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走出混乱的大熔炉　
从 700 年到 1480 年：伊斯兰教的伟大时代，
游牧民族建立帝国，以及欧洲的觉醒

在公元 800 年，领导世界的是两大文化，即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从 9 世纪到文艺复兴，大约经历了 6 个世纪。相比之下在这 6 个世纪中，欧洲几乎是一潭死水。在那里，从亚洲迁徙来的部族，以及曾经被罗马人统治的分散的民族，都慢慢地凝聚在一起。他们首先组成一个个由家族统治的封建王国，之后这些王国发展成为拥有固定领土和常用语言的民族国家。他们相信伊甸园的存在，认为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时代。但人类祖先的罪恶将这个世界推向了“堕落”，推向了痛苦。当基督重返世间，并对人类的种种行为进行审判的时候，这个世界将会终结。此后，时间也将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尽管他们善于用石头修建各种建筑，而且出了许多越来越受人关注的思想家，但他们的文明仍然落后于其他文明。

对今天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来说，这或许是个古怪的观点。毕竟，在这几个世纪中，欧洲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教皇地位的提高，查理大帝创建了一个如梦似幻的辉煌帝国，以及十字军东征。除此之外，许多民族也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这些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一个统一的时代，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在欧洲崛起，苏格兰和葡萄牙这样的小国家也在这一时期初步成型。现代俄罗斯和现代波兰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时间段。在这几个世纪中，欧洲出现了第一批哥特式大教堂，基督教的修道院发展到了顶峰；骑士传统方兴未艾，穿着铠甲的骑士取得了支配地位。正如我们所知，不久之后，欧洲的影响力扩展到世界各地。那个通常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为欧洲影响力的扩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尽管如此，在这几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仍然落后于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伊斯兰世界有着高度发达的科学和建筑。时至今日，伊斯兰式建筑仍然存在于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部分地区，伊斯兰建筑风格最远影响到了中亚。相比之下，同时代的欧洲不但文化水平较低，而且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欧洲与伊斯兰世界是竞争关系，但欧洲没有一座城市比得上对手所拥有的巴格达或开罗，更不用说是中国的大都市长安和开封了。欧洲人的道路系统和运河系统没有得到适当养护；城镇治安很差，走在乡村地区的旅行者缺乏安全感；图书馆少得可怜；没有哪个地方有公平、可行的法律；边境地区的战乱已经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

欧洲人对历法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他们的计时方法也很原始。此外，他们也生产不出什么像样的奢侈品。用日后的观点看，地中海地区的大城市都不完全属于欧洲人。君士坦丁堡仅仅处于拉丁欧洲认识范围的边缘。而且，在这几个世纪中，君士坦丁堡变得越来越“东方”；另一方面，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被穆斯林占据了几百年。在“收复失地运动”之前，这座城市一直是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巴黎、伦敦和罗马无法与之相比。直到这一阶段的末期，也就是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和锡耶纳——进入全盛期的时候，欧洲文化才能与伊斯兰世界大城市文化和唐宋时期中国的大城市文化相提并论。

我们可以将欧洲落后的部分原因归结为瘟疫和气候。在罗马帝国末期（公元 400 年前后），帝国的人口约为 5500 万。有人认为，爆发于 541 年的“查士丁尼瘟疫”使当时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之后，淋巴腺鼠疫又一次次地冲击欧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8 世纪早期。总之，瘟疫和逐渐萎缩的农业使欧洲在古罗马时代之后的快速复兴变得举步维艰。

查士丁尼是一位有远见的皇帝，以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为根据地，他手下的将军——贝利撒留和纳尔西斯——夺回了北非和意大利，并一度重建起一个统一的帝国。查士丁尼的妻子西奥多拉是个极其可耻的人物。据说，她以前是一位马戏团的演员，是一个性欲很强的妓女。她对男人的欲望堪比查士丁尼对土地的欲望：相传，她曾愤愤地抱怨说，为什么上帝不在她身上多留几个孔。拉文那的圣维塔莱教堂中有一幅著名的马赛克肖像画。在画中，西奥多拉站在中间，她的头后有一个象征太阳的光环，身旁站着各级官员。画中的西奥多拉显得既有知识，又很坚定。查士丁尼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但他没有足够的军力和财力去恢复罗马帝国的荣耀。欧洲太衰弱了，不可能重建军团、法律、道路，以及之前所依赖的水道。查士丁尼可以对抗蛮族国王，却不能对抗瘟疫和饥荒。

在罗马和希腊之间出现了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贯穿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查士丁尼费尽心机，试图弥合罗马教皇和东正教牧首之间的分歧，但两边的仇恨实在太深了。罗马天主教的领导人——最初是地方教派的领导人——一直坚守在罗马帝国的旧都，尽管那里已衰败不堪。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他们成了“教皇”，并声称有权管理所有的基督教徒。教皇之所以能如此发号施令，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某种声望，这种声望源自于一个传说，即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墓地都在罗马。耶稣基督曾将圣彼得称为“磐石”，并要把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尽管罗马帝国的宫殿已经纷纷倒塌，牛羊都可以到之前进行法律和政治活动的公共广场上漫步，但罗马仍然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而且，在早期，罗马的基督教社团也是规模相对较大的一个。开始的时候，罗马出现过几位懦弱、甚至邪恶的教皇，但也出过几位很有能力的教皇。这些有才干的教皇可以从容地与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领袖进行辩论，也可以参与带有暴力色彩的强权政治。在战乱丛生的意大利，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参与这种强权政治。

在此后的若干个世纪中，罗马教皇偶尔会和有能力重新整合西方世界的世俗领袖结成联盟。从 493 年到 526 年，东哥特国王西奥多里克统治着意大利。如果这位能征善战的国王不是异教徒的话，那么在查士丁尼发动战争之前，教皇或许已经与他结成同盟了。复杂的移民定居点逐渐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因此教皇不得不主要与法兰克或日耳曼的军事领袖结盟。最典型的例子是结好查理大帝。查理是法兰克国王，他曾建立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从西班牙北部和法国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德意志西部地区、瑞士和巴伐利亚，但这个帝国很快就瓦解了。他的父亲丕平曾经保护过教皇，并且给了教皇一块领地。后来，教皇在这块领地上建立了“教皇国”，这个国家一直存在到 19 世纪。到了 19 世纪，不合时宜的教皇国激起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愤怒。1

公元 800 年，查理前往罗马。当时，统治拜占庭的是伊琳娜女皇。罗马人和法兰克人都极其蔑视女主统治，因而他们认为罗马皇帝的位置是空缺的。于是，教皇利奥三世将查理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这样做或许会让查理感到有些吃惊。但在查理大帝死后，法兰克帝国迅速瓦解。846 年，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从北非出发，入侵意大利，到达并洗劫了罗马。这时，教皇才记起自己是多么弱小。纵观欧洲，从苏格兰中部地区到西班牙北部地区，罗马人筑起的长墙已经倒塌，罗马人修建的道路已经荒废，成了徒步行走的小路和供驮畜行走的小径。

但东方并没有处于“黑暗时代”，至少中国肯定不是。在西方，查士丁尼的将军们正在试图收复罗马帝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失地。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的隋文帝成功地推翻了南方衰弱的陈朝。在这场战役中，隋军动用了大量战舰。这种战舰有五层甲板，简直就是漂浮在水上的堡垒。在经历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后，一个高效的王朝将中国重新统一起来。在这个王朝的统治下，以种植稻子为主的南方地区与更加发达的北方地区成了一个整体。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人修建了一个总长约 1550 英里的水路交通网。这个名为“大运河”的水路交通网由人工运河、天然河流和无数的水闸构成，它将中华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个紧密程度是欧洲人想都想不出来的。对中国历史而言，运河系统比长城更加重要。大运河于 605 年开工，611 年竣工。它将长江三角洲与北方中心地带的重要城市——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前身——联结起来。运河上运输着谷物、食盐、蔬菜和各种奢侈品。商人、军队、税收官在运河上来来往往，运河沿线的大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一位历史学家将其比喻成“第一条横贯北美的铁路。它使中国经济一体化变得切实可行”。2另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大运河“起到的作用就像地中海一样，它改变了东方的地理，使中国最终拥有了像古罗马那样的水道。廉价的南方稻米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这为北方城市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3

与挤满人的基督教城市相比，一些伊斯兰大帝国更成功地摆脱了瘟疫的侵袭。在这几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帝国使用运输系统的效率一点也不比中国使用大运河的效率低。他们的驼队和马车队在要塞之间的沙漠商道上穿行，例如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穿行。这创造了一个军事系统，使波斯人、阿拉伯人、北非人和印度人，以及生活在中国周边的各个部族团结在了同一种信仰之下。像巴格达和开罗这样的城市本身就位于重要的水系旁边。在三角帆船、新的船具装置法和新式航海设备的帮助下，水手们将伊斯兰教和世界贸易拓展到了欧洲人做梦都想不到的遥远地方。

无论如何，生活在欧洲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欧洲人只是“基督教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几个世纪的许多时间里，东方人一直在努力弄清这个词的意涵。欧洲是一个在地理上受到包围的地区：穆斯林切断了欧洲与地中海许多地区之间的联系，来自北方和东方的部落移民不断向欧洲施压——欧洲被夹在了大海和撒拉逊人之间。亚伯拉罕的妻子名叫“撒莱”。“撒拉逊”一词就源自“撒莱”这个名字。据称，穆罕默德是撒莱的后代。

事实上，“基督教王国”并非单一的实体，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在欧洲内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因为这有助于消除种族、地理和部族之间的芥蒂。促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可以使他们融入基督教徒的大家庭，并推动罗马旧式的名门望族和法兰克军事领袖建立联盟；可以将爱尔兰的僧侣派到苏格兰和英格兰，将英格兰的传教士派往德意志地区；可以使来自东方森林地区和沼泽地区的部族领袖接受一个更加宏观的观念。欧洲有许多敌对的民族，他们使用的语言都是拉丁语的变体，这些派生语言中还包括许多来自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的词语。尽管这些民族相互竞争，它们的统治者互相讨伐，但从某一个层面来讲，他们能够在基督的名义下团结在一起，除非他们是异端、异教徒或犹太人。

这当然是件急迫的事。人们期待着基督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降临。与这种期待相比，古典时代的终结似乎算不上什么。圣保罗已经发出警告。预备好食物和避难所之后，人类生活中最要紧的事就是为基督的再次降临做准备，这件事将标志着人类历史的终结；在世间建立文明只能排在第二位。

欧洲最重要的名胜古迹都是宗教建筑。几代人营建的修道院和大教堂都在平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当时最大的政治工程是建立“神圣罗马帝国”。但无论是在法兰克人的统治下，还是在日耳曼人的统治下，这个帝国都无法与之前的罗马帝国相提并论。“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漫长的哥特式的白日梦，最后被拿破仑击碎。但从一个更加实际的角度看，欧洲的宗教生活却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希腊语基本上已经被遗忘，但教会使用的通俗拉丁语仍然鲜活。公元 6 世纪早期，圣本笃将希腊的修道院传统带到了意大利。按照“圣本笃会规”，僧侣应该保持纯洁、贫穷，应该服从修道院的院长。会规向人们传达了和平与希望，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它吸引了许多来自贵族家庭的年轻人，此后他们不再强取豪夺，不再参与战争。

欧洲日后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两件事。但在当时，它们看上去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第一件是持续不断的部族迁徙潮。迁徙潮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中亚大草原上发生了饥荒。对于那里的畜牧文化来说，人口的小幅度波动也是难以承受的；另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那里的农田非常贫瘠，因此很容易出现饥荒。于是，一个部落开始挤压它西边的部落，那个被挤压的部落又会去挤压更靠西的部落，如此下去，直到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跨过了多瑙河或莱茵河，进入了罗马帝国的疆域。376 年，当东哥特人到达今天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一带的时候，人们开始表达对民族迁徙的不满。继东哥特人之后，其他部族也相继来到欧洲，先是阿兰人，随后是西哥特人。在进入西班牙之前，西哥特人曾定居在法国中部地区。406 年，趁河水结冰的时候，更多的部族跨过莱茵河，进入高卢。441 年，匈人抵达欧洲。汪达尔人迅速进入西班牙和北非，随后洗劫了罗马。

很明显，日耳曼部族是分成若干等级的：第一等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第二等是居住在北海地区的部族，如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后来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迁移到了英格兰、苏格兰、法国部分地区，以及低地国家；第三等包括伦巴第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哥特人，以及其他部族，随后他们通过法国进入了西班牙和意大利。4在日耳曼人身后跟着下一波的移民入侵者，他们就是斯拉夫人。

这些部族摧毁了城镇和教堂，住在以前罗马帝国疆域内的定居农民经常受到他们的袭击，苦不堪言。各个部族的军事领袖纷纷创建新的王国，但这些开国者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政权也逐渐失去了独立地位。罗马人撤退的时候留下了许多设有防御工事的城镇。当掠夺者到来时，那里还留有不少已被开垦的耕地和大量建筑。无论是在法国南部种植酿酒葡萄的地主、图卢兹或米兰的市政官员，还是在河谷地区拥有别墅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世界将要终结。在欧洲大陆地区，当入侵者抢占土地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遇到有组织的抵抗，这些土地比他们之前见过的所有土地都要更加肥沃。当地的农民事先已经准备好了。

在充满危险的时期，寻求保护是明智之举。在迁徙潮的冲击下，一些农民自愿成为农奴，他们接受当地武装地主或骑士的保护，作为回报，他们要在保护人的土地上工作一定天数，同时上缴一定数量的谷物或牲畜。这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导致了封建制度的确立，而封建制度的确立了又导致了新的政治认同。对许多人来说——或许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种认同感主要是针对地主的，而不是针对国王的，例如珀西家族、斯福扎斯家族、道格拉斯家族和勃兰登堡家族所建立的王朝。欧洲的语言和文化原本就是多种多样的，日耳曼部族的移民潮又进一步丰富了那里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凯尔特人、拉丁人、伊比利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数量仍很庞大。

从本质上看，接下来几百年的欧洲历史就是这些入侵者逐步融入欧洲的过程。那么，这件事怎么会是个好消息呢？

答案是迁徙潮带来了竞争。尽管欧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荡，但日耳曼部族的定居和凝聚造就了欧洲生机勃勃的竞争文化。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这些部族逐渐发展成为王朝国家和领地国家。伦巴第人、诺曼人、东法兰克人和西法兰克人发展成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生活在英国的布立吞人与来自北欧的入侵者进行了长期斗争，最终锻造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1066 年的诺曼征服创造出这一地区最强大、最成功的民族之一。欧洲并不是处于某一位皇帝的统治之下，也不受某一种神学权威的支配，竞争、冲突、躁动和咄咄逼人的文化推动了欧洲的发展。欧洲应对了长达数个世纪的内部移民，使得这一变化逐渐走向了必然。

第二件事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那就是欧洲北部地区被隔绝在了世界其他地区之外，这在当时看上去也不是什么好事。强大的伊斯兰哈里发国从比利牛斯山北麓经北非一直延伸到中东和中亚，这些国家构成了一道宗教封锁线和军事封锁线，几乎没有基督教徒愿意冒险进入这些国家。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发明，从代数学到纸张，从火药到瓷器，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传到欧洲。地中海曾经是罗马帝国的内海。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意味着“基督教王国”只能向北发展了。在这种压力下，以前罗马帝国的行省发展成为法兰西、勃艮第和不列颠。现在，这些国家已经完全进入了基督教世界。

欧洲的平原地区有着一层厚厚的黏土和沃土。人们砍倒森林，预备好重犁，准备在那里种植大麦和小麦。教皇向法兰克和日耳曼的统治者寻求保护，因为除了他们之外教皇也没别人可求；另一方面，在南方人的影响下，那些法兰克人、伦巴第人和哥特人开始变得通情达理。意大利北方的城市变得越来越重要。热那亚和威尼斯成了独立的共和国，贸易是共和国的支柱。德意志地区和尼德兰地区的独立城市和行会组织发展了它们自己的技术和工艺。加入汉萨同盟的贸易城市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张紧密的网络。英格兰的羊毛贸易拓展到了欧洲大陆。自从罗马军团撤离后，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始终处于欧洲的边缘。但现在，他们逐渐回到了欧洲社会的主流，他们中出现了传教士、武士和商人。勃艮第家族、哈布斯堡家族、波兰的亚盖洛家族和金雀花家族都建立起了王朝国家，这些王国都实行封建制，而且拥有与地理条件不相称的广阔领土。

欧洲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安达卢斯地区的伊斯兰文明，关于这点我们稍后会提及。安达卢斯地区位于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无论是西班牙北部的阿拉贡王国、卡斯蒂尔王国和莱昂王国，还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塞尔维亚王国和瓦拉几亚王国，各地的基督教徒都要求反抗伊斯兰世界，而且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基督教徒认为，他们都拥有一种尚武的前线文化。教皇希望将欧洲人和罗马教廷的支持结合在一起，于是有了十字军运动。在反抗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中，最著名的战例就是四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手中夺回耶路撒冷和位于巴勒斯坦的“圣地”。尽管中东地区已经被占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尽管反抗异教徒的号召激发了人们的献身精神，但战争中的暴行和死亡都昭示着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十字军破坏了亚伯拉罕系两大信仰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破坏是致命的和半永久性的。最后，事实证明，君士坦丁拥抱拿撒勒人耶稣的信仰实际上腐蚀了他所传达的启示：一旦成了十字军骑士三角旗上的纹饰，象征着受苦、怜悯和宽恕的十字架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十字军将他们的军人作风带回了欧洲的核心地区。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和立窝尼亚创建了自己的国家，骑士团的成员既是朝圣者又是武士，他们有着兄弟般的友谊，决心制服北方的异教徒。慢慢地，他们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微型帝国。法国的郎格多克爆发了针对“纯洁派”异端分子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本来就已经很残酷了，久经沙场的骑士加入进来后，战争就变得愈发残酷。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占据欧洲大陆的土地和欧洲岛屿，但却完全没有接受欧洲主流语言或主流政治观念的人，例如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和斯堪的纳维亚萨满的追随者，尽管这些人已经变得越来越焦虑。苏格兰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王权观——一位领导人自己意识到，王权不是管理领地，而是管理人民。德意志的部分地区并非控制在传统的封建领主手里，而是控制在主教的手里。欧洲有许多相互对抗的民族，这些民族留下了各式各样的政治体制。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相比，欧洲的政治体制都更加丰富多彩。与化学反应相似，各种要素被混合、压缩在一起。

