯拉夫人，而不是来自东方的中国人和蒙古人？这个问题似乎就没有明确的答案了。展开成吉思汗之前的世界地图，你会发现一个国土面积很小的俄罗斯。但在今天，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还有广袤的内陆地区，并宣称对北极拥有主权。俄罗斯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国家，主要是因为它在 16 世纪 80 年代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和探险。

尤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的领土面积能变得这么大，要归功于一个莫斯科沙皇的个人野心。这个沙皇就是伊凡四世，史称“伊凡雷帝”（但母语不是俄语的人会将这个称呼转化为“伊凡大帝”）。

然而，在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并没有努力创建一个帝国，就像英国人并不曾有意创建加拿大或美国一样。在上述这些例子中，欧洲人都仅仅是利用微小的技术优势来为自己赢得一些他们认为重要（或者确实很重要）的商品。其中一些商品我们在本书中已经提到过，将来还会提到，例如盐、木材、铁，以及（塑料诞生之前的）象牙。还有一种商品是我们之前没有提到过的，那就是毛皮。在现代合成材料出现之前，穿着动物的毛皮是人类保暖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气候寒冷的时期。这段气候寒冷期被称为“小冰河期”，它从大约 16 世纪 50 年代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早期。其中，从 17 世纪 50 年代到 18 世纪晚期，气候尤为寒冷。

在“小冰河期”，荷兰出现了宜人的景象——运河结冰，农民狂欢；泰晤士河的冰面像铁一样坚硬，伦敦人在上面办起了集市；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下了大雪。有时，冰岛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海冰阻断了，北非、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遭遇了饥荒。对于那些能买得起皮衣的人来说，熊皮、狐狸皮、松鼠皮、海狸皮、水貂皮和貂皮都是重要的防寒用品。例如，在今天，法官、市长和一些协会官员会穿着用毛皮装饰的礼袍，这些礼袍可以追溯到“小冰河期”。在这一时期，有钱买皮衣的人都希望坐到法官席或议员席上让自己暖和起来，或是前往他们认为毛皮很多的地方。穷人只能用兔子皮或狐狸皮御寒，但真正能够保暖的厚毛皮主要来自一些生活在北方森林中的动物。这些动物基本生活在两个地区：一个方向是从阿拉斯加到纽芬兰，另一个方向是从阿拉斯加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在这一时期，捕猎者和煤矿工人一样重要，繁荣的毛皮贸易使莫斯科逐渐成为一个富庶的贸易中心。早在 1486 年，在莫斯科大公国工作的希腊外交官乔治·特拉汉尼奥特就记录下当地的情况：“整个冬天，这座城市聚集了许多来自德意志和波兰的商人。他们唯一要买的东西就是毛皮——黑貂皮、狐狸皮、白貂皮、松鼠皮，有时还有狼皮。尽管从出产这些毛皮的地方走到莫斯科需要花费好多天……但人们还是会将毛皮带到这里来出售，商人们也都会来这里收购毛皮。”15

位于莫斯科以北的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的意思是“新城市”）是由维京人创建的，这座城市是毛皮贸易的先驱，其影响力拓展到了东北方向的密林，并与属于汉萨同盟的德意志贸易城市建立了联系。通过这些城市，诺夫哥罗德又接触到荷兰人。1136 年，诺夫哥罗德的市民罢免了大公。在此后的大约三个世纪中，这座城市成为一个共和国，其政府比俄罗斯任何一个地方政权都更像威尼斯、佛罗伦萨或日后荷兰的政府。从理论上讲，市民议会管理着诺夫哥罗德。但实际上，富商或波雅尔家族，以及一系列大主教掌握了相当一部分权力。当需要王公或军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召唤这些人。毛皮、蜂蜜、蜡和海象牙贸易使诺夫哥罗德成为一个幅员辽阔、不断扩张的国家，它向乌拉尔山和白海扩展，向北到达波罗的海。诺夫哥罗德位于丝绸之路的一端，但它的位置比较偏北，因此躲过了蒙古人的入侵。尽管保持了独立，但诺夫哥罗德的军队仍然要对付生活在森林中的土著民族、入侵的瑞典人，以及日耳曼的十字军骑士。

诺夫哥罗德是著名的宗教中心和文化中心，但它却被不断崛起的莫斯科超越了。莫斯科有独裁者相互攻击的阴暗传统，这些独裁者都是从家族争斗中脱颖而出的。与罗马共和国的后期相似，诺夫哥罗德出现了一个富有的统治阶层，他们的挥霍无度惹恼了普通市民。一位早期历史学家描述了一位富翁的家居生活：“交谈用日耳曼语，其间还会点缀几个华丽的拉丁语辞藻，就像日后的俄罗斯贵族会讲法语一样。珍贵的勃艮第红酒从波希米亚产的玻璃瓶中倒入威尼斯产的酒杯，然后用酒把来自纽伦堡的姜饼送下肚子。”16

我们在前面说过，基辅罗斯的大公皈依了东正教，但随后被蒙古人击败，第一个斯拉夫文明破灭。向蒙古人称臣纳贡的俄罗斯城市很多，莫斯科只是其中之一。在 14 世纪，莫斯科大公国开始慢慢发展起来。从 1433 年到 1445 年，为争夺莫斯科的权力，各方之间爆发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之后，大公国的统治家族建立了一套单一而明确的“垂直继承”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权力的巩固。在大公们的领导下，莫斯科大公国已经做好了扩张的准备。然而，大公国既缺乏西欧国家那样丰产的农业（在莫斯科地区，作物的生长季节比较短，而且土壤也比较贫瘠），也没有显而易见的自然资源。因此，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北方和东方：北方有诺夫哥罗德控制的内河贸易网；东方有西伯利亚森林，森林里的动物可以提供取之不尽的毛皮。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扩张战争成为唯一的选择。尽管诺夫哥罗德曾向临近的立陶宛和波兰求援，但这两个国家并未施以援手，最终陷落。如果崛起的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和共和色彩的诺夫哥罗德，而不是专制的莫斯科，那么俄罗斯的政治史或许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或许会变得更有趣、更积极。

截至此时，俄罗斯的捕猎者已经猎杀了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附近大量的野生动物，西伯利亚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然而，为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提供深入东方机会的是来自诺夫哥罗德的富商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的财富主要来自盐业。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他们也会为莫斯科大公提供资助。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相似，俄罗斯中部地区并不产盐，因此需要从西欧进口。现在，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在身边的森林和湖泊中发现了盐。这使他们与穆斯林军阀之间产生了冲突。据说，他们姓氏的意思是“剥肉”。在早期的时候，一名家族成员被剁成了碎块，这种令人生厌的惩罚方式使他们获得了这个名字（因此，俄国有一道名叫“斯特罗加诺夫牛肉”的菜）。

