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剑与道　
从公元前 300 年至公元 600 年前后：
中国、印度和欧洲的古典帝国及其与新兴宗教的遭遇

耶稣诞生时，地球上大约有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两大帝国中。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远离大城市的农民很难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他们只能了解到有限、失真的信息。这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情况。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大致同时兴起，其统治的人口也大体相当：在鼎盛时期，罗马帝国有 4500 万人；根据税收状况推断，汉帝国有 5760 万人。两大帝国的领土面积也不相上下，大约都是 400 万平方公里。不同的是，一个帝国坐落在内陆海洋的边缘，另一个帝国坐落在河流交错的辽阔平原。它们的军队看上去也很相似：统一配备了盔甲和武器，行军列队整齐划一，都有战车和骑兵配合作战。

罗马人崇拜家神和祖先，中国也是如此。他们都讲求实际，注重现世生活。他们也都唯我独尊，认为自己比任何潜在的对手都更严肃、守礼和文明。罗马皇帝宣称要统治“全世界”，中国皇帝则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罗马人修建了令人赞叹的高墙以抵御异族入侵，中国人也是如此。罗马人拥有笔直的道路，中国人挖掘了漫长的运河。两大帝国就连行政区划的数目也大致相当。两国政府也都会用实际利益来激励军队——战斗结束后，中国军人可以凭敌人的首级获得金钱和更高的地位，而英勇的罗马军人则可以赢得家乡的土地。

在地中海世界的边缘，罗马帝国击败了众多敌人，崛起为强大的国家。在中国，地处边鄙之地的秦国统一了六国，终结了战乱，为汉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罗马人和中国人彼此知之甚少。他们相隔大约 4500 英里，炙热的沙漠和高大的山脉阻挡了人员往来。而海路则更长，比陆路远了大约 2000 英里。1尽管如此，两大帝国仍存在微弱的交流。罗马人对中国的认识很模糊。在他们的头脑中，中国是个神话般的国家，位于遥远的东方。在古罗马语言中，“赛里斯”一词可能就指中国人。.

公元 97 年，中国将军班超曾派遣使节出使罗马帝国，但使节本人并未见到罗马皇帝图拉真。由于路途实在遥远，使节半途而废，返回国内。因此，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倘若如此”假设就在埃及以东某个尘土飞扬的驿站中夭折了。2这位名叫甘英的使节搜集到许多关于罗马人的传闻。他报告说，罗马帝国有四百多座城池，都城坐落在一条大河的出海口。罗马人身材高大、为人诚实。他们从杰出的大人物中选举国王。在遭遇灾祸时，这些杰出人物会代替民众接受惩罚，毫无怨言。3甘英说，罗马“国王”手下有 36 位大臣参与议政，他也会接受老百姓的请愿。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他大致勾勒出罗马元老院的模糊轮廓。很明显，中国人对这种政治观念（同时容纳胜利者和失败者）感到既陌生，又好奇。

这不是唯一令人着迷的事情。甘英还兴致勃勃地汇报说，罗马的杂耍艺人很神奇，可以口吐火焰，并能同时抛接 12 个球。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70 年后，一个罗马使团经海路抵达越南（当时越南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使团有可能是伟大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派遣的。但是，使团被遣返回国，两个帝国自此只有依靠长途贸易维持联系。大约在耶稣生活的时代，罗马妇女开始穿着半透明的丝绸裙子，这引起罗马卫道士的强烈不满。这些丝绸来自中国，经由长途海上航行从越南运到今天的斯里兰卡，然后再转运至埃及。中国已经发现了来自罗马帝国的玻璃器皿和硬币。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在公元前 54 年，帕提亚人曾经俘虏过一些罗马士兵。之后，使用“鱼鳞阵”的罗马军团可能曾与汉帝国的士兵在吉尔吉斯斯坦兵戎相见。

两大帝国延续的时间也大体相当。起初，罗马人只是生活在意大利中部的城镇居民，默默无闻。他们的发展壮大一部分归功于能吸引移民到来，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他们能在血腥的战争中屡战屡胜。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帝国分裂成多个希腊王国。当罗马崛起争夺霸权的时候，这些王国已纷纷衰落。从公元前 149 年到公元前 146 年，罗马人摧毁了他们在北非的竞争对手——迦太基人。大约在 70 年之前，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统一了列国。几个世纪之后，罗马世界分裂成两大帝国：西罗马帝国于公元 5 世纪瓦解，而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则一直延续到 1453 年。那一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汉帝国于公元 220 年寿终正寝，但中国直到 317 年才最终四分五裂。在当时，中国的南方地区较少受到入侵，在文化上更保守。我们可以将其与历史悠久的东罗马帝国进行比较。

两大帝国存在了大约 500 年。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早期文明相比，它们存续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以现代民主制度的标准来衡量，两大帝国的表现令人惊叹不已。随着中国的崛起，历史学家们开始专注于这样一个疑问：我们的世界——统一的中国和破碎的欧洲——是否以某种方式延续了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经验？毕竟，在第一位皇帝出现后，中国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在政治上都大致保持了统一；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地中海和欧洲西部就再也没有统一。原因何在？

地理环境可以提供一些答案。尽管河谷和山岭将中国分割成不同的区域，但整个国家又被沙漠和海洋环绕，这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政治统一的实现非常艰难。根据统计，从公元前 656 年到公元前 221 年，中国断断续续爆发了至少 256 场战争。然而，一旦形成大一统的帝国，这个由漫长海岸线围绕的单一地理区域就会形成很强的地形学逻辑。道路、运河和城墙划出了交通线和防御线，这些线不会轻易变动。尽管外来入侵者不断挑战中国，但他们无法抹掉“一个中国”的文化版图。

然而，地中海和欧洲世界则截然不同。确实，“陆地中间的海”使罗马帝国的交通更加便利，但能抵御侵略者的天然屏障也少之又少。同时，星罗棋布的河流奔流四方，这些河流与纵横交错的山脉将欧洲大陆分割得支离破碎。从地理学上观察，欧洲是一个凌乱、分裂的半岛，不太可能实现政治统一。

这种解释乍看之下令人满意，但似乎又过于肤浅。因为，中国也曾分裂长达数个世纪。在中国，南、北方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方言不同，有时分别由各自的皇帝统治。中国曾派出庞大的远洋船队，整个国家几乎已走向世界。但事实上，中国并没有真正走向世界，这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考量。在西方，东罗马帝国曾有机会统一地中海地区。在很久以后，尽管存在河流与山脉的阻隔，但像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和科西嘉岛的冒险家拿破仑·波拿巴也都有统一全欧洲的可能。

还有其他因素吗？外来者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中亚的游牧民族全副武装，骁勇善战。他们引发了数次移民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在许多人稍事安定之后，下一波移民潮又迫使他们再次迁徙。在蒙古入侵之前，中国的中央政权大体能有效地抵挡游牧民族。但蒙古人最终战胜了中原王朝，快速、彻底地征服了整个中国，建立了帝国统治。从某种角度看，他们的统治有助于维护中国的统一。

中国和欧洲都受到外来宗教的挑战。但与佛教对中国的影响相比，一神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西方的影响要更加显著。中国皇帝有能力抑制佛教的影响力，欧洲宗教战争中的尖锐对立和以命相搏的矛盾是他们不曾经历过的。尽管遵循的模式有所不同，但一神教反复将西方社会的民众划分为“信仰者”和“异教徒”两大类。而中国则从未发生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法律和保守的社会思想比宗教的影响更大。另外，中国和欧洲还存在文化差异，如中国文字的学习难度更大。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独立、强大的官僚精英阶层，这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稍后讨论。

不过，中国和罗马世界的历史同样血腥、残酷。愤世嫉俗的统治者、国家的恐吓行动，以及对持异见者的迫害充斥在各自的历史中。中国和欧洲都出现了富有吸引力的人文思想家和恢宏华美的建筑（但汉朝的建筑大多是用木材和夯土建成的，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样的建筑很难保留下来），但这些体现权力的建筑都是通过暴力和恐吓才得以建成。绝大部分的建造者都是农民，我们唯有透过他们被汗水湿透的脊背才能诠释这些建筑的美学和哲学意涵。罗马帝国的成就依赖于地方精英集团和军队的荣誉，而中国则更多依靠赤裸裸的武力。然而，无论那些有教养的精英是否学习过孔子或耶稣的训诫，是否向皇帝磕头叩拜，是否会阅读元老院的公告，军队都会在集权政府的指挥下屠杀叛民，也都会通过公开、令人生厌的刑罚来昭示权威。倘若权威名正言顺，集中组织和动员民众的权力就会更加合理。

阿育王

在罗马帝国和汉帝国臻于鼎盛之前，世界上还存在另一个伟大的帝国。它的故事截然不同。印度的孔雀王朝是当时的第三大帝国，可能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除南部的偏远地区外，这个帝国几乎覆盖了现代印度的所有版图，再加上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许多地区。据推测，在公元前 2 世纪，孔雀王朝的人口大约是 5000 万。在这个王朝创建的公元前 324 年，罗马人尚在意大利中部艰苦奋斗，而中国人也还未摆脱诸侯争霸引发的惨烈战争。尽管孔雀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阿育王非常英明神武，但这个帝国还是在公元前 185 年崩溃了。孔雀王朝创造了古典世界，随后又将其摧毁。在孔雀王朝之后，印度再无力对外扩张，主宰其他地区。今日世界的政治版图与宗教格局很大部分都是由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在 2000 年前就奠定了的。

然而，孔雀王朝的统治者们却处在可知历史的边缘地带。詹姆斯·普林塞普是 18 世纪一名业余语言学家，他的日常工作是在加尔各答经营英国的薄荷园。经过他的努力，人们才终于认可阿育王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不是虚构的神话人物。与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相比，阿育王帝国的知名度并不高，相关史料也很少——印度历史一贯如此。关于阿育王及其帝国，我们主要有三个史料来源。一个来自希腊历史学家麦加斯梯尼，他曾为塞琉古·尼卡特效力。塞琉古·尼卡特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他以波斯和今天的巴基斯坦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小帝国。麦加斯梯尼很可能到访过孔雀王朝的都城华氏城。如今，华氏城已被掩埋在现代城市巴特那地下，而这座城市无疑是世界上秩序最混乱、污染最严重的大都市之一。不幸的是，麦加斯梯尼的著述早已散佚。我们只能通过后世历史学家的引用才能略窥其内容。第二个来源是一本关于印度治国之道的手册，其中部分内容的作者有可能是孔雀王朝的宫廷谋士。第三个来源是阿育王的言论，它们被镌刻在印度许多地区的石柱上。

阿育王的祖父是旃陀罗笈多。现代人认为，他和麦加斯梯尼所说的“月护王”是同一位印度统治者。据说，旃陀罗笈多曾见过亚历山大大帝。月护王率领民众奋起反抗印度北部的王朝——难陀王朝。在一位精明、残忍的谋士的帮助下，他推翻了难陀王朝，于公元前 321 年创立了自己的王朝。月护王的一贯战略是：首先在边远地区消耗敌人的力量，然后再向中心地区挺进。经过漫长的消耗战，敌人的领土逐渐缩小。相传，月护王曾听到一位妇人教训她的孩子，吃饭时不要从盘子中间开始，因为中心一定比边缘烫。受此启发，他想出了这一战略。

如今，旃陀罗笈多转而进攻当时所向披靡的希腊人。大约在公元前 303 年，他击败了塞琉古王国。很显然，希腊人并没有被彻底击垮。因为，旃陀罗笈多从数千头战象中挑选了 500 头送给塞琉古王国，以此换取新获得的领土。4亚历山大的军队是首次见识印度战象威力的西方军队。他将一些战象带回巴格达，配备到私人护卫队。对希腊人来说，塞琉古王国得到的这些礼物，相当于印度人给他们配备了几个团的“虎式坦克”或武装直升机。希腊国王们经常将这些大象用于交易、出借及馈赠。例如，埃及的国王们就曾利用印度战象镇压揭竿而起的犹太人。在此之后，这些战象还会被用来对抗日益崛起的罗马人。

旃陀罗笈多的帝国扩张到了印度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如果有关政府的历史文献可信的话，那么旃陀罗笈多的帝国就不仅好战，而且热衷干涉别国事务，非常官僚化，且行事偏激。然而，我们对这位被描述成印度恺撒的统治者所知甚少，对他的儿子则了解得更少。公元前 297 年，旃陀罗笈多退位，由他的儿子继承王位。据说，旃陀罗笈多是因虔诚的苦修绝食而亡。不过，我们对他的孙子阿育王更为关注。阿育王的统治从大约公元前 268 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 233 年。他的“诏书”散落在印度各处的石柱上。在这些神秘的“诏书”被成功破译之后，现代世界才有机会倾听他的声音。而在此之前，人们主要通过佛教典籍来了解他。阿育王是何许人？我们并不很清楚。1837 年，一位英国的铸币监管员破译了一些诏书，上面记载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故事。

阿育王的名字可以直译为“无忧无虑”。起初，阿育王经历了血腥的王位继承战争。根据铭文记载，他杀死了 99 个与自己为敌的兄弟，但这有可能不是事实。然而，从其父亲去世到阿育王登基，印度出现了一段“空位期”。这暗示当时有可能发生过惨烈的厮杀。在此之后，阿育王开始进攻那些自己统治之外的地区，羯陵伽便是其中之一。经过一场可怕的战争，阿育王重新征服了这个地区。根据他留下的铭文，有 10 万名士兵在战斗中被杀，更多的人伤重而亡。或许，战后还发生了大屠杀。此外，还有 15 万人遭到流放。

罗马皇帝恺撒会吹嘘毙敌人数，中国的王侯或旃陀罗笈多也会如此。但是，阿育王的内心似乎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变化。他皈依了佛教，很可能是受到妻子的鼓励。在一段铭文中，阿育王说道，他为这场战争感到自责，“当一个独立的国家被征服时，百姓会遭受屠戮，而民众的死亡和流离令他极其悲痛……如今，倘若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民众再罹患灾难，神所钟爱之人（指阿育王自己）的心就会异常沉重”。上面这段话出自第 13 块石刻诏书。在这份诏书的后文中，阿育王继续告诫自己的后代，警示他们避免新的征战，要求他们只可对民众施加“轻微的刑罚”。

假如阿育王没有再发动战争，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意义非凡的时刻，他将成为空前绝后的为胜利而致歉的征服者。这就仿佛是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后宣称自己痛悔在政治上的肆意妄为，并将成为贵格会教徒。阿育王试图建立的是以佛教的“达摩”观念为基础的帝国，“达摩”意为美德、良善与庄重，劝谏民众善待下人和亲朋，避免杀生（既不能杀人，也不能杀死动物），实现宗教宽容。在印度，从北部冰封的山脉到南部炎热的森林，镌刻阿育王诏书的石柱随处可见。他号召人们食素，禁止献祭，尊重不同宗教教派，将所有人都视为自己的孩子。

这些语录被人们用各种语言记录下来，其中有在西北部希腊世界边缘地带使用的亚兰语，有梵文及其各种方言，还有一份用婆罗米文书写的手稿。最早的诏书被镌刻在岩壁和巨石之上。旅行者聚在一起，坐着听人们宣读铭文的内容。后来，阿育王又在华氏城创设了很多作坊，用于制作顶部雕刻狮子的巨大石柱。印度人利用恒河等河流运输这些石柱，将它们竖立在印度的核心地带。对早期历史的国王而言，这种宣传方法很可行，可以将抛光过的砂岩当作“扬声器”。阿育王并不是谦卑之人，他也在诏令中夸耀自己的功绩：在道路两侧栽种遮阴的树木，建立形制规整的客栈，挖掘水井以供人畜饮用。阿育王公开宣布弃绝战争和暴力。为了将这些话语传扬到更遥远的地方，他开始向国外派遣佛教僧侣，命他们将和平的信息带往缅甸、斯里兰卡和埃及，甚至是希腊。

这一切听上去太过美好，很难让人信以为真。事实或许是这样的：印度有太多相互竞争的宗教，不同的种姓和语言使社会四分五裂。因此，如果谋求长治久安，任何王朝都要依靠统一的理念。很显然，阿育王有意识地创造出了现代统治者所谓的意识形态。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很温和，但孔雀帝国的统治未必有多开明。阿育王还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死刑刑罚。而且，他在针对森林居民的一系列诏书中表现出的愤怒也并没有被佛教的开明思想化解。甚至他奉行的素食主义也不是绝对的：由于垂涎鹿肉和孔雀肉的美味，他将这两种动物排除在禁食名单之外。毕竟，我们只能凭借阿育王自己的话来理解当时的历史。如果只通过那些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演说来理解斯大林，我们很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温柔慈爱之人。不过，由于阿育王屡次痛悔早年的血腥战争，他很可能真的皈依了佛教，并力图建立一个“良善的帝国”。

这种解释似乎更合理，因为阿育王很快就失败了。他很可能在晚年散尽了家财。在弥留之际，阿育王的手中只有半颗芒果，但心中充满喜乐。在阿育王死后，大量印度社区都分崩离析。我们对阿育王的继任者知之甚少。唯一确切的信息是，孔雀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遭遇暗杀而亡，整个帝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混乱之后最终灭亡。在此之后，印度在笈多王朝的统治下又迎来了一个白银时代，甚至是黄金时代。笈多王朝始于公元 320 年，梵文创作和十进制数学等领域由此进入了繁荣期。在穆斯林闯入印度北部地区后，佛教徒被迫流离失所。加之面对印度教的敌视，阿育王的信仰几乎在印度销声匿迹。

阿育王并不只是历史的注脚。在现代印度，不同宗教和种族之间存在着一道道裂缝，人们发现实现宗教宽容实在难上加难。因此，他们把阿育王奉为睿智的英雄。阿育王的三头狮是印度共和国最为人熟知的形象，如今已被印制在货币的背面。1956 年，印度爆发了一场反对宗教偏执的抗议运动，这表明阿育王的政治性的佛教思想并没有消逝。

安倍德卡尔是印度早期民主政治的伟大人物之一。他出身于“贱民”阶层，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律师。安倍德卡尔曾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生共和国的宪法5，新宪法废除了“贱民”身份，将特别投票权赋予工人、鞋匠、清洁工及从事肮脏工作的边缘群体。但是，安倍德卡尔仍然认为印度政府未能为自己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为此深感沮丧和愤怒。在他看来，无论法律条文如何规定，印度教的种姓偏见（包括宗教偏见）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因此，在 1956 年他去世前不久，安贝德卡尔在一次众人参加的仪式上公开皈依了佛教。有 100 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有许多低种姓阶层的民众追随安贝德卡尔，也先后成为佛教徒，这促进了佛教信仰在当今印度的复兴。显而易见，阿育王石柱上的道德观念仍闪耀着光芒。