“基督教王国”分裂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西方的拉丁—罗马—教皇阵营，另一个是希腊—拜占庭—东正教阵营。最后，事实证明，这种分裂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拜占庭帝国延续了若干个世纪，它受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西北方是来自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攻击，东方是来自鞑靼人和穆斯林的攻击。我们将在后文讲述拜占庭的历史。在查士丁尼之后，拜占庭就很难对意大利施加真正的影响力了。因此，罗马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神学，可以在欧洲大陆的范围内建立教区系统和修道院，可以将罗马帝国的残砖断瓦拼合在一起。在宗教艺术、宗教文化、封建土地制度和自由城市方面，西欧都获得了独立的发展。最后，当城邦和地方统治者足够富有，并重新获得古典时代的学问和技术时——这些失落的学问保存在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充满干劲地挖掘这些古典知识。

但在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后来发生的事。当撒克逊人吟诵着他们的战争史诗时，卓越的日本作家紫式部正在创作她的历史小说《源氏物语》。当奥发这样的军事领袖决定在威尔士的边境地区铸造硬币的时候，他只能仿造一些穆斯林使用的第纳尔，而且这些仿制品相当粗糙和笨拙。随后，当第一批大教堂在西西里、日耳曼和法兰克拔地而起的时候，在世界其他地区，托尔特克人和玛雅人也能建造同样杰出的石制建筑。在欧洲人见到纸之前，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纸币了。在 12 世纪，当英国人正在为金雀花王朝的崛起而打打杀杀，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正在为他们的王位继承战争流血牺牲的时候，柬埔寨的高棉文明正在修建吴哥窟（吴哥窟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之一，它起初是印度教寺庙，之后成了佛教寺庙）。总而言之，欧洲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地方。

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

今天，711 年发生的事大多已经被人们遗忘。但就在那一年，穆斯林入侵了西班牙，这件事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使北方各国的统治者感到不寒而栗。在此之前，“欧洲”和“基督徒”是同一概念。换句话说，欧洲就意味着基督教，基督教就意味着欧洲。但在之后 7 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斯兰国王统治下的城堡、清真寺和城市却使这一观念产生了动摇。阿拉伯军队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后，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迅速瓦解。西哥特王国是后罗马时代欧洲的典型政权。这个王国的统治者是日耳曼人，他们经常自相残杀，信奉着不同于天主教的基督教。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试图建立一个组织相对比较完善的社会。他们在罗马时代的废墟上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过着简朴的日子，他们的语言是退化了的拉丁文。西哥特人与法国的加洛林人、英格兰的撒克逊人或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并没有多大区别。阿拉伯人进入西班牙后，西哥特人在 9 年的时间里就几乎丢掉了整个半岛。阿拉伯军队前进的脚步停在了法国的普瓦捷，但他们停止进攻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战线拉得太长。

事实上，那些进入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其中一些人来自今天的阿拉伯和也门，一些人来自叙利亚，还有一些是来自北非的柏柏尔人。其中，柏柏尔人是在不久前才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人也将他们称为“摩尔人”。欧洲人害怕他们，但也会向他们学习。例如，英格兰的“莫里斯舞”实际上就是摩尔人的舞蹈，它起源于生活在非洲的穆斯林。欧洲人不知道的是，地中海的另一端发生了一场灾难，这才是摩尔人入侵西班牙的真正原因。

倭马亚王朝曾是个纵横将近 5000 英里的大帝国，这个国家的哈里发是先知的继承人。但在 750 年，倭马亚王朝在一场血腥的叛乱中灭亡了，取代它的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是伊斯兰政治的核心，已经变得无比重要。许多阿拉伯人非常痛恨接管统治的前拜占庭官吏和波斯官吏，以及那些为统治者而战的叙利亚人。于是，他们发动了起义。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政权延续了数百年，它将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从大马士革迁到了巴格达。这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一决定使伊斯兰世界的重心更加偏向东方。但这个新生的哈里发国家并不包括安达卢斯地区。一位被推翻的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的孙子逃到西班牙，他和他的继任者统治着一个独立的国家，即“伊斯兰世界温和的西方”。

与那个以巴格达为中心的哈里发国家不同，这个伊斯兰政权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基督教世界。对于后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挑衅行为。阿拔斯王朝在知识和贸易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安达卢斯地区一直与这个竞争对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于是，在安达卢斯的影响下，基督教世界也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阿拔斯王朝认为，自己不但是古希腊知识的继承者，而且是波斯知识和印度教知识的继承者。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声称反对拜占庭的基督教徒，理由是拜占庭忘记或刻意回避了古典时代留下的丰厚遗产。他们是对的；欧洲西部的基督教国家也在有意地远离古典时代的知识，这些国家喜欢一种虔诚的基督教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丰富了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和英格兰人等民族的精神世界，但却无助于他们了解身边的自然世界。他们说不出一天里的准确时间，还要与存在缺陷的历法做斗争。他们的数学知识只有小学生的水平，地理知识也没有丰富到哪儿去。欧洲之外的世界和近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对于他们来说，这完全是个谜。世界或许是平的，如果走得太远，就会掉下去。相比之下，阿拔斯人则为他们的好奇心和自然科学感到自豪，他们测量世界的周长，并将他们所了解到的世界绘制成地图。这几乎是 18 世纪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完美镜像。那时，基督教徒开始热衷于研究科学和技术，而伊斯兰世界则在宗教上趋于保守，反对探求知识。

科技上的领先势必会刺激穆斯林的领土野心。就像之后善于航海的欧洲人来到其他大陆，并努力理解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一样，阿拔斯人建立了一个纵横 4000 余英里的大帝国，这个帝国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边境。欧洲人需要寻找跨越大洋的新工具；阿拔斯王朝的穆斯林也需要新工具，有了新工具，他们就能在跨越沙漠、山脉和海洋时绘制他们行进的路线图。欧洲人发现了新的地貌、植物和动物。这些新发现验证（之后又推翻）了他们关于世界如何被造的观念。而从更早的时候起，伊斯兰思想家就要面对来自不同文化各种观念的挑战。在一个充斥着犹太人、希腊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和非正统思想的基督教徒的帝国里，他们要努力将这些观念融合到一起。

这些伊斯兰思想家非常轻视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地理学家麦斯欧迪解释说，欧洲寒冷、严酷的气候造就了“欧洲人高大的身材、鲁莽的性格、粗鲁的举止、低下的理解力和欠佳的语言表达能力”。5伊斯兰思想家的成功首先表现在数学方面。762 年，当时的哈里发曼苏尔开始营建新都巴格达，这座城市呈现出完美的圆形，为此他特别盛赞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曼苏尔是一位自信的统治者，他鼓励波斯学问的复兴，还向中国人提供帮助——他派遣了数千名雇佣兵，帮中国人打了几场局部战争。在巴格达，学者们就法律、占星学、医学、地理学和其他学科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那里有一座“智慧宫”，这个“智慧宫”相当于研究中心、图书馆和学院的结合体。在巴格达，人们特别重视数学。

为什么他们特别重视数学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数学与占星学密切相关。与基督教徒相似，穆斯林认为解读星星的变化可以预知未来，但观测星星需要“极其精密的仪器和计时器，天文历表不仅要精确到分，而且要精确到秒，甚至比秒还要更精确”。6绘制地图是他们重视数学的另一个原因。他们需要对土地进行精确测量，这样他们才能为广阔的疆域绘制出精准的地图。而且，了解地球的旋转和曲度可以计算出麦加的准确方向，这对他们的祷告非常有帮助。除了神秘主义、国家和宗教方面的诉求之外，他们喜爱数字和数学模型还有许多个人原因。阿拔斯人沉迷于数学，因为数学可以给他们带来完美感。

为了获得地球周长的精确数字，曼苏尔派测量员进入沙漠地区，去推断太阳的高度。这些测量员被分为两组，分别向相反的方向走，边走边测量，直到他们的测量结果表明他们已经走完了一个经度。到 9 世纪 20 年代，欧洲人或许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更不关心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当库克船长到达南美洲时，当地的土著人对欧洲人带来的六分仪和望远镜一无所知。事实上，欧洲人对穆斯林测量活动的了解，一点都不比南美土著人对六分仪和望远镜了解得更多。但穆斯林数学家并不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工作的。在若干年前，也就是 771 年，一群印度学者从印度来到巴格达，他们随身还带着许多科学著作，这些著作中就有关于正弦函数的说明。后来，伊斯兰思想家进一步发展了正弦函数，并创造了近代的代数学。

穆罕默德·花拉子密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他可能是个乌兹别克人。为了展示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精确位置，为了确定精确的时间，他完善了数学用表。对花拉子密的新研究领域而言，印度的数字系统（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阿拉伯数字”）、“0”的使用，以及十进制小数都至关重要。他对代数颇有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了《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一书中。他借助数学用表为更古老的几何学做论证。他有许多专长，其中就包括二次方程式。对于现代的计算机科学来说，二次方程式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花拉子密的数学之外，阿拔斯帝国还广泛地翻译和研究了希腊文和梵文资料，在天文学、医学、自然科学、工程学、水资源管理和绘制地图方面也都有所建树。只有将这些都考虑在内，那么你才能理解这个帝国有多么领先。这是一个年轻的伊斯兰国家，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伊斯兰国家。它不但探索新的领域，而且虔诚而务实，在知识领域雄心勃勃。这个国家的视野很开阔，不但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印度和红海的沿海地区，而且还包括俄罗斯。阿拔斯王朝取得的成就影响了一些西方人，他们准备向这个伊斯兰国家学习，西西里的诺曼国王罗杰二世就是其中一例。但教皇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教皇希望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将伊斯兰国家的哈里发视为极其邪恶的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异教徒。对十字军来说，反对某些人的同时又要向他们学习，这显然是很困难的。如果安达卢斯不存在，那么这些宝贵的知识或许就不会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传入欧洲了。

尽管迅速地击败了西班牙的西哥特贵族，并将信仰基督教的统治者围在半岛北部一个狭小、湿润、多山的角落里，但这些伊斯兰征服者从来就没有感到彻底安全。1492 年，格拉纳达王国——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立足点——被攻陷。从 8 世纪到格拉纳达王国灭亡，安达卢斯的政治史里充满了王朝纷争、叛乱、入侵和轰轰烈烈的政权倒台，这与欧洲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来自北非的宗教狂热分子和维京入侵者的威胁始终比来自北方基督教徒的挑战更严重。此外，柏柏尔人有时也会发动叛乱——在阿拉伯人领导的军队中，柏柏尔的部落男子占有很大比例。在他们发动的叛乱中，有几场取得了成功。

那位出逃的倭马亚王子名叫阿卜杜勒·拉赫曼。他从北非出发，率领一小支军队进兵安达卢斯，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王国。756 年，拉赫曼在科尔多瓦宣布自己成为“埃米尔”，“埃米尔”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在镇压作乱的阿拔斯人时，拉赫曼砍下他们的头颅，将这些人头浸在盐水里，送回巴格达。很明显，这种做法就是在宣布他建立的王国已经独立。这位拉赫曼王子就是历史上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拉赫曼一世在位 33 年，他将半岛划分成几个易于管理的区域，着力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是由奴隶组成的，其中一些奴隶是基督教徒），并建都科尔多瓦，将那里修建成一座漂亮的都城。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拉赫曼一世建造的大清真寺，只不过一个像婚礼蛋糕一样的哥特式天主教教堂被硬生生地塞进了清真寺的中间。这座清真寺有着世界著名的“圆柱森林”和米黄色、粉红色相间的石质拱门，这暗喻了安达卢斯本身。双拱门是在效仿古罗马的建筑，特别是遍布西班牙的水道也都在效仿罗马，但这效果仿佛勾起人们对沙漠深处摇曳着的棕榈树的记忆，这里是古典世界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这座清真寺是在一座教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伊斯兰统治者给了基督教徒另外一些地方，让他们修建教堂。尽管这是一座典型的“伊斯兰”风格的建筑，但来自拜占庭的工匠为清真寺做了内部装饰。这表明，相互敌视的信仰开始了一段让人捉摸不透的对话。

这个由外来者建立的王国始终是多元的。当地的很多居民仍然是基督教徒，但后来他们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因为如果不改变信仰的话，他们就要缴纳一种特殊的人头税。当时，西班牙的基督教徒被称为“莫扎勒布”，他们在伊斯兰国王的统治下过着平静的生活；那些新皈依伊斯兰教的人被称为“穆瓦莱迪”。一些穆瓦莱迪认为自己受到了阿拉伯人的蔑视，他们因而特别具有反抗精神。随后，在伊本·马尔万的领导下，穆瓦莱迪发动了一场长期而血腥的叛乱。马尔万是个强盗式的国王，后来又重新皈依了基督教。从整体上来说，这个伊斯兰国家对待犹太人的态度要远远好于任何一个基督教王国对待他们的态度。奴隶可以在科尔多瓦的官僚系统中步步高升。女性基督徒可以嫁给穆斯林为妾（这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结果一些最有权势的埃米尔都长着略带红色的头发和一双蓝眼睛，他们看上去更像是欧洲人，而不是阿拉伯人。

这是一块五方杂处的土地，也是一块充满欺骗的土地。在发生长期争斗的时候，基督教王国会向穆斯林统治者寻求支持；穆斯林也会和基督教徒结成联盟。如果报酬合理的话，甚至连熙德这样的基督教英雄有时也会为穆斯林统治者而战。西班牙的中部和南部散落着许多基督教徒和摩尔人修建的城堡、防御墙和荒废的监狱，这表明这个位于边境地区的国家是多么狂野，但这个场景比天主教徒对抗穆斯林的事实要复杂得多。

当安达卢斯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时候，对于地处欧洲北部贫穷、混乱的王国来说，这个伊斯兰国家无疑是个鞭策。科尔多瓦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那里有一座大型图书馆，馆藏图书超过 40 万册。相比之下，甚至当时重要的基督教修道院也没有多少吹嘘的资本。在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后倭马亚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的统治下，科尔多瓦出现了数百个公共浴室和极佳的供水设施。但与此同时，即便是那些最尊贵的基督教国王，他们的身上也散发着臭气。在哈卡姆二世执政时期，这位统治者希望将科尔多瓦打造成足以匹敌巴格达的知识中心。因此，他聘请了许多专家，特别是那些会使用星盘的专家。星盘是一种漂亮、精致的仪器，可以用来测量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角度，知道了这些天体的角度后就可以推算出一个人所处的经度位置。星盘是由希腊人发明的，后来在伊斯兰世界，它成了一种应用广泛的简单测量工具，从占星学到建筑学，几乎每件事都会用到星盘。当穆斯林的知识传到欧洲北部地区的时候，星盘也成了新式自然科学的象征：许多人都为星盘的出现欢欣鼓舞，乔叟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安达卢斯已经成为独立的王国，但麦加朝觐和永不停息的贸易不仅将地中海的两端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而且确保了科尔多瓦的声望。拉赫曼修建的巨大宫殿和城堡既吸引了基督教世界（如巴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羡慕目光，又吸引了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如开罗、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羡慕目光。科尔多瓦的街道是由石头铺成的，非常干净，而且晚上还有照明。人们可以在科尔多瓦的图书馆里接触到当时最深邃的思想，这些图书馆促进了数学、占星学、语法学和天文学的发展。

之后，当这个哈里发国家衰落之后，伊斯兰西班牙分裂成许多相互敌视的小国，这些小国又被称为“泰法”。尽管如此，那些学问和专业知识还是被保留下来了。今天，我们最容易见到的是防御墙和壮观的城堡遗迹，这些景物见证了西班牙几个世纪的边界变迁和宗教战争。但阿拉伯人还带来了更重要的东西，其中包括对水产养殖、灌溉和水车的独特见解。此外，一些新作物从近东和印度传入了西班牙，例如茄子、桃、杏、橙子、柠檬、瓜类植物、梨、棉花、稻子，甚至还包括葡萄园。这些作物使西班牙南部地区走向了繁荣。随后，柏柏尔人的入侵终结了混乱的泰法时期，建立了穆瓦希德王朝，但这个王朝比以往的政权更加严苛。尽管如此，安达卢斯仍然有许多在欧洲声名卓著的大思想家。其中就有伊本·路西德，基督教徒又将他称为阿威罗伊。伊本·路西德生活在科尔多瓦，他既是一位法官，又是一位律师。他是当时最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也是一位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专家。其他人还有摩西·迈蒙尼德。迈蒙尼德是个犹太人，是位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也是《迷途指津》一书的作者。

当时，一些激进的思想家对宗教上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这引发了一场哲学上的大辩论，这场辩论甚至震动了整个伊斯兰世界。这场辩论是由波斯人阿维森纳引起的，他试图将宗教信仰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从 11 世纪 20 年代起，阿维森纳开始著书立说，他将遥远但永恒的造物主和复杂且有因果关系的日常世界区别开来。这样，他可以依据不同的原则来研究、理解这个世界。他认为，造物主可以轻而易举地创造这个世界，然后就让这个世界按照它自己的轨道发展，人类能够发现世界运行的规律。

这种说法吸引了那些求知欲强的人和信仰虔诚的人。按照阿维森纳的观点，造物主是消极的，是疏远人类的，但这种观点违背了伊斯兰正统思想家的主张。在后者看来，真主一直在忙于主宰世界上的各项事务。在这些正统思想家中，最著名的是阿尔·加扎利。在 11 世纪后半期，他写了一本书，并给这本书起了个漂亮的名字：《哲学家的矛盾》。在这本书中，他批评了阿维森纳的观点。但之后，他反过来受到了阿威罗伊的攻击。阿威罗伊认为存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游离于时间之外的永恒世界，真主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中；另一个是日复一日、存在因果关系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五光十色，但也臭气熏天，亚里士多德解释的就是这个世界。与阿维森纳相似，阿威罗伊也为人类的理性和探索创造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仿佛是真主所创造的宇宙中的一个泡泡，在这个泡泡里，启蒙思想可以茁壮地成长。对于那个时代的世界来说，没有哪个命题能比这个命题更加包罗万象。只有这样做，人们才能进一步探索。在第一个理性时代，希腊人留下了一笔哲学遗产。后来，亚洲和欧洲的犹太教信仰、基督教信仰和伊斯兰教信仰使希腊人留下的哲学思维重新焕发了生机。这种新思想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它好比是战场上的一声呐喊，提醒人们不要将一切都被动地归因于真主的意志。阿威罗伊认为这是一场个人的挑战。这是一场激烈辩论。在一本重要的著作中，阿威罗伊反驳了阿尔·加扎利的观点，他为这本书取了一个更漂亮的名字：《哲学家矛盾的矛盾》。