很显然，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并未被吓住，鱼、蜡、兽皮和木材也成为他们家族商业的经营范围。阿尼卡·斯特罗加诺夫是这个家族最有影响力的族长，他向南进入莫斯科，既为沙皇提供毛皮和其他奢侈品，又为他定期提供资金，因此颇受沙皇赏识。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将大片地产授予他们喜欢的贵族，但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希望前往更远的地方。1558 年，伊凡四世向私人企业主颁布特许状，允许他们在未经开发的广阔土地上统治 20 年。在这 20 年里，他们可以免税，可以不遵守法律，其他当权者也不得插手他们的统治。哈德逊湾公司能在加拿大做什么，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就能在俄罗斯做什么。

伊凡四世自称“全西伯利亚的君主”——以前的蒙古统治者也这样称呼自己，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并不代表他们已经征服了那片居住着土著民族的土地。伊凡四世有些与众不同。3 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8 岁的时候，母亲也离他而去（可能是中毒身亡）。1547 年，16 岁的伊凡成了第一个加冕为全俄罗斯“沙皇”的莫斯科大公。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一座拥有华美彩绘的教堂——举行了一场拜占庭式加冕仪式。从一开始，他就证明自己是一位危险的统治者。伊凡可能有躁郁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很躁狂。他的许多对手要么消失，要么死亡。在晚年，他在一次醉酒后的争执中意外地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也是他的继承人。但伊凡四世也是一位精明的统治者，他比之前任何一位莫斯科大公都更有野心。他希望自己能娶一位有教养的外国妻子，于是他向西欧各国宫廷派去了使臣。伊凡四世欢迎英格兰商人，并希望与英格兰结成政治联盟。他甚至还想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他修建了一座大型图书馆，聘请了德意志的工匠；此外，他还建造了几座最华丽的教堂和宫殿，直到今天这些建筑仍然在为莫斯科增色。

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统治者一样，伊凡四世的身边也有数不胜数的麻烦，如暴动、与周边强国的长期战争，以及各种各样的宫廷阴谋。尽管如此，他还是极大地扩展了莫斯科大公国的领土范围。16 世纪 50 年代，伊凡四世征服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在此之前，俄罗斯长期生活在蒙古金帐汗国的后代所投射的阴影中。但现在，这两场胜利使俄罗斯彻底走出了阴影。另一方面，尽管伊凡四世与丹麦人、瑞典人和波罗的海的日耳曼骑士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战争，但却很难向西扩张。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创建了一种早期的集权国家，一个被称为“沙皇特辖区”的个人领地。讽刺的是，沙皇特辖区包括了诺夫哥罗德的许多领地，而诺夫哥罗德以前实行共和制。伊凡四世又成立了一支私人部队，这就是亦军亦警的“特辖军”，他用这支特辖军疯狂地镇压各种叛乱。1570 年，特辖军洗劫了诺夫哥罗德，将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可悲、低贱的鬼魂。诺夫哥罗德的领土已经跨过乌拉尔山，正在向西伯利亚发展。但现在，这些土地全归莫斯科大公国所有。

可见，伊凡四世是一位永不满足的统治者。他十分危险，而且野心勃勃。斯特罗加诺夫家族要求伊凡四世将乌拉尔山两侧的广袤土地划给他们，让他们建立自己的统治，并允许他们沿着河流修建要塞。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成了俄罗斯第一批寡头，他们在垄断的保护下开发自然资源，财富多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方面，这个家族要依靠莫斯科的独裁统治者；另一方面，对于那位独裁者来说，他们也是很重要的。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拥有自己的要塞，以及一座远离莫斯科的宏伟的木质家族宫殿。此外，还有一大群商人和捕猎者为这个家族服务，这些人的活动范围到达了更远的地方。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成为历史上的新事物，它是巨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和家族王朝的结合体。我们可以将这个家族与意大利的商人—贵族家族相提并论，如美第奇家族和博尔吉亚家族。所不同的是，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有扩张帝国的野心，而意大利人并没有这样的野心。

伊凡四世是个非常迷恋权力的人。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不但能够容忍，甚至鼓励在自己的王国中出现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潜在对手呢？这是因为，伊凡的俄罗斯——这个国家有着面积广阔、防御松懈的边境地区，周围都是敌人——需要财富，而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提供的毛皮、盐和木材，能为莫斯科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伊凡四世同样清楚，虽然他颁发了特许状，允许他人统治莫斯科人从未到达过的地区,但这些特许状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且可以被取消。因此，这不会带来太大变化。与政客相比，寡头和大企业家更依赖当政者——只要这些当政者做事果决。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的捕猎者和探险家深入的地区并非无主之地，那里有许多土著部落。从青铜时代，甚至更早的时代开始，他们就在常绿针叶林——广袤的沼泽森林——里狩猎和捕鱼。从军事角度看，这些人并没有太大的威胁。但那个地区还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汗王，他们是蒙古入侵者的后代，宣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非常强悍，经常与俄罗斯人发生冲突。其中最具威胁的是正在崛起的西伯利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位于托搏尔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其统治者是库楚姆汗。1571 年，库楚姆汗停止向莫斯科称臣纳贡。此时，伊凡四世正在与波兰人、立窝尼亚骑士团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进行战争，而且来自高加索地区的鞑靼人也对他构成了威胁。因此，他很难再派出一支军队，帮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的毛皮商制服库楚姆汗。在走投无路之下，他们开始求助于一个强盗，那就是哥萨克战士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

在俄罗斯文化中，叶尔马克的地位堪比丹尼尔·布恩，甚至罗宾汉——一位传奇般的英雄。在若干个世纪中，人们一直传诵他的英勇事迹，并不断添枝加叶。在西线，伊凡四世与久经沙场的立窝尼亚骑士团进行过多场战争，但均未取得胜利。叶尔马克可能参加过这些战争。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带领一支大约 500 人的雇佣军——其中包括哥萨克人、俄罗斯人、日耳曼人和瑞典人——进入西伯利亚汗国。但叶尔马克的手下没有后日称雄的哥萨克骑兵。一个原因是，当地有许多山脉和河流，马匹无法发挥作用。他们也没有携带火炮，只带了一些滑膛枪和火药。这支小部队乘筏渡河，步行前进。