秦始皇

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与阿育王的仁慈形象相去甚远。秦始皇嬴政与阿育王是同时代的人，他也在山顶竖立石柱，颂扬自己的功绩。然而，嬴政并不是因其言论而被后人记住的，其偏执、残忍和无情的名声来源于后世一段臭名昭著的历史。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宏伟的秦始皇陵的部分发掘又加强了这种印象，其中最引发世人瞩目的就是兵马俑。如果说阿育王希望克制欲念和自私，那么嬴政则希望通过用泥土和青铜构造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器来护卫自己。那些绘有图案的兵马俑正时刻准备击退恶魔。

嬴政的愿景源于征服与恐惧，非常现实。对罗马人，甚至埃及人来说，嬴政的愿景比阿育王的佛教避世思想更容易让人理解。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各地，嬴政的影响力远超阿育王。然而，与那位印度统治者一样，秦始皇的王朝也很短命。汉帝国迅速取而代之，并延续了嬴秦的政治成就，但少了些许暴虐。尽管不是令人喜爱的历史人物，但嬴政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修建了伟大的公共工程，终结了延续几个世纪的内战，扩充了中国思想的内涵。就人性而言，秦始皇的形象实在糟糕，但又无法摆脱。

有关嬴政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所能获得的史料。这些史料的作者是司马迁，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过，他也是第一个为孔子作传的人。司马迁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堪称亚洲的普鲁塔克。他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与同时代的罗马历史学家一样，司马迁很清楚，逾越雷池批评统治者的后果就是流放或死亡；抑或像他那样，被迫遭受腐刑。不过，司马迁似乎也意识到，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评价过去的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失败的统治者）而对现实的统治者进行劝谏。因此，司马迁将有关嬴政的负面传言保存下来。他的历史著作《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根据这部史书的记载，嬴政很可能是一位大商人的儿子，这位名叫吕不韦的商人是卫国人，而非秦国人。吕不韦的一位美妾赵姬受到秦国公子异人的垂青。于是，他将怀有身孕的美妾送给了这位秦国公子。赵姬则谎称这个孩子是异人之后。待异人继承王位后，赵姬就成了王后。婴儿随后诞生了。

这个婴儿就是嬴政。因此，秦始皇是个私生子，其出身就是一场骗局。13 岁时，嬴政的“父亲”庄襄王（异人）去世，他登上了王位。故事进展到这里已经很糟糕，但随后的情节发展就近乎猥琐了。大商人吕不韦重回旧爱的怀抱，但身为太后的赵姬已然心生倦意。在这里，我们最好直接引述司马迁的原话，（太后）“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6

如此行径确实骇人听闻。为禁绝流言，吕不韦罗织罪名对嫪毐施以宫刑。但在行刑过程中，嫪毐得以蒙混过关。他小心翼翼地刮净了胡子，以太监的面目示人。嫪毐被留在宫中，继续与太后纵情淫乐。太后赏赐嫪毐许多礼物，并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此时，围绕在嬴政身边的是一位举止荒诞的母亲、一位老奸巨猾的“谋士”（根据传言，是他的生身父亲）、一位假冒的太监，以及两位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都是王位的潜在继承人）。是时候解决这个荒谬的局面了！嬴政放逐了自己的母亲（尽管最终又将其召回）和吕不韦，而后者宁愿服毒自尽，也不愿面对刑罚。他还杀死了这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对性欲旺盛的嫪毐施以车裂之刑。这些人的党羽或是被斩首，或是被流放。假使电影制片人昆汀·塔伦蒂诺亲自指导拍摄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其效果也不会比这个故事更血腥。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是虚构的。我们可以信任司马迁的记录，也可以认为这是后世匿名史家掺入的不实之言。这些历史记录都是为汉帝国的统治服务的，他们没有理由为前朝歌功颂德。不过，司马迁至少是一位苦心孤诣的史学大家。后来，在为朋友（一位战败的将军）辩护的时候，司马迁冒犯了皇帝。为了完成这部历史著作，他不得不选择接受腐刑，放弃男人的尊严苟活于世。

在付出了失去亲人及面对后世史家的嘲讽的巨大代价后，嬴政完全控制了这个最强大、最具侵略性的诸侯国。在赢得了一系列战争之后，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秦国的先王们已经为统一奠定了基础。他们用计谋骗过了蜀人，蜀人生活的四川，地处难以逾越的秦岭的另一侧。根据史书记载，秦惠王向蜀王展示了几头制作精美的石牛，牛的下身镶上了黄金。这位蜀国的国君轻信了秦王，向其索要能排泄金块的石牛，并应允修建一条穿山越岭的栈道，以便将这些礼物运回蜀国。栈道修好后，秦军尾随石牛而至，出其不意地击败了蜀国军队，占领一片广阔的新领土。

之后，秦军又相继攻取或智取了其他诸侯国。在称帝后，秦始皇又派兵深入中国的南方地区，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主要地区的任务。统一战争非常残酷血腥，战斗的主力是步兵和弩兵，但对农业和城镇的破坏尚不及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生活在平原地带的“黔首黎民”如何看待他们的第一位皇帝，因为他们能做的只是拼命收割庄稼，避免被强征入伍而已。

除了王侯兴替外，世界其他地区还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但中国截然不同。正如上文所言，中国崇拜祖先灵魂和地方神祇的传统非常悠久。人们把这套复杂的习俗信仰称为“道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众都会利用道教支持或挑战皇权。后来，佛教也从阿育王的印度传到中国各地。佛寺与僧侣时而受到包容，时而受到压制。但中国并没有出现像地中海世界那样能够感化民众或颠覆王朝的新兴宗教。有教养的中国人都被哲学义理凝聚在一起。不过，在秦始皇时代，孔子倡导的人道、保守的社会思想（儒家思想）遭遇了新兴政治学派的挑战，即通常所谓的“法家思想”。

法家把秩序和服从置于一切之上。这种信念基于对社会失序的恐惧，其最终目的是引起统治者的关注。严厉、公正、明确的法律是最高的社会福祉。法家认为，政府应组织民众、灌溉土地、规范度量衡，保证官员和士兵能按照严格、可行的标准晋升。例如，按照杀敌的数量来计算功劳。与之相应，政府还要对家庭和村庄实行保甲制，令民众互相监督。政府还有许多恐怖的惩罚手段：包括车裂、烹煮、砍头和腰斩等。如果运气好的话，刑罚仅仅是切掉手指或挖掉膝盖骨。另一方面，近期发现的历史证据表明，执法过程是审慎和公正的，刑罚也没有听上去那么恐怖。7

在著名法家人物商鞅的游说下，法家思想成了秦国的立国之本。秦国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边缘地带。在敌国眼中，秦国是化外之地，民风野蛮。法家思想则使秦国愈加严酷、强硬和专制。秦国的战争哲学是不择手段地屠杀敌方的有生力量。就残忍程度而言，秦国足以比肩斯巴达和现代的独裁国家。在秦始皇执政时期，商鞅已经离世很久了，但他的影响并未减弱。

商鞅一定会赞同嬴政另一项更为臭名昭著的行动。在信奉法家思想的大臣李斯的建议下，嬴政命人收集并焚毁了中国大部分竹简，其中包括大量诗歌、历史和哲学著作。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始皇的目的是蒙蔽民众，即以毁灭历史记录的方式消除人们征引传统和历史以对抗新法的能力。事实上，正如近期许多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大量历史著作和指导实际生活的书籍都得以幸免。相对来说，藏匿竹简比较容易，尽管这样的行为会受到黥刑和活埋等刑罚的惩戒。中国的传统观点坚持认为，嬴政确实活埋了许多儒家学者。但是，司马迁有可能夸大了事实，因为这样做可以使其职业生涯更具牺牲精神和英雄色彩。当然，中国人记录历史和创作诗歌的热情从未泯灭。

吞并诸侯国的战争并不是嬴政留给中国的最后遗产。他侥幸躲过了一次著名的暗杀行动。当时，刺客带来了敌国的地图和叛将的头颅（这位将军也参与了刺杀计划，他用自己的头颅襄助这次行动），这才得以接近嬴政。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刺客在卷起的地图中藏匿了一把匕首。嬴政通过与刺客近身肉搏才侥幸获胜，而众大臣则被惊呆，只是从旁观望。难怪嬴政变得更加多疑，他在多座宫殿之间修建了封闭的通道，以使外人无法得知他的行踪。

对嬴政而言，修建大型建筑工程（包括运河和水道）变得越来越重要。他对各国原有的长城进行修缮和扩建，其中部分建筑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万里长城。他还修建了直道，将帝国的各个地区连接在一起。在列国纷争的时代，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度量衡、车轴形制和文字，嬴政终结了这样的局面。有人特别指出，倘若没有秦始皇，中国就不会出现统一的文字体系，也就不会有共同的文化认同。

秦始皇在中国各地巡游，向新帝国的臣民们展示君威、炫耀武力，并在各地刻石纪念。极度自我膨胀的嬴政还“惩罚”了一座被闪电击中的山丘，他下令砍掉山上所有的树木，将其涂满红色。嬴政想尽办法寻求长生不老，并曾在海上射杀了一条神秘的大鱼，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徒劳无益。在术士的建议下，嬴政还服食了含汞的丹药，这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

使嬴政闻名于世的是宏大的秦始皇陵。据估计，这座陵墓中有 8000 座陶俑，包括马匹、战车和官吏，所有这一切都被掩埋在西安附近的一座山丘之下。我们还要最后一次回到历史学家司马迁那里。根据他的记载，嬴政本人被安葬在陵墓的中心，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环绕在四周：水银仿制的河流和头顶的星空。这段记载很可能是真实的。有证据表明，陵墓附近的山丘之下确实存在水银超标的情况，而且山体的形状非常可疑，与地宫的规模大致吻合。或许，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掘将向世人揭示嬴政的本来面目。

与其他中国人一样，嬴政也相信存在死后世界（阴间），那里和现世非常相似，必须提早做准备。在更早的时候，中国的王公贵族会杀死自己的仆人陪葬，也会用特制的仿制品陪葬。埃及人、希腊人和维京人等古老民族都相信，安葬遗体是对来生的准备。对他们而言，嬴政的观念并不古怪。而对嬴政来说，诸如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或死后要面对道德审判的宗教思想则十分荒谬。这就如同我们会认为，用陶俑军队护卫皇帝免遭邪魔侵害是不可思议的。

嬴政第二个有关不朽的观念十分奇妙。他自称“始皇帝”，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王朝会千秋万代、世袭罔替。但嬴政没有想到秦王朝会迅速土崩瓦解，皇位的传承也就此中断。但是，皇位承袭的观念在中国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这种观念使人们对秦始皇的记忆绵延不绝，嬴政可谓是“死而复生”。共同的语言文字、安全的交通运输和众人共戴一君的观念使中国人创造出最持久，也最统一的古代文明。中国文明从未产生能解放人性、扰动人心和分裂社会的一神教信仰，而正是这种具有私人性、普适性和流动性的宗教使唯一可与秦汉帝国匹敌的西方社会分崩离析。

马加比的哀伤

在中国以西的所有民族中，犹太人恐怕是最令其感到困惑的民族了。我们上一次提到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被迫流徙至巴比伦的民族正在完善他们不同寻常的宗教。犹太国家是以耶路撒冷和耶利哥为中心的小国，夹在亚历山大大帝遗留下的两个希腊化国家之间生存。这两个国家分别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大约在公元前 200 年，犹太国家被塞琉古王朝的希腊人控制了，一场文化战争由此爆发。一方是拥有博大精深、崇尚快乐哲学传统的希腊人，另一方则是在大祭司领导下谨小慎微、崇尚内省的以色列人。

如今，希腊文化或希腊化文化已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财产，它提供了一整套历史故事、英雄人物、思维方式、饮食习惯及行事风格。在地中海东岸的各座城市中，雕像、绘画和建筑（包括剧院和体育场）都展现了希腊文化的无穷魅力。其吸引力堪与 20 世纪的美国电影、音乐和饮食相比。除非有很强的意志力才能抵御这种文化的诱惑。很多犹太人（尤其是富人）根本无法抗拒希腊文化的诱惑，他们日益变得“希腊化”。他们开始进行体育比赛，穿着希腊服饰，据说有人还试图抵制犹太人的割礼传统。塞琉古王朝的国王们希望由耶路撒冷的大祭司担任殖民地的总督，最终目的是将犹太国家完全改造成希腊社会。因此，犹太国家出现了渎职、贿赂，甚至谋杀等丑恶现象。这些丑闻削弱了祭司阶层的权威。公元前 167 年，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四世宣布禁止许多犹太人的传统仪式，割礼、犹太节日和献祭都成了非法活动。最糟糕的是，宙斯的雕像竟然被放置在了犹太教的圣殿中。

以色列人与那些试图推行“现代化”的人们展开了斗争。他们的英雄壮举被记录在《旧约》的《马加比书》中，新教教徒对这卷经书知之甚少。在这部始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记述中，以色列人恰如其分地展现了生存困境的根源：“（他）征服各地、各族、各王，使他们向他纳税进贡。此后，当他患病在床，自觉将要去世。”《马加比书》还列举了安条克的累累暴行，着实骇人听闻。例如，这个暴君杀死了正在为孩子行割礼的母亲，而孩子也一同被吊死。随后，犹太国家出现了一位名叫玛塔提雅的祭司，他拒绝向希腊人卑躬屈膝。当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按照安条克的命令向一尊异教的偶像献祭时，玛塔提雅亲手将这个犹太人和国王的使者杀死，然后逃入深山。

抵抗军队逐渐发展壮大。起初，由于宗教狂热压倒了军事常识，犹太人有 1000 人命丧黄泉，因为他们拒绝在安息日作战。安息日停战的禁忌很快被废止。在老玛塔提雅以 146 岁高龄去世后，他的儿子犹大·马加比成为军事统帅。在这卷经书（写于事件发生后不久）的余下部分，作者记述了犹太人对希腊军队发动的游击战争。希腊军队配备了战象，看上去十分强大。犹太战士抓到了许多孩子，强行对他们施行了割礼，异教的神坛也被捣毁。最终，犹太人的起义军队夺回了耶路撒冷。相较于《圣经》的许多内容，这卷经书的内容着实激动人心。

玛塔提雅另两个儿子约拿单和西门成了新王朝——哈斯摩尼王朝（又译为马加比王朝）——的国王。他们为犹太国家开疆拓土，摧毁了周边的弱小邻国，并结交了一个强大而又危险的盟友——罗马。尽管对罗马知之甚少，但他们还是与这个正在崛起的城邦结成了同盟关系。对犹太人来说，马加比王朝的独立战争是件新鲜事，也是重大的政治胜利。然而，独立的代价也很可怕——战争导致大量死亡。大约在这一时期，犹太神学似乎开始吸收有关来世的观念。在此之前，犹太教很少探讨来世观念。人们可能感觉到，那些殉难者一定有自己的理想。8大约在这一时期成书的《但以理书》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一新观念为具有 2000 年历史的基督教教义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而它的出现似乎是源于一场游击战。

令人奇怪的是，起义的胜利并未消除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哈斯摩尼王朝时期，希腊语同希伯来文、亚兰语一起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语言。犹太人开始从事贸易活动，并扩散到整个希腊世界。据说，仅在亚历山大港一地就生活着大约 100 万犹太人。这个数字肯定是被夸大了，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犹太社群的规模。大马士革成为犹太人聚集的另一个中心。大多数大型港口都有犹太人居住，他们在那里兴建了用于聚会的场所，即希腊语中的“会堂”。犹太人在会堂中整理、编纂圣书，并用其教导民众。这些典籍陆续被翻译成希腊文，因为许多信徒似乎都不讲希伯来语和亚兰语。拥护犹太会堂、信奉犹太教的非犹太人有一个特别的称谓，即“敬畏神者”。

公元前 63 年，短命的犹太王国走到了尽头，终结这个独立国家的人物是伟人格涅乌斯·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Magnus”一词是向亚历山大大帝致敬）。庞培是一位有着公牛般面庞的著名将领，他的辉煌战绩使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各位将军黯然失色。正如我们所知，庞培是一位富有魅力的职业军人，性格粗暴、孔武有力。但他也是情感细腻的人，尤其是面对尤莉娅——尤利乌斯·恺撒的女儿——之时。不过，庞培并不是个专情的人，他有 5 个妻子和 1 个情妇。这个情妇曾向人炫耀，庞培喜欢在做爱的时候咬她的身体以留下记号。在很年轻的时候，庞培就在北非赢得了第一场大捷。随后，他先是镇压了西班牙的叛乱，而后又击败了地中海的海盗。在最后一场战役中，他横扫了本都和小亚细亚，兵锋几乎抵达里海。在此之后，庞培开始进攻叙利亚，消灭了安条克十三世统治的王国。这位国王的先祖正是激起马加比起义的统治者 。

很不幸，犹太国家的两位国王激战正酣。他们都是王后莎乐美的儿子，各自获得了一个主要党派的支持。这两个党派分别是撒都该派与法利赛派。兄弟中的一人名叫阿里斯托布鲁斯，他正被围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这里已成为巨大的堡垒）。阿里斯托布鲁斯贿赂了罗马人，希望后者能施以援手。庞培将军因此来到耶路撒冷，收获了大量黄金和白银。但就在此时，庞培开始对新盟友心生猜忌。在抵达耶路撒冷后，他转而支持兄弟中的另一人许尔堪，将圣殿团团围住。庞培的军队使用投石车、攻城塔和攻城槌攻破了这座堡垒。罗马军队闯入至圣所，将其洗劫一空，而至圣所是位于圣殿中心的圣地，只有大祭司才有权进入。负责守卫圣殿的犹太人深感震惊，他们以自杀的方式谢罪。庞培把许多犹太俘虏作为战利品掳掠到罗马。在罗马，一些犹太人重获自由，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的居所就位于今天的圣彼得大教堂附近。

犹太国家已经完全沦为罗马的领地，罗马人迅速扶植了一个名叫希律的傀儡国王。令人惊奇的是，犹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力在不断增长。失国的犹太人被迫离开狭小的国度，散布到整个地中海地区。离开故土后，有多少犹太人改变了信仰？这个问题引发了犹太历史学家的激烈争论。传统观点认为，犹太人并没有向其他民族传教。如若事实如此，那我们该如何解释犹太教这一时期的剧烈扩张呢？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萨罗·巴隆指出，在公元前 5 世纪，犹太人只是一个人口数量约为 15 万的小民族。但到了公元 1 世纪时，犹太人已占到罗马帝国人口总数的 10％左右。诺曼·康托尔是另一位研究犹太史的美国历史学家。根据他的推算：“在拿撒勒人耶稣生活的年代，也就是希律的圣殿被毁的时代，约有 600 多万犹太人生活在罗马帝国……其中三分之二是以离散群体的形式生活在各个地区。”9由于这一比例太大了，我们根本无法用出生率或人口迁移进行解释。

由于犹太人在后世曾受到基督教和穆斯林传教团体的冲击，他们似乎不太情愿承认这样的事实，即犹太教本身就是个传教团体。早在公元前 139 年，犹太人就因劝说罗马公民皈依犹太教而被逐出罗马。稍晚的时候，伟大的法学家兼政治家西塞罗曾对那些传教的犹太人颇为不满，而两位罗马皇帝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也曾以向罗马人传教的罪名将犹太人逐出罗马。10许多罗马作家，如贺拉斯、塞内卡、尤维纳尔和塔西佗都讨论过这一问题。后来，在基督教时代，皇帝狄奥多西颁布法令严惩那些皈依犹太教的人。