尽管一位安达卢斯哈里发允许阿威罗伊激进地思考问题，但是他把事情做得太过火了。因此，阿威罗伊于 1195 年被驱逐出科尔多瓦，他的著作被付之一炬。但阿威罗伊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拉丁文。后来，当基督教徒占领穆斯林把守的军事要塞时，前者发现了这些书，随后阿威罗伊的著作对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学家乔纳森·莱昂斯认为，他给了欧洲“一种纯粹理性主义的哲学方法，这种方法永远地改变了西方的思想面貌。这使得阿威罗伊领先笛卡尔将近 5 个世纪……在西方，他是近代哲学创始人的传统候选人”。7与阿威罗伊排名接近的还有阿维森纳和摩西·迈蒙尼德。迈蒙尼德是一位生活在安达卢斯的犹太人，他的观点也很激进，也挑战了正统观念。他也认为应该存在这么一个“泡泡”；在泡泡里，人们可以争论，可以进行理性分析。人们应该像记住伏尔泰、休谟或孟德斯鸠那样记住他们。

1085 年，基督教徒从穆斯林手中夺得了托莱多。在那里，他们发现了被收藏起来的书籍和手稿，这些书籍和手稿基本上都是来自科尔多瓦和巴格达。于是，阿拉伯和安达卢斯的哲学思想流入了基督教世界。紧接着，僧侣和译者也参与到这次思想传播中来。学者们——如牛津的邓斯·司各脱——向基督教听众介绍了阿威罗伊和亚里士多德。在巴黎和那不勒斯，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托马斯·阿奎纳借鉴了他的辩论风格，但阿奎纳对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与阿威罗伊并不一致。他发现这个安达卢斯人能给人带来巨大的灵感。后来，身处佛罗伦萨的但丁也接触到了这股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思潮。这批早期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基督教徒感受到了来自教皇和主教的阻力，就像阿威罗伊和迈蒙尼德承受了来自哈里发和伊玛目的压力一样。在伊斯兰世界，学者们就造物主的本质和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造物主的本质展开了争论；另一方面，在位于巴黎、博洛尼亚和罗马的欧洲大学里，教师和学生之间也进行了类似的争论。

欧洲正在觉醒。现在，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知识和数学知识同时传播到了基督教世界，这影响了之后的欧洲思想家，如哥白尼和斐波纳契。这种知识传播为欧洲的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又开始了启蒙运动。如果没有安达卢斯，欧洲的思想运动不会来得那么早，那么坚决。伊斯兰西班牙走了下坡路，并最终瓦解，这不仅是因为摩尔人的堕落——太多的浴室、太多的冰冻果子露，而且因为一个更加现实、更加常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分裂。起初，阿拉伯人之所以能推翻西哥特人，是因为西哥特的统治者自相残杀；但现在，安达卢斯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埃米尔原本是国家的宗教权威和道德权威，但血统的混乱和叛乱动摇了埃米尔的地位。新一波的入侵者从北非来到西班牙，他们奉行更加严格的伊斯兰教教义，重建了当地的秩序，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挑战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将自己置于死地。到新千年开始的时候，伊斯兰世界的每一次分裂和每一次动荡都意味着北方的基督教国家又获得了一次崛起的机会。

维京人的河流

俄罗斯的政治史开始于一条贸易路线和一个终日担惊受怕的民族。斯拉夫人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居住在现在俄罗斯的南部地区、东欧的部分地区、乌克兰、黑海的北部和里海的西部。到 6 世纪中期，拜占庭历史学家才第一次提到他们。在史学家笔下，他们主要是些贫苦的村民和原始的战士，他们说着一种粗野、令人费解的语言。但斯拉夫人并不是另一支跨越欧亚大陆，向西迁徙的游牧民族。考古发现表明，他们有修建在山上的要塞、铁犁和陶器。他们在肥沃的黑土地上耕种，猎获大量的猎物，在湖泊和河流中捕鱼，他们有能力度过异常寒冷的冬天。然而，尽管近代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做了各种努力，但早期的斯拉夫人仍然比较神秘。

斯拉夫人经常发生内斗，一波一波到来的游牧民族——例如跨越亚洲向西推进的匈人和保加尔人——也会使他们受到伤害。在这个时期，当地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是哈扎尔帝国所创造出的文化。哈扎尔帝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斯拉夫人可以过上相对安全的生活。在世界历史中，哈扎尔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们阻挡了穆斯林前进的脚步。在 7 世纪和 8 世纪的时候，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跨过高加索山脉，继续向北扩张。哈扎尔人与拜占庭结盟，阻止了穆斯林对现代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征服。如果没有哈扎尔汗国，那么日后俄罗斯或许就不会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哈扎尔的领导者希望找到一种更加先进的宗教来取代他们的古老信仰（这种古老信仰包括在某些仪式上杀死失败的统治者），于是他们皈依了犹太教。哈扎尔帝国在开化世界的边缘存在了 6 个世纪。在这个国家伟大的军事领袖中，至少有一位是女性。哈扎尔人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他们不同寻常，他们很重要，但在文字和文化能被适当地保留下来，或能被现代人理解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衰落了。因此，哈扎尔成了世界上最令人好奇的失落文明之一。

击败哈扎尔人的民族声称，他们是受到邀请来保护斯拉夫人的，使他们既免受内部部落战争的伤害，又免受外来入侵者的伤害。这听起来很像是古代的宣传，但这可能是真的。无论如何，这个战战兢兢的民族——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发现自己已经处于陌生人的统治之下了，这些陌生人来自北方。

斯拉夫人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生活在一条水系附近。这条水系的覆盖范围很广，可以将繁华、富庶的拜占庭和近东地区与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北欧的农耕民族和狩猎民族联系在一起。顺着河流向北，他们可以得到谷物、酒、黄金、白银和奢华的布料；顺着河流向南，他们可以得到毛皮、奴隶、琥珀、木材和蜂蜜。便捷的交通催生出城市中心。商栈、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镇和随后产生的城市开始出现在第聂伯河、伏尔加河，以及它们的支流上。这有点像美国的发展过程，美国中部各州的城镇都聚集在高速公路和铁路旁。可以说，是河流哺育了俄罗斯。

这些外来者被称为“罗斯人”，俄语中又将他们称为“瓦兰吉亚人”。他们更常见的名字是“维京人”。维京人是战士兼水手，也是农民。他们原本住在今天的挪威、瑞典和丹麦。从公元 8 世纪起，他们开始向外迁移。维京人的探险家、商人和入侵者进入了世界其他地区，这是欧洲人第一次向外扩张。他们走到了遥远的地方，并试图在那里定居下去，但却以失败告终，这些地方包括北美的“文兰”和格陵兰；但在另外一些地方，他们成功地定居下来，这些地方包括英国东部的部分地区、冰岛和法国北部地区。他们的后代被称为“诺曼人”。诺曼人在西西里建立了王国，并征服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在创建英国这个混血国家的过程中，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创建俄罗斯这个混血国家的过程中，他们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其他的入侵者——尤其是蒙古人——也对东欧平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除了维京人之外，没有证据表明其他民族是俄罗斯的实际建立者。

维京人经常驾驶平底商船顺流南下，但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们的活动范围才最终到达黑海。他们著名的狭长快速海船同样展现出了高超的造船技艺。这种海船使他们能够突袭欧洲沿海地区的修道院和城镇，也可以使他们能够顺着河流航行，到达别人到不了的地方。

俄罗斯的主要水系充满了各种障碍，例如瀑布、激流和藏在水下的岩石。这就意味着船只需要左躲右闪，从一个平缓的水面转移到另一个平缓的水面。基辅南边的瀑布群是最难逾越的障碍。在长达 40 英里的河道上，刀子一样锋利的石头紧密地排列在一起，阻断了河水的流动：维京人给它们取了很多名字，例如“不可通行”“永远凶险”“汹涌”和“波涛力”。8然而，在芬兰抢劫和贸易的过程中，东方的维京人——他们主要来自今天的瑞典及其主要岛屿——已经认识到，应该让他们的船变得足够轻便，这样就可以携船穿过陆上的屏障。因此，他们可以到达别人到不了的地方。从 9 世纪 50 年代开始，维京人从北方的拉多加湖出发，顺着河流向南方和东方进发，并在沿岸各处建立起一个个定居点。

东南方最远到达今天的阿富汗境内，那里有一个富庶的穆斯林聚居区，有巨大的银矿矿藏，当地人已经做好了贸易准备。对于维京人来说，拜占庭能为他们提供无数好东西。因此，他们又将君士坦丁堡称为“密克拉迦德”，意思是“伟大的城市”。关于这个帝国的情况，我们在后文会有所介绍。但我们现在需要提一点与俄罗斯历史相关的内容，即早在 838 年，维京人就已经到达了这座“黄金之城”。之后，他们曾两次袭击君士坦丁堡，但帝国的舰队用神秘的“希腊火”击退了他们的进攻。最后，他们逐渐习惯了与这个国家进行友好贸易。拜占庭允许他们成群结队地进入君士坦丁堡进行交易，但人数不得超过 50 人，而且不能携带武器。后来，由于维京人战斗力强，拜占庭皇帝开始招募他们组成一支皇家卫队，即著名的“瓦兰吉卫队”。他们将古代北欧文字刻在各处。时至今日，这些文字仍然散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

与此同时，在北方，维京人慢慢地控制了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沿岸地区。根据他们自己的传说，在 862 年前后，斯拉夫人要求三个瑞典兄弟留下来，于是当地出现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往年纪事》是一部记载罗斯人事迹的编年史，又被称为《古罗斯第一部编年史》。在 11 到 12 世纪，基辅有一座漂亮的洞窟修道院，居住在里面的僧侣创作了这部史书。据推断，《往年纪事》的素材是一些流传下来的故事。按照这部编年史的记载，当地人“没有法律，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斗”，于是他们告诉罗斯人，“我们的土地很辽阔，也很肥沃，但这里却没有秩序。所以请你们来管理我们吧”。9

但这里还有几个问题。在最初的时候，维京人为什么会背井离乡，冒险前往遥远的地方？有什么证据表明他们就是建国者？毕竟，对于西欧人来说，维京人是些令人恐惧的异教掠夺者，他们没有法律，也没有慈悲心肠，他们就是些贪婪的海上野兽。英格兰人向上帝祈祷：“主啊，请保护我们，使我们免受那些北方人的蹂躏。”许多现代历史学家认为，人口过剩是维京人向外扩张的重要原因，由这个原因导致的扩张在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在罗马帝国即将终结的时候，地球进入了温暖期。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当时在自然条件相对严苛的北方地区，农业变得更加成功。农业的成功使北欧地区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了人口瓶颈。自从上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后，从事农业和渔业的聚落就一直生活在今天的丹麦、挪威和瑞典。那里的人们发现，男孩的数量越来越多，但耕地的面积却不会相应增加。维京人的传统是优待长子。因此，如果留在家乡的话，那些过剩的年轻男性将毫无前途可言。

几个世纪的捕鱼和地方贸易，加上充足的森林木材，使维京人练就了出色的航海技术。因此，他们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跨越看上去无边无际的“鲸路”（代指海洋），冒险前往远方。维京人是强大的战士，他们残酷无情。但在 8 世纪的时候，这些并不是维京人的独特品格，特别是对于那些远离家庭，全部由男性组成的军事团体而言。这些人并不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之中也包括芬兰人、苏格兰人、日耳曼人和威尔士人。10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们比撒克逊人、法兰克人或勃艮第人还坏，这仅仅是因为维京人打劫的效率比他们要略高一些。事实上，这些军事团体很快就定居下来了。他们娶当地的妇女为妻，学习当地的风俗习惯。否则，他们就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在英格兰北部地区、法兰西和地中海站稳脚跟。这些拥有血腥神话和龙头战船的“狂暴战士”已经逐渐本土化。其中一些人成了诺曼底公爵，之后又有一些人成了英格兰的国王。

维京人的东边一支成了俄罗斯人。在前来统治斯拉夫人的三兄弟中，留里克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或许是个半神话的人物，但他创建的王朝却延续了 500 年。早期的编年史并不完整，但留里克的儿子伊戈尔是历史中确实存在的人物。941 年，伊戈尔率领 1000 艘船袭击拜占庭，但却以失败告终。在罗斯人中，他的妻子奥尔加是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人。丈夫死后，奥尔加开始掌权，并前往拜占庭接受洗礼。以前，首都基辅是个大的贸易集市，那里有许多小木屋、作坊和仓库。后来，在奥尔加执政时期，基辅逐渐变成了一个皇家基督教要塞。在那里，瑞典的武士风俗与从哈扎尔人和拜占庭人那里学来的新思想混合在了一起。11

奴隶、猎获的禽鸟和毛皮是南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穆斯林铸造的银币早就出现在了瑞典的贸易市镇中，特别是哥特兰岛。但随着阿富汗的银矿开采殆尽，基辅的经济也一步步走向了崩溃。奥尔加的儿子——他拒绝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先是攻击哈扎尔人，之后又将矛头对准了拜占庭。事实证明，他对拜占庭发起进攻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对俄罗斯的早期历史至关重要，因为他的一个庶出儿子弗拉基米尔逃到了瑞典，后来在父亲的帮助下回国，他回来的时候身边跟着一大群随从。在北方的贸易城镇诺夫哥罗德站稳脚跟后，他顺着第聂伯河南下，占领了基辅，杀死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成了罗斯的统治者。

弗拉基米尔为自己竖立了一座巨大、威风的塑像，让这座塑像从高处眺望他的城市，希望以此来神化自己。但弗拉基米尔仍旧是一位崇拜偶像的异教徒，他用非基督徒的态度对待婚姻（一位编年史家将他描述成一位通奸者）。他早期的成功主要是靠掠夺，他掠夺了许多部落和城镇，并将各地的贡金带到基辅。但在败给信奉伊斯兰教的保加尔人之后，弗拉基米尔于 10 世纪 80 年代决定信奉一种宗教。但在各式各样的一神教中，他并没有想好要皈依哪一个。因此，据说他将西方天主教的代表、东方东正教的代表、犹太教的代表和伊斯兰教的代表召集到一起，让他们当着自己的面解释各自的信仰，让他们展开辩论。根据传说，这位瑞典武士国王排除了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坚决主张禁酒，这引起了他的反感。但这则传说可能是杜撰的。最后，他选择了东正教，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决定。按照编年史家的说法，他派往拜占庭的使者对他产生了影响。这些使者在报告中盛赞了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富丽堂皇：“我们已经搞不清自己是在天堂还是人间了。”12

拜占庭帝国虽然富有，但在政治上始终严阵以待。当时，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被保加尔人的叛乱搞得焦头烂额，急需维京人的帮助。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协议的一个条款是，巴西尔将他芳龄 25 岁的妹妹安娜·波尔菲罗格尼塔送到遥远的基辅，嫁给弗拉基米尔为妻（她是弗拉基米尔最新一任的妻子）。对这位高贵的公主来说，这个命运无疑是可怕的，但她获得了成功：在 6000 名维京战士的帮助下，拜占庭的军队击败了他们的敌人。安娜公主跨过黑海，顺第聂伯河而上，来到了基辅。在那里，她与弗拉基米尔完婚。弗拉基米尔受了洗，并选择“巴西尔”为自己的教名，这主要是为了纪念他的新朋友和大舅子——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之后，他命人推倒了基辅人膜拜的主要偶像，将其拴在马尾巴上慢慢地拖行，还象征性地用棍棒击打偶像，最后将其抛入河中。其他的偶像也都被击碎。他修建了许多座教堂，教堂里出现了诸位圣徒的形象。

罗斯人的土地上早就有基督徒。但自从统治者改变信仰后，那里出现了一场皈依基督教的运动。

弗拉基米尔从拜占庭请来了能工巧匠和泥瓦匠，他让这些人为他修建一座装饰华丽的石质教堂，后来他和他的妻子就被埋葬在这座教堂里。此外，他还请来了许多僧侣和文人，并在基辅周围修筑了许多高大的防御屏障。许多非同凡响的修道院和教堂拔地而起，这些木质建筑有许多塔楼和圆形屋顶，它们吸收了希腊建筑和拜占庭建筑美轮美奂的艺术风格，并将这种风格提高到新的层次。俄罗斯的城市有着相似的“长相”，例如拥有彩绘的木质建筑、克里姆林宫式的堡垒和镀金的圆形屋顶。弗拉基米尔就是这种城市样式的开创者，信仰基督教的基辅则是这种城市的样板。从此以后，罗斯人逐渐离开各条大河，开始向未开发的部落领地进发，这成了俄罗斯漫长建国过程的开端。经过与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融合后，瑞典人变成了俄罗斯人，异教徒变成了基督徒。这个生活在第聂伯河与伏尔加河上的民族接受了东正教，接受了东正教引人入胜的圣歌，接受了眼光悲伤的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单一家族对基辅罗斯进行着统治。有一天，这个家族效仿拜占庭对恺撒的崇拜，将自己称为“沙皇”。于是，俄罗斯贵族化的官僚系统——贵族也被称为“波雅尔”——开始形成。

当基辅罗斯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诺曼人也正在英格兰建立统治。这两个地区有着相似的历史进程：先是征服，然后是同化。撒克逊人和斯拉夫人都使诺曼人发生了变化。在这两个地区，血腥的王位之争持续了数个世纪。但与此同时，那里的城镇慢慢地发展壮大，商人变得越来越富有。因此，无论是英格兰还是俄罗斯都远远超越了维京人的老家。就如同他们信奉的古老神祇一样，诺曼人也会改变自己的模样。

马里和穆萨

穆斯林扩张的成功与失败深深地影响了非洲的历史，就如同伊斯兰扩张的盛衰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历史一样。撒哈拉以南的西非和东非沿海地区的许多文明——这些可以被称为文明，因为它们都是以城镇为基础的——都是在穆斯林商人和冒险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当拜占庭受到穆斯林步步紧逼的时候，当罗斯人正在逐步扩张他们版图的时候，一个名叫穆萨的国王正在统治着西非。在当地的语言中，国王被称为“曼萨”，因此人们通常称他为曼萨·穆萨。他的财富多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1324 年，他到访开罗，随后赴麦加朝觐。一路上，他拿出许多黄金，将这些黄金当礼物送给他人，结果引发金价大跌。在欧洲，穆萨也个知名人物。在一本加泰罗尼亚的地图集中，穆萨被描绘得像个欧洲国王：他坐在王座上，头戴金冠，手里拿着一个圆球和一支权杖。当欧洲人手里没有多少黄金的时候，他的马里帝国非常出名。尽管非洲有许多神话，但这并不是个神话。一位非洲近代历史学家认为，“与欧洲任何一个基督教政权相比”，穆萨的帝国“都要更加强大，组织更加严密，甚至更有文化修养”。13或许这种说法有夸大的成分，但并不过分。