按照传统说法，鞑靼人——叶尔马克的敌人——对火药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对枪的惊奇丝毫不亚于同时代的美洲土著人。但最近，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鞑靼人与人类主流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17但可以肯定的是，进攻一方的火器一定比防御一方的火器更强，那些抵抗入侵的穆斯林主要使用弓和箭。在 1581 年和 1582 年，叶尔马克进入了西伯利亚汗国的核心地区，不久之后占领了都城伊斯克尔。这是一场带有惩罚性和探索性的赌博，它给穆斯林上了一课。事实上，这是俄罗斯首次强行闯入一片辽阔的土地，并最终完全吞并了它。西伯利亚汗国的军队规模是入侵者的 5 至 10 倍，但这支哥萨克武装却设法击败了敌人，在西伯利亚地区驻守了 2 至 3 年。与此同时，他们向莫斯科发出了越来越绝望的求援信息，希望沙皇能派些增援部队。

在此之前，伊凡四世一直将叶尔马克视为强盗。但现在，他的行为却使这位沙皇深受感动。作为回应，伊凡四世送给他许多礼物和一句道歉。在沙皇的礼物中有一副铠甲。如果传说可信的话，那么这副铠甲就是一份会带来不幸的礼物。在缺少火药和人手的情况下，叶尔马克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最后，在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中，他死在了额尔齐斯河。在这场战斗中，他试图游到安全的地方，但沙皇的铠甲却使他沉入水底。无论这个传说是否真实，它都很好地隐喻了俄罗斯独裁政治代理人的命运：当这些人服务的国家逐渐发展壮大的时候，他们会以一种不幸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

叶尔马克死后不久，俄罗斯人再次向东扩张。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已到达远方的海岸（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隔海相望）、鄂霍次克海，以及日本以北的地区。

如果说罗斯人是俄罗斯的奠基者，那么伊凡四世就是近代俄罗斯的真正创建者。伊凡四世死后，莫斯科大公国出现了权力纷争，国家进入了无序的“混乱时代”；但伊凡将俄罗斯的影响力扩展到南方、东方和北方，塑造了这个国家的基本轮廓，而且这个轮廓一直保持到今天。波兰人、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继续从北方和西方包围着俄罗斯，但俄罗斯人发现，他们可以向东扩张，从东方获得一大片领土。击败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的伊斯兰统治者之后，俄罗斯军队也开始向南推进。最终，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执政时期，俄罗斯的势力到达黑海和里海。波将金公爵是叶卡捷琳娜手下的将领，也是她重要的情人之一。俄罗斯的远征军像涨潮时的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地拍打着西伯利亚。他们不但带回了兽皮、盐和木材，而且为国家的敌人找到了一块流放地。

的确，开始的时候，俄罗斯人是想寻找兽皮，但结果却得到了一块大陆，其面积是美国面积的 1.5 倍。现代俄罗斯 80% 的石油储量和 90% 的天然气储量及煤炭储量都蕴藏在这一地区——巨大的资源储量成为俄罗斯财富和全球影响力的坚实基础。西伯利亚还蕴藏着丰富的铁、锡和金等金属，那里还有世界上最深的湖泊——贝加尔湖。如果没有西伯利亚，我们印象中的俄罗斯恐怕就不复存在了。西伯利亚为莫斯科和俄罗斯西部地区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当拿破仑和希特勒发动入侵的时候，俄国可以先撤退到东部地区，然后再重新集结。西伯利亚是“冰箱和黄金国”的结合体，沙皇的许多敌人都在那里消失。此外，那里还有几座航天中心和神秘的军事基地。

没有西伯利亚的话，俄罗斯将成为一个辽阔但很普通的东欧国家。然而，如果伊凡四世应该为俄罗斯日后的强大而受到赞扬的话，那么他也应该为俄罗斯的政治权力传统而受到批评——这种个人化的政治权力传统通常是靠恐吓来维持的。叶尔马克或许是一个潇洒、浪漫的强盗，但他也是独裁政治的先锋军。

两位统治者，一个问题

1604 年，詹姆斯国王面临许多问题。但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他是哪一位詹姆斯？作为苏格兰国王，他被称为詹姆斯六世——“杰米·萨克斯特”——斯图亚特家族的新任国王。但现在，他正在英格兰的伦敦愁眉不展。在那里，他被称为詹姆斯一世。所以，他统治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

詹姆斯提议使用“不列颠”这个名称，但英格兰人不愿意。他还想采用一种新国旗，这种旗子由许多眼花缭乱的线条和色带组成。从一开始，人们就不喜欢这面国旗。他希望和英格兰的宿敌——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和平相处。与许多君主一样，他的财政状况也捉襟见肘。然而，有一个社会问题使固执己见的詹姆斯感到特别恼火，而且这个社会问题正在他的新王国中疯狂蔓延。在他看来，这完全不能被接受。于是，他拿起羽毛笔，笔耕不辍，最终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其标题很直白——“强烈反对吸烟”。

在他的国家中，人们正在模仿“野蛮、卑贱、不信上帝的印第安人”那样抽烟，“散发着恶臭的烟雾通过鼻子吸入体内，然后停留在麻木的脑袋中”。这位国王特别痛恨那些让烟雾笼罩在食物上的人。“至于由这种肮脏习惯产生的虚荣，坐在餐桌前的人应该感到羞耻。坐在餐桌旁晃动着烟袋，将烟喷向其他人，这是要让肮脏的烟雾飘荡在菜肴上吗？”至此，这位长着红胡子的君主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在册子的结尾部分，他情绪激动地写道：吸烟“这种习惯，看见就让人感到憎恶，听到就让人感到厌烦，它对大脑有危害，对肺构成威胁；这种散发着恶臭的黑色烟雾，最贴近弥漫在无底深坑中的恐怖的‘地狱之烟’”。18

在世界的另一边，有一个统治者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烟草也传入了日本，可能是由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将烟草带入日本的。从理论上说，天皇是日本的君主，但他只是个傀儡；幕府将军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他对烟草的厌恶一点儿也不亚于詹姆斯。他决心禁绝烟草。在遥远的英格兰，抽烟被视为一种表现出海盗习气和桀骜不驯的嗜好，它通常与聚集在酒馆中的粗人和看戏的观众联系在一起。在日本，“倾奇者”也接受了烟草。他们是一群不守规矩的男性，听起来有点像 17 世纪的“朋克族”。