人们把犹太教及随后产生的基督教（罗马人起初视二者为同一种宗教）视为具有破坏性的宗教信仰。因为，它们都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否定皇帝的神圣性。这两种宗教的信徒认为，在帝国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世界。基督教逐渐在罗马世界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中间、在远离政治的小商人和小地主中间，以及在行伍出身的犹太人（他们起初不是基督徒）中间逐渐流行。这些人代表了一股躁动不安的社会力量，而且这股力量越来越强大。犹太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认为，“每种一神教都包含着潜在的宣教元素。宽容的多神教接受其他神灵的存在，而一神教只相信唯一真神的存在……鼓励信徒传播真神唯一的理念……使其他人接受对唯一真神的崇拜，就证明了神在世界各地的力量与权能”。11

对西方社会而言，这个故事很重要，也很复杂。我们在此需要对其进行总结。

希伯来人首次将自己从地中海普遍存在的多神信仰中剥离出来。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并充满争论。在此之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唯一真神耶和华的身上。在当时，许多犹太人并不认同这种观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信奉一神教思想的先知赢得了这场争论。在第一王国被摧毁后，犹太人的领袖被掳掠到巴比伦，祭司们进一步发展了一神教思想。耶和华既是唯一的神，也是全能的神，祂的存在并不局限于某个地区。耶和华并不只是在犹太人的土地上行走，而是无处不在。神与每位信徒都有联系，祂的律法被人们记录下来。这些律法可以随身携带，易于传播。

随后，犹太国家又爆发了一场争取自由的战争，战况非常惨烈。正如我们所见，在许多犹太人殉难之后，在世的犹太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观念：人在死后世界的存在。随着古代世界军事政治的发展——希腊征服及随后的罗马帝国——信仰虔诚的犹太人得以在地中海地区扩散开来。这些商人有着独特的社会组织和建筑样式，自认为已掌握了终极的真理。他们要传播这个真理，让其他民族接受自己的信仰。后来，正统的犹太人不再是传播一神论信仰的主要推动者，拿撒勒人耶稣的信徒逐渐取而代之。犹太人被挤压到社会边缘，而耶稣的信徒都认为人们应皈依自己的信仰。

这是人类不断探索意义、归属与慰藉的历史。中东的地理环境、古代战争和贸易路线，以及罗马帝国令人生畏的力量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基督教（和后世的伊斯兰教）可能扼杀了古典世界以中国模式完成统一的任何机会。不过，没有帝国征服者、没有追求物质利益的世俗将领，一神教信仰也不会获得发展，也就不会征服那些征服者了。

罗马的兴衰

犹太人的征服者信仰多神教。与早期的犹太人王国一样，位于希腊世界边缘的罗马城起初也籍籍无名。罗马可以与秦国进行比较，后者也是地处边鄙之地的国家，奉行严刑峻法，要为生存而奋斗。在巴比伦人击败犹大王国的同时，弱小的罗马也正遭受强大邻邦伊特鲁里亚人的蹂躏。和犹太人一样，罗马人也有关于民族起源的故事。犹太人曾在埃及流亡，而罗马人则讲述了埃涅阿斯从特洛伊流亡到应许之地（即沼泽密布的山丘之地）的故事。罗马人还有另一个故事，即罗马城是由名叫罗慕路斯的流浪者建立的。他由母狼哺育长大，后来杀了自己的兄弟。

因此，从一开始，罗马人的故事就包含了炫耀（在古代世界，特洛伊是人们能想象到的最佳的起源地）、流徙与暴力。罗马城的地理位置恰到好处。它距离希腊世界的核心地区足够遥远，在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自由发展。台伯河穿城而过，部分水域可以通航海船，而构筑了防御工事的山丘又使整座城市免遭海上入侵者的劫掠。最后，罗马城位于意大利南部的边缘地区，那里处于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之下。伊特鲁里亚人既是商人，又是战士，他们使用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文字，与希腊诸城邦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的很多习惯影响了罗马人，包括将公民编组为“百人队”。伊特鲁里亚人从一开始就使罗马这座小城市沐浴在广阔的地中海文化之中。有一段时期，罗马人由伊特鲁里亚国王直接统治，尽管他们最终背叛并赶走了外族的国王。

罗马史的精髓是政治和战争，而非宗教。传统的罗马宗教拥有复杂的神谱，罗马人后来又试图将其与希腊诸神融合在一起。罗马人是兼收并蓄的民族，或者如历史学家玛丽·比尔德所言，他们是“吸收知识的海绵”。祭司们会通过鸟儿飞行的轨迹来预测未来，或通过家禽啄食何种食物来判断吉凶。12他们向神献祭动物，发布预言，用酒浇地，赤身裸体地舞蹈，并鞭打路过的行人。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原始祭拜的惯用手法，目的是让参与者信以为真，毫无迷人之处。向地方神祇和祖先表达敬意在中日两国很普遍。但是，善于吸收不同观念的社会变化很快，甚至“维斯塔贞女”也不像她们听起来那么新鲜有趣。罗马人的确是兼容并包，从希腊哲学到非洲的偶像崇拜，从埃及人的宗教仪式到犹太教，都能并存于这片土地。只有在罗马皇帝自称为神之后，罗马式的宗教才变得真正有趣；而那更多的是与政治有关，而非真正的宗教。

罗马的政治总是让人兴致昂然。在罗马最后的几任国王中，有一位国王是行伍出身的伊特鲁里亚人。他颁布了多部法典，并组织公民定期召开公民大会。在推翻国王统治之后，罗马人像大多数希腊城邦一样实行贵族统治。但是，在保民官的庇护下，罗马平民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基本权利。从很早的时期开始，罗马的贵族和平民就大致形成了均势。与大多数地方不同，罗马非常欢迎外来者。罗慕路斯的故事表明，罗马城很可能就是由流民建立的：移民和被释放的奴隶都可以成为罗马公民，为共和国而战。不过，罗马是一个男权主义的等级社会，父系家长在家庭中拥有无可动摇的权力，而女性则被完全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由于强敌环伺，罗马人必须在意大利的肥沃地带争夺生存空间。因此，罗马就成了一个军事化的社会。

罗马共和社会的顶层是贵族家庭，他们是元老院的成员，其影响力可以追溯至国王时代。这个移民社会相对较早地开始在关键政治职位实行选举制。公元前 367 年，罗马发生了一场重大变革。在拥有足够财力的前提下，所有阶层的成员都有被选举为执政官的权利。而在此之前，只有贵族才拥有这样的权利。复杂、繁琐的选举制度和执政经验的累积使元老院演变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统治机构。有两位执政官负责执行元老院的决议。执政官每年选举一次，拥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其余普通公民则以部落为单位组成公民大会，以简单多数表决通过新法律。

这个制度听起来非常民主，但事实并非如此。罗马选区的划分很不公正，还存在妨碍投票和恐吓选民的现象，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富人的操控。共和国只是没有国王，并不是代议制度。但是，元老院可以不断吸纳新兴势力，在富有的公民群体之间维持平衡。选举制度和不同群体间的紧张关系（还有民众对暴君的记忆）使绝对权力无所遁形。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元老院可以在自己的传统权威与外来者和较为贫穷的公民——无论是生活在城里的居民，还是生活在城外的农民——之间保持平衡。

罗马的局势时刻处于紧张之中。一旦出现粮食短缺或军事失败，革命精神就会瞬间爆燃。在地中海世界中，罗马公民是最在乎土地和正义问题的群体。罗马人比雅典人更市侩、更粗鲁，但他们的精明足以维持政治均势，以消弭内乱的可能性。这个制度源源不断地产生优秀的管理者和立法者，而且吸纳了大量来自遥远地区的“新公民”。罗马人以节俭和正直而自豪。在共和国早期，罗马人并没有发展出我们熟知的文学或哲学。他们的建筑样式也是模仿其他民族。但是，在战场上，罗马人无人能敌。

许多军事领袖都明白，使用恐怖手段令敌人闻风丧胆是制胜的法宝。当罗马人在意大利中部扩张时，他们就是利用恐怖手段，或至少以恐怖为基础。如果一座城市投降，其民众就成为罗马人的附庸。如果据城反抗的话，罗马人在胜利后就会摧毁整座城市，不留任何活口，孩子、家畜，乃至老鼠都不放过。罗马公民都有应征入伍的义务，就像希腊自由的重装步兵一样。公民和战争、团结和进攻都是密不可分的。罗马军队配备了长矛和短剑，以方阵的形式协同作战。到公元前 3 世纪早期，罗马军团的前身已经演变成一支令敌人畏惧的劲旅。

胜利孕育了新的胜利。望风而降的城市可以提供新公民，也就是新的兵源。而且，源源不断的奴隶也能担负其他工作。罗马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毁灭或征服意大利其余地区。但是，罗马人有能力拉拢各地方的精英，通过他们安抚被征服地区的民众，使其心甘情愿充当马前卒。加之其恐怖手段已经尽人皆知，所以罗马人的每次胜利都会带来更多的人力资源，为下一次胜利奠定基础。高卢人曾多次洗劫罗马城，但罗马人最终将其击败，将老冤家驱逐到遥远的北方。随后，他们调转方向，向更南部的希腊殖民地进发。

最后，希腊世界再不能对这个突然崛起的西部城邦置之不理。他们拥有一件连罗马人都心惊胆战的武器——战象。正如上文所见，战象从印度来到了希腊世界。在一定时期，它们似乎成为一种可以改变战局的军事力量。伊庇鲁斯的国王皮洛士从埃及统治者那里借来了战象。当意大利的希腊城邦遭到罗马人的攻击后，他们纷纷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将战象运往意大利，这是它们首次在那里出现。因此之故，皮洛士先后两次击败了罗马人。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对战象心怀畏惧——在一头战象的鼻子被割断后，罗马人才相信眼前的生物是血肉之躯——但罗马人并未落荒而逃。在这场血腥的战争中，他们与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互有胜负。皮洛士由此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再有一场这样的胜利，我们就全完了。”后来，罗马人在猪身上涂满油脂，点火后将受惊的猪赶向象群。尽管手段卑劣，但看起来很管用。皮洛士最终撤回希腊，在那里他继续利用战象进行战斗，直到被一位愤怒的妇女用屋顶的瓦片砸死。13

对罗马人而言，这些胜利都是良好的铺垫。他们将迎来与迦太基的战争，很快将面对很多猛兽。这一次，统帅象军的领袖是汉尼拔。

迦太基，失落的未来？

人们有关古典历史的一个重要猜想就是，假如迦太基赢得布匿战争，历史将会如何？迦太基人最伟大的将领汉尼拔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在公元前 216 年的坎尼会战之后，罗马军队损失了 5 万至 7 万人，通向罗马城的道路已经向迦太基人敞开。罗马的盟友都倒向了迦太基，罗马城内人心惶惶。迦太基的骑兵司令敦促汉尼拔迅速向罗马城挺进，以彻底摧毁这座城市。但他错过了这个机会，而当时迦太基军队拥有巨大优势。假使汉尼拔攻克了罗马城，我们的世界将会截然不同。

迦太基位于北非海岸，在庞大防波堤的保护下，这座城市历经 6 个世纪而不衰。迦太基是海上强国，其海军总吨位可与 18 世纪的英国、西班牙及法国媲美。它的商船可以驶往加那利群岛进行贸易活动，可以沿非洲西海岸南下航行，可以从不列颠诸岛运回锡矿，还可以往返于地中海世界各地。据说，一个名叫韦斯特的迦太基人曾航行至美洲，这比欧洲人到达美洲的时间早了十几个世纪。迦太基还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可以生产价格昂贵的紫色染料。罗马元老院的成员们都喜欢使用这种染料漂染外袍。此外，迦太基还出产烈酒、陶瓷及各种金属制品。迦太基人大规模生产的船舶构件可以迅速组装成船体，就像今天的木质家具一样。后来，这项技术渐渐被后人遗忘。直到威尼斯人崛起之后，人们才又重现这项技术。罗马人正是以此仿造出迦太基人的舰船，在海上自由航行。

迦太基有剧院、有著名的演说家，还有一部宪法。尽管国王和寡头政府先后执掌最高权力，但普通公民仍有众多表达意见的渠道。很多迦太基人都移民海外，在那里建立殖民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完成于迦太基城沦陷 200 年之前。他在这部著作中盛赞迦太基人的制度：“他们宪法的优越性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普通民众信赖这个制度。迦太基人从未发动一场值得一提的叛乱，也从未屈从于僭主的统治。”14在其毁灭的时刻，迦太基城无疑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它的人口远远超过罗马城。而且，这座城市位于非洲。如果古典世界的主宰力量是北非，而不是意大利半岛，我们很难想象那是怎样的情况。

迦太基人的生活也有阴暗面。罗马的批评者宣称，迦太基人使用儿童献祭，这个传统历代相承。然而，这一说法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质疑。而且在坎尼会战之后，罗马人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与罗马军队不同，迦太基士兵来源广泛，主要由来自西班牙、努米底亚、利比亚和巴利阿里群岛的雇佣兵构成。15迦太基人只有一支 3000 人左右的步兵军团，被称为“神圣军团”。迦太基人疑虑重重，对僭主政治有着偏执的恐惧。与罗马将军可以享受凯旋式不同，迦太基的将军们不得不时刻提防被暗算，即使是赢得大捷也是如此。罗马人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彻底摧毁迦太基城之后，地中海世界的历史留下了一段难以弥补的空白。我们无法获知迦太基人建筑样式的细节，因为只有一些地基和残柱供我们遐想。

我们对迦太基人的文学、诗歌、戏剧、艺术、历史、家庭故事或愿景知之甚少。这就仿佛倘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的德语文献、德国音乐和德式建筑被人为毁掉会出现的情形。当然，倘若战争结果略有不同的话，罗马帝国也就不会存在于世了。倘若如此，学龄儿童就将温习布匿语的动词用法，学习迦太基英雄航行至加勒比海的传奇故事，列举迦太基演说家有关哈米尔卡的笑话了。有时，我们在探索历史的深层因素时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也许，迦太基人的最终失败是因为其制度在对待公民的态度上缺乏罗马共和国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罗马人正是凭借政治制度的韧性才最终取得胜利。也许，迦太基城的覆灭只是由于战争上的错误决策。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有可能引发重大变故。

无论如何，尽管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北非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迦太基还是功败垂成。在史诗般地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后，汉尼拔的骑兵（而非象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经过血战之后，迦太基军队重创了罗马军团。但“非洲征服者”西庇阿最终击败了汉尼拔，终结了迦太基人对意大利的蹂躏。随后，汉尼拔被本国民众放逐。公元前 146 年，罗马人攻陷迦太基城。在一番烧杀抢掠之后，迦太基退出了历史舞台。

灭亡迦太基之后，罗马人的兵锋转向了亚历山大大帝遗留下的希腊王国——马其顿王国和塞琉古王国。希腊王国覆盖的地域极广，从今天的土耳其直到中亚的草原地区。作为军事化的帝国，希腊世界王国正在土崩瓦解。不过，由于美学、哲学、艺术和数学上的成就，希腊世界得以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延续辉煌，诞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和发明家。但在迦太基和希腊王国衰落之后，罗马帝国的世界才真正开始。

金钱与政治

金钱为何与政治扯上关系？因为，尽管罗马共和国以勤俭和美德自夸，拥有团结一致的爱国主义精神，但这些并不能确保国家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源源不断、越来越多的战利品腐蚀了罗马的政治制度。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罗马的税收和支出体制很不稳定。战争使个人积累了大量财富，政府根本束手无策。例如，罗马富人的财富是汉帝国最富有阶层的 2 倍。起初，穷人被粮食补贴和公共娱乐收买了。到了公元前 167 年，来自西西里、希腊、西班牙和非洲的“贡赋”取代了向罗马人直接征收的税金。

罗马的地方官员通常负责管理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面积相当的地区。这样的肥差使官员们有足够的财力贿赂公行，以谋取更大权力。腐败现象在城市政治中司空见惯。由于穷人仍须缴纳间接税，他们的日子愈加艰难。随着耕地被富人兼并，奴隶成为农业劳动的主要力量，农民被取而代之，成为城市中的无业游民。而在此之前，农民曾一度被视为罗马美德的基石。我们发现，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病——“奢靡症”或“浮华症”。简言之，就是“无度”。绵延几十年的战争带来了更多俘虏、盟邦和奴隶，罗马军队由此变成了半独立、危险的军事集团，而不再是公民服役的军事团体。

一场阶级战争即将爆发。一方面，新的奢靡之风使罗马的卫道士们深感震惊。罗马人似乎接受了希腊人的同性恋风尚，娈童的价格直线飙升。源于伊特鲁里亚人的角斗士表演一直在罗马盛行。如今，富人们为博取大众欢心以谋求官职，引入了异族的斗士和猛兽，“游戏”变得愈加奢华。与此同时，大量失地农民与城市贫民都拥挤在街头，成为易受鼓动的乌合之众。罗马涌现了许多激进的演说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格拉古兄弟，即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他们呼吁进行土地改革，清除政坛的腐败现象。在一场暴乱中，两兄弟都被杀害，暴乱逐渐向全国蔓延。元老院的贵族成员极力阻止改革，但他们之间也存在分歧。最终，政治强人苏拉将罗马推向了内战的边缘，并借此成为独裁者，扩充了元老院和军队的势力。

这一系列事件在其他帝国的首都也出现过：战利品的涌入导致了极端不平等；选举制度与代议机构腐败横行；民众聚集在街头要求实现变革；暴力活动暗潮汹涌；军队以清除政治乱象的名义耀武扬威。帝国带来了权力失衡，反过来又损害了帝国本身。罗马的生活陷入混乱，局势完全失控。元老们继续高谈阔论，好像一切如常。民众已不再信任军队，社会动荡加剧。在维苏威火山爆发的背景下，角斗士斯巴达克斯领导了一场大规模奴隶起义，奴隶社会的核心受到动摇。由前角斗士和农民组成的 7 万人大军在公元前 71 年连续击败两支罗马军队。但是，政府最终依靠动员大部分军事力量的方式击败了起义军队。在西班牙，一位叛变的执政官反戈一击，而亚洲的麻烦更多。但是，为恢复秩序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最糟糕的。

庞培从东方回到罗马，随军驻扎在城外。按照惯例，罗马人会为得胜而归的将军举行“凯旋式”。整个军团穿城而过，接受民众的欢呼。胜利者乘坐战车接受民众的检阅，一位奴隶在其身后不断提醒：你只是个早晚会死的凡人。奴隶戴着镣铐走在队伍的最前方，还有一些从战场缴获的战利品。随着罗马人的影响和欲望不断增强，凯旋式也越来越奢华糜丽，民众会连续数日彻夜狂欢。庞培曾史无前例地举行过三次凯旋式。在最后一次凯旋式上，他向民众展示了各种奇珍异兽、炫目的战利品、俘获的王侯和祭司，以及士兵和金钱。