这里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当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还有一些我们知之甚少的帝国？如果曼萨·穆萨真的是一位足以比肩基督徒诸侯和阿拉伯哈里发的君主，那么为什么非洲没能继续发展出更加强大、更加成熟的文明，来与欧洲抗衡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到远古时代，因为非洲的发展历程涉及气候、矿产和运气。在史前时代，撒哈拉地区并不是沙漠，而是一片湿润、富饶的大草原。那里有许多动物，是许多大河的发源地。在洞穴的壁画上，我们可以发现长颈鹿和鳄鱼。这说明，在几千年之前，那里是个狩猎的好地方。直到大约 5000 年前，撒哈拉地区才开始变得非常干旱。那里出现了一大片干旱区，其面积与现代美国的面积大致相当，这片干旱区影响了许多社会。它将生活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民族与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隔绝开来。事实证明，一望无际的炎热沙漠所起到的阻隔作用，并不亚于寒冷的海洋。在撒哈拉的北边，人们正在书写着历史；但在撒哈拉的南边，按照现有史料的记载，人们却陷入了沉寂。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没有多少动植物可以轻易地驯养或栽培；同时，繁多的野味和野果降低了人们垦殖的积极性。考古发掘可以填补文字记录留下的空白。考古发现清晰地表明，人类的各个文明都在快速发展，非洲也不例外。到公元前 2000 年前后，西非气候湿润的地区很可能已经出现了农业革命，这片地区位于撒哈拉的边缘，附近有乍得湖、塞内加尔河，以及尼日尔河。公元前 800 年左右，那里又出现了铁制品和雕刻。因此，尽管与欧亚大陆相比，狩猎—采集时代在西非地区结束得比较晚，但毫无疑问，那里的发展阶段与法国或土耳其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新技术的知识或许是来自生活在埃及周边的努比亚人；或许是来自一些地中海城市，如迦太基。农民们赶着牲畜穿过荒漠；一小群商人继续冒着炎热和干燥的风险贩运货物。从大约公元前 1500 年，他们开始使用马拉篷车。但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他们都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录。

古希腊人描述了一些驾驶着两轮战车的西非战士，一些沙漠画中也描绘了马拉战车。为了便于进行贸易，迦太基航海家汉诺曾想在非洲西海岸建立海港。但当时他使用的是一种靠划桨来驱动的海船，而不是后来欧洲人使用的帆船，因此他很难到达非常靠南的地方。罗马人并没有试图前往西非地区，但他们知道那里住着一群拥有许多黄金的人，也听说过关于他们的故事。14能证明埃及以南的非洲有城市生活的最早证据来自尼罗河上游，也就是今天的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从上古到 10 世纪中叶，那里出现了许多人们不太了解的王国和帝国，例如库施王国和之后出现的信仰基督教的阿克苏姆帝国。在阿克苏姆帝国衰落后的 200 年里，铁器开始在非洲大陆上传播。后来，非洲几乎每个地方都开始使用铁器，但只有两个地方例外：一个是森林的深处，俾格米人居住在那里，他们不使用金属；另一个是更干燥的大草原，这片草原位于非洲西南部，那里生活着布须曼人。

但自此之后，与欧洲和亚洲相比，大部分的非洲农业就没有什么更大的发展了。这是为什么呢？一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缺少可以拉犁的大牲畜。非洲的气候不好，而且疾病太多，因此马或牛很难生存下去。今天，这些大牲畜能存活下来，是因为它们受到了人类更好的保护，使它们免受微生物和肉食性动物的攻击。非洲大部分地区依靠的是畜牧和小规模种植块根作物。因此，对于规模较大的社会而言，这种经济形式很难创造出足够的剩余财富。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其中一个是津巴布韦，这个东非文明用无浆石墙来建造宫殿和城镇。从 1250 年到 1450 年，津巴布韦发展到了顶峰。津巴布韦人或许来自马篷古布韦王国。马篷古布韦王国位于今天的南非，这是一个由牧人和商人组成的国家，商人主要贩运黄金和象牙。他们已经住在了建有石墙的城镇中。津巴布韦王国建设得确实非常好。后来，当欧洲探险家到达那里的时候，他们甚至不相信这个国家是由非洲人独自建设的。

津巴布韦是非洲沿海贸易的参与者，这里兴旺的贸易是由穆斯林主导的。在前殖民时期，伊斯兰教对非洲的宗教和文化影响最大。有证据表明，非洲东海岸的贸易网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桑给巴尔岛和坦桑尼亚已经发现了来自希腊、拜占庭和波斯的硬币。15与非洲人进行贸易的外来者可能是南下的库施人。但事实上，首先展现（并开发）撒哈拉以南非洲财富的是穆斯林。8 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开始袭击黑非洲，并与那里进行贸易。他们前往非洲南部地区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穿越撒哈拉沙漠，另一条是沿着非洲东海岸南下。阿拉伯人在非洲建立“飞地”，他们主要从那里掠夺三样东西：奴隶、黄金和象牙。之后到来的欧洲人要的也是这三样东西。在阿拉伯商人记录非洲历史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始终没有写成文字的历史。由于有了这些记载，我们才能发现一些重要的例外，这就是位于西非的几个帝国。

西非的突破是驯养骆驼。与马相似，骆驼也发源于美洲，尽管美洲的骆驼已经灭绝了。亚洲的骆驼个头很大。公元前 2000 年，阿拉伯半岛驯养了骆驼，这或许是人类第一次驯服这种动物。考古发现表明，到公元前 700 年的时候，骆驼已经在埃及出现。在古典时代，军队用骆驼运输物资；公元 200 年前后，图阿雷格人借助骆驼的力量跨越了撒哈拉沙漠。骆驼有出色的脚力，在穿越沙漠的旅途中，它们既可以驮人，又可以拉车。但这种动物非常难以驯服，也非常难以驾驭。尽管骆驼一年到头都可以交配，但在野外，它们的繁殖速度是非常慢的。早期使用骆驼的人取得了一个重要突破，那就是他们学会了如何为这种牲畜进行人工授精，这个突破有助于扩大骆驼群的规模。有了辅助繁育技术之后，骆驼成了重要的运输工具，这种运输工具可以为人们打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门。骆驼可以在滴水不饮的情况下连续走 9 天，它们的驮载能力是公牛的 2 倍，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民族送去大量金属和布料。

沙漠商队也会贩运一种平凡无奇，但在南方很稀少、对生命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盐。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可以通过猎获的动物摄入足够的盐分。然而，一旦开始农业定居，他们就需要摄入额外的盐。这些盐一来供人类自己食用，二来是为了牧养他们的牲畜。撒哈拉沙漠的地下蕴藏着许多盐，但盐矿的工作条件极差，采盐的通常是奴隶。到公元 8 世纪，廷巴克图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季节性的贸易中心。在这座城镇中，人们将盐装上一种在河中航行的大独木舟（这种样式的独木舟今天仍在使用），然后这些独木舟会将盐运到非洲的内陆地区。出售完带来的货物后，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会在当地购买黄金，他们带回的黄金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金锭，另一种是金末。这些黄金主要来自一个帝国，以及位于其南方的几个更加神秘的王国。现在我们将这个帝国称为加纳，但这很可能不是它最初的名字。正是因为有了“黄金换食盐”的贸易，伊斯兰世界才会注意到西非，也才会记录下那里发生的事。

在来自北非的柏柏尔商人和牧人的冲击下，作为政治实体的加纳走向了瓦解。柏柏尔人在西非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帝国，这就是强大的穆拉比特帝国，这个帝国的势力范围曾一度到达西班牙。1076 年前后，他们向南进发，开始攻击加纳。尽管统治这一地区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他们将自己的宗教带入了西非，而且为一个新帝国的崛起创造了机会。说曼丁哥语的非洲人是这个新帝国的创建者，他们将自己的国家称为“马里”或“马勒尔”。事实证明，马里王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直到今天，与非洲大陆其他地方相比，这一地区的农业也要更加发达。更靠南的地方有一片几乎无法穿越的森林，这正是马里所缺乏的。宽阔的尼日尔河及其支流成了一条纽带，将农业兴旺发达的灌溉区联系在一起。这些河流不但提供了便利的运输，而且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马里的边缘是个富庶的采金区；在这一地区纵横驰骋的骑兵不但可以维持治安，而且可以拓展国家的疆域。到 13 世纪末，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非洲王国已经建设得非常好了。它的影响力向两个方向扩展：一个方向是向西，影响了住在海岸的非洲人；另一个方向是向内陆，影响了非洲大陆的核心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尼日利亚管辖的地区。

之前那片绿洲，也就是贸易集市廷巴克图，现在已经发展为一座皇家城市；位置比较靠南的杰内也是如此。杰内是一个坐落在河边的城市，它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泥质建筑——一座宏伟的大清真寺。13 世纪 60 年代，当时的国王曼萨·乌利前往麦加朝圣。1324 年，著名的曼萨·穆萨也开启了他的朝圣之旅。他和他的行李运输车队花了一年的时间，跨过沙漠来到埃及。曼萨·穆萨和他的皇家仪仗队进入了开罗。一到达开罗，他的阳伞、他的财富、他的慷慨大方，以及他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立刻引来了阿拉伯作家赞赏的目光。到达埃及的时候，穆萨身边跟着 8000 名随从，其中一些人是奴隶。据说，他有一支不少于 10 万人的军队。除了宗教动机之外，朝圣之旅也是为了提高国王和国家的声望。事实上，曼萨·穆萨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次朝圣使他名声大噪。

有许多阿拉伯作家描述过曼萨·穆萨，来自大马士革的乌马里就是其中一位，他生动地描述了这位国王。他写道：“这个人在开罗大施恩惠……他和他的随从在开罗买卖和施舍，开罗人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好处。他们花掉了很多黄金，结果导致埃及黄金贬值，金价大跌。”穆萨夸夸其谈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告诉开罗的统治者，他曾经征服了 24 座城市，他统治着一个富庶的国家，这个国家里有数不尽的牛、绵羊、山羊、马、骡子、鹅、鸽子和鸡——这或许是真的。但穆萨又声称，他的黄金来自一种“可以长出黄金的植物”，这种植物在春雨后开花，它的根是黄金。这或许是因为穆萨并不知道他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因为他又补充说，另一种“黄金植物”会把它的根留在河边的洞里，人们收集它的根，就像在河边捡石头或沙砾一样。穆萨还曾向开罗的统治者表示，他的王国中有许多如花似玉的女孩，他可以将这些女孩送给他，“不用举办婚礼，就可以占有她，就像占有奴隶一样”。但对方拒绝了他的提议，并表示，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他说：‘甚至连国王也不行吗？’我回答说：‘不行！就算是国王也不行！去问问学者吧！’他说：‘向真主起誓，我不知道啊。我从此不再做这种事，而且还要彻底禁止这种事！’”16

曼萨·穆萨是否真的进行了改革，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位期间（约 1312—1337 年）确实用另外的方式接触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他邀请学者和建筑师在他的家乡修建了许多清真寺。1352 年或 1353 年，曼萨·穆萨去世。他辞世后，当时最伟大的旅行家和作家伊本·白图泰从丹吉尔出发，来到马里，并记录下了他对这个国家的印象。他发现，这是一个公正、安全、对旅行者十分热情的地方。在到达马里之前，他在沙漠中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便对这位坚定的世界旅行家来说，这也是一段特别煎熬的旅程。有一次，白图泰回忆说，他曾经遇到过一个迷路的人，当时他已经渴死了。这个人躺在地上，“身上盖着衣服，手里拿着一条鞭子，在一棵小树下……水源离他至少有一英里远”。17还有一次，白图泰在河边方便，这时过来一个当地人，站在他附近，注视着他。这使白图泰非常气愤。后来证明，当时河里有条鳄鱼，这个人是担心这条鳄鱼攻击白图泰，所以好心地站在了二者之间。

然而，在马里，白图泰再一次受到了冒犯（阿拉伯人认为非洲人的风俗非常粗野，几个世纪后到来的欧洲探险家也持同样的观点）。伊本·白图泰希望获得一些质量上乘的长袍和金钱，他认为这些是令人满意的礼物。但偏偏事与愿违，新登基的国王只给了他三个长条形面包，一片煎牛肉，外加一些酸奶。但他很快就高兴起来，瞪大眼睛观看“苏丹”富丽堂皇的宫廷，以及衣装华丽的武装侍卫、乐师、杂技演员和表演舞蹈的人。

与基督教传教士一样，伊本·白图泰既受不了非洲妇女的赤身裸体——“他们的女仆、奴隶女孩和小女孩在男人面前一丝不挂，甚至连下体也暴露在外面”，又受不了非洲人的饮食习惯——他们会吃腐肉、狗肉和驴肉。但他也欣喜地发现，这个民族非常尊崇《古兰经》。在做周五的祷告时，马里的公民都会穿上干净的白色衣服。他写道，笼统地讲，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压迫”，而且非常安全——但奴隶和妇女或许不这么想。用之后的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从整体上看……这是一个富裕、兴旺、和平、井然有序的帝国，这个帝国有着高效的政府、组织化的通信系统和繁荣贸易。马里的贸易范围很广，向西可以到达大西洋，向东可以到达现代尼日利亚的边境，向南可以到达森林地区的边缘，向北可以延伸到沙漠”。18

帝国内部，大部分人都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种植小米和稻子、牧养牛群、捕鱼。铜和盐等商品贸易为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税收，当地还有一种可以用作货币的贝壳。伊本·白图泰也记录了马里的一些问题：蝗虫的危害，野生动物也时时刻刻威胁着人们的安全。他提到了一种长得像马一样的大型动物，这种动物生活在河流中。据此推断，他所说的应该是河马。尽管如此，他还是将马里描绘得像天堂一样。在马里的管辖范围之外，有食人族（他们会吃掉奴隶女孩）、恐怖的盐矿和铜矿，以及许多巨大的危险。总之，他的结论是积极的，但我们必须谨慎看待他所得出的结论。我们无法一一核实这些穆斯林旅行家和历史学家的记载，这些人往往会相互抄袭。19

或许，加纳并不是真正“败给”了马里，马里也不是下一个政权——桑海帝国——的绊脚石。西非的每一个帝国都在简单地扩大着本国的人口，当人口多到养活不了的程度时，国家就会瓦解。然而，在丛生的问题中，马里可能也面临着一个世界各国王室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王位继承问题。按照非洲的传统，有权决定王位归属的通常是长老会，有时是一位女性族长。这种制度或许比僵化的血统继承制度更合理，因为前者可以排除掉最愚蠢和最无能的竞争者。但这种制度也会导致相互争斗，它不可能解决帝国庞大领土上出现的纷争。按照另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说法，这种继承制度通常也选不出什么好国王。在穆萨之前，有一位马里国王，他“是个优柔寡断的人，经常用箭射他的臣民，经常为了好玩儿而杀人。因此，马里人起来反抗他，并最终将他置于死地”。20这看上去相当合理。在曼萨·穆萨之后，马里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篡位夺权和叛乱。于是，居住在沙漠地区的图阿雷格人和位于尼日尔河流域的桑海帝国开始逐渐蚕食马里的领土。

阿拉伯人创建了统一的伊斯兰社会，并将这种社会模式推广到北非和西班牙。相比之下，尽管马里的统治者前往麦加朝觐，并修建了宏伟的清真寺，但他们从来没有创造出像阿拉伯人那样的社会。非洲的本土宗教有着强大的势力，这是马里统治者失败的部分原因。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论可谓根深蒂固，很难撼动，在主要城镇以外的地区尤其如此。即便到了今天，这些宗教思想在非洲仍然很流行。伊本·白图泰发现，在穆斯林祷告者身旁，有一些戴着面具的舞者（面具上绘制了各种图案），还有人在一旁背诵部落的故事（在他看来，这些故事既冗长又乏味）。甚至连宫廷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使白图泰感到非常愤怒。妇女们觐见国王的时候，仍然是赤身裸体；大臣们参见国王的时候，要在自己的头上撒些灰。21这些都不是一个穆斯林应该做的。而后起的桑海人则是完完全全的万物有灵论者。根据阿拉伯编年史家的记载，一位名叫穆罕默德·杜尔的穆斯林勇士击败了他们。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起锚出航，准备去寻找印度的时候，杜尔正在着手恢复马里帝国初创时的一些东西。

但长期的纷争和分裂同样削弱了桑海帝国。1590 年，在一支摩洛哥军队的冲击下，桑海帝国土崩瓦解。值得一提的是，与摩洛哥人一同进攻西非的还有一支由基督教徒组成的雇佣军。在一位西班牙船长的带领下，这支雇佣军将大炮绑在骆驼背上，让骆驼将大炮一路驮过沙漠。这是一场陆上的冒险活动，这场冒险比得上任何一次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与在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样，摩洛哥人也在当地建立了一块殖民地，这块殖民地大约居住着 2 万名移民。22他们对马里的建筑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摩洛哥人对西非的占领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他们的入侵加剧了日益严重的政治分裂。与此同时，一些远方的小城邦正在互相倾轧，争夺这一地区的霸权。其中包括豪萨人统治的城邦，也包括富拉尼人统治的城邦。豪萨人的起源非常神秘，他们的语言不属于西非语言；而富拉尼人的个子要更高一些，肤色要更淡一些，主要从事牧牛业。与美洲相似，外来入侵在当地各民族中引发了进一步的破坏和混乱。到此时，大量的微型城邦已经形成，许多来自欧洲的海船正在岸边游弋。

这使我们首先回想起欧洲人贩卖非洲黑奴的历史。然而，我们需要记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葡萄牙人和其他基督教徒到达非洲很久之前，那里已经有了规模很大、很活跃的奴隶贸易。按照阿拉伯作家的记述，他们将拥有奴隶视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当外出旅行的时候，他们就会为自己买一些奴隶，因为需要这些奴隶随行。非洲黑人被带到北方，在伊斯兰国家从事一些卑贱的工作。之后，当摩洛哥和伊拉克的种植园开始栽植糖料作物的时候，大量的黑奴被贩卖到那里，充当农业劳动力。在曼萨·穆萨结束他的朝觐之旅，返回马里的时候，一位历史学家指出：“马里人非常需要来自土耳其和埃塞尔比亚等地的年幼女奴，也非常需要阉人和土耳其年幼男奴。可见，奴隶贸易是双向的。”23奴隶大多是被抓来的。在无数小规模冲突中，他们被人抓住，然后再被卖出去。贩卖和使用奴隶形成了一种传统。如果没有这种深厚的传统，或许就不会有之后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使用奴隶在伊斯兰历史中所占的比重与贩奴船在基督教历史中所占的比重大致相当。