“倾奇者”托生于街头帮派，他们穿着奇装异服，用女式和服做斗篷；他们留着古怪的发型，在街上的行为非常具有攻击性；他们会攻击路人、摔跤、跳舞，炫耀长长的烟袋。因此，日本幕府的做法比詹姆斯更进一步，分别于 1612 年和 1615 年颁布了禁烟令。这引起了很大骚动。1613 年 3 月 1 日，一位名叫威廉·伊顿的英格兰商人坐在位于大阪的办公室给一位同事写信。这名同事名叫理查德·威克姆，当时正身处日本的首都江户。在信中，伊顿告诉威克姆，至少有 150 人被捕，“因为他们违反了天皇的禁令，出售或购买烟草。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此外，他们听说过的那家大烟草店也被焚毁了”。19

在 17 世纪的大幕刚刚拉开的时候，除了新流行起来的毒品对社会构成威胁之外，英国和日本还有其他共同点。这两个国家都位于大陆旁边的群岛上，而且它们与大陆的关系都不好。与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相似，日本人通过海峡从大陆引进宗教思想、技术和奢侈品，但他们却设法与大陆保持一定距离。与英国相似，直到 17 世纪，日本才被一个统治者统一起来。1582 年，在长期战乱之后，出身卑微的士兵丰臣秀吉掌握了政权。近代早期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引人注目的试验。在其中一次试验里，英国和日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但在开始的时候，两个国家却惊人地相似。

在执政的若干年里，丰臣秀吉证明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的统治者；同样，英国的伊丽莎白也是个精力旺盛的人。与这位英国女王相似，丰臣秀吉本能地采取了宗教宽容政策。在一段时间里，他允许葡萄牙的耶稣会士为自愿皈依基督教的日本人施洗。在荷兰和法国，伊丽莎白的军队与受耶稣会影响的西班牙人作战，但并没有取得胜利。另一方面，丰臣秀吉想通过朝鲜这个跳板对中国发动攻击。在这次侵略战争中，日军损失惨重，铩羽而归。丰臣秀吉没有日本的莎士比亚可以吹嘘，但在他执政期间，日本出现了许多宏伟的城堡和杰出的画作。20他下定决心恢复国家秩序。1588 年，也就是伊丽莎白迎战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时候，他发出了“刀狩令”。按照这条法令，除武士阶层外，所有人的匕首、刀、矛都要被没收。

在海上，日本的海盗相当于亚洲的德雷克、霍金斯和雷利。为得到黄金等奢侈品和（在霍金斯的例子中）奴隶，英国人正在劫掠西班牙的港口和船舶。一些著名的人物，如五峰船长也会将中国人送到日本。在日本，这些中国人受到同样非人的对待。对那些挡路的人，这两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绝不心慈手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人压迫着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而丰臣秀吉时代的日本人对生活在北方群岛的虾夷人也同样心狠手辣。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英国和日本正在努力应对乱砍滥伐导致的后果和城市社会崛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伦敦和江户的气味差不多，空气中都弥漫着烧煤产生的烟雾。21

当然，这两个国家也存在许多差异，如政治结构、宗教和战争中的运气。朝鲜人有一种装配了火炮的战舰，他们用这种战舰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对日本的打击要远远大于“无敌舰队”对英国的冲击。此外，两国人口也存在巨大差异。日本的人口约为 1800 万，是英国人口的三倍，能够自给自足。那位写信的英国商人是所谓“英格兰代理商行”（其实是个商栈）中的一员，这个商行位于九州岛的平户市，离长崎不远。日本商人并没有出现在西方；欧洲设立在日本的前哨站也很快就消失了。耶稣会士和荷兰人在日本待的时间最长。1613 年，英国人到达日本。但在 10 年内，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国家，因为他们从贸易中赚不到多少钱。

这使詹姆斯国王感到困惑，他曾致信日本天皇，表达了“亲善和友谊”。他唯一的希望是，“建立商业交流，让两国臣民相互表达善意”。詹姆斯的第一封信没有得到回复，这使他感到有些苦恼。于是，詹姆斯准备降低姿态：“我们没有收到您的任何答复，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两国之间的距离太远了，而不是因为您的迟疑。”22这是一个罕见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正试图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詹姆斯统治的英国和幕府将军统治的日本——现在执政的是德川家康——面对着同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在这个遍布大帝国的世界中，一个小岛国应该如何走向繁荣？

英国的答案是：走出去。英国人建立了许多舰队，散布在从美洲到远东的各个大洋。除了宗教热情外，谋求利益也是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英格兰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是 1555 年成立的莫斯科公司，这家公司是个贸易辛迪加。1600 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从伊丽莎白手中获得了特许状。7 年后，“伦敦公司”建立了弗吉尼亚殖民地。探险家成为公众眼中的英雄。人们通过戏剧、小册子和书籍了解世界其他地区，但这还远远不够，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是无限的。伊丽莎白时期的海军规模相对较小，但重新组建的海军部，加上具有工业规模的造船厂——最早位于德特福德，之后位于查塔姆和朴茨茅斯——英国在短时间内就造出了更多、更大的战舰。1637 年，也就是詹姆斯的儿子查理执政的时候，装配了 102 门火炮的“海上霸主号”下水。至此，英国已经拥有了当时最强大的战舰。

日本人本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达到同样的效果。从 16 世纪 80 年代开始，驾驶着武装“朱印船”的日本人就在泰国、越南和菲律宾从事贸易，其贸易活动非常成功。1600 年，一个名叫威廉·亚当斯的英国水手到达日本。亚当斯曾经为德雷克工作，并参加过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他乘坐的是一艘荷兰船只，一直漂泊在海上，饥饿曾令人感到绝望。最后，这艘船抛锚了。日本渔民救出亚当斯，把他送到当地官府，官府的长官就是未来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对葡萄牙人来说——他们正在日本传教，最后他们使 50 万日本人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这个数字让人感到相当惊讶——这位浑身湿透的英国异教徒并不受欢迎。于是，本着基督徒的真实想法，这些耶稣会士建议德川家康将亚当斯钉死在十字架上。

相反，这位开明的统治者向亚当斯询问了许多关于船舶、上帝和数学的问题，任命他为自己的顾问。德川家康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洋舰队。1605 年，在伊东的新造船厂，亚当斯督造了两艘非常好的欧式海船。威廉·亚当斯来自肯特郡吉灵厄姆镇，现在他有了一个日本名字——三浦按针。在日本，他是个非常受尊敬的人物，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忘记他。亚当斯成为德川家康的得力助手，这位军事统帅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将日本捏合成一个国家，他在使国家统一方面的影响力与英国的詹姆斯不相上下。既然日本已经复制并改进了欧洲的滑膛枪和大炮，那么航海业发达且技术领先的日本就没有理由无法在短时间里建立起由大帆船所组成的舰队。