事实证明，身为政治家，庞培不够足智多谋，不会以令批评者恐惧的方式夺得权力。此时，另外两位军事权贵正在觊觎他的权力。克拉苏曾是一位手段狠辣的战士，如今家财万贯。在斯巴达克斯战争之后，为了报复叛军，他在罗马以南的主干道上将 6000 多名俘虏钉死在十字架上。另一个对手则是尤利乌斯·恺撒。

恺撒是我们最熟知的罗马人，我们如今使用的历法即以他制定的历法为基础改进而来。恺撒被暗杀是罗马政治生活的高潮一幕。尽管后见之明并不可靠，而且我们必须依靠遭恺撒打击的历史学家的记述，但他似乎在很早就显得卓尔不群。恺撒出身显贵之家，年轻时曾在政治斗争中站错队，但他幸运地躲过了独裁者苏拉的谋杀。当时，广场上已经贴出被判死刑者的名单。他年纪轻轻就入伍从军，声名鹊起。他曾被一群海盗劫持，但愚蠢的海盗又将他放走。恺撒通过阴谋诡计和金钱收买，开辟了一条加官晋爵的通道。在罗马政治这场昂贵的金钱游戏中，他谋得了最高的职位。公元前 59 年，恺撒成了罗马执政官。他绕过元老院，利用金钱及与克拉苏和庞培的关系，获取了回报丰厚的军职。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西塞罗本以为可以与恺撒合作，但最终被后者算计。恺撒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军职，避开了许多政敌，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头屡建战功。他率军屠杀了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部落，将罗马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不列颠，尽管他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不长。

恺撒深知，唯有将战场上赢得的声望与巨大的财富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罗马的权力，而最佳途径就是赢得征服战争。他在外征战也是国内权力斗争的需要。恺撒是一位杰出的将军。在战争期间，他为自己的征战撰写了很多宣传文字，用以树立光辉形象。在这些文字中，恺撒显示了清晰的战略思想和愈挫愈勇的能力，冷峻地记录了敌对部落的风俗和弱点，机敏地塑造着个人神话。在《高卢战记》中，他刻意隐瞒了发动战争的原因——为谋取更高的权位，不惜毁灭另一个文明。但这场战争不是种族屠杀，因为他时刻准备与投降的部落进行交易，他对俘获奴隶与毙伤敌人同样感兴趣。不过，这确实是一场文化浩劫。

凯尔特人的建筑材料主要是木材。他们只有口头文化，没有书面文化。20 世纪下半叶的考古研究表明，他们的成就远超我们的想象。凯尔特人修建的道路早于罗马人。由于要穿越沼泽和森林地区，这些道路要用捆扎成排的橡木铺设。因此，这些道路大多已经朽坏，只在爱尔兰、威尔士和德国有零星遗存。恺撒致力于改进历法，但据说凯尔特人的历法要更为精确：被镌刻在青铜器物上的科里尼历法更精妙。一些凯尔特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有规模可观的城市中心。由于轻信了罗马人的宣传，我们通常将其称为“部落寨堡”，而不是城镇。但罗马历史学家否认这个观点，认为是夸大其词。一些凯尔特城镇呈圆形，另一些南方的城镇则拥有漫长的石墙。高卢人的房屋也不只是小窝棚：他们有双层建筑，甚至还有庭院。高卢人似乎还有一整套人口统计制度。16

高卢人开采金矿和银矿，用以打造金饰品，其繁复和精美的工艺丝毫不逊于罗马人。他们的战术也很精妙，其战车和巨盾尤其令罗马人震撼。他们使用的铁制农具和脱粒机械都比罗马农民先进。没错，高卢人处于古老的部落组织形态，但拉丁人也一度如此，只是近来才有所改变。罗马人总强调信奉德鲁伊教的高卢人拥有可怕的习俗，他们将人放在柳条筐中活活烧死以抚慰神灵，还会割下敌人的头颅，其行为实在十恶不赦。但是，沉溺于血腥角斗场、喜欢将敌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罗马人也并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有一些高卢人见多识广，他们曾在希腊和埃及军队中服役，并在那里定居。高卢女性比罗马女性拥有更多的自由。在遭受虐待时，她们有权解除婚约。一些高卢女性还有可能成为政治领袖，布狄卡女王的起义就确证了这一点。而且，我们在法国和德国也发现了装饰华丽的女性墓地。与美洲的土著居民很像，高卢人对希腊人和罗马人售卖的酒很感兴趣，尽管这些都是葡萄酒，而非威士忌酒。对常喝粮食酒的人来说，葡萄酒是很受欢迎的新奇玩意。我们对高卢人的诗歌和音乐知之甚少。他们并不像迦太基人那般英勇善战。高卢人缺少罗马世界拥有的公民体制和庞大的动员能力。在国家与部落的战争中，一定是国家有更大的胜算。

恺撒对高卢文化的毁灭不仅体现在有 100 多万高卢人战死疆场（根据恺撒自己的保守估计是 120 万人），而且体现在有相当数量的高卢人因饥饿而亡或被迫沦为奴隶。这意味着，三分之一的高卢人从此消失，这样高的比率可与 20 世纪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相提并论。换言之，恺撒的影响堪比黑死病，而黑死病曾杀死大约 30% 的中东人，以及 30%~60% 的欧洲人。不过，与“鼠疫耶尔森菌”或携带病菌的跳蚤不同，恺撒主要关切自己的政治生涯。恺撒的胜利及其对胜利的宣扬，加之他为罗马带来的奴隶和战利品，使其声望日益高涨，个人财富也水涨船高。实际上，恺撒已成为征服欧洲大片土地的战神。17在任期届满之时，他与庞培和克拉苏做了一笔交易，即通过分享战利品延长自己血腥暴力而又有利可图的职位。日耳曼人部落的袭击曾杀死了 70 名罗马人。作为报复，恺撒屠杀了大约 43 万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让一些罗马人都心生厌恶，例如加图。

在准备返回罗马时，恺撒已经拥有了金钱、军队和很高的声誉，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恺撒的敌人非常恐惧，视他为元老院、旧秩序和罗马共和国宪法的敌人。为对抗宪法，恺撒笼络了很多贪赃枉法和耽于淫乐的人——这些人把他看作重要的领袖人物。同时，恺撒的军团也已整装待发。如今，恺撒唯一的问题是，倘若卸任军团司令官的职位回到罗马，他有可能因为多年前在担任执政官时的失当行为而被判处死刑。恺撒并没有把握别人不会将他绳之以法。

恺撒跨过了高卢行省与罗马本土之间的界河——卢比孔河，率军向罗马城进发。如果宪法是个威胁，他就要将其废除。庞培直到很久之后才发现恺撒已成为巨大的威胁，他宣布自己是元老院的捍卫者。随后，庞培和众多元老院成员一同逃离罗马，在其他地方继续对抗恺撒。恺撒抵达罗马，宣布继承了这份偷来的遗产。民众都已准备好接受恺撒发放的贿赂，而恺撒的亲属则对其受到的控告进行辩护。局势非常混乱，供养军团的难度比预期更大，但恺撒的大部分敌人都已跟随庞培出逃，恺撒得以对这座城市发号施令。现在，凯尔特人尸堆和寂静空荡的村庄已成为恺撒的政治纪念碑，曾让罗马引以为傲的共和传统已经死亡。

“恺撒主义”已成为政治学中的贬义词，这是其来有自的。

克利奥帕特拉和恺撒：与失败有关的故事

若要看清克利奥帕特拉的真面目，我们必须眯起眼睛，避开诗歌中的渲染和荧屏上的闪光，将视线穿过莎士比亚和好莱坞，穿过罗马社会的流言蜚语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色画。克利奥帕特拉不是荡妇，也不是花瓶。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一位坚毅、智慧的希腊统治者。她并不是一个画着诱人眼线、追求淫乐生活的的女人。在罗马共和国崩溃之际，她试图控制政治局势。为扭转埃及托勒密王朝（地中海的大国之一）的颓势，克利奥帕特拉付出了不懈努力。她是古典历史上最伟大的失败者之一。随着克利奥帕特拉的去世，一个可以追溯至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帝国消失了，古老的法老统治也就此终结。

这既是一个有关内战的故事，也是一个有关爱情的故事。公元前 323 年，年仅 33 岁的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城去世。他手下的将军们继续东征西讨，希望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缔造一个比继之而起的罗马帝国更伟大的希腊帝国——但这个梦想最终随“独眼”安提柯的去世而破灭。安提柯曾在巴尔干小国马其顿随侍亚历山大的父亲，他继续征战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亚历山大的遗愿，直到 80 岁时战死沙场。在亚历山大死后出现的诸王国中，埃及可谓其中的佼佼者，其统治者正是克利奥帕特拉的先祖——托勒密·索特尔。

托勒密·索特尔曾是亚历山大的密友，也是他手下的重要将领。托勒密目睹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建造了一座新城，即亚历山大港。索特尔迅速采取行动，控制了这座城市。而且，在亚历山大的遗体被运回希腊安葬的途中，他劫取了尸体，将其安葬在亚历山大港一座宏伟的神庙中。托勒密击退了其他对手，强行将尸体留在那里。亚历山大的遗体具有一种图腾般的力量，就像后世基督教圣徒的遗骸对欧洲人的影响力一样。威尼斯人从埃及偷来了圣马可遗骨，这使年轻的共和国具有了相似的合法性。如今，索特尔成为托勒密一世。他征服了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和塞浦路斯岛，这些胜利巩固了他在埃及的地位。

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约 300 年，比波旁王朝统治法国或金雀花王朝统治英国的时间都漫长。这不是一个普通家族。托勒密二世迎娶了自己的姐姐阿尔西诺伊；乱伦和名字的混乱循环成为这个王朝的特点。起初，与其他希腊继承者的战争耗费了托勒密王朝很大精力。埃及最终成功地战胜了所有对手，特别是塞琉古王朝。塞琉古王朝建都于叙利亚的安条克，整个帝国延伸至亚洲的腹地。托勒密王朝曾侵入非洲南部地区，在现代的苏丹地区捕获大象，以此来抗衡孔雀王朝赠予塞琉古王朝的印度战象。托勒密王朝曾派遣使者前往印度，而阿育王也派遣了佛教使团造访亚历山大港。

在托勒密三世统治下，埃及继续赢得胜利。然而，统治埃及的希腊精英人数很少，大部分埃及人仍固守传统的观念，这些观念与希腊人的观念迥然不同。因此，高高在上的希腊人忧心忡忡。与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一样，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没有学习当地的语言。对后世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是极好的恩赐，因为它留下了一些用两种语言或三种语言写成的文告。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就是一例，它帮助后人破译了埃及的象形文字。但对托勒密家族来说，这件事就不妙了。他们要费尽心力地镇压地方叛乱，这些叛乱的领导者都是想要成为法老的真正埃及人。

因此，这个王国是古代埃及和现代希腊的奇怪混合体。大多数人都崇拜古埃及的神祇，保留了传统的祭司和神庙，以及神圣的动物和繁复的仪式。许多人期盼埃及人夺回王位，拯救民众于水火，这与犹太人期盼弥赛亚的降临有相似之处。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创造出了新的神祇。根据现实需要，这些神祇将希腊风格和埃及风格融为一体。埃及的神祇逐渐希腊化，如伊希斯神；而希腊人则将埃及奥西里斯神和荷鲁斯神请进了万神殿。在一神教出现之前，神祇混杂并不是大问题。不过，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须谨言慎行：克利奥帕特拉将一头彩绘的圣牛送进神庙，这为她赢得民众的普遍支持，而这些支持正是她所需要的。在托勒密家族中，她是第一个既会讲埃及语，又会讲希腊语的人。

克利奥帕特拉的土地非常富饶。罗马的早期计划之一就是吞并埃及，在那里安置罗马农民，并将其作为廉价粮食的来源地。与法老时代的埃及一样，托勒密王朝的大多数土地都是国家财产，神庙也拥有大量田产以供养自己。如同英国人统治印度一样，托勒密家族在埃及的统治沿用了传统的书吏制度，由村长负责收集信息和征收税赋。一些埃及头衔转变成了希腊头衔，但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托勒密王朝试图将希腊人的严谨引入埃及。他们引进了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将所有臣民登记造册。他们制定了商品价格，将神庙祭司转变为国家官员。这些人能为国家筹集资金，用以供养陆军和海军。

在农业歉收和战争失利之后，乳臭未干的孩童又登上了王位，这都是不祥之兆。托勒密王朝开始接二连三地丧失国土。犹大王国这样的小国需要盟友保护，埃及这样的大国也是如此。托勒密家族选择了一座距离遥远、但以好战闻名的城市——罗马。这为苟延残喘的王朝赢得了时间，但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代价。日益强大的罗马人先后战胜了迦太基人和希腊人，他们逐渐变成了威胁者，而不再是保护者。罗马的元老院开始愈加频繁地干涉埃及事务。他们把这片拥有巨大财富、庞大人口和软弱统治者的土地视为附庸，而不是盟友。托勒密王朝治下的亚历山大港被罗马人渐渐榨干，濒临死亡。

这是大势所趋。托勒密王朝没有高效的议政方式和选拔优秀官员的渠道。实际上，现代学者们相信，与希腊体制应有的精巧相比，托勒密王朝的埃及要低效得多。例如，农民经常以撂荒为手段威胁征税者；贪污腐败现象四处盛行；许多官员都未经专门的训练。有学者认为，在克利奥帕特拉生活的时代，埃及有七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人口是希腊人或犹太人。国家只能依靠这些“可信赖的”非埃及人抗击入侵和管理国事，这引发了巨大的移民潮。埃及的希腊人对马其顿或雅典抱有强烈的情感，就像侨居在印度的英国人对汉普郡或威尔士的情感一样。与罗马不同，希腊化的埃及的“政治参与”很低，它只是一个王室独裁国家。与罗马和英属印度不同，托勒密王朝的主要城市甚至不是国家疆域的一部分。

如果不了解亚历山大港这座迷人的城市，我们就无法理解克利奥帕特拉的故事。缔造这座城市是托勒密王朝最伟大的成就。这座城市确实由亚历山大建造，是一个拥有自治权的城邦。它在埃及境内，但不受埃及管辖。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亚历山大港只是“毗邻”埃及。后世的英国也有相似之处，就像过去的香港或今天的新加坡。亚历山大港也是一座大熔炉，移民和商人比邻而居，人口迅速膨胀到 50 万人，与当时中国的首都大体相当。在西方，只有罗马城才能相提并论。举世无双的法洛斯灯塔连中国人都有所耳闻。这座灯塔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高达 300 英尺，宙斯的铜像耸立其上，熊熊燃烧的灯火引领船只进入港口。合理的城市规划和希腊化的宏伟建筑是亚历山大港的骄傲。其中，博物馆和图书馆举世闻名。

“博物馆”一词源于人们对缪斯女神的崇拜。如今，博物馆已遍布世界各地。不过，亚历山大港最初的博物馆不仅是收集和陈列物品的地方，还是一个学术研究中心，那里有住宅区、餐厅和全职研究者。托勒密一世还建造了一座图书馆，收集图书的工作可能是由亚里士多德的一位学生完成的。在当时，图书馆并不对公众开放。图书馆是国家文化自豪感的体现，它试图搜集每一部希腊文著作的抄本。在古典时代，这意味着它要收集除中国文献之外的几乎所有书籍。图书馆精心整理馆藏的纸草书卷，将其编成 120 本目录。纸草书卷的总量大约在 50 万至 70 万卷之间。图书管理员对搜集图书抱有很高的热情，他们会花大价钱去雅典借阅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著作，以供誊抄（有传言说，他们留下了原始文本，还回去的是抄本）。船只一抵达亚历山大港，船上的人就必须交出书籍以供誊抄。

因此，亚历山大港汇集了大量古代文献，涵盖文学、数学、哲学和历史等多个领域。时至今日，大多数文本都已经散佚。在亚历山大港，有人将《旧约》译为希腊文。在基督教开始传播之际，此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在整编两部伟大的史诗（即我们熟知的荷马史诗）方面，图书馆也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在保护和汇聚知识上的成就，亚历山大港独立发展成为文学中心和科学中心，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与发明和发现上的成就相比，这座城市在诗歌方面可就乏善可陈了。欧几里得发明了现代几何学，他在质数、圆锥曲线和透视等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前往亚历山大港之前，欧几里得可能曾在柏拉图学园学习过。据说，阿基米德就是他在亚历山大港的学生。阿基米德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相传，在罗马人攻陷叙拉古之后，他因痴迷于研究而不肯离开是非之地。阿基米德还说过这样一句痴话：“不要弄坏我的圆。”这句话惹恼了罗马士兵，他因而遭到杀害。今天，这些名字已经享誉全世界。

但是，埃拉托斯特尼是何许人？据我们所知，他是第一个精确测量出地球周长的人，也是第一个精确绘制出古代世界地图的人。希罗又是谁？很显然，他制造了一台蒸汽机模型。但遗憾的是，亚历山大港人没有掌握金属加工技术，否则他们就会造出希腊式或罗马式的汽车。当时，能立即投入实践的是由骡力驱动的水车，这种水车至今仍在使用。赫洛菲洛斯发现了人体解剖学知识，包括人体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直至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医学才达到这个水平。赫洛菲洛斯似乎还可以用水漏钟测量脉搏。其他人物还发明了速射弩，发现了太阳系，学会了利用压缩空气驱动机械的方法。“法尤姆画像”使我们看到了自古典时期以来最真实、最动人的“面庞”，这些画像完成于克利奥帕特拉时代终结后不久，不过它可能源自一种古老的绘画传统。这种绘画传统（以及现存的雕塑作品）反映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如果这是一种堕落，那么世界是多么需要这样的堕落啊！

简言之，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港就是一座发明创造的大蒸锅，可与启蒙运动时期的苏格兰、工业革命伊始的英格兰中部、中国的宋朝或穆斯林西班牙早期比肩而立。在这些例子中，只有第一个例子中的创造性和科学研究转化成了经济革命。经济革命的出现与人类智慧无关，只有当求知欲、科技、法律、物质和动机等因素罕见且“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那样的效果。在克利奥帕特拉时代，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军事和经济上正处于衰败期，智识水平也可能在走下坡路，因为上述发明大多出现在托勒密王朝前期。但事实也可能不是这样，我们无法看清历史的趋向。

然而，我们对克利奥帕特拉要有清醒的认识。她与罗马人斗智斗勇，不仅捍卫了领土和权力，还保护了知识和文化。原因何在？尽管我们对克利奥帕特拉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但托勒密家族会从博物馆延请老师来教导孩子。据说，克利奥帕特拉掌握 8 种语言，还写了多部著作，其中还包括有关度量衡的研究。她曾聘请过一位哲学家来教导自己的儿子们。