加纳、马里、桑海和津巴布韦是前殖民时期最著名的王国，但非洲还有许多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王国。这些王国通常会留下辉煌的艺术，这暗示着它们曾经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但现在，这些国家已经被人们遗忘了。位于今天尼日利亚的伊费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 8 世纪。伊费文化脱胎于之前的诺克文化，诺克文化能够创造出精美的陶像。对于生活在伊费的约鲁巴人来说，他们最著名的艺术品是雕刻出来的青铜头像。后来，贝宁帝国取代了他们。贝宁帝国从 12 世纪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末。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贝宁人为他们的“奥巴”制造出了极佳的黄铜镶板。在当地语言中，“奥巴”是国王的意思。就连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工艺大师恐怕也会羡慕贝宁人的技术水平。这些雕刻品由黄铜制成，黄铜是由欧洲进口的。作为回报，贝宁人要向欧洲出口黄金和象牙。

贝宁王室允许象牙制品出口海外，但一定要将黄铜制成的艺术珍品留在国内。1897 年，英国军队占领贝宁。随后，这些黄铜艺术品流出非洲，欧洲人和美国人争相学习贝宁人的技术和审美。大英博物馆的馆长写道，初看之下，“这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立刻就让我们惊呆了。我们感到十分困惑，一个完全野蛮的种族怎么能创造出如此精美的艺术品呢？”24在欧洲殖民时代之前制造出来的非洲木雕，只有一小部分流传下来。任何一个看过这些木雕的人都会意识到一件事：尽管许多著名的帝国在西非不断兴起和衰落，但并不是只有西非人才拥有创造艺术品的技巧和天赋。

在 1400 年前后，非洲大陆的两端存在着许多强大的国家，其中就有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以及大量小王国，这些小王国的农业和贸易都不是很发达。很明显，早在外来者到达非洲之前，这里就是一块充满移民、战争和政治活动的土地。非洲的气候更具挑战性，这种气候是以城市为基础的文明不能发展壮大的部分原因。非洲有黄金、象牙和奴隶传统，但这是坏运气的表现。因为这些东西引来了拥有更高冶金技术、更好帆船的穆斯林冒险家和基督徒冒险家，他们的到来使非洲陷入了危险。然而，如果欧洲人没有发达的医学，使他们免受非洲可怕疾病的攻击，那么他们恐怕也很难入侵非洲、瓜分非洲。要是那样的话，非洲肯定会发展成另外一个样子，非洲自身的传统和历史将会在这块大陆发展历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曼萨·穆萨或许只是非洲著名君主中的一位。他是非洲的查理大帝或亨利八世，而不是没有未来、稍纵即逝的闪光，在流逝的时光之镜中的短暂闪现。

成吉思汗

这是一个长着微红色头发的瘦弱男孩，他几乎赤身裸体，手里抓着一张弓。他趴在地上，慢慢地爬向一头小鹿。他悄悄抽出一支箭，搭箭在弦，用箭头指向一个令人好奇的洞穴，然后将箭射出去。这是一种经过巧妙设计的箭，能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这声音引起了小鹿的注意。正当它感到惊恐的时候，这支箭不偏不倚地射穿了它的喉咙。这个男孩没有父亲，而且遭到了众部落的排斥。因此，他和他的母亲只好住在森林里。这个男孩既大胆，又粗鲁，但也十分聪明。他有一种才能，可以洞察别人的内心世界。不久之后，他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因打猎问题发生了争执。结果，他杀死了这位兄弟。尽管这件事发生在文明世界最偏远的角落里——那里没有建筑物，却有着一望无际的绿色大草原和广阔的天空——但这个男孩将会撼动并重塑半个地球。他的名字叫铁木真，人们通常将他称为成吉思汗。

将一些跨越单一国家并能够改变人类历史的事件与某一个人联系起来，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在成吉思汗的生涯中，他确实跨越了大量国家，并改变了世界历史。在历史上，恐怕无人能出其右。但即便没有这个失去父亲、在野地里长大的孩子，蒙古人也会以同样的力度，向同样的方向扩张。关于成吉思汗身世的说法多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就在他去世后一年，没有文字的游牧民族接受并改造了另一种语言创造了蒙文，而在第一部蒙文著作中就有成吉思汗成长的内容。这部名为《蒙古秘史》的著作创作于“鼠年獐月，蒙古人举办大会的时候［这次大会于 1228 年在蒙古中部地区召开］，当时蒙古人正在七孤山安置诸宫”。25

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游牧民在辽阔的棕色平原和广袤的绿色草原上迁徙。历史学家用“畜牧主义”这么一个无趣的词来表达他们的生活。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相当丰富多彩。这些人生活在一片宽广的土地上，那里既没有山，也没有沙漠，但那里并不适合发展农业。尽管他们也从事狩猎和采集，但他们并不是单纯的狩猎—采集者。人类经历了一种简单的直线型发展，即从狩猎—采集发展到农业，再从农业发展到城镇。但他们并没有按照这个规律发展。

大约 6000 年前，居住在亚洲大草原上的民族第一次驯服了马。最初，他们驯养马是为了吃马肉。马起源于美洲。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在像大草原一样广阔的美洲平原上，马几乎被猎杀殆尽。可见，亚洲牧民文化与美洲土著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到了大约 4000 年前，亚洲草原民族学会了骑马。这使他们可以用车拉着他们的家（用木头和毡子制成的帐篷），赶着他们的其他动物（包括绵羊、山羊、牛、骆驼和牦牛）逐水草而居。他们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长到可以使他们变成农民。因此，他们没有用石头或木材建造村庄，也从来没有修建过一座城市。他们只是轻轻地踏过地球的表面，没有留下什么可以与其他人类进行比较的痕迹。

除了那本蒙古人自己写成的史书之外，用其他文字写成的历史对游牧民族都没什么正面评价。这并不令人惊讶：历史都是由定居民族写成的，他们惧怕游牧民族，这不是没有理由的。草原上的人口过剩或饥荒可以引发移民潮。最后，这些机动性很高的民族会洗劫或入侵定居世界。

在早期，最著名的例子是匈人，他们击败了日耳曼各部落，推动了“大迁徙”。最终，这场大迁徙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当匈人骑马迫近的时候，人们会对匈人产生恐惧，就像恐惧一种野兽般的“另类动物”。匈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一处符合人类定居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规范。6 世纪 50 年代，一位名叫约丹尼斯的哥特编年史家写道，匈人是女巫和恶灵的后代，他们“生育了这个野蛮的种族。开始的时候，匈人定居在沼泽中……是个矮小、邪恶、孱弱的民族，他们几乎就不能算是人类。他们没有语言，但可以发出一种令人厌烦的，有点像人类语言的声音。这些人——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长着一个没什么形状的肉球，而不是脑袋；肉球上有一些针孔，而不是眼睛”。中国受到了匈奴的攻击，他们和匈人或许属于同一民族。中国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将匈奴称为狼、成群捕食的鸟和“凶狠的奴隶”。

但除了累累白骨和燃烧的庄稼之外，游牧民族的入侵者也留下了其他的东西。2003 年，研究者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研究了散布于欧亚大陆的 1600 万名男性，结果发现，每 200 个活着的男性中，就有一个人有着共同的基因。而这些人的基因来自一个生活在大约 900 年前的男性。26众所周知，强大的蒙古统治者留下了重要的遗传足迹。在从冰岛到非洲的广阔区域里，我们都能找到相关的例子。但在不同地区，遗传足迹的强弱也不尽相同。研究者们认为，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这位超级成功的祖先就是成吉思汗。Y 染色体的遗传标记群与成吉思汗所处的时代和蒙古帝国的扩张范围十分吻合，因此不太可能还有其他解释。所到之处，这位伟大的入侵者都会劫掠战败民族的妇女，他并不在意孩子是嫡出还是庶出。但无论这种影响有多大，也只不过是这个不识字的草原之子所表现出的一种超凡力量。

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落。之后，蒙古人在中国建立了统治，创建了元朝。他们毁灭了中亚地区许多高度发展的伊斯兰城市和社会。他们征服了罗斯人，占领了几乎每一座重要的城市，基辅罗斯的大公成为要向蒙古人纳税的臣属。蒙古人进入了欧洲，最远到达了今天的匈牙利。他们击败了日耳曼的条顿骑士，兵临维也纳城下。这在当时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恐慌。在大约 25 年的时间里，成吉思汗征服了地球上的大片土地。他征服的土地面积比延续了 4 个世纪的罗马帝国的领土面积还要大。他创建了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陆上帝国，但这个帝国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若干年后，忽必烈登上了汗位，他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上都——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将其称为“世外桃源”——深深地吸引了马可·波罗。后来，忽必烈来到今天的北京，完全重建了这座城市。他成为第一位坐镇北京统治全中国的皇帝。27几百年后，蒙古人或莫卧儿人向南发展，进入了印度。

中国人最终接受了蒙古统治者。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元朝是个短命王朝，尽管它重新统一了中国。但蒙古人的到来却对俄罗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文字、姓名、服装、食物和税收系统，并导致俄罗斯人对“亚洲”统治者产生厌恶。许多俄罗斯人都拥有蒙古血统，例如最著名的小说家屠格涅夫、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和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在金帐汗国的统治下，生活着一个叫作卡尔梅克的游牧部落。列宁拥有卡尔梅克人的血统，他的脸形就带有一些蒙古人的特征。28在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巴布尔也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可以说，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繁荣的莫卧儿帝国。

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军事帝国，这个帝国改变了中国、波斯、印度和俄罗斯的历史进程。除此之外，他还在其他方面对世界产生了独特影响。尽管蒙古人非常残暴，而且是越往后越残暴，但他们创建了一个统一的区域，这个区域将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地中海联结在了一起，这是前所未有的。蒙古帝国建立后，成吉思汗和他的继任者为南来北往的客商提供了一条安全且管理有效的商路。通过这条商路，丝绸和白银等商品可以在欧洲新兴文明和中国之间流通。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说得更清楚。他认为，蒙古人严重破坏了伟大的伊斯兰文化和重要的伊斯兰城市，如巴格达、木鹿、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在蒙古人到来之前，这些都是美丽、发达的城市，是热闹的文化中心和知识中心。因此，地中海地区逐渐后来居上：“因为蒙古人没有洗劫开罗，所以它仍然是西方最大、最富庶的城市；因为他们没有入侵西欧，所以威尼斯和热那亚仍然是西方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传统的伊斯兰教核心地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到 13 世纪 70 年代，当马可·波罗启程前往中国的时候，西方的中心已经坚决地转移到了未受蒙古人冲击的地中海地区。”29

成吉思汗生下来就是一个蒙古部族的领袖，但他的名字则源于一个敌对的部落——鞑靼部落，因为他的父亲正好俘虏了鞑靼首领铁木真。所以，他有了“铁木真”这个名字。1162 年前后，铁木真出生在一个战乱频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蒙古部族之间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战争，蒙古人也经常与南方的中国人发生冲突。据说，铁木真怕狗；在 8 岁的时候，铁木真与人订立了婚约。按照蒙古人的习俗，他要在那个女孩的部族住上一段时间。但在回程的路上，他的父亲被敌对的鞑靼人毒死了。铁木真大胆地宣布，自己要继承父亲的领导权，但蒙古部落并不打算听从一个 9 岁男孩的命令。于是，这些部落抛弃了铁木真的家族。这个家族包括铁木真、他守寡的母亲诃额仑，以及另外 6 个孩子。在这 6 个孩子中，有 2 个男孩是铁木真同父异母的兄弟。于是，他们无家可归了。他们在森林中觅食为生：采集洋葱类植物、种子和草本植物，吃死去动物的尸体，狩猎体型较小的动物。有一个有趣的传说，诃额仑给铁木真和他的兄弟每人一支箭，让他们折断这支箭。他们照母亲的话做了。之后，她又将五支箭捆在一起，要他们折断。但这回他们就做不到了。她是想告诉这些被驱逐的孩子，团结就是力量。

据说，在 10 岁的时候，铁木真杀死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随后，他被父亲的敌人抓获。虽然他们为铁木真戴上了巨大的木枷锁，但他还是设法逃走了。在荒凉的东方，铁木真的经历幻化为许多故事，如关于马贼的故事和关于他种种壮举的故事。依靠个人的能力，他在部族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并最终成了部落领袖。他娶了那个与她有婚约的女孩，但不久之后她便被敌对的部落掳走了（在被俘期间，她可能遭到了强暴）。铁木真和他的童年伙伴聚集数千名支持者，成功地救回了自己的妻子——这是铁木真获得的第一次军事胜利。他的妻子名叫孛儿帖。尽管一生有许多的妾和奴隶女孩，但铁木真和孛儿帖的感情一直很好。

目前为止，尽管这段故事非常有趣，但并不十分重要，充其量只是崛起了一位地方豪强而已。但铁木真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生活在蒙古大草原上的人分成了若干个相互敌对的群体，如鞑靼人、回鹘人、克烈人和蒙古人。他们的组织形式与居住在大西洋沿岸的美洲土著民族的血亲组织有类似的地方——通过亲属关系联结成庞大的家族，然后大家族再结成联盟。成吉思汗的成就在于，他找到了一种能够将草原诸部落融为一体的方法。这些部落融合成了一个单一的民族，他们一起生活，一起骑马，共同战斗——他们已经变成了一捆箭，而不再是一支一支的箭。首先，他建立了巧妙的联盟。到 1190 年，他将所有蒙古人联合到了一起，这可是个不小的功绩。其次，他将注意力转向了敌对的部落。他可以与败在他手下的部落一起分享未来战争的胜利果实；他给予他们兄弟般的友爱，而不是放逐或羞辱，因此他将传统的敌人变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

尽管如此，铁木真还是要面对漫长而复杂的草原战争。在战争中，他有时几乎功败垂成，有时几乎被一箭射死。他遭遇过许多失败，就像他获得许多成功一样，但他的控制范围在稳步扩大。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件事让铁木真非常悲伤：他曾经和一位童年伙伴立下誓言，要永远像亲兄弟一样，但这位朋友成了他强大的敌人。战败后，这个人拒绝与铁木真联合。按照《蒙古秘史》的记载，他说：“恐为汝衣领之虱乎！恐为汝门上之刺乎！”这位伟大的统治者，即将成为成吉思汗的铁木真，悲伤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将他绞死。到 1206 年，成吉思汗降伏并统一了大草原上的各民族，他即将让世界大吃一惊。

作为一名军事统帅，成吉思汗并不仅仅是用令人生畏的暴行打击那些拒绝投降的人。他也引入了一套新的法律系统（随后出现了成文法），向其他民族学习各种知识。他使用间谍网络、中国的攻城武器和巨大的机械弓，甚至还有以火药制成的炸弹。在此之前，游牧民族从来没使用过这些东西。成吉思汗的第一个目标是党项人，他们又被称为“西夏人”。党项人的帝国位于中国的西北部，面积大约是法国的两倍。他们有着复杂而先进的文化，印刷技术高超，有着很好的绘画传统。成吉思汗几乎将他们从地图上抹掉。正如一位为他作传的现代作家所说，这或许是“第一次有记录的未遂的种族灭绝”。30

成吉思汗继续前进，去摧毁一个国土面积更加辽阔的军事强国，这就是中国的金朝。他占领了今天的北京，迫使金朝向南撤退。他的继任者后来继续穷追猛打，直到金朝彻底灭亡。成吉思汗的下一个目标是位于中国西部的一个汗国。随后，他开始进攻庞大的花剌子模帝国。花剌子模帝国有许多防守严密的贸易城市，如撒马尔罕、布哈拉、乌尔根奇和木鹿，这些城市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战争中出现了几次世界历史上最恐怖的大屠杀。成吉思汗麾下是一支超过 10 万人的军队，每名士兵都带着 2 到 3 匹马。现在，这支军队中还有了许多中国的攻城武器和奴隶。成吉思汗和他的将军们跨过崇山峻岭，向那些绿洲要塞前进。这些城市有引以为豪的地下河道和熠熠生辉的圆顶建筑，丝绸和奴隶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富有。但铁木真即将把那里变成地狱。

据估算，在两年的时间里，成吉思汗的军队杀了 125 万人，当时花剌子模的全部人口大约是 300 万。正如历史学家约翰·曼所说，这或许是世界历史上死亡比例最高的大屠杀，“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是黑死病，这场欧洲最大的灾难导致 25%~30% 的人丧生”。在攻陷这些城市后，蒙古士兵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分批屠杀。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战斗人员还是非战斗人员，都死在了他们的刀斧之下。颅骨成堆，血流成河。所有残酷的手段都留给了那些进行英勇抵抗的人。撒马尔罕很快就投降了，但仍然有四分之三的人死于非命。

之后，成吉思汗兵分多路。他自己率军南下，兵进阿富汗和印度北部。与此同时，他的将军们挥师北上，进入了信奉基督教的格鲁吉亚王国，于 1221 年终结了著名的塔玛拉女王所开创的“黄金时代”。之后，他们继续向北进军，剑指俄罗斯和保加利亚。随后爆发了几场重要的战役，几名俄罗斯大公大败。后来，在蒙古将军饮宴享乐的时候，他们被压死在了一个台子下。这次进攻使蒙古人意识到，那里有大片的肥美草原，这些草原可以使他们继续深入欧洲。在成吉思汗的孙子建立统治的时候，他们才撤了回来。

回师后，他们破坏了以基辅为中心的俄罗斯基督教文明，摧毁了那里的城镇，驱散了那里的百姓。因此，当俄罗斯复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斯拉夫国家，位置也更加靠北，国家中心变成了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这使俄罗斯获得了另一种特征，这种特征甚至一直保持到了今天。蒙古人将恐怖带到了每个地方，将屠杀带到了每个地方。大约 700 年前，人们对匈人感到恐惧和厌恶；现在，从中国到欧洲，人们对蒙古人也有同样的感受。英国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写道，蒙古人“非常野蛮，简直就是野兽。他们应该被叫作怪物而不是人，他们嗜血如命，非常喜欢撕碎和吞食狗肉和人肉”。

在晚年，成吉思汗对精神世界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他从中国中部地区请来一位有名的道士，来教他长生之道和良善的生活方式。这听上去似乎不大可能是真的。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延长他的生命，而不是任何一个伦理上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名道士就没有提供什么帮助。因为在 60 多岁的时候，成吉思汗就去世了，离世前他再次击败了西夏。远征中亚的时候，西夏人并没有给予他支持，因此他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他死的时候，蒙古人即将在中国取得新的胜利。