国家应该走上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个问题在日本引起了激烈争论。外国人带来了一些有趣的贸易品——日本人认为他们的火药非常好，但他们的布料却很糟糕——当然也带来了一些使人着迷的技术。但他们也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相当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基督教传教士的迅速成功。据估算，在 17 世纪早期，他们使大约 50 万日本人皈依了基督教，这些人大部分生活在日本南部地区，包括普通农民、武士和地主。开始的时候，幕府将军采取了宽容政策。但后来，信仰基督教的日本人到处惹是生非，于是统治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 1614 年和 1615 年，德川家康围攻大阪府。这场史诗般的战役使德川家康最终成了全日本的统治者。但在城堡的围墙后面，城主身边有数以千计决心反抗到底的武士——其中很多人都是基督教徒，他们手里挥舞着基督教圣徒的旗帜。

多亏亚当斯，德川家康才能分清欧洲的新教徒和那些作乱的罗马天主教徒。他给詹姆斯写了一封友好的回信，甚至还送给他一副相当精美的武士盔甲。但在攻下大阪城后不久，德川家康就去世了，他可能是死于梅毒或癌症。之后，德川家康的儿子德川秀忠成了新一任幕府将军，他性情更加残暴。日本开始驱逐外国人。最初的时候，主要是清除耶稣会士；但到后来，幕府冻结了所有对欧洲的贸易。20 年之后的 1637 年，大约 3 万名农民在九州岛上发动起义，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徒。除宗教外，赋税和饥饿也是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经过另外一场史诗般的围城战，这次起义被幕府镇压了下去。在这场围城战中，农民和起义的武士将数倍于己的敌人挡在了城堡的外面。在一些欧洲船只的帮助下，德川幕府才最终攻下城堡，消灭了起义军。这些欧洲船只属于另一派基督教徒——信仰新教的荷兰人。

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非常尴尬。但这也决定了日本人的认识，即在面对外国影响的时候，如何最好地平衡机遇与挑战。两年后，日本推行了令人瞩目的“锁国”政策。法律限制了日本船只的大小。只有到沿海地区捕鱼，日本人才能驾驶稍大一点的船只。远洋海船被拆毁。而且，建造远洋海船成了一项死罪。在颁布“锁国令”后，为了确保船只不能进行远洋航行，建造船舶时一定要在船身上留一个大洞。这样，如果航行到远海，汹涌澎湃的海浪就会对船只构成致命威胁——这种特殊设计是为了让船舶沉没，在世界造船史上，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日本人不得离开日本，违者以死论处；同样，外国人也不得进入日本。幕府宣布基督教非法，但许多日本基督教徒宁死都不肯放弃新信仰。

最终，外国人被逐出日本。1640 年，葡萄牙人返回日本进行抗议，但他们的使团被日本人消灭了。尽管日本还与朝鲜商人和荷兰商人保持非常有限的、受到严格限制的贸易往来，但这个国家确实是将自己有效地封闭起来了。这些锁国措施延续了两个多世纪。从政治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白痴行为。如果詹姆斯国王——威斯敏斯特宫的二手烟事件或许已经使他忍无可忍——下令摧毁英国的舰队，并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那么英国将会变成什么样呢？日本人没有发明出什么现代武器。因此，当美国海军（在推行“锁国”政策的时候，日本或许想象不到会有这么个机构）于 1853 年抵达日本的时候，面对大炮带来的赤裸裸的威胁，日本人几乎束手无策。

然而，这段历史还有另外一面。两个多世纪的闭关锁国使日本变得更有“日本特色”。日本有与众不同的建筑，独一无二的艺术传统和戏剧传统，以茶为基础的各种仪式，特殊的音乐、妓女和调味品，以及原始但却不同寻常的烹饪法。如果没有德川时期的“锁国”，这些东西或许就不会这么有特色了。甚至到了今天，与其他文化相比，日本文化也更加自我，更加有特色——肯定比融入世界文化的现代英国更有特色。由于全球性的传染病没有通过海路传入日本，而且日本国内享受着长期和平，因此日本人口得以快速增加。到了 18 世纪早期，江户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世界或许并不知道）。火器在日本几乎消失。国家统一促进了国内贸易的繁荣。

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甚至能够解决一些最急迫的环境问题。日本的建筑业严重依赖木材，其依赖程度一点都不亚于英格兰。在首都江户，绝大部分建筑都是木质的。1657 年，这座城市有一半地区都毁在了“明历大火”中。9 年后，伦敦也发生了同样的大火灾。木材可以用来修建城堡、建造船舶，也可以作为燃料；此外，随着人口增加，人们也需要更多耕地。结果，日本出现了大规模的乱砍滥伐和土壤侵蚀。灾难正在悄悄地逼近。

的确，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所说的那样，当时日本已经开始设法控制人口，并使国家进入了某种稳定状态。他们找到了其他的食物来源——主要是海产品。直到今天，海产品仍然在日本饮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他们开始重新造林。日本的森林能够得以恢复，主要归功于以下几点：第一，日本有一种复杂的制度，规定哪一种木材应该被用作何种用途；第二，砍伐树木要缴纳一定的费用；第三，人们对林业的理解逐渐加深。木材是有价值的，行家里手们对此展开了辩论；富裕的农民认为，长期生长的树木对后世子孙是有用的；强势的中央政府将新规定强加到各个地方。英国的许多地区都出现了破坏森林的情况，随后美洲的许多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状况。与它们相比，日本至少是停了下来，思考哪个决定更加明智：是继续毁林，还是收敛一点？

然而，这仍然不是故事的全部内容。德川时期的日本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这是一个非常保守且等级森严的社会。在近代早期，西方出现了一种半民主和更加开放的文化，但日本从来就没有发展出这样的文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下文会有所涉及。保守和封闭大概是相伴相生的。当日本重返世界的时候，这个国家仍然由贵族阶层统治着，他们还保持着中世纪的眼光，日本的百姓被教育得有点太老实了，以至于有些墨守成规。这对理解 20 世纪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当然，日本仍然有“朋克族”；尽管日本政府于 1612 年颁布了禁烟令，但日本仍有大量烟民。

纽约概述

英国即将统治世界并没有预兆。英国未能打入日本市场，其他国家也一样。英国崛起为海军强国和贸易强国，在世界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当得知英国在一场最有利可图的竞争中彻底输给荷兰（在日本历史中，荷兰占有重要位置）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感到有些震惊。