克利奥帕特拉的父亲是托勒密十二世，他周旋于罗马共和国后期互相角力的领袖人物之间。天真的托勒密十二世对罗马很依赖，埃及人不得不用大量财物贿赂罗马人，其中大部分都送给了庞培。这导致了大量借款，赋税也多被用于此处。而且，托勒密十二世还丢掉了塞浦路斯岛，使其沦为罗马的殖民地。上述情况激起了一场反叛运动。托勒密十二世被迫逃往罗马避难，他的妻子和长女被拥立为统治者。但是，在罗马人的帮助下，托勒密十二世最终夺回政权。之后，他展开了疯狂的复仇行动。那时，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他就将自己的女儿贝勒尼基斩首。托勒密十二世任用罗马人掌管埃及的税收，恐怖统治蔓延整个国家。他还任命罗马人负责看管自己幸存的孩子，其中年龄最大的两个孩子就是克利奥帕特拉和她 10 岁的弟弟（另一位托勒密）。

这个家族的传统是兄妹或姐弟成婚，拥有继承权的各方通常会斗争到两败俱伤。托勒密十二世死后，18 岁的克利奥帕特拉不打算和弟弟共享政权，尽管埃及没有女王独自执政的传统。她迅速采取行动争取盟友的支持。克利奥帕特拉自称“敬爱父亲的女神”，为自己增加虚假的头衔也是这个家族的传统。她还将自己的头像刻铸在钱币之上。在短期内，克利奥帕特拉似乎占据了上风。然而，保守势力的联合和埃及的大饥荒使她的弟弟及其支持者获得了扭转局势的良机。他们推翻了克利奥帕特拉的统治，将其逐出埃及。克利奥帕特拉被迫流亡海外，但她立即着手重整大军，以便卷土重来。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

就在此时，幸运女神眷顾了克利奥帕特拉。她的弟弟托勒密十三世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上文提到，庞培与恺撒这两大巨头发生决裂，双方为争夺权力而缠斗不休。最终，历史证明庞培不仅拙于领兵打仗，政治智谋也是一塌糊涂。尽管获得了罗马元老院的全力支持，而且军队规模也更大，但庞培还是在希腊中部的法萨卢斯被恺撒和安东尼击败。恺撒把法萨卢斯战役的胜利视为一生最重要的胜利。庞培几乎走投无路，埃及是唯一的选择。毕竟，他曾大肆接受托勒密十二世的贿赂，还曾保护过他的孩子们。

然而，庞培没有料到，他屈辱战败的消息已经传播开来，速度甚至比他的战舰还要快。为了讨好获胜的恺撒，年轻的托勒密十三世及其谋士决定，一旦庞培登陆，就将其杀掉。随后，庞培被下属杀死，头颅被砍下，而他的妻儿都目睹了这血淋淋的一幕。在经过防腐处理之后，庞培的头颅被放入箱子，当作礼物呈送给恺撒。

如果说庞培打错了算盘，托勒密及其谋士也失算了。他们不理解罗马内战的规则：相互斗争的人物惺惺相惜，彼此还维系着家族纽带。庞培曾迎娶恺撒的独生女尤莉娅（尽管她已经去世很久）。对恺撒而言，庞培既是可敬的强敌，也是自己的女婿。他本不应遭此毒手，被外邦的黄口小儿斩杀在海滩之上。恺撒率军杀向亚历山大港，托勒密十三世的王位再次动摇。

许多关于克利奥帕特拉的故事都含有传说的成分，都是由罗马和希腊的历史学家事后追述的。但是，普鲁塔克在恺撒传记中生动、直白地描述了她的故事。他说道，在恺撒率军抵达亚历山大港之后（冒险只带领一小队人马），恺撒并没有考虑托勒密是否欢迎他，而是径直派人去找克利奥帕特拉。如果被她的兄弟发现，克利奥帕特拉很可能会在路上遭到暗杀。普鲁塔克写道：

因此，克利奥帕特拉只从朋友中挑选了西西里人阿波罗多洛斯随行。他们在夜色初上之时乘坐小船在宫殿附近登陆。而且，为了掩人耳目，克利奥帕特拉躺进了一条足够长的大被套中。阿波罗多洛斯用绳子捆扎好被套，将其抬入室内，放在恺撒的面前。据说，恺撒一下子就被克利奥帕特拉迷住了，因为她的果敢和美艳。

恺撒被克利奥帕特拉折服，两人共享鱼水之欢。第二天早晨，赶来的托勒密十三世懊悔不已，因为他 21 岁的姐姐给予恺撒的是自己无法给予的。

恺撒这个浪漫的传说讲述了一位战士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风流成性的埃及女人的故事。我们无法获知克利奥帕特拉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所有情史，只能确认她的最后一个情人是著名的马克·安东尼。克利奥帕特拉的王国行将就木。埃及保存了人类文化中最珍贵的一份财富，但这个国家实际已经破产，已无力对抗高效的战争机器——罗马。除了接受那个时代唯一超级大国的保护，埃及还有别的出路吗？尤里乌斯·恺撒——这个乐于高声发表演讲的人、这个屠杀了 100 多万人的刽子手、这个对同胞的宗教信仰冷嘲热讽的家伙——根本不是埃及的救世主。这个和敌人沆瀣一气的国家散发着诱人的魅力，所有真正的罗马人都认为其精英阶层——那些喷着香水、崇拜狄奥尼索斯、喜欢寻欢作乐的希腊人——自甘堕落，十足卑贱。

必须有人做点什么，而克利奥帕特拉在床笫之间抓住了恺撒的心。亚历山大港爆发了惨烈的战争，恺撒统帅的军队人数太少，无法控制叛乱和街头混战。他差一点就命丧黄泉。著名的图书馆遭到部分损毁。克利奥帕特拉坚守在恺撒的身边，直到罗马的援军到来。作为回报，她成为埃及的实际统治者，在乘船出巡享受尼罗河的旖旎风光时，她还怀上了恺撒的独子。恺撒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正忙于长期以来计划改进的历法。一个亚历山大港人建议他将一年划分为 365 天，每隔 4 年就多出一天。与此同时，克利奥帕特拉也采取了自保措施。为防万一，她将孩子命名为“恺撒里昂”（意为“小恺撒”）。

征服者被爱情征服了吗？可能不全然如此。恺撒率军离开埃及，回国继续参加内战，以对抗敌人。如今，他的对手包括庞培的儿子（急于为父报仇）和原先的政敌（如加图）。他留下一些军队，目的只是为了监视克利奥帕特拉。

克利奥帕特拉建造了一座敬拜恺撒的神庙。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都希望超凡脱俗，他们殊途同归。克利奥帕特拉将自己比作古老的伊希斯神，将其子与荷鲁斯神联系在一起。由于恺撒屡战屡胜，罗马只得对恺撒让步，通过表决的方式授予他无上荣耀。这座异教徒之城的文学和建筑如此辉煌灿烂，民众将恺撒奉若神灵。他们宣布，恺撒在未来 10 年都将担任独裁官一职，恺撒的胜利远超庞培。在恺撒从血腥的内战中获得的战利品源源不断涌入罗马城之后，民众开始重建宏伟的建筑。在他面前，罗马人谦卑至极。恺撒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从未制止人们对他进行崇拜。他的住所装饰得像一座神庙，他的战车矗立在朱庇特的战车对面。克利奥帕特拉也在那里见证了杀戮游戏给恺撒带来的荣耀，以及人们对他日益狂热的崇拜，并且确保恺撒不会抛弃他们的孩子。

至少，对克利奥帕特拉而言，她还有机会彻底重塑政治。在新政治中，她和恺撒两个神祇一般的领袖会联手统治人类已知的世界。尽管不是异想天开之人，但恺撒也有这样的梦想。他将克利奥帕特拉的雕像放入生育之母维纳斯的神庙。据说，这位女神是恺撒的祖先。罗马的好事之徒开始窃窃私语，认为恺撒打算娶克利奥帕特拉为妻，并将都城迁往日益衰败的亚历山大港。当然，他还需要不断操控罗马政局的方方面面，但是他在宗教态度上似乎一贯无所顾忌。对一个政权来说，宗教只是一种工具、一个杠杆，其形态可以不拘一格。

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用不同的方式都回归了我们熟悉的希腊化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成功的统治者都会自我神化，亚历山大就是一例。自我们已知的世界诞生以来，宗教势力和世俗权势就总是纠缠不清，祭司和国王互为奥援。得意扬扬的恺撒将自己的脸涂成红色，就像朱庇特的雕像。他再次宣布担任独裁官，这一次是终身独裁官。事实上，恺撒的行为冒犯了愤怒的贵族和赞成共和制的保守派，他们联合成颇具威胁的联盟。公元前 44 年，他们打算刺杀恺撒，这可能是为了阻止他攻打帕提亚人，因为这场战争会使恺撒的地位再难撼动。

摊牌的时刻到了。恺撒前往元老院开会，6 位密谋者趁机围住他，将其乱刀刺死。人们在恺撒的身上发现了 23 处伤口。他最后的举动是遮住脸，避免让人看到他痛苦挣扎的表情。恺撒倒下的位置极富戏剧性，血泊的旁边就是庞培的雕像。对恺撒来说，庞培曾经是伟大的盟友，后来又成为自己的对手。

恺撒终结了一个延续 400 余年的共和国。尽管这个共和国有无数缺陷，它的公民观念及其对君主专制的摒弃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遗产。恺撒没能以合适方式来统治这个多元化的复杂社会。然而，谋杀者也低估了民众对政治强人的爱戴。恺撒就是这样一个富有的铁腕人物，他处处仿效神祇。很快，刺杀恺撒的人也陆续离世。但在罗马世界，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结合得愈加紧密。罗马帝国第一位名副其实的皇帝是恺撒·奥古斯都。当他去世时，元老院将其奉为神明。当时有这样一群人：在艰苦的共和国时期，他们是粗鲁的士兵和农民；随后摇身一变，他们又成为帝国富有的政客；现在，他们则成为皇帝的奴仆。

末代法老克利奥帕特拉不久也去世了。恺撒之死最终激起又一场内战。对当时的罗马公民而言，战争似乎永不止息。但实际上，战争即将结束。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和恺撒爱将马克·安东尼为争夺最后的胜利展开了激战。他们的思想并无二致，都毫不怀念逝去的共和之梦，而且对权力极度渴望。如果屋大维（即后来的奥古斯都）宣称自己是一位神祇，那么马克·安东尼则相信自己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代。在胜负局势明朗之前，克利奥帕特拉极力避免站错队伍。然而，马克·安东尼将其召至塔尔索斯，让她表明态度。在紧要关头，克利奥帕特拉又施展了惯用的伎俩。这次，她没有裹在毯子里出场，而是坐在一艘金色的帆船中。

后来，莎士比亚对此曾有一段讽刺性的描述。这段优美的文字广为人知，与普鲁塔克的记载相得益彰。在书中的其他部分，普鲁塔克强调，他认识一些熟知克利奥帕特拉的世界的人。他说：

这位女法老乘坐一艘金色的帆船畅游在塞得纳斯河上。紫金的风帆迎风鼓荡，桨手们握住银桨，随着笛声、管乐声和琴声有节奏地划行。她躺在金色的华盖之下，穿着仿佛画中的维纳斯。男童们像小爱神一样分立在两旁，轻轻地摇动扇子……沁人的芳香从香炉中溢出，沿河岸飘散。

谁能抵挡这样的诱惑？拥有神圣血统的马克·安东尼也很难拒绝。此时，在罗马世界的霸权争夺战中，他似乎已经胜利在望了。

二人返回埃及过冬天，整日寻欢作乐。克利奥帕特拉又怀孕了，这一次是双胞胎。她以太阳和月亮为两个孩子命名，即亚历山大·赫利俄斯（赫利俄斯是太阳神的名字）和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塞勒涅是月亮女神的名字）。这两个襁褓之中的神祇也将统治世界。马克·安东尼开始重组中东地区的政治秩序，将原属埃及的土地归还埃及，但其中不包括犹太行省，后者仍由希律王进行统治。随后，他准备拔除罗马人的眼中钉——那些在亚洲平原上策马奔腾、箭术精准的帕提亚人。恺撒曾计划攻打这群入侵者。帕提亚人原是生活在伊朗地区的部落民族，后来转型成为帝国，同时与地中海世界和汉帝国进行贸易活动。他们掌握了威力更大的弓和更灵活机动的战术。在面对帕提亚人时，罗马军团似乎也束手无措。

马克·安东尼不是第一个征讨帕提亚人的罗马人。他最终铩羽而归，人员伤亡数万人。战败削弱了马克·安东尼的实力。当时，他的对手屋大维正在西部地区崛起。安东尼梦想创建一个更庞大的“亚洲罗马帝国”。这场战役不但戳破了他的梦想，甚至使他与对手平分地中海世界的愿望也无法实现。历史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直线发展的。安东尼后来赢得一场大胜。他击败了亚美尼亚人，在亚历山大港和克利奥帕特拉举行了庆祝仪式。安东尼被宣布为活着的酒神狄奥尼索斯，而克利奥帕特拉则是“诸王的王后”和“最年轻的女神”。

屋大维迅速煽动起罗马人对这个自大狂的敌意：他向元老院宣读了安东尼的遗嘱。在遗嘱中，安东尼坚定地表示，他爱亚历山大港胜过罗马。元老院宣布向安东尼开战，元老们分成两派，各自拥护一方。罗马军团已经枕戈待旦。

一场战役的胜负就决定了屋大维与安东尼的命运。如果说这是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那么它确实没有什么戏剧性。这场海战爆发于公元前 31 年，地点是希腊以西的亚克兴海。克利奥帕特拉亲自统帅埃及舰队。但当她与安东尼深陷屋大维的封锁而谋求突围时，克利奥帕特拉由于恐慌率领舰队退出作战海域。随后，她返回了埃及。安东尼败局已定，他的军队因感染疟疾而实力大减。他的五层战船速度太慢，无法有效地撞击敌舰。他手下的一位将军叛逃到屋大维一方，告发了安东尼的秘密作战计划。无论如何，这是古典时代最后一场重要的海战，但这场海战在开始前就已经结束了。看到克利奥帕特拉离开战场后，马克·安东尼也率领战船随她而去。

此役之后，克利奥帕特拉和安东尼的霸业已注定失败。这对情侣尽情享受最后的狂欢时刻，而屋大维正在向亚历山大港进军。马克·安东尼自杀身亡，死在了爱人的脚边。克利奥帕特拉代表儿子恺撒里昂与屋大维进行谈判。当她知道屋大维准备在罗马的凯旋式上将自己游街示众时，克利奥帕特拉也决定以死来避免羞辱。在凯旋式上，恺撒曾将克利奥帕特拉的姐姐游街示众。不过，由于罗马民众都很同情这个埃及女人，恺撒并没有将她处死。后来，埃及艳后杀害了自己的姐姐，这绝不是富有浪漫色彩的壮烈之死。在凯旋式上，屋大维展示了一幅画。在画中，克利奥帕特拉被一条毒蛇咬死。可能是受到这幅画的影响，坊间出现了一种传说：有人将一条体型较小但却足以致命的毒蛇藏在一个无花果篮子中，偷偷拿给克利奥帕特拉。她将毒蛇放在胸口上，随后被蛇咬死。或者，她只是服用了一种致命的毒药。当时，她还不到 40 岁。克利奥帕特拉的死并没有挽救恺撒里昂，他在被捕后被处死。

罗马式和平

不仅克利奥帕特拉联合马克·安东尼的战略失败了，她最初的梦想——将埃及、希腊和罗马的世界合并，由一位“神王”进行统治——也破灭了。屋大维宣布自己是奥古斯都·恺撒。内战使罗马精疲力竭，屋大维则趁势缔造了长期的帝国式和平。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认为，随之而来的一段时光是人类史上的甜蜜期：

罗马帝国据有世上最富饶美好的区域，掌握人类最进步发达的文明。自古以来声名不坠而且纪律严明的勇士，防卫着疆域辽阔的边界。法律和习俗虽然温和，却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逐渐将各行省融合成为整体。享受太平岁月的居民尽情挥霍先人遗留的财富和荣光，共和体制的形象，从外表看来受到尊敬和推崇，国家主权似乎仍旧掌握在元老院手中。

他的著作（在 1776 年至 1788 年之间出版）以上述分析开篇，主要关注人类如此的甜蜜期为何会终结的问题。他将书命名为《罗马帝国衰亡史》。

吉本给出的答案是基督教的兴起，这一点我们即将谈到。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都不大敢将罗马世界崩溃的责任推给耶稣的门徒。在吉本的文字中，他又谈到了另一部分原因，即“自由宪制的意象”和“元老院似乎握有大权”。在公元前 27 年屋大维赢得最终的胜利之后，他恢复了形式上的共和政府的外在形式，但保留了尤利乌斯·恺撒曾拥有的权力。屋大维成为军事统帅、独裁官和官方宗教的领袖。他既是睿智的统治者，又是个幸运儿。在最初的一系列征伐后，屋大维将罗马的领土向北扩张至欧洲腹地，向南扩张至阿拉伯地区。他或多或少地抑制了罗马的扩张欲望，使其专注于城市复兴计划。我们今天所谓“罗马的荣耀”的大多数内容——如恢宏的建筑、整洁的道路、胜利者和睦相处，以及城市生活的富足——都源自奥古斯都缔造的和平环境。他的统治其实就是君主专制，只是披了一件共和制的外衣。很快，罗马就会理直气壮地换上帝国的华服。

这种政治体制的弱点是国家有可能落入疯子或暴君之手。在屋大维将权力传给自己的女婿提比略之后，罗马人将饱受疯子或暴君之苦，特别是奥古斯都家族的继承人们，其中包括疯子卡里古拉和残暴的尼禄。随之而来的是“四帝之年”，而粗鄙的税吏之子韦帕芗最终攫取了权力。在韦帕芗的儿子被谋杀后，一位元老院成员呼吁涅尔瓦回归旧传统，指定品行良善之人为皇位继承人。这一传统调和了政治与王权的矛盾，造就了一批睿智神武的皇帝。第一位这样的皇帝是图拉真，他建造了著名的拱门和石柱，征伐大军进抵波斯湾地区。随后是哈德良，他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长墙。

生活已然高枕无忧，以至于继任的皇帝——安东尼·庇护——在其执政的 25 年时间里从未离开过意大利。他从未走进罗马军团周围数百英里以内的地方。不过，在这个奢靡浮华的社会中，他却面临着“过度”的问题。安东尼·庇护曾举办过一场马戏庆典，由于表演的长颈鹿、大象、犀牛、鳄鱼和老虎花费得太多，他不得不用贬值货币的方式来冲抵这笔开销。随后即位的马可·奥勒留则是一位明君。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是他用斯多葛派观点来思考生命和责任。奥勒留的儿子很懦弱，不受欢迎，年纪轻轻就被人杀死，这预示着另一段充满纷争的时代的到来。