关于成吉思汗的死，也有许多传说：有人说他是病死的，有人说他坠马而亡，甚至还有人说他是遭到了西夏王妃的谋杀。这名王妃咬伤了他的下体。死后，成吉思汗被秘密埋葬。有一个故事提到，为了保护他圣洁的长眠之处，每一个参与埋葬过程的人最后都被杀掉了。但这则故事并不是很可信，就像关于他的死因的传说不可信一样。今天，考古学家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安葬成吉思汗的那个山谷。或许在数年之内，现代蒙古人就能在那里获得惊人的发现。

成吉思汗的继任者们将蒙古帝国扩张到了极限：在东方，他们占领了中国和朝鲜全境；在西方，他们击败了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他们的军队中还有法国人和日耳曼人。在亚洲广为人知的屠杀方法也被用到了欧洲。此时，蒙古人已经开始使用火药和用抛射器进行发射的炸弹。步步后退的欧洲人对这些武器既感到恐惧，又感到不知所措。如果愿意的话，蒙古人肯定会占领德意志、法国和意大利，但内部的分歧却开始撕裂他们的帝国，于是蒙古军队撤回了亚洲。但到此时，他们已经有效地控制了俄罗斯，并要求那里的大公和城市定期向他们缴纳贡物。

事实上，蒙古人为中亚地区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商人和探险家在欧亚大陆上安全地旅行，从地中海一直走到太平洋。成吉思汗本人并不识字，但他却推动了蒙古文的确立。他对宗教是完全宽容的，无论是基督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宗教活动。然而，在和平到来之前，被征服地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要对那些所向披靡的蒙古兵忍气吞声。现在，马可·波罗等旅行者的脚下出现了一条条平坦的道路，但人们也为这些平坦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亚伟大的伊斯兰文明遭到破坏，中国和欧洲的中心地区也未能幸免。蒙古人有自己的首都，即哈拉和林。按照通常的观点，那里是个贫穷的地方。但除了将人头堆成堆之外（他们做这件事非常在行），他们对修建任何建筑都不感兴趣。蒙古人没有留下什么超越自身历史的重要思想或文学作品，也没有创造出什么美好的东西。他们征服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但他们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与他们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完全不成比例。

但成吉思汗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他在无意之中帮信仰基督教的欧洲超越了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结束了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有人认为他是全球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早期信徒。在故乡蒙古，成吉思汗是个令人敬畏的民族英雄：在大草原上，有一尊他骑在马背上的雕像，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成吉思汗雕像；蒙古的纸币、山腰和广告牌上都有他的头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个草原男孩的崛起，世界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了，但另一个样子的世界或许是个更好的选择。

夸夸其谈的马可·波罗

在某些人身边，总会发生大量的故事。马可·波罗是位旅行家，也是个喜欢讲故事的人。据说，当他结束长达 25 年的中国和远东之旅，最终回到威尼斯的时候，他和他的伙伴都穿着顺滑的丝绸长袍、带有长柔毛的皮衣和鞑靼款式的衣服。他们对威尼斯人感到陌生。的确，当地人也没有把他们当成是意大利人。但是，当他们撕开衣服缝隙的时候，大量的红宝石和绿宝石从衣服里面掉了出来。马可·波罗于 1295 年返回意大利，但关于他的故事直到两个世纪后才逐渐为人们所知。在此之前，他因为自己的夸大之词而受到人们嘲笑。到了晚年，威尼斯人称他为“马可百万”。“百万”这个词或许并不是表示他很富有，而是表示他经常夸夸其谈：他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几百万”的这个，“几百万”的那个。同样是根据传说，在马可·波罗临终的时候，他的朋友们怂恿他承认之前所说的都是夸大之词，这样在见到上帝的时候，他的舌头上才不会留下谎言。但马可·波罗回答说：“我说出来的还不到我见过的一半呢！”31他或许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英国小报记者。

马可·波罗在蒙古和中国的见闻变得举世皆知，这些见闻深深地吸引了中世纪的欧洲。尽管他的游记不是报告的范本，但也已经非常成功了。他的游记包括虚构的基督教国王祭祀王约翰，以及他在旅途中遇到的神奇事件和听到的奇异传闻。在那些走过与他相同的旅行路线的人中，没有人会产生和他相似的感觉。他说自己在元代中国的宫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应该是漫无边际的夸夸其谈，因为人们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文献中并没有找到相关细节。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中国有许多事物引起了大多数外国旅行者的注意，例如长城、筷子、茶叶、妇女的缠足，以及中国人的书写方式，但这些内容在他的游记中都没有被提到。一位曾经到北京访学的英国学者深入挖掘了中国的原始资料，经过仔细研究，他得出结论：马可·波罗很可能从未来过中国，他剽窃了其他人的见闻，然后将这些见闻拼凑在了一起。32

马可·波罗被关押在热那亚的监狱中时，他将自己的经历讲述给了一位说法语的作家。于是，这位传奇故事作家将他的见闻整理成了《马可·波罗游记》。尽管这本书引来了猛烈的批评，但却成了畅销书，因为马可·波罗能够讲述一个很好的故事。即便到了今天，这本书仍然能将蒙古人崛起后的世界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他的书中讲述了一些离奇的事情，例如中国人使用纸币，他们将一种黑色的石块作为燃料。但事实证明，这些记述都是真实的。在中国地区以外，马可·波罗还讲述了一些印度人的习俗，这些习俗听上去十分离奇。例如，崇拜圣牛；寡妇在丈夫的葬礼上自焚；在有些地方，地下会流出一种奇怪的黏稠物质，燃烧这种物质就可以产生热量。通过马可·波罗，欧洲人第一次听说了爪哇岛、香料群岛和缅甸——一个神奇的新世界已经呼之欲出了。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当《马可·波罗游记》——又名《寰宇记》或《东方见闻录》——于 1298 年问世后，这本最初可能由法语写成的书被迅速翻译成了多国语言，如意大利方言、拉丁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和爱尔兰语等许多语言。这本书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

蒙古人的入侵打通了地中海和中国之间的道路，而且这些道路非常安全。长期以来，穆斯林商人一直是欧亚商路的主宰者。从 7 世纪开始，来自波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水手和商人开始学着借助季风的力量前往印度。到 8 世纪 20 年代，穆斯林水手最远到达了中国的沿海地区，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当地佛教徒的忧虑。750 年后，当阿拔斯王朝将伊斯兰世界的中心迁到巴格达的时候（有一条大河可以将巴格达和波斯湾联系在一起），双方的商业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了。唐朝是中国最伟大的朝代之一，中国对外来文化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中国的艺术明显受到波斯和阿拉伯的影响。因此，日本的艺术也受到了这两个地区的影响。与此同时，传统的丝绸之路仍然通行，但伊斯兰势力与唐代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使丝路贸易变得越来越复杂。

战争和贸易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751 年，中国军队与阿拉伯军队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爆发了一场战争，即怛罗斯之战。结果，中国军队战败。在撒马尔罕，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授给了穆斯林。最后，这项技术传到了欧洲（但传播的速度非常慢：1189 年，法国才出现了第一家造纸厂33）。907 年，唐帝国灭亡。在之后的 50 年里，政治动荡破坏了贸易系统。但中国的下一个王朝——宋朝——仍然与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印度的棉花和染料传到了中国。丝绸、香料和瓷器向东方传到了更远的地方。中国人希望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到黄金、白银、马匹、象牙和香料。一部丰富多彩的世界贸易史呈现在人们面前：“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的数个世纪中，他的追随者几乎将当时已知的全部世界编织成一张贸易网。在这张贸易网中，非洲的黄金、象牙和鸵鸟羽毛可以用来交换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毛皮、波罗的海的木材、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胡椒，以及波斯的金属制品。”34

宋代从 960 年一直持续到 1279 年。1279 年的时候，蒙古人彻底推翻了南宋王朝。在这个朝代中，中国的“中国性”变得越来越明显：从吃小米和饮酒逐步转变成吃大米和饮茶。在宋代，中国的瓷艺、绘画和图书出版达到了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繁忙的海上出口贸易也达到顶峰。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是一个充满求知欲和佳作的时代。成吉思汗使用的用火药制成的炸弹、抛射火球的装置和巨大的弹弩都是宋代的发明。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学者型诗人，出现了许多技术创新。与此同时，中国著名的官僚政治也逐渐成形。但宋朝要面对一群来自北方的好战的入侵者。1127 年，帝国的统治者撤离北方地区，并在南方重建了国都。在那里，他们享受了大约 150 年的繁荣，并多次打退入侵者。后来，那位厚待马可·波罗的忽必烈最终灭亡了南宋王朝。对欧洲人来说，强大且与他们处于敌对状态的伊斯兰世界成为一道巨大的障碍，其下潜藏着文明之间的巨大冲突。在这段时间里，十字军战士继续投身于那场并不成功的圣战，对抗伊斯兰世界。因此，当蒙古人建立的汗国为中亚地区带来一个世纪左右的和平时，他们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之墙上打开了一扇窗。这时他们发现，中国与地中海世界都不了解对方。对马可·波罗时代的意大利人来说，中国人非常神秘，就像罗马人认为他们很神秘一样。由未知技术生产出来的布料不但顺滑而且柔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薄板和碗质量上乘，欧洲人生产出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比不上它们。此外，还有许多神奇的故事，这些故事刻画了一个个强大的国王。但他们到底是谁呢？欧洲人希望了解东方人，有点像地球人希望在月亮上发现生命。而且，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变得越来越好奇，越来越没有耐心。会讲故事的马可·波罗拥有一大群听众，他们对来自东方的信息如饥似渴。

马可·波罗的旅程尚存争议，但下面的事实却得到了普遍承认：若干年前，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到访过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这是一座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城市。他们原本在克里米亚地区进行贸易，但成吉思汗的两个孙子间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迫使他们向东前进。他们是第一批自愿前往蒙古人大本营的西方人。忽必烈汗吸引着他们到达那里。在成吉思汗的孙辈中，忽必烈是最出色的一个。他赢得了一场王位继承战争，已经成了蒙古帝国中国部分的统治者。从 13 世纪 50 年代开始，忽必烈率兵深入中国腹地。他修建了第一个都城，即元上都。从 1266 年起，他在北京新建了一个庞大的朝廷。

在许多方面，忽必烈比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更令人关注，因为他放弃了游牧民族的政治传统和军事传统，转而接受更加先进的中国统治方式。与成吉思汗相似，忽必烈在宗教问题上也非常开明。他对外部世界的兴趣远远超过之后那些自满的中国统治者。在哈拉和林，他的身边有来自波斯的穆斯林、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牧师、天主教的牧师、一位希腊医生、一名法国妇女、一个巴黎金匠和一个名叫巴西尔的英国男子等。35在上都和北京，他使用的工匠和顾问中既有穆斯林，又有汉族人。不久之后，北京甚至出现了一座天主教教堂。当忽必烈的军队向南推进，发动灭亡南宋的战争时，他确实使用了一些外国人设计、操作的攻城武器和巨大的弹弩——马可·波罗声称，他自己就是忽必烈手下的一名军事顾问，但这种说法遭到了广泛的质疑，至少时间不符。忽必烈对投诚的人和战俘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对他灭亡南宋也很有帮助。

据说，忽必烈对外国宗教非常感兴趣，他希望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能给教皇带一封信，信上要求教皇向蒙古宫廷派 100 名学识渊博的基督教徒，让他们帮助当地人皈依基督教。此外，他希望得到一些来自耶路撒冷的圣膏。这两名商人得到了几块金牌，这些金牌是蒙古帝国的通行证，因此他们可以一路平安地返回欧洲。经过 3 年的旅程，他们到达地中海。但他们发现，教皇的位子正空缺。克雷芒四世刚刚去世，若干年后的 1271 年，格里高利十世才当选为新一任教皇。马可·波罗的父亲返回威尼斯，见到了当时大约 17 岁的马可·波罗。最后，他们父子俩启程前往中国，他们没有带去 100 名神学家，而是带去了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美好祝愿和礼物。马可·波罗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按照他的记述，在经历了一段离奇的旅行之后，他住进了忽必烈的宫廷，成了大汗身边一个颇受器重的顾问。他代表这位蒙古皇帝游历了中国和中国之外的地区。后来，马可·波罗借由负责将一位公主护送到一名蒙古地方统治者那里，通过海路返回欧洲。他随同一支船队返回西方，这支船队由一种中国大船组成。马可·波罗还为欧洲带回了许多其他消息，例如他首次提到了日本的财富，还提到了佛陀，他或许将佛陀当成了一位印度的伟大的基督教圣人。

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后不久，威尼斯共和国和主要竞争对手——热那亚共和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一场海战中，马可·波罗被俘。与他一同坐牢的还有一位名叫鲁斯蒂谦·达·皮萨的作家。他将自己的离奇故事告诉了这位作家。鲁斯蒂谦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至于其余部分嘛——怎么说呢，尽管不完全是历史，但却是本很好的读物。这本书翻译得比较早，又翻译得比较乱，还有误译的情况。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中，《马可·波罗游记》出现了 143 个版本。36这本游记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了前印刷时代的畅销书。当时的欧洲充满大大小小的王朝战争，遍地都在修建大教堂，感觉自己处于其他文明之外，但这本书却为欧洲开启了一扇大门。通过这扇门，欧洲可以走向一个不同的未来。

与此同时，人们在不厌其烦地问一个问题：马可·波罗究竟到没到过中国？很多学者认为他没有到过中国。然而，如果他没有到过中国，那么这 24 年他待在哪里呢？他如何才能积累这么多信息呢？而且其中部分信息还是真实的。他或许是从旅行者那里听来了故事，或者是读到了几本由穆斯林商人写成的书，只不过这些书现在已经失传了。另一方面，或许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发现一些被我们忽视的重要信息。我们的记忆正在消退。我们会润色各种各样的故事，直到有一天我们也记不清那些内容是真实的，哪些内容是虚构的。

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充满了商业信息和地理信息，这种类型的信息正是贪婪的威尼斯商人感兴趣的——他自己也是个典型的威尼斯人。开始的时候，威尼斯只是一些泥泞岛屿的松散集合。在罗马帝国后期的战争中，那里成了难民的避难所。后来，威尼斯发展成一个充满活力且侵略性很强的共和国。威尼斯的大木船和帆船将这座城市和由穆斯林主导的贸易网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它在基督教王国和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家之间贩运着香料、奴隶、食盐、毛皮和木材。马可·波罗来自一个商人家庭。在国内，商人们会利用投资者的乐观和轻信。因此，“马可百万”喜欢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喜欢自吹自擂，这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他会漏掉一些使后世社会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东西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他带回来的信息非常简单：在欧洲之外，有一个充满财富和机会的世界，只要足够勇敢，你就能抓住这个世界。这就是欧洲人渴望得到的信息。现在，通过阅读各种语言和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他们真的得到了这样的信息。游记问世后，又出现了其他旅行者讲述的故事。同样，这些故事也是将现实和虚构融合在了一起。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航行到了美洲，这段史诗般的航行几乎就是马可·波罗故事的翻版：到达日本后的情形令哥伦布心驰神往。

然而，马可·波罗所处的时间点最终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在他的叙述中，中国富有、发达，有漂亮的城市（当时，中国有人口超过 600 万的城市，这远远领先于欧洲），有许多发明创造和奢侈品，有严密的组织。但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落。宋朝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这个王朝已经被一系列战争摧毁了，战争中出现了可怕的大屠杀和严重的破坏。而发动这些战争的，正是波罗家族十分钦佩的忽必烈。

为什么欧洲人没有马上追随马可·波罗的脚步呢？难道这不是再次走出地中海，从陆路前往中国的第一次大好机会吗？欧洲人一直希望蒙古人能成为他们有益的盟友，和他们共同对付穆斯林。因此，教皇一直期盼忽必烈能皈依基督教（这个目标未能实现的部分原因在于，意大利人没有向充满怀疑的中国人展现任何一个令人激动的神迹）。

然而，欧洲人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们继续享受着沿着丝绸之路运送过来的奢侈品和香料——在使食物变得更加美味方面，香料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可·波罗于 1329 年去世。但在他辞世后的两年里，他所到访过的蒙古大草原和中国长江流域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一切的事。

一种陌生的传染病造成了大量死亡。1345 年，这种传染病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但到了 1346 年，它已经传播到了克里米亚，也就是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经商并开启一段史诗般的东方之旅的地方。次年，黑死病通过海路传入地中海地区，而传播这种疾病的罪魁祸首很可能是船上的老鼠。到了 1348 年 3 月，威尼斯人在以一天 600 人的速度死亡。一船一船的尸体被运到偏远的岛屿上埋葬。医生们个个垂头丧气。货物贸易、人员往来和各种信息的交换曾使这个无情的海上共和国迅速崛起。但现在，这些曾经使威尼斯走向成功的事物也将这座城市推向了深渊。据估算，这场疾病使五分之三的威尼斯人死于非命，一半的威尼斯贵族家庭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37

根据现有的材料推断，当时大约 33%~50% 的欧洲人死于黑死病，这种疾病对中国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这场灾难粗暴地终结了中国和欧洲的发展期。在这一过程中，气候的变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气候变化不但使冬天变得越来越寒冷，而且破坏了农作物的生长。38在欧洲，黑死病产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影响是，在法国和英格兰这样的西欧国家，传染病杀死了大量农民。对于农业生产来说，他们是至关重要的。于是，那些幸存下来的农民要求地主给他们更高的报酬和更多的人身自由；黑死病造成的大量死亡催生了一个更加灵活多变的社会，这个社会与贵族家庭的土地所有权已经没有那么紧密的关系了。

奇怪的是，黑死病对东欧的影响恰恰相反。事实上，地主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管辖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他们强迫幸存下来的农民接受一种更加严格的奴隶身份，历史学家将其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东欧地主的权势要更大一些（后来东欧出现了封建制度），而且在黑死病到来之前，他们的地位就已经确立了。与意大利北部和英格兰主要从事羊毛贸易和葡萄酒贸易的商业城市相比，位于今天波兰、德国东部和匈牙利的东欧城市人口更少，影响力也要更小。西欧行会的法定权利和势力都有所增加。虽然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这种增加并不明显，但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这种不明显的增加就足以打破行会与贵族之间的势力平衡，使天平更偏向行会一边。而在东欧，贵族更加残暴，分散的农民也很难有力地反抗贵族。在势力平衡方面，东欧和西欧的差异本来并不明显，但黑死病造成的社会混乱忽然间放大了这种差异，结果导致了极大的变化。在接下去的数个世纪中，东、西欧之间尽管表面上看没有太大差别，但西欧更加先进，社会更加复杂。39