很明显，欧洲的商业扩张史可以被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5 世纪晚期开始，当时葡萄牙船只探索了非洲海岸。那时，葡萄牙人发现，向西驶入大西洋深处，就可以到达好望角。之后，乘着海风，他们可以抵达印度和远东。葡萄牙人的所作所为更像是暴力的垄断商人，而不是帝国的建立者，他们修筑防御工事保护自己的海上航路，击败了所有对手。西班牙人也想分一杯羹，但并没有真的把葡萄牙人赶出“他们的”航路。相反，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了美洲。当斐迪南·麦哲伦发现绕过合恩角的航路时，这位葡萄牙最伟大的航海家正在为西班牙人工作。但之后不久，麦哲伦就命丧黄泉。在麦哲伦的船队中，只有一艘船最终返回了西班牙，成为第一艘实现环球航行的船。

在第二个阶段，两个地理位置更靠北的民族——英格兰人和荷兰人——加入了探险。开始的时候，他们创建帝国的野心并不比葡萄牙人大，驱动他们的仍然是利益。长期以来，欧洲极度渴望得到香料，但这些香料只生长在东方。香料不但能使食物变得非常美味，而且人们认为它们有益于身体健康。出产香料的香料群岛位于婆罗洲和新几内亚之间的危险海域。穆斯林水手从岛民手里购买肉豆蔻、丁香、肉豆蔻干皮、胡椒和桂皮，然后将其带到印度；之后，这些香料经过伊斯兰世界进入君士坦丁堡，再通过威尼斯传入欧洲。香料贸易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利可图。因此，当这些带有香味的果实和种子到达巴黎或伦敦的时候，已经变成了非常昂贵的奢侈品。然而，在制冷技术出现之前，在将肉分成三六九等和食物乏善可陈的时代，人们对香料的贪得无厌一点都不亚于他们对毛皮的渴望。人们认为，大多数香料还可以用于治疗疾病：他们猜测，肉豆蔻干皮可以治疗梅毒，甚至是黑死病。

与此同时，葡萄牙水手找到了一条通往香料群岛的捷径。贩运香料的航行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而且其间可能会有三分之一的水手丧命，但来自欧洲的船只仍然会直奔香料而去。一趟航程下来，船主的利润会大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以前，贩卖香料的利润由半个地球的商人分享；但现在，这些利润全归船主一个人所有。贸易链突然被粗暴打断，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成为输家；伊斯坦布尔的市场变得越来越安静，在威尼斯大运河上来往穿梭、拥有豪华居所的贪婪商人怨声载道。下一个输家就是葡萄牙人，因为他们要面对拥有更好海船、更勇敢冒险的国家。在那个时期，这些冒险者主要来自欧洲北部的低地国家。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荷兰人，他们将航海技术和从意大利学来的商业艺术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方程式。

从某种程度来说，人类仍然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动物：我们喜欢新口味、长得漂亮的人、看上去闪闪发光的物品、皮肤触感十分柔软的东西、令人舒适愉快的气味，以及有趣的调味品。这些都是常态，但对于相对孤立了几个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他们对这些尤为热衷。荷兰人能够垄断他们所说的“致富贸易”（真钦佩他们，能把话说得这么直白）——不但包括香料，还包括丝绸和上好的日本瓷器。利润是巨大的，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风险。风暴、海盗和船只沉没都意味着许多投资人将变得血本无归。将风险分割、分配和出售，并为利润分配提供担保使荷兰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证券市场。

购买和出售股份并不是全新的事物。为募集对尼德兰作战的军费，查理五世创建了年金制度，年金是可以转让的，也是可以交易的。在安特卫普，人们买卖外国汇票的方法变得越来越复杂。1585 年，新教徒被逐出安特卫普后，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继续从事这种交易。1609 年，阿姆斯特丹的威索尔银行——通常被视为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创建，并为不同铸币的价值提供担保，客户只需为此支付一小笔费用。在一个铸币分量逐渐减轻且不断贬值的世界中，这种做法为商人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在此基础上，会出现风险性更高的贸易。23

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威索尔银行成立仅仅一年之后，这座城市的投机者就开始在“新桥”和附近的教堂里讨价还价和击掌相庆。证券交易所使贸易变得正规化，短暂的开放时间加上令人亢奋的氛围，使随后到来的商人感到非常熟悉。很快，成百上千种商品开始在那里交易。除了第一家中央银行外，第一家股份公司也成立于阿姆斯特丹。在很短的时间内，荷兰出现了安全、灵活的资金来源所应具备的所有要素，这是英格兰贵族、英国君主、西班牙王室和葡萄牙王室所无法比拟的。

“致富贸易”涉及令人难以想象的航海活动和冒险活动。相互竞争的欧洲人试图从北极冰层中开辟出一条航路，希望能够深入加拿大的荒野，并一直在寻找通往香料群岛的捷径。在伦敦，英国人想模仿荷兰人建立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他们发现——不是最后一次发现——只要后人一步就很难进入新市场。荷兰人干劲十足，做事果决，而且非常残忍。在经过一系列残酷的战斗、极端的围城战、肮脏的交易和丧尽天良的背叛之后，他们最终占领了香料群岛。除此之外，远东的其余贸易也有相当一部分控制在他们手里。荷兰商人意识到，要想击退竞争对手，他们需要堡垒、受保护的仓库、安全的锚地，并与当地的统治者达成永久性的协议，他们的产品是荷兰人所需要的。这意味着，荷兰人——尽管他们是虔诚的共和主义者——正在将自己转变成帝国主义者。第三个阶段已经到来了。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成为他们在远东的基地，这个国家的首都有一个荷兰式的名字——“巴达维亚”。

在枪炮、船舶和资本方面都相对落后的英国发现自己很难摆脱荷兰的束缚。纳撒尼尔·考托普是一位英国水手，他守住了一个产香料的小岛——岚岛，这个小岛也成了英国在亚洲的第一块殖民地。在当时的若干年里，他的英雄故事被写成了鼓舞人心的畅销书。多亏考托普的勇敢行为，英国才能用岚岛来交换另一个被荷兰人占据的小岛，当地的土著人将这个小岛称为“曼哈顿”。“新阿姆斯特丹”变成了“新约克”（即纽约），大英帝国的历史在北美拉开了序幕。在北美，英国已经建立了两个前哨站——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

美洲的殖民化比发生在印度洋的任何一次竞争都重要，美洲殖民化的推动力不是香料或利润，而是对宗教自由的渴望。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已经强大到足以短暂地返回香料群岛，将有经济价值的作物挖出并栽入盆中，然后移植到其他殖民地（如格林纳达），从而打破了荷兰人的垄断。但在此之前的大约 200 年里，轻而易举获得的利润已经流入了尼德兰。而且，荷兰人利用他们的好运气，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稳定、消费力强的中产阶级。但在这一切成为现实之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那些来自欧洲北部地区理智、有商业意识、头脑冷静的人们已经有一半死在了冒险活动中。但令人惊讶的是，面对这些损失，他们却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一个非常现代的故事