然而，这种帝国试验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成就。与许多后世的王朝一样，罗马帝国的大权最终旁落于军队手中，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各大军团喜欢长期驻扎在远离罗马的地方和新的国境线附近，如日耳曼、不列颠和北非。罗马统治阶层通过各地的精英人物来推行法治。最初，这些精英可能是不列颠人、高卢人、达契亚人或犹太人；但后来，他们逐渐认为自己至少部分是罗马人了。

在罗马帝国的长墙之内，新的生活方式逐渐繁荣起来，泛地中海地区的中产阶层应运而生。城里人——如工匠、商人、店主、法律人、教师和建筑师——积累了充足的财富，他们享受山珍海味、公共娱乐和设备齐全的私人住宅。在这个阶层之下和庞大的奴隶阶层之上是普通劳动者。这些人过着动荡的生活，但罗马城镇中的快餐小食、廉价酒水和各种娱乐活动（如彩票、赌博和杂耍表演）也使他们的生活有声有色。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今天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没有太大区别。尽管大多数生活在偏远村落的牧人或农夫可能对这些一无所知，但罗马的帝国权势还是为他们带来了物质实利。

连贯一致的信仰体系可以将民众紧紧凝聚在一起，给他们一套解释命运的说法，但罗马没有这样的信仰体系。即便出现了这样的宗教信仰，即吉本认为很棘手的基督教，可能也不会扼杀这种活力。尤利乌斯·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混淆了宗教和政治，认为它们都是美化权力的面纱，目的是获取民众的忠诚。如同后世的皇帝，恺撒将战利品和赏赐分给许多人，广施恩惠以取悦民众，但他无法激发人们的信念。在恺撒生活的世界，共和制已经瓦解，人们日益变得愤世嫉俗和贪婪，他们已经历过苏拉的短暂军事独裁统治。然而，还有一部分人希望罗马继续成为高尚、稳固的共和国。在恺撒的时代，理性、秩序和政治妥协尚能发挥作用。但在恺撒离开之后，这些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情况相似的中国

经过一系列残酷的战争，秦国占领了东方世界的核心地区。像恺撒一样，嬴政对个人权力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秦始皇的失败与尤利乌斯·恺撒有相似之处。嬴政驾崩后不久，帝国迅速陷入内战，群雄为争夺皇位相互征伐。与罗马内战相比，中国内战的惨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在这两个例子中，中央集权的帝国都崛起于动荡不安的乱局，为实现和平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否极泰来”和西欧的“放血疗法”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现象。尽管汉朝的统治者没有获得像“奥古斯都”这样的世界性头衔，但他们的成就完全可以与其媲美。

他们减少兵员和兵役，废除秦朝大部分严刑峻法，创建基于竞争的考选制度。据我们所知，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任人唯贤、运转高效的行政系统。确实，这是一项领先罗马世界的伟大创举。汉军使用的“弩”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训练有素的汉朝军队边行进，边发射这种半机械化的弩，就像后来使用毛瑟枪的欧洲军队那样。如果罗马军团和汉朝军队爆发战争，后者毫无疑问会取得胜利。与罗马一样，汉朝也从位于帝国边缘的部落征兵，加入帝国军队，即所谓的“以蛮制蛮”。事实证明，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汉帝国，这都是一个大隐患。

汉代中国的建筑大部分都是雕梁画栋的木质结构，艺术品则以绢画为主，因此鲜有上乘的佳作传世。或者说，汉朝的传世珍品远少于罗马。总体而言，与喜欢发牢骚和毁谤他人的罗马作家相比，汉朝的文学家更谨小慎微。不过，汉朝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

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独具匠心地划分出人类能源的消耗等级，以此说明各个社会的兴衰。从这个角度观察，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十分相似：与生活在冰河时期的祖先相比，两国民众消耗的能源总量都增加了 7~8 倍。汉朝时常苦于瘟疫流行，而这些疾病又通过商路传到了地中海地区。因此，在同时代的罗马世界，人们或许会抓挠来自中国的小虫子。他们也深受干旱和蛮族入侵之苦，但嬴政的中央集权体制使中国人取得很多成就。在和平时期，他们开凿新运河，修筑新驰道，传播灌溉的新理念，发展度量衡、法律和货币，这些都被人们广泛接受。汉帝国使中国变成了一个新世界。在充满杀戮的“战国时代”，这样一个世界几乎不可想象。

罗马帝国的发展道路也有相似之处。在鼎盛时期，罗马帝国的威仪和繁荣令人敬畏，希望构建一种永恒的西方新秩序。从苏格兰南部到北非。从葡萄牙到叙利亚，地中海世界出现了一张设计巧妙、精心维护的道路交通网。通过这张交通网，罗马公民能够以比先人更快的速度进行陆上旅行。而且，在铁路出现以前，罗马人的出行速度丝毫不落人后。毫不夸张地说，输水管、下水道、公共浴室和火炕供暖系统强化了“罗马式和平”。行政官员是可以被信赖的群体，尽管他们没有中国同行那么高效。随着周边部族逐渐被吸纳、驯服，罗马军团逐渐变成了异族的军团。

或许，很多人都会采纳爱德华·吉本的观点，认为这段最伟大的文明时期给当时的已知世界带来了和平，尽管像民主这样的事物正在消失，奴隶不断揭竿而起，远方的部落兵戈相向。然而，正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试图解释的那样，那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将会分崩离析、轰然坍塌。许多理论都尝试解释其中的原因。现在，我们需要探讨一个在 19 世纪不曾被提出的观点，那就是气候变化。更好地理解同时代中国的历史可以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解说更有说服力。在所谓的“罗马温暖期”，农业传播到了欧洲的北部和东部，增加了粮食产量。但在温暖期结束之后，也就是公元 200 年到 500 年之间，世界变得越来越冷。

气候突变不仅重创了农业，造成了特定时期的饥荒，而且迫使许多中亚部落迁徙到其他地区，否则只有死路一条。这些部落民族的流动性很强，他们的西迁迫使前一波迁徙者继续向西走，直至闯入罗马帝国境内。正如史料记载的那样，民族迁徙和贸易往来传播了不为人知的病毒，使人谈之色变的瘟疫在罗马世界大规模肆虐，威胁着公元 180 年以后的每一代人。3 世纪 50 年代是最糟糕的时期。当时，罗马每天都有数千人在垂死挣扎。18罗马世界要疲于应对饥饿和疾病，以及全副武装的绝望移民带来的挑战。汉代中国遭遇了同样的危机——农业歉收、瘟疫及游牧部落的不断侵扰，他们主要面对的是匈奴人。尽管汉代中国没有基督教狂热分子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但他们要面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汉帝国失去疆土的速度比罗马帝国更快。

他们的帝国都将分崩离析。在一段时期内，社会陷入半无政府状态，相互敌对的各派势力彼此残杀，都声称自己顺应天命。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帝王们都遭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农业歉收之苦，被外敌入侵和内部叛乱搞得心力交瘁。在中国，汉政权分裂成三个王国，即魏、吴、蜀。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北方逐渐沦陷，那些由游牧民族建立的不稳定的小政权开始取代汉人进行统治。尽管退居南方偏安一隅，但晋朝仍然声称天命所归，就像拜占庭声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那样。按照秦始皇嬴政最初的设想，中国应出现一个永恒的中央政权。之前，这个政权已经被汉帝国取代；而现在，它却成了一个梦想，一个希望。神圣罗马帝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梦想。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统治者可以重新实现梦想。

气候、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和政治活动等因素很难截然分开。研究者测量了冰核和湖泊沉淀物中的污染程度（这些污染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发现随着地中海文明和中国文明双双走向衰落，相关数值在公元 200 年以后出现了急剧下降。伊恩·莫里斯写道，公元 200 年以后，罗马世界的“牛骨、猪骨和羊骨变得越来越小、也越来越少，这揭示了生活水平的下降。到 3 世纪 20 年代，富裕市民建造的华丽房屋和纪念碑也越来越少”。19

在西方，古典时代的旧神祇逐渐式微，罗马公民转向了埃及教派，这些教派的信仰可以追溯到波斯时期的琐罗亚斯德教和希腊哲学的极端版本。此外，其中还掺杂了来自中东的新宗教观念。奥古斯都时期，社会环境比较稳定，借助所有道路和港口，这些信仰体系能够更快地传播到各地。其中一些信仰体系似乎将古老的宗教信条与佛教思想及印度教思想融合在了一起——即 2000 年前的“新时代”信仰。公共文化变得冷漠、脆弱和空洞。在中国，道教团体揭竿而起，“五斗米道”运动便是其中一例。起义者声称，腐败已经蔓延至宫廷。他们要求平分土地，重塑道德。

这些听起来都很熟悉。追寻人生意义的强烈愿望激发了中国民众对抗官府和自我牺牲的热情，西方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但是东西方的观念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它们将各自民众带往了不同方向。然而，有一种观念超越了其他观念，将会撼动整个罗马世界，而中华世界则丝毫未受影响。

我们再回头看一看一神教。在别过安东尼之后，克利奥帕特拉在回国途中拜访了一位当地的国王。后来，这位国王吹嘘说，克利奥帕特拉曾与他调情。这位国王就是希律。一位即将在犹太行省诞生的思想家的故事将会使他的统治在世界范围变得臭名昭著。

煽动者的胜利

即使最伟大的征服者也无法预见他们行动的后果。庞培曾征服一座希腊城市，将其纳入罗马的统治。这座名叫塔尔索斯的城市位于今天的土耳其。正是在那里，安东尼召见了克利奥帕特拉，继而被她的金色游船震撼。该城的居民都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其中一部分居民从事帐篷制造业，他们的生意欣欣向荣。在这些工匠中，有一部分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其中一个家族出自便雅悯支派。有一个名叫扫罗的小男孩就诞生在这个家族。扫罗就是后来的圣保罗，很多神学家认为他是基督教这个世界性宗教的实际奠基人。他向生活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人们传教，其中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

这个塔尔索斯城制作帐篷的工匠对人类的影响几乎无人能及。保罗生活的年代与耶稣大致相同，但他从未见过后者。在一封著名的书信中，保罗坦承自己曾是虔诚的犹太教徒，时常前往耶路撒冷学习摩西律法。保罗曾告诉加拉太人——当时他们刚刚建造了一座教堂——自己在早期狂热迫害基督徒的行为，以及“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基督教徒的第一次殉难，即司提反殉道事件发生时，他可能就在现场。司提反因为宣扬耶稣就是弥赛亚而被乱石砸死，此事发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数年之后。

保罗绝非空有一腔宗教热情，他曾是主张民粹主义的法利赛教派的一员，竭尽所能地围捕和摧毁当地的异端教派。尽管规模不大，但这个异端教派引发了众怒。保罗将地方信仰的小问题放大为一种全球性信仰和世界性运动。在推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他发挥了无人能及的作用。部分原因可能是：第一，保罗是罗马公民，能够在帝国境内自由走动；第二，保罗会讲希腊语，能够与受过教育的人轻松交流。最终，这场运动促使古代罗马世界走向终结，改变了西方世界。

在保罗的推动下，各地的基督教团体纷纷建立起来。他与这些团体保持着书信来往，这些书信是保存下来的最早一批基督教文献。一般认为，有 7 封书信确实出自保罗之手，它们大约完成于耶稣死后 20 年内。这些书信从侧面告知了我们有关保罗的个人信息，但我们关于其生平更多的了解源自他的朋友路加在《使徒行传》中的记述。在保罗死后 50 年，《使徒行传》才汇编成型。保罗和路加都是罗马的仰慕者，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招致了悲剧。在余波未平之际，他们完成了自己的著述。尽管两人都是犹太人，但他们都希望将耶稣的福音传讲给犹太同胞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及一切愿意倾听福音的人——使福音成为一道亮光照亮外邦人的心。一位圣经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保罗，那些拿撒勒人——人们对早期基督徒的称呼——“可能只是犹太人中的一个教派。他们只会局限在犹太教中，而不会试图建立一种新宗教”。20

下面这段故事广为人知：保罗从耶路撒冷前往大马士革，准备彻底根除拿撒勒人。此刻“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问是谁的声音，声音回答说：“我是耶稣……”21随即，他双目失明，被人带往城中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在大马士革的一座拿撒勒人的教堂，一位名叫亚拿尼亚的信徒帮他恢复了视力——尽管亚拿尼亚可能并不情愿这样做——并为他施洗，使他皈依新的信仰。保罗说道，被上帝拣选之后，他急忙赶往阿拉伯,考虑过全新的生活。此外，还有另一个版本。按照路加的说法，保罗留在了大马士革，跟随当地的信徒在那里学习基督教教义。

根据通常的说法，扫罗很可能患有某种癫痫病或幻想症，其道德极端主义的倾向使他突然从犹太教转向基督教。当然，信徒们说基督确曾向他显现。但是，这个制作帐篷的工匠和迫害基督徒的人确实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促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名字——改成了罗马式的名字“保罗”，还促使他将 12 年至 15 年的时间都投入到炽热的传教事业中去。保罗的足迹遍布中东各地，传教的热情永不止息，直到尼禄在一次宗教镇压中将其处以死刑。根据保罗的自述，他曾多次遭受鞭打，几近死亡。他还曾被人用石块袭击，遭遇海难，忍受饥渴和严寒，时刻处于异教徒和犹太人的威胁之中，匪徒和野兽也环伺左右，连“所谓的兄弟”和自然灾难也不放过他。很显然，保罗患有难以言明的恶性疾病，并时常被捕入狱。

保罗始终与过去的犹太教信仰保持良好的联系，但他总试图向犹太教徒解释为何基督的福音要超越他们的信仰，因而时常与犹太教徒陷入对抗。他给未受割礼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施洗，其中包括一位百夫长。由于犹太人的上帝具有唯一性和能动性，加之无视阶级差异的思想，信仰上帝的人越来越多。尽管是星星之火，但这种信仰还是传遍了整个古典世界。如今，这个上帝又多了一个属性：祂是世间每一个人的上帝。

基督教的传播适逢其时。在罗马大火和保罗被斩首（由于他是罗马公民，因而免受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的两年之后，犹太人爆发了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地点是恺撒利亚。宗教冲突和抗税斗争是事件的导火索。但在罗马军团出现在叛乱的城市之后，骚乱演变成大起义。罗马人野蛮地镇压了这场起义。经过长期围攻后，罗马军团于公元 70 年攻陷了耶路撒冷城。城中的居民要么被屠杀，要么被卖身为奴。希律王时代著名的第二圣殿毁于一旦，犹太人被迫散居世界各地，直至现代。由此看来，如果拿撒勒人只是以耶路撒冷为据点的犹太教的一个教派，他们的信仰恐怕早就被扼杀了。除宗教学者外，恐怕再无人知晓他们的信仰。在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个排斥犹太教的小团体。起初，这个团体是由耶稣的弟弟雅各领导的。在起义被镇压后，这个团体土崩瓦解，其信徒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非犹太人的“基督教”（这一字眼最早出现在安条克，在拉丁语中含有贬义）及时融入了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起初，基督教只是犹太教的一个叛逆的孩子。但正如保罗在著作中反复申述的那样：基督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与传统的犹太教进行区隔的。尽管命丧罗马人的屠刀之下，但保罗仍钦慕罗马帝国。他谨慎地选择了几座重要的罗马城市——如科林斯、安条克和腓利比——来传播耶稣的福音。在被当作囚犯押解到罗马之后，他或许还曾期待赢得罗马人的支持。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基督徒不是遭到处决，就是被流放。然而，罗马世俗权力与这种新兴宗教最终达成和解，这种可能性从很早的时候就露出端倪。耶稣既不像悖逆的犹太教领袖——他们自称虔信者，也不像起义（66—71 年）的领导者，他避开了世俗政治，声言恺撒的要交由恺撒管理。罗马的模范公民保罗也同意这一点。

保罗重新阐述了拿撒勒人耶稣的信条。此举影响深远，但也备受指责。有人指责他使基督教与世俗权力同流合污，还指责他厌弃女性、恐惧性爱和缺乏宽容。他的诗歌体现了伟大的仁爱精神：“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恶。”在局势几近失控的情况下，保罗试图将自己的观点推广到各个传统的团体。和追随自己的信徒一样，保罗也认为弥赛亚将会在荣耀中再次降临。这一天将会很快到来，就在他的有生之年。弥赛亚会拯救他的信徒，审判余下的人。信徒们要树立信心，不惜一切代价，全身心地为弥赛亚的降临做好准备。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丝毫不能懈怠。

上述关于爱的诗歌出自《哥林多前书》。在同一封书信中，保罗还对基督徒发出了告诫：“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上述言论表明，保罗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他脾气暴躁，行为专断。他试图使人相信，时间已经不多了。然而，他为人又很友善，严于律己，思想深刻。听起来，保罗就像是 20 世纪的革命者，周旋于各个团体和派系之间，努力使他们团结在一条“正确的”思想主线周围。他恩威并施，将地狱中的硫黄火湖与神的奇迹恩典结合在一起。那些改变信仰的人，总会变成狂热的强硬派，或者有着喜欢自吹自擂缺点的革命领袖，这很常见。

圣彼得是在罗马殉难的。他要求将自己倒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人们就不会将他的死与耶稣相提并论。保罗很可能是之后在罗马殉难的。保罗死后，基督教团体开始在帝国的首都发展壮大。当时恰逢宗教大混乱的时期。犹太教正在进行重组，基督教的各个派别也在整个古典世界展开竞争。学者迪尔梅德·麦卡洛赫曾指出，当时的罗马——曾经的反基督教中心——突然间变成了一座基督教城市，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在巴格达，这着实有些奇怪。其实，基督教本可以变成东方宗教，而不是西方宗教。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在埃及、叙利亚、犹太城市（如安条克、加沙和恺撒利亚）、今天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以及在罗马，基督教团体获得了蓬勃发展的良机。在这些地区，基督徒大多为外来移民。但在北非和希腊，基督教却很难扎根。尽管保罗曾帮助过以弗所人、哥林多人和帖撒罗尼加人，但这三地的基督教团体都没能延续下来。22由于都使用希腊语，在各地站稳脚跟的犹太人团体与新宗教的传播有很大关联，而宗教迫害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这听上去似乎自相矛盾，但在许多运动的初始阶段，镇压确实能推动运动的发展。从欧洲犹太人到新教徒，再到伊斯兰主义者，他们都曾遭到镇压。正如词源所暗示的那样，“镇压”一词既有“击退”的意思，也有“压在一起”的意思。因此，镇压强化了归属感和认同感。

线条和螺旋：另外四分之一个世界

大体上，上述内容已经涵盖了当时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中发生的故事：罗马世界有十分之一，汉代中国有四分之一，笈多王朝及后世的印度有四分之一，那么剩下的人呢？

美洲文明的出现比欧亚大陆晚了几千年，但其独立发展出的文明成果令世人钦佩不已。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有许多金字塔和神庙，即使埃及人也会由衷赞叹；尤卡坦半岛和危地马拉诞生了伟大的玛雅文明，创造出了复杂的文字系统和发达的历法体系。他们的历法依据星辰运转的规律，将世界划分为几个长时段。能与玛雅文明相提并论的古代文明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比它早了 2000 多年。