法国与荷兰将会影响整个世界；而波兰和捷克只能对它们周边的地区产生短期影响。

当然，那些从黑死病中幸存下来的人很难察觉这些影响，这些影响要到几个世纪后才能显现出来。黑死病是欧洲遇到的第一次大灾难，这场非常恐怖的灾难使许多曾经有人居住的城市变成了幽灵出没的地方。整个农村地区都变得荒无人烟，农田里长满了杂草和树木。宗教狂热和极端主义甚嚣尘上。欧洲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情绪，基督教徒认为，世界末日已经到来。各国都陷入了混乱。手工业走向衰落，各种手艺逐渐没落。教皇的地位也受到动摇。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辉煌的宋代中国已经瓦解，农民不断揭竿而起。尽管马可·波罗带回了充满希望的信息，但对于那些尚不能够同心协力的人们来说，这些信息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处。

驶离拜占庭

君士坦丁堡是这样走向终结的。这座城市的外围有长达 14 英里的防御围墙。据说，它曾是基督教王国最伟大的城市。围墙里面有色彩斑斓的教堂、古罗马时期的遗迹和宽阔的广场。但是，城中的居民如此之少，以致部分城区已经变成农地。在 6 世纪，君士坦丁堡是西方世界最大的城市，城中有 50 万居民。到了 13 世纪，这座城市仍有 40 万人口，它的财富使观察家们感到震惊。法国的十字军将领若弗鲁瓦·德·维尔阿杜安曾经提到，那里有“高大的堡垒，坚固的塔楼……华丽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他说，十字军“从来没想到，世界上会有如此富有、如此繁荣的地方”。之后不久，一个名叫阿卜杜拉的穆斯林商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他用了整整一个早上的时间才从君士坦丁堡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他一路上看到了大约 10 万座教堂。40但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进行了最后的抵抗。当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君士坦丁十一世身边只有大约 7000 名身体健全的士兵。

君士坦丁十一世面对的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的统帅是年轻的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这个长着尖鼻子的人是个残酷而有才气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堡的两侧是水，一侧是陆地，那道坚固的防御墙就位于这一侧的陆地上。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授意下，土耳其人经过陆路将战船从外海运进内海。这一举动等于扼住了君士坦丁堡的咽喉，守军立即变得惊慌失措。穆罕默德二世有 10 万名久经沙场的战士和性能卓越的大炮，这种大炮是一位日耳曼工程师为他设计的。他已经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外围所有的城镇和堡垒，在守城军队眼前将幸存者穿刺在尖木桩上。拜占庭帝国向欧洲的基督教统治者发出绝望的呼救，但没有国家愿意出手相助。一次月蚀、人们游行中抬着的最珍贵的圣像突然倒下、一场猛烈的雷暴雨和一次浓雾天气，天空出现了奇怪的红光。这些现象都使人们相信，上帝已经抛弃了君士坦丁堡——它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基督教城市。然而，当绝望的拜占庭人向外求救时，教堂的钟声依然回响，人们仍在街上抬着圣像列队游行。

现在，君士坦丁十一世告诉他手下的将领，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为信仰、国家、国王和家庭而牺牲。他提醒他们，他们是希腊英雄和罗马英雄的后代。成百上千名牧师、僧侣、修女和普通民众来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这里又被称为“上帝圣智教堂”。他们聚在一起做晚祷，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

1453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二，土耳其人在凌晨时吹响号角，擂响战鼓。进攻开始了。一波接一波的士兵冲向已经被大炮轰塌的城墙。最后，排着整齐阵型的近卫军逐渐打垮了绝望的守军。近卫军是穆罕默德二世的精锐部队，这支对他忠心耿耿部队是由奴隶组成的，这些奴隶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土耳其人通过城墙的缺口涌入君士坦丁堡，他们照原来的样子镇定自若地屠戮城里的居民。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神父仍然在带领人们做弥撒。突然，入侵者闯入了教堂的大门，对做祷告的人大开杀戒，直到他们来到圣坛前。正在祈祷的神父也遭到了杀害，最后一首圣歌就此结束。君士坦丁十一世决心不当俘虏。据说，他摘掉了身上所有的帝国徽章——上面刻有帝王的标志和双头鹰，然后拿着武器冲入敌阵，但很快就阵亡了。

拜占庭帝国或东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人们似乎只记得它是如何灭亡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拜占庭的陷落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失败对欧洲历史造成了重大冲击。

我们大多数人对拜占庭帝国了解多少呢？我们只对它的辉煌和衰落有个迷迷糊糊的印象，正如 20 世纪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写下的诗行：

用金釉和捶打的金子所制作的样式，

供给昏昏欲睡的皇帝保持清醒；

我们或许能记起那些巨大的防御墙，防御墙的部分遗址今天仍然矗立在熙熙攘攘的伊斯坦布尔；我们或许还能记起拜占庭人制作的奇怪艺术品。拜占庭文化包括马赛克、雕刻的象牙制品，以及精神不振的皇帝、圣徒和庄严的天使。研究艺术史的学者告诉我们，拜占庭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祭坛装饰品，拜占庭与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的东正教圣像的关系也很明显：事实上，俄罗斯历史上第一幅重要的圣像画就是在君士坦丁堡完成的，这幅画在今天的莫斯科仍然备受尊崇。但拜占庭艺术却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欧洲主流艺术之外，像个幽灵般的角色，在错综复杂的神学和历史中若隐若现。这就是拜占庭的真实状态。

甚至连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总是在变。在古希腊时期，这座城市叫“拜占庭”。后来，君士坦丁占领了拜占庭，并计划将其打造成罗马帝国新的中心。古希腊—罗马有用统治者的名字为城市命名的传统（例如，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按照这个传统，君士坦丁将这座城市称为“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居民自称“拜占庭人”，以区别于“西罗马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继承了旧罗马的大部分遗产。有时候，他们也被称为“罗马尼”，“罗马尼”是“罗马人”的拉丁语写法。我们将要谈论拜占庭帝国。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令人生畏的北欧人又将这座城市称为“密克拉迦德”，意思是“伟大的城市”；希腊人则将其称为“上帝之城”。今天，它的名字是伊斯坦布尔。正如现代历史学家约翰·朱利叶斯·诺维奇提醒我们的那样，无论这座城市的名字叫什么，它都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人类居住地。君士坦丁堡创建于 330 年 5 月，陷落于 1453 年 5 月，这座城市总共存在了 1123 年又 18 天。从阿尔弗雷德大帝、撒克逊人和丹麦人时代的英格兰到今天大致就是这么长时间。如果拜占庭是“失败者”或“不入流”，那么它显然是个延续了很长时间的“失败者”。

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非常蔑视拜占庭帝国，他们这种态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诺维奇在他的书里引用了莱基在 1869 年时阐述的观点。莱基认为，拜占庭帝国“毫无疑问，表现出了最彻底的卑鄙无耻……拜占庭的历史中总是充满了僧侣、太监和女人们的阴谋诡计，充满了毒杀和密谋，充满了一如既往的忘恩负义和手足兄弟之间永无休止的自相残杀”。41为什么莱基对拜占庭如此不满呢？或许是因为这位历史学家喜欢整齐划一。西方逐渐走向了启蒙，而拜占庭却始终未能进入西方话语。拜占庭没有给现代世界留下什么有用的科学，也没有留下太多的原创著作——尽管这个国家有许多个性鲜明和喜欢编制不实之词的历史学家。当然，这个国家并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

但拜占庭被人轻视和忽视的主要原因在于，宗教在拜占庭文明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上，与其他文化相比，拜占庭文化体现出了更多的宗教热情和神学分歧。君士坦丁堡是由一位罗马皇帝创建的，这位皇帝希望他的臣民都能皈依基督教。后来，这座城市逐渐成了基督教王国真正的中心。君士坦丁堡有漂亮得让人震惊的上帝圣智教堂，即圣索菲亚大教堂。537 年，这座由查士丁尼续建的教堂竣工。现在，它那世界闻名的圆顶正在保护着一座清真寺。尽管有这么一座宏伟的教堂，但在当时，君士坦丁堡里仍然有许多异教徒的神殿，有许多古罗马神祇的雕像。在法律、军事知识、工程技术、娱乐、学问和财政方面，君士坦丁堡都是连接古典时代和基督教中世纪的枢纽。只不过，这枢纽生满铜锈，嘎吱作响。

拜占庭人总是在战斗，他们要抵御一波又一波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之后，伊斯兰入侵者从两个方向威胁着他们富庶的东部领土，同时拜占庭人还要与西部和北部的基督教王国做斗争。领土范围最大的时候，拜占庭帝国控制着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现代保加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希腊和土耳其，以及位于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如日中天的拜占庭帝国吸引了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移民，包括意大利人和维京人（他们组成了“瓦兰吉卫队”），以及颠沛流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 1066 年的诺曼征服之后，他们失去了家园）。这些人都在为帝国工作，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但在坚固的防御墙倒塌很久之前，君士坦丁堡的范围已经大幅缩小，缩小到并不比一个城邦大，城市外面只有一些零星的小块土地。

然而，拜占庭真正的冲突是关于上帝、耶稣基督和圣灵本质的争论，以及关于正确礼拜方法的争论。事实上，这些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对基督本质的不同信仰，对教皇和主教权威的不同理解，以及一些次要的问题使拜占庭人和他们的基督教敌人悲剧性地彻底决裂。

我们很难过于严肃地看待这些争论。但这或许是我们的问题，对那个时代的基督徒而言，这是急迫的问题，也是与个人相关的问题。325 年，在君士坦丁的召集下，所有基督教主教都来到尼西亚，参加一次盛况空前的宗教会议。会议讨论了阿里乌的观点，与会者围绕着一个重要问题展开讨论：耶稣基督拥有与上帝同等的神性，还是像阿里乌及其追随者认为的那样，耶稣基督的地位要略低于上帝。这不仅仅是场争论，因为如果阿里乌派是正确的，那么通过信仰耶稣基督来获得救赎的观点就会受到严重质疑。因此，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阿里乌派受到了强烈谴责，但这个教派并未消亡，它在许多北方民族中广为传播。在这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些争论是关于教会礼拜仪式和教会礼拜用语的。随后，领导权也引发了争论——谁是所有基督徒的真正领导者，是罗马教皇还是君士坦丁堡牧首？自始至终，杰出的神学家、居住在修道院的修士、隐居的修士和来自边远教会固执的主教都在诘问对方，他们都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拜占庭的“精神性”通过有音乐伴奏的漫长礼拜礼式、香烟缭绕的氛围和金碧辉煌的教堂向外传播，这些教堂一定会让前来祈祷的人感到震惊和敬畏。西欧的教会也会向拜占庭的教会学习，学习如何使人产生快乐的感觉，甚至是如何使人沉浸在快乐的感觉中。今天，如果你想了解一下拜占庭的宗教活动是什么样的，最好的方法是前往莫斯科或基辅的东正教教堂，参加俄罗斯人的礼拜仪式。但拜占庭的“精神性”也导致了一个严重的政治后果：它将这个东方的、说希腊语的基督教中心，与罗马领导的说拉丁语的西欧世界分割开来。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和迅速扩张使拜占庭帝国丢掉了东方各省——今天的土耳其，并将君士坦丁堡变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前哨阵地。意大利人、法国人、日耳曼人和西班牙人倾向于将拜占庭的基督教视为异类和异端；另一方面，只要拜占庭人拒绝承认教皇的权威，“基督教王国”就名存实亡。

有时，这种分歧会使西方的天主教徒直接攻击东方的东正教徒。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 年）。这场所谓的东征硬生生地改变了之前制定的进军路线。在威尼斯人的领导下，十字军洗劫了君士坦丁堡。

事情是这样的，教皇下令要再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将耶路撒冷从撒拉逊人手里夺回来。在法国人的领导下，十字军制订了一个新计划。尽管“狮心王”理查在东征开始之前的 1199 年已经去世，但他还是制订了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在这些计划的影响下，十字军决定先攻取埃及，再以埃及为跳板进军耶路撒冷。要实现这一计划，他们就需要一支庞大的舰队将他们运到地中海南岸；只有威尼斯人——他们在一个名叫“军械库”的地方拥有造船厂——才能帮他们这个忙。当时，领导威尼斯人的是恩里科·丹多洛，这是一位年逾八旬的失明总督。经过非常艰苦的谈判，他决定要亲自参加这次东征。但到了即将起兵的时候，到达意大利的法国十字军要远远少于预期。而且，他们没钱，无法支付威尼斯人的运送费。丹多洛又进行了一次艰苦的谈判：他们必须停下来，夺回巴尔干半岛上威尼斯人丢掉的城镇。他们答应了。但后来，他们又遇到了一位被废黜的拜占庭年轻皇帝。他向十字军寻求帮助，希望十字军能帮他从叔叔手里夺回王位，并应许了一些报酬。从这一刻起，这个故事开始变得黑暗。威尼斯人从来就不想进攻埃及，因为他们与埃及人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但他们非常厌恶拜占庭人，因为拜占庭人既是他们贸易上的竞争对手，又信奉着与他们不同的教义。在若干年前，丹多洛在君士坦丁堡遇到过一次危险，他或许就是在那次危险中失明的。因此，十字军进攻撒拉逊人的计划再次被推迟，他们将矛头指向了拜占庭。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可怕的决定。

法国—威尼斯联军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朝向大海的方向——对著名的防御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尽管战斗非常激烈，但对联军来说，击败那位拜占庭的篡位者，将他的侄子重新扶上王位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然而，要拿到这位年轻皇帝许诺的酬劳就要难得多了。他还提出，要将拜占庭的教会置于教皇的管辖之下。这个草率的许诺、十字军的暴行和支付给威尼斯人的巨额费用，以及一系列灾难性的火灾使这位新皇帝在君士坦丁堡非常不得人心。后来，他被另一位篡位者谋杀。此时，法国人和威尼斯人拿回酬劳的唯一方法就是发动第二次进攻。在第一次进攻的时候，丹多洛——当时可能已经 90 岁——非常勇敢，亲临前线指挥他的军队。在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威尼斯人将船的桅杆绑在一起，于是船的甲板就形成一个平台，他们就从这个平台上向防御墙发起攻击。丹多洛决定孤注一掷。这次，他不是简单地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而是彻底推翻了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将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受威尼斯控制的傀儡国家。

这次进攻取得了胜利，但却给君士坦丁堡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烧杀抢掠持续了三天，许多古典时代的遗存都毁在十字军手里。一位拜占庭观察家描述了他们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洗劫。对教堂来说，这次洗劫不但是物质上的摧残，而且是精神上的摧残：“一名娼妓坐到了牧首的椅子上，对耶稣基督口出秽言；她唱着下流的歌曲，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放肆地跳舞……善良的主妇、无辜的少女，甚至是献给上帝的童贞女也算在内，都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怜悯。”约翰·朱利叶斯·诺维奇认为，这次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所有积累下来的知识被付之一炬，它的财富被劫掠到了西欧——是世界历史上单次损失最严重的灾难：“西方文明的损失超过了 5 世纪蛮族洗劫罗马时所造成的损失，也超过了 7 世纪穆斯林士兵焚烧亚历山大港图书馆时所造成的损失。”42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段充满讽刺的野蛮故事，它的影响在日后慢慢体现出来。在此之前，拜占庭人也遇到过困境。在 1071 年的曼齐克特之战中，来自远东的突厥人使他们蒙羞。但之前任何一次挫折都无法与这次相提并论。尽管受人摆布的拉丁帝国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尽管之后的皇帝使拜占庭恢复了部分实力和自信，但拜占庭帝国早已今非昔比。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墙系统修建于 412 年。在将近 800 年的历史里，它们几乎挡住了每一个入侵者。但现在，它们已经变得不堪一击。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很多财富，失去了很多古典时代的遗存，也失去了很多荣誉。它旧时的领土被人瓜分，在这些被瓜分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微型帝国、附庸国、伊斯兰苏丹国和公国。对基督教徒来说，拜占庭不再是一只强有力的拳头，不再是那个可以打败所有入侵者的国家。没过多久，它就倒在了伊斯兰入侵者的铁蹄之下。威尼斯人抢走了许多狮子、马和天使的雕像，抢走了大量值钱的东西。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无意中协助了伊斯兰势力挺进欧洲。与此同时，威尼斯的实力也在稳步提高。

因此，贬低拜占庭帝国是很不公平的。它有着强烈的基督教信仰，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暴政不断。然而，拿现代的眼光看，拜占庭肯定是个异域文明。当然，它非常保守，发展缓慢，万物俱全，唯独缺少民主。

欧洲人非常尊崇古典时代的希腊世界，包括它明晰的思想、理性的信仰和政治试验；但另一方面，他们非常难以理解拜占庭森严的等级制度及其神秘主义。理解这些东西的最好方法是将拜占庭帝国与其他有朝代更迭的帝国进行对比，如奥斯曼帝国或中国。与唐代、宋代或明代的中国皇室相似，拜占庭帝国依靠的也是以文官为基础的高效行政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征收税款，可以公平地管理许多不同的民族。与中国的另一个相似点是，拜占庭任用了一个庞大的宦官阶层。作为为宫廷服务的先决条件，这些人要在童年时或成年后接受阉割。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许多早期帝国中，宦官是非常有用的。他们不会有孩子，也缺乏独立的家庭基础，因此他们更加可靠。而且，他们可以在内宅或后宫工作。在那里，他们可以听到一些最机密的事情。在中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有些宦官不但位高权重，而且拥有巨额财富，有时甚至还能指挥陆军和海军。

拜占庭的宫廷是个庞大的复合体。拜占庭的宫廷生活和宫廷仪式与北京紫禁城里的宫廷生活没有多大差别。在觐见中国皇帝的时候，觐见者要行叩头礼，也就是用前额撞击地面，并发出“咚咚”的声音；参见拜占庭皇帝的人也要行朝拜礼，这个朝拜礼与中国的叩头礼有相似的地方，所不同的是，在用额头碰击地面的时候，不用发出“咚咚”声。在拜占庭，宗教领袖会担任皇帝的顾问或幕僚，这些人把持着朝廷中的重要职位，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相当于中国的儒家官员。按照中国的“天命观”，皇帝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但要想保持住这种权力，他们的行为就要处处符合道德规范。君士坦丁堡也认同这种神权观。在那里，任何一位触犯上帝的皇帝都会被处决或遭到放逐。在中国和拜占庭，有时候天灾也会被视为上天不满的表现。而且，这两个帝国都着迷于各自的起源：中国人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神话时代，而拜占庭人则坚称他们的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一脉相承。