一般来说，历史都是在家外创造的。在户外，将军骑上战马，水手拉紧缆绳。在工作场所，发明家敲敲打打，咬住嘴唇，在纸上任意涂写。在街上，讲道者高声叫喊，商人对新奇商品翘首以待。然而，直到在家中就能感受得到，历史才算真的发生过；只有在餐桌前或病榻前能感受到的变革才是大变革。有时，家在新大陆；有时，家被烧毁或遗弃。人类生活的大“间断”是指那些能够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构成直接影响的事件，我们所说的“历史”就是这些“间断”的集合。总的来说，我们的生活是在家中度过的。

彼得·韦南茨是一位荷兰纺织商人，也生产亚麻布和棉线。他在哈勒姆有一座很不错的住宅。1637 年 2 月 1 日，他邀请一些朋友参加家庭午宴。这场宴会气氛不错，彬彬有礼、衣着朴素的客人围坐在桌边，仆人们将菜肴摆放到他们面前一块整洁的桌布上。通过荷兰黄金时代的画家，如伦勃朗、鲁本斯、德·霍赫和维梅尔，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安宁、丰裕的世界，人们腰板挺直、行为古怪，佩戴亮白色的“飞边”。然而，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幅图景：传染病横行，战争不断威胁人们的生活，宗教分歧严重，金融陷入疯狂。如果我们把当时的荷兰视为今天资产阶级社会或消费社会的雏形，那么这个社会就显得既不稳定，也不安宁。

在彼得·韦南茨的午宴上，餐桌边的客人彼此熟识。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样子，正值壮年，生活富裕，是门诺派信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门诺派是个新教组织，其信徒都是和平主义者，反对国家干预宗教，反对为婴儿施洗。在参加午宴的人中，至少有三位妇女在最近爆发的黑死病中成为寡妇。在哈勒姆，这场瘟疫杀死了八分之一的人，那些适宜埋葬死者的地方都已被用光了。不过，这也使这些妇女继承了不少财产。她们应该如何使用这些钱？主人的弟弟亨德里克出了个好主意。他建议其中一位名叫海特勒伊特·斯科特的寡妇——她的丈夫曾经是位羊毛商人——购买一些瑞士郁金香的球根。瑞士郁金香是相对劣质的品种，与行家里手们渴望的珍品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但荷兰的郁金香热已经达到顶峰。就算是瑞士的郁金香，只要一转手，就可以卖到 1350 荷兰盾 1 磅。当时，1350 荷兰盾可以购买两所房子，或两艘装备齐全的船。24

我们从详细的法庭笔录中得知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件。这位寡妇对购买球根一事犹豫不决，但餐桌上一个叫雅各布·德·布洛克的男人表示，当她筹集资金的时候，他愿意为球根的销售提供 8 天担保。此时，斯科特改变了主意。午宴上弥漫着紧张、纷争的气氛，但这种气氛让位给这样一个事实：只要这位寡妇同意这笔交易，并马上出售这些球根，那么她将立刻赚到 100 荷兰盾。在雅各布的怂恿下，她拒绝了当时的价格，决定再观望一下，看能不能赚到更多的钱。但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与所有金融泡沫一样，郁金香泡沫马上也要破灭了。在几天的时间里，这些球根将变得一文不值。

人们把“郁金香热”视为金融疯狂的典型案例。之后，历史上又发生过多次类似的危机，如“南海泡沫事件”、1929 年的大萧条、从 1995 年到 2000 年的“互联网泡沫”，以及最近由房地产泡沫所引发的银行破产。其中包含了许多真理。与之后许多投资者一样，参加韦南茨午宴的人也都是勤勉的百姓——门诺派教徒经常自称“平凡的人”——这些人自认为很了解市场。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很平常，有些人甚至还很“明智”。有了郁金香的球根，你就“不会输”；就如同有了互联网公司或对冲基金一样。尽管日后一位投资者的格言——“贪婪是一种美德”——会让他们感觉非常不适，但它已经悄悄影响了信仰新教的荷兰。

事实上，当时的“荷兰”只是“联省共和国”的一部分。“联省共和国”是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因为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是以“省”的形式存在。在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下，一些特殊的“省”联合在了一起。与北德意志的邻邦一样，大部分荷兰人也都皈依了新教。此时，由主宰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继续统治欧洲北部沿海的农业区和渔业区已显得不合时宜，宗教分歧最终将荷兰人推到了独立战争的边缘。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决定进一步迫害“异教徒”之后，人们开始抗议重税和驻军。随后，抗议逐渐演变成一场大起义。

欧洲已经分裂为在宗教上相互敌视的几个阵营，大量新教难民涌入了尼德兰。荷兰人英勇地保卫莱顿市，击退了西班牙人的第一波反扑。西班牙人的恐怖政策使和解成为泡影。于是，一场复杂的斗争又拉开了序幕，其中包括饥荒、迫害、陆战和海战。尽管荷兰人希望用尼德兰的权力换取法国国王的支持，但 1609 年北方各省还是与信仰天主教、承认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权的南方各省分道扬镳。1628 年，西班牙军队再次大举入侵。而 9 年之后参加韦南茨家午宴的人或许并不知道，未来将不会有更多的战争；“郁金香泡沫”破裂 10 年之后，荷兰迎来了最后的和平。

此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荷兰共和国已成为首屈一指的海洋强国。起初，荷兰人只在海上从事捕捞业，随后他们又在北海和欧洲沿海从事贸易活动，逐渐形成航海的传统。荷兰人的航海传统不输给任何国家，甚至是邻国和新教竞争对手英格兰人。荷兰商人的足迹远及印度、中国和日本。荷兰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肥沃的土地或矿藏。但是，通过一张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荷兰人逐渐发家致富。尽管一些创新举措使荷兰在经济上超越了竞争对手，但这些创新举措也蕴藏着风险。股票买卖为曾经保守的社会带来了由高风险投机引发的社会动荡。对那些沉迷博彩和赌博而声名狼藉的人来说，“期货”的观念已司空见惯。所谓“期货”，是指人们不是购买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未来的价格。因此，买卖“期货”纯粹是一种投机行为。