但由于没有轮子和欧亚大陆的很多动物，中美洲在总体上很难为世界文明贡献新观念。他们拥有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和雕塑家，但其宗教比大西洋地区的许多文明更嗜血，也更悲观。当西班牙人最终到来的时候，他们被阿兹特克人的大规模人祭震惊了。这种祭祀形式极其普遍，以致形成了一种新的战争形态。这种战争形态以俘虏敌军为基础，目的是为了在阿兹特克的祭坛上挖出他们的心脏。美洲文明没能产生媲美孔子或耶稣的思想观念，这种空白值得人们进行思考。

人们讨论过一种理论，认为动植物分布的差异导致美洲农业发展缓慢，使中美洲文化远远落于欧洲文化。另一种经常被提及的观点认为，这两个人类居住的陆地在地理形态上存在差异：欧亚板块从东向西延伸，环绕地球；而美洲板块是南北走向。与美洲板块相比，欧亚板块的气候差异相对较小，因而文化传播起来会比较容易。但很显然，上述原因肯定是不够的。在思想领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肯定也有黑暗面，但并没有像大西洋西岸那样，衍生出悲观厌世、血腥、暴力的宗教。尽管美洲文化比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落后”一两千年，但到 15 世纪初期，我们很期待看到堪比希腊的黄金时代或犹太教改革期的盛世。然而，美洲并没有出现任何盛世。

最近，人们对美洲的另外两个特性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两个特性对我们解释洲际差异很有帮助。其中一个特性与地质学有关，而不仅仅与地理学有关：美洲大陆的地质活动非常活跃，经常发生地震和火山爆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的板块构造有关。频繁应对自然灾害（包括太平洋的气候循环）有可能使人类产生更悲观的思想观念。唯有将自然灾害视为神怒，也就是神对人类的惩戒，这些现象才能获得解释，人的心灵才能得到慰藉。在人类历史上，那些可怖的神灵最青睐人这种高级祭品。最近，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彼得·沃森尖锐地指出：美洲人创作的是关于痛苦和死亡的狂欢剧，而不是欧洲人或印度人意义上的宗教。在创作过程中，美洲人可能使用了大量致幻剂和麻醉药。23

美洲人培植出了新的农作物，比如玉米、蕃茄、可可豆、马铃薯和南瓜，这是美洲文化为世界做的最大贡献。世界其他地区都渴望引入这些农作物，它们彻底改变了欧洲人和非洲人的饮食习惯。前罗马时代的凯尔特文化大部分都已经消失。从某种程度上说，发达帝国周边各民族的文化都与凯尔特文化大同小异。印度南部森林、非洲、俄罗斯草原和北美平原的部落群体都保留了萨满教和自然宗教的信仰，拥有精致的农耕技术。在一些地区，那里的人们还建造了小型的城市中心。

有些文明很幸运，由于石制建筑和书写文字而被后人铭记。但是，一些消失的王国或许更加有趣和瑰丽。成百上千种的语言、思想观念、艺术系统和宗教信仰都永远消失了。在许多地区，考古学家都在努力寻找各种证据挖掘那些被人们遗忘的民族。在罗马帝国和汉朝，有许多民族生活在历史的边缘。这类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任择一个进行仔细考察。然而，在这些边缘民族中，生活在南美洲西海岸的纳斯卡人最令人着迷。

当中国人正在修建长城抵御外敌之际，当罗马人正在忍耐一个又一个昏君之时，纳斯卡人正在修建一座有金字塔和广场的圣城——卡瓦奇古城。今天，这座城市的大部分看起来都像是沙漠和荒原中的小土堆。人们在其中发掘出一座核心金字塔，用混凝土和石膏将其“复原”，但修复的结果令人感到不快。当游览这一地区时，你会注意到遍布各处的小洞、人体骨骼和编织精美的衣物残片，以及砖红色的陶片。这些暴露的遗迹大概可以追溯到罗马人撤离不列颠之时。在不远处的一座墓葬中，纳斯卡人的遗体得到完好的保存，看上去就像一两周前才刚刚辞世。

秘鲁沿海平原的沙漠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之一，埋藏在这里的任何东西几乎都很难腐烂。但从发掘出的遗体和头骨来看，我们很难看出这些是人类的骸骨。世界各地的祭司都青睐奇怪的帽子和头饰，以使自己异于常人，纳斯卡的祭司也不例外。从孩童时代开始，他们的头颅就被紧紧地挤压在几块木板之间，骨骼被迫向上生长，最终形成了瘦长的头颅。这些人脑袋非常怪异，看起来就像外星人，或是蒙克的名作《呐喊》中的主人公。在生活中，纳斯卡的祭司如果不是令人恐惧的话，至少也会让人心生敬畏。24

同其他早期文明一样，纳斯卡文明的形成也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尽管沙漠非常干燥，但那里还有河谷，而且地下水也非常接近地表。即使是今天，在类似月球表面的极其干燥的沙漠与郁郁葱葱的地域之间仍存在过渡地带，这样的过渡地带存在于地球各地。这让人想起了尼罗河谷地和伊拉克南部。的确，与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一样，纳斯卡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与那两个文明相似的是，纳斯卡人也必须学会控制河水的流动方向，最大限度地用于灌溉。对他们来说，关键问题不是像埃及那样修建运河，也不是像美索不达米亚那样在田间修建水闸或者提升地表高度，而是修建地下水渠和过滤池。这些设施通过我们所知的“水眼”与地面连接。这些造型优美的“水眼”能确保地下水渠的清洁和水体的流动，使水源可用于饮用、洗浴、洗涤和灌溉。

与其他大河文明一样，纳斯卡的水利系统也需要统一指挥众人合作完成，而且其石料加工工艺也需要发展到一定水平。如同古埃及，这推动农耕文化向权力更集中、等级更森严的文化形态发展，产生了中心城市和祭司统治——祭司甚至亲自制作木乃伊和修建金字塔。因此，人们往往把纳斯卡人视作美洲的埃及人，只是他们出现的年代更晚，人口规模更小。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纳斯卡人的生活都很安逸。在这个沙漠中的绿洲地带，现代农民种植了棉花、鳄梨和芦苇，以及世界市场需要的其他农作物。玉米、番薯、花生、豆子、木薯、无峰驼肉、豚鼠肉和南瓜都是纳斯卡人的食物。

纳斯卡人用渔网和充气的兽皮筏子在海上捕鱼，驯养无峰驼运输货物。他们还生产出精美的棉织品。在辛苦劳作时，纳斯卡人使用可可叶提神。即使在今天，口嚼兴奋剂在南美洲仍颇为流行。但在文明初始阶段，他们是从仙人掌植物中提取迷幻药成分的。纳斯卡人会根据常规频率和标准音调制作出精致的陶制排箫和喇叭。他们将汉堡贝的壳视作珍宝，涂成惹眼的绯红色，用于装饰或交易。纳斯卡人的服饰包括长袍、斗篷、头巾和凉鞋。根据陶器上的记录，这个民族存续兴盛了数百年之久。他们大约从布匿战争初期兴起，一直延续到汪达尔人灭亡西罗马帝国时期。尽管纳斯卡人没有发展出（或没有必要发展出）像罗马人那般伟大的工程技术，但他们的水利系统和“水眼”确实是伟大的成就，其中一些设施直至今天仍在发挥作用。

从某些方面来说，纳斯卡文化非常有魅力。他们的陶器设计精巧，涂色艳丽。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陶器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可以通过现代学者的命名想象纳斯卡人的神灵及诸神的造物——花斑猫、神秘的收割者、可怕的鸟和神秘的扇头虎鲸。根据当时的陶像透露的信息，纳斯卡妇女会在外阴周围纹上虎鲸的图案，这可能是一种可怕的警示标志。纳斯卡人以沙漠画闻名于世，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在当地的博物馆中，纳斯卡人的木乃伊令人印象深刻，仿佛是在呼唤到访的参观者。

然而，纳斯卡人也很恐怖。与凯尔特人等古代民族一样，纳斯卡人也有人祭。他们将割下的头颅视为权力的来源。纳斯卡人会砍下受害者的头颅，然后在头颅上钻孔，用绳子穿过串在一起，而嘴唇则用仙人掌刺刺穿。在这一地区，这样的头颅比比皆是。在时间的冲刷下，他们的辫发和面部特征已变得模糊不清。近期，美利坚大学的研究团队的相关调查表明，这些头颅属于纳斯卡人，而不是战俘的。学者们对纳斯卡人的猎头习俗展开激烈争论，但毫无进展。在纳斯卡文化的晚期，这种习俗似乎演变成一种狂热。根据最新的推测，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被砍掉头颅。原因何在？

几乎在同一时期，其他变化也出现在了那些神秘的图案和线条中。搬开沙漠表层的红色石头，下面光亮的白色土壤就显露出来，纳斯卡人通过这种方式在沙漠中创作图案和线条。在早期，纳斯卡人的画作都有模式可循，代表性的形象包括鸟、猴子、鱼和蜂鸟，以及眼球突出的神秘生物。后来，这些线条被拉长，向不同方向延伸数英里，就像现代的机场。有些人认为，地上的这些线条肯定是由外星人所为，目的在于引导 UFO。当你从附近的山坡上观察时，这些图案看起来就像工程师用金属尺和铅笔刻画出来的，占地面积超过 190 平方英里。这些图案的用途是什么？它们是怎样被绘制出来的？从空中俯瞰，我们才能更好地观察这些图案。所以，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人们才注意到这些线条。曾经有人推测，纳斯卡人拥有某种充烟的气球，但这种理论现在已被推翻。

研究表明，这些线条和图像可能是纳斯卡人用彩色的线绳和棍子依照按比例放大的方法完成的。这种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25当今的科学家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这些线条可能与地下水的走向有关，也与为保护非常重要的含水层而举行的宗教仪式有关。但是，这一共识是基于一些大胆的假设。在后世的历史中，纳斯卡人既增加了人祭的数量，又画出了越来越长的线条。

一些东西正在改变他们的世界。

所有变化都与气候剧变吻合。公元 535 至 536 年是众所周知的“没有阳光的一年”。是年农作物歉收，天空一片黑暗。这可能是受火山喷发或陨石坠落的影响，其结果是毁灭性的。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世界各地经常大雨倾盆。公元 500 年，全球出现过一次厄尔尼诺现象，太平洋沿岸的气候极大地恶化，引发了洪水和农作物减产。此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生大型自然灾害——地球板块相互挤压引发的地震和海啸，还有超大型火山喷发和陨石撞击。对此，没有任何社会能找到救世良方，而历史经验也无能为力。

500 年发生的厄尔尼诺现象、535 年爆发的全球性灾难和绵延不绝的暴雨非常具有破坏性，但并没有毁灭纳斯卡人。尽管随后发生了干旱，但之前的大雨很可能已贮满了所有重要的地下水渠。剑桥大学研究团队的研究表明，纳斯卡人灭亡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砍光了当地特有的胡阿兰戈树。26这些树木不仅能遮阴，提供燃料和建筑材料，同时也用庞大的根系固定住了冲积平原——胡阿兰戈树森林是美洲至今最大的根系。它们发挥了固氮的作用，提高了土壤肥力，被人们视为这一地区的“重点生态物种”。一旦砍光森林，人们在清理出来的土地上改种棉花和玉米后，太平洋带来的洪水使这片奇特的绿洲谷地饱受摧残。洪水不仅摧毁了村庄和田地，还摧毁了数世纪以来人类勤勉劳作发展起来的文化。

纳斯卡人的宗教充斥着祭祀的人头、细长头颅的祭司、蜂鸟、猴子和笔直的线条，而对人类犯下的致命错误不着一言。纳斯卡人是人类认知局限的牺牲者。一直以来，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土著人”更了解自然界，但事实绝非如此。纳斯卡人掌握了错误的信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们本该为大量砍伐树木担忧，而不是忙于砍掉更多的人头。他们的行为可以代表其他许多早期文明，那些文明根本没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相反，他们毁掉了自己的环境，而从未试图进行改善。

基督教徒的胜利

基督教徒从犹太人的思想中吸收了有关殉道的观念，但极大地扩展了这一观念。据记载，大批早期基督教徒曾主动牺牲，这迫使举棋不定的罗马官员坚持严惩基督教徒。在罗马帝国境内，这就意味着以痛苦和羞辱的方式死去。基督教徒被野兽撕裂以取悦大众的场景绝不仅仅是后世想象力超群的画家或者电影制片人凭空杜撰的。早期的圣徒对种种可怕的死刑方式做了极为详细的记载，比如烤炙、剥皮、开膛破肚和火烧。罗马法比很多法律都显得更公正，但其刑罚方式是为公开施行而设计的，以达到威慑的效果。我们无须怀疑基督教徒、刑事犯和叛变的军人最终会有这样的恐怖结局。

一份罕见的古代文献记录了一名早期殉道者最终“受难”时的真实言行。人们发现了这份文献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版本，其中的主人公是佩尔佩图阿及其怀孕的女奴费里希塔丝。佩尔佩图阿是一位 22 岁的女性，出自迦太基的一个富裕家庭，公元 203 年被人杀害。她们因接受这种新宗教的宣导而被捕，并且拒绝放弃信仰。当她们与一些男信徒一同被捕入狱时，佩尔佩图阿还在哺乳她的男婴。这份古代文献的可信度很高，它可能是佩尔佩图阿亲笔所写，也可能是她口述给那些获准探监的基督教徒的。在整个古典时代，这份文献一直保存在希腊的修道院，很可能是有关基督教妇女最早的一手材料。

被拖进地牢后，佩尔佩图阿写道，“我非常害怕，从未感受过如此的黑暗。噢，真是可怕的一天！噢，在拥挤的人群面前，士兵用酷热使我休克！我开始为孩子担心，这使我非常痛苦”。她的父亲再三劝说她改变信仰，但均未成功，而她的丈夫似乎一早就抛弃了她。在监狱中，佩尔佩图阿看到许多幻象，有天堂和金光闪闪的天梯，似乎还有因癌症而去世的哥哥。在幻象中，她的哥哥已经痊愈。27她梦到自己与毒蛇搏斗，与暴怒的埃及人搏斗，而这些都与撒旦有关。她的女仆费里希塔丝也一心殉道，竟然祈求孩子能够在行刑前出生，因为孕妇会暂缓行刑。

她们的殉道之日一直被拖到了皇帝生日那天。费里希塔丝的祈祷应验了，她的孩子提早降生，并被人收养。当这位母亲的乳头还滴有乳汁的时候，佩尔佩图阿和她的女仆就被剥光衣服接受鞭笞。随后，她们被浑身缠着网带到了竞技场。男性殉道者会遭到豹子、熊和野猪的攻击，而女性殉道者则要面对发怒的奶牛，直至最后被角斗士所杀。一位目睹这场屠杀的匿名观众说，尽管忍受着剑伤的疼痛，但佩尔佩图阿还是帮助那个紧张不安的年轻角斗士完成了工作——了结她的性命。“她将角斗士颤抖的右手放在自己的喉咙上”，引颈而死。我们不难猜测，观众中肯定有她心如刀绞的异教徒父亲，还有一些亲友和基督教的支持者们。

殉道者们似乎是自求一死，成全自己的信仰。他们通过罗马的法律体系达到了目的，在基督教团体中赢得了声誉。这些人相信，他们激动人心的故事将被后世的宗教领袖（如主教）广为传颂。罗马人会不定期地迫害基督教徒，每次迫害之间通常要隔上很长时间。而且，帝国各地的迫害程度也有所不同。在一些地区，当地人非常痛恨基督教徒，要求当局严惩他们。例如，有证据表明，高卢的基督教徒主要是外来移民，多为来此寻找生计的工匠，因而受到当地人的厌恶，这促进了他们的死亡。在另一些地区，大多数基督教徒会遭遇孤立。每当出现全国性的宗教迫害时，他们可能会失去工作，圣书也可能被焚毁，但通常不会发生更恶劣的事件。

迫害没有起作用，基督教团体继续发展壮大。但据推测，到公元 300 年，仅有大约十分之一的罗马人改宗基督教。大多数人依然固守从前的宗教，但基督教受到的挑战并未因此而减少。基督教徒注定无法轻易融入罗马世界。他们拒绝参加敬拜皇帝的仪式，罗马人的古老宗教信仰使他们既不能入伍从军，也不可能在政府中任职。他们拒绝在公共浴池中洗浴，对周围的人来说，这个举动很不受欢迎。在宗教仪式背后，基督教徒刻意保持教义的神秘性，尤其是圣餐礼。因此，关于如何举行圣餐礼的可怕流言四处散布。基督教徒还会用自己的信条去对抗犹太人的信条。有时，他们甚至会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发生争执和骚乱。因此，他们会成为一场可怕的城市大火或一场抗议活动的临时替罪羔羊，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基督教既提供了一套道德律例，也提供了一套关于个人救赎的学说，使全知全能的神与每个信徒都建立直接的关系。只要你愿意成为基督教徒，神就向你敞开大门，不分民族、种族、部落或阶层。由于古代世界的人们对献祭的观念很熟悉（无论是用人还是动物献祭），耶稣的自我牺牲——接受惩罚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因此就并不显得很怪异。当时，疯癫狂躁的皇帝们正折磨着罗马世界，饥荒时有发生，富豪与平民出现严重的分化。因此，基督教教义中有关大灾难即将来临、时间将会终结的观念可能很有吸引力。姑且不论宗教迫害，基督教大量吸引信徒的时刻恰是天灾人祸导致社会纷争和饥荒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罗马的众多城市正忙于修建新的城墙（通常为了保护富人），农田正在撂荒。

迫害基督徒的皇帝们不只是虐待狂，他们还想重现奥古斯都时代的辉煌，试图让时间倒流。戴克里先可能是奴隶之子。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泛滥的宗教仪式和缺乏爱国心的异教组织都是社会混乱的例证，因而需要连根拔起。戴克里先是个臭名昭著的迫害者，后世的基督教作家对他口诛笔伐。但是，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改革家：从公元 285 年起，他将罗马帝国分置于两个皇帝的统治之下（他是其中之一），两个皇帝都被称为奥古斯都。然后，他还设置了两个级别稍低的统治者，被人们称为恺撒。与此同时，他还极大地完善了征税体系。戴克里先击退了入侵的外敌，切实恢复了法律和秩序。然而，正是由于他迫害基督教徒，分裂罗马的统治机构，才催生了基督教早期历史上怪异之极的人物。这个人在约克而非罗马自称皇帝。

后世记忆中的君士坦丁大帝是改宗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他保护并发展了基督教，最终将其定为国教。从这个转折点开始，基督教会日益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权力机构。教会以帝国的旧都为基地，教皇们与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们”携手并进。基督教改变了罗马，罗马也改变了基督教。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君士坦丁起到了核心作用。数百年来，基督教会一直颂扬他的美名，称他是最伟大的领袖和道德楷模。而且，至少在东正教会中，他还被称为圣徒。然而，今天的一些基督教徒指责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信仰来巩固帝国权力，认为他将宗教政治化，并抽掉了其中关于革命和救赎的教义。