中国和拜占庭都靠庞大的工程和高度发达的技术来维持自身的力量。对中国人和拜占庭人来说，这些都是秘不可宣的。中国的长城至今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其目的是为了抵御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君士坦丁堡的巨大防御墙也是为了抵御来自草原上的“蛮族”。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拜占庭的防御墙堪称欧洲的长城。

中国的另一项发明是火药。中国人发现，将硝石、硫黄和木炭混合在一起就能制造出火药。有了用火药制造的武器，中国人就可以更加轻易地打败他们的敌人。火药首先出现于唐代（618—907 年）。1132 年，也就是宋代的时候，中国人制造出来一种早期的炸弹。之后，1259 年，中国出现了以巨竹筒为枪身的“突火枪”。突火枪是一种介于喷火器和原始枪支之间的武器。43与此同时，拜占庭人开始使用“希腊火”。7 世纪 60 年代，一位名叫加利尼科斯的化学家发明了这种武器，将硫黄、沥青、原油和硝石混合在一起，就能制作出“希腊火”。通过一种泵，拜占庭人将“希腊火”喷向敌船和敌兵，这往往能给对方造成极大的伤亡。10 世纪 40 年代，君士坦丁七世将“希腊火”的制造法列为国家机密。44直到 1453 年，也就是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时候，“希腊火”仍旧是拜占庭的秘密武器之一。45

中国和拜占庭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这两个国家在水利建设和制造水钟上使用了相似的技术，都利用公共活动来加强皇室的权威，都坚信自己的首都是世界的中心。最值得注意的是，两国的皇帝都很保守，对本国的历史都有强烈认同感，都以相似的方式管理国家，都建立了层级化的行政系统。拜占庭的文化并不是特别愤世嫉俗的文化，但王朝的专制统治经常会导致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冲突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有时候会以背叛、谋杀和宫廷政变收场。君士坦丁堡的女性阴谋家和她们的宦官与中国的皇后和她们的太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要具备三个条件，中国和拜占庭的王朝就能继续存在下去：第一，有超越敌人的技术优势；第二，农民是社会的坚实基础，而且国家能从农民身上课税；第三，有一个高效的官僚系统。至少在有些时候，这三个条件拜占庭都具备。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拜占庭帝国崩溃了。帝国瓦解的部分原因在于，信仰天主教的西方没有施以援手，而且威尼斯人领导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曾经重创了这个国家。我们还应该记住，一些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西班牙人（或许还有一个苏格兰人）参与了君士坦丁堡最后的防御战，而且他们都牺牲在那里。一艘来自威尼斯的船突破了土耳其人的封锁，顺利驶过爱琴海，到外面寻找援兵，但却一无所获。船长让他的船员投票决定这艘船的去向——要么直接返回威尼斯，放弃已经注定失败的君士坦丁堡；要么回到拜占庭，告诉皇帝这个坏消息，并与他一同战死。结果，只有一名船员选择回家，但他的声音却被淹没在了众人的喊叫声里。于是，他们返回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捐躯。46

奇怪的是，尽管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都有巨大的象征意义，但这座城市的失陷并未产生什么世界性的影响。听到这一消息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立刻来到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人商谈新的贸易协定。事实上，商业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奥斯曼人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并一路打到了维也纳。但他们未能如自己希望的那样征服西欧，在基督教世界推行伊斯兰教。很快，君士坦丁堡又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人，出现了宏伟的宫廷，宫廷里有太监和庄严的仪式。奥斯曼人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似乎与之前没有太大差别。尽管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造成一座清真寺，但奇怪的是，这座建筑仍然使人感到十分亲切。通过那些被十字军抢走的物品，拜占庭在艺术上和文学上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意大利、法国和德意志地区。后来，随着欧洲人对古希腊的兴趣越来越浓，拜占庭的影响也不断增加，这对日后的文艺复兴也产生了影响。

莱昂纳多·达·芬奇

人们把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称为“摩尔人”，这或许是由于他暗黑的肤色。有一天，公爵收到一封自吹自擂的信，写信人自称是一位军事工程师。这位年轻的冒险家希望能来米兰，建造一些便桥。按照他的解释，这种便桥既可以帮助军队追击敌人，也可以在敌人追击的情况下供军队撤退。“我还可以为您打造一种棚车。这种车非常安全，几乎无懈可击，可以利用装配着的大炮冲入敌阵，即使敌人全副武装，也没有什么是它无法摧毁的。”他自称还可以制造大炮、臼炮、弹弩、能够抵御对方炮火攻击的船和地下爆炸物，以及一切你能想到的东西。这个写信的人来自南方佛罗伦萨的一间工场。他补充说：在“和平时期”，他能够设计各种建筑和水道。“我可以利用大理石、青铜或黏土制造雕像。此外，我在绘画方面的才能也不逊色于任何一位画家。”

卢多维科了解这个年轻人的艺术才华，希望他铸造一匹青铜骏马以纪念自己的父亲。他也了解这个年轻人的军事才华，为他制造武器装备的理念深深吸引。卢多维科并不是一位旧贵族。他的父亲名叫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是一位雇佣军指挥官。他曾多次改变立场，让人捉摸不透。要沿河攻取下一座城市吗？弗朗切斯科很乐意这么做。受雇于法国还是教皇国？无所谓。

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宗教绘画和教堂建筑的伟大时代，但也是军阀混战的时代，更不用说奴役、暴动和暗杀了。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市民既有公德心，又很平和，生来就不是当战士的材料，但他们也经常发生冲突。因此，他们需要一些能够领导雇佣军的军事统帅。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就是这样的人。弗朗切斯科是一位雇佣军领袖的私生子，脖子很粗，目光深邃。他能徒手掰弯金属棒，因此名声大振。他还有一项本领：无论战事如何发展，最后总是能站在胜利者一方。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对手，包括他的亲兄弟、他的一个儿子、他的女婿，以及大部分可能在意大利北部出现的敌人。

米兰公爵死后无嗣，这座城市短暂地成了共和国，但派系间的争斗和饥荒带来了一场更严重的危机；于是，弗朗切斯科——这位身材魁梧的老战士——进入米兰，接管了这座城市。令人惊讶的是，他是一位精明且颇得人心的统治者。弗朗切斯科死后，他的长子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成了米兰公爵。但事实证明，他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统治者。加莱亚佐是个施虐狂和好色之徒。据说，有一次，他抓住了一名偷猎者，强迫这个人连皮带骨头吞下一只野兔；他将另一个人活生生地钉在一口棺材里；在空闲时间，他研究了各种折磨人的方法，用以对付自己的敌人。令人欣慰的是，他后来终于遇刺身亡了。加莱亚佐死后，他年仅 7 岁的儿子继承了他的权力。但这个孩子的叔叔卢多维科成为摄政。后来，加莱亚佐的儿子也神秘地死亡了，卢多维科就成了米兰公爵。

在那个时代的意大利，卢多维科的故事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英国剧作家提炼了斯福尔扎家族的历史，将他们的故事改编为充满暴力的悲剧。卢多维科并不是个没有教养的人。他的老师是当时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人文主义者”主要是指这样一批学者，他们研究拉丁语文献和希腊语文献，还研究安达卢斯等地的哲学。他们将古老的真理带进年轻的城市。卢多维科希望有许多聪明人围绕在他身边，希望将米兰宫廷变成一个真正光辉灿烂的地方，因此他需要文化——雕刻、音乐和绘画。

1481 年 10 月，一个身形健壮的男子来到米兰，准备觐见卢多维科。这个面貌清秀的男子大约 30 岁，长着卷曲的胡子和长发，穿着一件粉色的短款束腰外衣。他随身还带了一把特制的竖琴，因为在最初的时候，他是作为一名乐师和歌者被佛罗伦萨实际的统治者“伟大的洛伦佐”派来米兰的。他的到来可以算是佛罗伦萨对米兰这个盟友的一种礼遇。47和他一同前来米兰的还有一位 16 岁的年轻人。后来，这位年轻人成了一名乐师和演员。有谣言说这两个佛罗伦萨人是全意大利有名的同性恋人。这回谣言很可能是对的，这位夸夸其谈的歌者和军事工程师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同性恋艺术家莱昂纳多·达·芬奇。

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一样，莱昂纳多也是个私生子。达·芬奇出生在一座小村庄里，父亲主要从事文书工作，母亲是一位乡下女孩。达·芬奇从小就表现出某些天赋。他的父亲发现这些天赋后，就将他送到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的工场里做学徒。韦罗基奥是当时佛罗伦萨一位杰出的雕塑家和金属工匠。意大利有许多面积不大、但思想很开放的城市共和国。到了 15 世纪 60 年代，这些共和国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但支撑着这些共和国的行会和工场传统仍然存在。在 11 世纪晚期，也就是当古老的皇权开始失去控制力的时候，这些行会和工场在一些著名的城镇里形成了公社，如比萨、卢卡、曼图亚、锡耶纳、博洛尼亚、维罗纳、帕多瓦、热那亚和佩鲁贾，以及佛罗伦萨和威尼斯。48这些城市相互竞争，发展特殊的技术，生产有特色的产品。它们有复杂的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权力通常由地主、商人和工匠分享。49

在一段时间内，意大利中、北部地区——特别是托斯卡纳和伦巴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里出现了新的制度，比教皇国和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更有活力。但派系斗争、穷人发动的起义和受排挤的市民，以及富裕家族之间的内斗削弱了它们的影响力。直到最后，这些城市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屈服于地方王公贵族的统治。尽管威尼斯古老而复杂的共和制度被保留下来，但强大而生机勃勃的佛罗伦萨更能代表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在经历了残酷的派系斗争之后，佛罗伦萨最终落入了美第奇家族的手中。美第奇家族是一个掌握巨额财富的银行世家。在达·芬奇进入韦罗基奥工场的同一年，美第奇家族第一任统治者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德·美第奇——也就是那位“伟大的洛伦佐”——获得了佛罗伦萨的权力。

在学徒时代，莱昂纳多非常忙碌。行会和工场是佛罗伦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两个以公社为基础的比较民主的世界。对商业和专业人士（包括医生、雕刻匠、制皮匠和金匠）来说，行会是非常重要的机构，因为行会能使他们全面参与城市生活。行会建立和维护各种标准，组织宗教活动，资助医院；它们既是互助组织，又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工场是一种小型工厂。在生产商品的同时，工场也可以提供高等教育。在那里，年轻人有机会从最优秀的师傅那里直接学习技术，直到他们有资格创办自己的买卖为止。

在 15 世纪 70 年代，韦罗基奥的工场是佛罗伦萨最棒的艺术工场之一。根据艺术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乔治奥·瓦萨里的记述，韦罗基奥研究科学——特别是几何学，并充当金匠。他曾经到访罗马。在那里，他遇到了一股“雕塑热”，这股“雕塑热”的基础是古典时代的雕塑作品。在罗马，那些古代的雕塑品几乎“每天都能被挖掘出来”。50于是，韦罗基奥转向了雕塑，随后又转向了绘画。韦罗基奥是个聪明人，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对达·芬奇来说，他是一位完美的老师。在工作室里，韦罗基奥和达·芬奇进行过多次合作。瓦萨里告诉我们，有一天，达·芬奇在韦罗基奥的画中画了一位天使，他画得比老师还要好。于是，韦罗基奥就此封笔，因为他已经被自己的学生超越了。

达·芬奇不得不离开工场，离开这个友爱的小世界，去寻找有实力的赞助人。在过去，艺术家和工程师可以怀着以城市为傲的精神为全公社工作。但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如果想要生存下去，他们就要依靠富有的公爵、银行家和主教。

在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支持下，达·芬奇在佛罗伦萨表现得相当出色。但很明显，在那里，他并不是个重要角色。洛伦佐将这个多面手派往米兰献艺就可以说明这点。瓦萨里在达·芬奇的传记中已经发出了模糊的警告——达·芬奇是位天才，是位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和艺术家，也是位优秀的模型设计师，对什么事物都感兴趣；尽管如此，“莱昂纳多做事经常有始无终；因为他深信，自己的双手不能完美地表现头脑中的绝妙想法，尽管他的手也很灵巧”。

在米兰，达·芬奇证明自己绝非浪得虚名。他完成了多幅漂亮的绘画作品，装饰了王宫里的一个房间。各种精巧武器的制造方案和设计图使米兰公爵应接不暇。他策划了几次场面壮观的活动。在复建几栋建筑时，他也提供了不少帮助。51但铸造骏马雕像的宏伟计划始终未能实现——这尊雕像是用来纪念弗朗切斯科的。达·芬奇的设计方案实在太野心勃勃了。最后，为铸造这尊雕像而收集来的青铜都被用来制造大炮了。这些大炮被部署到前线，用来抵抗入侵的法国军队。之后，当他承接米兰岁月之间最著名的委托任务——艺术史上最著名的绘画作品——时，这位非常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兼发明家因为野心太大而遭遇了失败。

《最后的晚餐》于 1495 年至 1497 年绘制于米兰的圣玛利亚德尔格契修道院的餐厅。从许多方面来讲，这幅画对于韦罗基奥野心勃勃的学生达·芬奇都是个完美的挑战，特别是在光线和透视方面。他对这幅画非常着迷。这项委托要求达·芬奇创造一幅巨大的壁画，整幅画要扩展到远高于头的高度，要让观画者清楚地看到耶稣及其门徒，要让这幅画自然地融入选定的房间，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画在墙上。达·芬奇巧妙地解决了光线和透视方面的问题，并创造出了一种强烈的效果：耶稣基督的头对观画者产生了某种吸引力，吸引他们靠近祂。

达·芬奇在街道上和他的笔记本里寻找可以当门徒原型的人。修道院的院长曾经抱怨达·芬奇，说他在一段时间里，来到作画现场只是盯着画了一半的画看。于是，米兰公爵将他叫到面前。达·芬奇解释说，在知道该如何作画之前，他需要观察和思考。他又说，犹大的脸上应该表现出狠毒和残酷，但他始终没有找到这样一张脸。既然如此，他就打算用那位院长的脸。据说公爵听后哈哈大笑。

但不幸的是，达·芬奇还尝试了一种新的绘画方法。绘制壁画的传统方法是：在要作画的地方涂抹上湿润的灰泥，并在灰泥变硬之前迅速涂上颜料。这种方法可以使颜色变得鲜亮，但却不能给画家留下反复思考的时间。达·芬奇的作画过程是缓慢和深思熟虑的，因此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绘制《最后的晚餐》。于是，他开始尝试新方法。他将沥青、树胶和白垩调和在一起，并用这种混合物涂刷餐厅的墙壁。等干了之后，再用蛋彩作画。在通常的情况下，蛋彩画能保持很长时间。但在达·芬奇作画的这面墙上，蛋彩颜料的表现并不理想。在《最后的晚餐》完成后不到 20 年，这幅画就开始剥落；完成后的 40 年，人们就只能用“毁坏”这个词来形容这幅画了。但那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暴发户”公爵对此毫不知情。因为在这幅画朽坏很久之前，他就被法国人俘虏了，并于 1508 年死在地牢里。

达·芬奇可能受到过羞辱，但也可能没有：他一定会将自己不成熟的想法付诸实践，这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厌恶。他之后又使用了一些新的（和不成功的）绘画方法，并因此激怒了一位教皇，这位教皇说他从未干成任何一件事；他为数百种武器做了数百种设计，但这些武器只能使用当时比较原始的技术制作，因此并没有在打击敌人、攻陷敌方城市或城堡方面发挥实际作用——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他绘制了许多非常漂亮的设计图，还创作了许多最完美、最神秘的绘画作品。

达·芬奇一生的研究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那就是他渴望发现少量的潜在原理和潜在模式，这些原理和模式能够解释自然界里的一切事物。他的笔记本里有各式各样的图画和各种各样的猜测，这些图画和猜测有的是关于漩涡结构、心脏瓣膜和云朵形状的；有的是树叶、人类静脉、骨骼和杠杆的草图；有的则是关于脸部形状是如何反映性格的。无论在哪个领域，他都在寻找事物的共通性。能像截断溪水那样截断人口流动吗？人类的胳膊像鸟的翅膀吗？人体存在完美的比例吗？这比例与马的腿和肌肉的比例有关吗？什么是植物形态的对称性？维持这种对称性的法则是什么？在达·芬奇的世界中，“科学”和“艺术”是没有明确界线的，它们是一回事。这位艺术家冷静地分析了造型、透视，以及距离对颜色的影响，这些分析可以使他的画作达到他想要的效果。这位艺术家使用透镜，学习如何铸造金属，研究如何保持平衡。了解如何保持平衡后，他才能知道如何支撑起新教堂的圆顶。

对于韦罗基奥和达·芬奇来说，“科学”仅仅意味着学习和理解；“科学”是一种实用的准备，这些准备能够使建筑、雕塑和绘画顺利完成。

达·芬奇渴望获得知识，他对力、工程学和诸如杠杆之类的东西尤其感兴趣。这使他被称为“文艺复兴人”的原型。我们对达·芬奇有这样的印象，主要是因为他于 1487 年创作了《维特鲁威人》。在这幅作品中，他描绘了一个完人：一个拥有完美人体比例的裸体男性站在一个正方形和一个圆形里。

但是，如果我们将文艺复兴严格地定义为古典知识的复兴（就像人文主义者教导的那样），那么达·芬奇的工作与文艺复兴有什么关系呢？达·芬奇没有学习过古希腊—罗马著作，也没有对这些知识表现出太大兴趣。他一直在寻找身边的模式和对称性。这些更贴近现代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关注点，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或西塞罗。是的，从罗马出土的雕像和翻译过来的古代文献启发了文艺复兴，但也只是那个时代的装饰品。与此同时，健壮的枢机主教享受着古罗马暴力和色情的故事，他们用一些带有古典面纱的软色情来装饰家族宫殿。然而，与那些最杰出的艺术家一样，达·芬奇仍旧朝气蓬勃，这是因为他热衷于探索，努力地探索，不断地探索——他一直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从伊斯兰世界传入的知识——如光学知识——和新的贸易路线给南欧带来的财富使达·芬奇受益。基督教欧洲取得了发展，这不仅要归因于欧洲自身的努力，而且要归因于一些欧洲之外的变化，例如成吉思汗毁灭了亚洲伊斯兰教的核心地区，宋代时期的中国出现了一些发明，以及安达卢斯地区形成了一些关于神和世界的新思想。达·芬奇不单是“文艺复兴人”的原型，而且是最无畏、最乐观的欧洲精神的原型。西方曾经是一个混乱的大熔炉。但在达·芬奇第一次拿起画笔的很久之前，西方开始逐步摆脱这种状态。现在，西方正在为向外扩张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