“致富贸易”使巨额财富流入联省共和国；投资贸易使大多数杰出的市民变得日益富有。如果没有这两点，“郁金香泡沫”或许永远都不会出现。如今，人们最需要的就是转变心态。绝大多数工匠、客栈老板、小制造商和农民都需要转变心态。农民从来没有钱去效仿富裕的中产阶级。一个小伙子可以梦想用一笔投资改变命运，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荷兰人饱受嘲笑，因为他们的投机性繁荣建立在像球根这么可笑的东西上。以现代的眼光观察，一株郁金香与一所房子或一幅伦勃朗的画等值，这显然很荒谬。它应该值这么多钱吗？毕竟，我们会赋予一些物品不成比例的高价格，并让其中的珍品（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制造的）体现主人的地位。在印象派走过全盛期之后，一幅莫奈的画要比一幅模仿者的佳作更好。但到底是好 100 倍呢，还是好 1000 倍呢？一个从大型商场里买的包并不比一个香奈儿的包差，外行人未必能看出后者比前者好 100 倍。白鲸的鱼籽和圆鳍鱼的鱼籽存在价格差异，但这种差异能证明二者品质上的差异吗？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酒、钻石、跑车和名牌服装上。事实恰恰相反，荷兰人迷恋郁金香比现代人迷恋上述东西都更理性。最初，郁金香只是一种野花，主要生长在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山区。人们之所以珍视郁金香，是因为这种花非常美丽，不但代表爱情，甚至还象征上帝的完美。奥斯曼人培育了郁金香，非常欣赏这种花。然后，它经由土耳其传入欧洲。郁金香很难培育出不同的颜色和形状，早期的植物学家对这种花非常着迷，园艺师将其作为礼物相互馈赠或交换，希望能培养出颜色特别鲜艳的品种。毫无疑问，在法国北部、荷兰和日耳曼地区的灰色天空下，郁金香为人们带来了不寻常的快乐。

“郁金香热”始于一些精通花卉的行家里手，他们特别喜爱某一类球根，因为这类为数不多的球根能够生长出形状精美的郁金香，有漩涡形状的，也有水滴形状的。而且，花的颜色也多种多样，有艳丽的红色，有黄色，还有紫白相间的。但事实上，这种郁金香是被蚜虫感染了一种病毒。换句话说，它们都是生病的郁金香。今天，这样的花几乎已经绝迹。但在 17 世纪 30 年代，人们给这些花取了一些很华丽的名字，如“永远的奥古斯都”和“海军上将艾克”，只有非常富有的人家才能买得起这种花。一个球根的价格大约是一名木匠年收入的 6 至 7 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今天这个世界，富有的收藏者会为得到一些稀有的邮票而展开激烈竞争，他们也会变得非常疯狂。）

培育者、商人、宣传者，以及由这种新商品催生出的公司组成了一张网络，这张网络使少部分人对郁金香的热情感染了整个荷兰社会。普通人买不起那些“超级球根”，但他们可以买卖一些中低端品种的球根。郁金香每年只开放一次，它在春季开花，花期会持续数周。因此，人们发现他们交易的是这样一种商品：可以预测它的品质，但却不能完全保证它的品质。这意味着，人们要在花期到来之前，交易尚处于休眠状态的郁金香，或是郁金香期货。走漏消息、两面三刀、偷窃球根和单纯的外行——例如，人们反复讲着这么一个故事，一名水手误把一颗价值连城的球根当成洋葱给吃了——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淘金式的氛围。

现在，客栈旅社中出现了一张买卖郁金香的网络，尽管这张网络遍布整个荷兰共和国，但郁金香交易在阿姆斯特丹和哈勒姆尤为活跃。这些人想效仿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但他们的交易都是在充满酒味和烟气的混乱环境中进行的。一位研究“郁金香泡沫”的历史学家指出，对泡酒馆的人来说，就算他们设法攒一些钱，证券交易所和新成立的银行仍然是遥不可及。“17 世纪没有建屋互助协会，没有固定投资信托公司，没有个人持股计划，没有低价股票，没有减税优惠，也没有什么避税手段。”25在酒馆进行交易时，人们用粉笔将出价写在板子上，然后买主和卖主之间会进行讨价还价。这种交易方式有助于提高商品的销售量。拒绝接受卖主最终开价的买主和违约的卖主都需要支付一笔罚金。在充满食物和音乐的环境中开怀畅饮，然后完成交易。

从 1633 年到 1637 年，“郁金香热”达到顶峰。据估计，球根交易的票面价值是荷属东印度公司价值的 10 倍。要知道，荷属东印度公司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荷兰的真正财富大部分都来自这家公司。我们知道“郁金香泡沫”破灭的准确时间。1637 年 2 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在哈勒姆的一家酒馆，1 磅瑞士郁金香的价格达到 1250 荷兰盾，但没人愿意购买。拍卖人降低了价格，仍然没人购买。这几分钟一定令人毛骨悚然。恐慌出现了，并进一步向外蔓延。在 3 个月的时间里，郁金香的价格下跌了 99%。几十万人面临破产，甚至要忍饥挨饿，至少从票面价值看如此。因为他们不仅用闲钱进行投资。正如之后的繁荣一样，为获取未来的利益，他们背负了沉重的债务。有些人已经抵押了房子、土地和贸易工具，但郁金香却跌到了白菜价。

真正有趣的是，大范围的灾难和荷兰投机者大规模的破产并不是“郁金香泡沫”的终点。管理共和国的三级会议拒绝采取特别措施，并将问题抛回给各城市当局。另一方面，许多城镇拒绝处理或审理任何一件涉及郁金香交易的诉讼案件，就只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让账面损失和账面收益相互抵消。如果说一夜暴富的梦想已经破灭，那么就让贫困的噩梦也赶快结束吧。

即便是这个时候，荷兰人仍然为自己的常识感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感到骄傲。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荷兰特色的解决方案，经济继续运转。栽培郁金香的人遭到沉重的打击，个人悲剧不断上演，但共和国及其新财政体系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实际上，荷兰人继续培育郁金香（荷兰的沙质土壤非常适宜种植郁金香，就像亚洲的沙质山地特别适宜郁金香生长一样），并将其作为一种普通的出口商品。郁金香作为一种价格适中的奢侈品出现在了布里斯托尔、杜塞尔多夫或里尔的桌子上。今天，荷兰人控制了全球花卉贸易，他们在 17 世纪设计的证券市场、期货交易和国际贸易支配了世界经济。在哥伦布和皮萨罗的时代，西班牙人拥有巨额财富。他们熔化大量黄金用以装饰教堂和发动战争；他们将土地用于宗教用途。而荷兰人产生了一种更加合理的财富观。他们将大部分贫瘠的土地和金钱当作一种工具。他们处理财富的方式非常现代，我们将其称为“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