佩尔佩图阿会做何感想呢？

君士坦丁无疑是一位非常怪异的圣徒。在其军人父亲君士坦提乌斯于 306 年突然去世后，君士坦丁凭借驻扎在约克的军队掌控了政权。他宣布自己是戴克里先指定的四帝之一，统辖范围包括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并在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今属德国）建立了政权。随后，他入侵意大利。经过一场血战，君士坦丁最终从竞争者马克森提乌斯手中夺得罗马城。后来，他曾向教会作家尤西比乌斯讲述，在击败马克森提乌斯之前，他看到空中显现出一个十字架，紧接着听到一句话：“凭此异象你将得胜。”他命令军队将耶稣的标志——一个希腊字母组合——画在他的盾牌和旗帜上。这是和平的基督、天国的基督第一次与一场战争的结局发生联系。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此之前，君士坦丁曾将自己与阿波罗——即“战无不胜的太阳神”——联系起来，他的军队也群起效仿；他在罗马城建造的凯旋门是献给太阳神的，而不是献给基督的。

313 年，君士坦丁与在东方共治的皇帝李锡尼联合发布了“米兰敕令”，结束了对各种宗教的迫害。但是，敕令并非只针对基督教，而是泛指各种“宗教崇拜”。君士坦丁似乎接受了一种笼统的一神论观念，但他也没有排除其他选择。从 324 年至 325 年，他终于将矛头指向了李锡尼及其东部帝国，最终战而胜之。这一回他又使用了基督教的符号。此时，他已完全沉浸在政治杀戮的狂欢中。他杀害了李锡尼及其年仅 10 岁的儿子，这个孩子也是君士坦丁唯一的外甥。当时有一些谣言，说他的私生子克里斯普斯——当时已升任执政官——与自己的妻子弗斯塔有染。后来，这两个人相继死去。人们对具体发生了什么争论颇多。不过，原始史料表明，克里斯普斯死于中毒，而弗斯塔则是在浴室中溺亡。

有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克里斯普斯实际上是自杀的，而身怀六甲的弗斯塔本打算在热水中让孩子流产。28但是，其他人仍坚持认为这是政治谋杀。让克里斯普斯死于冰冷、让弗斯塔死于滚烫都是君士坦丁下的命令。无论如何，这都让人联想到秦朝的宫廷生活，并不是模范的基督徒统治者的所作所为。330 年，君士坦丁大帝为重获统一的帝国选定了远离罗马的新首都——拜占庭。拜占庭是一座位于希腊的异教小城，君士坦丁用异教神祇的雕像装饰了这座城市。

君士坦丁大帝很看重教会，特别是主教们。在整个东地中海世界，他们已成为权威人物。当某座城镇的帝国官员出缺时，主教们通常负责维护当地秩序。在教会内部，有关基督属性的分歧引发了剑拔弩张的争论，主教们相互攻击，例如所谓的“阿里乌斯教派”。在这种情况下，君士坦丁被推向了教会事务的风口浪尖。为化解争端，他于 325 年召集各对立派别举行了宗教会议，即尼西亚大公会议。君士坦丁迫使与会代表达成妥协，通过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

作为皇帝的君士坦丁视自己为秩序的创建者。如有必要，他也会创建基督教会的秩序。在他看来，教会应团结、统一，就像帝国那样。君士坦丁实施了庞大的建筑工程。在罗马圣彼得可能的埋骨之地、在耶路撒冷耶稣可能的埋葬洞穴，他都修建了教堂。作为回报，336 年，他的传记作者尤西比乌斯当面告知他已获得“天国权威”的护持，其政府拥有了“神圣的根源”，成为“上帝的君主国”。君士坦丁从耶稣那里获得的不是谦卑和慈爱，而是权力。在“世世代代的皇帝中，唯他不可抵抗，唯他不可征服，他是唯一的胜利者”。29

这话听起来很像颂词。像这样的颂词，连身为异教徒的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都会欣然接受。佩尔佩图阿及其他成百上千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付出生命的吗？也许，这就是君士坦丁一直想达成的交易。是“战无不胜的太阳神”？还是耶稣基督？其实都不重要，只要能够维持帝国的权力和团结就好。君士坦丁可能觉得自己找到了化解由皇帝和殉道者以及由耶稣、保罗、恺撒和庞培留给西方社会的一道未解之谜，即找到了终结精神渴望与世俗权力相争的办法。

当然，君士坦丁未能如意。随着教徒数量的大幅攀升，基督教徒的安全日益获得保障，改宗甚至变成有利可图的事。随着教会在地中海世界发展壮大，其所作所为也使它越来越像世俗化的强权了。教会会发生分裂和内斗，也会唆使国王和皇帝为它而战，甚至会以罗马式的残忍迫害对手。在此之后，基督教会将面对一个更大的危险——一种新型宗教。这种宗教也建基于犹太人的故事，他们依靠武力以雷霆之势从沙漠中崛起。

宗教闪电战

全世界都记住了这样的画面，久久难忘：成千上万的贝都因战士骑在骆驼背上，从阿拉伯荒芜颓败的沙漠中突然冲杀出来。他们举着闪闪发亮的弯刀，侵袭毫无戒备的富庶城镇。这些城镇都曾在罗马帝国晚期和波斯帝国时期繁盛一时。伟大的城市——如开罗、亚历山大港、耶路撒冷、泰西封和阿卡——纷纷倾覆，胜利者吹响了号角，如同雷声，直升云霄。倘若不是伊斯兰军队于 717 年进攻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时受到挫折的话，整个欧洲或许将遍布清真寺和尖塔，而不是教堂和钟楼。如果这样的话，伊斯兰势力不仅可以瓦解波斯帝国，还可以改变中国。倘若切断西方基督教与亚洲更具神秘传统的基督教之间的联系，西方社会也会变得面目全非。所有这些都与一个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中年商人密不可分。他在山洞中获得神启，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然而，这个故事的大部分情节都不甚准确。首先，伊斯兰教崛起的古代阿拉伯地区并非不毛之地。在史前时代，也就是在大约公元前 8000 年到大约公元前 4000 年之间，这里是郁郁葱葱的肥沃之地。人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动物的残骸，如犀牛、长颈鹿、野猪和鳄鱼等。这说明那里曾是某些非洲部落的狩猎佳地，他们在那里留下了一些岩壁艺术。干旱期使北方出现了大片沙漠，这片“空旷之地”一直延伸到叙利亚。但在沿海地区，尤其是南方的沿海地区，土地仍很肥沃。在伊斯兰时代到来之前，一系列复杂的文明社会已经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了很长时间。在东部地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海湾国家和阿曼，有一个叫迪尔穆恩的国家。其优良的港口将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谷文明与地中海地区联结在一起，各地之间的贸易商品包括羊毛、铜和谷物。

在古代世界，人们都知道阿拉伯福地是片繁荣富庶的地区。后来，在亚述、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统治下，这一地区逐渐衰落。亚历山大大帝非常渴望占领阿拉伯土地。这片财富充盈的土地极具吸引力，那里出产没药、乳香和肉桂等珍贵物产。然而，亚历山大突然去世，尚未从这片土地获利。在广袤的阿拉伯半岛南部曾出现一系列强大的王国，其中一些王国可以溯源至挪亚的儿子闪。在这些王国之中，最有名的是塞巴王国，特别是在示巴女王统治时期。多亏了《圣经》的记载，我们才能对这个国家略知一二。后来，塞巴王国被希米叶尔王国征服。如果以地中海为中心看待历史的话，这些王国都处于文明的边缘。但事实上，这些国家不但富庶，而且延续了很长时间。塞巴王国存在了大约 1000 年，奥古斯都派遣的罗马军队都曾铩羽而归。塞巴王国修建了复杂的水利系统，其中包括庞大的地下排水设施，有一些设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除此之外，他们还修建了一座大坝——即马利卜大坝。这座水坝不但能储蓄季风带来的降水，还能灌溉农田。

塞巴王国国富民安达数世纪之久。大约公元前 570 年，在希米叶尔王国的侵袭下，塞巴王国土崩瓦解。这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潮，人们纷纷从阿拉伯半岛南部迁徙到北部。在此之前，塞巴人以经营香料和油类贸易闻名于世，他们的农业也被描述为“花园天堂”。《圣经》记载了有关示巴女王的传说（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这一地区有女主统治的传统）。据说，她曾率领一只庞大的骆驼商队，携带大量黄金、香料和宝石拜访了所罗门王。这个故事可能是有关这一富庶国度的民间记忆。《圣经》中示巴女王的统治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950 年，但确切的信息也许并不重要。然而，确实有一座宏大的“月神庙”存在，位于今天也门的玛胡姆别尔基斯。这里是“别尔基斯的神圣辖区”，而“别尔基斯”是示巴女王的别名。这座神庙占地约 1.2 万平方码。尽管只发掘了部分区域，但人们已经发现一幅撩人心弦的壁画碎片、一个光洁雪白的女性头像和一些美丽的石灰石雕像，以及巨大的柱子和精美的石雕。直到公元 7 世纪，朝圣者仍然络绎不绝。

这些盛极而衰的文明对穆罕默德生长于斯的阿拉伯地区非常重要。因缺水而迁徙的移民创建了许多人口稠密的绿洲城镇，沿海地区则形成了商业城镇和渔业城镇。穆罕默德将会在这些地方生活，宣讲他的信仰。居住在沿海城市和南部城市、从事商业和农业的阿拉伯人与生活在沙漠地区的部落民众差异很大。沙漠部落以放牧骆驼、山羊和绵羊为生，不断向北方发展。他们利用骆驼（阿拉伯人的骆驼由一种小型的骆驼科动物进化而来。在史前时代，这种骆驼科动物从美洲迁徙到亚洲）在各个绿洲之间穿行，这是其他人无法效仿的。在东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和波斯人发现，他们不得不利用缓冲国来遏制阿拉伯人的突袭。这些缓冲国由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组成，他们维护了地区之间的和平。真正生活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以其紧密的部落联系闻名于世。对生存而言，部落之间的紧密联系至关重要。他们有关战争的诗歌与荷马史诗的部分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几乎没有有关穆罕默德的生平的直接记载。汤姆·霍兰德曾在近期指出，原因可能是许多相关内容都已经被人为删除。在大约两个世纪中，人们一直在搜集穆罕默德的故事和言语，汇编成《圣训集》。但实际上，7 世纪初期一系列伟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时的文献资料都已经遗失。霍兰德说：

我们所掌握的公元 800 年前的文字证据要么是一些毫无价值的碎片，要么是一些朦胧幻象的节录……阿拉伯战士肢解了古代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但他们的声音、他们儿子的声音和他们孙子的声音最终都消失在历史中，更不用说他们的女儿和孙女的声音了。无论是书信、演讲，还是日记都已经不存在了……30

大约从先知时代开始，基督教徒的著作中就有一些关于这位阿拉伯领袖的零散记载，几乎没有人怀疑过他的存在，但我们仍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就目前所知，公元 622 年，穆罕默德与本部族古莱什部族的长老们在麦加发生决裂。穆罕默德声称，他从唯一真神那里获得了新启示，但这一说法遭到长老们的反对。之后，穆罕默德带领他的追随者一路向北，艰苦跋涉到达一个更友好的绿洲城市叶斯里卜。后来，这座城市更名为麦地那。在那里，穆罕默德继续将真主的教导传达给其他人。起初，穆罕默德曾独自在山洞中祈祷，接受了真主的教诲。他将真主的话记录下来，这些来自阿拉的教诲后来成了《古兰经》。毫无疑问，在麦地那，穆罕默德也会传达真主定下的准则，他的追随者会按照这些准则去生活。这些准则包括女性的社会角色、贸易中的诚信问题（穆罕默德是商人）和正确的战争观等许多内容。他似乎保留了很多阿拉伯部落的传统习俗，这也是为了赢得更多信徒。倘若如此，正是“灵活性”塑造了穆斯林的家庭规范和着装规范。在今天，这些规范一直饱受争议。在麦地那，穆罕默德开始在阿拉伯世界商队往来道路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他对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即其他的“圣书子民”——仍很友善。

穆罕默德将生活在沿海地区较为富裕的阿拉伯人与生活在沙漠地区的贝都因人团结在一起，这在当地尚属首次。这种团结正是伊斯兰教迅速崛起的秘诀之一。大约在同一时代，发生过一次人口大爆炸。一旦这些以劫掠为生、相互敌对的沙漠部落接受了穆罕默德的权威，他们就会将信仰传递给那些尚未皈依的人。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传播速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阿拉伯军队挺进了许多人烟稀少的地区。对于他们而言，伊斯兰教的传播恰逢其时。除扩张外，其他任何进程都可能使阿拉伯半岛陷入崩溃和内战。31或许有人会认为，阿拉伯人是完全边缘化的游牧民族。他们突然发生转型，进入了文明社会。这是一个误解。在伊斯兰教产生很久之前，阿拉伯人就认为自己不但文明开化，而且举足轻重。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阿拉伯人攻击了一个和平而团结的基督教世界。他们的第一波攻击仅仅是想在阿拉伯世界传播伊斯兰教。在早期，最引人注目的受害者是波斯的萨珊王朝。萨珊人曾与罗马人共存了 400 年之久，他们的帝国尊崇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各种教派，并与中国和印度保持着密切联系。萨珊王朝代表了波斯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然而，他们与拜占庭人旷日持久的战争耗尽了国力。当阿拉伯人于 632 年发起进攻时，他们正处在一个年幼国王的昏庸统治之下，经济严重衰退。在当时，叙利亚和“圣地”才刚刚从瘟疫和战争中恢复过来。那里曾遭遇了一场灾难性的大疫病，导致城镇村庄人口减少，田地荒芜。此前不久，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利乌斯终于赢得了对萨珊人的重大胜利，将他们逐出占据了 20 年之久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并将萨珊人归还的“真十字架”带回耶路撒冷。之后，他试图将拜占庭的基督教正统教义强加给这一地区。但是，这一地区的敌对势力非常强大。

因而，当伊斯兰军队到来之时，他们攻击的是正从疫病和战乱中恢复元气的土地。几十年前，这一地区还能体现罗马基督教世界的自信或是波斯世界的自信。但现在，这些自信已经荡然无存。尽管先知的军队使用了骆驼，但是在战斗中马似乎更重要。在交战时，他们使用了从印度引进的传统直刀，而不是用弯刀。

这可以解释早期伊斯兰教取得重大军事胜利的原因吗？答案是否定的。上述内容只是对最简化的历史事实做了一些有益的修正。尽管如此，伊斯兰教的胜利仍是一个惊世骇俗的故事。在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人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摧毁了萨珊帝国。占领了包括古代埃及文明在内的整个北非海岸，占领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现在的土耳其，几乎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或许，日期比言辞更能说明问题：公元 637 年，叙利亚沦陷；638 年，耶路撒冷失守；639 年，攻占美索不达米亚；642 年，占领埃及。同时，塞浦路斯和迦太基也遭受了大规模的进攻。在东方，阿拉伯人于 664 年占领了喀布尔，在大约 710 年占领了印度北部地区。那时，他们已经闯入西班牙，结束了西哥特王国在那里的统治。732 年，他们的扩张达到极限，伊斯兰军队进入了法兰西中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顽强抵抗，不得不铩羽而归。自此之后，地中海地区、中东和欧洲再也无法像罗马人曾期盼的那样统一如初了。它再也不可能成为“西方的中华帝国”，因为宗教已经将其撕扯得四分五裂。

毫无疑问，这一事实会让穆罕默德感到失望。因为，他相信他的启示是为所有民族和所有有信仰的人准备的。鲜有思想观念能有如此巨大的有形冲击力。让所有人都信奉唯一真主，让所有人都听从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这是一个简洁明了的信条。但是，正是这个信条推动了那些令人惊讶的征服。这与更高明的军事技术或战术无关，也与拥有特殊财富和人才无关。与古典时代晚期的军队相比，伊斯兰征服者们的“部落”武装在规模上并不大。他们的一神教剥离了犹太教的排他性和基督教的谦卑性，而且从一开始就利用武装反对异教徒。伊斯兰教给入侵和扩张赋予了宗教含义。这一次，帝国是由信徒自愿组成的，而不是由某位皇帝强加的。这是一次群众运动，而不是由宗教领袖和军事将领指挥的区域运动，其推动力是一种新的归属感。

尽管历史学家对穆罕默德知之甚少，但他肯定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与大多数宗教先驱一样，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当初人们如何看待穆罕默德。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可用来说明个人贡献的差异。穆罕默德改变了世界，他的影响力超越了亚历山大和恺撒。到目前为止，鲜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可能只有嬴政和圣保罗。但作为一个宗教人物，耶稣赢得了更多的信徒——今天，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基督教徒，有大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是穆斯林。当亚洲人和北非人改信伊斯兰教的时候，基督教传教士正在向北进发，进入今天的德国、法国和英国。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基督教是很多领袖合力的成果。当初，耶稣也只是在向犹太人布道，而不是在罗马和西方地区传教。

就像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会发生分裂，也会被权力和政治这样的世俗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当然，在不同的占领区，伊斯兰教的形态也不尽相同。与基督教相似，伊斯兰教既有过思想活跃的进步期，也有过浑浑噩噩的衰退期。起初，伊斯兰教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一个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宗教。而且，第一个呼吁穆斯林去祈祷的人名叫比拉勒，他以前曾是黑奴。然而，伊斯兰社会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拥有奴隶和进行奴隶贸易的社会。最初，穆斯林声称自己单纯而团结，但围绕谁应该继承领导权的问题他们分裂成两个剑拔弩张的派系。大部分逊尼派穆斯林支持阿布·伯克尔，此人是穆罕默德最亲密的追随者之一，也是他的岳父；而什叶派穆斯林则支持阿里，即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即便到了今天，这两个伊斯兰教派仍然互生嫌隙。

伊斯兰教为世界带来的改变为本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结论。自罗马帝国兴起和中国统一以来，最大的难题就是世俗政权和新兴的大众宗教该如何共存。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这些帝国的组织性都更强，疆域都更大。但是，除武力和安全外，它们没能提供更多东西。上层统治危机、气候变化、经济衰退和战争失败都曾重创这些帝国。任何一位领导人——甚至是恺撒和奥古斯都——都不能将自己变成一场成功的宗教运动的核心。对大多数民众来说，忠诚和归附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而不是情感问题。

相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伦理观念和思想观念都来自社会边缘人群。例如，身处帝国边陲、喜欢争吵的犹太人；印度北方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佛陀的追随者；生活在罗马帝国边缘的基督徒；以及南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一些统治者只想简单镇压那些棘手的宗教运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已司空见惯。但其他人，如君士坦丁，则试图对其进行全面控制。

但最终，只有伊斯兰教认为世俗权力和宗教信仰应该成为一件事。剑是强大的，这是一个旧观念；道是强大的，这是一个新观念。然而，在历经一个世纪急剧的崩溃和变革之后，事实最终证明，那个用剑武装起来的道才是无往不胜的。